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章对李觏政治思想之形成的背景描述，分为三个层次。在宏观层次上，以古代社会在唐宋之际的变革为背景；在微观层次上，以范仲淹作为影响李觏政治思想形成的一个重要因素；介于宏观背景和微观背景之间的，即中观层次的背景，则是“盛世隐忧”和“宋学之兴”两节对宋初百年间社会政治和文化发展的概括，这是本章介绍的重点。
第一节 唐宋变革
唐宋之际，传统社会的政治结构和思想文化都发生了深刻的变革。近代以来中国和日本的学者对此都有所阐述。建国后的很长时期内，大陆学界对此关注不多。直到近些年，唐宋变革的问题才又成为一个较热门的话题，如2004年唐史学会年会便是以此为主题的[1]。
关于唐宋变革论，当代学界经常提到日本学者内藤湖南（1866-1934）发表于1922年的论文《概括的唐宋时代观》。他在文中提出：
唐和宋在文化的性质上有显著差异：唐代是中世的结束，而宋代则是近世的开始，其间包含了唐末至五代一段过渡期。[2]
他从政治结构、社会流动、经济、学术、文艺等方面对中世和近世的差别进行了概括，而以政治方面谈得最多。从政治方面来说，中世和近世的差别主要是贵族政治的式微和君主独裁的出现。这里贵族指的是六朝至唐中叶所谓的郡望世家。贵族政治是天子和贵族阶层协商的产物。贵族政治和君主独裁的差别集中体现在宰相权力的消长上。宋代以前的宰相是天子的辅政机关，对皇帝有一定的独立性。但从宋代开始，宰相的地位不断下降乃至取消。从人才的选拔来说，唐代虽已实行科举制，但科举实际上被贵族阶层控制。宋代改革科举制度，把贵族的影响基本消除，才真正打开了下层精英往上流动的大门。内藤湖南的论文篇幅不长，但其分析精当透彻又能全面揭示唐宋社会之差异，故屡为论者征引。
不过，对于宋代社会不同于汉唐，宋人已有此自觉。如朱熹指出：
国初人便已崇礼义，尊经术，欲复二帝三代，已自胜如唐人。[3]
也就是说，宋初人们便努力建设一个超越汉唐、上追三代的社会，而他们的努力也得到了后人的认可。如明人陈邦瞻总结道：
宇宙风气，其变之大者有三：鸿荒一变而为唐、虞，以至于周，七国为极；再变而为汉，以至于唐，五季为极；宋其三变，而吾未睹其极也。[4]
他认为他所在的明朝，制度、风俗、文教等都与宋代接近，是宋人所造就的。近代的严复亦曾说过：
若研究人心风俗之变，则赵宋一代历史，最宜究心。中国所以成于今日现象者，为善为恶，姑不具论，而为宋人之所造就，什八九可断言也。[5]
胡适先生亦持此论。他认为从宋仁宗时代开始，中国历史就进入了“中国文艺复兴阶段”，是现代社会的开端。他把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分为三段。第一阶段是公元前的一个千年，这是固有文化的开创期；从公元二百多年开台进入中古期，这是汉族文化分裂退化（“变于夷者也”）、宗教盛行的时代。胡适还特别批评了这个时代汉语文学的退化。然后从公元一千年开始，直到他所处的时代，是“中国的文艺复兴阶段”，其主要内容就是“新儒学运动”[6]。
以上都是极为笼统和全局的概括。笔者所见现代学者对此问题论述最多的当属钱穆先生。他赞同以宋为近代历史的开端：
中国历史应该以战国至秦为一大变，战国结束了古代，秦汉开创了中世。应该以唐末五代至宋为又一大变，宋开创了近代。[7]
故他多次强调，要想明白近代中国，就要先明白宋代，而他本人一生用力最多的也是宋代。他对唐宋之际文化重心之转移、社会结构的变迁及其对现代社会的影响都做了说明，指出：
唐以前的中国，以黄河流域为主体，宋以后的中国，则以长江流域为主体。经济、人物，一应文化重心，全由北方转移到南方来。[8]
与经济、文化的这种地理变迁相应，传统社会的组织结构也有了巨大的变化。钱穆先生认为，古代的北方中国，在西周至春秋时代，社会结构类似于西方的封建社会；，从汉至唐是士族门第社会，士族门第可以说是变相的贵族；宋以后则是科举社会。
钱穆先生特别揭橥了宋代对后世的影响。无论封建社会、门第社会还是资本主义社会，乃至未来共产主义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都有某一种组织结构作为社会的“文化、经济权力的结集点，成为此社会中一切动力之发散中心与推进的起脚点”[9]。虽然此种组织因其特权而造成了不平等，但可以成为凝结社会力量的凭借。宋以后的科举社会就没有“这一种特殊力量的凝结”了。整个社会没有宗族，没有门第，没有宗教，因而社会“平铺、散漫、无力量，而比较上有更多的平等与自由”[10]。
孙中山先生曾经感慨中国社会是一盘散沙，说的就是这种社会上缺乏政府以外的组织力量的局面。这不得不归因于宋代构建的社会模式：中央政府垄断了一切社会权力和资源。一旦中央权威倒台，整个社会就不得不成为一盘散沙了。顾炎武在明亡之际也曾为此苦恼过。
笔者认为，唐宋变革是宋初百年间的政治、文化的发展的起点，也是李觏政治思想形成的深层背景，故撮其要者述之。
第二节 盛世隐优
李觏生平活动主要在仁宗一朝。[11]仁宗在位的42年（1022-1063年）间，政局相对稳定，文化尤为繁荣，堪称盛世。但与此同时，社会危机也不断积累，宋朝“积贫积弱”的局面就是在仁宗一朝最终形成的。
改变积贫积弱的局面，实现富国强兵，就成为了李觏那一代负责任的政治家和思想家首要考虑的问题。而要解决这个问题，先要弄清楚是什么造就了仁宗一朝积贫积弱的局面。
笔者认为，应从两个方面来考虑这个问题。从制度的角度讲，太祖、太宗构建起来的制度体系——通常称之为祖宗之法——对政权稳定、社会发展的促进作用，到仁宗一朝已经发挥到极致，其负面作用也充分暴露，迫切需要改革；从人事的角度讲，仁宗皇帝的随和与平庸，既得利益集团的保守与强大，使得任何改变现状的努力都困难重重。
这两方面共同作用的后果就是，整个国家在太平盛世的表象下，无可挽回地走向积贫积弱。
—、祖宗之法
“祖宗之法”一词是对宋代国家制度体系的称呼。说到祖宗之法的形成，笔者不得不引用太祖与赵普的著名对问：
（太祖）既得天下，召（赵）普问曰：“天下自唐季以来，数十年间，帝王凡易八姓，战斗不息，生民涂炭，其何故也？吾欲息天下之兵，为国家计长久，其道何如？”普曰：陛下言及此，天地人神之福也。此非它故，方镇太重，君弱臣强而已矣。今欲治之，惟削夺其权，制其钱粮，收其精兵，则天下自安矣。”[12]
这段对问是宋太祖构建国家制度的总纲领。之后，太祖以政权的稳定为目标，按照“事为之制，曲为之防”[13]的原则，根据需要随时设置、调整国家制度和施政原贝太宗继续了这个过程。到他去世时，国家制度的创制基本完成。
根据邓小南教授的说法，太祖、太宗时期是祖宗之法的开创时期，其正式形成则在真宗至仁宗如期：
将其（指太祖太宗时期所施行的法度、精神）明确称为“祖宗典故”、“祖宗之法”，并且奉之为治国理事之圭臬，则肇始于北宋真宗至仁宗前期。[14]
就是说，祖宗之法是真宗、仁宗时期对太祖、太宗所施行的法度及其精神的追溯和总结。
祖宗之法在对中晚唐以来“方镇太重，君弱臣强”政治格局调整的过程中形成的，“强干弱枝”、“强君弱臣”是其建设的根本取向。其核心要素，笔者归纳为以下几点。
1、枢密院一三衙军事体制
王曾瑜先生指出，宋太祖的军事改革“简单说来，就是建立枢密院一三衙体制”[15]。
三衙是禁军改革的直接产物。五代之前，禁军仅是皇帝的扈从卫队。五代后期，禁军发展壮大为主力军，中央以之控制、对抗藩镇。但若控制不力，禁军反倒更容易成为高级将领谋篡的工具，后周太祖和宋太祖都是依靠禁军夺权的。此时禁军之患，过于藩镇，故太祖的改革先是从禁军开始的。
太祖即位后，先是将禁军的高级职位[16]授予了一干亲信将领，作为支持他夺权的回报。到建隆二年（961年），太祖便分批解除了他们在禁军中的职位。空缺出来两司高级职位不再授人，而以级别较低的三个都指挥使职位授予资历较浅的将领，由他们掌管禁军。禁军的两司由此分为三衙[17]。改组后的禁军没有统一的指挥机构，三衙均由皇帝直接掌控。禁军将领资望较低，不能参与军事决策。从此禁军只承担军队的召募、管理、训练事务，再也不能成为左右政局的势力了。
改组禁军的实质是切断资深将领和军队之间的联系。宋太祖在解决这个问题的时候，表现出了高超的政治艺术。尽管“杯酒释兵权”是否如史书记载的那样发生，后人颇有疑窦，但宋太祖的确是在和平的气氛中解除了既是结义兄弟又是开国元励的诸将领的军权，使得宋朝君臣在宽松的气氛中实现了政治转型。
至于“枢密院与中书对持文武二柄，号为‘二府’”[18]局面的形成，则经历了更长时间的演进。
枢密院[19]源于唐末，本属内廷机构。五代多沿袭设立，作为皇帝处理军机要务的私密机构，并逐渐向外朝转化。其权力时涨时落，但最后超过了宰相。后汉时，郭威任枢密使，又兼领节度和宰相，军政大权集于一身，终以此自立。
开国之初，太祖为安抚人心而留用前朝三相执掌中书。赵普为太祖倚重而不入中书，仅以枢密副使掌枢密院，协助太祖处理军国大事。故此时枢密院仍是政治中心，中书仅为行政中心。此时军政事务繁剧，其职责自然不会仅限于军事。后来赵普转任宰相，中书地位上升，枢密院权力相应减少，但仍参与机要，不限于军事。几经人事更迭，到真宗朝后期，枢密院才专管军事。
祖宗之法确立的军事运转模式，是把军事决策、军队的日常管理和将领统兵作战三事分开。枢密院负责军事决策，三衙主管军队的日常管理、训练等事务。作出战争决策后，皇帝选用主帅统兵。主帅须得枢密院的发兵命令，到三衙调领军队；作战归来，主帅再将士兵交还三衙。
这种模式体现了宋太祖对军人的提防与控制[20]。从稳定政权的角度来说，宋太祖对军事管理体制的改革颇为成功。终北宋之世，军队再没有成为王朝颠覆的来源，故此法为历代君臣所恪守。惟徽宗时，童贯一度以宣抚使领枢密院事，其后李纲任知枢密院事，便以之为戒，重申祖宗之法：
在祖宗之时，枢密掌兵籍、虎符，三衙管诸军，率臣主兵柄，所以维持军政，万世不易之法。自童贯以领枢密院事为宣抚使，既主兵权，又掌兵籍、虎符，今日不可不戒。[21]
