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贾布瓦拉的国籍归属问题，英国学者大卫？鲁宾认为，她被大多数印度和西方论者归入拉贾？拉奥、M. K. 安纳德、R. K. 纳拉扬等人的印度英语作家之列，实际上，她自己并不这样认为。鲁宾认为，贾布瓦拉不应该被“视为印度作家，她实际上属于英印作家写作传统。那些英印作家以外来者的优越意识带着挑剔和常见的傲慢眼光看待印度”。1974年，贾布瓦拉告诉别人：“实际上，我生来就是一个被置换的人。”她的话揭示了她与奈保尔等文化心理被置换的后殖民作家的共同点。同一年，在接受别人访谈时，对方问她是否愿意被视为印度作家，她的回答是：“不，我怎么会呢？我不是印度作家，对吧？这一事实无可动摇。因为我的出生背景、祖先、传统都不同，我与印度作家的写作姿态不同。如果我必须被视为哪一类作家，我宁愿是那些书写印度的欧洲作家中的一员。”这清楚地表明，贾布瓦拉并不认同印度文化身份。大卫？鲁宾在他的著作中将其归入英国作家之列，考虑到她早期的英国公民身份和英国生活经历，这样做也是有一定道理的。但考虑到她曾经身为印度公民，且大多数印度学者均视其为印度英语作家或印度海外作家进行研究，因此，本章仍尊重印度学者的惯例，将贾布瓦拉纳入印度海外作家之列进行研究。当然，这也不妨碍将她归入英国作家的行列进行研究。笔者在拙著《英国文学中的印度》便是如此处理的。这也是印度海外作家或世界流散作家给研究者带来的魅力所在。
有的学者认为，贾布瓦拉在书写印度的作家中非常独特：“一方面，她属于吉卜林、福斯特和保罗？斯各特等英印作家的搭档，另一方面，她又可以与R.K.纳拉扬、安妮塔？德赛和卡玛拉？玛康达雅平起平坐。她既是非印度的外来者，又是众所周知的自己人，印度大家庭中的一员。”这里说的是贾布瓦拉的优势所在，即外位视角和内在视角并存的双重视角。大卫？鲁宾认为，贾布瓦拉“不仅从印度流亡，还曾流亡到印度。因此，她处于一种永远的流亡状态”。贾布瓦拉在短篇小说《感受印度》中写过这样一句话：“我为了到印度而来到这里。我想在印度改变自己。”鲁宾和贾布瓦拉的话提醒我们，分析贾布瓦拉的印度书写，必须先弄清楚其身份意识。这可从她的自述入手。
1966年，贾布瓦拉在为自己的短篇小说集《感受印度》（An Experience of India）所写的引言“我在印度”中，非常坦率地讲述了自己对印度的真实感情和印象。有人评价道：“‘我在印度’试图勇敢而诚实地解释她对这个国家的感情，写这篇文章的时候，她仍然住在印度。这篇文章得到西方的普遍青睐，但在印度常常遭到严厉的批判。”这篇文章是这样开始的：“我在印度几乎度过了自己全部的成年生涯。我先生和孩子们都是印度人。我不是，并且我身上的印度性逐年减弱。”这第一句话就让人了解到她对印度复杂暧昧的心绪。贾布瓦拉接下来叙述道：“印度在人们身上反应强烈。有的讨厌它，有的喜欢它，而大多数人二者皆备。”她认为，接受和体验印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往往你会在一个地方停止以保护自己。印度是一个太厉害的国家，欧洲人的神经承受不住。这里存在一个印度体验的循环，西方人往往都会掉进其中：“第一阶段是狂热期，印度的一切都棒，第二阶段里，印度的一切并非都那么出色，第三阶段里，印度的一切都令人生厌。