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都不能少

    那是一个普通的夜晚，中国防暴队九小队队员严省标刚刚参加了十几个小时的执勤任务回来，一身疲惫，冲完凉，躺在床上，一闭眼睛就昏睡了过去。

    就在他渐入梦乡的时候，忽然隐隐约约地听到有人在唱生日歌，声音很轻，似乎从一个遥远的地方飘来，他起初还以为自己是在做梦，直到歌声越来越清晰，严省标迷迷糊糊的脑子里才隐约意识到———不对！

    严省标猛地睁开眼睛———他愣住了！

    自己的床前围了许多队友，见他醒了，一起拍起手来，唱得更大声了：“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

    一曲终了，大家笑眯眯地看着还在发愣的严省标，队长的手里拿着两个杯子，说：“阿标，生日快乐！！来，干一杯我们自己调的‘海地鸡尾酒’为你祝贺生日！”

    严省标呆在那里，他这才想起来，今天是自己的生日。

    他早已忘记了这个日子，在外面执勤忙碌得天昏地暗，早就不知道今夕何夕了，他却没想到，队友们比他记得还清楚。

    队长把杯子递给他：“前几天队里开集体生日晚会，你又在外面执勤没能参加，今天生日又在外面，所以，我们决定等你回来，专门为你庆祝生日。”

    “你们……”严省标摇头：“干吗要为我单独准备这些？太麻烦大家了！”

    “怎么能称之为麻烦？”队长正色道：“你是我们队里的一员，你的生日也是大家的节日，我们给每个人都过了生日，那就一个都不能少！”

    严省标眼圈红了。

    他连忙低下头去，掩饰性地抿了一口杯中的液体，然后咂巴咂巴嘴：“这是什么鸡尾酒啊？味道很特别，好像没喝过啊！”

    大家都一起笑了起来。

    原来，这是队员们前两天护送队领导去商代处办事时，商代处给了他们每人一罐可乐。一杯可乐，如果是在国内也许根本算不了什么，几元钱一罐，不值一提，可是在海地这可是难得的奢侈品。联海团配发的主要是浓缩饮料，口味又不好，一杯可乐不仅要比国内贵几倍，而且联海团配发的极少。能喝上一杯可乐对于维和队员们来说，那可是一件奢侈的大事。

    两人知道严省标的生日快到了，在海地没有什么庆祝，硬是把这两罐可乐留下来没舍得喝，直到今天晚上才拿出来。小队的队友一合计，又把可乐里面加了冰红茶、冰水、糖“特制”成了“海地鸡尾酒”，为严省标庆祝生日。

    严省标再也没忍住自己的眼泪，滚烫的泪水从眼中汹涌而出，落进面前的鸡尾酒中。他握紧了杯子，抬起头来，一饮而尽。

    “谢谢队长，谢谢，兄弟们……”严省标和每一个队友紧紧地拥抱，用力地敲着彼此的后背，他已经说不出话来。

    那杯鸡尾酒，是严省标喝过的最美味的一杯酒，在那之后，他再也没有感受过那一天的晕眩。没有酒精的作用原来也可以让一个人天旋地转。

    酒不醉人人自醉。这是严省标对于这个生日，唯一的记忆。

    “这个防暴队里，每个人都亲如兄弟姐妹，就像一家人。我们不能让任何一个人掉队，不能让任何一个人不开心，这是我们的责任和义务，125个人，一个都不能少。”队长汤志明如是说。

    因为是一家人，所以不管谁生病了，都牵动着每个人的心；因为是一家人，所以彼此的喜怒哀乐都可以感同身受；因为是一家人，所以在执行任务的时候，每个人都放心地把自己的生命安全交给队友。这是一种信任，也是一种默契，更是一种无言的凝聚力。

    通过“三互活动”的谈心活动和扎实的思想工作，胡政委准确掌握了队员的思想动态和家庭情况等，想方设法及时排除队员的后顾之忧，稳定队伍，凝心聚力。

    通过调查，胡政委了解到，张伟保的母亲患胃癌一年多后又转肝癌；潘卫军的父亲瘫痪在床；詹生科的父亲肾病家里债台高筑；文毅独自赡养的6个老人之一的鳏居叔叔重病在床……防暴队自组建以来，先后有7名队员失去亲人，6名队员亲人病重，无法尽孝。部分队员们的家庭困境，深深牵动了全体防暴队队友的心，引起防暴队临时党总支的高度重视。

    在大家的倡议下，防暴队临时党总支决定开展一次“关爱队友爱心捐款”活动，每个人都献出一份爱心，让自己的队友可以顺利渡过难关，让心与心的距离更加贴近。

    红纸糊出的大大的捐款箱矗立在营房之中，胡运旺政委率先捐出1000元，队长汤志明、副队长王胜各捐出800元，行动官兼联络官捐出100美元，队员们你50元、我100元，你200元、我300元……纷纷涌上前来，踊跃地将自己的一份心意放进捐款箱，在外执勤不能赶上捐赠的队员也委托队友替自己捐款，连自己家庭有困难的张伟保也主动捐出了800元。仅一会儿时间，125名防暴队员爱心捐赠19000多元，防暴队又从经费中节余一部分费用，捐款总数达到21000元。

    9月22日，当防暴队胡运旺政委代表临时党总支和全体队员，将21000元人民币爱心捐款分别送到张伟保、潘卫军、詹生科、文毅四名困难队员手中时，四名队员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他们激动地举起右手敬了一个标准的军礼，久久没有放下。在面对这些队友的真挚情感时，任何语言都是苍白无力的。

    在此期间，总队党委也派出专人前往张伟保的江西老家，看望慰问了重病的老母亲，同时，总队还看望了另一名重病的队员家属，送去了慰问金。还有父母年迈无人照顾、子女上学难、家庭经济困难、涉及各种纠纷等问题，防暴队临时党总支都及时掌握，通过各种正常途径给予支持、帮助，解决了队员的后顾之忧。

    中国防暴队有效的思想工作，团结互助、催人奋进的良好氛围，成为队员们安心工作、建功立业的动力源泉，防暴队始终保持了人心思稳、人心思干、人心思进的良好局面。那一篇灰色的海地营房，因为队员们的彼此关爱，成为了一片爱的绿洲。

    防暴队里来了一位客人。

    队员们好奇地打量着这位新客人，这位来自新华社驻墨西哥的女记者格外年轻，充满朝气，她是奉命前来防暴队采访的。一进到防暴队的营地里，她的眼睛就为之一亮，先是跑到菜地去参观，看着满目绿油油的生机，不由惊讶得连嘴巴都合不拢了。随即她又看到了那些大气的标语和装饰物，尤其是那块写有“龙”字的石头和色彩鲜艳的五环……女记者露出了孩子气式的激动神情：“太漂亮了！你们这里建设得真棒！”

    吃饭的时候，队员们纷纷向记者布菜好奇地询问着她在墨西哥工作时的情况，记者也问起防暴队员们的生活和工作。“这么辛苦？”“害怕吗？吃的住的都好吗？”“这样艰辛的工作，你们真的可以胜任吗？”女记者性格开朗，又很爱笑，队员们讲了几句笑话，她就咯咯地笑了起来，像一只军中的百灵鸟，队员们很快就都喜欢上了她。

    女记者跟随着胡政委进行了为期几天的采访，也跟许多队员结下了很深厚的友谊。她的钦佩是写在脸上的，纵使她是一位见多识广的记者，然而她还是几乎无法相信，就是这样一群顽强的中国军人，在海地开垦了这样一块绿洲，做出了这么多辉煌的大事和细腻的小事。这些可爱的队员们，在她的心里深深扎下了根。

    记者的采访任务结束了，她也将离开海地。临走的那一天，防暴队领导和几名队员为记者送行，小姑娘的眼圈红了。胡政委握了握她的手：“记者同志，再见了。”小姑娘的眼泪一下子掉了下来，她扑过去，像扑到自己的老父亲怀里一样，抱着胡政委失声痛哭：“政委，我不想走。”

    胡政委帮她擦眼泪：“怎么了？为什么不想走？”

    小姑娘抽泣着：“我想留在这里，留在海地，和你们在一起。”

    胡政委耐心地安慰：“别哭，让我猜猜？……是不是你一个女孩子在国外做记者，受到了什么委屈？说出来，我帮你向国内反映！”

    小姑娘只是摇头，胡政委又说：“没关系，只要是我们的同胞，绝对不会让你们受到任何委屈！我们防暴队是个家，我就是家长，有什么话，你就跟我这个家长说！”

    小姑娘破涕为笑：“政委，我没有受过什么委屈，其实我就是爱你们这个集体，爱你们这样家的感觉，在国外我享受不到这样的温暖，到了您这里，这种归属感让我觉得太幸福了。”

    所有人都笑了。

    记者还是一步三回头地走了，队员们挥着手，他们记住了这个年轻可爱的身影，也记住了她的赞美，记住了她最后告别时的拥抱和眼泪。

    温暖的家人，亲密的氛围，是所有游子心永恒的归宿，没有人可以免俗。

    “维维”与“和和”

    6月8日的早上，天气晴朗，阳光明媚。

    刚刚结束晨练的队员们陆续步入食堂，准备开饭。奇怪的是，这一天的清晨，食堂里的气氛似乎有些怪怪的，大家没有看到熟悉的后勤队员段相乙和唐先国，这两个人去哪里了呢？

    正在大家饭吃到一半的时候，忽然，两个人冲进了食堂———正是段相乙和唐先国。

    所有人都吃惊地看着这两个人，只见段相乙一脸喜气洋洋，激动地大叫：“我媳妇生了！是个女孩儿！”

