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秀散文家乔忠延 曾绍义

    无论时代怎样变化，文学史对于作家的汰选永远是严格的，而我们判定年届六旬的乔忠延为优秀散文家，并料定他的名字一定会写进中国文学史册，自然会有若干道理，其中最重要的一条便是他没有像当今某些“作家”急功近利，为暴得文名趋时媚俗，在长达30年的创作生涯中始终坚持“向善、为善、劝善”的人生准则，坚持以“播美布善，感染新的灵魂”为创作圭臬，不仅为我们奉献出了三大“系列”、十五种文集，近400万字的散文报告文学作品，而且得到了全国十数位资深文学评论家的好评，还有数十篇作品获得多种文学奖项，或被选入许多全国性的重要散文选集。尤其难得的是，乔忠延的创作一天也没有离开过繁忙的工作，完完全全是在“业余”条件下进行的，内容也完完全全来自他的实际生活和工作所得，没有一篇是靠“神吹乱侃”炮制出来的，因此他被誉为“官场上的真作家，文坛中的好官员”！

    那么，就让我们从这里出发，去初步认识这样一位“双栖”性的优秀作家吧……

    丰硕的艺术成果

    1950年12月6日，乔忠延出生在山西省临汾市（古称平阳）郊的金殿镇城居村，并在这里读完小学和初中。初中毕业时遭遇“文化大革命”，即回乡务农，先后担任过民办教师、公社秘书，但都未脱离农村。1978年，乔忠延由金殿公社调入临汾县教育局任干事，后又相继担任临汾市政府秘书办主任、副秘书长兼文物旅游外事局局长、中共尧都区委宣传部副部长等职，至今一直没有离开过临汾这块为乔忠延提供了丰富创作源泉的热土。

    除了故乡古老文化传统的滋养，乔忠延从小即受到了通过考试当上教师的父亲的直接影响。每个周末，从外村归来的父亲总要亲自检查乔忠延的学习情况，还时常将下周要学习的课程提前教给他，同时还给他购买了一套包括《郑成功》《文天祥》等在内的《历史人物丛书》，这为他感受英雄人物的灵魂、确立奋发有为的志向起了重要作用。父亲的一次作文辅导，更是乔忠延走上文学创作道路的直接诱因。针对当时上学近一半时间要参加农业劳动的实情，父亲给乔忠延仔细讲了如何写好劳动的事，小学三年级的期中会考作文题正巧是《记一次秋收劳动》，结果乔忠延获得作文头名，并在全公社各个学校传阅，为此使他得到极大的鼓励，以后作文成了他各门功课的强项。小学升初中时，乔忠延又在入学考试中获得了作文的最高成绩，再一次的鼓励助燃了他的写作兴趣，使他日后阅读更勤奋，写作更认真，终于在1978年发表了第一篇作品《五届人大似春风》（诗歌，刊于《临汾报》副刊）。

    1979年，乔忠延在《山西农民报》发表了他的第一篇散文《糯米》，尽管还带有一些新闻报道的痕迹，但首次在省级报刊发表文学作品，无疑大大提高了他的创作勇气。1980年8月5日《人民日报》副刊发表了乔忠延的又一篇散文《喜酒》，标志着乔忠延此生将与散文创作结下不解之缘了。特别是1988年经过进入中国作家协会鲁迅文学院的学习，不仅学到了许多专业知识，最大的收获是使乔忠延改变了以前的文学观念，认识到文学创作并不在于褒贬什么，根本是让读者从作品所创造的艺术美境中去领悟什么。于是，他以儿时的视角写出了留在记忆中的童年故乡的一组散文，这就是奠定乔忠延成为散文家的成名之作——系列散文《童年岁月》。这些作品一发表，立即受到文坛重视，不但被资深文学评论家何镇邦（时任鲁迅文学院教授、教研室主任）专门撰写《寻常家语写华章——读乔忠延散文》予以评论，全国唯一的《散文选刊》又专辟《乔忠延作品特辑》（该刊1990年第9期），转载了其中的《上天的路》、《弯弯的桃树》（原载《山西文学》1989年第9期）等5篇，发表了何镇邦先生的评论文章；《弯弯的桃树》随后又被选入人民文学出版社编选的《1988-1990散文选》和中国文学出版社编选的《新时期优秀文学大系散文卷》（本书主要向国外发行）。

    这是乔忠延散文创作的大突破、大飞跃，它既是乔忠延实践新的创作理念的必然结果，也是新的历史时期整个文学创作思想解放，特别是散文创作更新思维、倡导变革的重要成果。总之，系列散文《童话岁月》的成功，是乔忠延散文创作道路上的一个里程碑，他也因此于1991年加入了山西省作家协会，之后又于1997年加入了中国作家协会。从此以后他更勤奋、更执着、更严谨、更开拓地坚持散文创作，迄今已整整20年，出版了15部散文报告文学专集，为我们献出了丰硕的创作成果：

    1、《豆蔻岁月》，1993年5月由陕西人民出版社（西安）出版，责任编辑为已故着名散文家李佩芝。

    如果依据作家编辑集子的时间计，这应该是接续《童话岁月》后的第二本散文集，但《童话岁月》出版稍后于《豆蔻岁月》。它仍以“系列散文”形式编排，分为“豆蔻岁月”、“花木写意”“秋水长天”“天宇放歌”“过年琐记”“尘世”和“峥嵘岁月”七个小的系列。这些作品扩大了题材范围（如《峥嵘岁月》写毛泽东住延安窑洞、在杨家岭开荒等，《天宇放歌》叹“小小寰球”、呼“黄河万岁”等），丰富了表现手段（如《豆蔻岁月》首次以近四万字的篇幅叙写了在临汾三中读初中时学校生活的多个侧面，运用了多种手法写人记事、抒写情怀），继续以“写实”（写实际生活，抒真情实感）赢得读者欢迎，即如着名文学评论家、时任陕西省作家协会副主席的王愚先生在以《实用与性情》为题的序言中所说：由于乔忠延“在勾勒实实在在的人生场景中，使人感受到一个普通人的生活道路和人生追求，因此，他的散文的价值，在于‘实用’和‘性情’的联结”，这种“实用”是“老老实实生活，老老实实领会人生的‘实用’”；这种“性情”是“饱含着挚爱生活、眷恋乡土，一心做个实实在在的人的‘性情’”，因而这样的作品“是使读者读后感到充实的散文”。

    2、《童话岁月》，1994年2月由百花文艺出版社（天津）出版，责任编辑为着名散文家、时任百花文艺出版社副总编辑的谢大光及女散文家蒋华。

    这本近20万字的散文集包括了“童年岁月”童年憾事“神州揽胜”“故里琐记”“海峡情思”“野花拾萃”和“凡人剪影”七个小的系列，用作家在《自序》中的话说，“写得久了，只侍千字文总不尽意，不少丰厚的生活总想发掘，仍为时间所限难能操持”，受朋友搬家时那“组合家俱的启迪，写开了组合散文，高巍的积蕴被一块块削挖，拼凑一起，先成了《童话岁月》，又成了《童年憾事》，并被称为系列散文”。但根本上还是由于“察有所感，感有所悟，感悟多了，不吐不快”，于是“操笔泻之”，“日子久了，便与散文情同手足”。有了这种“情同手足”般的情真意切，再加之“以当时一个孩子的眼光去真实地再现或表现”，就使我们“不仅感到真实动人，妙趣横生，同时也自然会进行各种包含着自己生活经历和生活经验的反思，这种反思往往比作家强加给我们的某种理性的反思要深刻得多”，而“这正是这个系列的作品所独具的认知价值和审美价值”（何镇邦《寻常家语写华章——读乔忠延散文》）。

