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文历法
我国传世的第一部历法是相传出于夏代的《夏小正》，它记录了一年12个月中每个月的天象、物候，以及人们在该月中所应从事的生产和生活活动。因此，它可以说是一部自然历的历法。孔子说：“行夏之时。”春秋鲁国天文学家梓慎称赞“夏数得天”，说明春秋时仍是应用夏代的历法。人们至今把农历也称为夏历，显然是有原因的。《左传》昭公十七年记载：“《夏书》曰：‘辰不集于房，瞽奏鼓，啬夫驰，庶人走’。”这是世界上最早的日食记录，当时在房宿位置发生了日食，人们不了解原因，以为灾祸，所以击鼓奔走。夏代已有天干记日的方法，夏代后期的几个帝王名孔甲、胤甲、履癸（夏桀）就是证明。天干是十进位制的，这时已有了十天为一旬的概念。
从殷墟卜辞看，商人已习于立表测影，用以定方向，定季节。他们对日月的观测已达到较高的水平，卜辞中有关于日食、月食的记载，是世界上最早的记有日期（干支）的文字记录；他们已能用预卜的方式大致测定日食；已初步有了“日月交食”的观念；二十八宿的“火”、“心”、“尾”、“毕”，其名已见于卜辞；人们把二十八宿按4个方位分为4组，即东方苍龙、北方玄武、西方白虎、南方朱雀“四象”。“四象”在卜辞中已见其二，可见“四象”的建立可能远在殷商以前。武丁时期的一条卜辞说七日这一天的晚上，天空中有一颗新星接近大火（心宿二），这是迄今所知世界上最早的新星记录。商人开始使用干支纪日，把甲、乙、丙、丁等十天干与子、丑、寅、卯等十二地支配合，组成甲子、乙丑、丙寅、丁卯等六十干支，用它来记日，六十日一个循环。月有大小，小月29日，大月30或31日；年有平闰，平年12个月，闰年13个月，表明商人采用“阴阳合历”。武丁时期，大量采用“年终置闰”，也有“年中置闰”；祖庚、祖甲之后，“年中置闰”成为主要方法。这种阴阳合历在我国一直沿用了几千年，形成了具有我国特色的历法制度体系。
西周青铜器铭文有很多的月相记录，名称有“初吉”、“既生霸”、“既望”、“既死霸”，是对从地球上看到的月球盈亏变化的描述，表明西周时人们对月亮盈亏变化的规律性有了一定的认识。西周已用十二地支来计时，把一天分为十二个时辰。而且，至少在西周已有了漏壶这一计时工具。还用圭表测影，确定冬至和夏至等节气。《诗·小雅·十月之交》说：“十月之交，朔日辛卯，日有食之，亦孔之丑……，’这是我国文献中最早出现的“朔日”的记载，也是我国古籍中有明确日期记载的日食的最早记录，据推算应是周幽王六年十月初一。可见西周时我国的历法已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
春秋时期，我国已能用立圭表测日影的方法，精确测定冬至时刻，较准确地推求回归年长度。《左传》中有两次冬至时刻（当时叫日南至）的记录。一次在鲁僖公五年（前655年），一次在鲁昭公二十年（前522年）。这是我国观测冬至时刻的最早记录。春秋中期以后，推定一个回归年长度为365.25日，一个朔望月为29.53085日，19个回归年正好为235个朔望月。于是发明了19年插入7个闰月的方法。《左传》记载的133年中设置了49个闰月就是证明。战国时期，是我国历法的确立时期。各诸侯国实行过黄帝、颛顼、夏、殷、周、鲁等6种历法，史称“古六历”。“古六历”都是“四分历”，只是所规定的历法起算年份（历元）和每年开始的月份（岁首）有所不同；其中《颛顼历》的测定年代当在公元前360年左右，岁实（回归年）为36.25日，闰法为19年7闰，是当时世界上最精确的历法之一。《颛顼历》以十月为岁首，以十月初一为元旦，而闰月放在九月之后。从《睡虎地秦简》可知，秦国至少从秦昭王在位时（前306～前251年）起就已采用《颛顼历》。
为了更精确地反映季节的变化，古人创立了二十四节气，即把一年平均分为24等分，平均过15天多设置一个节气，它反映了太阳一年内在黄道上运动的24个特定位置。记载完整的二十四节气名的较早的文献有《逸周书》的《周月》和《时训》、《淮南子·天文训》。比较之下，《逸周书·时训》的记载当早于《淮南子·天文训）。《逸周书·时训》最晚也当是战国时期的作品。因此，二十四节气的形成有可能会早到春秋时期，最迟也当不会晚于战国时期。只不过早期的二十四节气，雨水原在启蛰（惊蛰）后，后来才被改到惊蛰前。二十四节气作为我国古代历法的重要组成部分，一直对农业生产起着重要的指导作用。世界上实行阴阳合历的国家不少，但只有我国创立了二十四节气。
在天象观测方面，这一时期留下了许多珍贵记录。从鲁隐公元年（前722年）到鲁哀公十四年（前481年）的242年中，仅《春秋》一书就记录了37次日食。这37次日食记录，至少有31次是确定无疑的。《春秋》一书的记录是在当时条件下相当完整的大食分的观测记录。例如，鲁昭公在位32年，曲阜可见的日食，《春秋》基本上全有记载。《春秋》还有世界上关于天琴座流星雨的最早记载，有最早的陨石记录，有最早关于哈雷彗星的记录。战国时期，人们对彗星的观测则更为精细。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了29幅图，画着各种形状的彗星。彗尾有宽窄、长短、直弯各种不同的形态，彗尾的条数多有少；彗头画成一个圆圈或圆形的点，有的圆圈的中心又有一个圆圈或小圆点，可见人们已认识到彗发和彗核两个部分，而且也有不同的类型它们当出自战国时楚人之手，可称为世界上关于彗星形态的最早著作。
在行星和恒星的观测上，战国时期的成就尤为惊人。在当时的天象观测家中，影响最大的是甘德和石申夫两家。甘德，又称甘公，约生活于公元前360年时，当为楚人，著有《天文星占》8卷。石申夫，又作石申，魏国的司星，约在惠施为魏相时著《天文》8卷。他们的原著虽早已遗失，但从《史记》、《汉书》和《开元占经》等书的称引中，还能了解其大致内容。
甘德、石申夫发现了行星的逆行现象，并且简明、形象地把行星逆行弧线描绘成“已”字。从《开元占经》的引文可知，甘、石测得水星的会合周期为126日，现今测定值为115.8日；他们测定的金星会合周期为620日和732日，现今测定值为583.92日；甘氏测定木星的会合周期为400日，现今测定值为398.88日。他们测定火星的恒星周期为1.9年，现今测定值为1.88年；木星的周期为12年，现今测定值为11.86年。长沙马王堆出土的帛书《五星占》，记载了从秦始皇元年（前246年）到汉文帝三年（前177年）70年间木星、土星、金星运行的观测记录。它所测定的金星会合周期是584.4日；土星的会合周期是377日，现今测定值为375.91日；木星的会合周期为395.44日。《甘石星经》的测算，以“度”为基本单位，度以下的奇零用“半”、“太”、“少”、“强”、“弱”来表示，而《五星占》已采用一度等于240分的进位制度。这说明从战国中期到战国末期，人们对行星的观测推算，已经日趋精密。
