惧为卑鄙之事，乃是勇气；

    而忍耐自身所受之卑鄙行为，亦是勇气。

    本·琼森

    上帝未予我光明，却赐我能力承袭人类之能量；

    这能量日益成长，如此强大，使人性得到完善。

    乔治·埃里奥特

    力与真理不只出现在生命之河静静流淌时，

    亦存在于这水流偶然翻动之际；

    亦存在于陌生的境况里，

    如疾病击垮身体——饥饿，监视，放纵

    或衰弱——常在死亡之际

    ——又如危险，狂喜或悲哀之时。

    罗伯特·布朗宁

    勇气是一种受人敬重的品质。它是人生所有危急时刻所迸发出来的能量，是完美的意志，没有任何恐惧可以动摇。如果由于责任所需，它可以让人死得其所。

    然而，谁会去赞美懦夫呢？但凡有良知的人都会谴责懦夫。懦夫卑鄙而懦弱。他没有勇气坚持己见，却时刻准备当别人的奴隶。霍默说：“当一个人成为奴隶时，他就丧失了一半品德。”阿诺德博士又补充道：“当这个奴隶变得自甘堕落时，他便丢掉了另一半品德。”

    世上所有的伟大成就都由勇气铸就。我们所享受的一切——人身安全，个体解放，宪法自由——都是与邪恶长期斗争而获得的。一个民族要经历长期的战乱恐慌才能获得生存的权利。基督教的建立经历了四个世纪的殉道之苦，而引入新教则经历了一个世纪的内战。

    对于真理的忠诚正是殉道永恒的价值所在。在思想解放的过程中，不论真理坚持的是什么，殉道者永远是殉道者。他们的死使我们有可能获得自由。罗马天主教徒和新教徒，基督教徒和异教徒，不论正统异端，都有这一光荣的传统。马齐尼说：“苦难天使和胜利天使是亲兄弟：他们都展翅于未来生活的摇篮之上。”

    直到三世纪末，早期基督徒的命运都是被罗马竞技场里的野兽撕成碎片。对他们的“屠杀就是罗马假日的狂欢娱乐”。罗马人最喜欢的娱乐就是观看斗兽，看野兽如何把基督徒撕成碎片、看角斗士如何死战。可以说，这一娱乐风靡整个罗马帝国。只要有罗马人定居的地方就有竞技场。而英格兰几乎只有唯一的一个竞技场，在肯特的里奇伯拉夫。在阿尔卑斯山脉北面，罗马帝国的首都特雷弗斯，发现了大量罗马遗迹。其中一座倚岩石打造而成的竞技场可以容纳数千观众。公元306年，君士坦丁举办了一场“法兰克人运动”表演。数以千计手无寸铁的法兰克俘虏被野兽撕成碎片。这些野兽肆意捕杀吞食，直至无力进食方才停止。而存活下来的人则作为角斗士互相搏斗。但这些人却让残忍的观众失望了，因为他们并没有互相残杀以求活命，而是自愿死在了对手的剑下。同年，数以千计的布鲁克特里人也因民众的娱乐而惨死。时至今日，依然可见竞技场以及拱形兽穴废墟。

    这种娱乐活动一直持续到罗马名义上成为基督教国家后才停止。确切地说，是在大约公元400年，一位年长的隐士哀叹于这样血腥的狂欢，决定不惜牺牲生命来改变这种局面。与这些可怕的犯罪相比，他的生命又算得了什么呢？这位烈士的名字无从考证。有人说是阿利马丘斯，也有人说是特勒马丘斯。不管怎么说，他的勇气证明了他的价值。他来自远东，不认识任何人，也没人认识他。有消息传开说，一场角斗比赛即将在竞技场举行。所有罗马人都蜂拥而至。他也随人群进入竞技场，一心要实现自己的想法。角斗士带着锋利的矛和剑进入了竞技场，这将是一场殊死决斗。当他们互相接近时，老人越过隔墙，将自己置身于即将交锋的角斗士中间，要他们停止不必要的流血。观众大声惊呼，周围叫嚣声、咆哮声四起。“老头儿，让开！快让开！”不！他决不后退。角斗士将他推到一边，继续进攻。但老者仍然站立在利刃之间，不允许流血事件发生。“杀了他！”观众大声啸叫。行政长官同意之后，角斗士们将他砍倒在地，在他的尸首之上继续厮杀。