值得一提的是，宋太祖对于军队的作用还有个比较特别的看法。他曾对赵普说：
吾家之事，唯养兵可为百代之利。盖凶年荒岁，有叛民而无叛兵；不幸乐岁变生，有叛兵而无叛民。[22]
他把养兵作为稳定天下的一个救济机制，遇有荒灾之年，就大量召募士兵，把破产的游民招到军队来。这的确有利于稳定，但同时也开启了冗兵之端绪。
2、中央集权，强干弱枝
宋太祖认识到，造成五代十国兴乱废替局面的根本原因乃是藩镇制度。若不及时解决，终究是个隐患。一旦为人所乘，则无论扩张多少地盘都没有意义。因此稳定政权后，他不像周世宗那样急于扩张，而是立即进行内部改革，加强中央权威，削弱地方政权。
藩镇（亦作方镇）割据局面形成于安史之乱后。张国刚先生将藩镇体制的要害归结为：
一是军事权与行政权的合一，二是地方拥重兵而中央却没有一支能控摄全局的武装。[23]
唐元和十五年，方镇达到50个，“自国门以外，皆分裂于方镇矣”[24]。经黄巢起义冲击后，唐朝廷彻底失去对地方的控制。朱温起家藩镇，灭唐自立。由于藩镇的普遍存在，他也无力统一天下。所谓五代十国，不过是诸多大藩镇互相兼并、势力消长的过程。势力最大、先后割据中原者即五代；割据四方，立国称帝的是十国。大的方镇演化成国家之后，由于制度建设的路径依赖，一般在其国内仍然存在着方镇割据的问题，而节度使们也同样面临着悍将骄卒的威胁。故在方镇体系下，纲常沦丧，军阀横行，弱肉强食，人人自危，颇类丛林时代。后晋安重荣所说“今世天子，兵强马壮则为之耳”[25]体现了当时人们普遍观念。
太祖即位之初，异姓王以及勋贵担任节度使的有几十处。但此时宋太祖握有强大的禁军，而藩镇势力已远不如唐末、五代之时，故宋太祖能够从容削藩。其主要措施包括：
收天下之精兵。乾德三年（965年），宋太祖下令，命“天下长吏择本道兵骁勇者，籍其名送都下，以补禁旅之缺。又选强壮卒，定为兵样，分送诸道。其后又以木梃为高下之等，给散诸州军，委长吏、都监等召募教习，俟其精练，即送都下”[26]。各州的精锐士卒都被选拔、集中到禁军中，留下的弱卒组成厢军，作为“诸州之镇兵，以分给役使”[27]。厢军不从事训练，没有战斗力，往往连小股流寇都对付不了，地方长官根本不可能以之同中央对抗。
收财权。乾德三年（965年），太祖下令“诸州自今每岁受民租及莞榷之课，除支度给用外，凡缗帛之类，悉辇送京师”[28]。次年又重加申命，并设置转运使和通判负责此事。中央财政收入一时颇丰，遂有宋太祖“封桩库”之设。
收各项人事任免权。州、府之下的知县[29]、司法人员[30]、治安管理人员[31]等官员的任免，一直由节度使控制，宋初也先后由中央收回。节度使所领的支郡被剥夺[32]，节度使遂成为和防御使、团练使、刺史、知州同一级别的行政官员[33]。
以文官出任地方。从乾德元年（963年）始，太祖利用节度使去世、升迁等机会，逐步以文臣取代武将出任知州。经过多年强干弱枝的改革后，69年他免去最后一批武将出任的节度使职务，代之以文官[34]。绵延两、三百年的方镇之害就此根绝，没有了军队和财政的地方州郡，失去独立性，只能完全依赖中央。
3、官僚队伍的分权制衡
对由文人组成的官僚队伍，宋太祖也处处设置分权制衡机制，以杜绝官员专权之萌芽。其主要措施包括：
相权的分割。上文已提到，唐宋变革，即是以君主专制代替贵族政治，以宰相权力减弱为其集中体现。在宋以前，作为君主的最高辅政机关，宰相往往也是君主的制约，有时候还会成为君主的威胁，故君权和相权之间存在着一定的紧张关系。皇权总是倾向于设法削弱相权。但就其本质而言，相权是君主的必要补充。宰相之名可撤销，宰相之实，即最高辅政机关，是君主无法彻底摆脱的。如明清虽不设宰相，但也不得不以大学士、军机大臣等行使相权。
人们常以“坐论之礼”的废除说明宰相在宋朝的地位下降，这是就狭义理解的宰相而言。近年来多有学者指出，宰相在五代时地位已远低于枢密，实际上是以枢密取代了宰相。宋朝设中书以分枢密院一一即实际的相权部门一一之权，反倒可以说是相权的重建[35]。
宋朝的相权（就其广义而言），按照事务的性质被分害为互不统属的几个部门，即“两府三司”。两府即中书[36]和枢密院。枢密院专掌军事，中书掌民政，是狭义上的宰相机构，以同平章事为宰相正式的名称。三司即户部司、盐铁司、度支司。三司主管财政，号称“计省”，长官为“三司使”，号称“计相”。其级别略低于宰相、枢密，但不受其管辖，而直属皇帝（直到王安石变法时才有所改变）。这样，相权被分割为军事、行政、财政三部门。三部门各司其职，互相牵制，其首脑自然无从擅权。
官员差遣制。差遣之制萌于隋唐，但未形成制度。唐末、五代以来，有些职务因事而设，事后即撤，称使职差遣。宋承五代之制，加以发展，形成独具特色的官员任命制度，即官、职、差遣体系。《宋史》曰：
其官人受授之别，则有官、有职、有差遣。官以寓禄秩、叙位著，职以待文学之选，而别为差遣以治内外之事。[37]
这套官员任命体系造成了一定的混乱：
台、省、寺、监，官无定员，无专职，悉皆出入分涖庶务。故三省、六曹、二十四司，类以他官主判，虽有正官，非别敕不治本司事，事之所寄，十亡二三。……至于仆射、尚书、丞、郎、员外，居其官不知其职者，十常八九。[38]
但这也正是其目的，即切断官员与职务的人身关系。所有的官员都仅是皇帝手中的棋子，根据需要随时随地摆布，自然大大加强了皇帝的权威。
台谏制度。台谏是御史台和谏院的合称。历代王朝皆有谏院之设，主要是针对皇帝进谏。而宋代的台、谏均以宰执、百官为批评对象，且独立于两府三司之外，直接对皇帝负责。谏官有风闻奏事之权，因言事得罪皇帝、权臣，也很少受到实质性处罚，故谏官影响甚大，宰执大臣往往受谏官弹奏而落职。台谏无疑是对宰执、大臣们的另一有力制约。
4、重用文人，提倡文治
以上所述诸项政治制度，多为太祖所创制，仅在太宗手里得以最后完成而已。祖宗之法中真正属于太宗创制者，乃在于文化方面。宋太祖虽提出了重用文臣、不杀士大夫的原则，但那时国家的主要任务是武力统一，无暇在文化方面有所作为。
太宗自知不能在政治上超过乃兄，遂专意大兴文教。他认为：
王者虽以武功克定，终需用文德致治。[39]
故其武功虽不及太祖，但在文治方面颇有作为。宋朝文化繁荣，实与太宗的提倡、奖掖分不开（此方面的内容，留待下节详述）。
此外，宋代对于外戚、宦官的严格管理，亦是其家法的一部分，为人所称颂。外戚、宦官本是皇帝之附庸，若皇帝主动戒绝，自不易生事。宋朝君主以文人集团作为其统治的基础，自觉抑制外戚和宦官的权势，故外戚、宦官对宋代政治的影响甚微，兹不详述。
二、开拓转向保守，盛世滋长危机
以上是对祖宗之法主要方面的概括。祖宗之法不仅在当时的社会政治运作中处于核心位置，也是后人观察、分析宋朝政治发展的重要线索。这一点，从宋人到今人都有不少的论述。
论者往往以宋朝之衰弱直接归咎于祖宗之法，笔者认为，祖宗之法的确有其先天性的不足。但制度由人造，亦由人守。祖制不得不守，但如何受其利而不承其弊，亦在灵活运用。若将后世之不振归于祖先制法不周，则不免有推脱责任之嫌。那么该如何评价祖宗之法对宋初百年的政治发展的影响呢？
1、祖宗之法的两面
钱穆先生在谈到政治制度时说过：
某一项制度之逐渐创始而臻于成熟，在当时必有种种人事需要，逐渐在酝酿；又必有种种用意来创设此制度。[40]
我们不能因后世恪守祖制而致国家衰弱，便否定其当初创设的必要性。在此不妨借用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的“挑战-回应”理论说明。
汤因比认为，人类在回应外界刺激的过程中，创造、发展了文明。我们可以把祖宗之法看作是对晚唐五代的藩镇割据局面的回应。藩镇制度成为普遍的社会制度后，唐朝无力应对这个局面而灭亡。勉强继承了唐朝资格和大部分领土的五代，也都没能妥善应对这个挑战而失去了统一天下的机会。宋太祖则抓住有利时机，及时创新了制度，使得赵宋政权具有不同于五代和其它割据政权的治理结构。祖宗之法保证了安全可靠的内政，太祖、太宗才得以放手进行扩张。到雍熙三年（986年）[41]，大致实现了南北统一。
不仅如此，祖宗之法的优越性还体现在它培育人才方面。宋室之优容士大夫团进行叛乱。[42]
所以太祖太宗在压制外戚、宦官、军人等集团的同时，也努力改进科举希度，包括程序上公正、数量上扩大、来源上开放，造就一个庞大的儒生集团，作为其政权的基础。在这种情况下，士大夫阶层产生了与皇帝“同治天下”[43]的理念，这是余英时先生在《朱熹的历史世界》中屡屡称道的。但同治天下的另一面，不正是共享天下么？
此处笔者对儒学本身以及“同治天下”的格局并无褒贬，况且在这两者的作用下，还产生了一批以范仲淹为代表的杰出人物。但应该考虑到，士大夫阶层的绝大多数人的思想觉悟是远低于范仲淹等人的。当范仲淹等杰出人物为了国家的长远利益一也是为了这个阶层的长远利益一而对这个阶层的利益稍有改革时，这个庞大的既得利益集团便群起而攻之。
关于这一点，余英时先生也作了说明。余先生指出，孝宗晚年欲依靠以朱熹为精神领袖的理学集团发动一场政治革新运动，但此运动在职业官僚集团的狙击下，未及发动即归于失败。他总结道：
中国传统职业官僚的升迁主要系于对下面两大条件的运用：常规化的行政作业程序和个人化的人事关系。不用说，这两项条件的圆熟运用都必须经过长期的培养，而现状不变则构成其绝对的前提。因此任何体制或人事的基本更改都不利于追求个人名位的职业官僚。[44]
这不仅是孝宗晚年政治革新失败的原因，也是庆历、熙宁两次变法失败的原因。我们甚至可以以之解释中国历史上历次改革、变法的失败。
具体到宋代，既得利益集团是和祖宗之法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故他们对祖宗之法的推崇亦是前所未有的。由于既得利益集团顽固地抵制改革，祖宗之法所具有的弊端不仅无法改进，反而不断积累、放大，最终导致仁宗时代积贫积弊局面的形成。
三、积贫积弱局面的形成
