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自清先生在对于《古诗十九首》的解释中，就很明确地阐述了他的这一观点。他说：“别家说解，大都重在意旨。有些是根据原诗的文义和背景，却忽略了典故，因此不免望文生义，模糊影响。有些并不根据全篇的文义、典故、背景，却只断章取义，让‘比兴’的信念支配一切。所谓‘比兴’的信念，是认为作诗必关教化；凡男女私情、相思离别的作品，必有寄托的意旨。作诗和读诗，必须能见其大。但是原作里却往往不见其大处。于是他们便抓住一句两句，甚至一词两词，曲解起来，发挥开去，好凑和那个传统的信念。这不但不切合原作，并且常常不能自圆其说；只算是无中生有，驴唇不对马嘴罢了。”在同一篇文章中，朱自清先生更清楚地表明了他的解诗必须尊重作品客观意义的观点。他说：“但是一个比喻往往有许多可能的意旨，特别是在诗里。我们解释比喻，不但要顾到当句当篇的文义和背景，还要顾到那比喻本身的背景，才能得着它的确切的意旨。见仁见智的方法，到底是不足为训的。”
这里虽然讲的是古诗，但对于现代诗也是适用的。起码有两点值得重视：第一，作品即使有多重意义，也总有一定的客观性，不能“见仁见智”，进行任意的解释。第二，要理解一首诗，了解它产生的背景是最基本的条件，不但要注意篇与句的背景，而且要注意意象和比喻的背景。
这里所讲的背景，在诗的深层意义上来理解，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现代诗人的文化构成。文化构成，也就是一个诗人独特的文化修养和文化追求。如果我们不了解他们的独特的文化构成，用普遍的情形去解释每一个个别的诗人，解释每一篇个别的作品，就会造成解诗中文化差异的误读。
所谓文化差异的误读，主要是指读者、批评家同诗人本体的文化构成之间，由于差异、距离和背谬，造成对于作品本文的错误性的理解。作者的文化构成是十分复杂的现象。他们每个人文化构成的独特内涵，往往渗透和制约着自己作品的创造，由此，这些作品就有了不同于别人或一般的文化内蕴。我们可以说，这种文化内蕴是一个现代诗人拥有的最富个性的艺术世界。倘若一个诗人自觉的文化品格追求越高，越迫切，那么这个诗人也就越具有别人所无法超越的文化氛围，我称之为这位诗人作品的“文化场”。由于有一些读者不具备这种独特的文化素质，或者缺乏进入这种“文化场”的应有视角，在阅读与解释中，也就可能走入与作品内涵相背谬的误区。这里以废名的另一首诗《海》为例。诗是这样的：
我立在池岸，
望那一朵好花，
亭亭玉立
出水妙善，——
“我将永不爱海了。”
荷花微笑道：
“善男子，花将长在你的海里。”
有的鉴赏者，从一般的社会层面上来理解这首诗，认为这首诗，“它像一只短笛，吹奏出一曲情致幽然的歌”。诗的前四句，是通过抒情主人公“我”的视角，写“荷花”之美：亭亭玉立，出水妙善。“荷花”与“我”两两相对，交相呼应，只是一般地借“出污泥而不染”的荷花以咏怀。诗的后四句，是写“我”与“荷花”的对话，“我将永不爱海了”是“我”的自言自语，并不是他真的不爱海，而是为水中的荷花的美“所征服”，“因为真的爱上了‘荷花’，才吐出了真情”，于是感情的矛盾与纠葛出现了：“‘我’真的爱过海，也真的爱‘荷花’。”这时，由于荷花心灵妙善，似乎从善男子——“我”的情感丝弦上体察到情感波动的节拍，内心的真情，于是果断地作出这样的回答：“花将长在你的海里。”对于整首诗，鉴赏者概括说：“由‘我’的自言自语转而与‘荷花’对话，从而让读者更加看清了一对‘恋人’的相爱之深。‘我’从‘荷花’的回答中得到情感的补偿。”鉴赏者分析，“诗人以他独有的大胆想象，把大海与荷花融为一体，构成一个新奇的艺术世界，表现出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美”。接着，还根据废名先生关于这首诗说的一句话“我喜欢它有担当精神”，加以发挥，说：“大海是担当精神的象征，表现对现实的无所畏惧和宽容，赢得这种思想境界，自我与自然才能更和谐地共存。30年代初期，白色恐怖，斗争残酷，诗人借物抒情，以大海的精神激励自我。”这样，《海》就有了两个主题：“恋人”的感情波动与复原；诗人以大海象征的担当精神。我觉得，不管是那一种，都是鉴赏者对于这首诗的误读。
这种误读产生的原因，如前面讲的，乃是鉴赏者不甚了解废名同佛教禅学之间的密切关系，没有进入诗人特有的与佛教禅理深刻联系的“文化场”，与诗人和文本拥有的文化结构没有进行对话，因而也就没有可能进入废名这首小诗的真正的艺术世界。