对有的人而言，循环到此为止，而对其他人来说，循环重新开始。我已经一次次经历过这种循环，感到自己被拉进一个轮子，不断旋转再旋转，七上八下，不停颠簸。”在这样一种痛苦心理的循环状态下，贾布瓦拉毫不隐晦地说：“然而我必须承认，我对印度不再有兴趣了。现在我关心的是我在印度，有时灰心地将它归结为我在印度生存着。我最好再坦率一点。我之所以在印度只因这里有我最深的人类联系。如果没有嫁给印度人，我想我永远都不会来这里……我知道我属于错误地住在这里的人。”贾布瓦拉与奈保尔早期的印度印象非常相似，她说：“印度最明显的事实是，它非常贫穷落后……谁能对此视而不见？天知道。我曾经试过。”印度人对此已习以为常，也许这与他们相信人的再生有关。作者话锋一转，说这些东西不是她所关心的问题，她只关注自己在印度的境况，关注现代而西化的印度及现代而富裕，西化而教养良好的印度人。不过，作者很快食言，她叙述自己对印度的态度是：“我发现自己变得很恼火。我不想谈论印度。”因为，印度留给她的痛苦太深太多，其中数印度的炎热最为折磨人。她为此举了一些例子。接下来她说：“我用这些夸张意象目的是显示印度会变得多么难以忍受（骇人听闻的说法）……我想，不光是欧洲人，印度人也不得不寻找地方躲避那常常令人难以忍受的环境。”除了印度的炎热气候使作者难以忍受外，印度的文化习俗也使她倍感不适。她说：“我喜欢聆听印度的颂神曲。它们就像从井里刚打上来的清泉。”她的感受是：“听到这些歌曲时，我感到神清气爽，所有烦恼无影无踪……我变得耐心而善良，感到一切都好。不幸的是，这些宁静安谧持续不了多久。过一会儿，我觉得没有什么值得称道，我也不再高兴如初。”她举了一个例子，如有人对她说：“快看，我们能在牛身上看到神，印度灵魂多么美妙！”而当贾布瓦拉自己努力印证体验这种印度的“美妙”时，结果并不美妙而是苦涩无比，因为对她而言：“我很快就明白了，牛就是牛，并且是骨瘦如柴、营养不良、病态怏怏的牛。”贾布瓦拉为此解释道：“谈到这里，我似乎已经触及到问题的实质所在。住在印度并心安理得，你必须在相当程度上把自己变为印度人，并采纳印度人的心态、习惯和信仰，如果可能的话，还塑造一种印度人格。这怎么可能？即使这是可行的，并不自欺欺人的话，那又怎会令人向往呢？”贾布瓦拉说，她自己已经试验过穿戴印度的莎丽，温顺地想象在牛里看见神，但是这往往不能持久，到头来，她都以失败而告终。在这一“引言”的结尾，贾布瓦拉给读者和自己留下一丝希望：“有时候我确实回到了欧洲。但是，过不多久我会烦恼不堪，又想回到印度。现在我发觉很难适应欧洲的气候。我已经习惯于印度的炎热气候，似乎需要它。”1976年，贾布瓦拉在另外一篇文章中写道：“我的工作就是试图探索我自己那些没有探明的领域……我描写印度场景，并非为它之故，而是为我自己。我的工作是，一个单独的欧洲人试图调和印度那困惑人心的生活进程。”综上所述，贾布瓦拉与印度的文化邂逅及其印度书写的复杂心态基本明朗。
在贾布瓦拉的短篇小说集《我如何成为一个圣母》中，她在《英国女人》这篇小说中记录了一个五十二岁的英国女人萨迪在印度度过最后一晚时的意识流。萨迪在印度生活了整整三十年，千方百计想融入印度生活，却以失败告终，她最后决定离开印度回国。她回国的代价是撇下三十年的婚姻和印度丈夫、儿女和孙儿孙女。贾布瓦拉写道：“正是在这个孤寂的时刻，她作出了离开的决定……但事实上，她回想起来，她的这个决定已经酝酿了二十年。她甚至能确切指出二十年前的哪一天，她第一次发觉自己不想继续在这里生活。”萨迪与印度文化无法达成共识的悲剧在《炎热与尘土》中也得到强烈的艺术表现。
