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

    一

    当英国政府因为与中国政府签订了天津条约而到处受到人们景仰的时候，我们曾设法指明：从这场战争中唯一得到了实际利益的是俄国，而英国人所得到的利益不仅很微小而且还是很不实在的；同时，从政治的上看，这个条约不仅不能维护和平，反而还随时都有可能引发新的战争。现在，我们的这个说法已经得到了证明，这个条约已经成为了历史，和平的景象也已经算得上是烟消云散了。

    首先，我们来看一看从欧洲大陆传来的一些消息。

    据说普鲁斯先生已经偕同法国的全权代表布尔布隆先生作为两国公使启程，他们将由英国远征舰队护送沿白河水道前往北京与中国方面互换条约批准书。英国远征舰队由海军司令贺布先生率领，由七艘轮船、十艘炮艇、两艘载运士兵和军需品的运输船以及几百名海军陆战队员、工兵队员组成。中国方面原本是不同意经由这条水路进京的，尤其不同意还要由这么大的一只海军陆战队来护送；因此，当英国人的舰队行使至白河河口时便发现河口已经被中国人用一道道木栅拦住了。他们在河口处停留了九天（六月17日至25日）之后，便开始凭借武力来强行进入，但他们或许是这时才知道（也或许是早就知道了却并没有把这些东西放在眼里），在最近一次对华战争中被拆毁的大沽炮台已经被修复了，驻扎在那里的约有两万名蒙古士兵。于是，几十座大小炮台除去了伪装，开始向英国人的舰队猛烈轰击。英国舰队在损失了三艘战舰（海鹭鸶号、破风号和呼潮鸟号）并死伤了四百六十人（法国死伤十四人，英国死伤二十八人，连贺布先生也受了伤）之后只好退回到海上，而两位公使不得不去了上海。

    当这个令人沮丧的消息传到英国时帕麦斯顿派的报纸立刻跳起来发出了如同雄狮一样的吼叫，呼吁英国政府对中国人予以报复。《泰晤士报》在激发自己同胞嗜血之本能的时候还会多少保留一点绅士风度，但其他的那些报纸则就顾不上这些了，他们都几乎成了阿里奥斯托笔下的那个疯狂的罗兰，说出的那些话简直要比街头上的流氓地痞还要下流一百倍。

    例如，伦敦的《每日电讯》就说：

    “英国应该先攻打中国沿海各地，然后再攻打北京，将皇帝逐出皇宫，以保证以后不再发生类似之事……我们应该用鞭子狠狠地抽打那些身穿蟒袍的中国官吏，让他们为自己蔑视大不列颠民族的行为付出代价，并永远对这个伟大的民族心存敬畏……应该把那些浑身纽扣、满脸杀气、跳梁小丑一样的中国军人都抓起来吊在英国军舰的桅杆上示众……总之是要对他们采取一些手段，否则他们就要骑到我们的脖子上来拉屎了……要知道所谓的中华民族是这个世界上最劣等的民族，英国人理所当然应该成为中国人的主人……我们至少应该永远占领广州，并把它作为我们在远东的商业中心，只有这样我们才可以与俄国抗衡，不至于让到手的肥肉落入别人的嘴里。”

    但我们还是暂且搁下这些胡言乱语再来看一看事实是怎样的，并根据现有的一些材料来分析一下这一事件的真实意义好了。

    这里我们首先回答的问题是即便条约规定英法两国公使可以随意进入北京，是否就意味着这两个公使可以由海军陆战队护送通过白河河道进入北京？如果不是这样，那当英国舰队要强行通过河口时中国军队对其进行拦截就意味着其违背了条约的规定呢？据说中国方面只是接受了两国公使通过陆路前往北京的要求，但却从未同意英国舰队可以以护送之名义进入中国的内河。中国人一定是对不久前这支军队炮轰广州的事件还记忆犹新，所以唯恐这一事件在北京重演。再说了。难道法国公使因为有权住在伦敦就同时有权以护送为理由把法国舰队通过泰晤士河把法国舰队带到伦敦来吗？因此，英国人如此解释英法两国公使前往北京的权利实在是太过于荒谬了。这也就让我们又想起了在上一次对华战争中英国人的一个发明，当时他们说自己炮轰中国的一座城市并不意味着他们是在和整个中国宣战，而只是与中国人之间发生的一场地方性战争，无怪乎咸丰皇帝要让他们去向广州人索要赔款了。据英国人自己说，他们在向中国政府提出赔款要求的同时也曾对中国政府说过这样的话，即如果他们的要求得不到满足，便有权采取包括武装占领北京等一切手段来达到自己的目的。因此，中国军队在白河河口用大炮阻止英国舰队进入毫无疑义是有道理的。中国人的这种行为并没有违背条约，而只是阻止了英国人的入侵而已。