    “哇！”大家都惊喜地叫起来。声音还没落下，有些腼腆内向的唐先国也抑制不住脸上的笑意，又开口了：“我……我媳妇也生了，是个儿子。”

    这下子可炸开了锅，大家一起喝彩叫好起来，掌声阵阵。

    有人屈指一算，段相乙和唐先国同为炊事班成员，这一子一女，生在同一天，在国内刚好一个早上出生，一个晚上出生，一头一尾，不但寓意圆圆满满，而且还是一龙一凤，真是大喜之事！这下子队员们就显得更兴奋了，连声嚷着要段相乙和唐先国请客。

    请客……两个人为难了，不是他们不想请，他们巴不得和全天下的人分享自己初为人父的喜悦呢。只是在这个物质匮乏的地方，到哪里去买好吃的呢。

    满面笑容的胡运旺政委站了起来：“我看，这么大喜的事儿，一定要照国内的风俗办，必须吃红鸡蛋！”

    “好！”队员们齐声叫起好来：“哈哈，还是政委想得周全，我们有红鸡蛋吃了！”

    “鸡蛋没问题。”唐先国有些为难：“可是红鸡蛋……到哪里找呢？”

    “没有办法要想办法嘛！”胡政委似乎也带上了童心，逗着两个“新爸爸”：“你们拿红纸把鸡蛋染红了，不就行了！”

    “对！”段相乙一拍手：“就照政委说的去办！”

    说着就把唐先国拉跑了，还甩下一句话：“大家等着，一会儿给大家送红鸡蛋来！”

    亲情的力量果然是无限的。两位炊事班的老兵这下子干劲十足，锅碗瓢盆一时间叮叮当当响得好不热闹，不一会儿煮出来几大锅的鸡蛋，又拿红纸浸到水里，把鸡蛋泡在水里，别说，红鸡蛋真的“闪亮出炉”了！

    两个人喜气洋洋地把红鸡蛋端了出来：“来来来，大家别客气！”

    队员们当然不客气，笑成一团，你一个我一个地抓着吃，谁都想沾点儿喜气，顿时餐厅里热闹得像是揭开了锅：抢蛋的，剥皮的，染了一手红的……很快，红鸡蛋就被吃得干干净净。

    段相乙和唐先国把最大的两个红鸡蛋送到胡政委的面前，然后问胡政委：“政委，我们两个人太激动了，想请您给两个孩子起个名字，也算是给这一天做个纪念。”

    胡政委笑道：“你们俩胸怀祖国和远大理想，妻子怀孕在家，你们却响应祖国号召，出征海地执行维和任务。其实我早就知道，你们的妻子的预产期都仅剩一个星期了，父母年迈已经没有能力照顾生产，你们不能在身边照顾妻子，心里都很内疚。只能一边电话安慰，一边把照顾生孩子的事情分别托付给姐姐和亲戚……你们真的是吃了很多苦，好在今天总算苦尽甘来，喜得贵子。这种精神值得所有队员学习！这样吧，孩子在你们维和期间出生，有特殊的意义，为了纪念这段岁月，两个孩子就一个叫维维，一个叫和和吧！”

    队员们一起鼓起掌来，段相乙和唐先国也高兴得说不出话来。

    大家都给予了两个孩子最深的祝福：“在维和期间出生的孩子，一定会很喜欢军人，将来，咱们的小维维和小和和也许都能成为出色的军人，继续保家卫国呢！”“哎，说不定，同一天出生的两个小宝贝，将来还有缘分成为一家人呢……”一个队员调侃着，大家都笑了起来：“那可真是维和情缘，一段佳话了！”

    段相乙和唐先国那几天成为了队里最“红”的人，不管哪个队员看到他们，都要问上一句：“孩子的照片什么时候寄来啊！别忘了给我们看看。”

    虽然不能亲眼看看孩子，亲手抱抱孩子，但是两个人通过家里从互联网发来的照片，还是好好地过了一把“爸爸瘾”。队员们围在两个爸爸的旁边，争着要看照片上稚气可爱的孩子，“维维”和“和和”聪明可爱的样子十分讨人喜欢，这也成了段相乙和唐先国最深的牵挂和好好干好工作的强大精神动力。

    两个人表示，一定要出色完成维和任务，以优异的成绩回报妻儿，妻子和孩子定将会为因他们而感到骄傲和自豪。

    在维和培训和海地执行维和任务期间，第五支防暴队先后有6人喜得贵子。他们是：王正、陈宏刚、张建、胡洪江、唐先国、段相乙。新生命的降临不但承载了队员们所有的期待和祝福，更是在枯燥的海地维和生活中一抹最明亮的希望之光。

    每月一次生日歌

    在维和防暴队，如果你问起最受队员欢迎的日子，就是“法定集体生日”。

    这个规矩是胡运旺政委定下的，早在集训期间，他就宣布，每个月都有几个队员过生日，就以队员当月最先出生的时间定为集体生日，全体队员就给当月过生日的队员集体过一个生日。这个提议得到了所有人的热烈响应，尤其是集训期间第一次办生日会的时候，平时因为忙碌的学习和训练而“备受压迫”的队员们可算彻底放松了一把，不但听到了胡运旺政委亲自高歌的《小白杨》，还个个披挂上阵，一时间屋内音乐阵阵，鬼哭狼嚎，唱得好听的难听的，跑调跑到五环的，全都敢上来比划几下，演绎一曲，好不热闹。

    全场大合唱的当然是《生日歌》，“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烛光点点闪烁，歌声真诚。那一刻，所有被围在中间的过生日的几名队员都会在歌声中眼眶微湿。直到一曲终了，全场鼓起掌来，几个队员闭上眼睛，对着蛋糕上的蜡烛许下自己的心愿，然后几个人手握着手，“噗”的一声，一起吹灭眼前的蜡烛。

    许多队员都喜欢和胡政委一起切蛋糕，几个人一起握着刀子在蛋糕上划下，这个时候不但胡政委会给每个人细心地分上一块蛋糕，还会用手蘸上奶油，在每个过生日的队员额头上“来上一下”，队员们戏称这是胡政委的独家“美人痣”，也代表了一种特别的祝福。

    值得高兴的事情当然不止这么一点点，狂欢节目还在后面———等到胡政委讲话结束，所有的奶油就不约而同地向着他的脸上“招呼”过去了。别看是最高领导，蛋糕面前，一视同仁。

    平日里冷静温和的胡政委这个时候也完全失却了形象，倒像个大孩子一样，和所有人打成一团，甚至还很“嚣张”地还击。队员们当然不肯给他这个机会，一古脑蜂拥而上，七手八脚，这个人按住胡政委，那个人开始“刷墙”。胡政委起初还挣扎几下，后来发现“上天无路，下地无门”，干脆耍赖地一摊手，任队员们“为所欲为”了。

    等到“工程”结束，胡政委被“释放”，队员们再定睛一看：好嘛！胡政委从头发到衣服上全都“白雪皑皑”，连平日里最代表斯文礼貌的眼镜上也厚厚一层奶油，像足两颗硕大的乒乓球。所有队员都爆发出惊天动地的大笑声，有的队员笑得趴倒在桌子上，肚子都笑痛了。

    胡政委一边好脾气地摘下眼镜擦拭，一边慢声慢语地嗔怪：“怎么就围攻我一个人啊！这也太不公平了！”看着平日里雷厉风行的胡政委此刻有些笨手笨脚的样子，队员们笑得更凶了。

    这个时候，不知道谁又开始胡闹，顺手抹了一把身边队友的脸，顿时又“造就”了一个大花脸。随着一声惊叫，被“偷袭”者立刻开始反扑，拿着半块蛋糕满屋子追抹，顿时又乱成一团……不一会，再看看所有人，几乎无一幸免，每个人都和胡政委浑身上下的“战况”没什么区别了，于是又引发了新一轮的大笑……酒至半酣，几个人搂在一起，身上沾满奶油，手挽着手，齐声高歌一曲《为了谁》，一时间上下同乐，房间里春意融融。

    当所有队员在海地开始执勤后，辛苦的工作让所有人更加期待每个月生日会的来临。海地时间5月1日晚，第五支防暴队在海地举办了第一次集体生日晚会，庆祝王胜、张伟保等8名同志的生日。

    从联海团订购的生日蛋糕很简单，由于条件有限，所以甚至连起码的生日蜡烛都没有，7个蛋糕在桌面上排成圈，蛋糕的颜色从淡黄色到深咖啡色，花纹简单，看得出来是临时赶制出来的。营区没有专门的卡拉OK厅，也没有大型的音响设备，只有一套又老又旧的音响播放着“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

    尽管这样，所有的队员还是十分兴奋，这是来到海地的第一个生日，他们知道这样的蛋糕和设备，已经是防暴队临时党总支想方设法充分利用现有资源，因陋就简为大家精心营造的最佳效果了。

    胡运旺政委亲自了主持生日晚会，他拿出几颗苹果———苹果在海地可是稀罕的物事。不但价格昂贵，而且有钱也难以买到。胡政委把仅有的几颗苹果送给每个小队的队员，当做生日礼物，“祝福你们每个人都可以平安健康、家庭幸福、万事如意，生日快乐！”队员们捧着苹果爱不释手，纷纷向胡政委道谢。