有人认为，贾布瓦拉是一位作品经受得住时间考验的作家。虽然《炎热与尘土》是一本出色的作品，但它不是贾布瓦拉最好的小说。事实上，这一作品给贾布瓦拉带来了更大的荣誉：“相当大的程度上，贾布瓦拉的声望就建立在她的小说《炎热与尘土》之上。无疑这部分归因于它获得过布克奖，电影改编方面也再次成功。”1975年出版的《炎热与尘土》是作者“最后也是最有争议的关于印度的作品。比起她的任何其他作品来，《炎热与尘土》为她在印度招来了批评家们的辱骂，而在西方又获得大量的赞誉”。拉什迪曾经说过，贾布瓦拉有一种“文化无根的意识”，她在印度的名气“比她在西方的名气要小得多”。看来，拉什迪此言不假。一些印度评论家认为，《炎热与尘土》延续了西方书写印度的传统，诋毁印度形象，是一部反对印度的作品，是对贾布瓦拉本人在印度二十三年痛苦生活的总结。八年后，电影版《炎热与尘土》在印度掀起新的愤怒浪潮。某些印度人认为，这部影片本质上属于种族主义性质，但同时，也有部分印度人认可这一影片。如同样身为印度海外作家的安妮塔？德赛认为，她没有在这部电影中发现任何反对印度的立场观点，她坚持声称：“如果这部电影批评了某一社会，可以肯定地说不是抨击印度。”
《炎热与尘土》这部小说借鉴了18世纪古典小说技巧，在叙述之中穿插了主人公之一的日记摘录和书信的引文。整个作品的结构却是电影式的不断闪回穿插，时空交织变换，显示的是贾布瓦拉电影剧本创作实践和影片剪辑经验的引申。故事有两个主人公，她们是不同辈份的人。作者放弃了她在以前小说中使用的全知全能的单一叙述视角，采用了两位女主人公的复式视角。她们两位是白人血统，一位是奶奶，另一个是孙女，都对印度怀有幻想。她们都与印度男人发生了人类最古老、最自然的关系。
第一女主人公奥莉维娅美丽可爱，她嫁给白人同胞道格拉斯。奥莉维娅与福斯特《印度之行》中的阿德拉小姐一样，也带着美好的愿望来到印度，并与印度和印度人有着这样那样的纠葛，因此与她自己的白人族群疏远开来。有意思的是：“奥莉维娅的白人肤色和金黄头发象征了帝国缔造者们值得为之战斗牺牲的东西，但她自己却难与他们观点一致……奥莉维娅不喜欢带着优越文化的傲慢心态扰乱当地人风俗。”1923年，印度人的生活方式还摆脱不了传统习惯的支配，如萨提制、童婚制等。按照萨提制，妻子变为寡妇时要为死去的丈夫殉葬即与丈夫同时举行火葬。印度作家泰戈尔曾经在他的短篇小说里艺术而深刻地批评过这种陋习。但是负载着作者微妙信息的奥莉维娅却表现出对于萨提制的无比宽容。在争论中，奥莉维娅不同意道格拉斯等人对于印度风俗习惯的疏离乃至反对姿态，认为他们不尊重印度人遵照自己方式来生活的权利。奥莉维娅与道格拉斯在思想感情方面难以沟通，心理裂痕增大。她不与白人丈夫和好，而与印度当地的一个土邦王公即纳瓦布（Nawab）好上了，后来与后者达到一种形影不离的状态，并怀上了纳瓦布的混血儿。她与纳瓦布的跨种族婚外情及私奔显示出一种丰富的文化意味。这仿佛是保罗？斯各特笔下曼纳斯小姐奔向库马尔的情节重演。但在混血的恐惧心理中，奥莉维娅进行了堕胎，这反映了她还没有具备《统治四部曲》中的曼纳斯小姐生下库马尔的混血女儿的勇气。奥莉维娅后来在孤寂中死在异国印度，她要求按照印度教葬礼方式进行火葬，几经波折，终于获准。她的骨灰和灵魂留在了印度。