一般来说，王朝的开创者多具有深邃眼光和创新思维，既能针对前朝弊端创新相应的制度，又能灵活运转制度，使之发挥最佳效果。以宋太祖为例，尽管他对武将割据高度警惕，却能放手任用李汉超、董遵诲等几个边将，故陈邦瞻感慨：
观其任将如此，此岂猜忌不假人以柄者哉？[45]
因此，宋太祖能够做到调动天下力量“如身使臂，如臂使指，无有留难，而天下之势一矣”[46]。
王朝开创者的雄才大略是其创造的制度体系的必要的补充。甚至可以说，这套制度是专为和设计者本人一样优秀的继承者设计的。问题是，制度可以原封不动地传承，和创制者本人一样优秀的继承者却难再得。此后在承平之世成长起来的继承者，面对祖制，往往既没有能力充分运转，也没有眼光和胆识更改，只能呆板地保守了。这种情况下，祖宗之法（制度）就成了祖宗之法（制约）了；曾经成功应对外界挑战的祖宗之法，成为了王朝前进的束缚。
宋朝皇位传至仁宗，从表面上看，他接手的是一个太平盛世。但他亲政[47]几年后，西夏战事就为检验这个国家的实力提供了一个机会，使宋朝在繁荣外表下的虚弱暴露无遗，不得不谋求富国强兵之计。
西夏是趁五代十国之乱而崛起的少数民族政权，对宋时顺时叛。但在李元昊继位之前，对宋都没构成威胁。宝元元年（1038年）11月，李元昊称帝，建立西夏国。在宋朝准备征伐之前，他先发制人，主动攻打宋朝。宋军连续三年三战[48]皆败北，朝野震恐。辽则趁火打劫，以出兵相要挟，索要关南之地，迫使宋以增加岁币了事。
国事艰难，在一片变法求强的呼声中，掌权长达13年之久而无所作为的吕夷简成为众矢之的，被迫下台。庆历三年（1043年），范仲淹、冨弼等主张改革的官员进入决策层，开始变法，即庆历新政。但宋夏危机缓解后，保守派马上开始抵制变法，新政持续不到一年就失败了。
庆历新政的失败，除了既得利益集团的巨大压力外，宋仁宗个人原因也要负一部分责任的。朱熹说过：
仁宗有意于为治，不肯安于小成，要做极治之事。只是资质慈仁，却不甚通晓用人，骤进骤退，终不曾做得一事，然百姓戴之如父母。[49]
宋仁宗性格宽厚温和倒是不假，否则也不能得到后人“仁”的评价。但在政治上，他把真宗所说的“异论相搅，即各不敢为非”的心法运用得十分熟练，是个搞政治平衡的高手，正如时人评价的：
仁宗皇帝百事不会，只会做官家。[50]
在国家内外交困之际，他虽有心为治，提拔重用了范仲淹等名臣，试图通过改革使国家走出困境。但他缺乏神宗那样的性格、魄力，不敢放手改革，也不完全信任范仲淹等大臣。朋党之议触动了他的政治敏感点，便收回了对改革派的信任，中断改革，使得国家进一步走向困境。
人们通常以“三冗”概括仁宗时代的困局，即冗兵、冗官、冗费。
冗兵。宋朝始终面临外敌入侵的威胁，故在防范军人干政威胁的同时，又不能不保持强大的军队。在重文轻武的政策下，上无名将，下无精兵，只能倚多取胜，故士兵数量不断增大[51]。庞大的军队，消耗巨大的社会财富。朱熹曾指出：
财用不足，皆起于养兵。十分，八分是养兵，其它用度，止在二分之中。古者刻剥之法，本朝皆备，所以有靖康之乱。[52]
冗官。宋室优遇文人，通过科举和恩荫，造就了一个规模庞大的吏员阶层，他们不仅享有免税的特权，还受国家的俸禄。宗室也是一个不事生产的阶层。宗室蕃衍，吏员岁增，食禄阶层不断扩张。史载，真宗天禧年间，宗室、吏员受禄者9785员，到仁宗宝元时候，宗室、吏员受禄者就达到15443员[53]。
冗费。太祖太宗时代财政尚不成问题，当时情况是：
吴、蜀、江南、荆湖、南粤皆号富强，相继降附，太祖、太宗因其蓄藏，守以恭俭简易。天下生齿尚寡，而养兵未甚蕃，任官未甚冗，佛老之徒未甚炽；外无金缯之遗，百姓亦各安其生，不为巧伪放侈，故上下给足，府库羡溢。[54]
经过建国初期的休养生息后，国家进入长期稳定阶段。就像历朝都会发生的那样，随着社会财富的增长，社会奢侈风气也不断滋长（皇室、百姓都是如此），这就导致财政开支失控。但宋朝在其最繁荣的时代财政就成为了严重问题，这却不多见。因为宋朝除了正常的挥霍（这个可以克制）外，供养庞大的军队、官员、宗室，支付辽、夏的岁币，都是固定的财政开支。宋真宗在位后期大搞天书下降、东封西祀等活动，挥霍浪费，滥赏无度，更是雪上加霜。真宗去世后，天书闹剧结束，与之相关的费用也被裁减。但不能改革体制，以上所列的各类开支就只能是有增无减。
这就是李觏面对的社会政治形势。宋仁宗时代，立国近百年，制度已失去活力，国家陷入停滞状态。如何使国家走出积贫积弊之泥沼，则是李觏政治思想的基源问题所在。
第三节 宋学之兴
李觏生活在宋朝政治发展盛极而衰的转折期，但文化发展于此时期则呈现出方兴未艾之势。这种错位体现了精神创造的滞后性。在社会安定的情况下，物质产品的创造一般只需数年时间便可达到繁荣；政治制度的创造，亦只需一两代人的努力即可定型；而思想文化的发展，则非经三五代人乃至更长时间的积累，不可能有所突破，遑论兴盛了。
北宋开国后半个多世纪内，文化领域的主要活动是典籍整理。李昉担纲主编的《太平广记》（成书于978年）、《太平御览》（983年）、《文苑英华》（986年）和王钦若、杨亿主编的《册府元龟》（1013年）是最重要的成果，被称为四大类书，都是文献汇集之作。佛教和道教也都在此时期进行了大规模的典籍编纂工作，如佛教的《开宝大藏经》（983年完成雕版），道教则有王钦若主编的《宝文统录》（1016年）和张君房主编的《大宋天宫宝藏》（1019年）等。史书中则有王溥撰成的《唐会要》（961年）、《五代会要》（963年），薛居正、卢多逊等人《旧五代史》（974年），地理书类有乐史的《太平寰宇记》（987年）等。儒学在此一阶段最主要的成果就是邢房的《论语正义》和孙奭的《孟子注疏》了。
不久后，这些文化成果就被真正体现宋人精神面貌的思想家们——这是一个如群星般璀璨的群体一更富有原创力的思想成就所掩盖，李昉等学者们的努力将被证明不过是在为一个辉煌灿烂的文化时代的到来做准备工作。这也许就是胡适先生把所谓的中国的文艺复兴阶段精准到宋仁宗时代的原因吧。只有进入仁宗时代，属于这个群体的思想文化名人，如范仲淹（989-1052）、孙复（992-1057）、胡瑗（993-1059）、石介（1005-104）、欧阳修（1005-1072）以及李觏（1009-1059）等，才开始活跃在社会政治舞台上，而他们还只能算作宋学开创期的人物。
一、宋学发生的原因
宋学的发生，是多方面因素促成的，包括宽松的社会文化环境、儒学内部的思想活力、人才选拔机制等因素。
1、宽松的社会文化环境
文化的发展有其内在的逻辑。只要有宽松的社会环境，允许文化的承担者——学者们自由地观察和思考，则无需统治者提倡，自会趋向繁荣。因此，宋学的发生，首先要得益于宋朝宽松的文化政策。据说宋太祖立有誓碑，三条誓约之一就是不杀士大夫（也有文献记载为“不杀文官”者，大意相同）。王夫之对此评价极高：
若此三者，不谓之盛德也不能。[55]
王夫之对宋代的政治制度极为厌恶，将宋与秦并称“孤秦陋宋”，认为“生民以来未有之祸，秦开之而宋成之也”[56]。但他对宋室优遇文人的政策极为赞赏：
宋之士大夫高过于汉唐者，且倍薪而无算，诚有以致之也。[57]
当然，我们不能说宋室的宽松政策的动机就是鼓励文化发展。从其主观来说，巩固统治才是其政策选择的出发点。宋代的优遇政策并非只针对文人。宋太祖得位不正（对此王夫之的《宋论》有十分精彩的分析），且从建国之始便处于多国并立的局面中，必须做好国家内部团结与安抚工作。故宋室尽可能地笼络各个阶层，如前朝的柴氏家族、先后归降的各国王室、被解职武将阶层等都享受了很高的荣誉和物质的待遇，作为他们归顺以及不涉足政治的报偿（这也是宋代土地兼并难以解决的原因之一）。
宋代的封荫制度规模更是空前地惠及了古人，如山东的孔府、江西的天师府都是宋室的优惠政策的产物。更极端的例子是，农民起义者只要愿受招安，统治者一般也都会接受，如我们所熟知的水济英雄，其原型确实就是接受招安了。
尽管王室的优遇惠及各个阶层，但只有文人被允许进入政治领导集团。上文已指出，宋太祖据有天下之后，选择了文人作为其治理天下的主要依靠力量。宋代文人的社会威望在历朝中是最高的。正如《宋史·文苑传》所说：
自古创业垂统之君，即其一时之好尚，而一代之规模，可以豫知矣！艺祖革命，首用文吏而夺武臣之权，宋之尚文，端本乎此。[58]
宋室优礼文臣，大臣很少有因言贾祸者。苏东坡的乌台诗案可谓是最严重的文字狱了，但我们知道，事件的始作俑者是其政敌而不是皇帝，苏东坡受的打击不过是带着爱妾去偏远的地方任职；朱熹受伪学之禁，但也没有被禁止教书、写作，甚至担任过伪职的张邦昌也不过是让他自裁而已。相比明代动辄在朝廷上杖笞大臣，清代文人或因一句无心的诗句就被砍头或株连九族，宋代真可谓是难得的“文人的乐园”。王夫之不无羡慕地称述“终宋之世，文臣无欧刀之辟”[59]，认为宋代的政策符合人才养成的规律：
古之王者，闻其养士也，未闻其治士也。[60]
因为社会地位的提高，士大夫阶层思想活跃，这是文化事业繁荣的根本原因。
2、儒学的内在动力
宋学的发生也有其内在的文化动力。魏晋以降，儒学在学术领域的垄断地位为佛老所替代。佛学有一套精致的逻辑思辨体系，对知识分子的吸引力超过了儒学，故唐代最杰出的思想家只能从佛门中觅得。对于怀念“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格局的儒家学者来说，这自然是不可忍受的。故在佛教气氛最浓的时候，韩愈竖起了排佛的旗帜。但在儒学理论没有的发展的情况下，排佛当然不能成功。
不过需要强调的是，我们不可以认为儒学在此期间被抛弃了。玄学佛老都是超脱于政治的，所以儒家的政治理论一直是实际政治领域的指导思想，而且唐代对于儒家经典的整理工作做得不错，宋人读到儒家经典都是经唐人整理、注疏的。儒家失去的主要是在思想领域的话语领导权，因此恢复儒学的话语领导权，是中唐以后的儒者们文化工作的主要动力之一。