    “寿星”们纷纷表达了自己的感想。有人说：“这是第一次在国外过生日，也是多年来过得最有意义的一个生日，是终生难忘的回忆！”有人说：“真希望能和国内的亲人一起分享这块生日蛋糕。”还有人说：“这个蛋糕我可不可以带回国内啊？……”大家哄堂大笑：“带回国内就发霉了！”

    在一字摆开的蛋糕前，队员们都许下了愿望，蛋糕上没有蜡烛，胡政委提议：“来，我们大家设想一下，就当自己的面前有蜡烛。”

    队员们闭起眼睛，想象着面前烛光点点。

    “来！一，二，三！吹！”随着胡政委的声音，队员们一起鼓起腮帮子，“呼”地吹灭了想象中的蜡烛。睁开眼睛，所有人都笑了起来。

    胡政委拿过蛋糕刀来：“大家一起切。”

    队员们的手交叠在一起，慢慢地在蛋糕上切下了第一刀，然后是第二刀，第三刀……7个蛋糕被一一切开，每个人的盘子里都分到了七种颜色不同的蛋糕。

    “不吃不行！”队员们笑闹着，在餐厅里追逐着：“不吃我的那一块，那就是不给我面子！”

    “饶了我吧……”被追的队员大叫：“我都吃了好几块了！”被追的人和追逐的人笑成一团。

    胡政委这时却悄悄地走到了桌边，他拿了四个盘子，在每个盘子上都盛好蛋糕。

    王正等几名过生日的队员走过来，胡政委做了个噤声的动作，又指了指外面———大家顿时明白了，政委是想着执勤的队员和加班维修装备的队员们呢。

    几个人端着蛋糕来到了岗哨，执勤的队员看到政委和队友们前来，不由得又惊又喜。

    “吃吧。你们辛苦了。”胡运旺笑得温暖，把蛋糕和叉子递给队员。

    头顶是星空闪烁，哨楼矗立，面前是香甜的蛋糕，晚风习习吹拂，仿佛是属于队员们的，一曲最为动听的生日之歌。

    随后，胡政委和几个“寿星”又把蛋糕送到了值班室和维修处，看着队员们吃得开心，胡政委也笑了。

    防暴队自组建以来，每月都为过生日的队员举行一次集体生日晚会，队员们不但可以收到彼此的祝福，还可以有一次机会向大家说一句自己的心里话，尽管大多数人都会选择简单而又朴实的感谢语，但是能拥有一次这样的机会已经十分难得，许多人在乎的不是结果，而是享受与所有队友分享快乐和幸福的过程。

    生日晚会也成为了队员们生活中最值得期待的“幸福日期”，它不仅使队员们深切地感受到了大家庭的温暖，也增进了队友情谊，培养了团队精神，“忠诚、团结、拼搏、奉献”成为防暴队战无不胜的法宝。

    如果一定要说遗憾，在队员们看来，就是海地的生日蛋糕贵得实在离谱，尽管每个月胡政委都会给每个人拿回来一块生日蛋糕，但是分量明显比在国内少了很多，队员们也不舍得再像国内培训期间那样疯狂地大抹特抹，于是当初全场齐飞奶油的盛况也很难见到了，队员们大部分都选择小心翼翼把分到手的小块蛋糕吃干净。

    “海地的蛋糕好吃吗？”

    “不好吃，比国内的‘好利来’差远了，特别甜，甜得发腻。”

    队员们笑着，在他们的眼里，祖国的一切都是最好的，任何地方都无可比拟。

    感同身受的疼痛

    杨世伟在某个傍晚感到了一侧的牙齿在疼痛，他没有当回事，一天的工作实在让他太累了，倒头就睡着了。

    结果早上起来对着镜子一看，他吓了一跳。短短一夜之间，腮帮子已经肿得老高。去医务室看过后，被告知是长了智齿，可是在海地这个地方，没有任何拔牙的工具，只好硬扛。

    这可苦了杨世伟，吃饭的时候，他疼得咝咝吸气，可是不吃饭就没有出去执勤的力气，于是只好勉强自己，吃不进去也要硬吃。于是每一次吃饭都成了他的煎熬，饭菜囫囵着吞下去，不敢用牙齿细细地嚼，吃完一碗饭往往疼出一身冷汗。这样的牙疼大概发作了三四次，每次持续一个星期，直到回国以后，杨世伟回忆起那段日子还连连摇头，声称那真是深切体会了一次“牙疼不是病，疼起来真要命”！

    海地的医疗措施十分差，在医生吴海权的记忆里，他曾去过一家当地医院，是西班牙人开的———确切地说那根本不能称之为医院，充其量只能叫做诊所。诊所的规模小得可怜，只有一层楼，隔开了几个简陋的诊室。即便如此，这在当地已经算是比较好的设施了。

    在这家医院里。普通的感冒发烧还可以勉强开药治疗，但是开刀是肯定开不了的，因为只有简单的麻醉，所以如果想做手术，首先要买得起机票飞到其他的国家，否则如果是重病，也只有坐以待毙了。

    中国防暴队在来海地之前，准备了许多药物，仪器也带来了心电监护仪、电击除颤仪（治疗心脏骤停）等等。但由于受当地条件限制，也无法做手术。队员们在国内选拔时虽然一个个生龙活虎，可是到了海地，由于水土不服或者种种原因，125个人总会有某几个人会出现一些突发的病痛。比如营房的房间没太阳，空气流通不好，开着空调，大家又都住一起，只要出现一个人感冒，就很容易传染一大片。虽然临来之前在国内给每个队员都打了流感疫苗，然而即使这样也还是有人感冒。有一次，一个队员高烧39℃，吴海权给他打了退烧针，结果他刚拔了针就拖着病体去执行任务，生怕因为自己的病情而拖累了全队。

    每每在这样的状况面前束手无策，吴海权的心里就格外难受。尽管队友往往忍痛安慰自己，他却常常觉得，自己这个医生实在有些不称职。

    孙花玉身体一向不好，一次，她偏头痛犯了，加上感冒发烧，一口饭也吃不进去，难受得躺在床上直掉眼泪。

    正哭着呢，陈吉祥抱着一个箱子进来了，箱子里一堆水果：芒果，苹果，葡萄……放在孙花玉的面前，笑眯眯地说：“别哭了，吃水果吧。”

    孙花玉惊讶得连哭都忘了。她知道在海地弄到这些水果有多难，价格贵不说，可能这几样水果在一家超市都买不齐全，大概要跑很多家，而且走到哪里都要有队员护卫，这一箱水果中饱含了多少心血，不言而喻。她看着陈吉祥笑着的脸，“那时候，觉得他特像我大哥，亲哥哥！”

    陈吉祥要洗给孙花玉吃，她却坚决不同意，这样珍贵的东西，她舍不得吃，全留在那里，最后统统分给了其他的几名女队员。

    唐先国晚上给孙花玉端来了几碟新鲜的炒青菜，还煮了白粥，喜欢吃清淡口味的孙花玉顿时胃口大开，吃了好几碗。

    吃完以后她才发现唐先国不对劲，定睛一看，孙花玉吃了一惊。唐先国的脸上全是蚊子叮出的大包，又红又肿。孙花玉连忙问这是怎么了？唐先国却什么也不说，只是呵呵地笑。

    最后，孙花玉才得知，为了给自己摘些新鲜的青菜吃，唐先国一着急，没弄任何防护措施就趁着夜色去菜地里摘菜了———这其实是一件“危险系数”极高的事情。海地的蚊子晚上十分猖獗，尤其在菜地里更是吓人，平时队员们晚上给菜地浇水不把脸挡好，肯定会当场“毁容”，唐先国只是摘了几棵青菜，就已经被“围攻”得满脸肿得老高。

    看着唐先国，孙花玉感动得嘴唇都微微地颤抖着，“……回国后我一定要做顿好饭给你吃。”

    然后，她一个字也说不出来了。

    侯辉仟在提起一段在海地的往事时，他握着酒杯的手微微地抖了。他并没有叙述太多，声音却有些哽咽，一字一顿：“我就是觉得，我的兵！他疼，我却没有办法让他减轻一点痛苦！我觉得自己很无力……”

    他没有继续说下去，可是他的脸上写满了深深的纠结和内疚。

    侯辉仟说的这个人，是防暴队9小队的队员孟中晨。

    医生吴海权也对孟中晨念念不忘。

    孟中晨挺倒霉的。他的阑尾炎早不发作晚不发作，偏偏在海地发作了，还一发就是整整三次。

    第一次发作时，大家还没当回事，另一个医生以为他是拉肚子，于是按治疗拉肚子的方法来医治，然而吴海权坚持不排除阑尾炎的可能性。阑尾炎有麦氏点，只要一压就会疼痛，还会反复痛。经过再三检查，终于证实是阑尾炎。

    看着队友抱个肚子疼得在床上打滚，并伴有中度发烧。吴海权难受极了。他知道，如果发烧的话，病症就已经比较重了，阑尾炎的疼痛他是明白的，普通人怎么挺得下去。可是限于条件，再厉害的医生也只能干瞪眼，看着孟中晨痛苦得在床上翻来滚去，死死揪着床单，冷汗大颗大颗地往下流，也只能喂给他几片止疼片，勉强缓解一下他的疼痛。