小说的第二个主人公即为本书的叙述者“我”。“我”是道格拉斯第二房妻子的孙女。孙女对奥莉维娅奶奶所遗留的日记书信非常感兴趣。作者用一种极富艺术魅力的手法，把两位主人公的经历相互交织，进行对比叙述。半个世纪已经过去，大英帝国殖民印度的历史已经写进书里，但贾布瓦拉笔下那后殖民时代的印度依旧是那么炎热难耐，尘土依旧漫天飞扬，愚昧贫困依然困扰着人心。与奶奶奥莉维娅一样，孙女也爱上了当地印度人，并全身心地越过了种族的最后防线，怀上了印度人的混血儿。她比奶奶胆量更大，仿佛是保罗？斯各特笔下的曼纳斯。在小说的结尾处，她说：“当然，首先我要生下我的孩子。”为此，她去了喜马拉雅山的一个静修院寻求精神援助。至于即将生下的混血儿能否能在后殖民印度顺利成长，她这时还来不及考虑。故事到此戛然而止。祖孙隔代的“东方传奇”在此降下帷幕。
印度学者M. 穆克吉认为，总括起来，《炎热与尘土》有五个方面的主题。其一是采用镜头不断闪回的方式，将1920年代和1970年代进行时间与空间的艺术组合，检视在印欧洲人跨越半个世纪、既同且异的东方生活体验；其二是“展示一种文化强加于另一文化之上的破坏性效果”；其三是暗示人类关系可以“为体验和幻想之循环提供一种暂时的栖身之地，这是生活中的绿洲”；其四是表达贾布瓦拉的一种观念，即“印度带给住在其间的人一种地狱般感觉，但同时又传达了一种天堂似的感受”；第五个主题是“探究带着热情和深爱住在印度及印度之外的人的生活方式”。这五个主题暗示了《炎热与尘土》的复杂和暧昧。
有人指出：“贾布瓦拉对福斯特《印度之行》的反应，可以视为拉什迪所谓的逆写帝国中心。”这分明点出了《炎热与尘土》与《印度之行》若即若离、形影相随的微妙关系。暂且不论贾布瓦拉与福斯特的思想联系，设若以创作《印度：百万叛变的今天》时期的奈保尔相比，贾布瓦拉还是有一段不小的距离。至少，她在逆写帝国中心这一点上没有达到人们的预期效果。首先，《炎热与尘土》的叙述主角都是白人女子，印度人则处于全面的失语状态。东方依然处于被人表述的位置。其次，贾布瓦拉的东方主义心态和手法使其逆写帝国的企图半途而废。单是题目“炎热与尘土”就足以勾起西方读者对于东方印度的无尽遐想。与福斯特的马拉巴山洞、保罗？斯各特那神秘恐怖的比比加尔花园和吉卜林的丛林与大正道一样，贾布瓦拉也没有放弃西方传统的象征隐喻。纳瓦布的宫廷靠近一个村子“Khatm”，这个词在乌尔都语中意思是“完结”，而奥莉维娅和孙女“我”住的地方叫“Satipur”，在印度语言中意为“忠实妻子之城”。这是明显的反讽。但在这里，印度场景被挪用。既然是处理英印人的生活题材，贾布瓦拉肯定意识到福斯特横亘在她面前的“影响的焦虑”而力求有所超越，她意图以《炎热与尘土》来“粉碎描写帝国生活的小说的神话”。印度学者对贾布瓦拉的双重视角持欣赏立场。他说：“贾布瓦拉是独特的。对她而言，文学创作的优势与劣势都有。优势在于她那在印欧洲人的特殊立场，劣势则是她不属于真正的、土生土长的印度人。”实际上，她的劣势非常顽固地阻止了她粉碎英印作家印度书写“神话”的企图。于是，连她的优势也都变成了彻头彻尾的劣势。有的印度学者认为，她的小说题目《炎热与尘土》不仅使印度蒙羞，还在西方读者心目中建构了关于印度的“浪漫”形象，因为：“炎热就是爱欲和激情的症候。”