    他的死并不是毫无意义的。人们开始思考自己到底干了什么。他们杀死了一位圣人，这位圣人用自己的生命来抗议他们的嗜血如狂。他们被自己的残忍所震惊。从甘愿牺牲的老人被砍倒那天起，大竞技场里就再也没进行过搏杀。这位隐士的死是一次胜利。霍诺里厄斯于公元402年废除了角斗。在此之前不久，人们将这位无名老人的遗体围绕竞技场举行了葬礼仪式，之后依宗教礼节厚葬于邻近的桑·克莱门特教堂。

    腐败、荒淫、暴虐使罗马辉煌不再。统治阶级的无道往往使社会各阶层深受其害。荒淫的行为导致荒淫的操守。人性的阴暗面膨胀开来，人格道义的重要性无容身之所。希腊和罗马的衰亡，正是由于统治者的道义沦丧和随之而来的民众腐败。罗马这个古代世界的主宰，在遭到来自中欧森林的野蛮部落攻击之前就已经沦落。为富者整日沉溺酒色，贫穷者靠救济悲惨度日。他们都无心保家卫国。事实上，这个国家早已名存实亡。

    之后出现了基督教，它向人们揭示了宗教的真正意义。圣保罗将其传进了罗马，想用它来再造这个世界。基督教首先在思想开化的贫民里扎了根。为什么呢？因为宗教是人类宿命的揭示，是生命存在的奥妙所在，是对来生后世的幸福的承诺。而且宗教不排斥妇女。在罗马，妻子的生命是可以由丈夫随意支配的，她们只是奴隶。而基督教让她们重新获得了平等，她们生平第一次有了希望，获得了男人的爱和尊重。一位古代骑士说：“女人具有一切美德，她们赋予人价值，她们使男人有了价值。”

    然而，对宗教教义的看法出现了分歧。基督教徒用以牙还牙的方式对付其反对者。宗教迫害之火再度点燃，基督教殉道者又像从前一样被焚烧。对于为真理而战的基督徒来说，勇气与毅力再次成为必需的品质。他们的受难是崇高的，他们的殉难也是高尚的。

    西班牙教士在非宗教势力的帮助下，用暴力使得宗教改革灰飞烟灭。一夜之间，800新教徒被扔进塞维利监狱。他们在各地被捕，然后被焚烧。西班牙的主要城市火光四起。不久前，在马德里附近新教徒被焚烧的一片地里，发现一条排水沟。工人发现一层灰土，又黑又亮，里面有焚烧过的骨头和木炭。这些是被西班牙教堂迫害致死的人的遗骸。

    西班牙的残暴使自己获得了什么呢？它变得贫穷而且几近瓦解。民众得不到教育、得不到照顾，只有八分之一的人识字。他们将牧师视作天敌，大量的人公开表示自己不信教，甚至连牧师都很贫穷。利斯博士说：“这事儿想来蹊跷，西班牙在穆尔斯时期比在基督徒的统治下更加繁荣，政府更加民主，更加宽容，更有文化，民众受到更好的教育，土地也得到更好的耕种。自从穆尔斯下台以后，西班牙几乎一直在走下坡路。”

    在此之前，迫害之火已烧至英格兰和苏格兰。伦敦的史密斯菲尔德由于焚烧新教徒和牧师，常常火光冲天。而天主教徒和新教徒一样，也是殉道者众多。福里斯特是一名男修道士，因否认亨利八世的至高无上而被焚烧，从里到外同时被点燃。在玛丽女王时期，宗教处决比以前要频繁十倍。约翰·罗杰斯是圣塞普尔奇里的牧师，在他教堂附近的火刑柱上被烧死。约翰·布拉德福特环抱火刑柱而死，死的时候还在安慰继他后将要被焚烧的殉难者。约翰·菲尔波特，温切斯特的执行长官，也在同一时间被焚烧。还有拉蒂默，克兰默和里德利等等，数不胜数。那个时期的伟大精神与现代人有所不同。连烫伤手指都会退缩不已的我们，惊叹他们不但为信仰而遭焚烧之祸，而且还引以为荣的行为。约翰·菲尔波特曾说：“我主为了我，连十字架上这最惨烈的痛苦都愿承受，难道我还会在乎火刑柱上的苦难？”

