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如果说诺贝尔文学奖偏好欧洲作家的话，重要的英语文学奖如英国的布克奖和美国的普利策奖均青睐属于流散一族的印度海外作家。到2010年为止，已有五位印度（或印度裔）作家获得布克奖。他们是：1971年的奈保尔（V.S. Naipaul）、1981年的拉什迪（Salman Rushdie）、1997年的阿伦达蒂?罗易（Arundhati Roy）、2006年的基兰?德赛（Kiran Desai）和2008年的阿拉温德?阿迪迦（Aravind Adiga）。如加上有德国血统、后嫁给印度人并定居印度、再后来自动放逐英国的R.P.贾布瓦拉(Ruth Prawer Jhabvala)就是六位，因为她的长篇小说《炎热与尘土》获得1975年布克奖。至今已有十本左右与印度题材有关的作品获得布克奖。维克拉姆?赛特以1400多页的长篇小说《如意郎君》获得1993年布克奖提名。裘帕?拉希里（Jhumpa Lahiri）获得了美国的普利策奖。安妮塔?德赛(Anita Desai)、芭拉蒂?穆克吉（Bharati Mukherjee）、罗辛顿?米斯特利(Rohinton Mistry)、维克拉姆?赛特(Vikram Seth)等人也获得过西方的文学奖项。随着奈保尔、拉什迪、安妮塔?德赛、贾布瓦拉、维克拉姆?赛特、芭拉蒂?穆克吉、卡玛拉?玛康达雅（Kamala Markandaya）、基兰?德赛和裘帕?拉希里等一大批印度裔流散作家在西方文学界名声鹊起，印度学界开始关注他们的流散创作，有的学者还以更加包容的心态评价这些海外流散作家。1996年12月，拉贾斯坦大学举办了题为“Expatriate Writing: Theory and Practice”（流散写作：理论与实践）的学术研讨会，会议论文结集出版，这就是J.贾延主编的大量涉及印裔流散文学的《印度流散作家：理论与实践》。近年来，包括博士候选人在内的印度学者越来越把目光投向印裔流散文学，这些领域的研究成果正变得越来越丰富。多年来，印度比较文学会议也把印裔流散文学列为重点探讨对象。由于印度实行双重国籍制，芭拉蒂?穆克吉、拉什迪、维克拉姆?赛特和罗辛顿?米斯特利等印裔流散作家均具有印度与美国、英国或加拿大国籍。这和华裔美国作家或华裔加拿大作家只有居住国国籍的情况显然不同。印度学者往往视芭拉蒂?穆克吉和拉什迪等人为印度英语作家。关注海外印度流散作家是世纪之交印度英语文学研究和比较文学研究的一大亮点。印裔流散作家在印度学界受到重视与华裔英美作家在中国学界走红互相呼应。

    本章拟对印度学者关于印裔流散作家的研究进行简介。先对相关的研究著作分类择要说明，并对其研究特点进行概括。对于印度学者关于印度海外作家研究的介绍，将是我们进入印度海外作家的文学世界之前必备的一把钥匙。

    $第一节 个案研究

    八十年代以来，散见于《贾达瓦普尔比较文学学报》等各种刊物的、涉及印度海外散文学研究的单篇论文不计其数，限于篇幅，此处不予归纳。在笔者所见范围内，就研究单个印裔流散作家而言，值得一提的是下边这些著作（包括论文集）：

    关于奈保尔的研究著作有：C.B.乔西的《V.S.奈保尔的流亡之声》、M.K.雷主编的《关于V.S.奈保尔论文集》、P.潘沃尔主编的《新评V. S. 奈保尔论文选》、V. S. 巴特尔的《论V. S. 奈保尔笔下的印度》等。

    C.D.乔西的著作在1994年出版，七年后即2001年奈保尔获得诺贝尔文学奖。除引言外，该书主体部分分为六章。引言和第一章“流亡的声音”主要论述奈保尔流亡意识的实质和历史文化动因。乔西联系奈保尔的流亡意识来阐释其身份认同危机。他认为，就奈保尔而言，流亡和家园是同一枚硬币的两面。奈保尔流亡的基本动机是“寻求身份认同。他的创作便是发现自我的过程。当被一刀斩断实际的家园以后，他用语言来重建小说中的家园”。艾勒克?博埃默认为：“奈保尔在文学上真正效仿的是康拉德。”乔西也将创作过《黑暗之心》的康拉德拿来作为解释奈保尔存在主义思想的一个来源。他认为：“在‘存在的阴影’中关注自己命运这点上，奈保尔无疑是康拉德的继承人。”他认为，奈保尔还未具备深刻的洞察力和丰富的知识来就印度文明和印度教进行权威评判，但他同时承认，奈保尔对印度的某些批评是诚实的印度人不会拒绝的。作为一个“逆写帝国”的后殖民作家，奈保尔的复杂性远远超过了人们的想象。乔西清晰地意识到：“奈保尔的近期作品（指《百万》）显示出一种关心和完全容纳印度的姿势，而这点恰恰将他与写作《中间通道》和《印度：受伤的文明》时的奈保尔拉开了距离。”第四章“从观光客到定居者：头四部小说”论述《米格尔大街》、《神秘的按摩师》、《埃尔维拉的选举权》和《比斯瓦斯先生的房子》等四部小说。第五章“流亡的自由”论述《斯通先生和骑士朋友》、《岛上的旗帜》、《模仿人》和《在自由的国度》等四部小说。第六章“没有遗产可以继承之地”论述《游击队员》、《河湾》和《抵达之谜》等三部小说。第四到第六章按照奈保尔生活与创作发展的历史线索进行追溯，深入考察了其创作蕴含的后殖民文化信息。通观全书，作者着力挖掘奈保尔生活背景和时代文化对其创作的历史影响，论述有力，考证翔实，是一部研究后殖民流散作家奈保尔的力作。