宋学发生的理论触发点则是尊王攘夷的现实需要。在历经中唐之五代的动乱以后，人们认识到儒家的政治理论是维持社会安定的最佳选择，因此尊王的理论就被抽绎出来，作为宋室加强君主专制的理论依据。他们推崇忠孝气节，反对唐五代以来不知忠君之风，如欧阳修对冯道的重评。同时宋又面临强大的外族压力，需要严防华夷之辨以提高民族自尊心，这都是儒家思想才能完成的。
在经历了数个世纪与佛道争竞的困窘后，宋代儒者生当重用文人的时代，不仅有了充分的自尊，也对知识一具体来讲就是儒学一有了足够的自信。许多学者，如胡瑗、李觏等，为仕途做了浅尝辄止的努力后，便以文化教育为志业，专事学术研究。而成功入仕的，如范仲淹、王安石等，则以天下为己任，积极谋求恢复三代先王之道。从坐论到力行，恢复之志引发了范仲淹和王安石的变法，并最终促进了儒学的分化和理学（道学）的形成。
3、科举制对宋学的促进
科举制在宋学兴起的过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概言之，两者存在着相互发明，相互促进的关系。科举制的改革促进了宋学的发展，而宋学的发展反过来又促进科举制进一步改革。
上文已述，唐代政治是变相的贵族政治，其得以维持的前提就是的，门阀世族利用科举制度的漏洞操纵取士从而控制了政治，堵塞了出身寒门的士子上升的渠道。公元905年发生的“白马之祸”，在一定程度上就是底层精英（寒门士子）和门阀世族矛盾的集中爆发[61]；而且我们知道，黄巢也是一个落第秀才。
宋太祖深知唐、五代科举制度之弊，所以他对科举制的改革首先强化取士的公正性，严厉打击、排斥权贵世家对取士的干扰。宋代废除了唐代的“公荐”[62]、“公卷”[63]，实行“糊名（封弥）”、“誊录”制度。在考试层次上，宋太祖在州府的发解试和礼部的省试之后，又加上了殿试，其目的主要是抑制权贵子弟请托之弊：
昔者，科名多为势家所取，朕亲临试，尽革其弊矣。[64]
若有权贵子弟登第，则还需进行复考[65]。宋代进士登科后即释褐入仕，不必再经过吏部的考试，这也是排除门阀世家干扰的措施。如唐代的韩愈在登科后，三试于吏部都未被录取，在京城漂泊了十年，有人等待时间更长。而宋代登科即释褐，就是脱离平民身份，而不久就直接授官职。
宋太宗对科举制的改革是大大提高了科举取士的数量，使得士大夫群体成规模。宋太祖提出了重用文臣的主张，但实际上并没能完全落实这一政策，因为他的时代还是以统一战争为主要任务，又因国家财力不足，尚需压缩人力。所以取士不多。从数量上看，以进士科为例，太祖在位期间共15榜进士，取士187人，按每榜平均数计，还不如唐朝每榜取士（20人）多。
这个数字在太宗时代急剧扩大，太宗一朝共取进士1487人，平均每榜186人，最多的一次是淳化三年榜，正奏名进士达353人[66]。宋太宗述其思路：
朕欲博求俊彦于科场中，非敢望拔十得五，止得一二，亦可为致治之具矣。[67]宋代大规模取士之风由此开启，终宋之世取士总量与前后各朝录取人数相比：两宋共举行了118榜常科考试，文、武两科正奏名进士及诸科登科总人数达十多万人，是唐、五代10，188名登科总人数的近10倍、明代24,624人的近4倍、清代26,849人的近3.8倍。[68]
可见两宋科举取人之盛。
这里有必要提及一下宋太宗对于文化事业的推动之力。宋太宗时期编纂四大类书（见上文），有些人怀疑太宗是为了压制笼络文人，王夫之对此提出不同意见，认为太宗的出发点就是为了提高文教水平。因为这几个人不值得他这样笼络或以此种手段消耗，之所以叫他们从事，只不过是中原地带理连年战乱，实在乏人。这是对宋太宗的文教之功的中肯。
宋代还扩大了科举取士的对象，面向的群众广泛，应试者不限门第、不论财产、不问学历，只要不是城市工商、僧道还俗之徒、不孝不悌和高祖以下犯有死罪的子弟均有资格应试。取士数量多，则宋代社会上下流动的渠道非常宽泛、畅通。凡有志之士，多数都有机会通过公平竞争进入社会上层。而宋代又特别注意程序公平，并以恩科、特赐第等手段补偿科举失败者，消融其不满情绪，故科举制对维持社会稳定起到很好作用。
在宋代规范的科举制度下，读书做官基本上成为了获取社会地位和资源的唯一通道。“利出一孔”，因此士人社会地位、声望日隆，科举出身成为社会最为引人注目的资质。“特赐第”代替了过去的爵位，成为皇帝表彰各方面优秀人才的手段。
科举制的完善还使得社会精英养成了竞争和平等意识，这对宋学的发展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如陈植锷先生指出的：
宋学家们在青年时代即从这种关系到个人前途与命运的科场角逐中接受了公开的挑选，从政或从教之后，又碰上大开言路，可以直抒己见，“异论相撹”，其将竞争意识和平等精神带到学术研究之中，也便是极自然的了。[69]
宋代的学术争鸣十分激烈，亦是宋学繁荣的动力之一。
宋学发展带来的学术思想的变化，也推动了科举考试形式和内容的变迁。还是以进士科为例，最初其考试内容为：
凡进士，试诗、赋、论各一首，策五道，贴《论语》十帖，对《春秋》或《礼记》墨义十条。[70]
帖经、墨义是诸科考试的主要内容，纯属于记诵之学，类似今天的完形填空或默写，在宋初即已不受重视，故进士以诗、赋、论、策为特色和主要内容。太宗时期，以诗、赋、论三题为常，真宗时期加一场策，即以第一场考诗赋，第二场考论，第三场考策。但直到真宗时代，诗赋在录取中都占有极为重要的位置，因为发解试和礼部试考试采取的都是逐场淘汰制，而诗赋试是第一场。若诗赋不过关，策论就不能参加了。
宋初科举采取这种形式，是因为当时文坛风气仍沿袭唐五代，诗歌创作流行西昆体[71]，文章则骈俪文为主，以文辞雕琢华丽为追求。以之酬酢应对尚可，以之发挥义理、探讨经术，则不如古文体裁的策、论实用。但在古文运动兴起之前，无论考官和学子都只熟悉这种诗赋体，所以虽有大臣提倡重策论，而没有行动。天圣三年（1025年），知贡举刘筠因策论将叶清臣擢为当年进士第二，到天圣五年（亦是刘筠知贡举）则正式规定，把策、论列为取士的标准，就是改变以前逐场淘汰的做法，等三场全都完成后统一阅卷录取。
刘筠、钱惟演都是骈俪文高手，但正是刘筠以策论擢取叶清臣而拉开科举改革的序幕，而钱惟演在洛阳支持欧阳修、尹洙、梅売臣等人发起古文运动[72]，说明复兴古文是有识之士共同的主张。
庆历四年（1044年）范仲淹主政，对科举制又进行了一次改革。范仲淹对于辞赋、墨义早有不满，认为：
国家乃专以辞赋取进士，以墨义取诸科，士皆舍大方而趋小道，虽济济盈庭，求有才有识者十无一二，况天下危困，乏人如此。[73]
帖经、墨义是以汉唐注疏为标准考察学子记诵的科目（前文已述，李觏为此甚至拒不参加进士考试），他认为不利于人才培养，故主张提高策论地位。在欧阳修等高级官员的参与下，制定的政策是：进士试三场，“先策，次论，次诗赋，通考为去就，而罢帖经、墨义。士通经术愿对大义者，试十道”[74]。去掉帖经、墨义，而允许士子发挥大义。大义即是考生对经文义理的发挥，不必受汉唐注疏，这正是宋代经学研究的特色。此项改革虽因庆历新政的失败而搁浅，但嘉祐二年（1057）年，欧阳修主持贡举，将古文运动的精神贯彻到取士中，宋代文风终由此改变。值得一提的是，欧阳修主持的此届贡举，不仅录取了古文八大家之三——苏轼、苏辙、曾巩，还录取了理学北宋五子之二——程颢、张载，以及参与王安石变法的吕惠卿、曾布等，可谓千古之盛事。
北宋的第三次科举改革是在王安石变法期间。这次改革[75]，废罢明经诸科，名额都并入进士科；取消了诗赋、帖经、墨义，保留了策论，而全体贡生都要考大义。这是北宋科举改革的高峰，故陈植锷先生指出：
从宋学的立场上看，前者标志着有唐以来文章之学在科场统治的终结，后者代表了宋学对训诂之学即汉学斗争的胜利。[76]
当然，科举制在有力的稳定社会的同时，其弊端也是显见的。大量取士造成了冗官之弊，而科举选士，利出一孔，也造成了全社会尚文轻武的风气。宋代积贫积弊，科举制度难辞其咎。至于其对民族传统的敝处亦多，兹不详论。
二、宋代儒学复兴的三种观察视角
观察宋代思想的发展，有多种视角，笔者将它们大致概括为理学家（或称道学家，下同）视角、现代儒学视角、宋学视角。
理学家视角指的是宋以后直至清末的理学家们的视角。他们对宋代思想史的叙事，自然是以理学为儒学的主流和正宗，其理论基础就是道统论。最早是朱熹为叙理学的源流而写《伊洛渊源录》，直接从周敦颐、二程、张载讲起。后来《宋史》将理学家们从《儒林传》中析出，而别立《道学传》。《道学传》序言称：
“道学”之名，古无是也。三代盛时，天子以是道为政教，大臣百官有司以是道为职业，党、庠、术、序师弟子以是道为讲习，四方百姓日用是道而不知。是故盈覆载之间，无一民一物不被是道之泽，以遂其性。于斯时也，道学之名，何自而立哉。文王、周公既没，孔子有德无位，既不能使是道之用渐被斯世，退而与其徒定礼乐，明宪章，删《诗》，修《春秋》，赞《易象》，讨论《坟》、《典》，期使五三圣人之道昭明于无穷。故曰：“夫子贤于尧、舜远矣。”孔子没，曾子独得其传，传之子思，以及孟子，孟子没而无传。两汉而下，儒者之论大道，察焉而弗精，语焉而弗详，异端邪说起而乘之，几至大坏。[77]
就是说，理学家的思想，直接承接中断了千余载的孔孟绝学。这样的理学发生叙事，否定了一切中间环节，顶多承认韩愈的中继之功。
当然，从思想本身的逻辑来讲，这样描述有其合理性。因为理学家的目标就是为儒家“清理门户”，否定孟子以后的所有被他们认为是非正统的理论。而按他们的标准，几乎没有人配得上站在他们和先圣之间。这样，在宋代思想史中，大大突出了理学一系，其它所有学派都沦为理学的衬托。在理学占据正统的时代，通过理学来观察宋学的发展，这是其必然的结果。
现代学术对传统思想的研究，笔者姑且命名为“现代儒学视角”[78]。其特征是从学术发展的角度，祛除了理学家道统神话，而突出理学作为儒学复兴运动的本质，考察其在学术上的内在脉络。如对其所受佛教的影响和对韩愈、李翱排佛卫道的未竟事业的继续等等。