    宗教迫害延续至查理二世统治时期。威廉·佩恩说过：“自前国王复辟以来，约15000家庭被毁，超过5000人仅只由于信奉上帝而死于监牢。”查理二世以及之后的詹姆士二世将这样的迫害延伸至了苏格兰。在古天主教时期，处理新教徒的唯一办法就是焚烧。红衣主教比顿将乔治·威沙特绑在圣安德鲁斯教堂前焚烧，并从窗户中，亲眼看着乔治·威沙特慢慢烧焦。在查理和詹姆士时期，新教教徒们由于意见分歧而互相迫害。斯图尔茨的忠实奴仆们四处搜捕长老教教徒，将他们击毙，谋杀或绞死。相互残杀使他们对自己的信仰更加狂热痴迷。足夹和拇指夹的酷刑骇人听闻，而受难者的英勇无畏更让人肃然起敬。

    纽约的罗伯特·科利尔说：“我很珍爱米莱的一幅画。画中一个妇女被牢牢绑在离海岸很远的潮标柱子上。大海在她的脚边卷起浪花，一艘海船从她身旁快速驶过，却并没注意到她和她即将到来的厄运。猛禽在她上空盘旋；但她并没有留意猛禽，也没有留意海船和大海。她仰望苍天，坚定地站立着，你会发现她是在仰望天堂，她在向自己的灵魂倾诉，现在的苦难与神即将的赐福比起来，实在是微不足道。”在一个古老的苏格兰教堂里有一座纪念她的石碑，这幅画下面的说明便是石碑上的碑文：

    “未曾犯下罪行，

    乃是因承认基督是教堂至高无上的主人

    而遭谋杀，

    是因不承认主教，

    不愿以长老的名义起誓而遭谋杀。

    她被缚于海面的柱头，

    因基督耶稣而受难。”

    “我珍爱这幅画是因为它就像很多女人的缩影。当潮水慢慢淹没她们时，她们毫无畏惧，平心静气，她们牢牢地掌握着自己的命运。巨浪涌来，把她们推到波峰浪尖，这时她们在宁静的天堂得到了新生，一个声音说，‘你是好样的！’”

    宽容是一个新近才发现的事物。我们不再相互焚烧，而是采用以理服人的方式。殉道时代像奇迹一样一去不复返。我们不会杀戮对手，不会像过去一样把敌人钉在火刑柱上或用刑车活活压死。然而，我们会采用孤立、嘲笑、责骂等方式。对于捍卫真理的人来说，勇气依然重要。在当今这个冷漠的时代，要坚守人类法则的高尚和灵魂的纯洁，甚至比殉道时代更加困难。一位著名作家说：“残酷的迫害和严厉的惩罚，是神经的兴奋剂。然而，遭人冷落，看人白眼，失去尊严，没有怜悯等，和以往与暴政和野蛮的冲突相比，这种令人消磨意志的惩罚对人性所造成的破坏更大。”

    但我们是否真的认为相互残害没有意义了呢？今天，印刷和出版都是自由的，人们可以在公共出版物上发表自己的见解。我们该怎样理解这句最近出现在伦敦一份报纸上的话呢？“就人类的归宿和文明社会的目的而言，与当年的卢瑟和卡尔文教堂造反所犯下的罪行相比，现在的谋杀和抢劫都只能算是小儿科的罪行了，即使流行病蔓延也算不上什么。”圣巴塞勒缪大屠杀的罪犯们一定会认可这句话，那些将数以千计坚持自己宗教信仰的人焚烧和斩首的人也一定会认为这句话有道理。但是现在不同了，我们的先辈传给我们一个自由国度，这是无价遗产——这是那些曾经活在这世上的最高尚的人用生命换来的。而我们如果鼓励这种对异己者不要容忍的呼声，那将是我们自己在犯罪。甚至连杰休茨都像休格诺茨一样曾被驱逐出法国。而现在，他们像所有遭受过迫害的人一样自由了，生活在英格兰法律的保护之下。但他们也必须遵守这些法律，尊重这个国家的宗教宽容，正是这样的宽容保护了他们。