    其次，人们还可能提出这样的问题：虽然天津条约赋予了英国人在北京设立使馆的权利，但难道不是额尔金勋爵自己放弃了立刻行使这一权利的权利吗？如果翻阅一下《女王陛下特谕刊行额尔金勋爵赴华特别使命有关文件汇编》，凡是怀有公正之心的人都会承认：第一，条约中虽然有允许英国公使前往北京觐见的条款，但同时也规定了实行这一条款的时间不是现在而是在不远的将来；第二，条约中虽然也说了英国公使有常驻北京的权利，但却还有着许多附加条件；第三，中国人的所作所为所依据的是这个条约的中文版本而非英文版本，而中文版本中有关此内容的第三条是根据中国人的要求进行了修改的。额尔金勋爵本人也曾就此事有过如下的说明：

    “我们也曾经力图要中国人接受这个让他们不知所云的英文版本作为行为的准则，并向他们说明这是国际协定的正式文本，但最后还是不得不再弄出一个中文版本来。因此，这两个版本在这一内容的表达上也就有了一些不同之处，或者说是稍有出入……至少那个条约的中文版本上并没有赋予英国舰队可以以护送公使进京为理由通过水路进入中国内河的权利。”

    既然如此，如果中国人的确是依据与这个条约的英文版本“有了一些不同之处”或“稍有出入”和“并没有赋予英国舰队以护送公使进京为理由通过水路进入中国内河的权利”的中文版本采取的行动，我们又有什么理由来指责他们背约呢？

    最后，我要援引前任英国驻香港首席检察官托·契泽姆·安斯提先生就此事做出的正式声明来结束这个问题的讨论。他在致伦敦《晨星报》某编辑的信中写道：

    “无论这个条约是怎样的，既然英国人已经在中国采取了这样的行动，这个条约也就因此而失去了它的效力；也因此，英国人也就享受不到这个条约所赋予给他们的所有权利了。”

    与印度人的纠纷已经让英国人感到很是不安；欧洲各国之间的战争也随时都有可能打起来，英国人对此也必须有所准备；因此，由帕麦斯顿勋爵一手引发的与中国人之间的这场新的战争对于英国人来说无疑就成了一场新的灾难。这场灾难的结果必然是英国现政府的垮台，因为作为现政府首相的帕麦斯顿勋爵无疑是给英国带来这场灾难的罪魁祸首。无论如何，米尔纳·基卜生先生和曼彻斯特学派的那些人们都应该立刻采取行动，要么立刻退出那个所谓的自由联盟，要么与约翰·罗素勋爵、格莱斯顿先生及其同道即所谓皮尔分子联合起来，迫使英国政府改变先前的一切做法而反过来按照他们的主张行事，虽然这样的可能性微乎其微。

    1859年9月13日于伦敦

    二

    英国人的内阁会议要在明日举行，据说是要确定出一个新的对华战争的方针。伦敦的《泰晤士报》和巴黎的《通报》都煞费苦心地写出文章，力图使人确信帕麦斯顿和波拿巴已就发动这场战争达成了协议。可我们所得到的消息却并不是这样简单的。据可靠人士透露，在这次会议上，米尔纳·基卜生先生首先会就这场战争的理由是否正当与主战者进行一番争论。然后他还将就英国向他国宣战一事提出自己的主张，即任何未经议会两院批准的宣战都是非法的。这一主张如果被多数票否决，他便会当场退出内阁，而他的这一做法将成为朝野上下对帕麦斯顿政府发起总攻的信号，也将成为曾经使得得比内阁解散的自由派联盟分裂的标志。据说基卜生先生是帕麦斯顿勋爵最怕的人，他也正在为此而感到不安。很可能当这篇文章发表出来的时候，你们也已从利物浦方面获得了关于内阁会议更多的消息；但你们对这个问题进行判断的时候，千万不要以报纸上已经发表的那些材料为依据，因为事实已经被这些报纸隐瞒起来了，你们又怎么能得出正确的结论呢？

