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觉悟到荒诞的局外人态度
觉悟到荒诞的局外人态度，表现为现代人类社会中奔波劳顿的芸芸众生、日复一日辗转反侧的饮食男女，某一天突然对自己常规的生存状态发生了疑问，从而开始了心灵的无所皈依、漂泊流离。正如加缪所说：“起床。电车、四小时办公室或工厂里的工作。吃饭、电车，四小时的工作，吃饭、睡觉，星期一二三四五六，总是一个节奏，大部分时间都轻易地循着这条路走下去。仅仅有一天，产生了‘为什么’的疑问，于是，在这种带有惊讶色彩的厌倦中一切就开始了。”[928]就是这种“为什么”疑问的产生，引发了加缪文学作品中的主人公游离现成社会习俗，背弃主流社会观念的局外人态度。比如短篇小说集《流放与王国》的题目就明确彰显了游离、背弃的局外人态度。其中《不贞的妻子》描写主人公雅妮娜作为一个商人的妻子，却突然极不情愿跟随丈夫马赛尔到高原和南方村庄去做生意，到阿拉伯商人里去销售布匹，也不情愿认同丈夫“除了生意，似乎对什么都不感兴趣”的生活方式。[929]于是，“她越来越不自在，渴望早些离开这里。‘我为什么到这个地方来呢？’”[930]有一天，她听从了一位旅馆老板的介绍，登上一个城堡的平台，眺望广袤的沙漠。继而更在夜深人静时，忍不住悄悄地离开酣睡中的丈夫，再次来到城堡的平台上，遥望千万颗星星的闪烁、坠落。这时候，“她的呼吸平缓了，她已忘却寒冷，忘却放荡不羁的生活或心如古井的生活，忘却生与死无穷忧虑。这么多年，她一直为恐惧所驱，疯狂地、无目的地奔逃，现在她终于停下来了。”[931]《来客》则描写生活在偏僻的山村小学的主人公达吕，突然遭逢了一位不速来客而被强迫押送一个阿拉伯犯人去塔吉特的监狱。达吕不愿意遵循社会法规的羁绊，他给了阿拉伯犯人一个包着面包干、椰枣、糖的包裹和一千法郎，任随阿拉伯犯人自己选择是往东去塔吉特的监狱，还是往南去穿越高原进入游牧人群。《约拿——或工作中的艺术家》中的主人公约拿，作为一个具有独特艺术气质的画家，“自认为福星高照。尽管他尊重别人的信仰，甚至怀有某种钦佩之情，却还是只相信自己的福分。”[932]他完全以无所挂念的局外人态度应付自己的社会生活环境。当一个画商向他提出按月付款时，他说：“随您的便吧。”[933]当女朋友给他讲词语运用的细微差别时，他说：“随你们的便。”[934]当房主同他商谈取暖补贴问题时，他说：“随您的便。”[935]他请求画商允许自己把一幅画作一次义卖，画商建议他老老实实遵守合同时，他也只好说：“随您的便。”[936]这种无所挂念的人生态度，使约拿“对日常生活中的人和事，他只是报以善意的微笑，免得关心。幸亏有一次拉多开摩托，后面带着他，开得太猛出了事，他的右手缠上了绷带不能动，心里烦闷，这才对爱情发生了兴趣。”[937]这种无所挂念的人生态度，使他的女朋友“路易丝所奉献的牺牲精神的珍宝在约拿的日常生活中闪耀出最美丽的光辉”。[938]约拿和路易丝的婚姻大事就是因为“她怀着同样的热情上了那张床，然后安排与区长见面，把约拿领去，组织一次遍游美术馆的新婚旅行，两年后他的天才终于得到承认。虽然那个时期住房紧张，她却事先找好一套三间的房子，回来时安了家。”[939]《叛教者——或一个精神错乱的人》中的主人公则通过反叛粗鲁野蛮的父亲，并在修道院“偷了总务的钱箱，脱去道袍，穿越阿特拉斯、高原和沙漠”，[940]从而游离了社会主流意识的人生方向。