    孟中晨第一次打点滴打了十来天，他知道自己不去执行任务，其他队友就要替他多做事，他心里着急得不行。胡政委来看他，安慰他不要多想，多休息几天，可是孟中晨坐不住，躺了一天他就偷偷地爬起来去干活，打扫卫生，去菜地浇水。

    大家纷纷劝他好好休养，他不听，结果没几天又发作了一次。这次他干脆疼得连床都下不了了，吴海权建议他动手术———尽管这是典型的空头建议。大家都清楚，在回国之前，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孟中晨断断续续地说：“……我没事……疼过去就好了……”闻者无不恻然。

    每一批下岗回来休息的队员都会去看看孟中晨，给他打一碗熬得稀烂的白粥，或者坐在那里陪他聊聊天，讲讲这一天里发生的有趣的事情。炊事班的队员经常跑过来，问孟中晨想吃点什么，孟中晨对此又感激又内疚。

    先遣队回国时，领导一致决定要让孟中晨先随机回国。孟中晨很不高兴，甚至有些生气，他觉得这样的自己是被嫌弃了。可是所有人都觉得，如果他再不回国手术，每个队员都会替他捏着一把冷汗。

    上飞机前两天，孟中晨的阑尾炎又犯了，这已经是第三次了，吴海权给他打了针，用了药，可疼痛还是压不住，第二天又给他换了药，勉强才有了些精神头。

    吴海权再三叮嘱孟中晨，路上让他注意用药，又怕他因为发烧上不了飞机，大家都担心得要命。

    直到孟中晨顺利回国，在网上联系上了吴海权和其他战友，大家才松了口气。这种感同身受的疼痛，任凭谁也不想再来第二次了。

    七朵金花

    女人是水，涓涓细流，水滴石穿，百炼钢也能成绕指柔。

    女人是花，悄然绽放，蕊落重芳，送人玫瑰也指留余香。

    女人，是一道独特的风景线，她们可以属于漂亮的舞台，可以属于温馨的家庭，也可以属于自己所爱的人的有力臂弯。

    与她们相关的词语，除了旖旎和美丽，应该别无他物。

    可是在中国驻海地维和防暴队中，却有7位如花如水的女人。她们是水，却是中国防暴队奔腾的铮铮铁水中的七滴水珠；她们是花，却是怒放在海地的铿锵玫瑰，七朵金花。

    她们之中有机关领导，也有基层检查员，还有医生、护士；有的已结婚、有的已有了孩子，拥有幸福美满的家庭，有的则刚刚走出大学校门……她们来自不同的地方，却为了同一个目标来到海地这个相同的地方。

    防暴队首席联络官兼行动官段中慧和蔼可亲，善解人意，被队员们亲切地称为“大姐姐”，很少有人想到，她已经是第二次维和的巾帼英雄。

    被称为“超女”的汤筱晶，不仅活跃于各种唱歌和拉歌场合，更是以腿长善跑而令不少男同胞们感到汗颜。

    率真活泼“小女孩”张伟，是名副其实的神枪手，精致漂亮的五官更是让她拥有“维和美女”的鼎鼎大名。

    土家族姑娘马德芬，她优美的舞姿和别具特色的民族舞蹈给全体队员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被称为“舞林至尊”。

    朝鲜族大姐孙花玉是不折不扣的白衣天使，把每一位队员都照顾得无微不至，谁有心里话都想找她聊聊。

    可爱的戴红见人就说：“笨猪（法语bonjour，你好！）”，圆圆的小脸总显得无比孩子气。

    勇敢坚强的黄凌怡，因为皮肤黑，所以被亲昵地称为“小黑妹”。

    她们的故事，在以男人为主的中国维和防暴队中，是一道最靓丽，也最为独特的风景线。

    第一次见到段中慧的时候，有些微微的吃惊。

    在很多人的想象中，这个带有一丝传奇色彩的女子，不说身材应该高挑凌厉，带些阳刚之气吧，最起码也该是颇具中性色彩，看上去至少要“震得住人”的那种外型。

    段中慧的小巧玲珑让人几乎跌破眼镜，她站在你的面前，淡淡地温柔地笑着，脑后甚至扎了个马尾，看上去甚至有几分青春的稚气。然而当她伸出手来握住你的手的时候，那种温暖又让人忍不住想起自己家中的母亲，一种包容的大气。

    她看上去并不强硬，却有着一种异样的亲和力；她也不气势逼人，甚至在她脱下军装的时候，看上去更像一位居家的贤妻良母。面对这样的女子，你无法想象她已经前后参加了东帝汶和海地两次维和任务，枪林弹雨，出生入死。这样的反差活生生地摆在面前，就像一道不可能完成的连线题，除了目瞪口呆，没有多余的其它表情。

    2002年，段中慧作为民事单警参加联合国派驻东帝汶的维和任务，并被联合国授予“和平勋章”。2007年4月，段中慧成为我国第五支赴海地维和警察防暴队的一员，首席联络官兼行动官，她再次踏上了“维和”的征程。

    “与东帝汶相比，海地更危险。”段中慧深有感触地说。作为中国维和防暴队中唯一一名女行动官，她的主要任务是做好与联海团、各国维和部队、维和警察防暴队及当地政府的沟通协调，全力参与重大行动的情报收集、形势研判、方案拟制等。在海地执行任务的8个月时间里，段中慧陪同防暴队首长出访78次，联络友邻单位112个（次），参与“马提桑地区联合搜捕行动”等紧急重大勤务20多项。

    中国防暴队是2007年4月12日到达海地的。15日，防暴队就接到联海团的通知，要求参会受领任务。段中慧凭着在东帝汶的维和经验，知道联海团在分配任务时有明显偏袒某个国家的现象。果然，中国防暴队的任务不仅重而且任务区分散，就是把战斗队员全部安排上去兵力也还是不够。再加上中国防暴队刚到海地，还不熟悉这里的整体环境，分配这么重的任务明显不合适。

    当会议准备结束时，段中慧站起身来，将所有的问题一一摊开，进行了一次义正词严、思路清晰的申斥，表明了中方的态度和立场。自知理亏的联海团副总监只好让代表再次回到会议桌前，对勤务进行了重新调整。

    后来每次的会议，联海团的官员和各国行动官都非常尊重段中慧的意见。中国防暴队成了公平、正义、和谐的主要倡导者。

    2007年4月15日，到达海地才两天多，为了提前考察红色高危地区太阳城巡逻点的情况，段中慧带领一名外语队员乘坐巴西维和部队的敞篷装甲车，一边巡逻，一边听取情况介绍，与巴西男队员们一直深入到太阳城居民区，丝毫不顾个人安危，直到圆满完成任务归来。

    海地康巴音乐节，在最混乱的时刻，眼看着现场失控，段中慧穿着20多公斤重的防弹衣与两名警卫爬过了5米多高的铁丝网进入隔离带，有些观众也跟着她爬过了铁丝网，她又爬过了第二张铁丝网通报在外戒备的队员，开着装甲车进入现场维持秩序，身上划出了血痕，摸爬滚打一身泥水，她却浑不在意。

    当聊起号称“死亡之城”的太阳城巡逻、徒步巡逻等高危巡逻行动，段中慧也只是淡淡地说了句：“我经常去。”

    段中慧除了像其他队员一样承担执勤工作外，还兼任联络、翻译等工作。南京大学英语专业毕业的她，每天需要处理几十份电文的翻译工作，还不时陪同防暴队政委出访友邻单位，负责联络翻译工作，每天只能睡5个多小时。

    翻看段中慧的所有资料，你会从字里行间读到一个女军人的飒爽英姿，“罗袖洒赤血，英气凌紫霞”。然而转过身去，她也有脆弱敏感的另外一面，那是只能对自己默默倾诉的心事，不为人知。

    段中慧第一次到东帝汶维和的时候，孩子还不到4岁，懵懵懂懂的还只是贪恋母亲的年纪。有一次，女儿在电话里哭着对段中慧说：“妈妈，是不是宝宝不听话，惹你生气了，你不要宝宝了。”

    段中慧的眼睛一下子就湿了，心里刀割一般的疼。面对这样的女儿，她竟然不知道自己该说些什么才好，无言以对的段中慧只能轻声地劝慰着女儿，许诺着很快就会回去，很快妈妈就会来陪你……她在心里请求着女儿原谅，不是妈妈不爱你，不是妈妈不想陪着你，而在地球另一边还有更重要的事等着妈妈。

    然而，段中慧再次爽了女儿的约。2007年4月，段中慧奉命将要第二次踏上维和之旅。就在这个时候。女儿却发起了高烧，同为军人的丈夫出差在外，段中慧只好让爷爷奶奶带孩子去医院，而自己却要前去维和防暴队报到。

    就在段中慧跨出家门的一刹那，女儿突然从奶奶的怀里挣脱出来，使劲拉着段中慧的衣服，放声大哭，一边哭还一边哀求着：“妈妈不要走……妈妈不要走……”乖巧的女儿已经开始明白事理，她知道妈妈这一次离开，又会有太久太久的时间见不到自己的妈妈。幼小的心灵经历过太多的别离，她甚至在段中慧转身的那一刻就已经产生了隐约的预感，哭泣只是她可以做的唯一挽留妈妈的事情。