小说开篇，一位鄙视印度教徒和佛教徒的英国妇女说，她已见过世界上许多事物，从中领悟到一个道理：“没有耶稣基督，你不可能在印度呆下去。”对她而言，印度没有一样东西具有人性，是彻底的蛮荒之地。这里暗示了东方野蛮与西方文明的潜台词。一对英国青年男女来印度寻找心灵静谧。姑娘气愤地说，她在这里各地只看到印度人的贫穷和虚伪。她说：“我想寻找心灵安静，但我看到的只是痢疾。”男的帮腔道：“那是所有人在这里都能看到的东西。”这里的印度变成了痢疾和垃圾的代名词。奥莉维娅与丈夫道格拉斯吵嘴时问对方，为什么要这样吵嘴。道格拉斯回答说：“因为这里的气候使你恼怒。那很自然，对我们所有人都一样。”印度的炎热开始充当作者言说东方话语的道具。奥莉维娅在懊悔中问起道格拉斯：“我不知道我究竟怎么了。”道格拉斯一如既往地回答道：“我告诉过你，这是炎热的缘故。没有英国人承受得住它。”印度的炎热在这里仿佛是一种恶魔般的东西，给欧洲人以沮丧和衰竭感。在小说其他地方，同样的炎热还会催发东方隐士的情欲，它又是一种邪恶的象征。
东方虽然有“难以忍受”的炎热和尘土，但也有拯救西方的可利用的一面。当印度人拉尔问“我”为什么来印度时，“我”的反应几乎和毛姆笔下的拉里相似：“我试图给他解释。我告诉他，我们许多人都对西方的物质主义感到厌倦。即使我们对东方的精神信息没有什么特别的兴趣，我们也希望来印度寻找一种更加素朴自然的生活方式。”接下来作者的叙述将重心微妙地转到拉尔身上：“我的解释伤了他的心。他觉得那是玩笑话。他说，为什么拥有汽车、电冰箱等一切东西的人要跑到这一无所有的地方来。他说，他因为自己的生活方式在我面前常常感到羞耻。当我想反驳他时，他更加起劲。他说，按照西方标准，他很清醒地意识到，他的房子、食物和进餐方式都是原始的，不够标准的。”贾布瓦拉这时的叙述又变成表述他者的角度，逆写帝国暂时告一段落。她笔下全知全能的主人公对拉尔自我贬低的反响是：“的确，因为没有科学的头脑和对现代世界的无知，他应该视为原始而不够标准者。然而他清楚，在所有方面他已经落后于时代，正是在这点上我完全有资格嘲笑他。我为何不嘲笑他！”这样，贾布瓦拉在继承毛姆《刀锋》关于东方印度书写的道路上大踏步地后退，一直退到反对毛姆和毛姆笔下珍视东方的拉里为止，退到了吉卜林时代黑白二分的印度书写传统里。于是，在与自己认为“不洁”的印度人接触后，“我”即贾布瓦拉的传声筒的心思这样流动着：“我第一次明白和感觉到印度教徒对污染的恐惧。我回到家彻底地洗了个澡，上上下下洗了个遍。我害怕极了。污染和传染似乎到处到是。那些苍蝇很容易把那些东西从她那里带到我身上。”这里人们可以读出印度的婆罗门意识，但这是一种贾布瓦拉东西文野对立心态中包裹的婆罗门意识，一种东西合璧的不健康心态。这时再对照奈保尔对贾布瓦拉的评价，我们会读出一种反讽效果：“深入印度社会内部，且以一种能让人接受的评价来对其进行断言的唯一作家就是普拉瓦尔？贾布瓦拉，而她是欧洲人。”
可以说，贾布瓦拉笔下的东方炎热就是爱欲和激情的来源，印度人就是这种爱欲激情的象征。通观《炎热与尘土》，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几场平行的跨越半个世纪的跨种族婚恋。几个故事中的女主人公是白人，男主人公是印度人。