    V. S. 巴特尔基于博士论文修改而成的《论V. S. 奈保尔笔下的印度》比之乔西的著作缩小了研究范围。他集中研究奈保尔的“印度三部曲”即《黑暗地带》、《印度：受伤的文明》和《印度：百万叛变的今天》，考察奈保尔与母邦印度爱恨交加的文化互动。他的著作在2005年即奈保尔获奖后出版，该书除前言和序言外，分为九章：1、奈保尔其人其作，2、奈保尔的思想意识：三重身份，3、《黑暗地带》对印度的批判，4、《印度：受伤的文明》：奈保尔的印度文化观，5、奈保尔评价印度的一些错误，6、对印度民主的考验，7、对印度世俗主义的威胁，8、奈保尔的写作风格，9、结论。

    作为奈保尔研究最新著作之一，巴特尔主要从奈保尔的印度现实观察、历史论述和文化身份认同等三方面考察印度三部曲。例如，面对奈保尔对于印度贫困问题的描述，巴特尔质问道：“奈保尔想展示什么？蔑视还是痛苦？很明显，这是一种轻蔑而非痛心。如果他对印度有同情心的话，他绝不会写出那些东西来。”之所以如此，原因在于，奈保尔是“通过西方眼光来评判印度”。面对奈保尔的解构主义姿态，巴特尔指出：“没有任何个人或组织，任何党派或学会会赞成奈保尔的观点：食盐进军是没有任何严肃意义的象征之举……我们不能像奈保尔那样将食盐进军视为一个象征符号。它的确是对印度民族主义的一大贡献。要是甘地不将印度视为一个民族，这一成就根本不可能实现。”奈保尔说：“印度缺少意识形态，这是甘地和印度的双重失败。印度人民没有国家观念。”巴特尔认为，奈保尔是错误的，因为：“如果不是甘地，谁又赋予印度人以国家观念？奈保尔没有意识到，他忽视了甘地的伟大业绩，从而扭曲了自己的视线。”巴特尔以还原历史的方式进行反驳。就其文化身份，巴特尔说，奈保尔可以说是“双重流亡或曰二次流亡者”，“我们可用不同的术语来表述他的身份，如被放逐者、侨民、流亡者、移民、避难者或无家可归者”。巴特尔还认为：“奈保尔用他的笔力，将平凡男女关于殖民地的真实体验意象化。这是他对我们理解当代人困境的重大贡献。”他的评价比较中肯地揭示了奈保尔身份探索的当代意义。通观全书，和乔西的著作相比，巴特尔对奈保尔的印度三部曲显然是取批判姿态，这多少有些影响该书某些论断的客观理性。但是，巴特尔对于奈保尔印度书写的深入考察是基于印度历史现实的，这又体现出该书的重要学术价值。总体来看，这本著作是近年来关于奈保尔印度三部曲研究很有价值的一部。

    潘沃尔主编的《新评V. S. 奈保尔论文选》均在奈保尔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后出版，这体现了印度学界对于奈保尔的高度重视。两书收录的论文绝大多数为印度学者所撰。其中有的文章在奈保尔获奖之前发表过。雷主编的论文集包括以下这些篇目：“奈保尔：不是印度人的印度人”、“身份问题：论奈保尔的印度游记和特立尼达游记”、“奈保尔小说：关于殖民社会祖先记忆的影响和自我分裂的故事”、“奈保尔的《半生》：两难境地中的身份探索”和“《米格尔大街》和《半生》的比较研究”等。

    P.潘沃尔的论文集包括以下这些篇目：“奇怪的动机：基拉米提亚变为周游世界者”、“奈保尔和历史的负担”、“清醒地带：奈保尔和狄里帕?帕达恭卡尔对话录”、“《黑暗地带》的重新定位”、“后殖民的生存寓言：奈保尔的《岛上的旗帜》”和“为诺贝尔奖两呼”等。其中，奈保尔与印度记者对话录即“清醒地带：奈保尔和狄里帕?帕达恭卡尔对话录”发表在1993年7月18日的《印度时报》上。从上述篇目来看，印度学者对奈保尔的论述非常全面。他们主要围绕奈保尔的印度书写及其文化身份探索等问题进行探讨。例如，关于奈保尔的身份追问，潘沃尔在该书引言中说：“奈保尔对自我身份和周围世界的探索，如关于民族、历史、族群和文化的探索，已经形成一种广义的‘自我流亡诗学’。”格拉认为：“奈保尔提出了一个最大的问题，归纳了流散者独特的意识形态并超越了它。他是一个以主人的工具对抗主人和他自己人民的模仿人，是一个没有家园的人，一个陌生人。他在没有家园的世界里随遇而安。”

    关于拉什迪的研究著作有G.R.塔勒迦和R.K.达万主编的《拉什迪的小说》、M.穆克吉主编的《拉什迪〈午夜诞生的孩子〉解读》和G.库马尔的《印度的审查制度：以〈撒旦诗篇〉和〈查泰来夫人的情人〉为例》等。塔勒迦的论文集作者除了三位西方学者外，其余全部来自印度。他们的论文涉及拉什迪的几部小说和文论集，包括《午夜诞生的孩子》、《耻辱》、《美洲虎的微笑》、《哈伦与海的故事》和《想象的家园》等。这些论文探讨的内容包括拉什迪小说的描写主题、文学技法、历史文化信息即拉什迪风波、拉什迪的宗教态度和拉什迪受到的传统影响等等方面。整体来看，印度学者对拉什迪的评价比较客观。如有的学者认为，拉什迪与奈保尔一样，加入了解殖英语的行列。“单单研究他对解殖英语（decolonizing English）的贡献就足以形成一本著作。”拉什迪获得布克奖的《午夜诞生的孩子》浓缩了整个二十世纪印度的历史。“拉什迪证明，印度青年充满希望。如果印度是充满希望、蓬勃成长的国度、如果印度能产生一批拉什迪，它就会迎来充满希望的世纪。1978年不会成为民族死亡的日期。”就其继承的文学传统而言，R.K.达万认为，拉什迪追随着君特?格拉斯、梅尔维尔、加西亚?马尔克斯、乔伊斯和贝克特等西方作家的书写传统。“与其说拉什迪是印度英语文学的一部分，不如说他是世界文学主流的一部分。”拉什迪与奈保尔是当今印裔流散作家中进行印度书写者成绩最为卓著的二位。有的学者认为，他们两人在将东方世界黑暗化方面做了相同的工作。拉什迪在《耻辱》中所描叙的邪恶三姐妹住的地方尼沙普尔仿佛就是“奈保尔笔下的黑暗地带”。两人存在一定的思想差异：“与奈保尔不同，拉什迪将移居视为某种形式的再生，他还认为，作家能够按照自己纯粹的意愿来对新世界进行改写。”还有学者认为，二人的共同点在于，都加入了“解殖运动的战斗文学”阵营，因为他们都属于“第三世界的世界主义者”。

