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少爷！”辣辣一声喊，翠姑伸手就来抢行李。
他起先没有看见她。人如黄昏的蜂群，一群群过来，一群群过去，嘈杂而拥挤。雨刚停，泥地上水洼如镜，亮亮地打闪。他避着水洼走，跨一跨，跳一跳，小心翼翼，尽量使皮鞋不染泥。这双鞋他在火车上就擦拭了好几遍。车过常州时，他还特意买了一只糯米粽，借粽叶上的一点粘劲，抹平了右脚鞋面上翘起的一块薄皮。
在跳最后一个水洼的时候，一只挑着的柳条筐揍了他一屁股。为了规避那只莽撞的柳条筐，他事先往横里闪了一步，但这一步非常不幸，左脚恰巧伸在另一个挑夫的右脚下。他哎哟了一声，声音很大，倒不是为脚背的痛楚，而是为皮鞋的境遇。棕色鞋面上弄了一大滩黑乎乎湿糊糊的烂泥，整只鞋像一团新鲜的牛粪。
他躲到一边，蹲下，抽出一张草纸狠狠擦拭。他相当懊丧。这双鞋的遭遇真够复杂的，他这样想。
等他抬起脸的时候，他就看见大脚翠姑了。
翠姑说：“哎呀呀大少爷总算来了！我每日每日都来永定门等这趟车呀！太太说，大少爷看见电报，肯定会上北京的。太太一托人打出电报，就催我：翠姑你也快去京城，去接接大少爷，也听听大少爷说说老爷的事，翠姑你连夜就动身呀！你瞧瞧太太急的！”
他点点头，知道妈牵挂着爸爸，不是一般的牵挂。
翠姑说：“走，走，那边有骡车。去老德顺旅店，房间都备好了。那店离牢房近，探视老爷方便，一天跑几趟也无妨。”
他没有意见，便跟她上了一辆带黑篷子的骡车。
一天跑几趟，哪里可能！他思忖，能顺顺当当看望一趟就了不得了，只恐怕一见面爸爸就不给他看好脸色呢。
翠姑说：“她，你也见吗？”
他知道翠姑指的谁，便说：“兴许吧。”
“太太叫我关照大少爷，见了她，别喊妈，要喊姨。”
他说：“知道。”
“是嘛，”大脚翠姑高兴了，“我就对太太说了，大少爷一准知道，心里透亮着呢！”
京城马路很宽，风吹到脸上，又燥热，又骚臭。臭味来自黑油油的骡屁股，屁股下一左一右地晃悠着一只粪袋。
他听着骡蹄的声音，又问翠姑：“妈还吃素吧？”
翠姑说：“吃素吃素。三日两头去迎江寺上香。太太可是惦坏老爷了。”
妈妈真善，他想。
时近三更他还没睡着。天气闷热。街上时不时总有蹄声，不知道是马车还是巡夜的兵。
他拎着蒲扇下了床，赤脚站到窗前。没有月亮，窗外灰灰糊糊。大脚翠姑告诉他，往西方向，不出两条街，就是大牢。他举眼西望，不知道爸爸此刻是否安睡，牢房潮不潮，热不热，蚊虫多不多，还有，胃病犯了没有。近在尺咫，他牵肠挂肚。
爸爸胃不好，是妈告诉他的。四年前，他离开安庆老家奔上海，临行前跪在妈面前。妈眼泪汪汪，一手数佛珠，一手在他脸上摩挲，对他说：“见了你爸，告诉他，冷的，辣的，千万少沾，胃坏了，人就不长精神。”
他应了。
妈又说：“还有，见了她，别喊妈，要喊姨。”
他应了。
这时候他就看见妈的眼泪下来了。妈哽哽咽咽说：“你姨聪明，识字，能说会道，三十二颗牙没有一颗不伶俐的。也没缠过脚，眼睛也比我水灵，你瞧我这细眼，我不怨你姨，她好歹是我亲妹子。我只怨自己命薄。”
说到这里就听得有烟杆子咚咚咚敲窗，窗纸上出现了爷爷黑糊糊的身影，嗓音又哑又凶：“闭嘴！你还唠叨这份丑事？逆子贼胆包天，败坏门风，不许再提他！往后，上上下下都听着，不许他们两个再跨进我陈家大门！”
妈赶紧拭净了泪，换个口吻对他说：“你爸能把你们弟兄两个叫到上海去念书，那是他肚子里还有良心。要好好带乔年，好好念书，别像你妈，一字不识，一世受苦。翠姑！翠姑！鞋面子上好没有？”