奥莉维娅与道格拉斯不和，但却为印度王公纳瓦布身上的男性魅力所征服。纳瓦布每天都将奥莉维娅招到他的宫廷，与之尽享跨越种族界限的男欢女爱。奥莉维娅则是有求必应：“他在什么地方召唤，她都跟随而去，并满足他的一切愿望。”终于，奥莉维娅怀孕了。纳瓦布为奥莉维娅的怀孕喜出望外：“他常常拍打她瘦削的臀部和扁平小巧的腹部问她：‘你真的愿意为我做这事吗？’显然这使他感到惊讶：‘你不害怕？唔，你多么勇敢啊！’他的惊讶使她开怀大笑。”但是，出于惧怕自己混血儿私生子的肤色及其他方面的复杂因素，奥莉维娅终于决定堕胎。这一桩跨种族恋情到头来竟是一场纳瓦布精心设计的圈套。“他一直知道奥莉维娅有点堕落。她的这一弱点当然被堕落的纳瓦布所发现并利用之。没人怀疑纳瓦布已将奥莉维娅用作了复仇的工具。”为此，英印人明尼斯上校写了一本专著，论述印度人对欧洲人观念和人格的影响。这位上校在书中警告英印人，必须坚决抵制印度的诱惑。“他说，最软弱的人往往是那些最爱印度的人。”爱印度的方式有多种，印度的许多东西如风景、历史、诗歌、音乐和印度男女的身体美都值得欣赏，但是，这所有的东西“对那些爱得过于投入的欧洲人来说是危险的。印度常常是找到弱点就从此下手”。明尼斯上校称那些软弱的情感为“欧洲情感”。他警告欧洲同胞：“人们永远不要像印度人那样被感情的泛滥而变得心软。因为你心里一软，你就越过了边界，就会被轻易地拉到另一边。”这里的语言明显带有吉卜林印度书写的风格特征。奥莉维娅属于失败的典型，后来她客死印度，但能得到按照东方习惯进行火化的礼遇，算是贾布瓦拉给奥莉维娅留下的唯一亮色。但“冷酷虚伪”的印度土邦王公纳瓦布却在后来一直未与奥莉维娅联系，成为一个谜似的人物。借助于后殖民理论的观照，他身上负载的东方主义信息仍能得以解码。
半个世纪过去了，奥莉维娅的孙女“我”从英国来到了后殖民印度，这是祖母精神和肉体都曾“遇难”的地方。良心发现的孙女与印度人拉尔将一个在路边奄奄一息的印度教隐士即出家人带回家护理。但复原后的肮脏隐士却暴露了他的流氓本性，这使孙女大为不快。作者关于隐士的叙述是这样的：“他一直处于饥饿状态，不只是渴望食物。他还有强烈的性需求，并似乎认定我会像给食物那样也满足他性的需求。我可从来没有想到像那样被人利用……但是他常常勃起，并涨大到骇人的程度。因此使我联想起湿婆大神那被虔诚的印度教妇女供奉崇拜的巨大阳具。那个时候，我想他的性欲是被他的精神操练所激发，是被他手持念珠坐在我房间地板上念颂真言时所催生的。”这里的叙述值得分析，简单地说，对印度出家人性欲强烈的描叙使印度教形象蒙羞，而隐士的阳具等同于印度教视为神圣的湿婆大神之阳具，让人不禁联想起至少两个镜头：一是保罗？斯各特笔下曼纳斯被强奸时幻想是被湿婆林伽所奸，二是奈保尔感叹“湿婆神不再舞蹈了”。三位当代作家无一例外地选取湿婆乃至林伽来言说自己的后殖民话语，令人称奇。这是典型的去神圣姿态，一种拉什迪式的解构心态。它说明，贾布瓦拉并没有“逆写帝国”，而是逆写东方，解构东方。她与奈保尔、拉什迪等人构成了当代印度书写谱系中解构主义长河的重要支流。
这个淫荡的出家人在身为白人的奥莉维娅的孙女面前呆不了多久，因为他变得越来越危险和讨厌：“不时地，他的阳具疯狂地粗涨。我不得不把他赶开。他的身上很脏……我不得不开始藏钱，但是他又相当狡猾地找得到它。”最后的解决方式很简单：“今天我对他非常恼火，撵他走人。我将他的东西包起来扔到了楼梯上。”至此，一个关于东方出家人的负面形象已经建构完毕，只等西方读者怀着喜悦和厌恶交织的心情来品味这道由贾布瓦拉烹调的“印度小吃”。孙女所讨厌的出家人和奶奶所错爱的纳瓦布之间表面看没有任何联系，事实上，他们具有相似的特点：“东方”性。他们或冷酷虚伪，或淫荡下流，是畸形的东方人。1972年，贾布瓦拉出版小说《一片新领地》，次年在美国以《旅行者》为题出版。在这部小说中，作者描写了一个天真的美国姑娘丽，她来印度寻找精神导师，但她差点被导师诱奸。这位精神导师仿佛狄更斯笔下“卑劣的漫画式人物”，一个充满野心的贪婪好色的恶魔。这与《炎热与尘土》中的出家人形象并无二致。