    M.穆克吉主编的《拉什迪〈午夜诞生的孩子〉解读》由十二篇论文组成，其中六篇是印度学者所撰。他们对《午夜诞生的孩子》的书写主题、后现代主义技巧以及对印度女性的描写、对印度民族命运的思考等等进行了探讨。哈利西?特里维迪认为，尽管拉什迪口口声声利用英语创作征服英语，从而达到异军突起并最终能“逆写帝国”、消解帝国中心的美学旨趣的目的，但其最终效果令人担忧，这是因为：“使用主人的语言不可避免地会以主人的语气说话，会与主人妥协达成共谋。”并且，一个明显的事实是：“并不清楚，拉什迪和那些与他同舟共济或追随他的人是否已经真的征服了英语，并因此在解殖英语事业中发起了重要的打击……但很明显的是，通过拉什迪对英语这样一种印度文学语言始料不及的卓越反应，英语确实又一次征服了全印！”根据拉什迪在小说中对床单的描叙，R.B.奈尔推断出其中的后现代解构意味：“这种碎片性由《午夜诞生的孩子》中那个‘穿孔的床单’（perforated sheet）的隐喻而体现出来。”拉什迪不欣赏甘地对印度未来的设计。对此，R.B.奈尔认为：“甘地在拉什迪小说中引人注目的缺席意味着拉什迪欣赏尼赫鲁所设想的世俗民族主义印度，而非甘地所期盼的那个印度。 ”

    在《印度的审查制度：以〈撒旦诗篇〉和〈查泰来夫人的情人〉为例》中，G.库马尔考察了奈保尔创作的心理动机以及《撒旦诗篇》在印度受禁的原因，他把该书和奈保尔的《黑暗地带》联系起来进行考察。库马尔认为，拉什迪思想中的西方因素是他解构东方宗教权威的一个原因：“拉什迪有一副西方的头脑，但却完全缺乏东方意识。”

    关于安妮塔?德赛的研究著作有：乌莎?般德的《安妮塔?德赛小说的人物角色与冲突研究》、R.K.达万主编的《安妮塔?德赛的小说》、M.索兰吉的《安妮塔?德赛小说中的生存策略范式》和R.K.古普塔的《女性主义视野中的安妮塔?德赛小说》等。德赛在印度、英国和美国三地进行流散写作。她创作丰富，是当代印度学者争相评述的后殖民流散作家，其代表作包括《哭泣吧，孔雀》、《城市之音》、《今年夏天我们去哪儿》、《斋戒盛宴》和《伊萨卡之旅》等长篇小说。

    乌莎?般德的《安妮塔?德赛小说的人物角色与冲突研究》分为七章：1、引言，2、第三种力量和文学人物，3、进入黑暗通道，4、无边的虚幻，5、绝望的尽头，6、快乐的视野，7、从黑暗到光明。该书着意揭示德赛作品中的存在主义思想和人物心理刻画等方面。作者认为：“安妮塔?德赛并非刻画对外在事物的体验，而是表达对心灵所见的客观真实的认识……为此，她把握住流动世界中人物角色的激动、情感与情绪。这就是为何她的长篇小说和短篇小说人物都具有内在隐秘生活的独特个性。”

    R.K.达万主编的《安妮塔?德赛的小说》包括十一篇论文，分别论述德赛小说的一般特征、写作技巧、思想主题及各部具体作品，涉及《哭泣吧，孔雀》、《城市之音》、《今年夏天我们去哪儿》、《山火》、《白日悠光》、《海边村庄》和《在拘禁中》等。R.S.帕塔卡认为：“安妮塔?德赛无可争议地属于当代最杰出的印度英语小说家之一。她表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开始兴起的、受人欢迎的女性意识的创造性表达。作为一位相当优秀的小说家，德赛丰富了印度英语小说传统。”

    M.索兰吉的《安妮塔?德赛小说中的生存策略范式》分为六章：1、引言，2、陷入困境的鸟，3、转身，4、毁灭的戏剧，5、织网，6、结论。索兰吉主要探索德赛作品中的存在主义思想。作者认为，安妮塔?德赛关注社会文化价值观飘忽不定的世界里，人们心灵深处感受的压力、焦虑和痛苦。“她是印度英语作家中主要从存在主义视角来看待生活的第一人。” “安妮塔?德赛的小说注重描写人物生活中最困惑的部分。”