后来翠姑就送鞋进来。黑布鞋，面子挺刮，底子厚重。他两双，乔年两双。妈说翠姑好针钱，翠姑就喜。翠姑说：“不是我夸口，这鞋，大少爷二少爷就是一步步走出安徽，走到上海，上海人还会问，这新鞋，哪买的？”
翠姑这一回走京城，又带鞋来了。他一双，乔年一双。说是太太亲眼看着她一针一针扎就的，鞋底子手心一攥就知道厚实，摔在青砖地上像龟板一样嘣嘣有声。
他知道翠姑心地好。有翠姑伺候在妈左右，他和乔年都放心。翠姑原是高家小丫头，妈嫁到陈家，她死活跟上了，说是跟惯了。翠姑三十岁那年，妈死活不让她跟，推她出门嫁人，不出一年又两眼红红跑回来，腿脚上有青有紫，说是那男人不是人，该硬的地方不硬，不该硬的拳头倒很硬。妈就说：“回来吧，也不少你一口饭。你我一样，黄连的命。”
妈说这话，他都听见的。他还听见翠姑好几回对妈妈说过这样的话：“太太，你本不该是我的命！你好歹还算得是将门之后哩，性子里怎么一点轰轰烈烈都没有？太太你呀，你火上架着烤着不会爆，只会淌油！年轻轻的就捏佛珠，不是我翠姑多话，太太你打算捏到啥时候去？”
妈确实苦命。他想起妈，心里就像有什么咬着似的。
渐渐地上来了一些风，风里带一丝凉意。他从窗前抽身，重新上了床。蚊子嗡嗡嗡唱京戏。他一边摇蒲扇一边瞪着眼猜度爸爸。爸爸想到妈妈的时候，心里会不会也有咬的感觉呢？哪怕就像夏日蚊虫一样细细地咬？估计不会。爸爸向来不提安庆老家的事，也不准子女提。爸爸就是爸爸。爸爸从来不回头。章士钊说他是“一匹不羁之马，奋力驰去”。爸爸走的步子脚印都很深，一个脚印一口井，深不可测。他知道爸爸很早就为自己写过这样的对联：“推倒一时豪杰，扩拓万古心胸！”爸爸是个伟人。不是伟人京师警察厅不会请他。
思路走到这里，他手中的蒲扇便软软地倒了。
早上，翠姑唤他两遍，他才惊醒，发现太阳都上了墙。
翠姑说：“大少爷眼圈黑，怕是没睡稳吧？”
一边说，一边就把桌上座钟的钟摆重新打起来。为了不让口当口当的报时声吵扰他，她昨日晚饭后就扶停了黄澄澄的钟摆。翠姑心眼细密，像她针下的鞋底。
他穿衣服的时候，翠姑就从盖着白布的竹篮里端出绿豆稀粥和油条。接着，又翻起衣襟，从兜里叮叮当当摸出银洋来，一共十枚，一迭儿放在桌上，说是给他的。
他像着了螫：“收回去，我不能要你钱。我爸最反对受人钱财。”
翠姑说这是太太吩咐的。
他说：“妈也不行。”
翠姑拍了他一肩膀：“大少爷，哪里是给你的，给牢头禁子的！莫说太太不识字，识的理不比你少！”
他不再吭声，穿皮鞋。鞋面上那块薄皮又翘了起来，他从碗里沾出一滴粥，抚一抚。
翠姑见了，噗哧一笑，说：“大少爷呀大少爷！”
又说：“穿布鞋！在京城就穿！”
他摇摇头。
皮鞋其实是叫乔年踢坏的。
她姨塞给他鞋的当夜，他就试穿了，棕黄的颜色在灯光下闪着油油的光。乔年听说了，也来试，穿着走几步。他问：“合脚么？”
乔年说合脚。
他挥挥手：“那就你穿。”
乔年很快脱了鞋，一扔，说：“我穿？我是什么人？我才不穿呢！”
而他，平日也不穿。就一双皮的，怎么舍得。逢上学校有庆典活动，他才穿，还去杂货铺买了一盒棕色鞋油，把鞋擦得雪亮。每当他整治鞋子的时候，乔年的眼睛就发冷。他一抬脸看乔年，乔年就躲了目光。
那是一个冬天，乔年说：“哥，借那鞋穿穿。”
他二话没说就从床下翻出了皮鞋，还问他鞋油要不要。乔年说不要。
那天晚上乔年大汗淋漓跑回来，他才明白是怎么回事。弟弟脚上的鞋已经不像鞋，灰土弥漫，鞋带绷断，左鞋跟脱裂，右鞋面卷皮，一脱下来，臭烘烘两团垃圾。
“上哪去了？”
“足球场。”
他走过去，突然揪起弟弟：“你是故意的？”
乔年不吭声，看他脸上表情，倔得很。