作为中心人物的孙女，她与印度人的交道还未打完。她并非没有世俗愿望。相反，她受到印度人拉尔的纳瓦布般男性魅力的吸引。于是，贾布瓦拉的叙述以新的面貌出现：“然而，那一瞬间，我的确有一种欲望，一种强烈的欲望：紧紧地靠拢他。因为这似乎不好用语言来表示，我将手放在他手上……尽管接下来几步由我牵头，一旦我有所表示，他的反应也并不迟钝。”稍后，拉尔的东方男性“魅力”在作者笔下继续涌现：“她感到为他的力量所吸引，那是一种她在以前生命中从未体味过的魔力。”“拉尔和我面对面躺在床上。和他在一起越来越愉快。现在他已完全信任我，并对我充满爱意。”她觉得，他们之间的跨种族爱情游戏仿佛是印度教大神克里希那和众多女友欢快调情场景的再现。孙女怀上了拉尔的混血儿。她仿佛保罗？斯各特笔下的曼纳斯小姐，执意生下这个孩子。这说明，贾布瓦拉有意识地让后殖民时代的跨种族结合多几丝亮色、多几分希望。这是她与保罗？斯各特创作旨趣的相似处。
至此，三个东方男人次第登场，他们中的纳瓦布和拉尔吸引祖孙二人的是印度男人的魅力，那是《印度之行》中阿齐兹吸引阿德拉小姐的秘密，也是《统治四部曲》里库马尔吸引曼纳斯小姐的诀窍，贾布瓦拉熟悉英印文学传统，对于这些秘密和诀窍的借鉴和发挥运用当然不在话下，且有青胜于蓝的感觉。至于出家人的淫荡色情嘴脸，则也可以在《印度之行》里的阿齐兹、在《统治四部曲》中的穆斯林领袖卡西姆的儿子艾哈迈德那里找到模板。进一步说，联系题目“炎热与尘土”仔细思考可以发现，不管是印度人的“魅力”也好，“淫荡色情”也好，都是东方“炎热和尘土”的具体象征和体现。它将印度“东方化”，赢得了西方的读者群，使作者在西方世界声名不衰。这是印度书写传统战略和经典战术的再胜利。
有人说过：“《印度之行》是英印文学经典中的翘楚文本，无论欧洲还是印度的所有作家，都在福斯特的阴影中进行英属印度的有关创作。”贾布瓦拉也不例外。她曾经承认，没有哪个西方作家在投入印度书写之前不读福斯特的《印度之行》，不对它作出回应，这也是法雷尔和保罗？斯各特等人所认可的事实。在她于1958年出版的第三部小说《艾丝蒙德在印度》中，贾布瓦拉直接提到了福斯特的名字和他的书：“艾丝蒙德说：‘在你右边，你会看到一个历史场景，福斯特在那里初次邂逅阿德拉小姐，她正坐着在做社会学笔记。’”福斯特的作品《印度之行》对贾布瓦拉的创作影响巨大，尽管她声称要以抵抗姿态来粉碎福斯特等人的“帝国神话”，但她最终不能逃脱马拉巴山洞似的巨大诱惑。首先，在结构层面上，《炎热与尘土》和《印度之行》有着诸多相似之处。时间上，《印度之行》出版于1924年，而《炎热与尘土》则把奥莉维娅的故事发生时间放在相当接近的1923年，这应该不是无意中的巧合。当然，贾布瓦拉并非简单地重叙福斯特作品。与后者小说一样，《炎热与尘土》也有一个相对固定的故事发生地。奥莉维娅拒绝接受英印妇女那使人窒息的角色，而向意味着“完结”的印度地点卡特姆（Khatm）靠近，这仿佛阿德拉小姐想看清楚的那个终将带给自己厄运的“真正印度”。