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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实味与鲁迅本来是有机会见面的。从1929年到1935年，除了到辽宁和山东任教一年半，其他时间，王实味都住在上海。跟鲁迅同住一座城市，见面应非难事，但他却似乎从未拜访过鲁迅。个中原因，大概与他寄稿子给鲁迅有关。

    1928年，23岁的王实味创作了技巧稚拙的短篇小说《陈老四的故事》。他写了一封信，连同小说稿，一并从南京寄给了住在上海的鲁迅。10月19日，鲁迅回信给他，并“寄还王实味小说稿”。可惜的是，这一来一往的两封信，皆已无存。王实味向鲁迅表达了怎样的意思，鲁迅对王实味的作品又有怎样的看法，我们都已无从得知。可以推测的是，鲁迅的退稿，对极度敏感自尊的王实味来讲，无论如何都是一件不愉快的事情。可能正是这件事情，成了他与鲁迅会面的障碍。

    但寄信和小说稿给鲁迅，说明王实味对鲁迅还是景仰和信任的。他心悦诚服地接受鲁迅的启蒙精神，心悦诚服地接受鲁迅的文学理念。在文学观念和杂文写作方面，鲁迅无疑是对他影响最大的人。王实味的杂文写作，从体式到思想，都与鲁迅的经验资源，有着深刻而密切的关联，——可以说，没有鲁迅杂文的种子，就没有王实味杂文的花果。

    王实味试图用鲁迅风格的杂文，来表达他对延安现实生活的观察和思考。1942年二三月间，王实味写出了《野百合花》。他用“野百合”这一意象，来表达对牺牲了的“李芬同志”的赞美，来象征自己杂文的性质和功效——“味虽略带苦涩”，但“却有更大的药用价值”。在这篇杂文作品里，他批评“我们的生活里”缺少爱和同情；鼓励青年人勇敢地批评生活：“青年的可贵，在于他们纯洁，敏感，热情，勇敢，他们充满着生命的新锐的力。别人没有感觉的黑暗，他们先感觉；别人没有看到的肮脏，他们先看到，别人不愿说不敢说的话，他们大胆地说”，只有这样，才能“把这‘丑恶和冷淡’减至最小程度”；他对那种面对问题，闭起眼睛来文过饰非的态度非常反感，尖锐地批评了那些把“黑暗”视为“必然性”与“小事情”的观点；他说自己并非“平均主义者”，但是，他认为“衣分三色，食分五等”的过于严格和形式化的等级制，是不合理的，并为之“不安”。

    其实，他所批评的现象，诸如穿衣方面的区别对待和伙食方面的等级差别，在中国别的地方，在以往别的时候，也都免不了会存在，实在无须大惊小怪的。中国正统文化的核心便是“礼教”，而“礼教”的本质就是等级秩序。至于人与人之间的人格平等、权利平等和机会平等，对中国人来讲，实在是一件很费解的事情：阿Q与赵太爷怎么可能是平等的呢？只有到了旧的生活出了乱子，老样子难以维持下去的时候，我们才会喊喊“等贵贱，均贫富”的口号，一旦天下平定，四海靖晏，那么，叔孙通这样的“知当世之要务”的人，就会应运而生，重新定礼乐，别贵贱，使天下之人，循规蹈矩，“无敢喧哗失礼者”。而“礼教”规约下的尊卑贵贱，即使在吃穿住行等日常生活方面，也是不容含糊的，孔子批评季氏“八佾舞于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原因就是他越过了那个“礼”的界线，不够安分守己。也难怪孔夫子要如此怒不可遏地大光其火，因为，所谓“礼”者，既是维持社会秩序的行为规范体系，也是激活社会能量和个人的奋斗激情的动力源，实在是马虎不得的。