1978年湖北随县发掘的战国初曾侯乙墓中，出土了一个漆箱，箱盖上绘有青龙白虎，中间书写一个斗字，围绕斗字的28个字正是二十八宿的名称。这是迄今为止所发现的包含完整的二十八宿的最早文字记载。这种描绘在日常生活用具上的图案表明，早在战国初年，四象和二十八宿相配已成为常识。所以，在我国，二十八宿体系的形成应该可以上推到春秋时期。除二十八宿体系外，还指明了各星宫的星数以及相邻星宫之间的相对位置。据《开元占经》所引，甘、石以及巫咸三家均有中、外宫（星座）的划分法，甘德、石申夫在战国中期（约前360年）精密地记录了120颗恒星的赤道坐标（入宿度和去极度）。他们所测定的恒星记录，是世界上最早的恒星表。甘德测定恒星118座，计511颗星；石申夫测定恒星138座，计810颗星。晋武帝时太史令陈卓将甘德、石申夫、巫咸三家所著星经综合在一起，编成一张包括283个星座、1464颗恒星的星表，并绘成星图，成为中国古代的一个标准星图。
古代数学
商代的陶文和卜辞中都有不少的记数文字。甲骨卜辞中一、二、三、四等数字多用横画，陶文中则用竖写。商人能用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百、千、万13个自然数记10万以内的任何自然数。十、百、千、万的倍数在甲骨文中用合文书写。现已发现的甲骨文中的最大数字是3万，复位数已记到4位，如2656。商人记数常在百位与十位、十位与个位之间加一个“又”字，如五十六写作“五十又六”。西周记数法和商代相同，只是有些字形不同而已。商和西周的记数法是遵循十进制的，含有明显的位值制意义，只要把千、百、十和“又”的字样去掉，便与位值记数法基本一致。与古罗马、古埃及的记数法比较，这一记数法更先进、更科学。还有一些卜辞反映出商代已有奇数、偶数、倍数的概念，说明当时人们已掌握了初步的运算技能。
万以上的大数计数，这时已经出现，进位制有十进和万进两种。《国语·郑语》载史伯对郑桓公说：“合十数以训百体，出千品，具万方，计亿事，材兆物，收经人，行亥极。”这里的万、亿、兆、经、亥都从十进。《管子·海王》说：“钟二千，十钟二万，百钟二十万，千钟二百万，万乘之国，人数口开千万也。”则从万进。
四则运算方法春秋时已趋于完备。古代的乘法口诀，从“九九八十一”开始，至“二二如四”止，共36句。因开头两字是“九九”，故“九九”作乘法口诀的简称。《韩诗外传》记载，齐桓公时人们就已认为“九九”是不足为奇的“薄能”，说明当时乘除运算已开始流传。《左传》又记载，鲁襄公三十年（前543年），晋国有人问某老人的年龄，老人不直接回答，只说“臣生之岁，正月甲子朔，四百有四十五甲子矣，其季于今三之一也”。问者不懂，去问诸卿大夫。师旷说，这老人“七十三年矣”。史赵说，“亥有二首六身，下二如身，是其日数也”。士文伯说，“然则二万六千六百七六旬也”。此老人和师旷、史赵、士文伯显然都能熟练地进行乘除法的运算。战国初年李悝《法经》中有关于一个“农夫”一家五口的收支情况的计算，其中已讲到了减法、乘法和除法，还出现了“不足”之数，为“负数”概念的出现提供了来源。
筹算是我国独特的以算筹为计算工具的一种计算方法。它的产生应在春秋战国以前，在春秋战国时期已臻于成熟。《老子》第二十七章说：“善算，不用筹策。”可见春秋晚期筹算已经相当普遍。战国时期的出土文物中，不但有算筹的实物，而且还有算筹记写的数目。算筹记数用极简单的竹筹纵横布置，就可完全实现十进位值制记数法，能够表示出任何自然数。我国古代数学在数字计算方面的卓越成就，当归功于遵守位值制的算筹记数法。
分数在春秋战国时期已常被使用。如古四分历的回归年和朔望月的长度都不是整日数，其奇零部分是用分数表示的。《考工记》不但大量使用了分数，而且有了分数运算。《管子·地员》篇提出了“三分损益法”的乐律计算法，说明当时已有了指数的初步概念。
《周髀算经》卷上记载周公与商高的一段谈话，商高说：“故折矩以为句（勾），广三，股修四，径隅五。既方其外，半之一矩。环而共盘，得成三、四、五。两矩共长二十有五，是谓积矩。”这是说至迟到西周初年人们已有了“勾三股四径（弦）五”这个勾股定理的特例的知识。《周髀算经》卷上还记载了荣方和陈子的对话，陈子说：“若求邪至日者，以日下为勾，日高为股。勾股各自乘，并而开方除之，得邪至日。”这是明确的勾平方加股平方等于弦平方的表述。陈子为春秋陈宣公时公族，为公元前7世纪中叶人。因此，我国发现勾股弦定理至少比古希腊学者毕达哥拉斯（前560～前500年）早一个世纪。《考工记》一书则具体应用了勾股弦定理。它说：“冶氏为杀矢，……戈广二寸，内倍之，胡三之，援四之，……是故倨句外博，重三酹。戟广寸有半寸，内三之，胡四之，援五之，倨句中矩，与刺重三酹”；这是说如果三角形的三边的比例是2：3：4，那么4的对角大于90度，故称“倨句外博”；如果三边的比例是3：4：5，那么5的对角等于90度，故称“倨句中矩”。
《墨经》是墨家学派的著作，最晚可能到战国后期。它们记载了墨家关于数学、特别是几何学问题的论述，对“平”、“同长”、“中（中心点）”、“厚（体积）”、“直（直线）”、“圜（圆形）”、“方（方形）”、“倍（倍数）”等概念作了定义说明，可以说是理论几何学的萌芽。
古代医学
我国医学源远流长。传说神农曾教民尝百草滋味，“一日而遇七十毒”。汤液是中医用水煎煮药物为人治病的一种水药剂型，传说是商代的右相伊尹发明的。《吕氏春秋》记载伊尹与商王的对话中曾以医为喻，说：“用其新，去其陈，腠理遂通，精气日新，邪气尽去，及其天年。”可见伊尹有一定的医学知识。《孟子·滕文公上》引《书》曰：“‘若药不瞑眩，阙疾不疗’。”说药物如果服用后不使人昏晕，就不可能治好疾病。可见商人用药物治疗已很有经验了。1973年，河北藁城台西村商代晚期遗址中曾发现植物种子30多枚，经鉴定，均为药用的桃仁和郁李仁。这两种果仁都有润燥、通便、化淤血的功效。这一遗址中还发现一漆盒内放有一件石质镰形工具，医史专家认为是医疗器具砭镰。砭镰是砭石中形似石镰的一种，利用其锋利的刃口可切割痈肿、排除脓血，也可以用它来刺激体表某些部位，以解除疾病痛苦。商代出土的小件青铜器中，针锥不少，有的可能是针灸工具。
殷墟出土的卜辞与医学有关的约300多片，400多辞。内容主要记录王室成员的疾病情况，涉及30多种病名，如疾首、疾天（头顶）、疾目、疾耳、疾自（鼻）、疾口、疾舌、疾言、疾齿、疾身、疾臀、疾趾、疾骨、疾心、疾旋、疾软、祸风、疾疫、蛊、虐、疾蛔、小儿病等等。卜辞里殷人对付疾病的主要手段是祭祀祈祷，但也对疾病进行各种治疗，甚至还能测定预产期。
《山海经·大荒西经》说巫咸和巫彭等十巫，由于他们可以和“大荒山”上的神灵相通，所以“从此升降，百药爰在”。《海内西经》又说巫彭等“皆操不死之药”。《世本》说“巫咸作医”。巫咸和巫彭之名屡见于卜辞，可能是真事其人。古时巫医不分，一些神巫也掌握了一定的药物知识和一定的治疗经验。
到西周时，医和巫就初步分开了。《周礼》把“巫师”列于“春官大宗伯”职官系统中，而“医师”则列于“天官冢宰”管辖。同时又分医为“食医”、“疾医”、“疡医”、“兽医”，“食医”为王室管理饮食卫生，相当于营养医；“疾医”相当于内科医生；“疡医”相当于外科和伤科医生；“兽医”则专门治疗牲畜疾病。又有“医师”总管医药行政，并在年终考核医生们的医疗成绩，来评定他们的级别和俸禄。特别是，这时已重视病历记录和报告，“凡民之有疾病者，分而治之，死终则各书其所以而入于医师。”要求对病人分别处理，对死者要求作出死亡原因的报告。《周礼》中还有“肖首疾”、“虐寒疾”、“漱上疾”等四季多发病的记载，说明已初步了解某些疾病与季节变化的规律。又总结出“以五味、五谷、五药养其病，以五气、五声、五色其死生，两之以九窍之变，参之以九藏之动”的医学理论，开启了以《黄帝内经》为代表的中医学理论的先河。