他慢慢儿松开了乔年。他想：乔年是故意的，肯定是故意的。但是，故意的又怎么样呢？弟弟大了，懂事了。离安庆那天，弟弟害羞，不肯跪在妈妈面前，只躲在花窗后头瞧哥哥做孝子，那时候他觉得弟弟实在不懂事。而现在，现在不一样了。
“去吧，掀开被子！”他对弟弟说，并决定从此不再提到这双鞋子。“今天吃烘番薯，一人两只，还热呢，我一直焐在被窝里！”
弟弟晚上打呼噜的时候，他将那双鞋洗了，刷了，擦了，仔细地上了油。
甬道很长。湿漉漉的水门汀被他的棕色皮鞋敲击着，发出一种带回音的声响，疹人得很。
手续就办了两个钟点。无休无止地坐等。京师警察厅监狱张着虎口，他一早就坐在牙缝里等待，头枕着发黑的石灰墙。最终还是银洋起了作用，大脚翠姑有先见之明。
他忽然意识到，妈妈派翠姑来京城接应，实在是掐准了一颗佛珠。
这两个钟头里，他想得最多的还是爸爸。他心里好几回忐忑，见了面，会不会挨爸爸一顿骂。
“爸爸准定骂你！”接到安庆打来的电报之后，乔年就一直这么说，口气不容置疑。
在昏昏黄黄的灯光下，他们拉大锯，盼望在三天之内拉出一份去北京的盘缠。锯木场老板出的价钱不低，但是活儿沉重。乔年好几回停了锯子，吮吮右手，右手虎口上有个很大的水泡。他走过去，抓住弟弟的手，寻出一根尖利的木刺。乔年随后眉心一抽。
他问痛不痛。
“不痛。”乔年咬着牙关，“爸爸准定骂你。”
他说：“那我就不去了。让妈妈发急吧。”
弟弟那时候的神情很犹豫。他心疼弟弟。弟弟的模样也跟自己一样惨不忍睹，一身烂衫，一头锯屑，一背脊臭汗。
“哥，我们再拉！”乔年最后这么说。
他很心疼乔年。乔年比他小四岁。
记得火车轮子动起来的时候，弟弟泪汪汪了。
“哥，”乔年跟着车轮跑，举起裹着白纱布的右手，“叫爸爸保重！”
“我会说的！”
“爸爸骂你你也要说！”
“知道！——知道！——知道！”
父亲的严厉他自然是领教过的。爸爸规定的事情不能逾矩。但是他想，这一次他贸然来京，爸爸也许不会严厉。六十多个潮湿闷热的黑糊糊的昼夜，大约能改变许多事情。他沿着黑黑的甬道越走越深，这样的猜测就越强烈。
他一共转了两个弯。他感觉得到，每转一个弯他都惊醒了一批眼睛。眼睛一律沉默，幽幽地移动，在两边为他夹道迎送。他不敢看那些眼睛，那些眼睛像豹子，也像猫。
第三个弯还没转，走路悄无声响的牢头禁子就站下来，用一串铁钥匙敲敲某处的铁栅。
“就这只笼子。”
他一下子就扑到铁栅旁边。含泪的视线渐渐清楚起来。他看见了熟悉的背影，白色西装，佝偻着，并不见动作，像是在慢慢翻一册书。
父亲转过了脸，并且从床沿上站了起来。
“爸爸。”他轻声喊，声音激动而悲酸。
父亲走近铁栅了，眼睛渐渐眯缝起来，目光却比平日亮了两倍。
“爸爸！”他把手伸进铁栅，伸得笔直，想抓住父亲。
父亲却不动了，站着，披着白西装，像一尊满沾尘埃的石膏像。
接着他就听到了一个严厉的声音。
“你来干什么？”
他知道父亲发怒了。他预先的猜测不准确。
三年前某个时辰，乔年躲在吉谊里弄堂口，他去敲门。父亲开出门来，一见他，也是那五个字：“你来干什么？！”
弄堂口哒哒哒一阵脚步响，他知道弟弟已逃遁得没影了。那时候父亲和她还住在上海。那是一个过于温暖的夏夜，上海弄堂里的蟋蟀叫得很欢。他的心也跳如秋虫的频率。他稳定住自己，抬起脸，迎着父亲的目光，说：“她叫我来的。”
爸爸知道儿子说的“她”是谁，于是皱皱眉，侧了侧身子。高君曼其时已经奔出来了，拖鞋哒哒响，挤过丈夫的后背，把一只方方的白色纸盒塞进他怀间。
一边塞一边就横转脸数落丈夫，声音一句比一句哽咽：“你怎么就这么忍心呀？天下哪有你这般父亲？我不是他的亲妈，总也是他的亲姨嘛！你不让他弟兄俩回家吃回家睡，我做姨妈的想看一眼都不行？你瞧瞧延年，你瞧呀，头发像坟头草，脸像打过黄蜡，蓬头垢面的。你瞧呀！家里又不是没有钱！一个月才给五块钱生活费，你做老子的怎么就那么横得下心哪？你倒是说呀！”
