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印度与英国的历史文化和殖民政治关系，英语在近现代印度文学发展过程中起着特殊的重要作用。英语是外来语言，印度英语文学自然带有浓厚的跨文化色彩。泰戈尔的英语诗集《吉檀迦利》在1913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拉贾？拉奥（Raja Rao，1908—2006）、R. K.纳拉扬(R.K.Narayan，1906—2001)、M. R.安纳德(Mulk Raj Anand，1905—2004)等现代印度英语文学三大家的出现，均标志着印度英语文学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印度独立以后、特别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后，随着一批印度作家或有印度血统的后殖民作家在世界文坛的迅速崛起，印度英语文学重新吸引了世界文学爱好者和文学研究者或新奇或尊敬的目光。印度本土学者对于印度英语文学非常重视，自独立以来，不断推出新著加以评论。比较有代表性的著作包括K.R.S.因加尔的《印度英语文学》、C.D.纳拉辛哈的《天鹅与鹰隼：印度英语文学论文集》和《印度英语文学史》、M. 穆克吉的《再生的小说》和《容易消失的帝国：印度英语创作论文集》、M.K.奈克主编的《印度英语文学论文集》、《印度英语文学面面观》和《印度英语文学作家》、R.S.帕塔卡主编的《印度英语小说的问题与前景》、V.V.N.R. 普拉萨德的《五位印度小说家笔下的自我、家庭与社会：拉江、拉贾？拉奥、纳拉扬、阿伦？乔西和安妮塔？德赛》、K.A. 潘尼迦的《独立以来的印度英语文学》、G.N.德维的《外语创作：印度英语文学论文集》、R.S. 辛哈和C.S.辛哈主编的《印度英语文学谱系史》、N.D.R. 钱德拉主编的《现代印度英语创作批评》第一、二卷等等。其中，因加尔长达700多页的论著在1963年初版，1973、1983年两度修订再版，成为一部带有文学史性质的重要著作。印度的一些英文期刊如《印度英语研究》（Indian Journal of English Studies）和《印度英语创作》（Journal of Indian Writing in English）也常常刊载论述印度英语文学的文章。顺便提一下，印度英语文学越来越成为印度学者和中国学者所关注和研究的对象。除了上述对印度英语文学进行整体研究的著作和期刊外，对于单个作家的研究也有很多的成果，尤其是对拉贾？拉奥、纳拉扬和MR.安纳德等早期英语三大家的研究更为普遍。六十到七十年代里就有一些关于三大家的研究成果，八十年代后更为丰富，有的还将他们与其他印度英语作家乃至吉卜林、福斯特等英国作家进行比较研究。关于三大家的研究论文不计其数，单是著作也可举出很多，例如，关于拉贾？拉奥的研究著作有C.D纳拉辛哈的《拉贾？拉奥》和他指导的女博士S.A.纳拉扬的《拉贾？拉奥其人其作》。后者的著作是她在1971年提交给迈索尔大学的博士学位论文《拉贾？拉奥和印度英语小说》的基础上修改而成。纳拉辛哈的书除引言外，包括四章：短篇小说、《甘特普拉》、《蛇与绳》、《猫和莎士比亚》。后者的著作除了论述纳拉辛哈提到的作品外，还增加了论述《克里洛夫同志》一章。关于纳拉扬的论著包括B.S.戈雅尔主编的《R.K.纳拉扬评论集》、M.K.奈克的《讽喻意识：纳拉扬小说研究》、S.N.纳塔的《纳拉扬小说研究》、N.库马尔的《纳拉扬小说中的女性》和C.N.室利纳塔主编的《关于R.K.纳拉扬的近期论文选》。两本论文集中的作者均有一半为西方学者，这显示了纳拉扬的国际声望，也显示印度英语文学在西方得到相应的重视。2006年10月10日至12日，印度学界在纳拉扬的故乡迈索尔召开纳拉扬诞辰100周年纪念暨国际学术研讨会，与会者来自世界各地，研究纳拉扬小说的中国学者、河北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王春景博士参会并发言，这是到会的唯一一位中国学者。这表明，中国学界已经开始参与到纳拉扬研究或印度英语文学的国际学术对话中。无论是对中国的印度文学研究或是中印文化交流而言，这都是利好的消息。
就印度英语文学而言，西方学界也推出了一些研究成果。一般说来，印度学者和西方学界习惯将奈保尔、拉什迪、安妮塔？德赛和维克拉姆？赛特等散居海外的印度裔作家与纳拉扬、安纳德、阿米塔夫？高士和阿伦达蒂？罗易等印度本土英语作家一道统统视为印度英语作家进行考察。本节研究只涉及印度本土英语文学诸多复杂问题，而在下一节单独考察印度学者包括印度裔流散作家在内的流散文学研究。印度学者关于印度英语文学的研究内容非常丰富，限于篇幅，本节只能对近几十年来印度学界相关研究的某些方面择其要者介绍一二。
一概念辨析
首先看看印度英语文学的概念辨析。根据N.D.R.钱德拉等印度学者的考证，表达“印英的”的英文单词是IndoAnglian，它首先出现在1883年。当时在加尔各答出版了一本书，题目中含有IndoAnglian Literature（印度英语文学）的字眼。从印度本土学者的眼光来看，这本书是印度英语文学最初的范本。1943年，因加尔用IndoAnglian Literature作为自己当年出版的处女作的书名。后来，因加尔以这个英文标题一再出版新著，IndoAnglian Literature即“印度英语文学”的称谓不胫而走，逐渐风行印度文学界。到了现在，作为印度对世界英语文学的重要贡献，IndoAnglian Literature 即“印度英语文学”这一术语已经被印度学界广泛接受。