据《左传》昭公元年记载，春秋时期秦国名医医和提出了阴、阳、风、雨、晦、明六气的病理理论，是后来形成的风、寒、暑、湿、燥、火“六淫病源”说的基础，他的“阴淫寒疾，阳淫热疾”的说法，是后世“阳盛则热，阴盛则寒”的病变学说的先导。
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了一系列医学佚籍。帛书《足臂十一脉灸经》和《阴阳十一脉灸经》，全面论述了人体11条经脉的循行走向、所主疾病和灸法，是我国最早论述经脉学说的文献。帛书《脉法》是论述经脉和脉诊之作，它最早提出人体气与脉的关系和确立治病取有余而益不足的虚实补泻概念。帛书《阴阳脉死候》论述了在三阳脉与三阴脉疾病中所呈现的死亡症候及有关理论。帛书《五十二病方》记载了52类（书中实存45类）疾病，包括内、外、妇、儿、五官各科疾病103种，现存医方283个，用药达247种之多，是一部迄今已知我国最早的医学方书。帛书《却谷食气》是目前所能见到的最早专门论述气功导引的文献之一。帛书《导引图》是我国现存最早的导引图谱。帛书《胎产书》专论有关胎产的宜忌，内容涉及求子、养胎及产后处理，类似古医书《产经》，是现今发现最早的关于妇产学方面的文献。帛书《养生方》、《杂疗方》以及竹简《十问》、《合阴阳》、《天下至道谈》，内容涉及养生学、性医学和性保健，是迄今发现最早的房中类著作。马王堆出土的这一系列医书，大部分应写成于战国时代，反映了春秋战国时期我国医学发展的水平。
春秋战国时期的名医，可以扁鹊为代表。扁鹊姓秦，名越人，齐国渤海（今河北任丘）人，约生于公元前5世纪。年轻时曾从长桑君学医，得到许多秘密的丹方医书，后长期在民间行医。治病随俗而变，在赵为“带下医”（妇科），在周为“耳目痹医”（五官科），在秦又作“小儿医”（小儿科），足迹遍及今河北、河南、陕西一带。扁鹊看病，采用了切脉、望色、闻声、问病的四诊法，尤擅长望诊和切诊。赵简子病重，5天不省人事，众人以为无可救治，扁鹊切脉后认为血脉正常，不出三天就会好转。后赵简子果然痊愈。司马迁赞叹：“至今天下言脉者，由扁鹊也。”扁鹊精通砭石、针灸、按摩、汤液、熨贴、手术、吹耳、导引治疗等方法，而且能针对不同的病情，采用综合疗法。虢国太子得急病暴卒，扁鹊发现他耳朵里有声音而鼻翼扇动，两股内侧还是温的，断定是“尸厥”（类似休克、假死）之症，就用针法、熨法和汤剂结合治疗，20天后太子就康复了。扁鹊主张尽早发现病情，及时加以治疗。他几次见到齐桓侯，曾根据齐桓侯的气血变化判断他病情由腠理发展到血脉、骨髓，忠告他及时治疗，齐桓侯不以为然，延误了治疗，终于不治而亡。扁鹊不但医术高超，而且还著有医书。《汉书·艺文志》著录有《扁鹊内经》九卷、《外经》十二卷，西汉初年名医淳于越说他从老师处接受过“黄帝扁鹊之脉书”。这些著作尽管已亡佚，但从一些出土和传世的医书中还能看到其影响。
《黄帝内经》是春秋战国医学理论的集大成之作。它虽非出于一人、成于一时，但大部分应是战国时期的作品。《黄帝内经》一般认为包括《素问》、《灵枢》两部分，它以论述人体解剖、生理、病理、病因、诊断等基础理论为重点，兼述针灸、经络、卫生保健等多方面的内容。《黄帝内经》认为人体内脏各器官、脏腑与体表之间都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如果身体的某一部分发病，就有可能牵连其他部分，甚至整个身体，而全身的状况又可影响到局部的病理变化；又提出“人与天地相应”的理论，认为人和自然也是一个整体，强调因人因病因时因地制宜。这种整体观，构成了我国传统医学最主要的特色之一。
《黄帝内经》又对脏象学说和经络学说作了比较系统和全面的论述。它的脏象学说是建立在人体解剖和对活体进行系统认识基础上的。它认为肝心脾肺肾五脏是人体最重要的脏器，是精神血的贮藏之所，是生命的根本。五脏中“心”是整个生命活动的最重要的器官，主血脉，还主神志意识思维和汗液等。肺主气，是气血循环的起点。“肝”有“藏血”和肝气“喜散”的特点，并有“主目”、“主怒”、“主筋”的作用。“脾”的作用是和肠胃等一起转化水谷成为气血津液。“肾”主要是“藏精”和“主水”。胃、小肠、大肠、膀胱、胆和三焦为六腑，主要功能是转化水谷和传导津液及糟粕，其中以胃的功能最为重要。《黄帝内经》明确记载了十二经脉循行走向、络属脏腑及其所主疾病，并已有十二经脉“如环无端”互相衔接、互相表里的概念。它还论述了十五络脉、奇经八脉以及十二经脉等，认为经络可以沟通表里，联系脏腑，运行气血，在人体生理、病理过程中具有重要作用，对于疾病的诊断和治疗也有重要的意义。《黄帝内经》应用当时流行的阴阳五行学说，对生理、病理、疾病的发生发展、临床诊断和治疗等基本问题从理论上进行了阐述，指出人体必须保持阴阳的相对平衡，“和于阴阳，调于四时”才不致生病；指出人要积极地“提挈天地，把握阴阳”，以此作为处理医学中各种问题的总纲；提出了“善诊者，察色按脉，先别阴阳”，“阳病治阴，阴病治阳”，“寒者热之，热者寒之”，“母病及子”，“子病累母”，“虚则补其母，实则泻其子”等辩证治疗原则。《黄帝内经》的出现，标志着我国传统医学基础理论的确立，在我国医学史上具有深远的意义。
物理学知识的产生
《考工记》是春秋末年齐国人的著作，它记述了30项手工业生产的设计规范、制造工艺等技术问题，是一部有关手工业技术规范的汇集。可贵的是，《考工记》对手工业生产的若干技术环节还进行了科学概括，有着丰富的物理学，尤其是力学知识。
《考工记·轮人》谈制造车轮的要求，认为轮的制造“欲其朴属而微至”。所谓“朴属”就是牢固，所谓“微至”指车轮和地面的接触面微小。因为“不微至，无以为戚（疾）速也”。这里提出了滚动物体（车轮）的滚动速度和滚动物接触面积的多寡关系，认为接触面小则滚动快。怎样才能做到接触面积小呢？《轮人》说：“取诸圜也。”即将车轮做得正圆。这是有关滚动摩擦理论的萌芽。
《考工记》还记载了利用水的浮力检查木材的质量是否均匀的知识。《轮人》说：“辐必齐，平沉必均。”这是说全部车辐制成后，必须把它们放到水中测量，看它们的浮沉情况是否相同。浮沉情况相同，它们的质量才算均匀。车轮制成后，还要“水之以沉其平沈之均也”，即要将车轮放到水中，看它的浮沉情况是否相同，以确定车轮的各部分质量是否均匀。
《考工记》还把这种知识运用于箭杆的制造。《矢人》说：“参（三）分其长，而杀其一；五分其长，而羽其一。以其笥厚，为之羽深。水之以辨其阴阳，夹其阴阳以设其比，夹其比以设其羽。参（三）分其羽，以设其刃，则虽有疾风，亦弗之能惮矣。”这是说，先把箭杆前部1／3削好准备装箭头，再把后部1／5做好准备装配羽毛，要根据箭杆的厚薄，来决定装配羽毛的深浅，而关键在于用水来测量。要把按比例制作好的箭杆投入一定装置的水中，测定它的沉浮情况，然后根据它的沉浮情况来装置箭杆末端的“比”，按照“比”的装置情况在周围装配羽毛，，根据装配羽毛部分长度的1／3来装配锋刃的箭头。这样发射时即使遇到大风，箭的运动也会保持稳定而不受影响。这不但利用水浮力测量箭杆各部分的比重以准确地装配箭杆，而且认识到在空气中运动的物体各部分的制作比例一定要恰当，才能使它的运动保持稳定。《考工记·矢人》还进一步研究了箭矢在空中飞行时，因重心和羽毛设置不当，引起的各种不正常情况：“前弱则俯，后弱则翔，中弱则纡，中强则扬，羽丰则迟，羽杀则躁。”这是说，箭杆前轻或后轻影响箭飞行的高低，中部轻，箭飞行会纡曲不直；中部重，箭飞行会轻不定。羽毛太多则飞行缓慢，太少则飞行不准。这是关于飞行物体的重心、形状同重力、空气阻力之间的关系以及箭矢飞行轨道的早期探索，是空气力学的萌芽。