她说话的时候他一声不吭，也不敢偷眼瞧父亲。他只是悄悄掀开纸盒盖，手伸进去摸一摸。挺硬，像是鞋，皮鞋，至于是什么颜色，他当时并不知道。
这时候他听见爸爸说话了，每个字都像是从牙缝里挤出来的：“妇人之仁，徒贼子弟，虽是善意，反生恶果！”
这十六个字他一下子听清楚了。他拔脚就离开了吉谊里二十一号。他哭过。但后来，他又好多回跟乔年讲这十六个字，讲的时候，心里充满了对父亲的崇敬。
每逢乔年说一个大饼不果腹的时候，他就跟他谈起父亲。他对弟弟说，你不要怨爸爸。
他说：“我们的爸爸跟天底下所有的爸爸都不一样。”
乔年总是无语，舔舔食指上和拇指上残留的芝麻。
“你来干什么？！”
“我来看你。”
“我没有咽气，不用你看。快回上海念书去！”
“学校放暑假了。”
“放假？放假更得加紧念书！少壮不努力，大起来如何成材？”
“爸爸，我没有放松念书。乔年也没有放松。我们天天都念书，有时候念到天亮。爸爸，你两个月之前写的那篇文章我们也读了，就是《每周评论》第二十五号那篇。你说：世界文明发源地有二，一是科学研究室，一是监狱。我们青年要立志出了研究室就入监狱，出了监狱就入研究室，这才是人生最高尚优美的生活。从这两处发生的文明，才是真文明，才是有生命有价值的文明！”
这时候他看见爸爸的眼神缓和下来了。
“爸爸，我全文都背出来了！爸爸你写得锋利，写得解渴，我同乔年都会背了！我的同学们也都会背了！爸爸，你入狱的消息传到上海，我同乔年都哭了，后来我们就一齐背这篇文章，我们背了十遍，背着背着就都不哭了。”
这时候他看见爸爸的眼神更缓和了。
“乔年好吗？”爸爸问。
于是他就谈乔年。他告诉父亲，他们本来想一齐赴京，但是盘缠不够。乔年说：哥，你就一个人去吧。他再三说，乔年很懂事。说到这里，他看见父亲的脸色沉闷起来。于是他又赶紧谈上海各界的情形，说人们都在活动，连孙中山也向北京打了吁请放人的电报。
父亲立即打断他说：“老子的事情不用儿子操心，营救之事，不关你们。”
他想了想，话题转到念书。他知道父亲还是喜欢听这个。他的双手紧紧握着湿漉漉的铁栅。他告诉父亲，他越来越觉得无政府主义的立论犀利泼辣，克鲁泡特金造诣极深。他这样谈着的时候，父亲的眼神就很专注，没有打断他的意思。有时候也插话，说：考茨基的小册子，克卡朴的小册子，你务必找来读一读，叫乔年也读一读。他赶紧对父亲点点头，于是就说到学校，说震旦大学的某些教授们是如何的迂腐，学生是如何的不满。又说到勤工俭学，好些同学都打算去法兰西，去英伦三岛。他的话题越说越多，但始终没有说到安庆老家，没有提起那儿的亲人怎么在为他担心，妈妈三天两头去迎江寺祈福，也没有提及大脚翠姑来京城，他知道这样的话题十有八九会引出父亲的雷霆之怒。
最后他问：“爸爸，你的胃好么？”
“还好。”父亲皱皱眉。
“爸爸，你还需要什么？”
“都不需要。书、胃药，你妈都会送进来的。她跑得还算勤。对了，你回上海之前，可以去看看你妈。箭杆胡同，九号，好找。”
他不作声。
父亲注意地看看他，沉默一会，说：“不去也好，那就快回上海。书要认真念，念的时候要多用脑子想。空闲下来，就去劳动，平日花钱，就花劳动得来的钱。劳其筋骨，苦其心志，大有裨益。听见没有？”
“听见了。乔年再三说要请爸爸保重。”
“知道知道。”
“爸爸，”他忽然迟疑了一下，“你能走近吗？”
“怎么？”
“我……我想……想握握你的手。”
他已经记不清了，他那时候，是一副什么样的表情。他后来对乔年说，他那个时候鼻子很酸。