    R.K.古普塔的《女性主义视野中的安妮塔?德赛小说》包括六章内容：1、引言，2、印度和西方的女性主义传统，3、主题研究，4、安妮塔?德赛小说中的男女关系，5、人物刻画艺术，6、结论。古普塔认为，印度独立以来，优秀的女作家们丰富了印度英语小说。其中，卡玛拉?玛康达雅和贾布瓦拉无疑最为耀眼。但这丝毫不影响安妮塔?德赛的地位。“安妮塔?德赛为印度女作家在英语小说方面的成就奉献了新的观念。”贾布瓦拉的小说刻意揭示社会环境，玛康达雅也着力于揭示人物背后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因素，而德赛为印度英语小说的贡献在于她探索那种“困惑的思想，那种典型的印度新现象”。“因此，安妮塔?德赛明显地走在了这批女作家的前面，揭示内心情感，揭示她的小说中的女性意识。”

    关于贾布瓦拉的研究著作有阿鲁纳?查克拉沃迪的《关于R.P.贾布瓦拉的共鸣和流亡研究》等。贾布瓦拉生于1927年的德国， 1939年举家逃亡到英国，后成为英国公民。1951年，她与一个印度建筑师结婚并移居德里，在那里定居二十四年。1975年，她离开印度定居纽约。贾布瓦拉的早期小说主要描写印度人，到了后来，她开始越来越关注在印欧洲人的命运，这与她自己的双重身份有关。查克拉沃迪该书分十二章，标题分别是：1、流散的传统，2、流散的体验，3、跨地的吸纳：《她追随谁》，4、传统与现代：《激情的本质》，5、物质主义者与理想主义者：《艾斯蒙德在印度》，6、追寻者和守护者：《户主》，7、天敌与天使：《准备战斗》，8、流散者的反应：《落后之地》，9、追寻者和受苦者：《新的领地》，10、复原：《炎热与尘土》，11、不起眼的主题：贾布瓦拉的短篇小说，12、寄生虫和性变态者：贾布瓦拉1975年后的小说扫描。从这些题目来看，作者意在揭示贾布瓦拉创作所代表的跨文化书写密码，为此在引言中还追溯了吉卜林到福斯特再到保罗?斯各特等人的英国作家印度书写谱系。《炎热与尘土》曾经给贾布瓦拉带来布克奖的荣誉。它延续了西方书写印度的传统，是对贾布瓦拉本人在印度二十三年痛苦生活的总结。查克拉沃迪认为，这部作品是作者“最后也是最有争议的关于印度的作品。比起她的任何其他作品来，《炎热与尘土》为她在印度招来了批评家们的辱骂，而在西方又获得大量的赞誉”。

    关于芭拉蒂?穆克吉的研究著作有纳根德拉?库马尔的《文化视野下的芭拉蒂?穆克吉小说》等。芭拉蒂?穆克吉是略晚于奈保尔、几乎与拉什迪同时进行创作的印度流散作家或曰移民作家。她于1940年生于印度， 1969年获得美国爱荷华大学英语与比较文学博士学位。经过印度、加拿大和美国三地的不断辗转后，1980年，穆克吉最终定居美国。1988年，她以短篇小说集《中间人》获得美国“全国图书评论界奖”。库马尔该著分为六章：1、引言，2、创作意识的变化，3、流放时期，4、变迁过渡期，5、移民期，6、最后评价。在库马尔看来，穆克吉已被“公认为表达流亡与移居意识的代言人”。库马尔还认为，穆克吉的创作可以分为三个时期进行研究。从1971年出版处女作长篇小说《老虎的女儿》到1979年为第一个时期即自动流亡期；从1980年到1988年为第二个时期即自动流亡到移民定居的过渡期；1989年到1997年出版长篇小说《留给我》为第三个时期即移居期。与拉什迪一样进行跨界书写的穆克吉，也以一种“文化翻译”心态观察印度移民在北美的“身份翻译”。库马尔说：“穆克吉本人便是一个‘被翻译过的人’（translated person）。穆克吉在小说中对印度与西方文化进行互译。”

    关于维克拉姆?赛特的研究著作有普拉萨德主编的《关于维克拉姆?赛特的近期论文》。维克拉姆?赛特曾经在牛津大学、斯坦福大学和南京大学学习，跨越印度、西方和中国三大文明圈的流散生活经历，对赛特的跨文化写作影响很大。赛特迄今为止创作甚丰，已经成为具有很高国际知名度的后殖民作家。1983年，他出版中国游记《自天池出发：穿越新疆西藏旅游记》。1985年出版第二部诗集《拙政园》，反映他在印度、中国、美国三地的生活感受。此书使他第一次获得英联邦国家诗歌奖。1990年和1992年，他分别出版诗集《你们那所有入睡者》和中国诗歌翻译集《三个中国诗人》。普拉萨德该书除引言外，包括十二位作者的论文，其中大多数为印度学者所撰。这些论文涉及赛特的几部中国题材作品以及《如意郎君》和《相同的音乐》等长篇小说代表作。对于赛特关于中印对比的书写姿态，南迪妮?钱德拉正确地指出：“和创作《黑暗地带》的奈保尔不同，赛特对印度的前途并不悲观，他的爱国主义精神使他不买奈保尔对印度文明全盘否定的账。然而，他读过的这本书中关于印度文明的批评部分，却帮助他从一个更好的角度观察中国。”钱德拉同时指出，赛特的中国游记并不完全具有“拯救和发现”使命的意识，而更多地属于西方那种为旅游而旅游的作品。但问题是，假如考虑到八十年代中国特别是中国西藏地区是西方世界一直关注的地方，那么可以说：“赛特的中国报道不可能‘清白无辜’。尽管是受过西方教育的世界公民，一个印度人在东方色彩浓烈的地方所看到的东西，实在是出于强烈的政治动机。”赛特的问题还可以向深处追问，那就是：“既然赛特的旅行动机是试图揭示普通中国人的心灵脉动，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他的旅行是一次顽固偏执的行为。这是因为，身兼作家、诗人和学者的赛特正在从事西方旅行者在精神方面的探索。他也在意识形态的面纱掩盖下企图发现真正的中国。”