    然而，王实味却根据“消灭阶级差别”的最终革命目标，先在自己心中横了一个很高的标杆，以为延安的生活是应该而且必须更理想，更纯粹，更美好，应该取消不必要的等级制，在最基本的生活层面实现彻底的平等，——这就难免有点无视中国的文化传统和中国革命的特殊性。正像萧军批评王实味时所说的那样：“你根据了马克思所规定的，一个政党负责人，生活最高不能超过一般工人的标准，否则即剥削。从原则上讲是对的，但根据中国革命性质，实际情况，比较，需要等……是不能夸大这东西的。……根据所能取所值这原则，毛泽东他们也应该要生活得好些……”王实味频频点头，唯唯称是。他被声势浩大的“斗争”彻底整怕了，整服了。他愿意伐毛洗髓，脱胎换骨，重新做人。他请求萧军给毛泽东写封信，“说明自己不正确”，而且，打算以实际行动改正错误，写些“表示转变的杂文。”有意思的是，许多年后，韦君宜在《思痛录》中，同样涉及到了“食分五等”的问题：在“大跃进”造成的物资严重匮乏的形势下，“中央终于决定实行干部食物补贴”：“补贴办法是十七级以上的干部每人每月糖一斤、豆一斤，十三级以上的每人每月肉二斤、蛋二斤，九级以上的每人每月肉四斤、蛋二斤。……老百姓恨极了，北京市便出现了讽刺的民谣：‘高级点心高级糖，高级老头上食堂。食堂没有高级饭，气得老头上医院。医院没有高级药，气得老头去上吊。上吊没有高级绳，气得老头肚子疼。’”观风俗以正得失，这样的“民谣”，与王实味当年的杂文，是不是表达着相同的心声和愿望？是不是包含着值得严肃对待的民情和民意？正常的“差序”与不正常的“特权”之间，是不是应该有一个明晰而合理的界限？

    回头反观，王实味杂文写作的全部问题，就在于他完全不懂得孔子的“可与言”和“不可与言”的分际。“谁为为之，孰令听之”，他有言说的冲动和勇气，却不知道在合适的时候谈论合适的话题，不知道以合适的方式面对合适的对象。嵇康在《与山巨源绝交书》中说：“吾不如嗣宗之资，而有慢弛之阙，又不识人情，暗于机宜，无万石之慎，而有好尽之累。久与事接，疵衅日兴，虽欲无患，其可得乎！”王实味像嵇康一样有着“直性狭中”、“暗于机宜”的性格。据与他有过短暂婚姻的薄平说，王实味“情感外露，喜怒哀乐溢于言表。他的血好像比别人的都热。”在情形复杂、形格势禁的环境里，像他这样一个心地单纯、不知自保的“书呆子”，肯定是要触霉头、吃苦头的。不过，若无这样的性格，王实味也就不是王实味了，也就写不出不徇流俗的杂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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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话扯远了，接着说他的作品。

    从《野百合花》的字里行间，我们可以看见王实味对问题的敏感，——他的观点未必都是妥洽的，但态度却是率真的，热情的，充满善意的。他的一些看法，其实并不是突发奇想得来的，而是其来有自的。例如，在对“青年人”的态度上，王实味的心与鲁迅的心是相通的；他关于“青年”敢说真话的观点，与鲁迅的“青年观”之间，就有着彰彰明甚的因缘关系。鲁迅的进化论思想，使他对青年一代充满热切的希望。在《无声的中国》中，鲁迅这样说道：“青年们先可以将中国变成一个有声的中国。大胆地说话，勇敢地进行，忘掉了一切利害，推开了古人，将自己的真心话发表出来。”在《灯下漫笔》中，鲁迅对中国的社会和文化，对中国人的生活方式，进行了彻底的否定和尖锐的批判，并对青年一代寄予厚望：“这人肉的筵宴现在还排着，有许多人还想一直排下去。扫荡这些食人者，掀掉这宴席，毁坏这厨房，则是现在青年的使命！”周文在《从鲁迅的杂文谈到王实味》中说：“实味的《野百合花》的形式，是完全模仿鲁迅先生的《无花的蔷薇的》。”此乃似是而非的皮相之论。事实上，王实味的《野百合花》与鲁迅《无花的蔷薇》在形式上并不相侔：鲁迅的文体更短小，更简约，更像诗，而王实味的语言则更朴实，更散漫，更像散文。王实味对鲁迅的“模仿”，不在形式，而在思想和气质。他写的是精神意义上的“鲁迅杂文”。

    如果说，《野百合花》只是局部地吸纳了鲁迅的“青年观”，那么，在《政治家·艺术家》里，王实味则对鲁迅关于“政治与文艺”的思想，做了深入而全面的引申和发挥。

    1927年12月21日，鲁迅在上海暨南大学做了一次演讲。《文艺与政治的歧途》便是由这个演讲记录稿整理而成的文章。在这篇文章里，鲁迅深刻地分析了“政治”与“文艺”不同的社会功能，分析了“政治家”与“文艺家”不同的思维方式和价值立场，揭示了他们之间几乎不可调和的矛盾冲突。