    首先，这些报纸隐瞒了俄中条约的签订和中国的咸丰皇帝已经谕令允许美国公使进京交换美中条约批准书这两条非常重要的消息，其目的该是为了避免人们会因此产生的猜疑，即英法公使进京受阻责任不在中国而在他们自己，因为俄国和美国公使进京并没有受到阻碍。另外还有一件事也曾被这些报纸隐瞒过，虽然现在他们又不得不公布出来，即中国当局曾经声明愿意迎接英法公使进京，并且还委派了官员带领着一支卫队在白河河口处等候着他们，条件是他们的舰队只能在原地等待或者原路返回。既然条约没有赋予英国人派遣舰队进入白河的权利，那破坏条约的就不是中国人而是英国人，这只能说明英国人是在故意向中国人寻衅了。谁都不会相信，可敬的普鲁斯先生在上一次对华战争中所作出的一些错误决定都是他本人的擅作主张；相反，如果说他是依照伦敦方面的密令才做出了那些决定才是合乎情理的。诚然，普鲁斯先生并不是由帕麦斯顿勋爵而是由得比先生派遣到中国去的。但我们对先前发生的另外一件事或许还会记忆犹新。在罗伯特·皮尔爵士任内阁总理、阿伯丁勋爵任外交部长期间，英国驻马德里大使亨利·布尔韦尔爵士因向西班牙人寻衅结果被西班牙人驱逐出境。当上院为开会追究这一事件的责任时内幕才被揭开，原来布尔韦尔做这件事的时候所执行的并不是阿伯丁的指令而是作为反对派成员的帕麦斯顿勋爵的指令，这是任何人都没有想到的。由此可见，我们的帕麦斯顿勋爵是一个非常善于这样做事的勋爵。

    最近几天帕麦斯顿派的报纸又在玩弄着这样的把戏，这至少使那些熟悉近三十年来英国外交秘史的人们可以断定出究竟谁才是白河惨案和将要爆发的新的对华战争的幕后黑手。《泰晤士报》暗示说大沽炮台上的大炮是由俄国军官来指挥的，也因此才使英国舰队遭受到如此重大的损失。而另一家帕麦斯顿派的报纸则说得更为明白，我们姑且将其引述在这里：

    “现在我们可以看到了俄国和中国是如何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在黑龙江一带俄国人正在进行着大规模的军事调动，大批哥萨克军队正在贝加尔湖以东既寒冷又阴暗的环境里进行着各种形式的演习，东西伯利亚总督穆拉维约夫将军作为俄国特使已经怀揣着这样或那样的阴谋跑到北京去了。想到外国势力有可能正在与中国人合起伙来算计我们英国人，怎么能不让我们为之愤慨呢？”

    的确，这只是帕麦斯顿勋爵的老把戏。当俄国人要同中国人实现通商时帕麦斯顿勋爵便用第一次对华战争将中国人推入了俄国人的怀抱。当俄国人想让中国人将黑龙江两岸的土地割让给他们时，帕麦斯顿勋爵便用第二次对华战争使中国人立刻满足了俄国人的要求。当俄国人想在北京进一步站稳自己脚跟时，帕麦斯顿勋爵便又开始迫不及待地要发动第三次对华战争了。帕麦斯顿勋爵在处理与中国、波斯、中亚细亚、土耳其等国的关系时，所遵循的总是这样一个原则：在表面上与俄国对立着，却又总是离开它远远的；总是向这几个亚洲国家寻衅，用海盗式战争使之与自己疏远而去与俄国靠近。现在，该是对帕麦斯顿勋爵的亚洲政策进行审查的时候了。