    关于其他印裔流散作家如罗辛顿?米斯特利和卡玛拉?玛康达雅等人的研究，限于资料和篇幅，此处不再进行介绍。

    由于印度学者常常把印裔流散作家视为印度英语作家，因而对于他们及其作品的研究往往是在关于印度英语文学的研究著作中进行。这方面的例子不胜枚举，如G.S.阿穆尔和S.K.德赛主编的《英联邦文学中的殖民意识》、A.K.辛哈主编的《当代印度英语小说》、K.A.潘尼迦主编的《独立以来的印度英语文学》、V.V.N.R. 普拉萨德的《五位印度小说家笔下的自我、家庭与社会：拉江、拉贾?拉奥、纳拉扬、阿伦?乔西和安妮塔?德赛》、G. 库马尔的《印度英语文学新视野》、N.D.R. 钱德拉主编的《现代印度英语创作批评》（第一卷，2004；第二卷，2005》等等。例如，很多研究印度英语文学的著作中都要涉及奈保尔研究，如C.D.纳拉辛哈的论文集《印度批评界争鸣文选》就是如此。他就奈保尔第一次灰色的印度之行发表看法。他说，奈保尔所经历的是一种“无家无根者在无国无宗教也无赖以生息的一套价值信仰的情况下的痛苦体验”。这点出了奈保尔的悲剧所在。K.A.潘尼迦主编的《独立以来的印度英语文学》论及卡玛拉?玛康达雅、拉什迪、贾布瓦拉和安妮塔?德赛等人。G.库马尔的《印度英语文学新视野》论及的流散作家包括安妮塔?德赛、罗辛顿?米斯特利等人，N.D.R. 钱德拉主编的《现代印度英语创作批评》第一卷论及安妮塔?德赛和贾布瓦拉等人，该书第二卷论及奈保尔、拉什迪、芭拉蒂?穆克吉和裘帕?拉希里等印度海外作家。

    $第二节 综合研究

    就综合而系统地研究流散文学的著作而言，印度学者也有很多创获。下边依据笔者掌握的资料，对其中几部代表作进行简单说明。

    维内尔?克巴尔于1989年出版《第三世界流亡小说：印度、西非和加勒比作家的流亡小说研究》，这是印度学者系统而全面地研究流散文学的翘楚之作。该书是作者基于自己提交给普纳大学的博士学位论文修改而成。该书在中国与西方学界皆有引用，很好地传播了印度在后殖民文学研究中的理论话语。关于研究目的，克巴尔在序言中写道：“尽管出现了第三世界向大都市国家大规模移民的现象，流亡（expatriation）作为第三世界文学的一个主题，还没有得到全面完整的分析阐释。只有少数一些移民作家（migrant writers），偶尔在一些短文中得以探讨。迄今为止，还没有人考察过作为文类的流亡小说的美学内涵。本书希望填补这一空白（fill the gap）。”该书除序言外，主体为三部分计八章：1、流亡意识，2、殖民化对流亡的冲击，3、移民体验：两个种族间的爱情、婚姻和离婚，4、回顾：儿子对母邦乱伦与俄狄浦斯式的挣扎，5、我们和他们：在冲突中寻求家园，6、流亡对人物角色的巨大影响：作为观念的人，7、流亡对艺术技巧的巨大影响：隐喻作为创造现实的方式，8、趋向沉默。从这些标题来看，克巴尔意在揭示第三世界流亡小说或曰流散文学背后隐含的跨文化密码。克巴尔引用的后殖民理论家包括赛义德、弗兰兹?法侬和诺斯诺普?弗莱等人，涉及的作家包括拉贾?拉奥、纳拉扬、安纳德、安妮塔?德赛、卡玛拉?玛康达雅、奈保尔、拉什迪等印度英语作家或印裔流散作家，也涉及沃勒?索因卡、齐努阿?阿切贝、乔治?拉明、德里克?沃尔科特、帕特里克?怀特等其他所谓“第三世界作家”。该书既有关于流散文学的理论思考，也有关于东西方流散作家的文本考察，是名副其实的关于流散文学的系统研究。

    在序言中，克巴尔就第三世界、第三世界文学及其政治文化内涵做了说明。这为印度流散文学研究进行了理论阐释与前瞻。在他看来，对于英联邦文学的持续争论说明这只是一个权宜的名称而已。由于这一称呼的政治和殖民意涵，人们一直对它存在抵触情绪。并且，英联邦文学局限于英语文学，排除了翻译作品。它还不承认那些非英国的欧洲前殖民地文学，然而，这一术语却一直用来指称“解殖文学”（literature of decolonisation）。克巴尔说：“在‘世界文学’、‘新文学’、‘第三世界文学’等诸如此类的其他术语中，我喜欢采用‘第三世界文学’(Third World Literature)这一术语表示那些既为发展中国家、又为非白人的、前殖民地世界的文学。这些国家在非白人的、前殖民地的历史方面存在相似，目前它们之间关系密切。再说，它们必须通过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诉求重新发现自己的身份，也是一种有趣的相似。这就使人顺理成章地把它们撮合在一起。”克巴尔认为，从理论上讲，第三世界指不结盟的世界，既非资本主义和第一世界，亦非共产主义和第二世界。但事实上，第三世界有的属于社会主义国家，有的属于资本主义世界，有的搞混合制经济。“因此，‘第三世界’这一术语只能用来宽泛地指称世界上这样的一些国家集团，它们是非白人国家，由于过去被殖民而贫穷不发达，目前正以高昂的代价努力发展，这些代价是富裕的西方白人的殖民和新殖民政策导致的。从经济学家的观点来看，‘第三世界’是贫穷和欠发达的同义词，但从社会文化角度看，它因其本土传统、民俗和信仰而视为富裕发达。正是因为后一方面即社会文化的富饶，第三世界作家刻意颂扬它，以为自己的民族找回它们的本土身份、尊严和自尊。第三世界流亡作家（expatriate writers）在这一点上的举动最为自觉和强烈。”“Introduction,” Delhi: Sterling Publishers, 1989.在序言中，克巴尔还提出这样一个广为人引的观点：“第三世界的流亡小说是政治性的。它以轻松自如的写作、无可比拟的强烈和清晰，重新创造了殖民化的原型体验。通过抵抗被它视为另一种殖民形态的西方化，它阐释了民族身份。它顽强地植入自己所属的本土传统，以抵消殖民主义所带来的长期恶果。”克巴尔此处的“第三世界流亡小说”（Third World émigré fiction）应该视为他在书中探讨的“第三世界文学”的代名词。