钱德拉认为：“事实上，IndoAnglian（印英的）这个术语是被杜撰来以区别于另外一种叫做AngloIndian（英印的）的关于印度的创作。后者指的是英国人涉及印度主题、背景和动机的文学作品。”有的学者认为，AngloIndian Literature(英印文学)是指在印度生活的英国人写作的印度题材作品。这种英印文学带有强烈的印度本土色彩，业已成为英语文学的一部分。当然，也有部分学者遣词造句时，喜欢采用IndoEnglish而非IndoAnglian。因为，IndoAnglian意指印度与英国两个国家之间的关系，而非表示一个国家的语言。但是，因加尔坚持认为，使用IndoAnglian这个术语的好处在于，它既可作形容词“印英的”，也可以用做名词“印英人”，而IndoEnglish则不能这么用。因此，IndoAnglian这个词语使用起来非常方便，且生动形象，完全能够表达印度英语文学的涵义。V.K.戈卡克认为，IndoEnglish应该用来指称翻译作品，即被译为英文的印度方言文学作品。它也可以用这个词语来表达：Indian literature in translation。照此标准，某些印度学者关于《罗摩衍那》的英文译作就可以归入这个范畴。钱德拉总结道：“综上所述，可以说，相对于上边所讨论的任一术语，因加尔使用的IndoAnglian一词已经获得大家一致公认。因此，我们可以将IndoAnglian Literature视为印度作家用英语创作的、以印度为主题和背景的文学。”而因加尔认为：“印度英语文学既是印度文学，也是英语文学的变种。它既吸引印度人，也应该使英国人感到有趣。”
二历史分期
N.D.R.钱德拉认为：“般吉姆？查特吉？钱德拉（1838-1894）是创作英语小说的第一个印度人。他的《拉贾？莫汉的妻子》（Raj Mohans Wife）标志着印度英语小说的开端。这部小说出现在1864年。”其实，早在般吉姆的英语小说出现之前，近代印度思想启蒙家拉姆？莫汉？罗易（Ram Mohan Roy， 1772-1833）等人的英语散文就已经出现。例如，他在一篇题为《传教士与三个中国信徒的对话》的讽刺性短文中，借一场东西方对话描摹了中国人的机智。这些情况表明，如果从罗易开始英语写作的十九世纪初算起，广义上的印度英语文学也至少有着两百多年的发展历史。很多印度学者对印度英语文学的历史分期进行过探讨。这里介绍两位学者的观点。
因加尔曾经将印度英语创作（Indian English writing）亦即广义的印度英语文学分为五个时期，按年代顺序依次是：1820到1870年，1870到1900年，1900到1920年，1920到1947年，1947年至今。印度学者J.贾延（Jasbir Jain）并不赞成这一分期。他认为，这种分期在二十世纪末的学者看来，显然已经过时了。钱德拉也把印度英语文学发展史分为五个时期。他的着眼点主要是印度英语文学的代表性文体小说。他认为，十九世纪中期到1930年为印度英语文学的第一个发展时期。它涉及文体发展的问题，即西方浪漫主义和历史主义创作观的协调，这一时期也是印度开始争取民族自由的开端。第二个时期是指1930到1950年间。M.R.安纳德、R.K.纳拉扬和拉贾？拉奥开始创作并崭露头角。1950到1970年代末是第三个发展时期。这一时期，一些比纳拉扬等英语三大家更年轻或与之大约同龄的印度英语作家开始登上创作的舞台，他们是桑塔？罗摩？拉乌（Santha Rama Rau， 1923-）、卡玛拉？玛康达雅（Kamala Markandaya， 1929-）、巴帕尼？巴塔查利雅（Bhabani Bhattacharya， 1906-）、阿提亚？侯赛因（Attia Hossain， 1912-）、纳扬达拉？萨格尔（Nayantara Sahgal， 1927-）、安妮塔？德赛（Anita Desai， 1937-）、阿伦？乔西（Arun Joshi， 1939-1993）、库斯万？辛格（Khushwant Singh，1915-）和曼诺哈尔？马尔贡加尔（Manohar Malgonkar， 1913-）等等。第四个时期指1980到2000年。它以拉什迪1981年出版的轰动东西方世界的《午夜诞生的孩子》为标志和开端。这一时期的印度英语作家尽情地自由展示语言、奇想、反讽等写作技巧。维克拉姆？赛特（Vikram Seth， 1952-）、阿米塔夫？高士（Amitav Ghosh， 1956-）、沙西？德鲁尔（shashi Tharoor， 1956-）、罗辛顿？米斯特利（Rohinton Mistry， 1952-）、芭拉蒂？穆克吉（Bharati Mukherjee， 1940-）、阿伦达蒂？罗易（Arundhati Roy，1960-）、 裘帕？拉希里(Jhumpa Lahiri)、乌帕马尼亚？查特吉（Upamanya Chatterjee）和沙西？德斯潘德（Shashi Deshpande， 1938-）等人。其中，穆克吉和赛特等人大多数时候居住在英美进行创作，显示出流散作家的基本特色，这和以前在印度定居的印度英语作家很不一样。贾延对这种分期的学理依据解释说：“上述分期主要是考虑到这些因素：文学发展，文学定义，主题的开拓，更为明晰的语言自由意识，散居和身份诉求。”作为一家之言，贾延学术探索的勇气值得肯定。客观来看，他的分期有一定的道理。照此分法，二十一世纪初应视为第五个时期，英语文学中关于创作主题、创作风格的实验性质越来越多。安妮塔？德赛的女儿基兰？德赛等人的崛起是第四、第五个时期里值得注意的现象。
三代表作家