    请大家注意1859年6月8日英国下院刊行的有关阿富汗战争的文件，这些文件比以前发表的任何文件都更能说明帕麦斯顿勋爵的阴险和狡诈。

    简单说来事情是这样的。1838年，英国人对多斯特·穆罕默德统治着的阿富汗发动了战争，结果是几近于全军覆没。为了给自己开脱责任，帕麦斯顿勋爵一方面强调之所以要发动这场战争是因为阿富汗与伊朗和俄国缔结了一个反英联盟；一方面为了证明这个说法于1939年向议会提交了一份蓝皮书，其中大部分内容是英国驻喀布尔公使亚·白恩士爵士与加尔各答政府之间来往的信件。白恩士爵士在喀布尔发生的反英暴动中被杀，但由于他生前对英国外交大臣不甚信任，因此便将一些官方信件的副本寄给了他住在伦敦的哥哥白恩士博士。1839年，当帕麦斯顿勋爵编辑的《阿富汗文件》发表时，白恩士博士曾发表声明谴责他篡改和伪造了白恩士爵士的信件，并为此而刊印了一些信件的原稿；但当时许多人竟认为这是不可能的事。直到今年夏天，因为得比伯爵下令将所有与阿富汗战争相关的文件作为蓝皮书全部刊印出来，这次事件的详情才得以被人们所了解；并且也使人们终于明白了一个事实，即帕麦斯顿勋爵的确在这些信件上动过许多手脚，其目的不过是想把俄国沙皇从这件事情中择出来。

    在这一本蓝皮书的扉页上印有下面一段文字：

    “这些信件有的在先前的文件汇编中已经部分地发表过了，此次发表的是其全本，括号中的部分是先前被省略了的内容。”

    保证这本蓝皮书中的文字绝对属实的官员是有他的签字在这段话后面的国家政务机密司秘书约·威·凯，他算得上是研究阿富汗战争的专家。

    帕麦斯顿勋爵说他发动阿富汗战争是为了对抗俄国，但实际上他和俄国沙皇之间的关系又是那样的暧昧。为了说明这一点，我们只要认真地去看一看他在那些信件上所动的手脚就行了。原来俄国代办维特科维奇在1837年就到过喀布尔，他给多斯特·穆罕默德带去了沙皇的一封信。白恩士爵士弄到了这封信的抄件并将这个抄件寄给了印度总督奥克兰勋爵。白恩士爵士在寄给白恩士博士的信件中曾多次提到过这件事，但这些文字在帕麦斯顿勋爵先前刊印的文件中却不仅被删除了，而且为了掩饰还在这些地方做了适当的修改，目的当然是为了隐瞒沙皇曾写信给多斯特·穆罕默德这件事，以便把俄国与阿富汗、伊朗缔结联盟这笔账全都算在维特科维奇头上。比如在蓝皮书第82页有一封也不知是什么人写给多斯特·穆罕默德的信的译文，译文中有这样一段话：

    “一位由俄国（沙皇）派遣的使节（从莫斯科）到达德黑兰，他先要在坎大哈拜访伊朗酋长，然后再从该地出发到喀布尔去觐见阿富汗国王……他的手中携有（沙皇和）俄国驻伊朗大使致阿富汗国王的密函。据说此人极为可靠，并有权（代表沙皇）与伊朗酋长和阿富汗国王就任何事宜进行谈判。”

    括号中的字都是被帕麦斯顿勋爵删除掉的。

    帕麦斯顿勋爵为顾全沙皇的名誉而这些文件所作的删改还不是这本蓝皮书所暴露出的唯一奥秘。我们知道，帕麦斯顿勋爵发动阿富汗战争还有一个借口，即正是白恩士爵士促成了那个反英联盟的形成。但其实白恩士爵士所做的事与帕麦斯顿勋爵所说的恰好相反。这个反英联盟的主谋正是俄国沙皇尼古拉，而阿富汗国王多斯特·穆罕默德只是被动接受了这件事。为此白恩士爵士曾在一些文件里多次予以申明，但这些内容也都被帕麦斯顿勋爵删掉了。