“力”是力学中最基本的概念之一，《墨经》最早给出了“力”的定义。《经上》说：“力，刑（形）之所以奋也。”认为力是物体所以由静到动、动而愈速和由下而上的原因。这个定义十分接近近代物理学对力的理解，是人类对力的最早的理性认识，《经说上》对力作了进一步解释，把物体的重量看作是一种力的表现，并指出它的下落沿着铅直方向，已含有力具备方向性的含义。
《墨经》对平衡问题，特别是杠杆的平衡问题进行深入的探讨。《经下》说：“天（衡）而必正，说在得。”（经说下）解释道：“衡：加重于其一旁，必捶（垂）。权重相若也，相衡，则本短标长。两加焉，重相若，则标必下，标得权也。”这是说杠杆要保持平衡，其支点一定得在正中。如果加重其中的一边，这一边一定下垂；要想使两边恢复平衡，就应该移动支点，使重臂短力臂长。如果同时在两边增加相等的重量，力臂的一边必定下垂，这是由于力臂和砝码的联合作用大于重臂和重物的联合作用。这一解释不仅考虑到力或重的多少，而且还考虑到了距离和衡的关系，实际已发现了杠杆的平衡原理。对随遇，平衡的问题、对浮力与重力的平衡关系问题、对有关弹性力学的问题等一系列力学问题，《墨经》也都作了创造性阐述，做出了可贵的贡献。
在光学方面，《墨经》也留下了一系列难得的记载。它通过对针孔成像实验的描述，阐明了光的直线传播原理。它利用光的直线传播这一性质，全面地论证了光源、物体、投影三者之间的关系，正确地解释了影动和影不动的原因。它还解释了重影现象，区别了本影和半影。对平面镜反射、凹面镜成像和凸面镜成像的原理，《墨经》也进行了探讨。认为：若人站在平面镜之上，其像是倒立着的。平面镜所成的像只有一种，当人走向镜面，像随之；离开镜子，像亦随之。对凸面镜而言，物体不管在什么位置上，像仅有一种，得到比原物体小的倒立的像，而且总是在镜面的另一侧。凹面镜则不同，当物体放在球心外时，得到比物体小的倒立的像，当物体在球心内时，得到的则是比物体大的正立像。这些分析，都是符合实际的。
《墨经》对时间、空间、运动和时空的相关性也进行了研究。《经上》说：“久（宙），弥异时也。宇，弥异所也。”《经说上》解释道：“久（宙），古今旦暮。宇，东西南北。”可见“久”、“宇’’并举，就是时空并举。“久”是所有不同具体时间的概括，它包括过去、现在、白天、晚上；“宇”是所有不同处所的概括，它包括东西南北。时间和空间既有差异性，又有同一性。无限，就是时间和空间的无限性所在。《墨经》还指出物体的移动，自然经过一定的空间的时间，而空间位置的变迁，同时间的流逝紧密相连，正确认识了时空和物体运动之间的关系。
甲骨文与中国早期文字
商代的文字，最为大家所熟知的是甲骨文。甲骨文是一种刻在龟甲及兽骨上的占卜文字，它的发现，对于我国古代历史的研究有巨大的影响。
清朝末年，在河南省彰德府的府治安阳一带，农民们经常在耕作土地的时候发现一些甲骨片。但在最初的时候，农民们往往将这些甲骨片当成中药“龙骨”，卖给中药店。1899年，金石学家王懿荣见到“龙骨”上的刻画，认出是已经失传的古代文字，便按字论价，以每字二两银子的高价开始收购甲骨片，这极大地扩大了甲骨文的收集与研究在社会上的影响，因此，学者们一般将这一年作为发现甲骨文的年代。甲骨文发现以后，1903年，王懿荣的好友、学者刘鹗（字铁云）出版了第一部著录甲骨文的著作《铁云藏龟》，一共拓印了一千多片甲骨，并第一个提出这些刻在甲骨片上的文字是“殷人的刀笔文字”，是占卦的“卦辞”。1904年，孙诒让根据《铁云藏龟》中所著录的甲骨文字，写成了《契文举例》一书，这是第一部甲骨文字的研究著作。
1928年以后，考古工作者对安阳殷墟先后进行了数十次科学发掘，到目前为止，商代甲骨出土总计约在15万片以上，共有单字5000字左右，其中已经被学者考释出来的单字在1000字以上。
从文字结构上看，甲骨文的造字方法主要还是象形。不过，甲骨文的象形字已经摆脱了简单摹画的低级阶段。经过长期的概括，它的象形字已经简化并趋于定型，而且能通过突出事物自身的某些特征来达到表现它们的目的。例如，对于牛、羊等四足二角一尾的家畜，甲骨文的象形字就通过展示它们在犄角上的特征来予以区别，以卷角表示羊，以直角表示牛。对于比较抽象的概念，甲骨文则通过会意或指事的方式来表达。例如，甲骨文用一个“日”和一个“月”合写在一起来表示‘明”，这就是会意方法的使用；用上短下长的二横来表示“上”，用下短上长的二横表示“下”，就是使用了指事的造字法。甲骨文中还出现了大量的形声字。一个形声字要包括两个符号。一个是用于表示字义的形符，一个是用于表示字音的声符。例如，“盂”字的上半部“于”表示这个字所发的音，下半部的“皿”，表示这个字所代表的义。又如“祀”，左半的“示”表示义，右半的“巳”表示音。形声字是汉字发展到高级阶段之后的产物，在现代汉字中，形声字占了绝大多数。甲骨文中形声字的发现，说明汉字在商代以前已经经过了一个很长时期的发展过程。
除甲骨文外，商代的文字还有金文、陶文及玉石文字等多种形态。金文是刻在铜器上的铭文，古以铜为金，所以称这些文字为金文。商代的金文发现得很少。商代前期的铜器上至今没有发现铭文，晚期的铜器上出现了铭文，但是字数很少。一般只有一两个字，稍多者几个字，最多者也只有三四十字，且极罕见。另外，在商代的金文中，还存在着大量的“族徽”。这些“族徽”，是商代社会内部各氏（族）的标志，其中主要包括代表这些氏（族）由来的祖先名、地名及职事名等等。陶文是在陶器烧制以前先行刻划上去的，位置多在陶器的口沿、肩部及底部等处。商代陶文在今河南、河北及江西等商代考古遗址中都有发现。很多商代陶文的字形与甲骨文都很相近，但其字义及字音是否与甲骨文一致，现在还很难断定。当然，一些陶器上的刻画可能还不是文字，而只是具有某种含义的符号。此外，商代的玉器上也刻有一些文字。这些玉石铭文虽然数量很少，但是对于研究商代文字的发展形态很有价值。殷墟的遗址中还曾发现墨书和朱书的文字，它们有的写在甲骨之上，有的写在陶器及玉器之上。从文字所展现出来的锋芒看，这些文字的书写工具应是毛笔。另外，甲骨文中的“聿字也正像以手握笔之形。显然，我国使用毛笔书写文字的历史至少可以上溯到3000年以前的商代。
诗经
《诗经》或《三百篇》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原称《诗》或《三百篇》，收诗305首。孔子曾以它作教材，所以列于儒家“六经”，被称为“诗经”。《诗经》分为“风”、“雅”、“颂”三部分，“风”就是风土人情，也就是民歌，来自当时的15个诸侯国家和地区，也叫“国风”，共160篇。“雅”是朝廷的正声雅乐，分为“大雅”、“小雅”。“大雅”用于诸侯朝会，“小雅”用于贵族宴享。“大雅”有诗31篇，“小雅”有诗74篇，共105篇。“颂”是宗庙祭礼的乐歌，连歌带舞用于娱神，分为“周颂”、“鲁颂”、“商颂”三部分，其中“周颂”31篇、“鲁颂”4篇、“商颂”5篇，共40篇。“周颂”、“大雅”、“小雅”的大部以及“国风”的少量是西周的诗歌。