在长期的研究过程中，印度学者对印度英语文学代表作家的认识开始明朗。以老资格的研究者C.D.纳拉辛哈为例。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他在K.M.乔治主编的《比较印度文学》一书中负责介绍印度英语文学发展史。他分类介绍各体英语文学及其代表作家。如在英语诗歌部分，他把T.杜塔（Toru Dutt， 1855-1876）、S.奈都（Sarojini Naidu， 1879-1949）、奥罗宾多和泰戈尔视为殖民时期即印度独立以前的代表性诗人，把D.莫内斯（Dom Moraes）、尼斯姆？厄泽基尔（Nissim Ezekiel， 1924-）、P.拉尔（P. Lal， 1929-）和卡玛拉？达斯（Kamala Das， 1934-）视为后殖民时期的代表诗人。纳拉辛哈心目中的优秀小说家是纳拉扬、安纳德和拉贾？拉奥等英语小说三大家以及G.V.德赛尼（G.V. Desani， 1909-）、M.阿兰塔纳拉扬（M. Ananthanarayan， ）、巴帕尼？巴塔查利雅、曼诺哈尔？马尔贡加尔、阿伦？乔西、卡玛拉？玛康达雅、安妮塔？德赛和库斯万？辛格等人。纳拉辛哈心目中理想的短篇小说家非纳拉扬等三大家莫属。他认为，奥罗宾多和泰戈尔的英语戏剧成就有限，其他戏剧家的成绩也不突出。关于英语写成的文学批评理论，纳拉辛哈认为，奥罗宾多的《未来诗歌》、A.K.库马拉斯瓦米的《艺术本质的变迁》和《湿婆之舞》、M.西里亚南（M. Hiriyanna）的《艺术体验》（Art Experience）、K.R.S.因加尔的《印度英语文学》、M. 穆克吉的《再生的小说》和他自己的《天鹅与鹰隼》是优秀之作。但是，不知何故，他忽略了泰戈尔的文论。从上述这些例举可以看出，纳拉辛哈认为，印度英语文学中的诗歌、小说乃至文学批评理论皆有很大成就，但戏剧次之。对于英语小说家的认定，因加尔在1983年出版的大部头著作《印度英语文学》中也基本上遵循纳拉辛哈的选择标准。
1997年，隐居英国且备受争议的海外印度作家拉什迪不甘寂寞，与人合编了总结五十年来印度英语文学创作实绩的《1947至1997年间的印度文学精品》。他在书中精选了三十二位印度英语作家的作品片段，涉及的作家包括尼赫鲁、纳扬达拉？萨格尔、S.H.曼陀（Sadat Hasan Manto， 1912-）、G.V.德赛尼、N.C.乔杜里、卡玛拉？玛康达雅、M.R.安纳德、R.K.纳拉扬、维达？梅塔（Ved Mehta， 1934-）、安妮塔？德赛、贾布瓦拉（Ruth Prawer Jhabvala， 1927-）、S.雷（Satyajit Ray， 1921-1992）、拉什迪、帕德玛？皮莱娜（Padma Perera）、乌帕马尼亚？查特吉、罗辛顿？米斯特利、B.希德瓦（Bapsi Sidhwa）、I.A.瑟利（I. Allan Sealy）、沙西？德鲁尔、萨拉？苏来丽（Sara Suleri）、F.坎迦（Firdaus Kanga， 1959-）、A.阿帕查纳（Anjana Appachana）、阿米塔？乔杜里（Amit Chaudhuri， 1962-）、阿米塔夫？高士、基多？西利哈南（GithaHiriharan， 1954-）、基多？梅塔（GitaMehta）、维克拉姆？赛特、维克拉姆？钱德拉（Vikram Chandra， 1961-）、A.瓦基尔（Ardashir Vakil， 1962-）、穆库拉？科萨万（Mukul Kesavan）、阿伦达蒂？罗易和基兰？德赛等人。和纳拉辛哈的选单相比，拉什迪的这份选单有些特点。他选取了尼赫鲁、纳拉扬和安纳德等卓有成就的老作家作品片段，也照顾了乌帕马尼亚？查特吉、阿米塔夫？高士、基多？哈利哈南和阿伦达蒂？罗易等长期居住在印度的中青年作家。但他有意无意地忽略了拉贾？拉奥、阿伦？乔西、库斯万？辛格和曼诺哈尔？马尔贡加尔等优秀的印度本土英语作家。他还把作品不受印度欢迎的奈保尔剔除在外，却选录了同样不受印度读者欢迎的N.C.乔杜里的作品片段。还有一个特点，那就是拉什迪所选取的篇目涉及很多和他自己一样散居印度之外的印度裔英语作家，即A.阿帕查纳、N.C.乔杜里、卡玛拉？玛康达雅、维达？梅塔、安妮塔？德赛、R.P.贾布瓦拉、萨拉？苏来丽、萨尔曼？拉什迪、帕德玛？皮莱娜、罗辛顿？米斯特利、B.希德瓦、I.A.瑟利、沙西？德鲁尔、F.坎迦、A.瓦基尔和基兰？德赛等十六人，这些人占了他所选取作家人数的一半。其中维克拉姆？赛特在印度、美国、中国和英国等地散居、基多？梅塔在英国、美国和印度之间来往，维克拉姆？钱德拉在孟买和华盛顿之间自动放逐。和纳拉辛哈相比，拉什迪表现了非常开放的心态，他高度重视越来越成为印度英语文学主力军的海外印度英语作家。但是，他忽略众多的印度本土作家作品，把眼光投向更多的后殖民英语作家，这似乎又是他身为后殖民英语作家一员的本能反映。不过，应该承认，拉什迪的选单和纳拉辛哈的选单各有特色，均可以作为向世界文学界展示印度英语文学实绩的载体和标本。
G.N.德维编选的《印度文学批评理论》（2002）一书选取婆罗多以来二十多位印度文论家的文论片段，其中有十二位是以英语进行文学评论的。他们包括泰戈尔、奥罗宾多、斯皮瓦克和K.克里希纳穆尔提等人。这说明，英语在印度文学批评理论的构建过程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四创作的核心问题
印度学者J.贾延（Jasbir Jain）认为，印度学者们对印度英语文学的关注点主要集中在五个方面：“使用英语对印度现实生活进行艺术表达、读者的问题、关于印度英语文学印度性的阐释、在选择写作主题时可能遇到的限制以及历史分期问题。”这说明，在印度学者眼中，印度英语文学、主要是英语小说必须面临创作语言、阅读受众、印度性亦即作家的身份诉求、创作主题选择和文学史分期等几个方面的考量。很明显，贾延此处涉及的印度英语文学，包括印度本土英语作家的创作，但有时也指流散海外的印度英语作家作品。历史分期已经谈过，这里简单谈谈其他几个问题。