父亲看看他，看了好一会儿，然后慢慢挪动步子，朝铁栅门跨了一步。
他一把就抓住了父亲的手。
他紧紧捏着，摸着，摩挲着。这双手已经不像以前了。皮质有些儿松，捏上去有一种软沓和嶙峋的感觉。他把这只手抓向自己，贴在自己的蓝襟衫上。
接着，就有两滴很热的泪跌落在这只手上。
父亲的手刹那间抽了回去。这只手劲很大。抽回去之前，他感觉到这只手颤抖了一下。
他抬起脸，看见了一双重新燃烧起来的极为严厉的眼睛。这双眼睛在潮湿的空气里炯炯发亮。
“哭什么？！”
“爸爸，我……不哭。”
“回去！”
“爸爸！”
“回去！”
“是，爸爸，我明天就回上海。”
他没有说声再会扭头就离开了铁栅。他走得跌跌冲冲。棕色皮鞋在水门汀上踏出一种很快的节奏。他知道父亲喜欢这样的节奏。他几乎是小跑着冲出了监狱。
许多眼睛落在他的背影上，像豹子，像猫。
他在跑动的时候就想，他要去箭杆胡同。
为什么不去？他要去！
箭杆胡同九号，他记住了。
他没有想到，进门半个钟头之后，她就呜呜哭了起来，并且眼泪有这么多。
推门的时候，他还在犹豫，是不是这一次就叫她一声妈呢？
门是黑漆门，有两个发亮的铜环。开启的时候，门轴会唱出一句悠扬的童谣。他先后问了三个老者。才找到这扇门。箭杆胡同在东池子深处，爸爸说好找，其实不好找。
他是头一回来京城，爸爸疏忽了。
“叔叔，你找谁？”起先，门缝只开了很窄的一条。
他看见了一双属于五岁的大眼睛。他想，对了，这就是黑子。
“我不是你叔，我是你哥。”
于是他亲切地蹲下来，将手中的冰糖葫芦递过去。冰糖葫芦是胡同口买的，上海没这玩意儿。他看见京城的孩童几乎人人嘴里都有一串，好在便宜，他买得起。
这时候门缝就稍稍大起来。他看见了整个儿的弟弟。小西服，小西裤，一身米色，很漂亮。
“你不是我哥哥。我哥哥在上海，有两个。”
“我就是你上海的哥哥哟。你两岁的时候，我抱过你。我知道你叫黑子，你的大名叫陈遐和。”
“你不是来抓我爸爸的吧？我只有一个爸爸，抓走了，再没有了！”黑子仍然很警惕，他坚决地推开冰糖葫芦，一路奔过院子，大声喊妈妈。
于是他看见了她。院子里有一棵梨树，梨花放得很多，雪白雪白，她就站在树下。风很大，她在风中张大着嘴。这种愕然的表情给他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他记得自己一直就站在门槛上，镇静，谦和，手中持两串粘乎乎的冰糖葫芦，嘴角挂一丝微笑。他始终没有打招呼，也不打算打招呼。因为关于称谓问题，他当时还没有拿定最后的主意。
“延年？！”她终于惊呼一声。
他点点头。
她把湿衣服扔进木盆就冲过来，冲过来的时候肩头碰着了树杈，于是雪白的花瓣落下好几朵。
“到家了，延年！你进来，快进来！喜子，黑子，你大哥来了！你们都怎么了？不认得了？”
泡上茶之后，她端详着他，说他又瘦了。
“乔年一定更瘦。”她叹息一声。
他有点局促不安。他扭过脸，先同妹妹和小弟弟说话。他说了好多话，但是喜子和黑子总是不肯靠近他，显得生分，冰糖葫芦也始终放在桌上没有动。于是他不再寒暄，直截了当谈到监狱。谈到监狱的时候，她就挥手让喜子和黑子到梨树下去玩。
“这里也来搜过了，晚上来搜的。”她角角落落都指一指，“搜去好多信札。喜子吓得哭，黑子也哭。”
他默然。他想，她吃足苦头了。然后他告诉她，上海报章两个月来一片营救之声，各界喉咙都很响。她说，京城的报纸也是这样，李守常联络了几十所学校联名呈文保释，罗章龙到处奔波，胡适也很卖力，人情都托进总统府了。他说爸爸黑了，胡子也长了。她点头说是这样，眼圈便有点红。