    在鲁迅看来，“惟政治是要维持现状，自然和不安于现状的文艺处在不同的方向。……政治家最不喜欢人家反抗他的意见，最不喜欢人家要想，要开口。”政治家要追求文治武功，喜欢造一个河清海晏的盛世景象，喜欢人家只看见莺歌燕舞的“光明面”，喜欢人家夸他天纵英才，无所不能。然而，文艺家却偏偏最不喜欢一味笑脸向人地说好听话，一味卑躬屈膝地唱赞歌；他们坚持自己的独立精神和怀疑精神，更倾向于看见生活的残缺和“阴暗面”，更乐意发现和分析问题，总是表现出对社会和现实的不满和质疑，——正是通过发挥这种质疑性和批判性的功能，文艺带来了推动社会进步和生活完善的巨大力量。所以，鲁迅指出：“政治想维系现状使它统一，文艺催促社会进化使它渐渐分离；文艺虽使社会分裂，但是社会这样才进步起来。”

    然而，政治家往往看不到或者常常不愿看到文艺家对社会进步的作用。他们要的是尧天舜日的安定局面，要的是当下的安稳与和合，这就和文艺家的似乎“不切实际”的理想主义诉求发生了冲突——文艺家所要求的，是对“黑暗面”的根本扫除，是切切实实的变革和彻彻底底的进步，是一种全新的生活。如此一来，解决问题的办法，就只剩下两种，那就是，要么是将文艺家赶走，要么是将他杀掉。所以鲁迅说：“文艺既然是政治家的眼中钉，那就不免被挤出去。外国许多文学家，在本国站不住脚，相率亡命到别个国度去；这个方法，就是‘逃’。要是逃不掉，那就被杀掉，割掉他的头；割掉头那是最好的方法，既不会开口，又不会想了。……文艺家在社会上正是这样；他说得早一点，大家都讨厌他。政治家认定文学家是社会扰乱的煽动者，心想杀掉他，社会就可平安。殊不知杀了文学家，社会还是要革命；俄国的文学家被杀掉的充军的不在少数，革命的火焰不是到处燃着吗？文学家生前大概不能得到社会的同情，潦倒地过了一生，直到死后四五十年，才为社会所认识，大家大闹起来。政治家因此更厌恶文学家，以为文学家早就种下大祸根；政治家想不准大家思想，而那野蛮时代早已过去了。在座诸位的见解，我虽然不知道；据我推测，一定和政治家是不相同；政治家既永远怪文艺家破坏他们的统一，偏见如此，所以我从来不肯和政治家去说。”

    在鲁迅之前，人们谈论过文人与文人之间彼此“相轻”的问题，但还没有一个人如此深刻地谈论过“官人”与“文人”之间形同水火的对立关系。他的洞烛幽微的话语，简直就是关于王实味命运的“谶语”：自1947年7月1日经“中央社会部”批准、被“晋绥公安总局”的工作人员用刀砍死，塞入废井，到1992年2月7日被“公安部”彻底平反昭雪，王实味“由鬼变成人”的过程所耗去的时间，刚好45年，——“直到死后四五十年，才为社会所认识”，鲁迅的预言，准确得使人心酸，使人难过。

    在《政治家·艺术家》里，王实味接着鲁迅的话往下说。如果说鲁迅的主旨，在揭示“政治”与“文艺”不可调和的冲突，以及“政治家”对“文艺家”残酷无情的迫害，那么，王实味的文章则倾向于从社会分工和功能角色的角度，说明“政治家”与“艺术家”的不同，揭示两者各自的优势和局限；由于看见了血的事实，由于曾经被可怕的杀戮“吓得目瞪口呆”，鲁迅的言说态度，是反讽的，犀利的，解构性的，而王实味的论说方式，则是“正言”的，温和的，建构性的；鲁迅的文章表述的，是经验性的内容，王实味的文章表述的，则是思辨性的内容；关于“政治”的诡谲和“政治家”的虐戾，王实味的认识，显然没有鲁迅深刻，所以，鲁迅说“我从来不肯和政治家去说”，而王实味则不仅要“去说”，而且简直到了“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程度。

