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战军来短信说：“伟章，史铁生今天走了。”这是2010年12月31日。他没能走到2011年去……越想这事，越觉得是件痛事。史铁生是这个时代的奇迹，是令人尊敬的作家，他的《我与地坛》，是关于命的作品：生命，命运。这样的作品不多。我们有很多聪明的作品，甚至也有智慧的作品，但关于命的作品，很少。祝他解脱痛苦，一路走好！

    我感觉到，史铁生的地位还未得到应有的确立。巴赫金曾批评某些艺术家，因为他们认为艺术“无须对生活承担责任”，可毕竟，另一些艺术家（比如史铁生）懂得，一部作品也是时代的象征，并肩负着时代的使命。艺术和生活不单必须互相负责，还应该互相承担罪责。生活的鄙俗和腐朽，也是作家的罪过，因而他们侦察、审判和书写。有了这样的作家和作品，作为读者的我们却视而不见，同样是对生活的草率和失职。我常听一些评论家和读者说：“中国当代文学太差了。”抑或用问句的形式：“中国当代文学为什么这么差呢？”他们说话的主语，是“中国当代文学”，基本不涉及某篇具体的作品。要读一篇具体的作品，不仅耗费心力，还需要判断力，笼而统之地说，这些就可以免去了，还能借此吓唬听众，以为他的标准至高无上，以为他那种两眼一闭全扫光的莽撞，是真正的判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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