    3、《梦幻岁月》，1994年9月由太白文艺出版社（西安）出版，责任编辑仍为着名散文家李佩芝。

    这本散文集分为《梦幻岁月》、《童年四季》、《丑陋的角色》、《戏说沧桑》四个系列，其中《梦幻岁月》以平实如诉的语言记下了“文化大革命”中的见闻，看似漫不经心，实则庄谐杂揉，入木三分地透视了荒谬时代里的荒谬事件，发人深省。其他几个系列，无论写人记事、咏物绘景，也都深深打上了作家个人和所写的那些人和事所处的特殊年代的印记，但总体说来都是以“清远”之境为风采，而“当我把‘清远’风神标志在乔忠延所创造的散文世界时，就意味着我已经把他看作是一位成熟的散文创造者了”；的确，“和前两个集子相比（《童话岁月》、《豆蔻岁月》），这里已没有了‘学生笔调’，也消除了抒情关节点上的‘虚泛’”，从而“使我们的散文‘史’的研究有了‘活的事实’”——这是着名文学评论家、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生导师席扬教授（时任山西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在《散文的风神——走向清远——序在乔忠延散文集〈梦幻岁月〉之前》中的评论，无疑一语中的。

    4、《尧都沧桑》，1995年12月由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1997年8月再版，责任编辑为颜廷奎。

    这是后来出版的“根在尧都丛书”的第一本，出版不到两年即再版，可知它受读者欢迎的程度。“根在尧都”是一部全面展示尧都历史文化的丛书，共5册，从“尧都沧桑”“尧都人杰”“尧都史鉴”“尧都土话”“尧都风光”五个方面，全方位地构画了尧都临汾的历史文化风貌，并与现实结合，有针对性地为我们上了一堂生动的“寻根认祖”课，又因以通俗语言出之，所以读来有味有趣，是20世纪九十年代风行的“文化散文”的另一路（本书第七章对此有专门论述）。时任百花文艺出版社副总编辑的着名散文家谢大光先生在为《尧都沧桑》作的《序》中说：“老乔不仅仅是记录故乡历史的传人，也不仅仅是故乡灿烂文化的歌者，他以一个二十世纪后来人的眼光，穿过悠远而辉煌的往昔，思索着历史的启示”。时任临汾市副市长的李瑞在序言中更称赞道：“从这本书中，不仅可以看出临汾的不凡，还可以看出中国的不凡，从临汾和中国的不凡中滋生爱国的豪情，激发建国的大志”，因此“我认为此书又是进行爱国主义的好教材”（李瑞《写在〈尧都沧桑〉成书时》）。

    5、《枯荣岁月》，1997年7月由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责任编辑仍为颜廷奎。

    这是以《童话岁月》开头的“岁月”系列的第四本散文集，所以着名文学评论家、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何西来先生在《序》的开头即说“乔忠延的这本《枯荣岁月》，是他的第四本散文结集。此前问世的依次是《童话岁月》《豆蔻岁月》和《梦幻岁月》，俱以《岁月》名集，称为‘岁月系列’”。接着又说：“岁月，是一个包蕴了流逝，包蕴了变迁的时间概念，标为书名，但透出悠悠的沧桑感来。在忠延，这既是外在的人生代谢，更是他内在的生命体验”（着重点为笔者加）。何先生一语道破了这个“岁月”系列乃至乔忠延全部散文创作的真谛，比如其中的长篇散文《枯荣岁月》，“虽然以妻病为主要描写线索，但感受中心却是作者自己，行文中往往从主线生发开去，带出自己以往的人生经历，也带出自己的现在的相关体验，形成某种类似于合奏、变奏的多种效果”；“总之乔忠延的散文，正如他的为人，真诚、朴厚、重情、有乡土的韵味，有温馨的爱心”（何西来《枯荣岁月？序》）。

    6、《炎凉岁月》，1997年8月由文津出版社（北京）出版，责任编辑为无为。

    这是“岁月”系列五本中的最后一本，分为“炎凉岁月”、“生命的流程”、胸中的涟漪“和”飘流的思绪“四个系列。着名已故老一辈散文家张中行先生为此书作《序》，既称赞《炎凉岁月》”与《童话岁月》比，代表思路的笔更加奔放，有形的，是篇幅长了，无形的，是情意深了。总之是显示作者仍在喜爱文学、精益求精的路上走“又进一步称道乔忠延的散文创作是”规规矩矩的渐修，走的是如来禅的路“工夫是扎实的”。作为像张老先生这样的散文大家，对乔忠延散文如此称道，更表明了乔忠延的散文创作的确进入了优秀散文家的行列。

    7、《尧都人杰》，1999年1月由山西古籍出版社出版，2003年8月再版，责任编辑为宁志荣和任如花。

    这是继《尧都沧桑》之后，又一本研讨尧文化、抒写历史名人的随笔散文集，它生动地再现了帝尧、卫子夫、卫青、霍去病、霍光、张敞、法显、柴绍夫妇、石君宝的杰出形象。开卷诵读，一群各有千秋的名人呼之欲出，重又演绎了他们那非凡的人生。他们在庸俗中寻求，在坎坷中奋争，让平常的生活闪耀出了非常的光泽。这光彩辉映身边，辉映辖域，甚而跨越时空跨越地域，成为洞明人类的华光。

    8、《远去的风景》，1999年5月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北京）出版，责任编辑为王丕来。

    这是乔忠延第三个系列散文即“《风景》系列”的第一本，着名文学评论家，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楼肇明先生为此书撰写了长篇序言：《在丰饶和荒脊的网扣里“拔步”——序乔忠延〈远去的风景〉》。一开头楼先生就别开生面地称赞“作家乔忠延先生是位吟诵‘生存之艰难或’艰难生存的歌手”，并认为“他的这一个特点，在当代散文作家中是非常突出的”（着重点为笔者加）。接着便“从哲学现象学文学批评的方法，来考察乔忠延的散文创作”，结论是乔忠延“在生存、体验、文化、创造四个层面上，谱出的是：‘丰饶和荒脊四重奏’”，“乔忠延是位在双重意义上，不疲倦地讴歌‘艰难生存’的歌者”，总之“我心仪乔忠延先生的坚忍不拔，他不避艰辛，在形形色色令人作难的网扣里拔步的努力。我认为，这是今天这个散文被大众文化侵蚀的危情时刻，一名严肃的有创造力的散文家所应有的宝贵的品格”。

    9、《荒疏的风景》，2000年2月由中国文联出版社（北京）出版，责任编辑为胡玉兰。

    这是一本主要抒写作家故都的历史文化的随笔散文集，着名文学评论家、山西省作家协会副主席段崇轩先生撰写了题为《故都的沉思》作为本书序言，全面评价了乔忠延的散文，特别深刻地指出：“乔忠延是一位立足于当今的清醒的作家，他没有沉浸在光辉的历史中，更没有迷失在昏暗的尘埃里；面对漫漫历史，以他的学识和经历，自然免不了迷惘和困惑，但他更以一位作家的直觉和朴素的思想，辨析着历史的真假、善恶、美丑，解剖着这块土地的文化积淀，思索着今天的尧都为什么‘平庸无奇’……这就使他的作品既有了一种苍茫的历史感，又有了一种理智的反思味”。