    在王实味看来，政治家和艺术家有着不同的任务，前者“是革命的战略策略家，是革命力量的团结、组织、推动和领导者，他的任务偏重于改造社会制度”，后者则“是‘灵魂底工程师’，他底任务偏重于改造人底灵魂（心、精神、思想、意识——在这里是一个东西）”；“政治家主要是革命底物质力量底指挥者，艺术家主要是革命底精神力量底激发者。前者往往是冷静的沉着的人物，善于进行实际斗争去消除肮脏和黑暗，实现纯洁和光明；后者却往往更热情更敏感，善于揭破肮脏和黑暗，指示纯洁和光明，从精神上充实革命的战斗力”。他还分析了政治家与艺术家各自的弱点，“为着胜利地攻击敌人、联合友军、壮大自己，政治家必须熟谙人情世故，精通手段方法，善能纵横捭阖。弱点也就从这些优点产生：在为革命事业而使用它们的时候，它们织成最美丽绚烂的‘革命底艺术’，但除非真正伟大的政治家，总不免多少要为自己的名誉、地位、利益也使用它们，使革命受到损害。在这里，我们要求猫的利爪只用以捕耗子，不用来攫鸡雏。这里划着政治家与政客底分界线。对于那种无能捕耗子擅长攫鸡雏的猫，我们更须严防。至于一般艺术家底弱点，主要是骄傲、偏狭、孤僻，不善团结自己底队伍，甚至，互相轻藐，互相倾轧。在这里，我们要求灵魂底工程师首先把自己底灵魂，改造成为纯洁光明。清除自己灵魂中的肮脏黑暗，是一个艰难痛苦的过程，但它是走向伟大的必经道路。”富哉言乎！《政治家·艺术家》里的这段话，显示着王实味思想家的素质，包含着他对现实问题的深刻洞察，对潜在威胁的清醒认识；其中，“我们要求猫的利爪只用以捕耗子，不用来攫鸡雏”一句，尤其精警，发人深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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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灵魂改造”是《政治家·艺术家》一文的重要主题。这显然是对鲁迅的“国民性改造”主题的转换性表达。在鲁迅看来，如果不完成对国民性的改造，革命也罢，改革也好，都不会有好的收场。对王实味来讲，“灵魂改造”也有同样重要的意义：“更好地肩负起改造灵魂的伟大任务罢，首先针对着我们自己和我们底阵营进行工作；特别在中国，人底灵魂改造对社会制度改造有更大的反作用，它不仅决定革命成功底迟速，也关系革命事业底成败。”

    王实味的深刻之处，在于他通过冷静的思考和分析，认识到了中国社会的积重难返的落后性，认识到了中国革命的曲折性和复杂性，认识到了“革命者”对自身进行“改造”的必要性和艰难性：“中国的革命是特殊艰苦的。社会制度改造一方面之艰苦，大家都很了解，而人底灵魂改造一方面尤其艰苦，深懂这道理的人却不太多。‘愈到东方，则社会愈黑暗’，旧中国是一个包脓裹血的，充满着肮脏与黑暗的社会，在这个社会里生长的中国人，必然要沾染上它们，连我们自己——创造新中国的革命战士，也不能例外。这是残酷的真理，只有勇敢地正视它，才能了解在改造社会制度的过程中，必须同时更严肃更深入地做改造灵魂的工作，以加速前者底成功，并作它成功底保证。”这与鲁迅对国民性批判的认识是一致的，与鲁迅对中国革命的特殊性的认识也是接近的。所以，王实味在接下来的文字中，直接说明了自己的思想与鲁迅的思想的渊源关系：“鲁迅先生战斗了一生，但稍微深刻了解先生的人，一定能感觉到他在战斗中心里是颇为寂寞的。他战斗，是由于他认识了社会发展规律，相信未来一定比现在光明；他寂寞是由于他看到自己战侣底灵魂中，同样有着不少的肮脏和黑暗。他不会不懂这个真理：改造旧中国的任务，只有由这旧中国底儿女——带着肮脏和黑暗的——来执行；但他那颗伟大的心，总不能不有些寂寞，因为，它是多么渴望看到他底战侣是更可爱一点，更可爱一点啊！”王实味通过这段文字向鲁迅致敬，也向人们显示了自己对“五四”启蒙文学的认同和继承的态度。