先看看印度英语文学创作的语言问题。在R.S.帕塔卡看来，印度英语文学发展面临着两大难题。一是身份诉求，二是表达的媒介即英语。他和其他学者一样，都以英语小说为例进行分析。这是因为：“语言对小说家来说比对诗人更为重要……因此，其他问题如印度性、读者、主题和文学史分期都来自于语言问题。” R.S.帕塔卡认为：“困扰印度英语小说家的另一个问题与表达的语言媒介有关。他必须用并非自己母语的一种语言进行写作……有些人也认为，作家必须尽力解决本土意识和获得的语言媒介之间常常发生的冲突。”其实，早在印度独立前，印度英语作家即已开始思虑语言这一创作媒介的问题。1937年12月，拉贾？拉奥在伦敦出版英文小说《甘特普尔》。他在该小说的前言中写道，几乎每一个印度乡村都有自己的传奇故事。而他想在《甘特普尔》中讲述的是自己乡村的当代编年史。他接着说：“这种讲述并不轻松。你不得不用不属于自己的一种语言传达自己的精神实质。你不得不传达在外国语言中似乎没有正确传达出的种种被遮蔽和忽略的思想意识。我使用‘外国的（alien）’这个词，然其对我们而言并非真的陌生。就像从前的梵语和波斯语一样，英语成了我们的智慧因素，但它却无法成为我们的情感载体。我们天然都是双语者，许多人用自己的语言和英语写作。我们不可能像英国人那么创作，也不应该那么做。我们也不能只以印度人的方式创作。我们已经成熟，把偌大的世界视为自己的一部分。因此，我们只能采取一种方言（dialect）的表达方式，有朝一日，它会被证明同爱尔兰英语或美国英语一样独具特色、绚丽多姿。唯有时间会证明这点。”拉奥此处的开放心态和折中立场也是独立以来很多著名的印度英语作家的文学实践。拉奥还认为：“创作语言之后的问题是创作风格。印度的生活节奏必须融入我们的英语表述中去，如同美国或爱尔兰的生活节奏已经融入了他们的创作中。在印度，我们思维敏捷，出口成章，一有行动便雷厉风行。印度的太阳下必定有着什么东西，使得我们跌跌撞撞而又依然前行。我们的道路永无穷尽。”与此观点相类似，V.K.戈卡克建议，印度英语作家们使用的英语应该代表一种独具特色的进化的规范语言：“在这种规范语言中，其身体是正确的英语惯用法，但其灵魂是印度式的色彩、思想和想象。”另一位学者认为，要想让英语为己所用的话，必须主动出击：“现在，情况变得很明显，印度性（Indianness）不可能强加于英语上……为了表达思想意识，作家必须把它改造为合适的创作工具。”从纳拉扬到拉什迪，很多印度英语作家都是遵照改造英语以适合自己表达需要的写作战略前进的。这是一条为写作实践所证明了的成功经验。
帕塔卡还认为：“印度英语小说家必须面对的首要和最大的问题与他的身份诉求有关……印度英语小说家面临的最大挑战是他的身份诉求。现代小说中散居者的身份探索是一个普遍的主题，但对绝大多数印度英语小说家来说，这种身份探索具有特别印度式的紧迫性。”而在某些学者看来，很多印度英语作家是流离失所的文化孤儿，冲突中诞生的孩子，世事变迁的产儿。他们“依赖拨弄文化分裂症（cultural schizophrenic）获得的利益怡然自得地活在边界上”。这说明，印度英语作家的身份诉求是一种很复杂的跨文化现象。一般说来，身份的迷失会导致心理疏离（alienation）。而心理疏离或“无根”（rootlessness）意识正是某些印度英语小说非常普遍的主题。这种“无根的文学”(rootless literature)完全疏离了印度大众，也无视于印度现实社会。如N.C.乔杜里便认为自己是“工业文明时代的流浪者”。帕塔卡认为，居住在印度的这些英语作家的身份诉求与民族身份认同遇到障碍有关。他说：“作家们在寻求自己的个人身份时，也在努力寻找民族身份。和在西方寻求身份认同不一样，在印度这样一个国家里，对身份的探寻与其说是个人的行为，不如说是社会性的。在印度，个人意识与民族意识紧密相连，个人的身份探索遂成为宏观的民族身份危机。”那么，有无解决身份迷失难题的办法呢？有的学者指出：“印度性不可能从外部灌注到作品中，他必须内化为作家的意识。在无法与西方传统绝缘的条件下，他必须完全真诚地意识到自己的印度性。但不幸的是，绝大多数印度英语作家在感情和思想上都缺乏这种意识。他们属于那种把自己的思想嫁接在西方生活与思维方式上的小集团，因此成为情感无根的牺牲品。”的确，印度英语作家，特别是散居海外的印度作家遇到这种身份危机，与他们中的很多人在西方接受英语教育、接受西方传统文化洗礼有关。由此，他们获得了一种看待印度本土的西方视角，其身份危机也就此萌芽。
印度英语作家创作主题的选择也是印度学者关注的重点之一。作家们的创作主题从印度本土延伸到异域风情。他们既选择表现古老传奇、神话、历史事件、社会罪恶、自由斗争、印巴分治的心灵创伤、东西方相遇的悲剧困境、完整家庭破裂后的感情疏离、农业人口向城市的迁徙、对西方物质文化毁坏人际关系和败坏传统价值信仰的抨击等，也选择在故事中穿插印度哲学和精神信仰。只是到了二十世纪后期，一些印度英语作家模仿西方，开始表现疏离、文化无根或感情空虚、精神迷惘等主题。作品中的超现实主义和存在主义等思想偶尔可见。R.S.苏克拉（R.S. Shukla）认为，在生活基础上选择恰当的表达主题并不难，难的是有的作家依照个人偏好，专注于表达一些过于狭隘的个人体验。用苏克拉的话来说是：“印度英语小说家主要的难题是，他常常和普通人绝缘，很少像安纳德和纳拉扬那样，从广大的普通人生活中汲取创作素材。”有的作家发现西方对印度的宗教神话感兴趣，就在作品中穿插了一些自己不太明白的宗教哲学思想，其实这些东西混乱模糊，读者也不容易理解。苏克拉认为，即使是《蛇与绳》这样的杰作在这方面也难辞其咎。不过，二十世纪末，一些积极的变化正在发生。一些年轻的英语作家开始认识到西方人的困境，从而以积极姿态客观地表达印度普通男女的灵魂所思和印度发展的积极因素。苏克拉对于印度英语作家不时获得英语世界的布克奖、普利策奖等西方奖励不以为然。