《沉默的人们》中的主人公伊瓦尔是个瘸腿的制桶技工，瘸腿的制桶技工所从事的制桶业又遭遇到船舶和罐槽车制造业的威胁而很不景气，不景气的制桶业工人们要求老板提高工资的罢工又遭遇了失败，他们只好选择沉默来表达对规定生活状态的情感决裂。《生长的石头》中的主人公达拉斯特选择从高度文明的法国来到巴西莽林中的小城镇伊瓜贝，则直接表达了自己脱离欧洲文明社会生活的全新意愿。戏剧《卡利古拉》则揭示出宫廷里的人们，长期浸淫在千人一面的脸谱和浑浑噩噩的谎言中，皇帝卡利古拉的三天不见踪影，突然触动了人们想望改变的人生态度。正如卡利古拉的心腹埃利孔说：“我们这些同时代的人，要是三天两头能换换嘴脸，那就会让人看着好受多了。”[941]
“为什么”疑问在加缪文学作品中，更常常因为“死亡”问题的严酷拷问而引发。17世纪的法国思想家帕斯卡尔说过，人“比致他于死命的东西更高贵得多，因为他知道自己要死亡”。[942]小说《局外人》的主人公默而索的生活轨迹，就伴随着三个连续的“死亡”事件（其一是默而索的母亲去世，其二是默而索杀死阿拉伯人，其三是默而索被判处死刑）。这三个死亡事件无疑不断引发他对社会主流意识形态、固定生存方式的疑问，从而表现出一律冷漠拒绝人类社会一切习惯规定、一切利害算计的局外人态度。比如小说描写默而索为母亲守灵时，他制止了门房想为他打开棺材的行为，门房问“为什么”，他回答“不知道”。[943]默而索的老板准备在巴黎设一个办事处，问他能否去巴黎工作，默而索回答怎么样都行。“他于是问我是否对于改变生活不感兴趣。我回答说生活是无法改变的，什么样的生活都一样，我在这儿的生活并不使我不高兴。”[944]默而索的女朋友玛丽问他“愿不愿意跟她结婚”，默而索回答怎么样都行，如果她愿意就可以结。“她想知道我是否爱她。我说已经说过一次了，这种话毫无意义，如果一定要说的话，我大概是不爱她。她说：‘那为什么又娶我呢？’我跟她说这无关紧要，如果她想，我们可以结婚。再说，是她要跟我结婚的，我只要说行就完了。”[945]总之，经历了三个“死亡”事件的默而索，对母亲的去世、情人的爱恋、自己的工作与生活境况、邻里的关系，甚至对开枪杀人、被捕入狱、法庭判刑皆全然无动于衷、漠然置之。吃饭、睡觉、上班、交友、看电影、性交、杀人全是一系列脱离社会习俗规定的随意行为。玛丽就“低声说我是个怪人，她就是因为这一点才爱我。”[946]传统社会通行的行为标准、生活习惯，传统文学常用的是非、善恶、好坏等价值尺度都不适宜于判定默而索的形象意义。正如萨特在论及《局外人》时所说：“在读者和他的人物之间置放一块玻璃隔板。……玻璃似乎能让一切穿透而过，它只阻隔了一样东西：人的姿势的意义。”[947]其实，默而索的局外人态度就是要唤起人们自我感觉的苏醒，领悟到习惯成自然的社会生活常轨里面包含着人与世界的荒诞关系。小说《鼠疫》中的奥兰城本来也是现代社会里日复一日、辗转反侧的芸芸众生的活动场所之一，人们的生存景况如同小说叙述者所说：“不错，在今天的社会里，我们看到人们从早到晚地工作，而后却把业余生活的时间浪费在赌牌、上咖啡馆和闲聊上，这种情况，看来是再自然不过的事。”[948]“这个没有景色、没有草木和灵魂的城市却给人们一种宁静的感觉，最后会把人带入梦乡。”[949]但是，不知从何缘起、也不知为何消退的死亡事件却突然降临到奥兰城。这场发生、发展、消失皆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更不受人的理智制约的灾难，仿佛把奥兰城抛到了一个没有任何具体人类历史位置、任何具体社会条件的孤岛上。