    段中慧硬下心肠，转身推门而出，女儿的哭喊声被她重重地关在身后，直到她快步行得远了，再也听不见那断断续续的抽噎，她才停住脚步，用手捂住脸，哭了。

    对女儿的愧疚一直是段中慧心中的隐痛，这种痛日夜侵蚀着她的心，伴随着她在海地的每一个日日夜夜，久久无法释怀。

    戴红是个能歌善舞的女孩，队员们说她是“军中百灵鸟”，无论何时何地，只要听到戴红的歌唱，似乎浑身的疲惫就去了一大半儿。她身材好，跳起舞来刚柔并济，用男队员的话来说，看戴红跳舞，那就是两个字———养眼。

    戴红是分到谢固高所在的小队的，提起这个女队友，谢固高表现得很钦佩：“她是刚刚从大学生入警的，学法语。”一开始所有人都觉得这个女孩子娇娇弱弱的，吃不了什么苦，结果几轮训练下来才发现，她不但没有叫过一声苦一声累，而且作为女队员却以无比的毅力坚持下来，善始善终，反而还带给了小队里所有的男队员一种无形的力量，大家都被这样的戴红感动了。

    其实很多人并不知道，戴红是个胆小鬼，第一次射击的时候，戴红甚至被突如其来的枪响和猛烈的后坐力给吓哭了，尽管后来想起这件事是很可笑的，但是在当时，她真的切实地觉得，这样的军事生活是可怕而残酷的。

    戴红并不喜欢服输，第一次哭过也就算了，她暗暗发誓，以后绝对再也不能哭！果然，后来的训练日子里，她一直非常刻苦，射击成绩日渐上升，其它成绩也稳步提高。眼泪，再也不属于戴红的子弹。

    在训练中，戴红似乎完全忘记了自己该是个被人呵护，捧在手心的女孩儿，她甚至还争着抢着背沉重的装备，一点都不甘于人后。“很多男队员都觉得，女队员都这么做，我们男队员还有什么苦不能吃？”

    戴红虽然年轻，可是却有着一颗善良的心，防暴队里7个女队员，每个人她都很关心，每个人和她的关系都很融洽，不管是谁心烦或者不高兴了，她就像个小女孩一样扑过去撒娇，缠着人连声开解：“别生气了！别生气了！”看着她天真的样子，哪怕是一肚子火也会渐渐消弭于无形。

    有一次，“花姐”孙花玉生病了，躺在床上翻来覆去不说话，很难受的样子。戴红一直把孙花玉当成大姐姐看待，见她这样，戴红心里也不舒服。想了想，她眼珠一转，一个点子冒了出来。

    “花姐———”随着甜甜的一声呼唤，孙花玉勉强转过头来，皱着眉头看去，脸上的表情却瞬间由苦转惊，再由惊转喜，随即哈哈大笑起来。

    原来，戴红不知道什么时候把床单披在了身上，当成了舞衣扭了起来，那模样搞笑又可爱。最有意思的是，她一边跳还一边唱歌给自己伴奏，唱的正是张惠妹的热辣快歌《Bad boy》。

    “Bad boy，Bad boy，你的坏让我太无奈，Bad boy，Bad boy，让我对你说BYE-BYE……”戴红唱得兴起，索性拉着床单在屋子里跑来跑去，大有“当红歌星”的“范儿”，就差点没大叫一声“请观众们跟我一起唱”了。

    再看那边，孙花玉已经靠在枕头上笑得眼泪都出来了，对着这样一个善解人意的开心果，所有的病痛早就飞到了九霄云外。

    戴红也有自己的小心思，有时和队友散步，她都会偷偷跑到岗楼那里去偷瞄一个人。女孩子年轻的感情却也只能埋藏在心里，防暴队严禁恋爱，所有的美好只能在柏拉图中悄无声息地描画，她知道，只有当所有的任务都结束，凯旋荣归的那一天，自己才能和那个人有所交集。

    戴红的梦想终于实现了，如今的她，已经和那个牵挂的他领了结婚证。曾经一起走过的维和生涯，也许会是他们幸福的婚姻生活中最值得纪念的一笔。在那片充斥着枪炮与废墟的异国他乡，虽未相恋，却已经把彼此深深埋藏在心底，比起那些风花雪月，这样默默无言的战地爱情，更值得纪念。

    张伟的漂亮，是那种人人称道的漂亮。浓眉长睫，杏眼粉腮，身材苗条，“南国有佳人，容华若桃李”。如果出去参加某个选美大赛，没准儿也能拿个全国前三甲回来。可就是这么一个漂亮的女孩子，却戴上了蓝色的贝雷帽，选择了战斗在海地这样危险的国家。

    张伟是襄樊樊城区人，今年26岁，家中排行老二，还有个姐姐，妈妈曾经当过英语老师。“妈妈怀着我的时候，还在给学生上英语课呢。”张伟说，很多人说她英语有天赋，看来是有一定道理的，“我从小英语就不错，可能和妈妈那时的胎教有关吧。”

    在襄樊四中读高中时，张伟选择了理科。“但我真不知道怎么了，就是学不好物理化学。”张伟尽管对物理、化学题采取了题海战术，可老是考不好。这与她的英语成绩优异形成鲜明对比。

    张伟在理科班呆了两年多，高三开学快两个月时，大家已结束了所有的课程学习，转入高考复习阶段，张伟出人意料地转到了文科班。

    很少有人对临时换班过来的张伟，抱有信心。转班不到一个月，赶上一次学校的摸底考试，半路出家的张伟又给了大家一个惊喜：全班近70名学生中，她排在第11名。

    1999年，张伟参加高考，被湖北大学录取，专业是她心仪已久的外语。

    1.63米的个头，苗条的身材，干练的短发，举手投足无不彰显自信、率真本色，张伟注定是校园里打眼的那种优秀女生。班长胡晓燕说：“张伟是那种校园里放眼望去，准能一眼找到的人。”

    大三时，张伟一次性顺利通过了国家英语专业八级考试，还代表湖大参加湖北省首届口译大赛获得二等奖。张伟能歌善舞、多才多艺，一直是学校的文艺骨干，并加入了校艺术团的舞蹈组，曾多次参加各类文艺演出。同学说：“我们都以为她是个很合适进外企的人，但快毕业的时候，她报名应征入伍，成为一名边防武警，不可思议啊，一个那么时尚的女孩，穿上了军装。”

    张伟承认，自己也确实想过和大多数同学一样，选择一家外企，当白领丽人，但家里姐姐是军人，姐夫也是边防队员，自己对部队有天然的好感，刚好毕业那年，广东省公安边防总队到武汉招入警大学生，自己便成为当年湖大惟一走进军营的毕业生。

    部队，对张伟而言，是完全陌生的环境，“第一次拿起枪时我都有些害怕”。刚刚走进军营的张伟，有点找不着北。

    入伍集训是非常枯燥和艰苦的。张伟生性活泼好动，平时在学校通常都打扮得花枝招展，现在要一身橄榄绿，每天队列、军姿，遇到起风下雨，还要在泥水中摸爬滚打。这种强烈的反差，让她有点怀念大学生活了。

    张伟还记得集训那阵的糗事：染了一头红头发，队长拿条令条例教育未果后，天天被扣分，成了队长心中的钉子户，最后不得不染黑回来。

    短暂的阵痛后，张伟慢慢成长起来。集训结束时，她以5发子弹保持在45环以上的手枪射击成绩，被称为女神枪手。

    没过多久，姐夫成为中国第四支赴海地维和警察防暴队一员，“防暴队是个锻炼人的地方。”姐夫也希望她有机会去海地维和。

    直到广东省公安边防总队单独组建第五支赴海地维和警察防暴队的消息传来，张伟立即报名，凭着顽强的毅力和良好的身体素质，她在选拔考核中，以体能两项满分，英语、射击均为优秀的优异成绩，从两万多人中脱颖而出，入选防暴队。

    2007年4月12日，张伟和队友一起飞赴海地。

    张伟担任的是防暴队办公室执勤官，工作概括起来就是协助办公室主任督促、检查各项规章制度以及领导的命令、指示在部队中的贯彻落实和执行情况。尽管不用像战斗队员那样经常深入战地，经受枪林弹雨的洗礼，但张伟的工作并不轻松。“我们要监听内勤和外勤的对讲机，他们白天每半个小时给指挥中心报一次情况，晚上是每15分钟报一次情况，我们要对整个部队的动态有一个了解，知道大家现在都在干什么，做一些什么工作，心中有数。”张伟说。

    张伟反复归纳整理各类报告，利用互联网学习当地的文化民俗，提高业务水平。在8个月的时间里，她执勤期间所经手的上百个邮件、函件中，未出现一起失误，受到联合国和全体队员的称赞。

    由于张伟的工作比较繁重，所以她也很少出门，仅有的几次外出中，有一件小事让她记忆犹新。

    防暴队员们每天早上起床都要打扫环境卫生，可是海地的扫帚特别难用，跑了几家超市也没买到合适的，大家商量了一下，决定上山砍竹子自己做。于是张伟和几个队员就一起出发了。

    “那次我和后勤分队的几个同志一起去山上砍竹子，我们开车开到一片野竹林，大家就停下来了，见周围没有什么人，我们就动手开始砍了。谁知道刚砍了没几根，就有人走来，端着武器过来了。”