    现在，帕麦斯顿勋爵又要发动新的对华战争了。我们不得不对他为这次对华战争寻找到的借口——为了抵制俄国在中国的扩张而提出质疑了。

    1859年9月16日于伦敦

    三

    在内阁会议召开之前，对于英国要再一次发动对华战争这件事，英国几乎所有的报纸都持着肯定的态度。但内阁会议召开之后，这些报纸便立刻来了一个转身。《泰晤士报》是曾经叫嚷得最凶的，它号召英国人为国流血甚至为国捐躯，这自然是因为这些报人太爱国的的缘故。他们对中国人的背约行为表现出极大的愤慨，他们愤慨科尔沁亲王增格林沁率领的蒙古士兵用伪装好的大炮对英国舰队进行突然袭击，竟然还让他们的海军司令贺布先生这样一个老实人也负了伤。他们愤慨中国政府竟然会允许这些如同恶魔一样的蒙古人对英国人施以如此骇人听闻的暴行。但很多人之所以和他们一起叫嚷，却是因为他们在发布一些消息时把英国军舰的武力闯入白河河口等一些对英国人不利的部分隐去了。颠倒黑白也许是因为头脑发热，篡改历史却只有头脑冷静的时候才干得出来。无论怎样，9月16日，也就是说在内阁会议召开的前一天，《泰晤士报》就来了个急转身，把先前对中国人的两项指责悄悄去掉了一个，就像是将罗马门神雅努斯的两个面孔变成了一个一样。他们说：

    “现在，我们似乎不该再来指责那些蒙古人的背约行为了。”

    但为了给自己保留一些脸面，他们依旧死皮赖脸地说：

    “但我们仍然认为，这次事件充分证明中国政府是在时刻准备着来撕毁这个条约的。”

    几天后，他们应该是经过了一番思考之后又说：

    “毫无疑问，如果普鲁斯和布尔布隆两位先生同意由中国官员接送进京，这个条约是很可能获得中国皇帝批准的。”

    既然如此，我们怎么可以说中国政府背约呢？谁会想到这样一份大名鼎鼎的官方报纸竟然会如此反复无常，竟然会对此事件得出这样一个荒唐的结论？

    另一家半官方报纸也就此事发表了两篇文章，一篇是政治性的，一篇是经济性的。那篇政治性的文章是以这样的文字来结尾的：

    “综上所述，条约中关于允许我们的公使进京观光和居住的条文的确是我们强迫中国政府接受的。因此，即便我们认为要中国政府遵守这一条文是绝对必要的，甚至要强制中国政府来执行这一条文，我们也应该尽量不采取武力的方式。毫无疑问，对中国人过于温柔会被认为是懦弱，结果受伤的只能是自己。但仅仅因为如此我们就可以任意改变作为一个文明国家所应该奉行的原则吗？我们已经利用野蛮人对文明人的畏怯心理强迫中国人对我们做出一次让步了，难道我们就不能再利用一次中国人的这种心理使他们再对我们做出一次让步吗？或许这才是我们最好的选择。当然，如果我们做不到这一点，如果中国人也已经克服了这种心理，而且还具备了一定的实力，坚持要通过相互协商来解决问题，我们还能理直气壮地说他们是背信弃义的吗？他们所采用的外交方式不正是我们文明国家应该采用的外交方式吗？当然，中国人也许真的就是这样的小人，他们从来也没有准备履行条约，而且还要将这个条约变成陷阱等着你掉进去，那也就另当别论了。但事情或许并不是这样的，因为在去年就有额尔金勋爵强行进入白河河口的事件发生过，中国政府派蒙古人守卫住河口只是为了防止类似事件发生，并不含有背约企图。既然是我们的舰队要强行进入，那我们就没有理由去谴责守军向我们的舰队开炮。在没有得到中国方面背约之明证之前，我们应该仔细想一想，那些野蛮人所遵循的做事原则和我们文明人的做事原则是不是并没有太大的区别呢？”

