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着宣布了三‘不’——不打棍子不戴帽子。第三个‘不’记忆不清，大约是不给穿小鞋。过后，人们还是信不过，领导又作保证：大家回去，若是单位里揪你们的发言，凡是在这个会上说的，可以来找我们。保证的是在这个会上发言……”
有一天，周扬来参加文学组的小会。老前辈陈翔鹤徐徐说道：“沈从文想写小说，听说打算写一个革命家庭，是长篇，可不可以安排……”周扬“立即收起笑容，一沉，一绷，静默几秒钟——这几秒钟很长，仿佛有一个沉重的生锈的大针，走动一下先嗤嗤作响，再‘咚’的一声。沉吟道：我们给安排时间，创作假，几年？十年，够不够……”
不久，中国作协办公室给沙汀及作协四川分会发出一封公函，意思是沈从文6月25日左右动身去成都，初步打算住一个半月左右，动笔写酝酿已久的一部长篇小说（以其内兄——1936年牺牲的共产党员张鼎和同志一生斗争事迹为题材，写知识分子的革命道路，约二十万字），请对他的住宿等问题作安排。但是，作协6月23日突然致电沙汀，告知领导又重新安排沈从文到青岛休息。
1961年7月18日，沈从文在青岛写信给中国作协，谈到自己的写作状况：“头脑能否使用到过去一半样子，也无多大把握了，毛病是一用过了头即有些乱，过一阵子又才回复。心脏部分不太严重，已不容易好。初步设想把所收小说材料重誊一份，理出个顺序线索。万一我不能用，另外同志还可利用这份材料。最好当然是我自己能用它，好好整理出来成个中型故事，初步估计用十六万宇，安排可以写得清楚，如顺手，也不会要半年时间。”
这部作品最终没有写出来，夫人张兆和谈及原因：“堂哥牺牲了，堂嫂还在，从文从她那里收集了一些材料。还到宣化煤矿去了好几次，记了好几本。1961年热闹，他想写，但是框框太多，一碰到具体怎样写，他就不行了。没有多大把握，写了也写不好。”
沈从文二子沈虎雏也说，写不下去的原因既不是沈从文的用笔能力，也不是身体条件，而是他担心写出来会不会出问题，能不能适应新社会。
三十年来唯一一次最大的创作活动夭折了。这是理所当然的事，沈从文写革命题材的小说，本就滑稽，在那个年代真能写出一本长篇杰作来，那真是怪事了。曹禺的女儿万方回忆，建国几十年，曹禺也非常苦闷，自己怎么会写不出东西来呢？周恩来叫他写《巴黎公社》，他就不能完成任务！
林斤澜说，从午门见面以后，他和沈从文的关系就非常密切。他还说，他和汪曾祺一直给沈从文拜年，几十年中接触非常频繁。一是喜爱沈从文的小说，二是和汪曾祺是至交，汪是沈的关门弟子。谁都知道。邓友梅《漫忆汪曾祺》中说：“我和曾棋、斤澜感情密切，好心的同志还提醒：‘交朋友要谨慎，不要受小资产阶级意识的影响！一这话透出的信息，和后来有人整林斤澜吻合，就是林斤澜把沈从文当老师，看成是艺术心灵的向导。把沈从文当老师，看成是艺术心灵的向导，这在当时是多么不合时宜啊！
林斤澜和汪曾祺见沈从文过于冷落、过于寂寞，有时就拉先生过来参加北京市文联的一些活动，沈总是默默地坐在一旁听着。有回是个小会，是下乡下厂的青年作家汇报汇报，大家讨论讨论。主持人在结束时让一让，礼节性地请沈从文发言，不想沈从文真的发言了。林斤澜在《微笑的失落》中说：“他说：我不会写小说了（微笑）。现在我不会写小说了（微笑）。从前我也不会写小说，只是写写回忆（微笑）。”“今天，我是来学习的，学习写小说（微笑），我不懂下乡几个月，下厂几个月，怎么就会写出小说来（微笑）。我不懂，怎么好搜集小说材料，搜集了来又怎么好写作小说，我不是谦虚，我真不懂……（微笑淡化了，忧愁上了眉头）。”
“会上的青年交换了眼色。那意思是：瞧，老古董……”
“沈先生激动起来：从前我写点东西，只是把回忆里没有忘记掉的，忘记不了的，想忘记也没法忘记的，写了出来……（眉头起皱，厚重的眼镜片后边，眼睛圆睁，眼圈竟是微红）。”
“我不会写小说了（微笑失落）。我不懂写小说了（微笑失落）。”
林斤澜说，实际上沈从文是反话，但他的身份又不能明明白白说反话，但，听者是能听出他对当时文坛情形的怀疑的。
林斤澜说：“也就在这些时候，沈从文对我说：‘写小说要贴着人物写。’这句话和当时的文学观可不一样，这是他掏心的一句话，就是文学是写人的，写人的喜怒哀乐、悲欢离合，写人性、人情、人生、人世、人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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