他说：“你要多去看看我爸。”
她说：“常去的。那个牢头禁子倒是讲道理。”
他说：“要送东西呢。”
她说：“送的，每回都送，亏他不起。”
他说：“我爸叫你少去，但他心里是想你多去的，我看得出来。你要多去，一定要多去。我们在上海，路远，想照顾他，使不上力。你多去几趟，冷啊热啊常有个照应，我们在外也放心了，只是……要你多辛苦了。”
他想，我这说的都是大实话，眼下也只有依靠她了。
她说：“应该的。对你父亲，我还有什么说的？”
说着，便深深叹口气，低下脸去。低下脸的时候，她也就看见了他脚上的棕色皮鞋。但是她没有留意。他知道她没有留意。
于是他及时将脚翘了翘，用一种顺便提到似的很平常很恬淡的口吻说：“四年了，这鞋还有一半新呢。”
她说：“是么？”
她开始留意了。
他继续用那种极为恬淡的口吻说：“真的，我平常舍不得穿。这双鞋，妈你买得真好。”
这时候他就看见她一下子抬起了眼睛，眼睛很大，美丽而忧伤，忧伤而又惊愕。
院子里风很大，孩子们拍打着梨树。他注视着她的眼睛，他看见温暖的瞳孔里有梨花飞舞。
“你说什么？”她问，“你刚才？”
他仍旧用那种极为平常的口吻说：“我说这鞋皮质很好，颜色我也喜欢，妈你当初真会买鞋。”
这回她听准了，每个字都听准了。他看见有许许多多的泪水，从那双美丽的大眼睛里滴了出来。
她站起来，叫了一声“延年”，突然就把他紧紧搂住了。她哽咽起来，浑圆的肩膀索索打抖。
“真好……”她呜呜呜地流泪，“真好……叫妈……真好……你叫我妈……妈……”
喜子和黑子一齐进门，呆呆看着他们。
他没有试图挣脱，任凭她搂着，听着她又快活又悲苦的哭声。他知道她只比他大十三岁，但是他坚持着不动，任凭她把许许多多的眼泪淌在他肩头。这一次的泪水是母亲的泪水，他理解她的激动。
他听见她无休止地呜咽着：“真好……真好……穿着那鞋……真好……我心里真是高兴……”
她的泪水不断地渗过他的蓝布衫，热着他的肩膀。他像支架一样支着她。他一时觉得自己很有力量。他想，是的，该是支着她的时候了。他已二十一了，毕竟是陈家长子，在乌云很低的时候，他怎么能不支撑她呢？他反复思考过她，思考的结果是，她也很不容易。跑上海，奔北京，跟着爸爸，风风雨雨。风不是小的，雨不是甜的。虽然脸庞还那么白净，但是寒风苦雨已在她眼角的细微处溅出了清楚的痕迹。她非常不容易。她读过大学，也是一个有自尊心的人哪。
他慢慢推开她，看着她的泪水模糊的脸，他在这么注视的时候，才非常明晰地体会了，他今日摸进箭杆胡同，其实就是为了来明明白白地称呼她一声“妈”。
这一意念还可以追溯得更早。早一个礼拜。一礼拜前，上火车那天，他之所以从床下翻出那双久已不穿的棕色皮鞋，也就是为的这一刻，这一刻喊她一声“妈”。
还可以追溯，追溯到那个蟋蟀轰鸣的夏夜，他在路灯下，把手伸进鞋盒的时分。
他看见了自己。
同时他想起了乔年，乔年那双总是愤愤然的欲言又止的眼睛。但是他觉得自己没有错。
一切都是为了那个人，那个叫人魂牵梦萦的人，那个叫中国的南南北北许多城市为之震颤的人。他觉得自己没有错。风那么大，雨那么大，他是那个人的二十一岁的长子。
他已经记不得在那个低矮的四合院里一共呆了多少辰光，只记得白白的梨花落了好多，知道自己生出了许多感动，为高君曼，也为自己。他一直有点儿晕糊，只记得离开箭杆胡同九号的时候，喜子和黑子已经把红艳艳的冰糖葫芦啃干净了，在舔手指，还冲着他笑，他奔过去一人吻了一脸颊，两人也不躲避。
大脚翠姑在那个有座钟的房间里等着他，焦急不安。他一回到老德顺就觉察到了翠姑的这种神情。翠姑劈脸问：“怎么？”
他说：“什么怎么？”
“大少爷叫她妈妈没有？”