    如果说，鲁迅倾向于把“政治家”与“艺术家”之间的冲突，理解为一种永远存在的矛盾和对立，那么，王实味则倾向于在“政治家”与“艺术家”之间，搭建起一座理解和沟通的桥梁。在王实味看来，“政治家”与“艺术家”都是“旧中国底儿女”，有着相同的人格缺陷和性格弱点：“有些以政治家自傲的人，望到艺术家便嘴角浮漾着冷讽的微笑；另有些以艺术家自高的人，提到政治家也要耸耸肩膀。其实，客观反映总都有些真理，最好是彼此都把对方当作镜子照一照自己。不要忘记：彼此同是带着肮脏黑暗的旧中国底儿女呀！”在他的理想中，“政治家”与“艺术家”并不是水火不容的，而是可以最终合二为一的：“真正伟大的政治家，一定具有真正伟大的灵魂，足以感化清洗他人灵魂中的肮脏和黑暗；在这里，伟大的政治家同时也是伟大的艺术家。真正有伟大灵魂的艺术家，也一定能起团结、组织、推动和领导革命力量的作用，在这里，伟大的艺术家同时也是伟大的政治家。”由此可见，王实味对“政治家”与“艺术家”关系的理解，是积极的，建设性的，充满善意的。事实上，王实味的观点，一开始，几乎赢得了所有知识分子的认同和赞赏。郭小川就说自己当时“在思想情绪上是与王实味相呼应的”，也“决不认为他是反党，只觉得他的方法不一定恰当而已”。康生也说：“王实味的《野百合花》成立以后，中央研究院有百分之九十五的人赞成。”

    然而，“具有真正伟大的灵魂”的谦虚而克己的“政治家”，实在太少见了。由于权力容易造成虚幻的自我感觉，所以，“政治家”身上最常见的问题，就是不可一世的傲慢和自大，就是把自己看做“战天斗地”的英雄和“改天换地”的豪杰。他们无视自己身上的劣根性和阴暗面，习惯于借助夸张的方式，对自己的道德和人格进行美化和包装，从而将自己的思想局限、道德弱点和人格缺陷完全遮蔽起来，不允许别人有一丝一毫的怀疑和批评，而那结果，也就很糟糕：他们内心的恶和破坏冲动，最终必然要以一种极端的方式释放出来，从而给社会造成无法挽回的损失，给人民造成无法补偿的苦难和伤害。联系已经发生的悲剧和已经付出的代价，我们可以更清楚地看到王实味思想的深刻：“革命阵营存在于旧中国，革命战士也是从旧中国产生出来，这已经使我们底灵魂不能免地要带着肮脏和黑暗。当前的革命性质，又决定我们除掉与农民及城市小资产阶级作同盟军以外，更必须携带其他更落后的阶级阶层一路走，并在一定程度内向它们让步，这就使我们要沾染上更多的肮脏和黑暗。艺术家改造灵魂的工作，因而也就更重要、更艰苦、更迫切。大胆地但适当地揭破一切肮脏和黑暗，清洗他们，这与歌颂光明同样重要，甚至更重要。揭破清洗工作不止是消极的，因为黑暗消灭，光明自然增长。”几十年的坎坷和挫折，无情地证明了这种“不能避免”的“肮脏和黑暗”，曾经给我们造成了多么大的灾难和不幸。

    鲁迅在《做“杂文”也不易》中说：“不错，比起高大的天文台来，‘杂文’有时确像一种小小的显微镜的工作，也照秽水，也看脓汁，有时研究淋菌，有时解剖苍蝇。从高超的学者看来，是渺小，污秽，甚而至于是可恶的，但在劳作者自己，却也是一种‘严肃的工作’，和人生有关，并且也不十分容易作。”因为必须直面和揭露生活的“阴暗面”，杂文作者总是会给自己惹来麻烦，招致祸灾。王实味因为两篇杂文，便被整得灰头土脸，最终丢了脑袋，足见写杂文不仅“不十分容易”，而且还“不十分安全”。

    4

    对王实味的声势浩大的讨伐，实为后来的没完没了的“大批判”运动的“序曲”和“揭幕战”。无限上纲，深文周纳；恶意诽谤，恶语相加；群起而攻，毫不宽假；置之死地，乌拉乌拉——“反右”和“文革”的斗争逻辑和行为模式，早在整治王实味的时候，就已形成。曾子对即将到孟孙氏那里做典狱官的阳肤说：“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情，则哀矜而勿喜。”然而，在一场接一场的轰轰烈烈的“大批判”运动中，人们的心灵却变得越来越坚硬，越来越冰冷，对别人的“哀矜”之心越来越少，而加害于人的恣睢与暴戾，却越来越多，更有好斗成性者，三天不整人，便惶惶不可终日，一旦有了整人的活计，便血脉贲张，斗志昂扬，心花怒放，乐不可支。噫！此何人哉！此何人哉！