    由于对方拿着武器，所以不明就里的张伟和她的同事们也马上进入了戒备状态，在经过双方简单的交流后，她们才知道这是一场误会。“他们跟我们讲，说这个竹子是有主人的，不是野竹子，是有园林主的。然后他们马上打了一个电话给园林主，园林主带了几个保镖就过来了，气势汹汹的。”

    “然后怎么办？给钱呗，我们后来还和他们讲价，一根竹子多少钱什么的，说要五十根。结果那个园林主一看是来了大主顾，立刻喜笑颜开，还主动帮我们砍呢。”张伟笑了起来。

    看到张伟她们需要扫帚，当地老百姓也拿着一捆扫帚向她们推销。一捆是12把，喊价20美元。张伟这下来了兴趣，充分发挥了女孩子砍价的天性，大显身手，与他们侃了很久，最后在临走之前，居然已经降到了5美元。张伟为此乐得久久合不拢嘴。

    叫孙花玉一声“姐姐”似乎是很自然的事情，当她温和地看着你的时候，你真的会想到自己的姐姐或者某个久别重逢的亲人。

    她很健谈，也很外向，可以很快和每一个新结识的人聊到一起去。她语速很快，思维也清晰，善解人意，和她在一起，永远不会有话题聊完的时候。

    事实上，在部队里很少能见到像她这样感性的女兵，谈起战友情她会红了眼眶；说起自己训练时的糗事她会笑得前仰后合；看着在一边乖乖等着自己的儿子时，她身上溢出的柔情足以把人溺毙。

    孙花玉之所以想去海地，是因为她的一个同学，当初去了刚果做战地医疗队。孙花玉看过一些同学的照片，看见他们在雪地里集训、射击，和在刚果的很多画面，她被震撼了。

    “就觉得自己一定要去，如果不去，也许是一辈子的遗憾。”

    于是，就义无返顾地报了名。

    老公起初是不同意的，一口气数落了孙花玉的一大堆缺点：“你看你都这么大岁数了，37岁，哪里还和普通女兵一样能抗能拼？英语专业也不是很好，体力更不过关，你去海地不是给部队添乱吗？”孙花玉一听这话急了：“我们同学也和我一般大，她们都能去，我为什么不可以？这是实现我梦想最好的机会，最好的平台！”

    老公拗不过孙花玉，没有办法，为了可以照顾孩子，不让孙花玉分心，他辞去了原来在广州的高薪工作，改到珠海工作。

    选拔期的两个月，孙花玉常跟儿子通电话，一拿起电话就哭，儿子哭得嗓子都哑了：“妈妈，你什么时候回来呀？妈妈，你快回来吧……”孙花玉的眼泪哗哗往下淌，还得强忍着安慰儿子：“儿子，你别哭了，你是小男子汉，你该坚强！”可是儿子一哭就不让孙花玉放电话，动辄一两个小时，这成了孙花玉最大的牵挂。

    从培训基地回来以后，就在孙花玉在准备出发的前期，珠海一个晚报记者采访了她。孙花玉跟记者说了许多的心里话，包括对儿子的思念，放心不下儿子的矛盾心理，和自己想去海地维和的决心。孙花玉说得动情，记者写得也动情。这篇报道在报纸上刊登后，引起了很大反响。

    孙花玉儿子的班主任老师也读到了这篇报道，非常感动，于是当众在班里念了这篇报道。全班同学都对儿子十分羡慕，儿子的小小自尊心在那一天得到了极大的满足，顿时觉得无比光荣。

    那天晚上，儿子破例没有缠着孙花玉哭求她不要走，好像一夜之间就成熟了，像个小大人似的，一本正经地对孙花玉说：“妈妈，你放心吧，我一定不跟你闹了，等你回来了，我一定拿最好的成绩回报你！”

    孙花玉到了海地，第一时间就是打开电脑，想跟儿子聊聊天。儿子的QQ名字是“机器猫”，孙花玉找了半天却没看到这个熟悉的称呼，再仔细一看，原来儿子竟然已经把QQ名字改成了“平安的海岸线”。

    孙花玉再一次没有忍住自己的眼泪，在电脑前哭了个稀里哗啦。

    在海地的工作很繁忙，孙花玉主要是负责看守军械库和一些护理工作，她这个人热心，在防暴队里，无论谁生了病，她都会亲自下厨，给病号做碗面条吃，无论谁过生日，她都会煮个鸡蛋送过去，很简单朴实的做法，却往往让当事人忍不住红了眼眶。

    有的时候队员们到军械库来取枪，都喜欢和孙花玉说说心里话。在炊事班工作的队员晏飞谈了个女朋友，可是因为他前来海地维和，长期不能陪在女友身边，开始女朋友还可以接受，时间长了就开始闹情绪。晏飞为此很苦恼，常常来找孙花玉诉苦。孙花玉就以过来人的身份给晏飞分析：女孩子嘛，都是应该多哄哄的，她也很寂寞，这是你的工作性质决定的，完全可以理解。作为男人要多让着她点儿，不要和她吵。有时候距离产生美，也许联络的时间隔得长一点，两个人都冷静冷静效果反而会更好。

    晏飞听了孙花玉的话，心里开朗了许多，照着这位大姐姐指点的“招数”去做，果然事半功倍。女朋友再也不和他吵架了，晏飞每天都开开心心的，几乎把孙花玉当成了亲姐姐。

    由于孙花玉是朝鲜族人，每顿少了泡菜，饭就难以下咽，因此她到了海地以后，就“因地制宜”做起泡菜来。

    没有萝卜，她就改用包菜做。先在包菜上均匀地撒上盐，码在盆里，去掉青菜味后，又到厨房里找到一些从国内带来做“剁椒鱼头”的红辣椒，红辣椒用温开水泡软，去籽剁碎，又翻出几头大蒜做成蒜泥，加上少许白糖充分搅拌，拌好后放在密封的容器里密封使其发酵，一天之后就可以吃了。

    由于泡菜存放在冰箱里，因此在外面执勤，晒了一天的队员们最喜欢的就是在吃饭时拿着筷子和饭盒杀到厨房里，拉开冰箱门，你抢我夺地每人夹上几筷泡菜来佐餐，又辣又凉，吃上一口从头顶爽到脚底。后来，只要提起孙花玉，几乎所有队员提起的第一句话就是流着口水的一句赞美———“哇！花姐的泡菜做得真是我们防暴队的一绝啊！”

    汤筱晶，是在花都培训那一章中就提起过的“超女”。

    她也是中国第五支赴海地维和警察防暴队中唯一的一名广州籍的维和队员，而且是女警。汤筱晶之所以进军营完全是机缘巧合，大学毕业后她应聘了几家外企都没有消息，正逢广东省公安边防总队来招人，很顺利地就通过了面试，被分配到了离家不远的南海边防检查站。

    但维和却一直是汤筱晶心中的一个梦想，“觉得非常神圣”，2006年12月，通过层层的选拔，汤筱晶从2000多名竞争者中脱颖而出，终于有机会去亲自体验一下那种“神圣”的感觉。

    然而海地的情况还是让已经有心理准备的汤筱晶吃了一惊，但是军人就是到哪里都要适应，女兵也不能例外。日常的工作走上正轨后，汤筱晶的维和工作一天比一天忙，在海地，汤筱晶主要负责在指挥中心沟通协调各项任务，在工作总结报告中记录了她的成就：参与翻译《联合国秘书长海地安全形势报告》、《联合国安理会延长海地任务区决议》、秘书长特别代表亲笔题词等重要资料3篇，收发处理联海团电邮文件500余份，这里所说的处理邮件是一封一封地翻译成中文，然后准确地传达到各个部门那里。就是这样一个以严谨为主的任务，认真的汤筱晶从未出过丝毫的差错。

    孙花玉评价汤筱晶用了一个词：“喜怒不形于色。”这个评语得到了很多人的赞同。在队员们的眼中，汤筱晶做事很沉稳，不紧不慢，但是和她一起工作，大家都会很放心，因为她实在“太靠谱了”。

    汤筱晶喜欢打羽毛球，而且在“七朵金花”里，只有她的羽毛球技术可以和男队员一较高下，有时杀得猛了，甚至会打得男队员毫无还手之力，一展“超女”风采。她酒量不错，如果聚餐时敬酒，手到杯干，相当豪爽，平时相处起来，既不多愁善感，也不伤春悲秋，男队员都喜欢把她当成哥们儿。

    端午节的时装表演，其他女队员都兴高采烈地穿上了一水儿“女性化”的时尚便装，赢得阵阵喝彩和口哨声。只有当汤筱晶走出来的时候，台下鸦雀无声———大家都惊掉了下巴，她穿着旧款的衣服，大大的鸭舌帽遮住脸颊，旅游鞋，看上去带着松松垮垮的随意性。

    吃惊之后，大家议论纷纷，最后得出一个结论：别说，也只有汤筱晶这样穿出来，大家倒都觉得这样的打扮竟然也很有味道，别具风情。

    汤筱晶喜欢看外国电影，情节精彩的故事片是她的最爱，常常为了看碟还能熬到两三点，第二天照旧神采奕奕地去工作。有时，马德芬她们在半梦半醒中微微睁开眼睛，还能看到邻近的床上，那一片黑暗中，汤筱晶注视着电脑屏幕的眼睛，反射出淡淡的柔和的光线，像是一个深夜里寂寞的剪影，寻找着生命中美好的光亮。