他摇摇头。
“叫她姨了？”
他又摇摇头。“啥也没叫。”他告诉大脚翠姑，“我只对她说，你辛苦了，你多照料照料我爸爸。”
大脚翠姑的脸上生起了光彩。窗棂外头，夕阳正红，夕阳停留在翠姑的两块巴掌上。
“大少爷这么做，太太知道了，就别提有多宽心了。”翠姑撩起前襟，按按眼角。“太太这辈子就指望你们几个亲生孩子。大少爷二少爷三少爷心里都亮堂，太太肚子里就气顺了。她会欢喜的，她会欢喜的！这两只金镯子，大少爷你带上，回上海，送当铺去，好歹换些银洋。”
“不要不要！”他躲，坚决不要。
“大少爷，你饶了我翠姑，这是太太亲口嘱咐的。你摸摸，镯子上，还有太太的体温呢。”
他坚决不要，他想起了爸爸。他对翠姑说，回安庆，你告诉妈，延年大了，乔年也大了。就这么说，记住，就这么说。
他这么说，翠姑就泄气了。
“那么，这碗生煎牛肉包子，你吃了。我刚去街口买来。京城，也真有好吃的货。”
他说我不饿，不想吃。
“身子骨不舒服？”
他说没什么，有点累，想早睡。
翠姑一下子着忙了：“我马上端洗脚水来。大少爷你别动，我一会儿就给你铺床。”
躺在床上的时候，他非常强烈地想着安庆老家的小脚亲娘，想着她善眉善眼的笑貌，想着那串从不离手的小巧玲珑的紫褐色佛珠。他心里说：妈，时间长了，九年了，你就原谅了爸爸吧。你原谅爸爸的同时，也就会原谅我了。
第二天，高君曼找着老德顺旅店的时候，他正在同大脚翠姑开始一场关于烤鸭的争执，翠姑买了一只很大的烤鸭，非塞进他行囊不可，让他在火车上有个嚼头。
他看见她走进来，没敢叫她妈。
她说：“我给你带来块料子。这老德顺，找得要死。”
话犹未了，她就看见了大脚翠姑，吃惊不小。翠姑则在此时大作欢欣之状。
“啊呀二太太，多会儿不见了，是你呀！”
他看得出，她听见“二太太”的称呼不是个味，白皙的脸面马上升起一种不好看的表情。
他拉开凳子，招呼她坐：“你坐，坐！火车还早呢。”
她坐下了，说：“翠姑你是来看老爷？”
翠姑说：“怎么不看老爷呀！听说老爷遭难，太太在家里都捻碎两串佛珠了。”
“我姐身体可好？”
“好，好！”翠姑笑嘻嘻说，“只是一刮风呀，一下雨呀，就要念叨老爷，不晓得老爷活在何方，吃得可好，睡得可好。也常念叨二奶奶哩，不知二奶奶快活不快活，舒展不舒展。”
这番话，便更像一根鱼脊骨，南北都有刺了。
于是他就看见高君曼有一种麦芒在背的感觉。他很想说一句什么冲冲气氛，但碍着自己的身份，一时又难以斟酌出什么，踌躇之间就觉得满心眼难受。
翠姑此时却笑得更加妩媚，拿一块花手绢，反反复复擦拭有烤鸭味的手掌心。
“你看见老爷了？”高君曼后来这么问。
“我们下人哪里进得去？好在大少爷看过了，也一样。老爷的情况有了个数，回去一禀报，太太那颗心，也就搁下一大半了。”
高君曼不再理会翠姑，站起来，把一只布包裹抖在靠窗的四仙桌上，于是他便看见了一块叠得齐齐整整的呢子衣料，乌黑，厚实。
她提起呢料，在他肩膀上比试一下，说：“你扯一身，乔年扯一身。样儿自己选。同学怎样，你们也该怎样。我不懂时髦，不知挑得好不好。带上吧，好在你爸在牢里，看不见。看见了，又得对我吼，真不晓得他是狮子投胎还是老虎投胎。我是见你们兄弟两个破衣烂衫的心里酸，我一片好心，他偏说是害心，说妇人之仁，徒贼子弟，我还贼你们来了？”
这么说着，眼睛里又窝上了泪花。
他帮她叠起布料，说；“今天别说爸爸了。”
高君曼忍不住，又说，也许是故意说给翠姑听：“上海那阵子，我哭过多少回！听亚东图书馆的人说，你们口袋里没几文钱，每天啃大饼，喝自来水，黑得像两个叫化子，我心里真是……”