马拉巴山洞的故事高潮在贾布瓦拉作品中通过巴巴神坛前的造爱场面来显示，这一情节也暗示着贾布瓦拉超越了福斯特作品的暧昧隐晦，而与保罗？斯各特笔下曼纳斯和库马尔跨种族结合形成一致。福斯特笔下的马拉巴山洞因为阿德拉和阿齐兹的攀登成为一个文学的高潮，但却是小说中一个玄学似的低潮，代表分离和缺乏沟通的最低点，却被错误地视为联系沟通的高潮。这是“一个地理上的最低点，但却是奥莉维娅和印度之间玄学象征似的联合与沟通的高潮。此后她发现她和纳瓦布都误解了对方”。跨越半个世纪的两部作品还有其他一些结构方面的相似处。如阿德拉在法庭作证后逃回政府学院，这与奥莉维娅的堕胎和她逃回卡特姆相对应。奥莉维娅最后到了喜马拉雅那玄妙之极、有如世外桃源般的高山小镇以求心绪宁静，或是了此余生，而阿德拉则回到英国嫁给白人同胞，她们都与真正的印度场景告别。福斯特对于东西方相汇问题给出的答案是否定的，《炎热与尘土》多少有些不同的亮色，如奥莉维娅叙述道：“我不懂印度。我真的不懂，但这又有什么了不起？人们仍然可以成为朋友，不是吗？即使在印度也应该这样。”
最后有必要简单地提一提贾布瓦拉的《艾丝蒙德在印度》。这一作品印证了贾布瓦拉关于使在印外国人难受的文化不适问题。主人公艾丝蒙德是贾布瓦拉作品中第一次出现的欧洲人。他远距离理解印度文化，但他对印度的生活方式缺乏包容，如他不允许拉维将他的头剃光，因为这被他视为野蛮。他还坚持给他提供英国食物。印度妻子古拉波和他的生活方式完全两样。作者的叙述是：“艾丝蒙德决定去看看贝蒂（白人姑娘）。每当感到受古拉波的压抑时，他总是去见贝蒂。她的房间非常明亮、现代而富有生气，她本人也是如此。和她在一起就像和英国在一起那么舒服。英国是他最热切希望居住的地方。”通过艾丝蒙德这个艺术形象，贾布瓦拉第一次在作品中验证了她的“循环”理论。艾丝蒙德初娶印度姑娘古拉波时，处于第一阶段即“印度一切都棒”。结婚后五年里，艾丝蒙德处于第二阶段，即“并非印度一切的东西都好”。最后阶段则是“印度的一切都令人生厌”。因此，艾丝蒙德决定永远离开印度，回到亲切而熟悉的欧洲。
某种意义上，贾布瓦拉的“循环”理论实际上是她本人跨文明生活实践的痛苦总结。她与印度文明二十多年的接触未能触发文化认同感，她一直在东西方之间摇摆不定。她最后选择离开印度，移居美国，这说明，她已经达到第三阶段即“印度的一切都令人生厌”的阶段。在美期间她出版了小说《爱与美的寻觅》（In Search of Love and Beauty，1983），印度还是挥之不去的主题。因为，新作里的美国实质上就是她以前笔下的印度，作品中的德国犹太人流亡家庭和她早期作品里那些旁遮普流亡家庭难分伯仲，其间的失望烦恼和孤独寂寞与她在德里和孟买所经受过的完全一样。这说明，贾布瓦拉仍然逃脱不了印度式的“轮回”命运，究其实，她早年的“循环”说早已经打上了印度宗教文化的轮回烙印。印度文化和印度体验已经多多少少地渗透到她的创作血脉里，不论她走向哪里，住在何方。她与其他人一样，身心永远都“在印度之外”，但又终生无法摆脱印度体验带来的巨大影响。这究竟是后殖民作家的幸福，还是他们的悲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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