    在第一章开头，克巴尔引用了几位西方学者的观点。他们认为，这是一个“流亡的时代”或曰“自我流放的时代”，流亡作家亦即流散作家是“当代的普通人”，他们是流浪者，不想在任何地方扎下根来。二十世纪早期和中期的伟大作家如W.B.叶芝、约瑟夫?康拉德、T.S.艾略特、贝克特和纳博科夫等人都可以视为在文化冲突之间“流亡”的“边缘人”。这一状况给世界文学带来了深远的影响：“过去两个世纪以来，富有创意的文学文化的关注点似乎正从中心向边缘移动。”.与这些西方学者的观点相呼应，克巴尔说：“尽管流散现象在新近非常普遍，它对个人的巨大影响一如既往地复杂。自我流放不仅是从自己的国家到移民者相信会更加满意的国度的旅行，还意味着移民者斩断了自己和母国心心相印的联系。”在第四章开头，克巴尔认为：“在第三世界移民小说中，旅行主题大行其道。这是一些大陆之间、国家之间、城市和同一城市不同地点之间的旅行……小说中人物尽管竭尽全力也难以发现家园的无奈感人肺腑、令人唏嘘。对于他们而言，寻求家园不仅是对于空间身份、也是对于文化之根的寻觅。”在结论部分的开头，克巴尔重复他的观点：“正是由于移民，这些自我流放者命中注定处于一种居无定所的状态，尽管他们进入过两种文化之中。”Viney Kirpal, The Third 在第八章开头，克巴尔根据弗莱的原型理论等西方思想资源，提出这样一个观点：“本书研究中考察的所有第三世界移民作家都在创作讽喻：政治的、历史的、道德的和玄学的寓言。这兴许是移民迁徙对小说最重要的影响。”这和美国文学理论家杰姆逊的思想有些相似。

    克巴尔不仅在书中着力思考第三世界流散文学理论，还以更多篇幅研究具体的流散作家。他的研究特点是，将时间和空间打通，对安纳德、拉贾?拉奥、奈保尔、拉什迪和索因卡、沃尔科特等第三世界作家进行混合研究，以探究殖民文学与西方后殖民流散文学、后殖民地本土作家创作等诸多复杂文学之间的微妙联系。在研究中加入安纳德和拉奥等印度英语作家，其实体现出克巴尔对后殖民流散文学的深层思考。在这种眼花缭乱、令人晕眩的“混杂研究”中，克巴尔力求发现他所谓“第三世界流亡小说”的特殊规律和普遍原理。例如，在论述印裔流散作家卡玛拉?玛康达雅的长篇小说《占有》(Possession,1963)主人公瓦尔米基时，克巴尔认为：“瓦尔米基回归印度及其价值体系而不是倾心于卡罗琳所代表的英国及物欲主义观念，体现了第三世界流亡写作的基本模式。这一模式被另外一个印度流亡作家（指拉贾?拉奥）在《蛇与绳》中所重复。”综上所述，尽管克巴尔的理论思考和文本比较可能存在这样那样的缺陷甚或极端之处，但其敢于独辟蹊径以回应西方后殖民文学研究浪潮的勇气值得嘉许。他的著作可以视为当代流散文学研究的一个范本。

    S.曼达尔主编的《亚裔美国创作：小说》是研究亚裔、主要是印裔美国作家小说的论文集，绝大多数论文为印度学者所撰，包括以下这些篇目：1、D.巴纳吉的《家园和我们》：重释齐德拉?巴纳吉?迪沃卡鲁妮和米娜?亚历山大作品中的南亚流散者身份认同，2、U.巴拉特的《知心姐妹：齐德拉?巴纳吉?迪沃卡鲁妮小说中的女性关系》、3、S.巴塔查利亚的《生活在美国：巴基斯坦裔美国作家的小说体验》，4、A.贾延的《南亚女性改写美国小说：米娜?亚历山大、芭拉蒂?穆克吉和芭蒲西?希达娃及其成长小说》，等等。上述论文的研究对象均为南亚裔美国作家，基本上不涉及华裔、日裔或韩国裔美国作家。这显示出印度学者对南亚流散文学的特别关注。