    王实味的精神资源来自于鲁迅。批判者无疑看见了王实味与鲁迅之间的显而易见的精神纽带，看见了王实味对鲁迅杂文的“模仿”。于是，对照鲁迅来否定王实味，将王实味与鲁迅剥离，便成了1942年那场大批判运动最常用的一个策略。

    陈道在《艺术家的<；野百合花>；》一文中，高度评价了鲁迅的杂文，却认为王实味“由于立场的偏颇，他就不可能接受鲁迅先生的精神；因此表面的揣摩维肖，对革命的损害也愈烈，为了保卫鲁迅先生，我们必须使损害革命利益的杂文绝迹。……先生也未及料到身后会有一个拙劣的模仿者。”周文则在《从鲁迅的杂文到实味》一文中，批评王实味的立场与鲁迅的立场之间，“毫无相似之点”。周文称王实味为“‘灵魂’的扒手”，认为鲁迅如果活着，“他将首先发现实味这样‘有不少肮脏和黑暗’的所谓‘战侣’。他将把这一个‘肮脏和黑暗’从光明和黑暗中化出来，给人们的目前又勾勒下一副新的嘴脸。还好，鲁迅先生给我们留下了许多镜子，使我们一拿起来就能够照出实味的原形。”为了彻底否定王实味，几天后，周文又写了一篇题为《鲁迅先生的党性》的文章，认为鲁迅的《答托洛茨基派的信》“把托派打击得体无完肤，狗形毕现，以保卫党，保卫无产阶级，保卫统一战线”，——“而这也就是鲁迅先生的党性”。杨维哲则更加痛快斩截，干脆连鲁迅也一起否定，认为“文艺必须服从于战争，要从革命的现实主义出发，要站在阶级的观点上来创作。”她进而得出这样的结论：“杂文时代还没有过去，但‘鲁迅的杂文时代’却早该结束了。在今天，是须要读一读对革命有利的杂文”。

    当然，也有更简单的办法，那就是直接对王实味定性和判罪。例如，艾青的批判文章《现实不容歪曲》，一上来就摐金伐鼓，万箭齐发，一连给王实味戴了几顶大帽子：“王实味不仅是我们思想上的敌人，同时也是我们政治上的敌人。他的工作，是从思想上、政治上来破坏我们的队伍，有利于法西斯强盗侵略中国的工作。”为了针锋相对地反驳王实味，艾青无节制地美化现实：“这个根据地，没有失学者，没有贼，没有游民，没有乞丐，人民的生活每日在改善中，人民的文化教育每日在提高中。”为了彻底否定王实味杂文的“真实性”，艾青甚至说了一些经不住推敲的话：“延安的生活，是理想的平等化了的。在延安生活得最好的是工人。现在还经常能进出菜馆的是工人。今天延安普通的，也就是最坏的生活，也要比大后方一般的人民的生活要好些。”艾青完全不顾及这样的事实：首先，延安并无大规模的企业，“工人”的数量，也极其有限，其中的一些“工人”，其实不过是“干部”而已；其次，延安之外的“后方”无比广大，既有相对落后的农村，也有比延安经济状况发达的都市，不知道艾青根据什么说延安“最坏的生活”，也比“后方”要更好些。法国社会学家勒庞指出：“在集体心理中，个人的才智被削弱了，从而他们的个性也被削弱了。异质性被同质性所吞没，无意识的品质占了上风。”艾青挞伐王实味时的表现，给法国人的这个判断，提供了有效的支持和鲜活的证据。斗争王实味的“集体”运动，把恐惧植入了“个体”知识分子的内心，从而导致了知识分子人格的普遍扭曲和才智的严重削弱，自此后，知识分子不仅丧失了鲁迅所提倡的“敢想，敢说”的青春朝气，丧失了介入生活的热情，丧失了敢开风气的首创精神，而且还学会了明哲保身、首鼠两端的人生哲学，养成了观颜察色、见风使舵的庸人习气，——现代启蒙精神由此发生转向，中国当代文学从此陷入了一种缺乏个性和活力的消极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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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实味的杂文是鲁迅的杂文的余响。他们的杂文，有着内在的相似性和一致性：犀利，坦率，热情，敢于直面问题和残缺。某种程度上，可以说，王实味是替鲁迅挨了整。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说，整肃王实味的过程，就是沮抑“鲁迅杂文精神”的过程，就是挫掉鲁迅“学生”们的精神锋芒的过程。