    10、《飘扬的风景》，2001年9月由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责任编辑为宁志荣。

    这是三本“风景”系列的最后一本，是一本报告文学作品专集。着名文学评论家、山西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艾斐先生在本书《序》中说：“当我看到乔忠延《荒疏的风景》时就很惊喜……其中的文章与先前的散文比，明显地厚重了好多，深沉了好多”，“我们完全可以断言：乔忠延在日臻成熟，业已进入了一个清淳的境界”，而在这一本作品中，“所猛烈冲撞与情感的，每每都是融会于形象、场景和诗情画意中的质朴与真诚。朴则实，诚则灵，真则美，有了这些要素，作品就有了生命与魂魄”。

    11、《尧都史鉴》，2003年8月由山西古籍出版社出版，责任编辑为宁志荣和任如花。

    这是继《尧都沧桑》《尧都人杰》之后又一部研讨尧都文化的文集，分“尧都编”“祖国编”“文明编”和“师范编”，主要是关于尧和与尧有关的种种事物及故事、传说的考察，汇集了各种权威典籍对尧都历史的认证，从而雄辩有力地确认了尧都平阳的历史地位；山西省作家协会名誉主席胡正评价“最为称道的是，作者没有陷进史料，食古不化，而是用散文的笔致浓妆淡抹，深入浅出，既写得通俗好读，又让人读后有所回味，有所思索，从历史得到启悟，引发新的激情。”（胡正：《根在尧都丛书总序》）。

    12、《尧都土话》，2003年8月由山西古籍出版社出版，责任编辑为宁志荣和任如花。

    顾名思义，这是一部专门研究临汾地方土语的文集，中国现代文学馆研究员、着名文学评论家牛玉秋先生为此书写了专论《土话与文化》，说“乔忠延的《尧都土话》是一部新颖而别致的作品”，认为“文学要表现人类生活，语言不仅是它的工具，同时也是它表现的内容，最大限度地了解、掌握、运用语言，是每一个作家的必修课”，而“《尧都土话》提供了一个范本”（着重点为笔者加）。

    《尧都土话》也是乔忠延自己颇为看重的作品，他说：“我以为能将文史大而化之的扛鼎之作尚推《尧都土话》。《尧都土话》蕴含了丰厚的历史文化、地域文化，但是在表述时绝没有吊书袋式的旁征博引，是本土化了的文史，是乡村化了的历史。”（《答曾绍义教授十二问》，见本书附一）。

    13、《尧都风光》，2003年8月由山西古籍出版社出版，责任编辑为宁志荣和任如花。

    这是一部旅游散文专集，也是五本“根在尧都丛书”的最后一本。尽管作家本人不甚满意，认为与其“说《尧都风光》是一本旅游散文，不如说是旅游广告文学”（《尧都风光·跋》），但专事旅游散文创作的散文家、《中国旅游报》副总编辑马力先生却在为此书写的《序》中给予了充分肯定，认为作者“是把古史化在笔下，用了平易的口气缓缓述出，独具史话的性质”，而且“诗兼史，可谓二美具。用语又求平实自然，饶得晋人风致”，这是完全符合实情的。

    14、《山西古戏台——豪华落尽见真淳》，2004年11月由辽宁人民出版社（沈阳）出版，责任编辑为刘一秀、祁雪芬和张天恒。

    这是由着名作家、山西省作家协会副主席韩石山先生主编的《中国文化遗珍丛书·山西》之一种，作者采用演戏的“启幕——第一幕——第二幕……谢幕”形式，将山西全省各地各式各样的古戏台以及神庙剧场等一一展示在读者面前，“并在深入细致的实地考察基础上，凝神静思，条分缕析，以灵动自然的文笔，写活了这个厚重而古老的课题，把一个易成为枯燥乏味、材料堆砌、学家匠人式的文字，成就为一部既有学术思辩，又有艺术灵性、可读性强、图文并茂的专着。”（奚学瑶《从文人之文到学者之文》，《中国散文评论》2008年第6期）。

    15、《乡村记忆》，2007年10月由山西古籍出版社出版，责任编辑为宁志荣和冀建海。

    这是乔忠延几十年来写故乡农村生活的散文总集，共分“远逝的时序”“童年的碎片”“时光的童话”“艰涩的年轮”“生命的风光”“残存的往事”“先祖的轨迹”“永远的剧场”和“生灵的命运”十个小的系列，全方位地再现了刻在作家心版上的那一幅幅或喜或悲或苦或乐的乡村生活画面，“通过‘风物’、‘风土’和‘风情’这三个向度上的轮换聚焦，尧都故土沃野间的景物、水土和人生这世态的三重面相被次第照亮，一个层次繁复、场景立体、包罗万象和泥沙俱下之势的乡村天地，跃然出于纸表，带出一种扑面徐来、宛若历历在目般的现场感和亲近感。”（李林荣：《乔忠延散文集《乡村记忆》：沉静面对乡村的常态》，《文艺报》2008年2月26日）。

    此外，乔忠延还出版了《襄汾揽胜》（山西人民出版社）、《平阳历代史话》（延边大学出版社）、《临汾城市变迁》（山西人民出版社）、《中国神话》（江苏少儿出版社）、《中国寓言》（江苏少儿出版社）等着作。同时还主编（或与人合着）了《多彩人生》（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华表的故乡》（陕西人民出版社）、《娥皇女英》（太白文艺出版社）、《击壤新歌》（书海出版社）、《春风杨柳》（太白文艺出版社）等作品。加上上述15种面世的散文（报告文学、随笔）专集，总计超过400万字。作为一名地地道道的“业余”作家，乔忠延在必须完成一个基层官员应该肩负的工作任务之后，才能在“八个小时之外”的时间进行创作，而他竟然在并不算平坦无碍的环境条件下为我们献出了400万字沉甸甸的佳作，的的确确是真作家、好作家啊！

    重要的社会影响

    从前一节评述中，我们已经大致看到了乔忠延散文的重要影响：在他已经出版的15种文集中，差不多每一种都及时得到了评论家们的肯定。这些评论家们无论老、中、青，也无论是教授、研究员、文学博士，虽然评论的角度不同，但都异口同声地称赞了乔忠延的散文，“正如他的为人，真诚、朴厚、重情，有乡土的意味，有温馨的爱心”，做到了如巴金先生所倡导的“作品的最高境界是写作同生活的一致，是作家同人的一致”（《我和文学》）。这些评论文章的绝大部分已作为附录载于本书正文之后，其主要篇名及作者如下：