他说：“这些作家最好的奖励一直应该是他们被绝大多数印度读者所接受。只要他们的作品确有价值，自然会获得国际上认可。仅仅将外国和印度的角色和事件搅拌在一起，他们不可能赢得这一切。”苏克拉最后呼吁印度英语作家道：“是时候了，我们应该明白这一点：只有首先在民族的河流中学会游泳，才能继续在汹涌澎湃的人类海洋中巡游。”苏克拉上述首先的确是真知灼见，对于一些西化厉害的印度英语作家不啻于一剂苦口良药。他的意思是，越是民族的，就越能成为世界的。他强调印度英语作家立足文化本位的书写立场。当然，他对书写个人感情的作家持否定态度，这是比较偏激的。毕竟，全球化时代里，社会变化给人们，特别是给大都市人们的心灵带来更多的冲击。城市病不计其数。在这种情况下，部分印度英语作家，特别是散居海外的印度英语作家如安妮塔？德赛、巴拉蒂？穆克吉、卡玛拉？玛康达雅和R.P.贾布瓦拉等人，书写个人内心体验几乎成为他们与这个世界对话的唯一途径。这些人已经在印度之“河”游过泳，她们登上西方海岸线后，只能在另一种海洋中或艰难或轻盈地游动。
J.贾延认为：“读者仍然是一个关键而重要的问题。外国读者意味着外部导向的写作，这是一种远离自己文化或专门描写异域风情的距离写作。”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很多散居英美的作家如拉什迪、奈保尔屡屡遭到印度学界或印度读者的严厉抨击。不过，英语文学的读者问题在印度国内还有另外的涵义。印度是世界上第三大英语出版国，仅次于英美两国。但事实上，由于文盲多的缘故，印度的英语读者只占总人口的百分之几。因此，英语文学爱好者主要是印度大都市的知识阶层、海外散居者。也正是这个缘故，一些印度学者极力提倡将印地语、孟加拉语、泰米尔语等各种印度语言中的文学佳作翻译为英语，以供懂英语的读者和学者们阅读。这项工作由印度文学院等机构主持，迄今为止，已经出版了很多这方面的英译作品。
印度英语文学的地位究竟如何？一些学者对此观点不一。G.N.德维认为：“印度英语文学是一种奇特的文化现象……事实上，印度英语文学是印度文学中最新的和最不发达的一支。”因加尔对于印度英语文学的评价是：“将印度英语文学仅仅视为英语文学的小小支流并不合理。”而早在1945年，因加尔主编出版过一本论文集，题目是《印度对英语文学的贡献》(The Indian Contribution to English Literature)。此书后来再版，这表明，他已经认识到殖民主义时期印度英语文学的独特价值。就当代印度英语文学的作用和世界影响力而言，一位学者评价说：“现在，印度英语文学无疑已经成为向范围更为广阔的英语世界传播印度观念的最普通的工具。”这些话有一定的道理。以中国学界为例，很多中国读者了解印度文学，也是通过泰戈尔诗歌集《吉檀迦利》等英语文学的中文翻译而进行的。布克奖、普利策奖乃至泰戈尔赢得的诺贝尔文学奖，都为西方世界了解印度文化观念创造了必要的前提。在印度国内，由于英语的特殊地位，英语文学作品也为印度读者与研究者带来了无比丰盛的精神食粮或研究素材。当然，那些对印度进行歪曲描写的英语文学也在客观上传播了畸形的印度形象，这在印度国内常常有所反弹、甚或强烈反弹。
至此，我们对印度学者关于印度英语文学的观察和理论思考有了一些了解。最后再简单地谈谈二十世纪中后期到二十一世纪初印度英语文学研究的历程及其新动向。
五新的研究动向
印度学者自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起，便已经开始历史地观察印度英语文学的发展。这以K.R.S.因加尔的《印度英语文学》（1963）为代表。此后到八十年代，印度学者继续推出这方面的研究成果，例如，C.D.纳拉辛哈的《天鹅与鹰隼：印度英语文学论文集》（1968）、M.N.奈克主编的《印度英语文学论文集》（1972）和《印度英语文学面面观》（1979）等。在1984到1985年出版的、K.M.乔治主编的两卷本《比较印度文学》中，纳拉辛哈粗线条地梳理了印度英语文学发展的历程及每一文体的代表作家。
随着拉什迪的长篇小说八十年代初在西方英语世界突然走红，印度英语文学开始以崭新的姿态集体亮相，西方学界开始对包括印裔流散作家作品在内的印度英语文学刮目相看。这进一步激发了印度的英语文学研究。九十年代以来，研究印度英语文学的著作在印度急剧增加，这不仅包括研究纳拉扬、安纳德等老作家的著作或论文，还包括对中青年作家的研究著作或论文。同时，对印度英语文学进行整体打量的研究成果也层出不穷。下边这些便是例子： R.S.帕塔卡主编的《印度英语小说的问题与前景》（1990）、V.V.N.R. 普拉萨德的《五位印度小说家笔下的自我、家庭与社会：拉江、拉贾？拉奥、纳拉扬、阿伦？乔西和安妮塔？德赛》（1990）、K.A. 潘尼迦的《独立以来的印度英语文学》（1991）、R.S. 辛哈和C.S.辛哈主编的《印度英语文学谱系史》（1998）、M.K.奈克和S.A.纳拉扬的《印度英语文学：1980—2000》（2001）、G. 库马尔的《印度英语文学新视野》（2001）、N.D.R. 钱德拉的《现代印度英语创作批评》（第一卷，2004；第二卷，2005》等等。
随着印度英语文学的迅速发展，理论探讨也提上了议事日程，这就是G.N.德维的《外语创作：印度英语文学论文集》（1995）。他对印度英语文学发展、英语文学翻译、英联邦文学等问题进行了论述。部分涉及印度英语文学理论思考的还有拉什迪1981到1991年的论文集《想象的家园》。J.贾延则编选了印度英语文学批评文选即《创作理论：作家论创作》。他的书和G.N.德维的历代印度文学理论选刚好构成一个完整的时间谱系。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后，以印度英语文学为主题的学术研讨会也很普遍。根据笔者在印度期间的观察，很多学术讨论会把印度英语文学与印地语、孟加拉语或马拉提语等各种印度地方文学联系在一起加以讨论，这便是比较印度文学的研究模式。