从《诗经》看，西周史诗较为发达。《大雅·生民》描写周人的始祖后稷诞生和创造稼穑之法；《公刘》叙述周人的英雄祖先公刘率领族人由邰迁豳的过程及伟大功绩；《绵》写周文王的祖父古公直从豳迁至岐山之下，开荒聚众，建立国家；《皇矣》写古公直父传位给小儿子王季，王季又传位文王，文王伐崇伐密，开拓了疆土；《大明》写王季和太任、文王和太姒结婚以及武王伐纣。这些诗歌详尽而生动地展现了周部族从诞生到发展的历史、周人创业的传说、周人的迁徙、对劳动的歌唱、克商的胜利，既有叙事，也有抒情。此外，《江汉》写周宣王命令召虎带兵讨伐淮夷；《常武》写周宣王平定徐国叛乱，《仙、雅，书东》写周宣王时南仲平定四夷；《采芑》写周宣王时方叔南征荆蛮。《六月》写周宣王时尹吉甫北伐俨狁，都是歌颂周宣王的“中兴之业”，也都富有史诗性。
雅诗主要出于贵族之手，许多诗篇表现了西周上层社会的面貌和贵族文人的思想情趣。如《小雅·楚茨》、《甫田》、《大田》、《无羊》等赞美贵族庄园的富有、牧场上牛羊的繁盛；《鹿鸣》、《常棣》、《伐木》写朋友兄弟宴会之乐，《宾之初筵》写饮酒无度，失仪败德。这些诗结构严密，形象生动，主要产生于西周前期的社会较为安定的年代。
周幽王、周厉王时代，政治黑暗，产生了许多政治讽刺诗，它们集中在“大雅”、“小雅”里。如《小雅·节南山》大夫家父讽刺太师尹氏执政不平，任用小人；《何人斯》批评暴公用心险恶，反复无常；《十月之交》讽刺幽王无道，以致灾异频生，人民受害；《大雅·瞻印》讽刺幽王宠幸褒姒、驱逐贤良，以致乱政病民，国运濒危；《桑柔》批评厉王无道，国政昏乱，奸臣得宠，百姓受难。这些诗歌比较真实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面貌，在艺术上也有较高的价值。
西周盛世，也是颂歌涌现的时代。《周颂》31篇，除个别诗篇外，都是西周早期之作。其内容多为赞美文王、武王、成王等先祖的功德。也有一部分作品虽是春夏祈谷、秋冬报赛的祭歌，但作为农事诗反映了当时农业生产和人民生活的情况。
“国风”晚出，多为春秋时期之作，因此其文学成就在《诗经》中也最高。作为民歌，“国风”描写爱情婚姻的作品最多。如《邶风·静女》写恋人幽会的喜悦；《齐风·鸡鸣》写家庭生活的和谐；《王风·采葛》、《郑风·狡童》写相思的痛苦、失恋的愁怨；《郑风·出其东门》、《风·柏舟》表现对爱情的坚贞，对礼教的反抗；《邶风·谷风》、《卫风·氓》则描写主人公忠于爱情而被遗弃的命运。其欢乐、哀婉都很动人。“国风”作为民歌，广泛而真实地反映了下层人民的生活面貌和思想感情。《周南·苤苡》、《魏风·十亩之间》描与妇女采摘车前子和桑叶的愉快劳动；《召南·驺虞》、《郑风·太叔于田》刻画猎手捕猎的神勇；《豳风·七月》、《魏风·伐檀》、《硕鼠》再现了当时严重的阶级对立，发出了反剥削、反压迫的呼声；《唐风·鸨羽》、《邶风·式微》、《卫风·伯兮》、《王风·君子于役》控诉了战争和徭役给人民带来的灾难；而《秦风·无衣》则表现了百姓从军卫国的热情。与雅诗一样，“国风”也有一些讽刺诗。如《邶风·新台》讽刺卫宣公强占儿媳；《齐风·南山》揭露齐襄公与胞妹的淫乱；《秦风·黄鸟》抨击秦穆公用“三良”殉葬。这种敢于直面人生的现实主义精神，开创了中国诗歌的写实传统。
《尚书》
夏商西周是我国散文形成的时代，其代表作品是《尚书》。
今本《尚书》分为《虞书》、《夏书》、《商书》、《周书》四部分。其中《周书》的今文部分除《文侯之命》、《秦誓》外，都是西周初期的文献；《商书》的今文部分虽不免有后人的增损，但仍是比较可靠的商代文献；《虞书》、《夏书》虽有事实的根据，但其写成当在春秋战国时代。因此，能够反映商周散文风貌的，当属今文的《商书》、《周书》。
《商书》的散文以《盘庚》为代表。《盘庚》是商王盘庚动员殷民迁都的训词，为了说服臣下，盘庚用了一系列的比喻：把迁都可使殷室重新兴旺比作“若颠木之有蘖”；要求臣下服从君主，“若网在纲，有条而不紊；若农服田力穑，乃亦有秋”；他谴责一些臣子用浮言蛊惑众人，如“火之燎于原，不可向迩，其犹可扑灭”；还用“余若观火”比喻自己对情况十分明察；用“若射之有志”比喻做事要目的明确。这些比喻首先用具体的现实事物引起人的感性印象，进而推出理性经验，使说理生动形象。《盘庚》篇结构较为完整，议论中心突出，叙事有层次，有些段落还有一定文采，可以说是我国最早的一篇较好的议论散文。
《周书》的诰命诸篇较之《盘庚》又有了新的进展。在思想上，《周书》注意总结历史经验，重视敬德保民，强调统治者要谦虚谨慎。其记言记事、夹叙夹议都趋于成熟。《无逸》篇是周公告诫“嗣王”的训词，全篇一开始就提出中心观点：“君子所其无逸”，即统治者不可贪图安逸享乐。然后便引商代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和周文王的经验，说明只有“无逸”，才能享国长久。接着，就具体提出对“嗣王”的要求：“无淫于观、于逸、于游、于田，以万民惟正之供”，绝不可只使百姓进献赋税。继而又举殷中宗、高宗、祖甲及周文王为榜样，要求“嗣王其鉴于兹”。全篇中心明确，议中有叙，说明充实可信，各部分之间有机联系，只要去掉每段前的“周公曰”，就非记言之文，而是一篇完整的议论文。
《周书》中少数作品叙事也很有特色。如《顾命》篇写成王崩、康王即位之事，先交代成王临终前的遗嘱，然后写康王即位时的场面、仪式。凡礼器之摆设，宾相之排列，以及史官如何宣读册命，康王如何致辞，大臣诸侯如何朝拜致贺，康王如何还礼，都叙述得井井有条，文字也错落有致，为后世的散文树立了典范。《金滕》记述武王灭商后两年，生了重病，周公作册书向先王祈祷，请求代武王死。事后，史官把册书放进金滕（青铜做的档案柜）。武王死后，成王继位，周公摄政。三监散布谣言，中伤周公，勾结殷商遗民背叛王室。周公东征，平定了叛乱。成王仍然怀疑周公，后来得知金滕之书，幡然省悟，出郊亲迎周公。故事情节完整，有起因、经过、结果，首尾呼应而又富于变化。周公的忠诚与成王的幼稚，各自的语言情态都不相同。某些夸张的环境描写，几近于神话，算得上是一篇微型小说。
诸子散文
春秋战国是我国古典文学的第一个黄金时代，产生于这一时期的散文和诗歌，对后世文学有着深远的影响。
春秋战国的诸子散文的发展，可分为三个时期，其主要趋势是由语录体、对话体向专题论文发展，说理由简括而趋于详密，文辞由简约而趋于富瞻。