    那篇经济性的文章则是较为详细地论述了英国对华贸易的重要性。这篇文章说：

    1858年英国对中国的直接出口额为2876000英镑，而最近三年英国从中国的直接进口额平均每年在9000000英镑以上，因此中英直接贸易总额约计每年1200万英镑。还有三种很重要的贸易，即中国与印度、澳大利亚、美国的贸易，在国际结算时英国总是或多或少与它们发生密切的联系。澳大利亚每年都要从中国进口大量茶叶，却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拿来向中国出口。美国也从中国进口大量茶叶和生丝，其进口额远远超过了对中国的出口额。先前，这种有利于中国的贸易差额必须由英国来弥补。英国每年要从澳大利亚进口大量的黄金并从美国进口大量棉花，这样一来，各国之间的差额便相互抵消而趋于平衡了。现在，英、美、澳大利亚三国与中国之间的贸易差额已经逐渐转移到印度，与中国从印度输入鸦片和棉花所造成的差额相互抵消了。”

    这篇文章因此做出了如下推论：

    “英国对华贸易如果出现停顿，对于任何一个与之相关的国家都会是一场灾难。虽然先前的对华战争没有造成这种停顿，但新的对华战争却未必依旧如此。因为新的对华战争绝不会再是所谓‘地方性’的而一定是国家性的了。而且在首次较量中，中国人还竟然取得了胜利。”

    看，《经济学家》此时的论调与它在划艇事件时发出的叫嚣是多么不同啊！难怪有人说它已经不再是先前那个只知道空谈的家伙了。

    也正如我们在前一篇通讯中所预料到的，米尔纳·基卜生先生的确在内阁会议上跳了出来，他直截了当地说出了自己的反战主张并威胁说如果帕麦斯顿勋爵按照《通报》上所透露的那个战争计划去行动的话他就会立刻退出这个内阁。帕麦斯顿勋爵为了防止内阁和自由派联盟的分裂立刻声明说，即便为了保护英国贸易而再次对中国发动战争，那战场也只能是在中国沿海，而在英国公使更详尽的报告到达之前，我们不会做出任何决定。这样一来，问题就被搁置下来了。然而帕麦斯顿勋爵的真正意图却从为他所控制着的《每日电讯》上透露了出来。该报在最近一期上说：

    “如果明年再有这样的事情发生，那我们就只好实行一次全民公投来做出最后的决定了。……宣称中国人有理而我们无理的那些人也太缺少国家观念了，我们应当把他们归入以迪斯累里先生为首的那些对自己国家心怀恶意的人们当中去。有鉴于此，我们将用如何对待中国人这个问题来考验一下每个英国人对英国的忠诚。”

    至于那些托利党人如何由于轻信而上当受骗并因为声称对帕麦斯顿勋爵所策划、由帕麦斯顿勋爵的两个代理人——额尔金勋爵和普鲁斯先生（额尔金勋爵的弟弟）去执行的事情负责而使自己陷入非常尴尬的境地，我们当然可以找到更好的机会来加以评论，在这里就不说了。

    1859年9月20日于伦敦

    四

    我们在前一篇通讯中曾经断定，白河冲突并不是偶然事件，而是由额尔金勋爵预先策划好了的因此必然要发生的事情；而额尔金勋爵又是遵照帕麦斯顿勋爵的密令来行事的。现在，这件事的内幕已经被揭露出来，甚至连帕麦斯顿勋爵本人也不得不承认，他该是这次事件的总设计师，而目的就是要挑起一次新的对华战争。

    1857年2月3日，迪斯累里先生曾用下面的话警告英国下院说：

    “发生在中国的那些事件，从来都不是那些借口引发出来的，而是执行人执行了从国内接收到的各种密令的结果。这似乎已经成了英国政治的一种习惯性常态。因此我们的下院应该认真考虑一下这种常态是否正常，如果我们一任这种常态长久地发展下去，是不是会对我们的国家造成伤害。”

    但对于迪斯累里先生的警告帕麦斯顿勋爵却回答道：

    “这位可敬的绅士仿佛是在告诉我们，事件的发展完全是我们预先策划的结果。的确如此，不仅过去是这样，将来也一定还是这样。因为只有这样，最终才会对我们有利。否则，我们的存在还有什么意义呢？”

    现在，我们哪怕是约略看一下《1857-1859年额尔勋爵赴华、日执行特别使命期间相关文件汇编》这份蓝皮书就会发现，6月25日发生在白河的事件的确是额尔金勋爵从3月2日就打定主意要使之发生的。在该书中，我们找到两份急电。一份是额尔金勋爵写给海军上将西马糜各厘爵士的，另一份是马姆兹伯里勋爵写给额尔金勋爵的：