现代学术对宋代思想史的研究，首先是冯友兰先生的《中国哲学史》所创立的哲学视角为主的研究方式。就哲学而论，则宋明理学最具有哲学内容，因此宋明理学仍在宋代思想史研究中占有特殊位置，仍为宋代思想史的主导和核心。受此种研究方式的影响，近几十年来大陆学界研究宋明理学者多，而研究者宋学者少。就这种研究方法本身来说，这也是很自然的结果，倒不必苛求。其对于宋代思想史的观察，则仍然受理学家叙事思路的影响，往往以理学直承韩愈《原道》、《原性》和李翱的《复性书》而起，好像宋代儒学自始即接着韩、李，在性命理气之类的问题上，与释氏划分疆界。李弘祺先生对此批评道：
通常北宋的思想史都环绕在理学的形成上打转，叙述各家的思想与师承间关系，这是一种方法。但一个用历史眼光来探讨思想史的人便应该也看出这一段时期历史的重心之一是王安石变法运动，因此他必也要研究在这段时间环绕变法运动，与之有关的思想线索而加以考察。[79]
钱穆先生从思想史家的角度对宋代思想史的描述，略有不同。他将宋学分为初期宋学、中期宋学和南宋宋学三部分。他把范仲淹、胡瑗、孙复、李觏、王安石等人都作为儒学的初期发展中的人物，而以周张二程到吕氏兄弟为中期发展，南渡以后作为最后一段。
余英时先生对北宋思想史的描述则对哲学式研究思路有很大突破。他虽然承认哲学式的思想史思路有其合理性，但认为以韩、李为背景未免过远，所以他在北宋十一世纪的历史情境中考察“继韩”与“辟佛”两事的发展，给道学的形成寻求一种比较切近的历史线索。其指导思想就是把宋代政治文化的发展分为三个阶段，即“第一阶段的高潮出现在仁宗之世，可称为建立期”，“第二阶段的结晶是熙宁变法，可称之为定型期”，“第三阶段即朱熹的时代，可称之为转型期”[80]。
不过，钱、余两先生的思路，仍然是阶梯式、渐进式纵深发展的思路，我们仍隐然可辨其以程朱为正宗。
另外还有一种视角，即宋学视角。以宋学命名包含各家学说在内的宋代儒学时，本身就蕴含了一个观察视角，即以平行的、竞争的模式来描述宋代儒学复兴。
笔者认为，宋学视角对于全面客观评价宋代思想史人物，有着其他视角所没有的好处。以范仲淹、李觏、王安石等宋学初期人物为例。在理学家眼里，道学是宋代学术的主体、主流，而道学又是直承孟子的。范仲淹最大功绩不过是“导横渠以入圣人之室”[81]；李觏则属可有可无之列，至于王安石，则更是异端邪说了。
在现代儒学的视角下，这些人物在思想史上的地位就要高一些。如余英时先生在讲到宋代政治文化的发展时，对李觏的评价甚高。他认为，在宋初士大夫阶层形成了“回向三代”的政治思想取向。怎样从理想转入实践，从而塑造新的士大夫的政治文化，李觏是一个转折的中枢，因为他明确提出了以《周礼》为依据重建社会生活秩序，因此是从胡瑗转为王安石的一个关键[82]。不过他的看法仍然是以理学为主的，因而范仲淹等思想家是为即将到来的王安石时代从而为朱熹的世界作垫铺的。这还不能充分体现范仲淹、李觏、王安石等理学之外的思想家的价值所在。
以宋学为视角，则可对这些人物有更恰当的定位和评价。如王安石，在理学系统中，他是个走上歧途的人。但在宋学的视角下，如邓广铭先生评价的：
王安石出生虽晚于胡瑗，然在宋学的建立方面，却毋宁说他是更为重要的一人。[83]
又如，据说乾隆皇帝曾为江西省资溪县嵩市镇三口村的李氏家庙御笔亲题“理学开宗”匾额（此匾额目前保存在当地的博物馆），也有一些当代学者称李觏为理学开宗[84]。实际上李觏根本不曾为理学家所承认，何来开宗？若以宋学为视角，则可恰当的称之为宋学的开宗。
今天的思想史研究者应以更宽广和全面的眼光来研究宋代儒学的复兴史。这样才可以客观、准确地理解和评价像范仲淹、李觏、王安石这样一些被摒斥于理学谱系之外的学者的思想成就。进一步说，对于全部儒学的发展，也应该以这样的眼光来考量。因此本文对宋代思想史的观察，主要是以宋学为视角的。
第四节 范仲淹的影响
关于李觏政治思想的背景，还要提到的就是范仲淹对他的影响。
在有着浓厚的“春秋责备贤者”传统的中国，一个人物无论多么优秀，总能被人挑出这样那样的毛病。唯有范仲淹，似乎很少有人能够找到他的缺点来做文章，可以说近乎完美了。以传统的“三不朽”而论：
在立德方面，他自幼失父，随母改嫁，苦学得仕，复姓养母；为朝官直言敢谏，为地方官则为民兴利；可谓忠孝皆全。范仲淹生不谋利，死无余财，“每感激论天下事，奋不顾身，一时士大夫矫厉尚风节，自仲淹倡之”[85]。于公于私，其高风亮节为世人所公认。——是其德之立也高。
在立功方面，范仲淹从27岁踏入仕途，37年间共担任过京官20个，地方官35个[86]，最后在青州任上因忙于赈灾而患重病，死在迁官路上，可谓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套用一句小说家的俗话，他武能安邦：组织了抵御西夏的军事防御体系，扭转了宋朝屡战屡败的局面，迫使西夏停止入侵，与宋议和；文能治国：他担任宰执时，发动庆历新政，这是“继北魏太和年间冯太后之后，中国封建社会政治史上又一次全面的改革，产生了深远影响”[87]。他每到一任都有德政惠民，民间立祠达十八处之多[88]。如在兴化县主持兴修的捍海堤，今尚存其遗迹，民受其惠，以至当地多有以范为姓者。——是其功之立也大。
在立言方面，范仲淹成就也不凡。其为一代文学大家自不必说，从宋学的开创来讲，范仲淹亦不愧为一大思想家。——则是其言之立也重。
在以往的历史观念中，往往片面强调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仿佛只要社会局势、客观条件具备了，某些历史事件一譬如宋学的发生一就会自然而然地成就。的确，任何事业的成就不能脱离历史“大势”，但是若没有适当的人来推动，恐怕在后人看来水到渠成的事情，就未必那么顺理成章了。某些特出人物所具有的“造势”的能力，及其对历史进展的推动（或抵制）作用，绝不应被忽视。在宋学兴起的过程中，范仲淹就扮演了这样一个“历史推手”的角色。
范仲淹与宋学的关系，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总结：
其一，以体制的力量推动宋学的兴起。学校与科举是宋学兴起的重要因素，而范仲淹对学校和科举制度都向着有利于宋学发展的方向施以过改进。范仲淹平生极为重视教育兴学。天圣四年，他母亲去世，他丁忧守制三年。守母丧期间，他受晏殊之邀，主持早年曾就读的应天书院（又称睢阳学舍或南都学舍，是宋初四大书院之一）的教学工作。在教学中，
仲淹常宿学中，督训学者，皆有法度，勤劳恭谨，以身先之。……由是四方从学者福凑，其后宋人以文学有声名于场屋者，多其所教也。[89]
这说明他对教育有着较深切的实践经验。他在地方官任上，以兴学为急务，如在睦州（1034年）、苏州（1035年）、饶州（1037年）、润州（1039年）、越州（1040年）、邠州（1045年）等地，都有兴学之举。陈植锷先生认为宋代有四次兴学运动，第一次是天圣、景祐年间，是各地方政府自发的兴学运动，第二次是庆历、嘉祐年间，朝廷下诏令天下州县都立学，使得教育机构全面普及[90]。天圣、景祐的兴学运动中，范仲淹是一个身体力行者。而庆历兴学，则是他登高一呼的功效了。
庆历兴学运动的另一项措施是建立太学。宋代国子监本有国子学，是教学机构。但它只面向高级官员子弟招生，学生很少，教师也由出身传统的科举得第者出任，在社会上影响很小。庆历新政期间，诏立太学，面向底层官员及庶人子弟招生，生源大为扩大。教学方法也得到改进：
庆历四年，……建太学于京师，而有司请下湖州，取先生（胡瑗）之法以为太学法。[91]
而后石介、孙复、胡瑗、李觏等人先后经他推荐到太学出任教官（直讲）。这几个人在经学上的立场，都主张义理之学的，他们在最高学府执教，对于学风改变之力可想而知了（庆历新政期间，范仲淹还主持了科举考试的改革，前章已述）。
其二，为宋学兴起准备了一批人才。范仲淹一生“乐得天下之英材，异于世俗之常见”[92]，举荐贤人不遗余力。而且范颇有识人之明，如他举荐的武将，如狄青、种世衡后来都成为一代名将；而他拒不推荐石介担任台谏，其后石介的表现果然如他所言。他对致力于学问的人才关注更多，宋学早期人物多曾受过他的影响，如李觏、欧阳修，以及下面将要谈到的初、复、胡瑗、石介、张载、王安石等，或游其门下，或曾受其荐引、鼓励。范仲淹实为当时文坛领袖。李白求见韩朝宗，有“生不愿封万户侯，只愿一识韩荆州”的名句。用之于韩朝宗，实属夸张；若以之况范仲淹，则恰如其分。
其三，从学术思想来讲，范仲淹本人即是宋学之重镇。范仲淹自幼苦读，治学本诸《六经》，以义理见长。据《宋史》载：
仲淹泛通《六经》，长于《易》，学者多从质问。[93]
由于长期从事军政实务，他没有太多撰述。但为数不多的篇章，已经足以开启一代学风了。他涉猎又广，于释、老皆有很深的造诣，与佛、老、隐逸之士的交游颇多，是以他虽崇儒，排释、老则不如后来者那么激烈。其政治思想，源于参政实践，更是宝贵的精神财富。钱穆先生指出：
盖自朝廷之有高平，学校之有安定，宋学规模遂建。后人以濂溪为为宋学开山，乃或上推之于陈抟，皆非宋儒渊源之真也。[94]
钱先生以胡瑗和范仲淹并列为宋学渊源，否定周敦颐为宋学开山，已发前人之未覆。若从以上所列诸项综合考之，则惟有范仲淹才当得起宋学开山之语。
如果说宋学是李觏政治思想形成的背景，那么我们可以说，范仲淹通过对宋学的推动，间接影响到了李觏思想的形成。而且李觏作为范仲淹的门人，受到范仲淹的影响自然非止一端。
一、易学思想之影响
范仲淹自踏入仕途便勤于政事，难得有大段时间从事著述。惟有守母丧、执教睢阳学舍的两三年（在1026-1028年），正处在40岁上下的年纪，阅历已丰，精力充沛，而又无公务缠身，所以能够静心思考，完善自己的思想。
范仲淹治学最重《易》，其次是《春秋》。史称范仲淹长于《易》，其来有自，非妄言也。范仲淹有“忘忧曾扣《易》，思古即援琴”[95]之句，说明他以《易》作为个人修养之助。在他的各类文章中，援《易》之处比比皆是。