春秋末年和战国初年为第一期，代表作品为《论语》、《老子》、《墨子》。《论语》全书共20篇，每篇由互不联系的若干章组成，多为孔子回答弟子疑问或对某一问题直接发表看法的话，一般每章只有数十字，往往只提出命题和结论，而没有进一步分析和展开论说。但不少章节言简意赅，耐人寻味。如《子罕》篇：“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以常见的生活现象寄寓哲理，隽永凝练，形象鲜明。《论语》虽为重在记言的“语”体，而且所记往往为片言只语，但能从说话的语气、内容来刻画人物个性，生动传神。《论语》开创了我国的语录体散文，它的艺术成就是构成其思想影响深远的重要原因。《老子》是一种散韵结合的格言体散文，它的句子大体整齐，错落有致，自然成韵，读起来流畅自如，琅琅上口。它每章围绕一个观点，加以简要说明，有的章节进行了一些分析论证，比《论语》逻辑性更强。书中没有人物和对话，完全采用正面论说的形式，但语言凝练精警，哲理味很浓。《老子》自言“信言不美”、“善者不辩”，其实它的语言是既美且辩。《墨子》文章质朴无华，但逻辑性很强。在说理时，也常运用比喻、类比等修辞方法。如《非攻》篇由寻常事出发，由小及大，以此例彼，环环紧扣，揭开了发动不义战争者“亏人以自利”的本质，批判了赞美不义战争的谬论。在论证的周密上为先秦诸子的其他家所不及。尽管《墨子》有的些篇还保存语录体对话形式，但它的许多篇已发展为专论体，后世谓“起承转合”诸法，在《墨子》中已粗具雏形。
战国中期为第二期，代表作品为《孟子》和《庄子》。《孟子》虽属语录体对话形式，但它的篇章较长，表现了逐渐向成熟的说理文过渡的趋势。它的有些单纯发表议论而类似长篇独白的章节，虽然没有标题，但围绕着一个中心问题作比较细致的论述，实际上已是议论散文的雏形。如《告子上》的“鱼我所欲也”章、《告子下》的“舜发于畎亩之中”章、《滕文公下》的“外人皆称夫子好辩”章即是。《孟子》散文气势充沛，感情强烈，笔带锋芒，富于鼓动性。尤其善于使用比喻说理。据不完全统计，《孟子》全书261章，比喻就使用了160多个。《孟子》一书，比喻手法丰富多变，有时在文前，有时居文末，有时夹于议论之中；有时单用，有时连用；有时主体喻体并列，有时喻言正反互迭；有时全章皆喻，有时整段用比。不论哪种情况，都能做到喻意水乳交融，化抽象为形象，收到“不待评说而使人自悟”的效果。《孟子》又往往喜欢用故事作比喻，许多比喻，实际已成为寓言，如《公孙丑上》的“揠苗助长”，《滕文公下》的“楚人学齐语”、“攘鸡”，《离娄下》的“逢蒙杀羿”、“乞食餽间”，《告子上》的“学弈”等。这些寓言，不但能确切说明事理，而且有引人的故事情节，有鲜明的形象描写，增加了文章的感染力。
《庄子》是诸子散文中文学成就最高的，鲁迅称为“晚周诸子之作，莫能先也”。《庄子》一书，“寓言十九”，吸收神话创作的精神，大量采用并虚构寓言故事作为论证的依据，构成想像奇特，富于浪漫主义色彩的独特风格。在庄子的笔下，一切生物、无生物都会说话，而且会辩论，会讲道理。作为哲学著作，其哲理和政治观点都是通过幻想故事中的人物的问答来表现的，而且故事人物的形象常常描写得极其生动。在形式上，《庄子》仍以对话为主，但已发展为洋洋洒洒的长篇大论。有的篇章正面论述较多，初具完整的议论文的规模，而且各不雷同，呈现出千姿百态的面貌。
战国末期为第三期，代表作品是《荀子》和《韩非子》。《荀子》的文章，已从语录、对话而发展成为更成体系的专题论文。其文不仅独立成篇，而且已具有严谨的结构。《荀子》引物连类，设喻说理，只是简单比况，而不讲寓言故事。荀子这种学者之文的特征，既不同于《战国策》的游士之辞，也不同于《孟子》、《庄子》的喻道之文。驳论是战国后期某些文章的特点，荀子的有些文章在这方面也很见长。如《正论》篇批驳“主道利周”论、“桀纣有天下，汤武算而夺之”论、“冶古无肉刑而有象刑”论等等，都是先引出敌论，树立靶子，然后反复驳辩，从事理到引经举典，直到伸张自己的“正论”为止。《富国》批驳墨子、《非相》批驳“妄民”、《性恶》批驳孟子都是如此。到他的学生韩非笔下，驳论文才被广泛应用，这是战国论说文体的一个发展。《韩非子》文笔犀利，分析透辟，风格峻峭。《五蠹》篇长达
7000字，是先秦理论文发展的极致。其《说难》讲游说之难，无微不至，深入肌理。《亡征》分析可亡之道有47条之多，前无古人。驳论文如《难一》、《难二》诸篇，写得极为老练。论证多用寓言和历史故事，其《储说》、《说林》诸篇，带有寓言故事的性质。其文体丰富多样，表现了先秦论说散文趋于成熟。《韩非子》和《荀子》代表着先秦论说文的最高成就。
楚辞
“楚辞”是战国时代以屈原为代表的楚国人创作的诗歌，它是《诗经》以后的一种新诗体。屈原（前340～前277年），名平，楚国人。他早年曾做过左徒，很得楚怀王信任，因为主张改革，而遭到守旧派大臣的陷害。屈原被排斥后到了汉北，写了《抽思》和《思美人》，接着又愤而写《离骚》。怀王末年，复用屈原，顷襄王时又将屈原放逐到江南。此后，他写下了《涉江》、《哀郢》、《怀沙》、《九歌》等作品，后投汨罗江而死。《离骚》是屈原的代表作，是我国古典文学中最长的抒情诗，也是一篇浪漫主义的杰作。《离骚》分为两部分，前一部分诗人自叙身世、理想以及因参与改革而受谗被疏的过程，抨击了楚国的黑暗政治。后一部分以幻想的方式表现了诗人被疏之后的不懈追求和最终选择。《离骚》塑造了一个纯洁高大的抒情主人公的形象，从精神世界到外表服饰都带有理想化的特点。诗人驰骋丰富的想象和幻想，采用象征、比喻、拟人、夸张等手法，驱遣各种神话形象、历史人物、禽鸟花草，构成了瑰丽奇伟的艺术境界。它继承了《诗经》的比兴传统，又予以进一步的发展，用具体鲜明的形象来比喻人的品质和志行，使比兴带有明显的象征意义，使作品收到了蕴藉深厚、言近旨远的艺术效果。在语言形式上，《离骚》诗句长而句式错落有致，大量运用了语气词，造成了蝉联不断、一唱三叹的韵味。这有别于《诗经》的新诗体，是屈原对中国诗歌的重要贡献。《九章》包括，《隋诵》、《涉江》、《哀郢》、《抽思》、《怀沙》、《思美人》、《惜往日》、《橘颂》、《悲回风》9篇作品，主要是屈原两次放逐中的经历、处境和苦闷心情的反映，表现了诗人对祖国的无限热爱和对奸臣小人的无比痛恨。在写作上，多使用直接倾诉和反复吟咏的方法来表现其奔放的激情，比《离骚》现实性更强。《九歌》包括，《东皇太一》、《东君》、《云中君》、《湘君》、《湘夫人》、《大司命》、《少司命》、《河伯》、《山鬼》、《国殇》、《礼魂》11篇作品，是屈原在楚地祀神歌舞的基础上创作而成，都是动人的抒情诗。《天问》为我国文学史上的奇作，对自然现象、神话传说、历史故事提出了170多个问题，从中可见作者思想的博大和勇于探索的精神。屈原是楚辞的奠基者，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位伟大的诗人。他的爱国主义精神和浪漫主义的创作方法，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突出的地位。
音乐与舞蹈
传说大禹治水成功之后，曾命“皋陶作《夏龠》九成，以昭其功”。而夏启则把尧舜时代著名的《九韶》乐舞改编成《九歌》、《九辩》与《九代》。《九辩》与《九代》是舞蹈，《九歌》是音乐。夏启、太康、夏桀都过度地沉溺于乐舞之中，以致激起百姓的怨恨，所以史称夏代的音乐为“侈乐”。据记载，夏桀时已有大鼓、钟、磬、管、箫等乐器。而鼍鼓、特磬、土鼓等夏代乐器也已出土。