    与汤筱晶一样，年龄最小的黄凌怡是防暴队里第二个“假小子”。只是这个假小子甚至比汤筱晶还要“小子”一点。

    黄凌怡身高1？郾65米，天津人，皮肤黑黑的，有些“黑里俏”的味道。有意思的是，这个留着一头清爽短发的女孩子从小到大居然没有穿过裙子，她只喜欢牛仔裤、T恤和军装，轻便的球鞋是她的最爱，女人味十足的高跟鞋基本与她绝缘，聊起她这个特点，其他队员都笑称“这个只穿裤子，坚决不穿裙子的个性，倒有点像超女李宇春呢”。

    她的个性很内向，不太喜欢跟别的女孩东家长西家短地聊个不停，连睡觉也喜欢蒙着被子。她不如戴红那样热情奔放，也不如孙花玉那样善解人意，可是静静坐在那里上网的样子看上去也自有一番天地。

    黄凌怡也是作为法语翻译被招到防暴队里来的，然而最初，她竟然是作为战斗队员进入考核的，和所有的男队员一起训练，做过所有女队员都没有做过的高空心理测试。她体能很好，跑起来像一匹矫健的黑色小鹿，可是回到宿舍里就随随便便把鞋子一踢，床下六七双鞋子，都是倒着摆，在更多人的眼里，她更像个未脱稚气的天真孩子。

    黄凌怡皮肤敏感，海地的蚊子杀伤力对于她几乎是致命的，别人被蚊子叮了，痒是痒的，可是红肿褪去也就恢复原状了，但是黄凌怡不行，肿起来的地方一挠就破，破了就极其难以愈合，于是两条腿上全是累累伤口，八个月的防暴队生活过下来，原本呈现健康小麦色，光滑的两条小腿上，全是密密麻麻的伤疤，让人不忍目睹。女孩子哪个不爱美？队友们都替她难受，她却眨眨眼睛淡淡一笑：“没事，别替我担心。”

    外交部的张国保代表，每年“十一”的时候都会宴请海地所有政要，办一次国庆招待会，以促进中国与海地之间的交流。为了增加一些中国风的演出，张国保代表特意邀请了中国防暴队的女兵们去走一次“旗袍秀”。所有女队员都对这样的邀请感到很开心，只有黄凌怡撅起了嘴。

    “我从不穿裙子，怎么可能穿旗袍呢？”小女孩一副快要哭出来的样子。

    几个比她年龄大些的女队员都笑了起来：“穿旗袍有什么不好，我们还没看过你穿旗袍呢。”

    “我从小到大都没有穿过，以后也不想穿。”黄凌怡一副倔强的样子，有些生气了。

    马德芬安慰她：“没关系的，你穿上一定很好看，试试嘛。”

    黄凌怡依旧摇头。

    “你不穿，那这个任务就完不成了……”队员们叹气。

    “任务……”黄凌怡的神情有些动摇了，女孩天不怕地不怕，惟有提到任务完不成，她的心才七上八下起来。

    其他几个女队员连忙趁热打铁：“穿吧，穿吧……我们都支持你！”

    黄凌怡犹豫着，嗫嚅道：“可是……我没有丝袜……”

    女队员们差点跌破眼镜，这个“假小子”，居然真的连一条丝袜都没有。马德芬连忙温柔地摸了摸黄凌怡的头：“没关系，我借你一条。”

    就这样，丝袜的问题解决了。临到表演那一天，黄凌怡真的穿上了旗袍，尽管她还是很害羞忸怩，脸红红的，一副不适应的样子，不过所有的队员都大赞漂亮，毕竟这样的黄凌怡，大家还真是第一次看到。

    只是第二天，再见黄凌怡的时候，她还是一身维和服，还是那个内向的“假小子”模样，仿佛昨天穿旗袍的害羞女孩，根本就不是她。

    来到海地之前，马德芬就听过这么一句话：“在海地的中国维和防暴队里，没有女人，只有军人。”

    她也不是不信的，只是作为先遣队的成员，初到海地，忙碌的一切已经让人无暇他顾，直到十天以后，大部队到来，很多人见到自己都吓了一跳，说：“马姐，你快要变成海地人了！”马德芬这才如梦初醒。

    她慌忙从行李中找出那块镜子，幸好还没摔破。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她不想再形容自己当时的样子，只是呆呆地望着那个陌生的自己，一言不发。

    即使在之前有再多的心理建设，作为一个女人而言，这样突如其来的变化还是让马德芬感到有些难以接受。她回忆起在这十天里，自己每天都忙忙碌碌，有很多环境需要适应，有很多工作需要交接。住在临时的客房，行李全部堆在地上，没有桌子，没有椅子，洗完脸就直接蹲在地上，凭感觉往脸上胡乱抹一点雪花膏，仅此而已。

    不是没有一点委屈的，然而这是自己的选择，马德芬想。从自己决定来海地的那一刻起，就已经注定了不能回头，不能后悔，只能一步一步坚定地往前走。

    马德芬是武警医院的妇产科主治医生，研究生学历。好学的马德芬曾经参加了一个心理学培训班，班上的氛围很好，教授和同学们都很友爱，他们所传达给马德芬的意念就是要人与人之间和平和谐地相处，要创造一个和平友爱的世界。马德芬由此觉得，自己是该为这个世界做点什么。

    当10月16日接到通知，需要有人前去海地维和时，医院找了八个女医生谈话，因为马德芬是妇产科的，所以当时并没有她。结果，院长整整动员了一个多小时，可一直到中午都没有人同意前去。

    马德芬听说了，就主动找到院长报了名。院长有些吃惊，马德芬却觉得这很正常：“我觉得我不是多么伟大的人，我只是想为别人做点事，真的就这么简单。”

    马德芬其实已经并不算年轻了，可是当你接触她的时候，还是会觉得这样一个女子有着属于自己年龄的那种风华和韵味。和她聊天也不似和年轻小女兵聊天那样，唧唧喳喳带些孩子气的任性。她的语速很快，但是表达十分清晰流畅，那种思维的成熟和包容度会让人感到，这是一个聪明沉稳到让人不由得要仰慕的女人。

    那天晚上，马德芬在下班后尽情地冲了个凉。她换上出征前一天在廊坊明珠商场刚买的淡蓝色的镶着蕾丝花边的睡裙，敷上厚厚的白白的面膜，半躺在铺着刚洗过的蓝色床单上，闻着淡淡的清香，手里捧着大S新出版的图文并茂的画报……尽管是在海地，可是这短暂的忙里偷闲却让她回忆起无尽的往事，那些国内的美好岁月，和对生活全部的勇气和希望。

    那一刻，她的心宁静如水。

    5月29日上午，全国妇联副主席、书记处书记洪天慧在看望第五支防暴队时说，段中慧等7名女队员在维和工作中发挥了非常重要和不可替代的作用，称赞她们是“中国女性的骄傲”。

    谁说女子不如男？中国防暴队的七朵金花“不爱红装爱武装”。同样的炎热天气，她们可以像男人一样负重25公斤，全副武装参加紧急集合；她们天生爱装扮，却在冰天雪地里摸爬滚打，全然不顾寒冷冻裂了柔嫩的皮肤；她们天生羞涩，却同样在训练场上喊声震天、动人心魄；她们喜欢唱歌跳舞，休息时，天籁一般的声音和优美的舞姿成为了队员们放松心灵的良药；队员们受伤了，她们以女性独有的体贴和温柔照顾得无微不至，每一句亲切的慰问和关怀都熨帖到队员的心里去了……队员们亲切地称她们是头戴蓝色贝雷帽的“七仙女”。

    她们温柔娇美，她们英姿飒爽，她们坚毅果敢，她们成就了中国海地维和防暴队一片最为灿烂美丽的春光。她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叫做“维和花木兰”，虽不是替父从军，却依然征战沙场，豪情万丈。

    走近胡运旺

    采访了许多防暴队员，问了每一个人相同的问题：你觉得胡运旺政委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几乎每个人的看法都不甚相同，在他们的描述中，胡运旺是各式各样的。然而惟有一点却是出奇的相似———所有人的第一句开场白都是同一句话：胡政委是一个细心的人。

    这不禁勾起了笔者的好奇心，因为在笔者的印象中，许多军人都是勇悍无匹、孔武有力的，甚至带了几分粗犷和大大咧咧的味道。一个“细心”的军人该是什么样子？这的确是个很难理解的问题。

    队员们对此的解释七嘴八舌，莫衷一是。有人说：胡政委的细心表现在他对工作的态度上。就拿我们防暴队的大门口要铺新水泥地这事儿来说吧，本身那并不是一个引人注意的地方，路嘛，就该是给人走的，要那么仔细干吗？他不同意，不但要平整，还要漂亮。漂亮到什么份上？他就要求下雨后路面不能有一点积水，水要都流到路边的排水处，干爽舒服。

    对于工作上的问题，胡运旺就是细到这样一种吹毛求疵的地步，可是所有人也不得不服，因为每个工程在他的监督下做出来以后，就是四个字———“无可挑剔”。

    胡政委的细心还体现在和队员的感情上。所有人家里发生了大事，胡政委肯定会在第一时间得知。这简直可以用神奇来形容，可他就是保持着这样迅速敏捷的对每一个人的了解。当他初步掌握了情况，就会找到队员，耐心地为他们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疏导心理。当然更多的时候是队员们主动来找他，细细碎碎的家长里短，任何事情都愿意拿出来和这位亦兄亦父的政委分享，因为他是最好的倾听者，偶尔点拨一两句话也恰到好处。有时说到动情之处，他会陪着队员一起落泪，或者一起大笑，令人如沐春风般舒适，那个时候的他，丝毫没有一点领导的架子，倒像极了一个多年老友，可以醇酒三杯，清茶两盏，抵足而眠。