他对《易》的研究成果，较为集中的体现在《易义》、《四德说》、《易兼三材赋》、《制器尚象赋》、《穷神知化赋》、《蒙以养正赋》等篇目中。据司马光记载，他执教期间，出题使诸生作赋，必先自为之，欲知其难易，及所当用意，以使学者准以为法。[96]就是说，他为教学需要写了一些赋作为范文供诸生参考，应该就是这些近乎“纯学术”的文字了。
《易义》讲解27卦的卦名，偶尔涉及爻词。他注重发挥义理，不重训诂注疏。他以上下卦之象解说卦名，又通过讲明卦时阐发义理。如他讲《恒》卦，则以其为“上下各得其常之时也”，“常”的内容包括：
天尊地卑，道之常矣；君处上，臣处下，理之常矣；男在外，女在内，义之常矣。[97]这是通过《易》发挥伦理纲常。又如讲《困》卦，他指出这是“君子困穷之时也”，在此时应：
困于险而不改其说，其惟君子乎，能固穷而乐道哉？……知此时者，卷而怀之，极然后反，其困必亨。[98]
这是阐发个人修养的道理。又阐发治理国家的道理，如解《损》、《益》两卦。《损》之时是取下资上：
下者上之本，本固则邦宁。今务取于下，乃伤其本，危之道也。[99]
所以卦名叫“损”。《益》之时是自上惠下，因为民为邦本，益下就是固本，所以损上益下被称为“益”。由此他说明，治国者应当少取于民，利民以固邦本的道理。他反对以第五爻为君的惯例，指出：
或者泥于六位之序，止以五为君，曾不思始画八卦，三阳为乾，君之象也，岂俟于五乎？三阴为坤，臣之象也，岂俟于四乎？[100]
他认为“《易》无体”，解《易》应当随义而发，不应拘泥六位的顺序。但他主卦分内外，如在解《乾》卦时，他认为：
九二居乎内，德也；九五居乎外，位也……德，内也，位外也；九二，君之德，九五，君之位；成德于其内，充位于其外。[101]
这就较接近内圣外王的思路了。他指出这方面的理论应从《中庸》觅得，只是他没有进一步发挥，而以之指示了张载。
《易义》中多以史事比附卦名。如《晋》卦是嘉誉显进之时，他认为这是“其伊尹之时与”；《明夷》为蔽贤伤善之时，“其商之末世耶”，文王、箕子都不得不自晦；如《夬》卦，是以大制小、以正黜邪之时，他认为“瞬举八元而去四凶，此其时矣”，等等。这或许启发了司马光的《温公易说》以史事解《易》的易学。
《易义》又对部分卦区别了德之正与偏，如《巽》为命令宣行之时，“其失也伪”，故必须君子体之；《兑》为推恩敷惠之时，“其失也佞”，必须内存刚正才能免佞之情。
范仲淹的《四德说》是专门对“元、亨、利、贞”四德进行发挥的论文。他认为《文言》讲解四德不详，所以“远取诸天，近取诸物，复广其说焉”[102]。他以四德作为“道”的体用、运行，即元为“道之纯者也”，亨为“道之用者也”，利为“道之用者也”，贞为“道之守者也”。在此基础上，他分别将四德在天地、人、国、家、物身上的体现作了描述，如元德体现在人，就是温良、乐善、好生；亨德在人就是得时茂勋，利德就是“兼济”（达则兼济天下），贞德就是正直、忠毅。范仲淹把宇宙运行规律和人间的政教伦理一并糅合统一在道的名下，故他说：
行此四者之谓道，述此四者之谓教。……天微四德，天道不行；地微四德，坤仪不宁；人微四德，则无令名；国家无四德，则风教不伦；物无四德，则祥瑞不生。[103]
《易兼三材赋》、《制器尚象赋》等短篇论文，专讲一些易学命题，亦不乏精彩之论，不再详述。
范仲淹和李觏的交往，前章已述。他们交往时，已是范仲淹执教睢阳学舍七、八年以后的事了。范仲淹的易学思想已经成熟，而李觏尚在构思其文，所以他肯定要受到范仲淹的一些影响，如他对“四德”的发挥，区别卦德之正与偏，又如他抱着忧患意识阐发《易》的变革之道，等等。
当然，李觏以义理解《易》的想法是早就有的，他也并不完全赞同范仲淹的观点，如李觏专以第五爻为君主而通论君德，又他专以《易》阐发治道而不愿牵扯天道上去的倾向，也与范仲淹以《易》道贯通天地人的整体思维不同。
二、政治思想之影响
范仲淹的政治思想也在守制期间趋向成熟。此时写的《上执政书》（又称“万言书”）是他对当时社会政治形势通盘思考后提出的变革主张，苏轼论曰：
公在天圣中，居太夫人忧，则已有忧天下致太平之意，故为万言书以遗宰相，天下传诵。至用为将，擢为执政，考其平生所为，无出此书者。[104]
可谓其政治思想的集中体现。在此文中，他以《易》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论社会当主动变革，以求长治久安之道。他以天下太平责于宰执，故他上书的对象是宰执。他满怀忧戚地论列天下太平所隐含的危机：
今朝廷久无忧矣，天下久太平矣，兵久弗用矣，士曾未教矣，中外方奢侈矣，百姓反困穷矣。朝廷无忧则苦言难入，天下久平则倚伏可畏，兵久弗用则武备不坚，士曾未教则贤材不充，中外奢侈则国用无度，百姓困穷则天下无恩。苦言难入则国听不聪矣，倚伏可畏则奸雄或伺其时矣，武备不坚则戎狄或乘其隙矣；贤材不充则名器或假于人矣，国用无度则民力已竭矣，天下无恩则邦本不固矣。[105]
他指出，宰执们若要立功报国之君，应当做“固邦本，厚民力，重名器，备戎狄、杜奸雄、明国听”这六个方面的事务。他对于这六方面的政策进一步落实为：
第一，“固邦本者，在乎举县令、择郡守，以救生民之弊也”[106]，这是他对地方官员选拔制度的改革主张。他认为当时任官制度的弊端是过于循例、按年资提拔官员。关于靠着资历得到官职，年龄大的就为子孙谋利，年龄小的就急于出政绩以求上进。没有人真正考虑为民兴利除害做实事。而且朝廷偏重优容推恩，不愿斥退冗官。他主张力强政绩的考核，以政绩定官员之进退。
他还强调，要加强巡行按察，监督官员，及早发现贪腐之员。他指出，近年处理的一些贪官，都是“贯盈之夫，久为民患”的人。尽管惩治了他们，毕竟为害已久，更何况有些官员尚未被发现呢？
第二，“厚民力者，在乎复游散、去冗僭，以阜时之财也”[107]，这是他的富民主张。官员们的职责是“阜时之财”，就是富民，富民也就是固邦本了。他的富民之策是“复游散之流，抑工商之奢，去士卒之冗，劝稼穑之勤，以《周礼》司徒之法约而行之”[108]。
他指出，古代有四民，秦汉以下又加上了兵和缁黄两类。在六民之中，“浮其业者不可胜计”。浮其业者，就是李觏说的游惰之民。他们不事生产，依靠农民奉养，“士有不稽古而禄，农有不竭力而饥，工多奇器以败度，商多奇货以乱禁，兵多冗而不急，缁黄荡而不制，此六民之浮不可胜纪，而皆衣食于农者也”[109]。他们造成了物价高涨，而民生愈困难的局面。
对于释道，他肯定“夫释道之书，以真常为性，以清净为宗，神而明之，存乎其人”，但其道“智者尚难于言，而况于民乎”[110]。他提出，应限制度僧的数量，寺观则只可以修缮已有者，禁止修建新的。
对于士兵，他认为古时候寓兵于民，且耕且战（可能也是从《周礼》得来的结论）。而当时的士兵，主要是地方军队，既不生产也不能作战，范仲淹谓之“旨在存活”。因此他主张把不能作战的老弱冗兵裁掉，全力加强禁军的建设。
对于工商，他主张通过禁止消费，来杜绝“奇器、奇货”的生产。
第三，“重名器者，在乎慎选举、敦教育，使代不乏才也”[111]，这是他关于教育和科举指度的建议。
范仲淹认为，能够“厚民力、固邦本”者，必须“举县令、择郡长”，但“举县令、择郡长”又面临着乏贤才的问题。他批评当时的士人“委先王之典，宗叔世之文，词多繊秽，士惟偷浅，言不及道，心无存诚”[112]，主张从科举取士着手变革士风，应提高策论在取士中的作用：
先策论以观其大要，次诗腻以观其全才，以大要定其去留，以全才升其等级。[113]
培养人才离不开学校，因此他主张在地方兴学：
先于都督之郡，复其学校之制，约《周官》之法，兴阕里之俗。[114]
关于他对科举和教育的改革，上文已述，不再重复。
第四，“备戎狄者，在乎育将材、实边郡，使夷不乱华也”[115]，这是他对军事的见解。
宋代重文治，不注重军事人才的选拔与培养，不提倡兵法的学习，“孙吴之书，禁而废学”。范仲淹指出，秦焚书，希望愚天下之民以保天下。但揭竿而起的，恰是陈胜、吴广这样的不读书者。所以应该打破禁忌，就将领之子弟，教授兵书，培养后备。又可设武举，选拔将才，如唐代以武举得郭子仪。或者就文臣中有谋略者，授以武学备用。不过，宋代社会重文轻武的风尚根深蒂固，连范仲淹本人也难免，如后来他拒绝朝廷授予的武职而宁愿保留龙图学士的文衔。
关于边防，他的另一条建议就是“置本土之兵，勤营田之利”。宋代本有本土之兵，即在北方边境的云翼之军，范仲淹主张扩大其编制，辅之以营田。他主张要居安思危，充实边境，做好备战，决不能完全依赖和约。
第五，“杜奸雄者，在乎朝廷无过，生灵无怨，以绝乱之阶也”[116]。范仲淹认为，奸雄历朝历代都会有，他们往往会抓住朝廷的过错来发难作乱。因此朝廷应防微杜渐，修德政，勿使民怨，不给心怀叵测者留下借口。当时的朝廷没有什么大的错误，但也有一些问题。他举出土木之兴、职禄不当、封荫过滥、权贵寒族矛盾等弊端。他特地提出以内帯建寺观的问题，指出：
内帑之物，出于生灵，太祖皇帝以来，深思远虑，积之聚之，为军国急难之备，非语神佞佛之资也。[117]
这就是后来李觏所批评的“天子之私财”的问题。另外还有缁黄术异之流“结托戚近，邀求进贡”的问题，等等。
范仲淹指出，在太祖太宗时代，天下苦于、习于长久动乱，所以东征西讨，劳役兴修，民众都可接受。但现在天下久安，民风“劳则易怨，扰则易惊”，所以更应该注意安抚民众的问题，可见其对人心之洞察。
第六，范仲淹认为，人未病之时，苦药难进。天下久安，则忠言逆耳。这种时候往往谄媚之徒得进，君主往往听不到忠言。他以京师水灾作为上天的警示，要求在位置者保直臣、斥佞人：
明国听者，在乎保直臣、斥佞人，以致君于有道也。[118]
范仲淹的“万言书”在当时引起很大反响，参政王曾由此对范仲淹十分欣赏。但正如范仲淹所料，天下太平，忠言不进，改革更是没有可能。直到16年后，即庆历三年（1043年），宋仁宗迫于内忧外患，任命范仲淹、韩琦、冨弼等人主持政务，并开天章阁，命范仲淹、冨弼等条陈政事。范仲淹提出十条改革建议，即《答手诏条陈十事》。之后范仲淹又提交了一个提要，即《再进前所陈十事》。这十事是：