她这句话没有说完就刹了车，因为当时的情形严重起来。她看见大脚翠姑正阴着一张脸，把她刚装入行囊的那块料子布扒拉了出来。
翠姑动作很快，脸上乌云翻滚。
他很惊，嘴巴都张大了。
高君曼锁起眉头说：“翠姑你这是什么意思？”
翠姑双手一拍，大声说，二太太，实在不是我说你，你怎么就能让大少爷收你的东西呢？大少爷连他亲妈的金镯子都不肯要，怎么能受你二太太的呢？我要是不见呢，还好，权当作没这码子事，一阵风吹过就过了。今儿又偏偏叫我见了，眼珠子又不能洗，我翠姑呢，又天生说不得谎，明儿回府上，我怎么个报？大少爷、二少爷不收太太的，倒是收了二太太的，这么一报，还不活活憋了太太的气？
他实在听不下去，伸出手一拍桌子。那响声极大，座钟都颤了。
他说，翠姑，你好啰嗦！
他记得他当时的手都打颤颤。
翠姑不吭声了，低头。
“延年，”高君曼还沉得住气，说，“你别嗓门响。翠姑那番话，也有几分理。翠姑，你也住老德顺？”
翠姑说也住，就住隔壁。
她说，那好，翠姑，你马上回隔壁去。这块料子，现在没放在延年行囊里，或许呢，我就带回去了，给老爷裁条西裤。或许呢，也真会带到上海去，给延年乔年挡个风寒。带也罢，不带也罢，你反正也没看见，也用不着洗眼珠子，回府上，也用不着嚼舌头，就这么着，你过隔壁去！听见没有？过隔壁去！
翠姑脸上讪讪的，说，“二太太这么吩咐了，我翠姑哪能不滚蛋呢。按说，你们陈家的事，也用不着一个下人多嘴。实在是我看着太太可怜，忍不住要把好好孬孬放在嘴巴上说。我翠姑生来刀子嘴豆腐心，二太太你千万别往心上走。”
她忽然掩面哭起来，脚步碎碎地走了出去。
高君曼半天没作声，咬着她的薄薄的嘴唇。
而他，呆了片刻，便动作很快地把那段料子布塞进了行囊。
他对她说，妈，我收下了。我谢谢你，乔年也谢谢你。
她点点头，咬着薄薄的嘴唇，使劲不让泪水涌出眼眶。她的眼睛很大，眼睫毛很长，里面泪水迷漾。
两个钟头之后，他坐在咣当咣当的火车上，还一直思索着这双美丽的泪眼。
到处是眼泪，他想。
他不知道毛病出在什么地方，又觉得什么地方都没有出毛病。惟一有点儿异样的，是他拥有一位有点儿异样的父亲。但是在这个国度里，凡有头脑的人，又都会站出来作证或者在文章里作证，他那位父亲，如同久盼的旗帜一样堂堂皇皇，风里云里啪啪作响，没有一点儿异样。
打了一会儿盹之后，他狼吞虎咽吃完了整只烤鸭，用帕子擦干手，换上了翠姑亲手纳的黑布鞋，感到很舒服。褪下的两只棕色皮鞋，他在周遭的乘客不注意的时候，悄悄扔出了车窗。一只大约扔在济南附近，另一只好像扔给了蚌埠。
皮鞋太窄。他的脚已经痛了一礼拜了。
他一直忍着。
他把乔年拖进了嵩山路后头的一家裁缝铺。
乔年明白过来，很快逃了出去。“哥，你一个人做两身吧！”
他追上了乔年。嵩山路上太阳很大。
他在阳光里对弟弟说，看在爸爸的份上，你也得做了这身衣服穿上。
乔年说，提爸爸干什么？
他说，爸爸需要她。
乔年说，爸爸需要她同我做衣服有什么搭界？
他一时发窘，没有组织好即刻回答的词句，弟弟趁着他的犹豫一下子撒腿跑了。
到底有什么搭界呢？他把两只手交叉在胸前，慢慢走回裁缝铺，一路上不断用弟弟的口吻来问自己。
就在他这么问着的第二天，九月十六日，下午四点钟，他父亲用很慢的步子，走出了京师警察厅监狱，高君曼扶着，西服还是那身白的，皮鞋换成了一双棕色的，头发和胡须都很长。据报章介绍，大门外拍掌的人很多，校长蔡元培和图书馆长李大钊都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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