商代乐舞中较为重要而又可考的有《》、《桑林》等。《》又叫《大》，是汤建立商朝后，命大臣伊尹所作。它不但见于《吕氏春秋·古乐》篇，而且还见于殷墟卜辞。卜辞中有许多求雨乐舞的记载，所谓“”，即“雩”的初文，就是求雨的乐舞。《史记·殷本纪》记载，商纣王“使师涓作新淫声，北里之舞，靡靡之乐”。商代从事音乐工作的，有巫觋、瞽以及音乐奴隶。巫为女性，男则称觋。其地位较高，职责是以祭礼乐舞沟通入神，代表商王与上帝对话。瞽为在宫廷作乐师或乐工的盲人，宫廷利用他们听觉较常人敏锐的特点，让他们从事乐器演奏，训练乐人。安阳武官村商代大墓出土了24具为墓主殉葬的女性尸骨，旁边有乐舞道具，当为女乐无疑。商代乐器的一大进步是青铜乐器的出现，除了铙、钲、鼓、铃外，还有成组的编钟。石磬的制作更加精细，并向着系列性的编磬方向发展。传统的陶埙也有了改进，体积增大，形制规整，音孔增多。这些实物资料反映出商代的乐舞取得了重大的进展。据研究，这时已有确立绝对音高观念和十二律的可能。
西周的音乐舞蹈发展到了新的高峰。西周开国之初，周公就制礼作乐，乐舞是其重要内容之一。经过周公的整理，西周的乐舞在形式上更加规范，使用上等级森严，并设立了大司乐为首的宫廷乐舞管理机构。
西周宫廷音乐称为“雅乐”，其特点是以齐奏为主，曲调简单，节拍缓慢。其歌辞《诗经》中保留了一部分。墨子说：“诵诗三百，弦诗三百，歌诗三百，舞诗三百。”可见《诗经》原本不但可诵，也可奏、可歌、可舞；不但是诗，也是歌曲。如《周颂·武》、《酌》、《般》、《赉》、《桓》篇原来就是《大武》乐章的歌词。
《诗经》除歌辞外，还提到了29种之多的乐器，如琴、瑟、箫、管、龠、埙、笙、鼓、钟、鸾、铃、缶、圉、簧、篪、磬、雅、钲等等。《周礼·春官·大师》把周代的乐器分为金、石、土、革、丝、木、匏、竹，称为“八声”。从出土的材料看，西周乐器可以青铜打击乐器——钟为代表，它们绝大部分都是双音钟，特别是甬钟都能产生两个音，而且都没有商音。编钟最常见的是三个一组，但西周晚期也有八个一组的。
西周的宫廷雅舞主要有大舞、小舞。大舞即《六代舞》，主要内容有《云门》、《大咸》、《九韶》、《大夏》、《大漫》、《大武》六种。它们都是祭祀乐舞，依不同的祭祀对象表演不同的乐舞。前五种是前代的传统舞蹈，《大武》是周公在灭商以后新创作的。其表演情形孔子有详细的描述。小舞是西周贵族子弟跳的祭祀舞，它们是《帔舞》、《羽舞》、《皇舞》、《旄舞》、《干舞》、《人舞》。此外，还有《象舞》、《天弓舞》、《散乐》、《四裔乐》等。20世纪70年代，陕西宝鸡茹家庄两座西周中期的墓葬中，出土了一男一女两个舞蹈铜人，他们显然是贵族渔伯家的乐舞艺人。
春秋战国时期，礼崩乐坏，雅乐衰颓，以“郑、卫之音”为代表的“新声”兴起。“新声”就是一种新曲调，其特点是节奏加快，较为粗俗，对人的感官刺激性较强，较之呆滞森严的雅乐更为热情奔放，生动活泼。尽管守旧的人们反对它，但下至民间青年男女，上至各国诸侯都喜好它。据说晋平公喜欢‘新声”，掌管音乐的师旷就说：“公室将卑乎！”卫灵公召乐师师涓弹奏新学来的“新声”，师旷就批评它是“亡国之音”。但魏文侯“听古乐则唯恐卧听郑卫之音则不知倦”，连国君都如此，更何况士大夫与平民。以“郑、卫之音”为代表的“新声”的兴起和流行，应该说是音乐的进步。
雅乐的伴奏乐器以打击乐器鼓、钟、磬为主，而“新声”则以丝竹之音为主，其中最重要的是竽。《韩非子·解老》篇说：“竽也者，五声之长者也。故竿先则钟鼓皆随，竽唱则诸乐皆和。”齐宣王、齐駎王都有“好竽”的故事，《战国策·齐策一》记载齐都临淄之民“无不吹竽、鼓瑟、击筑、弹琴”。湖北随县曾侯乙墓出土了瑟、琴、笙、排箫（籁）和笛子。故宫博物院藏青铜壶上的宴乐渔猎攻战图上就绘有吹竽、弹琴瑟的形象。这些都反映了丝竹之音的兴起。
1978年湖北随县曾侯乙墓出土了8种124件战国早期的乐器，这是春秋战国时期我国音乐文化高度发展的物证。其中铜编钟有64件，包括扭钟19件，甬钟45件。钟架分上中下三层。钮钟铭文为律名和阶名（如宫、商、角、徵、羽）。甬钟正面有阶名的铭文，是该钟的标音；反面的铭文连读，记载了曾国与楚、周、齐、晋等国律名与阶名的相互对应关系。经过对整套编钟每铲两音的测定，从低音到最高音，总音域跨5个八度之多。在中心音域3个八覆的范围内，12个半音齐全，而基本骨干是七声音阶结构。说明当时已懂得八度位置和增减各种音程的乐理。而试奏证明，它已能演奏采用和声、复调和转周手法的乐曲。编钟铭文出现了无射、黄钟等8个律名，说明十二律名在春秋时代即已存在，证明三分损益法的运算实际上采用的是弦律而非管律。铭文中的“（变）宫”一词的出现，说明至少战国早期已有“变宫”说；“和”不作变比音名而作阶名出现，作为新音节的第四级正式名称，与宫、商五声之名并列，则为我国音乐史上不见于记载的新发现。
春秋战国时期，盛行《万舞》。它是一种“不类三代之乐，其声动人心”，具有较高艺术水平的舞蹈。它流传广泛，适应性强，不仅在国君的“公庭”由舞师作礼仪性演出，女乐在筵宴中表演，而且有时贵族也自演自舞。《诗·邶风·简兮》就描写了公庭中表演《万舞》的盛况。战国时代，楚国宫廷的表演性舞蹈独具特色，极负盛名。其服装飘逸，饰品精美，场面旖旎变幻，而且特别注重舞蹈造型的形式美。表演者的外形体态以修骨、细腰、秀颈为至美。据研究，《楚辞》中的《九歌》就是一场楚国的祀神群舞，其中已经出现了“人物”和“情节”，它那种大场——小场（歌、舞、或有情节的小品）——大场的结构，一直到今天还是我国民间歌舞主要的结构形式。
雕塑艺术
传说夏禹时“贡金九牧，铸鼎象物”，可见其青铜雕塑艺术已达到了一定水平。二里头遗址发现的陶塑、石雕、玉雕和青铜制品，可以反映出夏代的雕塑艺术成就。二里头的陶塑以作陶器盖钮或把手的装饰为主，用立雕或半立雕的方式表现羊头、狗、鸟、鱼、龟等动物形象。石雕主要是用于小件装饰品。玉雕主要是一些玉质的礼器，有琮、钺、圭、璋、戈、柄形饰、斧、七孔刀及绿松石饰等，形式规整，制作精细。青铜制品中有一些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如有一件盾形铜牌饰，正面用大小形状不一的绿松石镶嵌成浮雕式的兽面纹，图案组合共用了绿松石片200片，十分精巧。这是我国目前发现最早的铜镶玉艺术品，是夏代青铜器装饰和镶嵌艺术的杰作。
商代的雕塑艺术十分发达。其形式有陶雕、骨雕、象牙雕、石雕、玉雕青铜器。其中以青铜器的艺术造诣最高。商代后期的青铜器器形高大厚重，造型精巧而富于变化，装饰繁缛华美。造型艺术上最突出的特点就是鸟兽形器的流行。常见的有以象、虎、犀、牛、羊、豕、鸟及叫不出名字的兽形雕塑的尊、卣、觥。有单体造型，也有合体造型。在装饰上，青铜纹饰种类繁多，除三角形或菱形的连珠纹、云雷纹等外，以动物和神兽为主的兽面纹空前发展其中饕餮纹与夔纹最为流行。饕餮纹的主要特征是一个夸大的动物头部，头上有角，口生利齿，眼睛很大，眼球常凸起成牛球形，中有圆凹，形成光点。饕餮纹一般作主体纹饰，置于器物的主要装饰面上，因此能给人以很深的印象。总之，商代的青铜雕塑线与面达到了有机的结合，平面的纹饰与立体的造型高度和谐地统一在一起。如虎食人卣，整体如踞虎形，后爪与尾成为器的三足，前爪攫一人送入口中，项脊上有兽形钮小盖，两侧置一提梁。造型实用而又狰狞可怖。又如出土于安阳小屯的号鸟卣，形似猫头鹰，盖为鹰头，两侧各有一鸟的短钩喙，盖顶有四阿式钮，器身为鸟身，雕有双翅，纹饰繁缛，并肩器耳提梁，下承四条鹰足，整体正视是一鹰，侧视是两只鹰，造型非常别致。
西周的雕塑艺术又有了新进展。周原甲骨大部分字体细小如粟，笔细如发。有的甲骨仅有指甲盖大，上面刻有30多字。其行款间隔相当、肥瘦相同，勾画无不恰到好处，充分体现了当时微雕技术的精湛。西周的玉雕，人物造型神态各异，特征显著；动物造型，形象优美，能生动地表现每种动物的特征。其雕刻手法熟练，富于装饰技巧，以实用艺术为主，表现了强烈的理性因素。