    1、席扬：《本真的情愫，撩人的韵致——乔忠延散文谈片》，刊《太原日报》1990年7月9日；

    2、何镇邦：《寻常家语写华章——读乔忠延散文》，刊《散文选刊》1990年第9期；

    3、王愚：《实用与性情》，刊《山西日报》（1993年）；

    4、韩石山、席扬等：《乔忠延散文作品众家谈》，刊《山西晚报》1993年10月14日；

    5、席扬：《散文的风神——走向清远》，刊《梦幻岁月》（1994年）；

    6、何西来：《枯荣岁月·序》，刊《山西日报》1997年5月19日；

    7、张中行：《炎凉岁月·序》，刊《临汾日报》（1997年）；

    8、楼肇明：《在丰饶和荒脊的网扣里“拔步”——序乔忠延〈远去的风景〉》；

    9、段崇轩：《故都的沉思》，刊《山西日报》（2000年）；

    10、古耜：《在远逝的风景里咀嚼人生与历史》，《文艺报》2000年11月11日；

    11、傅书华：《民间的写作》，刊《山西日报》2001年2月13日；

    12、王愚：《根之茂者其实遂》，刊《名作欣赏》（2000年）；

    13、刘润田：《编织美韵的平实之笔》，刊《三秦都市报》（2000年）；

    14、艾斐：《飘扬的风景·序》，（2001年）；

    15、孙燕华：《青涩的本然——品评乔忠延〈远去的风景〉》，刊《当代文坛》2001年第1期；

    16、宁志荣：《时间深处的痕迹——评乔忠延散文集〈远去的风景〉》，刊《都市》2001年第2期；

    17、胡正：《根在尧都丛书·总序》，刊该丛书各册之首（2003年）；

    18、段建宏：《戏台与人生》，《长治学院学报》2006年第4期；

    19、奚学瑶：《从文人之文到学者之文》，刊《中国散文评论》2008年第6期；

    20、李林荣：《乔忠延散文集〈乡村记忆〉：沉静面对乡村的常态》，刊《文艺报》2008年2月26日；

    ……

    这里要着重指出的是，一个作家的创作要得到众多知名评论家的首肯，并不是件容易的事，因为评论家的评论不管采用何种评论方法，其重心都是依据文学创作的基本规律及其正确理论，从文学发展史的实际要求出发，选择那些确实对文学发展有一定推动作用，对文学理论建设有一定贡献的作家作品进行总结与评论。由于散文创作的特殊性（如文品与人品的一致性、生活真实与艺术真实的趋同性等），对于散文作家作品的评论，评论家们的选择和用语似乎更为严格、谨慎；如果是着名散文家参与评论并得到肯定，没有突出的特点和实实在在的贡献，就难上加难了，因为撇开“同行是冤家”不说，最要紧的是被评者必须拿出有别于评论者（散文家）而令其心服口服的“创新”成果。一句话，乔忠延的散文创作倘未做到在“精益求精”的路上走（张中行《炎凉岁月·序》），成为“当下散文创作中不容忽视的‘这一个’”（古耜《在远逝的风景里咀嚼人生与历史》），成为“使我们的散文‘史’的研究有了‘活的事实’”（席扬《散文的风神——走向清远》），是断然无法得到北京的何西来、楼肇明、李林荣、张中行、马力，天津的谢大光、福建的席扬、河北的奚学瑶、辽宁的古耜和山西省内的段崇轩、艾斐、傅书华、刘润田、宁志荣等近20位着名文学评论家、编辑家、创作家的切实评论与推介的，自然也无法纳入“跨世纪优秀散文家研究丛书”，成为四川大学中文系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04、05、07级部分硕士、博士生的研究课题了。

    不仅如此，乔忠延的散文还有30余篇被选入北京、天津、广东、广西、湖北、山西等十多个省市出版的全国性散文选集，主要有：

    1、《弯弯的桃树》被选入《1988-1990散文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年）、《新时期优秀文学大系？散文卷》（中国文学出版社，1992年）和《山西青年作家散文选》（百花文艺出版社，1991年）；

    2、《仙洞逍遥游》被选入《山西当代游记选》（山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

    3、《小小寰球》被选入《当代散文精品选》（广西民族出版社，1993年）；

    4、《合欢树下》被选入怀旧文学书系《失落的摇篮》（华夏出版社，1995年）；

    5、《骡子》被选入《1991-1993散文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95年）；

    6、《月亮的故事》被选入《山西文艺创作五十年精品·卷文卷》（北岳文艺出版社，1999年）；

    7、《狼》被选入《散文选刊》精品丛书《五十年前的最后一夜》（广西人民出版社，2000年）；《中国当代散文选》（中国致公出版社，2003年）；

    8、《乡村土语》被选入“十年精短散文100篇”《美丽如初》（百花文艺出版社，2001年）；

    9、《鳝鱼》被选入怀旧丛书《老玩具，老游戏》（长江文艺出版社，2001年）；

    10、《尧都土话》被选入《2002年散文》（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年）、《2002年散文年选》（花城出版社，2003年）、《2002年精短美文100篇》（长江文艺出版社，2003年）；

    11、《闲情三题》被选入《2003年精短美文100篇》（长江文艺出版社）；

    12、《文人》被选入《现当代文诵读精华（高中卷）》（人民教育出版社，2002年）；

    13、《红楼俗话》被选入《2004年当代散文精品》（广州出版社）；

    15、《敝帚自珍》被选入《2004年中国年度散文选》（漓江出版社）；

    16、《台子》被选入《2005中国散文年选》（花城出版社）；《读者·乡土人文版》（2008年9期）；《2008年精短美文》（长江文艺出版社）；

    17、《露台》被选入《2005中国年度散文选》（漓江出版社）；

    18、《伶魂》被选入《2006中国散文年选》（花城出版社）；《世间最美丽的眼睛2005-2006散文精品》（百花文艺出版社）；《21世纪中国经典散文》（内蒙古文化出版社）；《新世纪优秀散文选》（花城出版社）；

    19、《东临碣石观沧桑》被选入《2005中国年度散文选》（漓江出版社）；

    20、《在激流外永生》被选入《中国散文排行榜》（北京工业出版社，2006年）；

    21、《翻阅骊山》被选入《2006年散文随笔选》（文化艺术出版社）；

    22、《黄河岸边的那条白狗》被选入《2007年精短美文》（长江文艺出版社）；

    23、《父亲是棵刺》被选入《2007中国年度散文选》（漓江出版社）；

    24、《大海是我的一汪泪》被选入《2007年最适合中学生阅读的散文选》（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

    25、《土语圣境》被选入《百年美文》（百花文艺出版社，2008年）；

    26、《燕子？春雨》被选入《2008中国年度散文选》（漓江出版社）；

    ……

    此外，还有《打春》一文在《山西日报》发表后被全国范围内发行数百万份的《语文报》作为佳作予以赏析，又被甘肃省2003年中考语文试卷纳入阅读试题。

    乔忠延散文的重要影响还表现在多篇作品获奖上。它们是：

    1、《弯弯的桃树》获1991年山西省青年散文大赛奖；

    2、《仙洞逍遥游》获1990年山西省游记征文大赛奖；

    3、《鼓人》获1993年《人民日报》精短散文大赛奖；

    4、《壶口奏鸣曲》获1993年壶口杯散文大赛奖；

    5、《土地》获1994年《太原晚报》散文征文奖；

    6、《潇洒醉一回》获1996年《漳河水》杂志优秀散文奖；

    7、《我的故乡西游记》获2008年《山西晚报》读书征文奖；……

    对读者有益的优秀作品自然不止于被评、被选、获奖等现实层面，至关重要的是要继续经受时间的考验，长长的中外文学史都已证明，优秀之作不只是“有益于天下”，也一定是“有益于后人”（顾炎武语）的，所以乔忠延先后获得了山西省赵树理文学奖、全国冰心散文优秀奖、冰心儿童文学图书奖。我们相信乔忠延的散文佳作不仅会受到当代人的关注，依然会受到后世读者的欢迎！