    同样由S.曼达尔主编的《亚裔美国创作：理论、诗歌与表演艺术》收录了一位中国学者赵小京（音译）和两位西方学者的论文，其他论文均为印度学者所撰，包括以下篇目：曼珠?迦伊德卡的《陀哩商古似的作家：印度人的国外创作》、L.林迦查利的《论印度次大陆的女性流散写作》、S.拉杰斯瓦兰的《殖民、后殖民与印度流散者历史书写的方法》、A.南达的《从移民的‘飘忽不定’到合理的‘身份认同’：齐德拉?巴纳吉?迪沃卡鲁妮、沙弥丽?马宗达、米娜?亚历山大和普尔维?沙哈的诗歌中的横渡历程》、拉马?奈尔的《文本与语境：A.K.拉玛努迦〈黑母鸡〉中的跨文化变异》、G.R.卡塔利亚的《亚裔美国戏剧和后现代文本》和娑摩达特?曼达尔即该书主编的《汤水、色拉、混合辣酱与马萨拉：感受亚裔美国电影》等等。上述论文均从跨文化和后殖民理论出发，分别论述亚裔美国创作的方方面面。如曼珠?迦伊德卡在《陀哩商古似的作家：印度人的国外创作》一文中，对南亚裔作家的流散写作进行了分析。在印度大史诗《罗摩衍那》中，甘蔗王族的后裔陀哩商古在众友仙人帮助下，想带着肉身升天，但遭到天帝因陀罗等众神阻拦而功亏一篑。众友仙人遂怒发神功，创造了另一组有星群的天空，与因陀罗的宇宙世界相抗衡。带着肉身的陀哩商古就此停留在那里，达到了肉身升天的目的。但是，他在众友仙人特意为他创造的这个新世界中立足的姿势有些奇特怪异：“陀哩商古头朝下悬在那里，像一个不朽的神仙一样。”这个雄心勃勃的陀哩商古，打破凡身必先抛弃肉体才能升天的宗教神话惯例，在特意为他创造的另一空间立足，却获得了不幸的结局。迦伊德卡认为，陀哩商古的不幸实际上也折射了穆克吉本人的困境：“从许多方面来看，陀哩商古的隐喻或许可以视为流散作家们的困境。”她认为可以从五个方面来进行说明。她还认为：“家园是人们已经习惯的地方，是人们生息繁衍的熟悉之地。跨越这个熟悉的范围，就是流亡的国度。”林迦查利在《论印度次大陆的女性流散写作》中认为，穆克吉等亚裔女性流散作家和拉什迪的乐观心态相似，而区别于奈保尔的灰色心态，她们的写作心态可以这样归纳：“和拉什迪一样，印度次大陆的流散女小说家处于永久移居状态，她们把文化疏离的痛苦转化为欢欣鼓舞，此地的流亡尽管伴随阵痛，也能帮助她们发现新的情感天地……她们用自己的片段回忆改写民族，从而创造自己的‘想象的家园’。”

    就全面研究流散文学的著作而言，值得一提的还有J.贾延主编的《印度流散作家：理论与实践》。该书除引言外，共十九篇文章，其中十八篇为印度学者所撰，主要探讨南亚裔流散文学。一些作者如阿西斯?古普塔（Ashis Gupta）等人便是印裔加拿大作家与学者。关于流散文学创作的理论思考有以下这些篇目：G.辛哈的《流散作家与中心的问题：爱德华?赛义德和霍米?巴巴》、乌玛?帕拉玛斯瓦兰的《家园即你立足之地，愿你心安此地》、阿西斯?古普塔的《流散作家的杰作》和P.A.亚伯拉罕的《加拿大与印度流散文学中的文化疏离危机》等。论及流散文学文本及流散作家的论文包括：S.M.阿斯纳尼的《印度移民的身份危机：三部小说研究》、B.R.纳戈帕尔的《后现代语境中的南亚移民女诗人》、拉珠尔?帕格瓦的《在当下的边界：芭拉蒂?穆克吉和罗辛顿?米斯特利的世俗策略》、J.贾延的《地理疏离与流亡诗学：论阿西斯?古普塔和米切尔?昂达吉》、苏塔?奈的《昂达吉〈英国病人〉的思想与形式》、维纳?辛哈的《四维：阿西斯?古普塔在〈逝去的传统〉中对时间的处理》、A.K.安萨里的《文本与亚文本：解读〈完美的平衡〉》、萨维塔?戈尔的《文学上的印度航程：罗辛顿?米斯特利的〈完美的平衡〉》以及维纳?辛哈对印裔流散作家的访谈录《移民作家纤弱的自我镜像：阿西斯?古普塔访谈录》等等。这些论文有的源自前述1996年12月在印度西部拉贾斯坦大学召开的流散文学研讨会。会议邀请了一些来自加拿大的印裔流散作家兼学者如阿西斯?古普塔等人与会。此次会议得到了印度很多加拿大研究机构与学者的支持，如印度加拿大研究会会长、德里大学比较文学学者钱德拉?莫汉（Chandra Mohan）也倾力支持。这本论文集多篇涉及印裔加拿大作家如昂达吉和阿西斯?古普塔等人。这种与流散作家面对面交流并产生学术结晶的研究，是印度流散文学研究的优势。印裔作家的英语创作和印度学者关于他们的英文论文，使印度流散文学研究一开始就站在世界学术传播的前沿位置。

    另外，还有其他一些学术著作和论文集均涉及印裔流散文学研究。如米拉喀什?穆克吉的《神秘莫测的地方：文化和文学记忆》就是一例。

    综上所述，可以发现印度学者研究流散文学的一些特点，此处做些简单探索。

    在研究方法上，印度学者喜欢采用女性主义、后殖民主义和跨文化比较等思想资源或理论模式。这与印裔流散文学本身所具有的丰富的跨文化内涵密切相关。例如，R.S.帕塔卡主编的《印度英语小说的问题与前景》（1990）的论文既有以精神分析论解析安纳德的作品，也有以原型理论来解读拉贾?拉奥的《蛇与神》，既有以存在主义解读安妮塔?德赛的长篇小说《山火》（Fire on the Mountain），也有以后殖民理论探索拉什迪对文化疏离的艺术描写，还有以东西方对话的姿态探讨贾布瓦拉的长篇小说《艾斯蒙德在印度》（Esmond in India）。N.D.R. 钱德拉的两卷本《现代印度英语创作批评》也是如此。该书两卷中的多篇论文使用了女性主义、存在主义、后殖民主义等理论进行分析，多元文化主义、话语、流散写作、身份问题、身份探索等关键词在论文标题中随处可见。再以拉什迪研究为例。拉什迪在《午夜诞生的孩子》中有一段关于穿孔床单的描叙。他自己非常珍视这一段，因为它一定程度上代表了他的解构主义技法。后来他在1997年与人合编印度英语文学作品选时，毫不犹豫地将包含这一段情节的那一章收录进去。娜丽妮?纳塔拉江在关于拉什迪的论文中认为，从女性主义批评的角度来看，拉什迪此处关于有孔床单的描写大有深意：“床单上的空洞变成一种欲望的空间……当他治疗她的部分肢体时，他开始想象起她的整个身体。这与他想象自己的‘整体’印度人身份而非克什米尔的地方身份相一致。”她认为，这是一种类似印度宝莱坞的电影制作法，与拉什迪曾为艺人的经历有关。