    “爵士阁下，请允许我对2月17日致阁下的急电作如下说明：我想我在昨天的谈话中已经告诉阁下，女王陛下关于英国公使常驻北京问题所作出的决定很可能促使中国政府对前去北京交换天津条约的英国公使予以高规格的接待，但也很有可能出现相反的结果。因此，公使应由军队护送通过白河水路进京。既然用不了多久普鲁斯先生就会低达，那阁下就要考虑将足够的战舰集中在上海已备一时之需。1859年3月2日于猛烈号战舰”

    “勋爵阁下，3月2日来函已收到。谨告：女王陛下已经批准了阁下关于将女王陛下不坚持公使常驻北京的决定通知中国方面的申请。女王陛下对阁下关于让西马糜各厘将军将舰队集中在上海以便随时准备护送公使普鲁斯先生进京的建议亦表示赞同。1859年5月2日于伦敦”

    由此可见，额尔金勋爵预先就知道英国政府很愿意用足够强大的舰队护送作为公使的他的弟弟普鲁斯先生进京，而且女王陛下对此也无异议。另外也可看出在这件事情上额尔金勋爵起到了更重要的作用，而马姆兹伯里伯爵只是充当了一个仆人的角色。我们说额尔金勋爵只是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是因为决定权还是掌握在帕麦斯顿勋爵手里，而额尔金勋爵是按照他的密令来行事的。我们说马姆兹伯里伯爵只是一个仆人，是因为他从不会有什么自己的主张，额尔金勋爵说什么他都只会点头称是，简直和道勃雷对教堂司事的点头称是一模一样。因此，当额尔金勋爵从英国军舰无权进入中国内河变成英国军舰可以强行进入白河时，他也就只能继续点头称是了。

    如果回想一下托利党内阁上台时《泰晤士报》等报纸所发出的那些声嘶力竭的叫喊，马姆兹伯里伯爵的那副可怜相就可以理解了。这些报纸都认为托利党内阁的上台对额尔金勋爵造成了很大的威胁，因为托利党即便只是为了怄气，只是为了证明他们为英国军队炮轰广州事件向帕麦斯顿勋爵投不信任票的正确性，也会把额尔金勋爵依照帕麦斯顿勋爵的指示在北京取得的那一点点成就涂抹掉。作为托利党之内阁成员的马姆兹伯里伯爵被这种叫喊震慑住了，便把主动权完全交到了额尔金勋爵手里，结果是额尔金勋爵既可以原封不动地执行帕麦斯顿勋爵的计划，又可以在需要的时候将全部责任都推给托利党。现在，托利党人必须为白河事件做出一个抉择，或者是和帕麦斯顿勋爵一起做起主战派来，从而使帕麦斯顿勋爵继续当政，或者是把这个令人作呕的马姆兹伯里伯爵一脚踢开，停止对中国的一切军事行动，从而把帕麦斯顿勋爵从首相的位置上拉下来。

    因为迫在眉睫的第三次对华战争并不被英国商界接受，所以选择前者是很困难的。1857年，英国商界曾经很希望对华发动战争，那是因为他们希望通过开放中国市场而获得更多的商业利益。现在却不同了，眼见这已经签订好的条约又要被撕毁了，这不能不让他们感到愤怒。而且在他们看来，欧洲和印度的事已经让他们感到很大的危急了，为什么非要再去中国玩火呢？他们没有忘记，1857年，因为广州变成了战场，英国人的茶叶进口量减少了2400多万磅。他们担心新的对华战争会把这种情况扩展到上海和其他更多的口岸。英国人为了保护鸦片走私而发动了第一次对华战争，为了保护一个海盗划艇而发动了第二次对华战争，新的对华战争很可能会由公使进京受阻这件事被引发，并且来得比前两次都更为凶猛，甚至还要达到一个高潮，这实在是一件非常令人担忧的事情。

    载于1856年9月27日，10月1、10、18日

    《纽约每日论坛报》第5750、5754、5761、5768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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