    宝贵的创作经验

    乔忠延的文学创作已历时整整30年，他在为我们辛勤奉献了数百万字作品的同时，也积累了宝贵的创作经验，从另一方面确立了他优秀散文家的地位。概括起来，有以下几条值得特别重视：

    第一，实写亲历生活，展示本真人生。

    生活永远是文艺创作取之不尽的唯一源泉，而“散文领域——海阔天空”（秦牧语），大到宇宙苍穹，小到沙粒树叶，都可以成为散文题材，关键是“所见者真，所知者深”，要像已故散文大师秦牧先生所说的“都有告诉旁人的价值，这才动笔写它”（《长河浪花集·序》），才能做到“写作应该对社会进步有益”（《答谢和自白》）。乔忠延自己也认为：“艺术家要用自己的美境感染人心，推进社会，同样，文学家也要用自己笔下的美好人物，美好氛围去塑造新人，推进社会……都是为了人类更美好”（《答曾绍义教授十二问》），所以他选择了写自己的童年直到中年半个多世纪以来亲历的真实生活，一方面再现了不同时期那一幅幅引人联想、回忆、反思的生活图景，同时又给读者展示了他人生路上的欢乐、痛苦和种种矛盾，既让我们看到了一个时代曲折前进的侧影，也看到了一名农村娃成长为优秀作家的心路历程，看到了乔忠延几十年来的生命轨迹。

    应该说，乔忠延选择写亲历生活看似不经意，实则充满了“历险”，没有人生的自信和勇敢精神，是不可能作出这种选择的。如前所述，写亲历生活目的是要让读者看到作家的“本真”，而这种“本真”的呈现虽然保证了散文赖以存在的“真实”性，但还必须以“有益于天下，有益于后人”为前提，也就是说不管你写亲眼所见、亲耳所闻的人事景物，还是写你自己的所感知所觉悟的情志理性，都首先必须要“有告诉旁人的价值”、“对社会进步有益”才行，这不能不是对作家德、才、学、识的全面检验，哪一面有欠缺都会赤裸裸地暴露在读者的眼前。

    总观乔忠延的散文，无论是用儿时眼光回顾童年岁月，还是以“平静”心态诉说“文革”遭遇，或者从现实走进历史，对故都尧文化进行种种探寻，之所以让我们感到真实可信、朴素亲切，最要紧的就在于作家始终保持了“纯净的心态”，坚守了作家的良知。乔忠延说：散文创作中最重要、最关键的问题是作家的良知……对于现实社会的专职作家，已难有建功立业的前提条件，但是，立德却是不应该忽略的“又说”我出生在上世纪五十年代，成长在学雷锋的热潮中，虽然不能说立德的问题早已解决，但在青少年时期就形成了爱国、爱民的良知。因之，我的散文作品或大或小，或长或短，都渗透了我的这种思想情愫“（《答曾绍义教授十二问》）。可见散文尽管题材广泛无忌、写法灵活自由，但”写什么“和”怎么写“都很重要，都关乎作家的良知，决定着作家”本真“人生的层次与品级。所以说，乔忠延选择真实地写出自己的亲历生活，不粉饰，不遮掩，归根结底还是作家的良知所决定。遗憾的是，在文学已不再神圣、写作也为”谋稻梁“的现实社会，在”散文“多如牛毛、已沦为文化”快餐的当今文坛，像乔忠延这样敢于展示本真人生的已不多见了，这就越发使我们更加珍惜他的选择！

    第二，创新服从创美，育世高于一切。

    创新是艺术创作堪称“创作”的基本要求，也是乔忠延散文的一大特色，如写童年、“文革”的视角与众不同，对故土文化的执意探求别开生面，对“系列散文”的发展贡献良多等等，但这一切都服从于作家最后的艺术追求，即对“美学效应”的追求。乔忠延在回答“你认为文学创作最根本的问题是什么”时说过：“具体到我自己的创作来讲，我更追求美学效应。无庸置疑，文学作品应该有深刻的思想，但是一切深刻都是对今天而言，今天的深刻会成为明天的浅显……这样，即使跨越时空，作品所拥有的深刻思想已不存在，然而作品营造的美学氛围、美好意境却仍然会滋润着一代又一代。因而在创作过程中，美学效应是我追求的永恒目标”。又说：“我以为写书育世是让新的世事更美好……所以，我将努力事之，使我的作品思想美，结构美，语言美，意境美，用一个美的氛围去陶冶美好的心灵！让美好的心灵去播布美好的世界。”（答《曾绍义教授十二问》）事实正是这样，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尧都土话》。这本评价高、影响大，被誉为作家“最大限度地了解、掌握、运用语言”的“范本”着作，其最大特点就是创新，即“不仅把散落、掩埋在山野乡村的方言土语发掘整理出来，研究考察了它们的语音语义以及历史沿革，而且把与这些方言土语一起流传的故事传说也一起发掘整理出来”（牛玉秋《土话与文化》）。但这毕竟不是学术专着，为了进一步避免枯燥，增加艺术美感，作者除了将有关故事描写得绘声绘色，往往又在关节处或引申或调侃，总是在有幽默味的议论中让人会心一笑。如《昵见》一文，开篇即说“昵见，是尧都文化的一片红叶”，这比喻就使人眼前一亮，感到暖烘烘的。接着考察了从《尚书》《左传》到韩愈诗中出现三种不同含义的“昵”字，即“亲宠”“亲切”“亲密”，便这样写道：“在古书的深皱里，我看见昵字露着笑脸，显示着本身的爱意……她和亲形影不离，而亲字总是和母爱融为一体的，昵字里也就透出了母爱的意趣”。按一般出新要求，行文到此完全可以结束了，但作者不，马上又由历史转向现实，写道：“这母爱的意趣却被快节奏生活的城里人遗弃了。仍然操守此道的只有我的乡亲了，一个‘昵见’，代代相传，一直传到今天……昵见，亲切而讨人爱见，爱见就百看不厌。昵见，抵御着一味喊爱的世俗状态，她比爱，爱得更深，却不显山，不露水，这不正是尧都文化的境界么？”你看，这巧妙的一转，诙谐的一叹和无不揶揄的一“点”，既点出了尧文化的现实价值，也因令人会心而大大增强了本文的艺术美感。全书148篇，几乎全都是这样写成的，足以说明在乔忠延的创作中创新只是手段，创美才是最终目标。《尧都土话》的极大成功，也进一步表明以创美促创新，既新且美最能满足读者的需要，也是“育世”继而传世的根本所在！