“这样，鼠疫给市民们带来的第一个影响是流放之感。”[950]这种流放之感酿造了奥兰城的群体局外人态度，实现了“荒谬既是一种事实，又是某些人对这种事实的清醒的意识。”[951]戏剧《卡利古拉》中失踪三天后回来的卡利古拉，也凭借自己独特的死亡体味，对社会长期规范驯化下的浑浑噩噩和谎言欺骗产生了无法容忍的感受。卡利古拉声称自己认识到了一个“极其简单、极其明了、有点儿迂拙，但是很难发现”的真理，那就是“人要死亡，他们并不幸福。”[952]“这个世界，在目前状态下，是无法容忍的。”[953]戏剧《正义者》的主人公卡利亚耶夫为了反抗专制政权革命事业而执行炸大公马车的任务，却因为自己不愿意用自己的双手将死亡降临到无辜儿童的头上，而突然忘记了“革命是不承认任何道德束缚而去征服一个新的存在的企图。”[954]他痛苦地说明自己不能投出炸弹的原因：“我万万没有料到……孩子，尤其是孩子。你注意看过孩子吗？”[955]“我没想到会碰见他们。这一切都是瞬间发生的。那两张严肃的小脸，而我手中，却是这可怕的重物。是要往他们身上投啊。就是这样，直投过去。哎，不行，我没有做到。”[956]卡利亚耶夫的瞬间踌躇里所包含的局外人态度，甚至使坚信目的决定手段的革命者斯切潘也不得不承认：“他有一颗虔诚的心灵。正是这一点使我们产生分歧。”[957]
觉悟到荒诞的局外人态度所开启的心灵无所皈依、漂泊流离，因为源自主人公关于现代社会规则如何使每一个人都在毫无区别、毫无差异，也毫无意义的二维平面上的深切体味，源自主人公关于现代社会生活如何只是永无休止的厌倦无聊、循环往复、周而复始荒诞性的自觉领会，所以又会延伸为超越芸芸众生、饮食男女的孤独感，从而更加剧了主人公与社会的荒诞关系。正如苏联文学批评家雅·艾里斯别格指出：“加缪的哲学的基础，正如一般的存在主义的基础一样，就是这样的信念：人是命定着要孤独的，在他对更好的生活的追求中，也不过扮演着希腊神话中西绪福斯的角色，而——这是最主要的——任何改组社会、改革现实的企图不仅不会有结果，而且是有害，甚至是敌对的，因为这些企图都是强加于人的。”[958]小说《局外人》里的主人公默而索就因为拒绝接受大家习以为常的社会角色规定，而成了一个人类社会的误入者。默而索的老板就对默而索能否去巴黎工作的回答，“好像不满意”，说他“答非所问，没有雄心大志，这对做买卖是很糟糕的。”[959]默而索在法庭受审时，更发现法庭上的人“都在握手，打招呼，谈话，好像在俱乐部里碰到同一个圈子里的人那样高兴”。于是“我明白了为什么我刚才会有那么奇怪的感觉，仿佛我是个多余的人，是个擅自闯入的家伙。”[960]默而索这种同社会无矛盾、无冲突、无斗争的深度隔膜里，无疑隐藏着人与社会荒诞关系的致命危机。果然，我们一方面听见检察官高喊道：“我控告这个人怀着一颗杀人犯的心埋葬了一位母亲。”[961]我们另一方面也知道，默而索“只因在母亲下葬时没有哭而被处决”。[962]或者说，默而索只因为在妈妈去世时没有表现、表演“哭”之悲哀情状，而被恼羞成怒的社会视为敌人夺去了生命。正如萨特所说：“不正是他曾向我们揭示，所谓‘习俗’和‘消遣’不过是人们借以回避自己的‘渺小、孤独、贫乏、低能和空虚’的一层掩饰吗？”“荒谬的基本之点表现为一种割裂，即人们对统一的渴望与心智同自然之间不可克服的二元性两者的分裂，人们对永恒的追求同他们生存的有限性之间的分裂，以及构成人本质的‘关切心’同人们徒劳无益的努力之间的分裂，等等。”[963]默而索的孤独感，无疑使人们更加领悟到了世界与人的严重不协调，更加认识到了世界与人的极度荒诞关系。