    威廉·佩恩说，如果认为所有人信仰一致就会使一个国家或民族变得强大，这是极其错误的看法，不论这种一致是基于宗教教条还是宗教习俗。他认为，不同的信念、宗教和习俗如果可以互相宽容，那将是一个民族和政府的力量所在。个性必须得到鼓励，因为没有个性就没有自由。个性作为一切美好事物的根基，应该得到全面的宽容和尊重。约翰·斯图尔特·米尔说，“只要还有个性存在，即使专制也会有所收敛。而毁掉个性的恰恰是专制，它会以各种名义，或是以上帝意志的名义，或是以行使人类使命的名义。”

    甚至连那些为了科学进步而孜孜以求的伟人们也同样经受了殉道的考验。在从前，几乎所有天文、历史或物理学的伟大发现都受到抨击，因为它们都是对宗教的不忠。布鲁诺因揭示当时很盛行但却错误的哲学而被活活烧死在罗马。哥白尼的追随者也被视作信仰邪教而被烙上烙印。继荷兰米德尔堡的利珀西发明望远镜以后，伽利略利用他的方法制造了一个自己的望远镜，并带着它爬上威尼斯的圣马克塔去观察天体。他用它来观察行星和恒星，内心充满了“难以置信的喜悦”。他观察到了木星的卫星和光圈，金星的相位以及太阳上的黑点。他忠实的记录下了这直接来自天空的一切。他一直都在观察，也许他的一生所发现的东西比任何后来的天文学家都要多。

    但所有这些都与当时已有的观点相抵触。于是宗教法庭开始整顿天文学。伽利略被召到罗马，受到宗教法官的传唤，要他就所发表的异教学说进行解释。他被迫放弃自己的信念，宣布自己放弃日心说。宗教法官们将伽利略，开普勒和哥白尼的作品列为禁书。之后伽利略重新振作，以对话的形式发表了其新作，用以捍卫他的学说。他再次被宗教法庭传唤，并被迫跪地发誓放弃自己伟大的发现。伽利略缺乏坚守信念的勇气，但在否定自己的信念时他已是七旬老人。如果进行了抗辩，也许他并不会受到迫害。然而，真理就是真理，此后的时代里，人们步入了正确的观察轨道。

    帕斯卡这样评述了对伽利略的定罪，“你们（这里指天主教徒）利用罗马的法令来废弃伽利略关于地球运动的观点是徒劳无益的。否定了伽利略并不意味着可以证明地球是静止不动的。而如果我们通过正确的观察证明它确实是在绕圈太阳运转，那么即使全人类联合起来也不能阻止它的运行，同样也不能阻止人类随地球一起运转。”真理也许会长期埋没地下，但它肯定有崭露头角的一天。它所遇到的阻力越大，抗争的时间越长，是其胜利的程度和必然性就越大。

    一些人在追求伟大事物的道路上甘愿牺牲自己。早期的殉道者，早期的发现者，早期的发明家以及文明的先锋们——所有这些为了真理，为了宗教和为了祖国的人——都是人性孤注一掷的表现。他们生活、劳作、死去，未曾希望得到任何个人奖赏。他们只要明白自己该干什么，然后在精神力量的支配下去做，这就足够了。能者、智者都是以对自己志向最深远广博的理解为引导。他或许会遇到阻碍、受到挫败，或许会困难重重，但他有无形的勇气支持。如果他死了，他的名字会受到后世万人敬仰。死亡使他的人生得以修成正果，使他的人生比他人更为丰产。杰里米·塔尔约说：“我们在瞬间里、在年年月月里所洒下的种子，将在幸福光荣的永恒里生长、开花、结果。”

    如果有人认为总会有某个时代不需要英勇品质，这是错误的。而认为只有在殉道的时代，或者与暴政殊死抗争的时代才需要这样的品质，这也是错误的。在一个人类不知天命，责任让位于享乐的时代，我们或许仍然需要真正的英雄主义，就像当年与暴政抗争，面对刽子手的屠刀时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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