    第三，向善为善劝善，人品文品一致。

    这既是我们认定乔忠延为优秀散文家最根本、最重要的一条，也该是乔忠延最值得当今许多作家学习的地方。

    从乔忠延的作品中，我们已然能读出真、善、美，读出作家那颗真诚、纯洁、善良的心，文品是“自成高格”的，从他几十年来在从政与创作双重角色不断转换而十分艰难的自述中——“我的工作赐予我苦辣酸甜，颇多感叹。我用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时间投入工作，余下不及百分之五的时间穿插写作，自然无法将这些感慨演绎为能够抒写人间喜剧的小说，只能浓缩成千把字的小散文……在工作中，我按照政令的需要扮演着入时的角色，而只有进入写作那样一种短暂的时空，我才能一任思绪在感情的空旷天地信马由缰，纵横驰骋……”（《散文创作需要纯净的心态——乔忠延回函席扬》），从他临危受命，在已够繁忙的政府副秘书长任上再兼文物旅游外事局长的经历中——“要人没人，要钱没钱，我依靠人格的力量凝聚人心、筹款集资，在一年内不仅光复了大火焚毁的广运殿，而且修复了3座宫门，拓开了门前广场，既保护、完善了文物，又使一个荒疏的古迹变为旅游热点”（《答曾绍义教授十二问》），以及从他人对他的介绍中（如刘合心《与尧结缘的人》、师红娟《另一种另类——作家乔忠延印象》都说到乔忠延修尧庙：“没有豪言，没有壮语，仅仅是擦去了泪水，咬紧了牙关，更多的则是奔走，则是呼号，则是躬行……”“知道此事的文友纷纷告诫他，千万别去，那地方要钱没钱，是个烂摊子……他说，要是有钱，谁不会干？要好干，谁都能干，抢着干，还能轮着咱干？又说，既然人民选择了我，说明大家信得过我，我得干！”）我们则更清楚地看到了乔忠延在文里文外都是同一颗赤诚之心在跳动，做人与做文完全一致，没有半点装腔作势，更无丝毫虚假作伪，确乎“谦谦君子”也！因而，“这一个”乔忠延充满自豪的表白，就更使我们对他这位好作家、好公民、好官员倍生敬意——

    几十年过去，弹指一挥间，我的收获是丰饶的。那些着作固然是我的收获，但我以为最有价值的收获是保持了真心、爱心、民心。我没有因为混迹官场，而使道德沦丧，情操滑坡。我仍然有一颗真心，爱国、爱民，尤其喜欢呵护弱势人群。所以，我始终向善、为善、劝善。向善，是我的人格倾向；为善，是我的行动准则；劝善，则是我创作的目标。（《答曾绍义教授十二问》）

    作为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巴金先生生前曾多次寄语全国中青年作家：“我认为作家的目的应该是高尔基的那句话：使人变得更好。要做一个好作家，首先要做一个真诚的人，文品和人品是分不开的。”（《再思录·致青年作家》）愿我们的作家都能谨记巴金主席的嘱咐，真诚做人，做到人品与文品一致；愿我们的文坛多多涌现像乔忠延这样“始终向善为善劝善”、用美好作品“让新的世事更美好”的优秀作家吧！

    （该文为四川大学中文系教授曾绍义先生编着的《乔忠延散文探论》一书的总论）

    《乡村记忆》：别样的文化 散文 李林荣

    乡村，不仅是一片生活意义和地域意义上的自然空间，更是一个能够成就和涵养特定精神、文化的场所。但在对峙和围浸于乡村世界的现代中国都市文明的镜面上，被映照出来的乡村影像和价值底蕴，却仿佛总是魅影重重、陷阱密布，既空洞无物而又危机四伏，充斥着悖反的迷离意味。

    一方面，都市文明现实中善与恶、美与丑、进步与落后、积极与消极等种种正反两极的现象和风尚，按照都市文化的流行逻辑演绎，都往往要被归因于乡村，溯源至乡村，定性为乡村文明次生的旁枝、衍化的外围。另一方面，每逢都市文明内部兴起针对自身弊端的反思、批判和超现实的浪漫主义空想之际，同样是乡村，又常常被引以为客观的尺度、绝对的参照，甚至还直接被当作理想家园和梦中幻境，而被热烈地宣扬和思慕。事实上，至少在中国，乡村的天地人文和都市并无质的不同，它们之间形诸文明视镜的一切的显着差异，都来自感受、理解和书写它们的人所取的不同立场和视角。

    近则可以入得其中，远则能够超乎其外。

    久居晋南尧都故地，而又有着当地城乡双重生活的厚重经验的散文家乔忠延，对于他情思所系、笔触所向的尧都故地这片热土来说，正是这样一位恰当而得力的文化勘探者和文学记录者。作为他二十年执着笔耕这片热土的主要成果的荟萃，散文集《乡村记忆》（山西古籍出版社2007年10月版）不仅细切、多面地呈现出环绕汾河之畔、姑射山麓一带的一方乡土和一段历史，在作者个人的记忆之中，历经层层积淀、反复吟味而得的生动画面和醇厚神韵，并且，也证实了一种明显区别于当今文坛时尚的有风格、有追求的文化散文写作路数的赫然存在。

    表面上看，《乡村记忆》整体上取的是笔致上力求清新、简炼，篇章上讲究辐辏和婉曲之美，语体上多以整片叙述来裹挟情思断絮的传统白话散文的章法。在现代白话散文的发端期，这种脱胎自古典散文传统中所谓“言志”或“性灵”一派支流的手法，用在处理乡村题材的篇章中，曾有过让一部分擅着散文的名家高手都未能幸免的清新却失于轻浅、简练却失于简陋、情思迭现却失于矫揉造作的流弊。除去作者个人的因素之外，助成这种流弊的一大外力恐怕还在于时代和文坛的气候，那毕竟是一个中国的文人和文学刚刚开始把“乡村”从农家的“田园”、逸士的“山林”这类古老意象的藩篱和怪圈中解放出来，让它与十字街头的人间烟火甚至铁和血的社会争战发生紧密关联的特殊历史时刻。在那样的历史时刻，乡村实际上并没有真正获得被文人和文学从容镇静、耐心持久地给予正面审视和深度透视的资格。它只有在偶尔被当作玲珑小巧的盆景，用于装点一下暂得一刻安稳的文人的书斋或心房一角的时候，才能赢得人们专注的观照，而这时，它势必只能显出自己轻浅、简陋和宜于矫情的那一面。

    在这点上，可以说《乡村记忆》和它的作者，是幸运的，它们出落在了一个味儿正、面貌纯的乡村，可以在文学园地里被直视和大写的时代。但新时代在敞开文学通往乡村的坦途之时，又把文坛内外的太多诱惑和太多干扰堆积进了文学望乡的视野。在迄今已风行近二十年之久的《文化苦旅》式的“文化散文”大潮中，和大约从十年前开始备受瞩目、尔后又狂遭追仿的《一个人的村庄》式的“村庄散文”流习中，两个外观不一但形态却同等簇新、同等丰硕的散文意象——“乡村”，接连萌蘖、相继膨生，并沿着一趋于“宏大叙事”，一趋于“小叙事”的路径，一假力于“学”与“思”的公理，一借道于“诗”与“情”的私意，高高地升腾了起来，闪烁了精神的异彩，散发了心灵的温热。但与此同时，“乡村”这一超级意象，也被打磨得越来越溜光水滑、越来越晶莹剔透，也越来越刻板僵化，越来越严重地流失掉了乡村本有的那种生气灌注而又鱼龙混杂的毛茸茸、刺棱棱的粗糙质感和真实的丰富性。减少了粗糙感，过滤了含混性，固然使“乡村”在文字层面获得了更加光鲜可人的形式，而这种形式的确也更适宜于承载某种完全可以为文人一厢情愿的自我戏剧化情绪所维系的纤巧的精神内涵。然而，在这一过程中，“乡村”作为一份原本富含内容、系谱完整的文学资源，它留在纸面上的和在纸面上获得的这些，终究远远比不上它被割舍和摒弃的部分更多、更重要和更有内在的力量。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乡村记忆》貌似走了传统散文的老路，在这路上踏出的履迹和气度的却是全新的。书中所录八十余篇散文，按照作者的编目分类，归成了写四季乡景的“远逝的时序”、写儿时生活的“童年的碎片”、写乡居见闻的“艰涩的年轮”、写故旧族亲的“生命的风光”、写农家器物的“残存的往事”、写节令民俗的“先祖的轨迹”、写庙社村貌的“永远的剧场”，以及写乡野动物的“生灵的命运”，一共九辑。而如果换一个角度，把这九辑篇什，归结、摆列在写“风物”、写“风土”和写“风情”三个向度上，似也并无不可。通过“风物”、风土“和”风情这三个向度上的轮换聚焦，尧都故地沃野间的景物、水土和人生这世态的三重面相被次第照亮，一个层次繁复、场景立体、满含包罗万象和泥沙俱下之势的乡村天地，逐渐得以显影定格，跃然出于纸表，带出一种一切扑面徐来、宛若历历在目般的现场感和亲近感。