小说《鼠疫》中首先意识到鼠疫严重危害的里厄医生，也是一位同周围的平常大众形成了尖锐、鲜明区别的先知先觉的孤独者。当里厄医生开始隔离那些染病的病人时，病人对他深怀着冷漠和敌意，病人的家人同他争吵、叫骂。重要的是，里厄医生因为特殊的孤独感，更能够充分领悟到死亡灾难无非是人与世界荒诞关系的形而上证明。所以，里厄医生就像《西绪福斯神话》中那位注定同循环往复寓言式命运抗争的西绪福斯，当十个月后，鼠疫就像它来时一样无声无息消失时，他“倾听着城中震天的欢呼声，心中却沉思着：威胁着欢乐的东西始终存在，因为这些兴高采烈的人群所看不到的东西，他却一目了然。他知道，人们能够在书中看到这些话：鼠疫杆菌永远不死不灭，它能沉睡在家具和衣服中历时几十年，它能在房间、地窖、皮箱、手帕和废纸堆中耐心地潜伏守候。也许有朝一日，人们又遭厄运，或是再来上一次教训，瘟神会再度发动它的鼠群，驱使它们选中某一座幸福的城市作为它们的葬身之地。”[964]短篇小说《不贞的妻子》中的主人公雅妮娜登上城堡平台，眺望广袤沙漠时，不得不陪伴妻子的丈夫，“在一边不耐烦了。他冷。想下去。这里有什么好看的？”[965]而“她的心里，这时候有一个人因痛苦和惊喜在哭泣。”[966]雅妮娜产生了脱胎换骨的人生领悟和意义追问，但这是沉醉在生意奔忙中的丈夫始终不能理解的。所以，当雅妮娜夜深人静，离开酣睡中的丈夫，再次来到城堡平台，遥望千万颗星星的闪烁、坠落，再回到房间、躺在丈夫旁边时，起床喝水的丈夫“看了她一眼，感到莫名其妙。她哭了，哭成了个泪人儿，还止不住。”[967]《来客》中的主人公达吕不愿意遵循社会法规的羁绊，任随阿拉伯犯人自己选择自己的归宿。遗憾的是，当达吕回头爬上山顶时，却眼睁睁看见阿拉伯犯人正慢慢走在通往塔吉特监狱的小路上。更遗憾的是，“过了一会，小学教师伫立在教室的窗前，茫然地望着那一片从高空奔泻到整个高原上的灿烂阳光。在他身后的黑板上，曲曲弯弯的法国河流之间，有一行写得很笨拙的粉笔字：‘你交出了我们的兄弟。你要偿还这笔债。’”达吕不自觉地成了那位阿拉伯犯人和他的兄弟们的双重外来客。所以，“达吕凝视着天空、高原和那一片一直伸向大海的看不见的土地。在这片他如此热爱的广阔土地上，他是孤零零的。”[968]《约拿——或工作中的艺术家》中的主人公约拿为了回避应接不暇的社交活动，他给自己建造了一个可以躲藏、思考、绘画的阁楼。他甚至要求妻子路易丝把吃的饭食、睡觉的铺盖都送上了自己的阁楼。最后，约拿病倒了。他的好朋友拉多“看着画布，上面空空如也，只是在当中，约拿写了两个非常小的字，可以看得出来，但不知道应该读作Solitaire（孤独的）还是Solidaire（团结的）。”[969]不管是前者还是后者，无疑皆表达了主人公内心深处的孤独感。《生长的石头》中的主人公达拉斯特，自愿来到巴西莽林中的小城镇伊瓜贝时，也禁不住想到：“那边，在欧洲，是羞耻和愤怒。这里，却又是流放和孤独。”[970]
戏剧《正义者》中被称为诗人的革命者卡利亚耶夫也自我辩解说：“我很想向他们解释我并不特殊。他们觉得我有点儿胡来，有点儿任性。然而，我像他们一样有思想信仰。像他们一样，我要献身。我也可以变得机灵、沉默寡言、精明强干。不过，我始终觉得生活是美好的。我喜爱美，喜爱幸福！正因为如此，我才憎恨专制政权。如何向他们解释呢？革命，毫无疑问！可是，革命是为了生活，是为了给生活增添希望，你明白吗？”[971]卡利亚耶夫出自钟情伦理道德的心灵理想，不愿意接受革命利益驱动下的手段与目的关系的理性主义规定，不愿意承认革命前途名义下的屠戮解释。