和此前的某些研究方法或立场不同，九十年代以来的印度英语文学研究迅速实现“与国际接轨”，即在评价作家或作品时态度更加灵活开放，研究对象开始向海外作家的流散写作看齐，有时候也取比较文学的研究手段，研究方法追随西方理论。很多印度学者评价印度英语文学时，常借用后殖民理论进行解读。例如，O.P.朱勒迦的著作《后殖民小说中殖民意识的叙述》就是如此。该书从后殖民理论的角度对拉贾？拉奥、纳拉扬等印度英语作家进行全面的考察。全书除前言、序言和结语外，分为五章，标题依次为：后殖民小说的殖民意识叙述之阐释、殖民混杂：身份与疏离、历史与小说、结构的原理和小说策略、被解殖的英语。从这些标题来看，就可明白作者的思想资源主要来自后殖民理论。
在研究心态上，一批著名的老资格批评家表现出强烈的民族主义精神。例如，在印度英语文学研究方面完全堪称权威的纳拉辛哈便常常如此，他在论述奈保尔等作家时，往往会表达对印度后殖民作家和西化派作家的反感。他在K.M.乔治主编的《比较印度文学》一书中把著名宗教哲学家辩喜（Swami Vivekananda， 1863-1902）和尼赫鲁视为印度英语文学发展的先驱人物，因为他们的英语著述为印度作家采纳英语作为创作语言提供了范本。他还把N.C.乔杜里1951年出版的《一个不知名的印度人自传》（Autobiography of an Unknown Indian）视为印度英语作家的反面教材。他还在论述小说时，驳斥了奈保尔认为印度小说是对西方小说的模仿。纳拉辛哈认为，印度自古就有小说，印度叙说故事的传统历史悠久，这影响了拉贾？拉奥等印度英语作家。与西方作家相比，他们站得更高，看得更远。这就是为什么纳拉扬的《向导》要比奈保尔的《神秘按摩师》更吸引人，拉贾？拉奥的《蛇与绳》比E.M.福斯特的《印度之行》更加重要。“因为，《蛇与绳》从《印度之行》结束的地方开始。”
综上所述，随着时间的推移，印度英语文学在印度学界越来越得到重视，研究成果越来越丰富。虽然很多学者并未将自己的研究当作比较文学的产物，但它的确具有特殊的比较色彩。印度英语文学研究自然不能排除在比较文学研究范围之外。鉴于印度学者这方面的研究成果具有国际影响，中国学界应该予以关注。
附录二 走向三维立体的比较文学研究
当前，比较文学在中国学术界已成为一门显学。新世纪里，如何在中国当下的学术语境中进行比较文学研究，这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笔者在此尝试提出一些不太成熟的看法，以求教于方家同仁。
首先，我们必须调整比较文学研究的心态。其中最重要的一点是，真正重视中国文学以外的东方文学在比较文学研究中所占的比重和价值。著名阿拉伯文学研究专家、北京大学的仲跻昆先生在2003年举行的“东方文学专家谈”中说过这样一席发人深思的话：“我们决不应当满足现状，我们应清楚地看到‘欧洲中心论’的影响还很深，有待我们进一步肃清。如果说欧洲人搞‘欧洲中心论’还有一定道理的话，我们也跟着搞，是一点道理也没有。”仲先生指出了当前一部分学者跟着西方感觉走的不健康心态。另一位学者的话同样值得比较文学研究者三思：“西方学者认识与研究东方文化的程度由于种种原因是非常有限的，因此，我觉得，东方的文化与文学只有东方自己的学者才能真正地理解……中国学者的研究还只是一个准备，等到包括中国在内的东方国家真正崛起，全世界比较文学学者真正关注东西方异质文化的交融，懂汉语、印地语、日语、阿拉伯语的人多起来的时候，全世界的比较文学研究就会在真正多元文化语境下迎来一个新的高潮。” 这说明，东方世界的学者也有资格阐释东方文化现象，并且，世界比较文学的新高潮与东方文化的受重视程度息息相关。走向比较文学的理想阶段，最合理的路径之一是跨异质文化的学术研究，而这不可避免地涉及中国与东方世界的文化关系上。这是一个十分不起眼、但却十分敏感的复杂问题。长期以来，中国学术界的西方中心主义思想比较严重，再加上一部分学者的民族本位立场造成的中西两极视角，这就形成两种畸形后果，即西方中心主义和中西中心主义。前一顽症早已有人关注，但却在一部分学者身上达到病入膏肓的地步，后一顽症也长期存在，只是关注并抨击这一现象者极少。不过，多年以前，著名学者李达三曾经隐隐约约涉及过这一话题。他说，比较文学中国学派的目标是，在自己本国文学中，找出具有民族性的东西，加以发扬光大；拓展非西方国家（如中日韩）的区域性文学运动；做非西方国家的发言人，同时和“其他许多发言人一样，并不自诩能代表所有其他非西方国家。作为发言人的目的在宣扬并拥护第三世界对文学所做的贡献……第三世界要向西方国家建议的是：西方国家必须再度朝向东方。” 不管怎样，李达三主张中国学派“不自诩能代表所有其他非西方的国家”是很有价值的。非常遗憾的是，当时乃至现在，真正理解此话内涵的学者较少。李达三之后，某些学者终于把视野调整到一个比较合理的角度上。例如，王宁在文章中指出，通观国际比较文学研究格局，正从以前的三足鼎立（法美苏）变成新的三足鼎立（法国学派、美国学派和东方学派）。比较文学东方学派以中国、印度和日本为核心。他说：“以中国、印度和日本为中心的东方学派，其特征是跨越东西方文化传统的平行比较研究和诗学对话，同时也兼顾影响研究和超学科研究以及东方各民族之间文学的比较研究，其理论背景是一种通过东西方诗学对话而求得的既可用于西方又可用于东方的文学阐释理论，但在现阶段，仍以东西方文学的双向阐发为主。”王宁认为，印度有丰富的文学遗产，印度学者在文学与宗教的比较研究上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并显示出自己的特色，印度学者在传播风靡西方的后殖民理论思潮方面起着主导作用，他们的声音应该受到重视。