    批判王实味之初，萧军还站出来仗义执言，批评诬王实味为“托派”乃是“‘立三路线’的一种恶毒的斗争方法”。然而，后来的气氛和形势，使他气沮色挠，自顾不暇，完全失去了继续替王实味辩护的勇气。据萧军日记记载，1942年12月15日早饭后，“王实味突然来了，他说要和我谈谈，我叫他去找此地党支部书记，免得一些无谓的麻烦。他和支部书记谈了很久，他转来了，支书郑汶也来，我让他旁听，他不肯，走了。于是王实味开始讲他的话。他激动的流泪，我叫他安静，我是静静地听着。他的神智已经不那样混乱了”。无论王实味如何忏悔，如何想弥补过失，他都无法逃脱严厉的惩罚。据吕璜回忆：“1943年，西北公学已经抓了1000多人。……记得8月的一天，学校通知我们开会，这是一场坦白大会……从后沟里押出200多名犯人，走在最前面的是王实味，紧跟其后的是吴奚如、于炳然，他们都带着脚镣手铐。这些人每过一个，会场的人就高呼‘坦白从宽’之类的口号。”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后来历次政治运动中搞批判斗争的基本模式：动员群众，声势浩大，残酷打击，彻底整垮。

    在批判王实味的运动中，丁玲则磕头如捣蒜，一面大骂王实味，说他“为人卑劣、小气、反复无常、复杂而阴暗”，一面检讨自己发表王实味的文章，是“最大的耻辱和罪孽”，痛责自己的杂文《“三八”节有感》“是篇坏文章”。据丁玲自己讲，在1942年四月初由毛泽东亲自主持的高级干部学习会上，她的《“三八”节有感》与王实味的《野百合花》本来是放在一起批的。后来，是因为毛泽东的保护，她才躲过一劫。丁玲说：“最后，毛主席作总结，毛主席说：‘《“三八”节有感》虽然有批评，但还有建议。丁玲同王实味也不同，丁玲是同志，王实味是托派。’毛主席的话保了我，我心里一直感谢他老人家。”然而，十六年后，1958年1月26日出版的《文艺报》刊出了《再批判》特辑，丁玲的《“三八”节有感》和《在医院中》，还有王实味的《野百合花》、萧军的《论同志之“爱”与“耐”》、罗烽的《还是杂文时代》、艾青的《了解作家，尊重作家》等，一起被推上了政治的审判台。她的作品成了值得大家“奇文共欣赏”的“反面教员”。1958年1月19日毛泽东在修改《文艺报》的“编者按”时写道：“这些文章是反党反人民的。1942年，抗日战争处于艰苦的时期，国民党又起劲地反共反人民。丁玲、王实味等人的文章，帮助了日本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反动派。”这篇“按语”的最后一段文字，是这样写的：“谢谢丁玲、王实味等人的劳作，毒草成了肥料，他们成了我国广大人民的教员。他们确能教育人民懂得我们的敌人是如何工作的。鼻子塞了的开通起来，天真烂漫、世事不知的青年人或老年人迅速知道了许多世事。”

    1941年10月，丁玲在《我们需要杂文》一文中说：“鲁迅先生死了，我们大家纪念他要如何如何，可是我们却缺乏学习他的不怕麻烦的勇气。今天我们以为最好学习他的坚定的永远的面向着真理；为真理而敢说，不怕一切。我们这时代还需要杂文，我们不要放弃这一武器。举起它，杂文是不会死的。”然而，整肃了王实味之后，没有人敢说“不怕一切”的话了。恐惧被深深地植入了人们的内心。随着王实味的被整和被杀，杂文便渐趋式微。那些试图以鲁迅为榜样的杂文作家，从此噤声如寒蝉，恂恂如辕下驹，再也写不出“鲁迅风格”的杂文了。

    鲁迅的杂文，终于还是“死了”。

    2012年5月22日，于北京平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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