废名喜爱佛老，谙于禅理。他不仅学佛坐禅，嗜读庄老，住进雍和宫读经，与好友谈禅说道，而且自己动笔写过通俗的佛学论著。这种独特的文化结构，深深地影响着他的小说和诗的创作，形成了他诗作特有的文化背景。如果了解了这一点，再来读废名的诗，理解就大不一样了。这首小诗《海》，里边的“荷花”、“海”、“出水妙善”、“善男子”等一类意象和词语，都是佛经中最常见的。他们除了具有自然的物象的含义之外，在佛经之中又都有自己特定的内涵。诗人根据他的文化结构，以现代人的觉识，赋予这些佛教意象与用语以一种自创性的象征意蕴。诗人是分两层来展开自己的诗的思绪的。第一层，告诉人们“我”是一个爱海者。而“海”是佛经中说的人生之海的象征，“苦海无边，回头是岸”，即此谓也。诗人在这里转用此意。当一个整天奔波于人生之海而没有彻悟它拥有的一切美丽者，在人生忙碌之中的某一刻，来到岸边稍做停留或小憩，他忽然发现了岸边亭亭玉立的荷花的高洁和美丽，开始觉得应该以此作为自己追求的目标和归宿，而不爱那个充满烦恼与痛苦的人生之海了。可是在佛家的观念看来，这个“我”还没有达到更高的悟性境界。倘若“悟”到了一切，便不会有这种“选择”的念头产生，便会体味到，你如果真正地理解了人生之海，达到“悟”的境界，就会明了你所追求的荷花象征的高洁和美丽，正在并无追求的你的生活之“海”中。离开了生活之海也就没有了一切。诗人在他独特的文化构成的小小艺术世界中，传达自己得到的一点人生的启示：人生应该像大海一样，有一种担当精神，能承受一切的痛苦、烦恼和寂寞，一旦你彻悟了人生之海，也便获得了最高尚与最纯洁的美的世界。美就在你日夜奋斗和追求的生活之中。悟得此一道理，也便不会有更多的迷离于现实生活的烦恼与妄念了。
那位鉴赏者，仅仅在一般恋爱生活或政治变幻的社会层面上来理解《海》的内容和精神，将“我”的一会儿爱海，一会儿爱花的思考，看做是恋爱的感情上的波动，把大海一样人生的“担当精神”，看做是诗人在白色恐怖之下的“借物咏怀”。我以为这就离作者的意图差得太远了。诗人说的“担当精神”，是在佛家悟境中讲的生活真谛。它的内容，该是指彻悟人生之后，一个人所具有的生命的力量。这种力量，即是对于人生一切不幸与痛苦，寂寞与孤独，艰难与曲折……具有一种等闲视之的气度和承受压力的精神。大彻大悟者便是人生之美的获得者。不懂得超脱于人生也就不懂得人生真正善美之极境。拥有了真正的人生也就拥有了人生全部的美丽。
由于同样的原因，有一些鉴赏者，虽然清楚地知道废名先生喜好佛道，但是，不是在一个现代的思维和视角层面上进行解读，仍然无法走入他诗的世界。这样，在对废名的另外一首诗《星》的鉴赏中，也就出现了与此相类似的误读。
40年代，朱光潜先生在讲到废名先生的时候，曾经就了解写作背景对于理解他的诗的重要意义问题谈过自己的意见：“废名先生的诗不容易懂，但懂得之后，你也许要惊叹它真好。有些诗可以从文字本身去了解，有些诗非先了解作者不可。废名先生富敏感而好苦思，有禅家与道人的风味。他的诗有一个深玄的背景，难懂的是这背景。”朱光潜先生这里讲的“深玄的背景”，当然包括诗人的生活环境、时代氛围、创作意图等等，但是对于废名先生来说，最重要的还是他的“禅家与道人的风味”。废名先生的这种独特的文化结构，是他独有的世界。进入他的这一世界，也就能够真正尝到现代诗中这一类美丽的“禁果”。我们的解诗，才不至于隔靴搔痒，不至于走入歧路，也才能稍稍温馨地体尝到李健吾先生在60年前说的这一番话的滋味儿：“犹如德·拉·麦尔Walter de la Mare诗人所谓，分析一首诗好像把一朵花揉成片片。冷静下头脑去理解，潜下心去体味，然后，实际得到补益的是我，而受到损失的，已然就是被我咀嚼的作品——那朵每早饮露餐阳的鲜花。”
我非常欣赏瓦雷里说的一句话：“诗不能具有散文的可摧毁性。”但我也确信：重建中国现代解诗学，是一种非常值得的更大的“灵魂的冒险”。现代诗人的玄想思维和文化结构，具有极大的自创性、神秘性和丰富性。追踪作者的想象，走进诗人的灵魂，咀嚼那些美丽的或酸涩的果实，需要我们付出很高的代价。弄得不好，就可能走入理解的误区。但是，只要我们勇于运用现代人的眼光，怀有与现代诗人思维接轨的渴望，潜下心来，努力去探讨一些带有规律性的东西，用智慧贴近智慧，用心灵理解心灵，就可能做到与作者去分享他们创造的美，并把这美的分享带给别一些人们。有这么一点就够了。
30年代，为了理解《鱼目集》中一些诗的问题，李健吾先生和卞之琳先生曾经进行过多次往返的讨论。这些讨论的文字是建立中国现代解诗学的重要文献。讨论中有误解的痛苦，有切磋切磨的朋友情谊，但更有仅仅在一个人的寂寞的评说中所没有的愉悦。李健吾先生说得好：“我不说我有识，然而我绝非无情。所以我是一个例子，好叫人知道，在谩骂讥诮以外，不是没有别的东西存在。我用不着恭维；作品是最好的恭维。我的用心，在怎样努力接近对方——一个陌生人——的灵魂和它的结晶。我也许误入歧途（犹如现在），然而我避免隔靴搔痒。我要看的是：一个人的灵魂的深处，和聚在这深处的蚌珠——杰作。”
§§第三章 对话：互动形态的阐释与解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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