西周的青铜器以鼎、簋为代表。西周早期的鼎，流行兽蹄足和分档的形式。簋义以方座簋为特有形式。在装饰上，出现了有触角的蜗体或卷体兽面纹，同时凤鸟纹也更为流行。西周早期，青铜艺术发展到了顶峰。在造型上出现了器体宽大而浅地垂腹附耳鼎，出现了双层器或组合器，鸟兽器也更多。装饰上删繁就简，淘汰了不少早期的纹饰；兽面纹多向变形兽面发展；又产生了一些新的纹饰。如宝鸡茹家庄一号墓出土的带盘夔足鼎，造型为双层结构，上层是一带耳的圆鼎，下层为一锅状圆盘，以三条仰首卷尾的夔龙形足支盘承接圆鼎。鼎腹饰小饕餮兽面纹，以云雷纹衬底。盘腹饰十字形镂孔三组，与小龙足相间。同墓出土的象尊，整体造型为象，体形肥硕丰满，象鼻高举，獠牙和眼突出，竖圆耳，小尾扁平下垂，四肢短粗，背部开口，有盖，造型生动传神；体饰凤鸟纹，卷体成圆涡状，与四肢相配，堪称珍品。西周晚期的青铜器延续中期的特征，在造型艺术和装饰艺术上处于停滞状态。
雕塑艺术在春秋战国时期出现了繁荣的局面。
在人物雕塑上，首次出现了代替活人随葬的俑。俑主要有陶俑和木俑。早期阶段的陶俑可以春秋战国之际的山东郎家庄一号墓所出为代表。该墓出土陶俑6组，俑高约10厘米，制作粗略，但颇生动。俑头用墨勾画眼眉，衣服上施彩绘。晚一些的作品可以山西长治分水岭战国墓所出为代表，它们形体更小，制作方式基本上有两种：一是雕刻出人的基本形体后加油漆彩绘，如信阳长台关所出的长衣俑；一是只较具体地雕出头部形态，然后加彩绘，身躯部分只粗加工成一个支架，或头、身分置，然后插榫结合为一体，最后外加绢衣，头上披发，臂可屈伸，写实水平较高。除俑之外，春秋战国时代独立的人物雕塑很少，主要与器皿合为一体。河南洛阳金村出土的几件青铜器人物器座，形象表现出人物活动的瞬间表情。三门峡上村岭5号战国墓所出的跽坐人漆绘灯，人物面形真实，比例合度，装束有很具体的细节表现。湖北随州曾侯乙墓的6个钟虞铜人是战国时期最大的青铜人像，也是战国前期人物雕塑的代表作，为文献中钟虞铜人的记载提供了确切的实物资料。其形象写实，表现得肃穆、刚毅、有力。将人物与环境融为一体的雕塑风尚在春秋战国时代也有发现，1982年浙江绍兴坡塘乡306号越人墓出土的房乐人铜塑将成组的人物群像放置于具体的建筑环境中，反映了越人的祭祀活动。河北平山中山王墓所出15连盏灯，灯盏高大如树，上有猿猴、大鸟、龙，下有人戏猴，灯座由一首双身的虎承托，显得精巧华美。
镇墓兽是一种特殊用途的动物雕塑，其出现的上限在春秋晚期，最早见于湖北襄樊山湾春秋晚期的楚墓，而以战国中期最为丰富。其形象变化多端，表现了异常丰富的想像力。春秋时期动物雕塑的代表作有1923年河南新郑出土的立鹤方壶，山西浑源李峪村出土的牺尊，安徽寿县出土楚错银制卧牛、攫蛇铜鹰，湖北江陵楚墓所出木雕漆绘虎座飞鸟、鸟兽龙蛇透雕漆绘座屏等，它们显示出新的雕塑水平，散发出浓郁的时代气息。战国时期动物雕塑的代表作有陕西兴平出土的犀尊、江苏涟水出土的卧鹿、曾侯乙墓的鹿角凤、河北平山中山王墓出土的错金银虎噬鹿器座等。尤其后者生动传神，表现极富于力度，是难得的杰作。
春秋绘画
春秋战国时代的绘画，正处于由萌芽向成熟过渡的阶段，其主要画种有壁画、铜器画、漆画、帛画。
商代和西周的建筑物遗址和墓葬中都发现过零星的壁画遗痕，但其基本面貌尚不清楚。文献中有关壁画的记载最早是在春秋时期。据《孔子家语》、《淮南子》载，春秋末期，孔子曾在东周的明堂中观看过壁画。其内容有古代圣君尧、舜的容貌，也有暴君桀、纣的形象，还有周公辅成王，南面以朝诸侯的画面。前两种主要是肖像画，后一类则是有一定情节的群像作品。到了战国时期，绘画的技法更为提高，表现的内容更为丰富。《说苑》记载，画工敬君为齐王在九重台绘制壁画，因寓家日久，思念美貌的妻子，便绘其像于壁上。齐王见后，顿起歹心，便出钱百万将其妻霸占。这个故事从侧面反映出当时画工高超的写实技巧和绘画技能。
铜器画开始于春秋中晚期，主要有三种表现样式。一是镶嵌画。其早期的图形比较简单，到战国以后，内容增繁，出现多层排列、人物众多的画面。其代表作品有河南汲县山彪镇战国墓所出两件青铜鉴上的水陆攻战图、成都百花潭战国墓青铜壶上的习射采桑宴乐攻战图、故宫博物院藏青铜壶上的宴乐渔猎攻战图等。故宫博物院藏铜壶的镶嵌画采取在壶体外壁表面分栏布局的方法自口沿以下，画面分为三层作横向展开。上层画的是习射和采桑，中层画的是贵族宴乐和弋射，下层画的是异常激烈的水陆攻战。艺术表现力达到了相当高的程度。二是锥刻画。在河北、山东、江苏、河南、湖南、山西、陕西等地都有出土。有神话题材，也有写实题材，但两类题材绝不出现在同一画面内。写实题材的作品大多是表现宴乐、习射、狩猎场面。较典型的有河南辉县出土的鉴、陕县后川出土的盘等。神话题材的作品大多构图复杂，形象丰富，往往刻有一些头生双角、鸟首长尾的操蛇神怪。最具代表性的一组出土于江苏淮阳书高庄战国墓。三是平面凸起的纹饰画。一般图形较大，略显粗犷。较典型的如河南辉县琉璃阁战国魏墓所出之狩猎纹壶，其画面作7层排列，表现生动，构图充实饱满。
春秋战国漆器画主要出土于湖北、河南、湖南的楚国墓葬，少数出土于山东的齐国墓葬。有代表性的作品为曾侯乙墓漆画、包山楚墓奁盖漆画、长台关楚墓瑟漆画等。曾侯乙墓漆画主要绘在棺、衣箱、鸳鸯盒与皮甲上。据统计，绘在棺上的龙、蛇、鸟、鹿、凤、鱼等动物有895个。在内棺壁板上，画有16个怪物，它们有的是方相氏，有的是神兽，有的是羽人。鸳鸯盒器腹两侧各绘有一幅乐舞画，一为《撞钟击磬图》，一为《击鼓起舞图》。这批漆画采用勾线和平涂相结合的方法绘成，线条婉转自如，色彩分明，在形象动态的描绘上极具特色。荆门包山2号战国楚墓所出奁盖上绘有漆画《聘礼行迎图》，表现的是当时贵族之间重要的礼仪活动，这是中国迄今为止已知的最早的情书性纪实画，也是最早的通景彩画。
先秦时期，真正具有独立绘画性质，且与后世的卷轴画有较直接的渊源关系的是今藏于湖南博物馆的两幅战国帛画。第一幅为《龙风人物帛画》，1949年2月出土于长沙东郊陈家大山楚墓；第二幅为《物御龙帛画》，1973年5月发现于长沙东南子弹库楚墓。这两幅帛画画面的重点都是一个人物，第一幅上是博袖细腰的女子，立于新月之上，前有一龙一凤飞翔升腾；第二幅为高冠长袍佩剑的男子，御龙而行，下有鱼，尾上有鹤。主题都是反映死者的灵魂在神物的引导下升天。其主人形象都具有肖像特征，而且都用全侧面来表现。在技巧上，前者勾线和平涂相结合，线条刚健古朴；后者线条则如行云流水，变化多端，更显成熟。
更令人赞叹的是《韩非子·外储说左上》的记载：有人为周君画荚，画了三年，周君看不出画的是什么，因此发怒。后来画荚者教周君造了一个暗室，在一面墙上凿了一个小窗口，太阳出来阳光照到小窗口时，把所画的荚放上去，就能放映出各种彩色的大画面，“尽成龙蛇禽兽车马，万物之状毕具”。这种荚，实际就是微型画。画荚者实际就是利用幻灯原理来放映自己的幻灯画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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