    比起这种多点聚焦的角度，值得更加注意和肯定的，是贯穿在从有关乡村“风物”、“风土”、“风情”几方面写作素材的选择，到具体对它们展开外在的描述和内在的探析这各环节中的那种绝不止于或一味说好或一味说坏、或一味赞美或一味批判的，既不肯走极端，也不肯哗众取宠的宽和有度的语态及文风。这样的语态和文风，本身或许正是真正成熟的乡村智慧和乡村伦理的一个部分。它的出现，并非意在回避或者隐瞒个人的主观倾向和褒贬立场，而是为了显明言说者对自身的身份、地位和话语权力的一种清醒估计，以及基于这种自知之明而主动采取的一种不愿意“过犹不及”的表达策略。土生土长的民间文学因袭出大量寓言设譬的模式；而被人人自危、瞬息之间可以万变的动态化的社会等级关系所彻底异化了的城市作家，却多惯于在作品中直接或借着虚构人物之口，毫无自知和知人之明地装腔作势。《乡村记忆》的作者已在城市安居三十多年，且在政府机关任部门要职有年，在散文写作中，却一仍其旧，恪守乡间人贵自知、谦卑敦厚的话语习惯，较之某些虚张声势和故弄玄虚成癖、成瘾的所谓“官人散文”或“纯散文”，这或可也算作者为人为文不随流俗的一个关键细节。

    不过最重要的还在于，这种不急于简单论断一切、不急于将一切做截然而判然的黑白两分的温婉而低调的语态、文风，恰好匹配了他的散文写作所面对的乡村世界的常态。在常态的乡村世界里，一切都首先是在被包容、被接纳的前提下存在的，这也许并不总是一个优点，但却是一个实实在在的特点。这个特点造就了乡村社会的深度和广度，有时也导致乡村社会的冷酷和漠然。对此，《乡村记忆》没有躲闪，没有掩饰，在对于看似静态存在的乡间风物的娓娓叙说中，在冲淡平和、如数家珍的有关乡间风土的专注介绍中，在谐趣中间杂了轻声叹息、微笑中隐隐闪着泪光的回顾亲人乡邻人生故事的忆述中，黯淡的灰色以至沉郁的浓黑，并没有被轻灵的笔尖剔去，而是时时在不着痕迹之中有着情出自然的袒露。当然，对身处时下不分真情假意、一律惯使浓墨重彩和大哭大笑的过度修辞的都市文坛近旁的读者们来说，这种水墨渲染式的以淡笔来托重彩的写法，可能已经有点显得力道不够、刺激度不足了。

    一本书，八十来篇散文，三十万字的篇幅，用来扫描一个人五十多年游于斯、钓于斯的一方水土上的经历和见闻，焦点虽然明确，但分辨率和细腻度总归还是有限。可能多少也正与此相关，设若以一个神魂凝聚的文本整体而非文集来看，《乡村记忆》在宏观的格局上并不如《文化苦旅》那么高远，在内部的气象上，也不及《一个人的村庄》那么精深。但对作者而言，这种光拿一部作品说事儿的比较，有时候也许不尽公平。因为至少以我个人之见，在像《尧都土话》或《山西古戏台》那样的散文集中，《乡村记忆》的作者其实也同样显示了一种富有他自己个性的、自精微处构建大格局、将学识与诗意相交融的不寻常的散文手腕。只是，要想领会和认同这一点，大概我们读者还先得需要具备一份懂得尊重和珍爱那些土气十足的方言与旧俗的、不那么时兴的“雅”兴“雅”趣。

    从文人之文到学者之文

    奚学瑶

    乔忠延生长于尧都临汾，该地隶属山西。我的足迹未至山西，娘子关内未有感性认识，忠延笔下营造的人文气息于我深感陌生，也感到独特。我的手头有他的两本书，一曰《远去的风景》，二曰《山西古戏台》，这远不是他创作的全貌。据我不完全掌握，他刊行的书籍还有《中国神话》、《尧都土话》、《豆蔻岁月》、《梦幻岁月》、《枯荣岁月》等二十余部，并且，在报刊上还不时见到他的文章。我们先是以文交，后则以面识，这个自称出身“尘泥”的人，却是一个骨骼清秀、气质文雅的人，更像人们意象中的江南才子。他外貌温和，而内在颇有追求，颇有定力。如此之多的作品问世，便让人想到田间耕作的农夫，不辞风雨，春耕秋收，多年艰辛的劳作，终于有了可观的收获。

    他给了我们什么样的启迪呢？

    一、文人情怀与文人凝思

    忠延的人生履历，颇有特色。他起步于民办教师，此后凭着自身的才干，而成为地方政府倚重的一枝笔，从而谋得一官半职。只是，他未热衷于仕途，正当前途顺畅时，却安然而隐，退身砚田，勤于笔耕。对于时下而言，无论从官从商，都要比文人神气得多。身处官场，却退身笔耕；擅长公文，却去抒写心灵文字，世人几多能够理解？

    不理解也罢，中国之大，当不乏声律相近的人。人生于世，总有自身的道路，取决于时世，更取决于个性。个人性格即命运，性格也即文章特色。因而，回头再看温文尔雅的忠延，当然应抒写自己的性情文字，这似乎是命运的必然，是一种宿命。

    他早期的散文多为性情文字、感性文章，《合欢树下》、《上天的路》、《弯弯的桃树》、《水磨谣》等文章，有对学校的忆念，童年生活的记叙，家庭生活的变迁……家园印迹，少年情怀，真切自然地显露在他的文字之中。淳朴、童真，带着乡土味，像一幅陈年的水粉，又像遥远的牧笛，古旧拙朴之中，流露着真纯鲜活的生机。文章流播着乡风民俗，串连着故人旧事，童年生活因此而显得有趣而独特。与此同时，文章亦从一些侧面，折射着时代的光影，“大跃进”、“人民公社”等历史事物，亦在文章中留下了印痕。感性散文，常常是人生的自叙传。散文家常常在自己的笔下钩沉童年旧事，往往因地方特色和时代特色而显露文章的风采，忠延正是遵循这一轨迹，写出了自己的个性。