他真诚地表明自己参与谋杀行动的理由：“我们谋杀，是为了创建一个永远不再有杀人的世界！我们情愿成为凶手，就是要让大地最终布满清白的人。”[972]当然，卡利亚耶夫的这种坚定性，仍然表现了游离出人类社会历史的孤独感。所以，充分理解卡利亚耶夫的多拉说：“的确，我们爱人民。不过，我们对人民的爱没有凭依，是博大的、不幸的。我们远远脱离人民，关在自己房间里，沉溺在自己的思想里。而人民呢，他们爱我们吗？他们知道我们爱他们吗？人民默然无声，多么寂静，多么寂静……”[973]“我仇恨专制政权，也知道我们别无他法。然后，我是怀着愉快的心情做出这种选择，却怀着忧伤的心情坚持。这就是差别。我们是囚徒。”[974]戏剧《卡利古拉》中披着古罗马暴君衣装的主人公，也像小说《局外人》里的主人公默而索一样在充分显示出自己同社会深度隔膜的孤独感时，更进一步凸显了世界与人的极度荒诞关系。所不同的是，默而索是以孤独的冷漠来昭示荒诞，卡利古拉是以孤独的残暴，孤独的装疯卖傻、嬉笑怒骂、正话反说等方式来暴露荒诞。所以，具有诗人气质的卡利古拉皇帝三天不见踪影时，舍雷亚说：“这个年轻人，过分喜爱文学了。”“皇帝当艺术家，是不可想象的。”[975]失踪三天后回来的卡利古拉认为“世界无法容忍”、“人们并不幸福”时，周围的人却依然觉得一切正常。所以，埃利孔说：“这个真理，人们处理得很好。看看你的周围吧。大家还照样吃饭。”[976]舍雷亚也说：“我们即使说谎，也常常是不自觉的。我要申辩；不知者不为罪。”卡利古拉却坚持认为：“谎言向来没有清白的。你们的谎言抬高了人和物，这正是我不能宽恕你们的。”[977]舍雷亚还告诉卡利古拉说：“我们要想在这个世界里生活，就应该替它辩护。”卡利古拉则回答：“这个世界并不重要，谁承认这一点，就能赢得自由。我憎恨你们，恰恰是因为你们不自由。”[978]卡利古拉的情妇卡索尼娅也说：“世上有好与坏，伟大与卑下，正义与非正义之分，我敢肯定，这一切是不会改变的。”卡利古拉激动地回答：“我就立志改变这种状况，我将平等馈赠给本世纪。等到一切全被拉平，不可能的事终于在大地上实现，月亮到了我的手中，那时，我本身也许会发生变化，世界也许会随着我而变化，人终于不再死亡，他们将幸福地生活。”[979]卡利古拉还告诉卡索尼娅说：“别人总以为一个人痛苦，是他所爱的人一日之间逝去的缘故。然而，他真正的痛苦价值要高些：那就是发现悲伤也不能持久。甚至痛苦也丧失了意义。”“今天，我比前几年更自由了，因为我摆脱了记忆和幻想。我知道了什么也不久远。”“没有这种自由，我本来会成为心满意足的人。多亏这种自由，我赢得了孤独者的非凡洞察力。”[980]所以，年轻诗人西皮翁深情地评价卡利古拉说：“我热爱他。他对我特别好。他鼓励我，说的那些话，有的我还记在心里。他对我讲过，生活不容易，但是，世上有宗教、艺术，有别人对我们的爱。他不厌其烦地说，给别人制造痛苦，只能自误。他想要做一个公正的人。”[981]卡利古拉的情妇卡索尼娅也充满理解地说：“他是个孩子。”[982]甚至反抗卡利古拉的舍雷亚，在同其他贵族们讨论对付卡利古拉的计谋时也说：“他运用手中的权力，是为更高的、更致命的一种激情服务，他威胁了咱们更深一层的东西。”“你们要明白，我不是为了你们所蒙受的小小的凌辱，而是反对一种伟大的思想，因为，那种思想的胜利，就意味着世界的末日。我可以容忍他把你们耍得丑态百出，但是不答应他干他梦想干的事。他要把哲学化为如山的尸骨，而且，对我们不利的是，这种哲学无懈可击。”