黄宝生先生认为，这些年来，国内引进后殖民理论，表明国际学术界对第三世界文学的关注。“如果国内对后殖民主义批评理论的研究想不流于空泛，就应该加强对包括印度在内的第三世界现代文学的了解。即使不专门从事后殖民主义批评理论研究，对于当代具有世界文学视野的文学研究者来说，也不应该完全忽视印度现代文学。”黄先生虽然论述的是中国对后殖民理论研究与印度现代文学的关系，但他的学术立场和王宁一样清晰：重视印度。将他们的观点和李达三的逻辑进行比较，不难看出，三者之间存在一条思想纽带：中国不能完全代表东方，东方是由多种文学和文化组成的复杂概念。至此，我们可以确定的是，当前中国比较文学研究者应该具备的良好学术心态是，眼望西方，脚踏中国，手牵印度、日本、阿拉伯世界等东方文化。换句话说，一个合格的比较文学研究者应认识到，全球化时代里，世界绝不等于中国加上西方。比较文学不仅仅是中国与西方的文学比较。
至于王宁提到的比较文学东方学派仿佛已成绝唱的空谷足音，多年来很少有印度、日本学者在正式场合进行回应。笔者留印期间，曾经在2005年7月和8月分别访问了印度第二和第一个比较文学系（我被主人告之是第一个访问两个系的中国大陆学者，而印度第一个比较文学系即贾达瓦普尔大学比较文学系成立于1956年）。由于两国多年来关于比较文学的学术互动微乎其微，因而双方都显得非常陌生。他们一些有国际知名度的学者对于中国比较文学所知有限。我们对于他们的比较文学理论及实践也是非常陌生。例如，他们高度重视颇具印度特色的“比较印度文学”（comparative Indian literature）研究，而这是绝大部分中国学者感到陌生的一点。接待本人的阿米亚？德维先生(Amiya Dev，加尔各答贾达瓦普尔大学比较文学系退休教授，前国际比较文学学会副会长)曾经到过北京大学，他出人意料地告诉笔者：“比较文学的第一个学派是法国学派，其次是美国学派和苏联东欧学派，再次是我们的印度学派。中国学派应该是第五个学派。”笔者告诉他，目前中国学者正在倡导跨文明的比较文学研究，从而建立真正的比较文学中国学派。鉴于中印均属东方文明古国，我们有这么多年比较文学研究实绩且有一些思路的交汇，因此完全可以酝酿建立一个比较文学的“中印学派”，进而建立一个地域更为广大的比较文学“东方学派”。德维先生的回答是：“在这个全球化时代，西方或曰欧洲中心主义依然存在。但欧洲中心主义并不是唯一的敌人。我们还有一个敌人即对于自身独特性的坚持。我很欣赏乐黛云关于文化相对主义的观点。我们不要本质主义。你们中国学派是以西方主义去理解东方主义，这大可不必。”通过这些思想对话，可以发现，中印学者离建立比较文学东方学派的目标还是遥遥无期的事情。之所以如此，背后当然不乏中印关系的若干复杂因素。更复杂的是，由于印西关系比之中西关系更加紧密，印度比较文学界所谓的比较往往是印度文学加上西方文学的比较，或者干脆是内部区域文学比较即前边提到的“比较印度文学”，中国文学和日本文学等很难进入他们的比较视野之内。这是中印两国学者所面对的事实。总之，要改变这一状况、甚或建立比较文学的中印学派乃至东方学派，我们前面的路还非常非常的漫长。目前，这些设想只是一个美好的童话而已。
就当前比较文学研究而言，不管是后殖民理论、女性主义还是生态文学思想研究，还是对西方作家进行文本分析，或进行中西诗学比较，首先要重视西方学界的成果。毕竟，比较文学本来就是一个西来话语，西方学者的声音在国际比较文学格局中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如研究英国作家笔下的印度题材，西方的研究成果是我们进入这一领域的第一张通行证。笔者所见最早进行系统研究的是英国学者罗伯特？森科特的《英语文学中的印度》（Robert Sencourt，India in English Literature， 1920）。之后，西方出现了更多这方面的研究成果。另外，由于比较文学研究的对象很多都具跨文化性质（跨越中西或跨越东西甚至跨越中印、中日、中非等），这就必须注意研究对象涉及的异文化特别是东方文化，还需认真参考东方学者的研究成果。他们也有资格评判西方文本涉及的东方因素。例如，在研究殖民文学大家吉卜林时，某些中国学者由于没有接触到印度学者的研究成果，将探索吉卜林在代表作《基姆》中构建的“箭河”意象这一重要任务完全忽略了。实际上，印度学者指出，吉卜林的“箭河”意象来自于印度大史诗，这样，吉卜林心中的东方之梦就显得真实起来。如果是研究其他西方作家如康拉德、奈保尔等人，或研究其他跨文化的文学现象，第三世界学者的声音必不可少。原因不再赘述。当然，既然是中国学者的研究，自己的学术立场也非常重要。我们不能匍匐在西方研究成果和其他东方声音面前，独立的判断应该存在。西方的话语扎根在西方土壤，东方的声音难保没有民族本位的偏激，中国学者的清醒判断必不可少。以上所言似乎是非常简单的常识，但是，明确一个常识、采纳一种简单而行之有效的方法，这需要一个过程。不过，只要明白赛义德的后殖民理论有阿拉伯世界的复杂背景、美国黑人女性主义文学理论有割不断的黑非洲文化姻缘、雅各布森在捷克教过梵语对其新批评诗学有直接影响、德里达解构主义哲学曾被印度学者以佛教思想的维度加以研究、印度和中国的经典文献早就存在生态主义的朦胧意识、吉卜林笔下有中国和印度的文化因子、而T.S.艾略特学习过梵语，其诗歌受到中印文学的双重影响，那么，我们会慢慢地开始思考或接受前述“常识性”的研究方法。