一曰明黜陟。为复位文武百官磨勘，将以约滥进，责实效，使天下政事无不举也。二曰抑侥幸。为复位文武百官奏荫及不得陈乞馆阁职事，将以革滥赏省冗官也。三曰精贡举。为天下举人先取履行，次取艺业，将以正教化之本、育卿士之材也。四曰择官长。为举转运使、提点刑狱并州县长吏，将以正纲纪、去疾苦、救生民也。五曰均公田。为天下官吏不廉则曲法，曲法则害民。请更赐均给公田，既使丰足，然后可以责士大夫之廉节，庶天下政平，百姓受赐也。六曰厚农桑。为责诸道沟河并修江南野田及诸路陂塘，仍行劝课之法，将以救水旱丰稼穑、强国力也。七曰修武备。为四方无事，京师少备，因循过日，天下可忧。请密定规制，相时而行，以卫宗社，以宁邦国也。八曰减徭役。为天下徭役至繁，请依汉光武故事，并合县邑，以省徭役，庶宽民力也。九曰覃恩信。为救书内宣布恩泽未尝施行，并请放先朝欠负，以感天下之心也。十曰重命令。为制书忽而行违者，请重其法，以行天子之命也。[119]
以上所述范仲淹的政治改革主张，多在李觏的政治思想体系中有所体现。可见李觏不仅在易学研究方面受范仲淹影响颇大，其政治思想的确与范仲淹为同道，受到过范仲淹很大的影响。
当然这并不否定李觏思想的独创性。李觏的政治理论与范仲淹也有很多不同之处。如他们对《周礼》的看法。《周礼》是李觏建构政治思想的重要依据，其《周礼致太平论》及《富国》、《强兵》、《安民》三策就是以《周礼》为蓝本的。而范仲淹似乎对《周礼》不甚感兴趣。作为一个“一生粹然无疵”[120]的人，范仲淹“论说必本于仁义”[121]。虽然在论及精考课、阜时财等问题时，也提到《周礼》，但他对《周礼》的兴趣显然不及《中庸》。
耐人寻味的是，皇祐元年（1050年）范仲淹荐李觏于朝，列举他的著作有《礼论》、《明堂定制图序》、《平土书》、《易论》，而不提他的《周礼致太平论》及三策。有可能范仲淹不太喜欢《周礼致太平论》及三策所体现出来的强烈的功利取向。相比于富国强兵，范仲淹对道、性命等形而上命题有更多的兴趣。他在这方面的许多思考，由张载所继承和发展，其标志就是他劝张载读《中庸》。
注释
[1]肖建乐：《“中国唐史学会第九届年会暨唐宋社会变迁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载《云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5期。
[2]内藤湖南：《概括的唐宋时代观》，载《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第一卷，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10页。
[3]《朱子语类.卷一二九·本朝三》。
[4]陈邦瞻：《宋史纪事本末.叙》，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191页。
[5]严复：《致熊纯如函》，载《严复集》第三册，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668页。
[6]唐德刚：《胡适口述自传》，上海：华东师大出版社，1993年版，第260-264页。
[7]钱穆：《宋明理学概述》，载《钱宾四先生全集》第9册，第1页。
[8]钱穆：《唐宋时代的文化》，《中国学术思想论丛（四）》，载《钱宾四先生全集》第19册，第392页。
[9]钱穆：《唐宋时代的文化》第393页。
[10]钱穆：《唐宋时代的文化》，第394页。
[11]李觏出生比宋仁宗（1010年生）早一年，李觏去世时，仁宗（1063年去世）尚在位。而宋代开国至李觏去世，恰是百年时间（960-1059年）。
[12]《续资治通鉴.宋纪二》。
[13]太宗语，见《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十七》。
[14]邓小南：《祖宗之法——北宋前期政治述略》，北京：三联书店2006年版，第15页。
[15]王曾瑜：《宋朝兵制初探》，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页。
[16]宋初承周制，禁军分为侍卫司和殿前司。侍卫司首领为马步军都指挥使、副都指挥使、都虞候，其下又有马军都指挥使、步军都指挥使。殿前司的首领为殿前都点检、副都点检、殿前都指挥使、殿前都虞候。改革后，仅有马军都指挥使、步军都指挥使、殿前都指挥使三职执掌禁军。
[17]后来又以更低一级的四卫取代三衙，由四厢都指挥使掌管禁军。
[18]《宋史.卷一百六十二.职官志二》。
[19]唐代宗设枢密使，负责皇帝诏令、大臣奏章的上传下达，以宦官担任，有职而无机构，此为枢密院院之萌芽。唐末宦官专权,枢密使的权力也随之扩张。
[20]宋太祖尚有其它种种加强军队管理的制度,如禁军分屯；禁义社、亲兵等私人结交活动；更戍制度等，兹不赘述。
[21]《宋史.卷一百六十二.职官志二》。
[22]《邵氏闻见后录.卷一》。
[23]张国刚：《唐代藩镇研究》，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第27页。
[24]《新唐书.卷五十.兵志第四十》，又参见谭其骧《简明中国历史地图集·元和方镇图》。
[25]《资治通鉴.卷二百八十二·后晋纪三》。
[26]《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六》。
[27]《宋史.卷一百八十七.兵志一》。
[28]《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五》。
[29]乾德元年（963年），镇守大名的天雄军节度使符彦卿因为“专恣不法，属邑颇不治”，于是朝廷选派了一批精明强干的朝官去做天雄军多个属县的知县。由于这些知县来自朝廷，故他们敢于和节度使分庭抗礼，仅以行政上级看待节度使。
[30]建隆元年（960年）10月，宋太祖下令“两京军巡及诸州马步判官……诏吏部流内铨注拟选人”（《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建隆三年（962年）3月，宋太祖认为：五代诸侯跋扈，多枉法杀人，朝廷置而不问，刑部之职几废,且人命至重，姑息藩镇，当如此耶？”于是下令“诸州自今决大辟讫，录案闻奏,委刑部详覆之”（《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
[31]建隆三年12月，重设县尉，凡盗贼、斗讼，先诿镇将者，诏县令及尉复领其事。”（《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开宝三年（970年）5月，又下令“诸州长吏毋得遣仆从及亲属掌厢镇局务”（《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十一》）；太平兴国二年（977年）正月，太宗又重申“禁藩镇补亲吏为镇将”。（《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十八》）
[32]唐末、五代的节度使一般都领有数州，称为“支郡”。乾德元年（963年）在平定湖南时，宋太祖便命令湖南各州府直隶中央，不再隶属于节度使。内地原有节度使支郡之收回始自赵普。开宝六年（973年）赵普罢相，出任河阳三城节度使,循例兼“孟、怀等州观察处置使”。当时孟州知州高保寅与赵普不和，要求直属中央,得到批准。太平兴国二年（977年），太宗下令所有节度使属下的支郡都直属中央，节度使所领只是一州府，从此“天下节镇无复领支郡者矣。”《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十八》。
[33]可能是由于有这样的历史渊源，到北宋中期，节度使一职演变为一种荣誉极高的虚街。朝廷以节度使授予宗室、外戚、文武大臣和少数民族首领等，以示优宠，一般不再赴本州府。而以节度使带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中书令等虚街，或宰相罢官到地方上带节度使虚街者，谓之“使相”，更是荣耀。
[34]开宝二年（969年）10月，太祖重演“杯酒释兵权”故伎，宴请王彦超等资格比较老的节度使，说：卿等皆国家宿旧，久临剧镇，王室鞅掌，非朕所以优贤之意。”王彦超领会宋太祖的意思，马上请求辞去节度使，另外几个节度使犹竞相陈述戎马军功。宋太祖很不高兴地说：此异代事，何足论也。”两天后便将他们的节度使职务免去，另授他职。（《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十》）。
[35]见邓小南：《走向“活”的制度史》，载包伟民主编：《宋代制度史研究百年》，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第14页。
[36]宋朝仿唐制设“三省”，但“宰相不专任三省长官”，而是另外设立“中书禁中，是为政事堂”《宋史·卷一百六十一·职官志一》）。
[37]《宋史·卷一百六十一·职官志一》。所谓官，就是以唐三省六部制的职事官系统为标准，确立官员级别、俸禄的高低，故又称寄禄官。职又分馆职和贴职。馆职指官员在三馆秘阁中所任职务。他官兼馆职，称贴职。贴职或称职名，一般为文官荣誉头衔。其实只有“差遣”是官员的实际职务，各级官员均以差遣名义出入内外，执行政事。
[38]《宋史.卷一百六十一·职官志一》。
[39]《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三》，太平兴国七年十月癸亥条。