    在他的面前，许多队员都觉得自己是真实的，自由的，放松的，不需要丝毫的掩饰。

    “和这样的领导相处，他会细致到照顾你的情绪变化，也很体谅你的种种想法，不累。”

    “胡政委是那种……不怒而威，你很少能看到他发火，但是我们都很服他。那种感觉不是害怕，而是敬重。”

    “他有时候不像一个政委，更像一位大哥，他总是说要打造一个家庭式、兄弟式、和谐式的部队，实际上他也真的做到了。他把我们都当作家人，我们把他，把彼此也都当成家人。直到今天，我们防暴队的所有成员再见面时，那种亲切感和依恋感都是其他感情所替代不了的。这一切，都是胡政委所营造出的良好氛围打下的基础。”

    “我是觉得，胡政委的压力真的很大，有时候看到他处理勤务和对外交往的时候，表情很忧郁，那种忧郁是他时刻都希望把所有的事情都做好，做到尽善尽美，反而给了自己太大的压力。但是这种压力我们可以体会，他却不跟我们说，他不希望我们像他一样，背负那么多，也许他认为，这是指挥官的职责吧。”

    胡运旺的细心和体贴让他在队员中的“人气指数”极高，对于一个领导来说，这几乎是罕见的。而他除了“细心”的评价外，更多的人对于这位政委的领导能力也表现出了崇拜和赞美之情。

    “联合国秘书长的贴身警卫，为什么那么多驻海地队伍，只有中国可以上？”一个队员用反问的语气来问笔者，还未等回答，他已经骄傲地竖起大拇指：“因为我们有一个最好的政委！最好的指挥官！他做了最精心的准备，最全面的方案，最详细的计划，那么不把这样一个任务交给一个做足了十全准备的队伍，交给这样一个考虑全面的指挥官，还能交给谁呢？”

    他用了一连串的“最”字，语气中却没有一丝夸张的意思，每一个字都斩钉截铁，透着说不出的坚定和冷静，感觉不是在赞美和夸奖，只是简单地客观叙述了自己的看法。如此而已。

    队员谢固高谈起一件往事：“当时还没去海地之前，训练的时候，我们小队有一个全国十大边防卫士之一，名叫张钧。其实他因为以前和歹徒搏斗，身上受过很多伤，所以训练中很多动作完成不了，但是当时我并不是很了解，我这个人又要求严格，于是对他提出了很严厉的批评。后来我们训练下来后，胡政委把我叫到一边，心平气和地跟我讲出了张钧无法完成动作的原因，当时我非常惊讶，也感到十分内疚。”

    “你看，”谢固高一摊手，“他并没有责备我，也没有教训我，甚至连一点官架子也没有摆，他就是在那里对我很温和地说：我现在不是作为领导，我是作为兄弟，大家交交心，和你共同探讨一下，我们怎样带好这个队员？这让人首先在感情上就可以接受，也完全能够理解他的良苦用心了。”

    “别人想不到的，或者别人想到了不敢去做的，他敢去做。干事很利利索索，考虑全局，从不拖泥带水。”这是齐勇对胡运旺的评价。

    “胡运旺政委，他是个家长……对，绝对的家长。只能用这个词来形容他。”第九小队的小队长王琦回忆着，他想了半天才决定用这样一个名词来形容自己的政委：“我经常是他的警卫员。如果胡政委要出去，警卫是各小队轮值的，只要轮到我们这个小队，一般就是我去护卫。所以我觉得还是可以看到很多面的他。他对队员们很关心，体贴入微，我们身体不舒服他都会发觉，如果我们病得重了，他比谁都难过着急。至于其他比如吃得不好，穿得不好……他都要操心，就算是领导也没有他这么面面俱到的，所以我说他更像家长。”

    “我们每个星期都要开一次队务会，雷打不动，肯定漏不过去，小队以上领导都必须出席，胡政委会仔细总结工作，然后安排下一步的新工作。我们都很纳闷他怎么会时刻保持那么充沛的体力，所有的会他都参加，从不缺席，所有人的发言他都认真地从头听到尾，甚至把每句话都记得特别清楚，记忆力好得要命。”

    队员们会敬他怕他，却不是因为他会大吼大叫，而是一种莫名的气势。队员们也喜欢和他开玩笑，因为他笑起来很慈祥，亦兄亦父。如果喝多了一点酒，甚至还会红着脸，搂着身边的队员们一起大声地唱卡拉OK，哪怕唱错了也坚持唱完，固执得有些可爱。

    “他永远是起得最早，休息最晚的那一个。早上肯定第一个起床出操，我们都洗漱好冲出来了，才发现他已经站在操场上了。晚上只要轮到我们站岗，他办公室的灯永远都是最后一个熄，有时候我觉得他的窗子就像一个……灯塔。”

    一个队员用了个很浪漫的比喻：“就像你在深夜茫茫的大海中航行，本来似乎已经失去了方向，结果一抬头，嘿！有一盏模糊的灯光就在你的前方。那个时候不管还有多远，还有多危险，心里都会很温暖，充满了希望。”

    他对自己这番话下了个注解：“胡政委是个家长，也是座灯塔，我们每个人心里的灯塔。”

    见过胡运旺的人，都不觉得他像一个军人———至少不该是那种血里来火里去，叱咤风云的军中领导。面前这个戴着眼镜，含蓄内敛，温文尔雅的中年男子，如果脱下那身军装，也许更像一位风度翩翩的儒商，或是学者。

    翻阅他的履历，我们只能得到简单而枯燥的一段资料：胡运旺，男，广西灌阳人，1966年11月出生，1983年10月入伍，1985年10月入党，本科学历，广东省公安边防总队政治部副师职主任，武警大校警衔。对于许多军人来说，这样的档案实在再直接不过，带着一种冷峻坚硬的味道，谈不上几分立体。

    然而当真正和胡运旺结识，才发现面前的这个人身上，其实带了种柳暗花明的气质，资料上所有的数据仿佛都在随着模糊的记忆渐渐消散，他含着笑容伸出手来，握手：“你好。”手上是温暖的，没有过于夸张的力度，十分舒服。

    这个人站在那里，每一分给人的感觉都刚刚好。不会感觉过于凌厉，也不会感觉过于温和，就像一杯冲泡得恰到好处的茶，入口微温，先苦后甜。

    我们靠在黑色的皮质沙发上聊天，提到防暴队的他仿佛就像提起了自己的孩子，每个细节，每个人都娓娓道来。他不喜欢谈自己，总喜欢说一句：“这是大家的功劳。”然后淡淡地笑。他口才颇好，叙述的语气又平缓舒和，无论问到他哪一天发生了哪些事，他都如数家珍，不夸张，也不矫饰。

    我说到大家对他的评价，大多以细心为主，他说这是一个合格的政治家军事家应该必备的最基本要素之一。“细节决定成败”。这句耳熟能详的话从他的口中斩钉截铁地说出来，带了些不同的意味。

    直到面前的茶杯续了几次水，窗外的天色由明亮转为黑暗，访者和被访者还意犹未尽，这是个人魅力带来的结果，无可挑剔的完美。

    他说起自己的妻子，临走时她陪自己去买各种需要带去海地的东西，防晒霜、清凉油、维生素。他不忍心告诉她这些其实部队都有配齐，他明白其实她只是想为自己的丈夫尽一份心，再和自己多呆一天，一小时，甚至一分钟。

    他谈起自己的女儿时红了眼眶，摘下眼镜无声地擦拭起来。他说女儿很聪明，6岁就会下围棋，喜欢跳舞、弹琴；女儿也很好问，会问爸爸在海地那么热，要不要穿上衣；女儿还很懂事，告诉爸爸要平平安安的，要注意安全，语气像个小大人。问他有没有想过将来让女儿也参军，他只是摆着手说：一切顺其自然，我尊重她的意愿，只要她喜欢就好。

    我又问他是否对女儿有一点内疚？然而这句问话似乎终于挑断了他最后一根紧绷着的弦，泪水，突如其来地决堤。

    这也是我第一次见到这个沉稳的指挥官在我的面前哭到失态的程度。他几乎是极力控制着自己的情绪才哽咽着勉强吐出四个字：“……非常内疚。”

    那一刻我甚至痛恨自己的残忍，挖出最赤裸裸却又最血淋淋的伤疤，让他不得不面对曾经的离别和伤感，无所适从的疼痛。

    他爱她，她是他生命的延续，她是他心头的一首诗，一幅画，一支歌。然而当他为了这个国家背转身子，忍痛离她而去的时候，他除了一句内疚，什么都给不了她。

    这似乎仅仅是一个军官最普通最平凡的一面，却最可以令人生出深深的感触。简单的交流并无法让一个人完整而彻底地了解另一个人，但是胡运旺却似乎有一种能力，让所以与之接触过的人都产生一种由衷的信任和安全感，仿佛千帆过尽，尘埃落定。你不一定可以“走进”他的世界，最多只能“走近”他的世界，然而却可以为这样的一名成熟军官的个人魅力所深深折服，因为尽管只是惊鸿一瞥，就已经足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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