    印度学者还有一种普遍的趋势，那就是将后殖民流散作家与殖民文学作家如吉卜林、康拉德和福斯特等人联系起来进行研究。以奈保尔研究为例。这方面最典型的例子当属P. 潘沃尔的《吉卜林、福斯特与奈保尔作品中的印度：后殖民批评》。潘沃尔历史纵向地选取了三位不同时代的英国涉印题材作家作为考察对象，其中的奈保尔又属印裔流散作家。潘沃尔认为，奈保尔对印度的书写保持了对吉卜林和福斯特的思想承继。他说：“一个眼光敏锐的读者阅读《黑暗地带》时会注意到，吉卜林作品和奈保尔早期作品存在相似处。”他还说：“在后殖民时期，一些作家的殖民和霸权心态并没有随着殖民地政治独立而消失。”其他印度学者的著作也有这一趋势。例如，乔西在论著中将创作过《黑暗之心》的康拉德作为解释奈保尔存在主义思想的一个来源。他认为：“在‘存在的阴影’中关注自己命运这点上，奈保尔无疑是康拉德的继承人。”旁遮普大学迈尼教授说：“奈保尔笔下的印度不是我们的印度。”他认为，《黑暗地带》是“向自我内心世界进发、通往个人意识的刚果地区的旅行。它是奈保尔式的《黑暗之心》。”不仅是研究奈保尔，研究其他流散作家如拉什迪、芭拉蒂?穆克吉和安妮塔?德赛等人时，印度学者也常常采取历史比较的方式，为后殖民流散创作进行历史定位。

    印度学者的流散文学研究成果斐然，在国际学术界引起很多反响。但是，他们的研究也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例如，有的印度学者对于奈保尔、拉什迪、芭拉蒂?穆克吉等人的印度书写的评价，带有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文学研究的客观理性。例如，印度学者对于奈保尔关于印度卫生习惯的负面描写反应异常激烈。早在1965年即《黑暗地带》出版的第二年，迈索尔大学纳拉辛哈教授在一篇文章中进行反驳：“奈保尔对印度人大便谈得太多了！”在纳拉辛哈看来，某些印度人随地大便实际上是印度农业社会向城市化社会转轨期发生的正常现象，越来越多的无地者涌进城市，而相应设施供不应求。纳拉辛哈认为：“奈保尔先生应该学会接受这些明显的事实，然而他却指责印度人对这些熟视无睹。”纳拉辛哈的早期论断对后来印度学者的影响甚大，如旁遮普大学D.S.麦尼教授认为，使《黑暗》得以出名的是奈保尔对印度人随地大便的“发现”。他不无尖刻地说：“奈保尔对于这一问题太过痴迷，使人纳闷，他是否真的也患便秘”查特吉则怀疑，奈保尔对于印度的负面描写是否“给白人提供一本真实可信的通往印度的指南”？从印度学者的反应来看，奈保尔的描写触动了他们敏感的神经。奈保尔以人类学家田野调查的方式进行创作，将印度的负面放大，展示给他心目中的西方读者，这当然会招致部分印度学者的批判。

    印度学者的流散文学研究实质上是一种地地道道的跨文化研究，带有后现代研究的解构色彩。他们的优势在于具有双语（如印地语和英语、孟加拉语与英语）甚或三语的解读能力，这使他们的印裔流散文学研究比之西方或中国学者更有特色。但是，他们和研究华裔美国文学的中国同行一样，注重透视跨文化文本的政治、历史甚或其他各个方面的内涵，忽略甚至完全放弃思考流散文学的美学价值。他们的流散文学研究是一种文化研究而非文学研究，这就自动放弃或过滤了对于流散文学文学性的深度体验。语言层面的文学技巧、结构方面的文学叙事等等基本不在考察的视野中。无论对于流散文学创作还是流散文学研究，这均非福音。

    印度学者的流散文学研究主要关注印裔流散作家、尤其是印裔英国作家、印裔美国作家和印裔加拿大作家。目前，中国已经有一些学者如梅晓云、石海军和黄芝等人关注印裔流散文学，其中，梅晓云曾经出版关于奈保尔研究的论著，并以南亚裔女性流散作家的研究课题获得教育部基金项目的资助，黄芝以关于当代印度英语小说的研究课题获得了2010年中国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的资助。奈保尔和拉什迪逐渐成为中国的学术研究热点，芭拉蒂?穆克吉、安妮塔?德赛和维克拉姆?赛特等人也逐渐进入学界的视野中。反观印度学界，很少有人关注华裔流散作家的研究。这是他们关于流散文学研究的最薄弱环节。这可能与华裔流散作家缺少引起世界学术界高度关注的奈保尔和拉什迪式代表作家有关。毕竟，汤亭亭和谭恩美等人没有斩获诺贝尔文学奖或布克奖。但是，华裔流散文学作为世界流散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其研究也是认识中国文化在海外传播变异的机会，印度学者在此领域应该有所重视。笔者所见的范围内，也有极少数例外，例如，2005年印度第七届比较文学会议上，印度西孟加拉邦布达万大学英语系高级讲师H.拉希里（Himadri Lahiri）提交的论文涉及华裔流散文学。该论文的题目是：《再现流散的边缘性：汤亭亭的〈女勇士〉和〈中国佬〉比较研究》（Representing Marginiality in the Diaspora: A Comparative Study of Kingstons The Woman Warrior and China Men）。这说明，印度学者近年来有人开始关注华裔流散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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