综上所述，进行跨文化研究时，进入东方文化语境非常必要。例如，研究赛义德后殖民理论，首先就得弄清巴勒斯坦文化和政治背景对他构成了怎样的影响？研究斯皮瓦克的后殖民女性主义思想，不清楚她论述的印度妇女现状、印度文化背景，怎么能真正进入斯皮瓦克话语体系？研究吉卜林，要先看看他与印度的生活与思想关联，研究一番英国殖民印度的特殊历史和印度学者对他的文本解读，这样才能发现他的《丛林之书》并非真是一个狼孩在丛林中快活嬉戏，才能发现“箭河”的复杂含义。研究比较诗学，道理也是一样。
比较文学的研究策略还应独具“中国特色”。这种“中国特色”能在一定程度上挽救西方学界所谓的比较文学“危机”。目前，西方学界，甚至包括印度和中国学界，比较文学研究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文化研究的冲击。文化研究主张研究文学以外的东西，如意识形态、性别、族群、身份认同等。这种“泛文化”会导致“比较文学无边论”，最终会导致比较文学学科的危机甚至学科的消亡。笔者所谓比较文学研究的“中国特色”是指文化研究和文学性阐释相结合的路径，其中重要的是对东方诗学阐释西方文本重要性的强调。这是对当下西方学界强调身份认同、性别意识等倾向的一种中国式矫正。新世纪以来，我们所面对的世界是一个全球化的“地球村”，身份政治、性别意识、新历史主义探微等扩展了比较文学的内容和视野，使某些被冠冕堂皇地视为经典的西方文本走下了“神坛”，这是比较文学在文化研究维度下的进步。随着时代的发展，文化研究的弊端也逐渐暴露出来。文化研究的重要性不可忽视，但挽救比较文学的危机不能仅仅寄托在文化研究身上。因此，引入文学审美维度即为一条十分有效的途径。西方文学理论当然可用，但引入东方文论的尺度更是迫在眉睫。因为，真正意义上的比较文学必然是跨越东西异质文化的比较研究。印度学者长期进行的“梵语诗学批评”已给我们确立了榜样和范例。比较文学研究中涉及的东方文化现象不能完全以西方文学理论来解析。引入“诗意”十足的中国古代文论和梵语诗学，有助于比较文学研究的东西对话。
在比较研究中引入东方诗学的维度还有一个更现实的战略考虑。目前，中国文论在东西方文学阐释中的现代运用还未正式“启航”就已屡遭指责，原因无他，是我们没有在中国文论的现代运用上下够工夫。目前，印度学界在运用梵语诗学批评东西方文学方面存在许多得心应手且成效可观的例子。梵语诗学由于其系统性和逻辑性强，更适合用于当代的批评运用。单纯的中西对话有时会遮蔽一些有价值的东西，而三维研究场域和对话空间会带来一些新发现。有了梵语诗学的批评运用，中国文论的现代运用就找到一个有效的参照。于是，中国文论、梵语诗学与西方文本三者之间也就建立了一个真实而敞开的三维空间。中国文学理论的当代失语问题会逐步得到克服。
比较文学研究应是跨文化研究的新模式，这一模式来源于上述“三维空间”的理想建构。以影响研究为例。目前中国比较文学界已经以系列丛书形式出版了《跨文化丛书？外国作家与中国文化》，包括中国文化在法国、英国、德国、俄罗斯、美国、南北欧、日本、阿拉伯波斯、印度和朝韩等国家和地区的流传和接受影响。这项浩大的文化工程对中国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研究是极大的促进，它使文学研究圈内和圈外人士都看到了一部比较完整的中外文学交流史，见识了一幅真实的中外文化交流图景。但是，我们的学术界还应有更宏阔的研究思路。乐黛云先生说：“如果说比较文学发展的第一阶段主要在法国，第二阶段主要在美国，那么，在全球化的今天，它已无可置疑地进入了发展的第三阶段。这一阶段比较文学的根本特征是以维护和发扬多元文化为旨归的、跨文化（非同一体系文化即异质文化）的文学研究。它必须满足两个条件：一是跨文化，二是文学研究。中国比较文学是继法国、美国比较文学之后在中国本土出现的、全球第三阶段的比较文学的集中表现，它的历史和现状充分满足了这两个条件。”乐先生的话将中国比较文学的特征之一归纳为“跨文化”，这非常精当。当然，乐先生所谓第二个条件即“文学研究”也非常重要，这也是前边提到的东方文论实践运用的理论前提。站在二十一世纪学术研究的新高度来看，中国比较文学研究者在“跨文化”方面还有很大潜力可挖。表面上看来，我们的中外文学关系研究一派繁荣景象，实际上，我们自行遮蔽了一些在东西（而非中西）文学关系探索时方能发现的有趣现象。如将英国作家笔下的印度叙事与其中国叙事进行比较，将会发现很多迷人的学术景致。它是单纯研究英国作家中国叙事时不能获得的学术“发现”。究其实，这是由“跨文化”的“跨”字所决定的。中国文明是东方文明，英国作家属于西方文明，而印度文明、日本文明、阿拉伯文明、非洲文明等各具特色。中西跨文化或跨文明的文学关系研究归根到底还是属于中西这两点一线式的研究，如果再加上西方和印度、西方和阿拉伯世界、甚至加上印度和阿拉伯世界、印度和日本等相互之间文学关系的清理，我们就会有无数个文学关系研究的“三维世界”，这会将“跨文化”研究体现得更加名副其实，我们的比较文学研究将会有理由在世界学界展示风采。只要地球还在运转，人类还在生存，比较文学这一曾备受质疑的学科还未彻底消亡，若干年甚或若干世纪之后，这样的跨越式研究必然是世界比较文学发展“明天的方向”。既然是属于明天的方向，我们就必须朝着这个方向努力。从技术角度上讲，如果有意识地不断培育人才，积累研究经验，若干年（也许若干世纪）之后，我们将会看到东西（而非中西）文学关系研究中“三维世界”、甚至“多维世界”的绚丽多彩。这将改变许多人的思维方式，促进中国比较文学研究的新发展，从而真正引领世界学术新潮流。
但丁说，走自己的路，让别人去说吧。二十一世纪的比较文学研究者坚定地走好自己的路并不断有所发现和创新，才能让怀疑、质疑、抨击这一学科的声音逐渐降低分贝乃至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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