    令人注意的是，随着时间的递进，作品的思想内涵发生了演讲，植株的根须渐渐深入社会生活的深层。《落魄》、《魂归》、《寿星》、《羊官》、《秋的笔记》等文章，已非淳朴、清纯的童年旧事。岁月的流露与思想的积淀，使作者对世上人事有了深入的思考，少年情怀已演进为中年思索，题材拓进了，思虑更深了。依然是故园人事，却更多经受了人世沧桑。抗美援朝的功臣狗肠叔，从一“敢斗资本主义的尖兵”，为生活所迫，到集上卖了几个红薯而遭批斗，直至冻饿而死。《魂归》，则从戴帽右派扫街的一个侧面，勾划了人物的逸事和世情的变化。《寿星》的历史跨度更大，勾勒了梨园名角汽灯红传奇的人生，在其人生中演绎了社会与文化的历史变迁，给人一种厚重的思考。《秋的笔记》则异于上述文章，不是镌刻人物，而是对秋天的感悟与思索。“秋声”、“秋味”、“秋色”，全面地述写了家园秋之风情，是一幅斑斓多姿的秋的乡土风情画卷。不是“秋尽江南草未凋”，也不是“塞下秋来风景异”，而是晋南的故园热土，人间美景。从奶奶的棉衣服、河滩地上的煤炭、压弯树梢的梨、桃、山楂、石榴，以及田鼠、野兔、青纱帐等秋的物象中，让人们感知秋日大地的丰富多彩、高远与空旷。此篇文章不仅有多姿多彩的意象，亦有使人会心的意趣，让人不由得联想起萧红的《呼兰河传》，只是，一个是东北，一个是晋南罢了。

    二、尘泥古朴与灿烂秀美的审美意蕴

    忠延早期文章，大多取材于自身经历，以及所见所闻的故乡人事。生于斯，长于斯，并且吟咏于斯，忠延深深挖掘并品味着这块文化厚土。这块相对封闭、相对边缘的文化乡土，在现代风潮席卷的当代，却较好地保存了自身的文化本色。忠延清楚地意识到了这一点，以灵秀的心灵、秀丽的笔法，细细地切割和分享这块属于自身的文学蛋糕。他没有邯郸学步，也未东施效颦，而是实实在在、真真切切地营造具有晋南特色的外表尘泥质朴和内在灿烂秀美的审美意蕴，从而使自身的创作成为中国散文坛上具有自身风格的“这一个”。

    这种审美意向，着眼于题材的乡土追求之外，尚有对民间故事、民歌、民谣的诠释，对民风民俗的描述，以及由此而抒发的遐想。我们从中可以细致而感性地体会到晋南农民古朴厚重的生活氛围，他们的机智、幽默与坚忍。这种描述，不是在平实的叙述中着意铺排出来，常常是在人物命运沧桑中，自然而然地得以表露，反映了一种自然天成的本色。只是，这种尘泥质朴的美学意蕴，是大背景上的烘托，其人物、事件甚至语言描述，却是斑斓多彩，甚至是鲜亮秀美，虽然没有江南风景的波光水色，但厚土尘泥中的野语村言、山肴野蔌却别具意蕴，“交响出天籁与生命的勃然生趣”。

    这种审美特色，在上述文章中均有不同的体现，《天日》一文，似更为集中鲜明。民歌、民谣、民间故事，串珠般地连缀着全篇文章，或歌颂，或讽谕，将当地人们的基本生活需求和社会生态，写得生动有趣、淋漓尽致。文章既是一幅风俗画，也是一篇世情录，使人们在审美乐趣中增强对民生与世情的了解。

    如果说上述一些文章，是一种近乎原生态的感情表述之外，而《日出日落》、《狼》、《荒城》等文章，更多的是形而上的理性阐发。《日出日落》，将人的生命历程，分解为“晨光”、“上午”、“午间”、“午后”、“黄昏”、“黑夜”等六个时段，体现了作者对人生巧妙而清灵的感悟。《狼》则是一幅又土又洋，又古典又现代的油画，是一首辽远而富有野性的小夜曲。《荒城》则是由对交河古城的寻访，而产生对历史与自然的审美沉吟。这些文章，依然带有忠延一以贯之的尘泥古朴的气息，但自然的尘泥，已提升为哲学与文化的制作，审美具象走向空灵，古旧走向现代，从岁月的茫然中发出了《天问》式的拷问，因而具有更高的文化品位和思想内涵，闪烁着雨后初晴的清新灿烂的虹彩。

    三、从文人之文到学者之文

    近年，忠延文章的题材与风俗，有了鲜明的演变，着力点发生了位移，感性文章逐渐向知性文章演进，《中国神话》、《成语新解》、《翻阅骊山》等文章便是明显的标识，尤其是《山西古戏台》一书，则以其斐然的文彩和深厚的学识，而确立了自身文人加学者的地位。

    《翻阅骊山》一文，数千年的历史跨度，从西周——秦——唐——民国，借骊山而负载于一处，作者凝神运气，深思熟虑，把骊山作为审视中国历史的正气凛然的“审判之剑”，而拷问着中国历史。从西周的“烽火戏诸侯”到民国的“西安之变”，中间的秦始皇穷奢极欲修建了骊山陵，唐明皇“春寒赐浴华清池”……无一不是关联着中国走向的重大历史事件。作者在翻阅历史典籍中，由翻阅而翻越了骊山的历史巅峰，从而“坐看行云，俯瞰尘寰”，感悟着存在于世间万物的老子所谓的“道”，使“天道脉律”的“自然法则”顿悟于心。这样的文章，在近年掀起的知性散文热潮中，也是锦绣佳作，是忠延写作历程中，从感性到知性，从生活感知到读书论世，一座丰硕的里程碑。

    更厚重更高大的里程碑，当是忠延撰写的《山西古戏台》一书了。书写这部书，既需对苍凉历史的感悟，也需对历史文物的学识，还同样需要飘逸流畅的文笔，学识与才华，缺一不可，忠延兼具这些条件，故撰写山西古戏台的重任便历史性地落到了他的头上。

    他没有辜负众望，全面地融化了他的历史知识、戏剧学养、建筑文化与地域文化，并在深入细致的实地考察基础上，凝神静思，条分缕析，以灵动自然的文笔，写活了这个厚重而古老的课题，把一个易成为枯燥乏味、材料堆砌、学家匠人式的文字，成就为一部既有学术思辩，又有艺术灵性、可读性强、图文并茂的专着。着作雅俗兼容，从古雅的《击壤歌》、《诗经？宛丘》、汉武帝的《秋风辞》到民间的碑记、楹联、民谣、民谚、传说，有序而自然地融合在一起；将严谨的考证与民间传闻贴切地缀连成一体。山西古戏台，承载了山西梆子的文化，华夏的文化，在作者的开启下，文思隽永，情趣盎然，古风扑面而来，“夕阳残照，汉家陵阙”，在华夏大地上皴染着古朴苍凉之美。

    忠延以《翻阅骊山》、《成语新说》这类文章，以《山西古戏台》、《中国神话》这样的书籍，展示他的才情与学识、刻苦与奋进，表明他不但是一个擅长感性抒怀的一个文人，也是一个思虑精深的学者，在某些学术领域中有着独具特色的深厚造诣。他很好地完成了一个从文人之文到学者之文的提升演进，相信锲而不舍的他，会有更广阔的开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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