[40]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钱宾四先生全集》第31卷，台北联经出版社1998年版,第2页。
[41]赵宋建国之初不过是当时列国之一，其能控制的主要是中原区域，包括今天的山东、河南、陕西、河北、江苏、安徽、湖北北部等地。南隔长江与吴越、南唐、荆楚对峙，西南有后蜀割据四川，西北有定难节度使割据甘肃，北方有北汉割据山西，河北以北幽云十六州被辽占据。986年，宋太宗最后一次发起收回幽云十六州的战争，以失败告终。
[42]刘绪贻：《中国的儒学统治》，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05页。
[43]余英时：《朱熹的历史世界》（上册），北京：三联书店2004年版，第210页。
[44]余英时：《朱熹的历史世界》（下册），第636页。
[45]陈邦瞻：《宋史纪事本末·卷二》。
[46]陈邦瞻：《宋史纪事本末·卷二》。
[47]宋仁宗1022年继位，因年龄小而由刘太后垂帘听政。明道二年（1033年）刘太后去世后才亲政。有十一年时间是在刘太后的羽翼下渡过的。终戈太后之世他不知道生母，这也是后世许多演义的题材来源。
[48]康定元年（1040年）三川口之战、庆历元年（1041年）好水川之战、庆历二年（1042年）定川寨之战，宋军损失惨重。
[49]《朱子语类.卷第一百二十七.本朝一》。
[50]施德操：《北窗炙裸录》，载《全宋笔记》第三编第八册，郑州：大象出版社，2008年版，第174页。
[51]据皇祐年间枢密院的统计，宋朝的士兵数量：开宝之籍，总三十七万八千，而禁军马步十九万三千；至道之籍，总六十六万六千，而禁军马步三十五万八千；天禧之籍，总九十一万二千，而禁军马步四十三万二千；庆历之籍，总一百二十五万九千，而禁军马步八十二万六千。”见《宋史.卷一百八十七.兵志一》。另外，前文所说的荒年收纳流民的政策,也是造成宋代军队庞大的原因之一。
[52]《朱子语类.卷第一百十.论兵》。
[53]《宋史.卷一百七十九.食货志》。
[54]《宋史.卷一百八十七.兵志一》。
[55]王夫之：《宋论》，北京：中华书局1964年版，第4页。
[56]王夫之：《黄书噩梦》，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版，第6页。
[57]王夫之：《宋论》，第7页。
[58]《宋史.卷四百三十九·文苑传》。
[59]王夫之：《宋论》，第6页。
[60]王夫之：《宋论》，第6页。
[61]天佑二年（905年）六月，朱温在滑州白马驿（今河南滑县境）一夕尽杀裴枢等“衣冠清流”三十余人，投尸于河，史称“白马之祸”鼓动其事者就是因屡试不第而痛恨朝士的李振。他对朱温说：此辈常自谓清流，宜投之黄河，使为浊流。”见《资治通鉴·唐纪八十一.卷二六五》。
[62]《宋史.卷一百五十五.选举一》载：“故事，知举官将赴贡院，台阁近臣得荐所知之负艺者，号曰‘公荐'太祖虑其因緣挟私，禁之。”
[63]《宋史.卷一百五十五.选举一》载：“初，贡士踵唐制，犹用公卷，然多假他人文字，或佣人书之。……贾昌朝言：‘自唐以来，礼部采名誉，观素学，故预投公卷；今有封弥、誊录法，一切考诸试篇，则公卷可罢。’自是不复有公卷。”
[64]《宋史.卷一百五十五.选举一》。
[65]《宋史.卷一百五十五.选举一》载：陶谷子邴摧上第，帝曰：‘谷不能训子，安得登第？’乃诏：‘食禄之家，有登第者，礼部具姓名以闻，令覆试之。’自是，别命儒臣于中书覆试，合格乃赐第。”
[66]龚延明、祖惠编：《宋代科举概述》，附载于《宋登科记考（下）》，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9年版，第3页。
[67]《宋史.卷一百五十五.选举志一》。
[68]龚延明、祖惠编：《宋代科举概述》，附载于《宋登科记考（下）》，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9年版，第1页。
[69]陈植锷：《北宋文化史述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68页。
[70]《宋史·选举志一》。
[71]景德二年（1005）至大中祥符六年（1013）数年间，杨亿、刘筠、钱惟演等人奉旨在密阁即皇家图书馆编纂《册府元龟》。编书之余，他们写诗酬唱，后结集为《西昆酬唱集》。“西昆”之名，得自《山海经》和《穆天子传》中关于昆仑之西有群玉之山，为帝王藏书之府的传说。他们的诗风，追求辞藻华美、对仗工整，在宋初颇为流行，号为西昆体。
[72]在他们之前，先有穆修与柳开同倡古文。穆修传尹洙，再传欧阳修，终于壮大古文运动。
[73]范仲淹：《答手诏条陈十事》，《范仲淹全集》，第478页。
[74]《宋史·选举志一》。
[75]《宋史.选举志一》：于是改法，罢诗赋、帖经、墨义，士各占治《易》、《诗》《书》、《周礼》、《礼记》一经，兼《论语》、《孟子》。每试四场，初大经，次兼经，大义凡十道（后改《论语》、《孟子》义各三道）次论一首，次策三道,礼部试即增二道。”
[76]陈植锷：《北宋文化史述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15页。
[77]《宋史.道学传》。
[78]须强调的是,此处所言现代儒学与现代的新儒家学派无关，纯粹从儒学复兴的角度讲的。钱穆、余英时均非新儒家一派的人物。余英时在《钱穆与新儒家》一文剖辨甚明。
[79]李弘祺：《试论思想史的历史研究》，载康乐、彭明辉主编《史学方法与历史解释》，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5年版，第149页。
[80]余英时：《朱熹的历史世界.序》，第9页。
[81]《宋元学案·高平学案》。
[82]余英时：《朱熹的历史世界》（上），第312页。
[83]邓广铭：《略谈宋学》，《邓广铭治史丛稿》，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72页。
[84]刘锡荣、欧阳琳：《理学开宗鼻祖李觏和资溪文化旅游开发》，《致富时代》，2009年第11期。胡定元：《理学开宗者一李觏》，南昌：《江西日报》1980年6月19曰。
[85]《宋史·范仲淹传》。
[86]此据张承：《范仲淹仕宦初探》，载《中国范仲淹研究文集》，北京：群言出版社2009年版，第49页。
[87]方健：《范仲淹评传》，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88页。
[88]方健：《范仲淹评传》，第481页。
[89]司马光：《涞水纪闻》，.载《邓广铭全集（第二卷）》，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173页。
[90]另外两次是：熙丰时期太学三舍法的实施，崇宁以后三舍法由太学推广到州县。见陈植锷：《北宋文化史述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20页。
[91]欧阳修：《胡先生墓表》，《欧阳修全集》，北京：中国书店1986年版，第178页。
[92]曾巩：《答范资政书》，《曾巩集》，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251页。
[93]《宋史·范仲淹传》。
[94]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引论》，台湾联经出版社《钱宾四先生全集》第16册，第4页。
[95]范仲淹：《斋中偶书》，范仲淹全集》，南京：凤凰出版社2004年版，第86页。
[96]司马光：《涑水纪闻》，第173页。
[97]范仲淹：《易义》，《范仲淹全集》，第120页。
[98]范仲淹：《易义》，《范仲淹全集》，第124页。
[99]范仲淹：《易义》，《范仲淹全集》，第12页。
[100]范仲淹：《易义》’《范仲淹全集》，第119页。
[101]范仲淹：《易义》’《范仲淹全集》，第119页。
[102]范仲淹：《四德说》，《范仲淹全集》，第161页。
[103]范仲淹：《四德说》，《范仲淹全集》，第162页。
[104]苏轼：《范文正公文集叙》，《范仲淹全集》，第2页。
[105]范仲淹：《上执政书》，《范仲淹全集》，第18页。
[106]范仲淹：《上执政书》，《范仲淹全集》，第184页。
[107]范仲淹：《上执政书》，《范仲淹全集》，第184页。
[108]范仲淹：《上执政书》，《范仲淹全集》，第187页。
[109]范仲淹：《上执政书》，《范仲淹全集》，第187页。
[110]范仲淹：《上执政书》，《范仲淹全集》，第188页。
[111]范仲淹：《上执政书》，《范仲淹全集》，第184页。
[112]范仲淹：《上执政书》，《范仲淹全集》，第190页。
[113]范仲淹：《上执政书》，《范仲淹全集》，第190页。
[114]范仲淹：《上执政书》，《范仲淹全集》，第191页。
[115]范仲淹：《上执政书》，《范仲淹全集》’第184页。
[116]范仲淹：《上执政书》，《范仲淹全集》，第184页。
[117]范仲淹：《上执政书》，《范仲淹全集》，第194页。
[118]范仲淹：《上执政书》，《范仲淹全集》，第184页。
[119]范仲淹：《再进前所陈十事》，《范仲淹全集》，第487-488页。
[120]《宋元学案·高平学案序录》。
[121]欧阳修：《文正范公神道碑铭》，《欧阳修全集》，第14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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