[983]反过来，卡利古拉也因为憎恶那些带着虚伪假面奉承自己的人，而特别喜欢坦率表示不满的舍雷亚。因此，当有贵族向卡利古拉举报舍雷亚参与谋反时，卡利古拉却认为自己和舍雷亚是两个心灵和自豪感不分高下的人。卡利古拉甚至当着舍雷亚的面，把可以作为谋反证据的书板放在烛火上焚烧了。舍雷亚因此也这样对共同密谋造反的贵族们说：“起码要承认，这个人有不可置疑的影响。他迫使人思考，迫使所有人思考。把人置于朝不虑夕的处境，这就发人深省。因此，他引起那么多人的仇恨。”[984]从某种意义上说，卡利古拉以自己特别的人生方式，实现了加缪所说：“如果我确信这种生活只有荒诞的面目，如果我体验到它的全部平衡系于我的有意识的反抗和它挣扎其中的黑暗之间的永恒对立，如果我承认我的自由只就其有限的命运而言才有意义，那么我应该说，重要的不是生活得最好，而是生活得最多。”[985]也就从这种意义上说，卡利古拉因为破碎了人们长期坚信并依赖的生活理由，从而如同使人恼羞成怒的默而索一样，把人们推向了不得不憎恨他的尴尬境遇中。当然，卡利古拉梦想惊醒世人的愿望终归未能实现。这里面既有主观与客观相互悖谬的荒诞，又有主观超越客观的精神胜利。所以，卡利古拉有理由像西绪福斯神话中的西绪福斯、《局外人》中的默而索一样，在临死前仍然充溢着局外人的幸福感高声呼叫：历史上见，卡利古拉，历史上见。我还活着！[986]这种局外人的幸福感一方面属于存在主义文学世界里的主人公默而索、卡利古拉等；另一方面也属于人类社会现实世界中的存在主义作家、人道主义战士加缪。
2.蔑视荒诞的怀疑意识
加缪在《评让—保尔·萨特的〈恶心〉》里说：“看到生活的荒诞，这还不能成为目的，而仅仅是个起点。这是一个真理，几乎所有的伟大思想都由此起步。令人感兴趣的不是发现（荒诞），而是人从其中引出的结论和行动准则。”[987]加缪在其戏剧《卡利古拉》中借主人公卡利古拉的口说：“如果我影响不了这个世界的秩序，我睡觉还是醒着，也就无所谓了。”[988]戏剧中的诗人西皮翁问卡利古拉：“在你的生活中，难道没有任何类似的东西吗？珠泪盈眶啦，寂静的寄托之所啦？”卡利古拉回答：“怎么没有呢？”西皮翁问：“到底是什么？”卡利古拉回答：“蔑视。”[989]应该说，加缪在其文学作品中描写的人对荒诞的主观蔑视态度，无疑是人从发现生活荒诞中引出的结论和行动准则之一。
加缪的小说《局外人》就描写了主人公默而索一概冷峻地拒绝现成社会角色规定和要求，表现了人对荒诞的主观蔑视态度。比如默而索在杀死阿拉伯人、被捕入狱后，默而索的辩护律师告诉默而索，预审推事们经过调查，知道他在妈妈下葬那天“表现得麻木不仁”，“这将成为起诉的一条重要的根据”。律师问默而索那一天是否感到难过，默而索回答说：“毫无疑问，我很爱妈妈，但是这不说明任何问题。所有健康的人都或多或少盼望过他们所爱的人死去。”律师要求默而索“保证不在庭上说这句话，也不在预审法官那儿说。”律师想了想，启发默而索是否可以说那一天是“控制住了我天生的感情”。默而索的回答是：“不能，因为这是假话。”[990]一位预审推事问默而索是否信仰上帝，默而索真诚地回答说：不。[991]因此，萨特说：“他最主要的特征就是思想坦率明晰，不加掩饰。”[992]我们不妨把默而索同萨特小说《恶心》中的洛根丁作一个简单的对照：洛根丁更烦躁不安，他一直在寻求属于自己的社会人生位置；默而索则更沉默冷漠，他一直在回避社会人生的固定轨辙。洛根丁始终有一种对外在世界不适的感觉，这不适可以外化为他生理上的恶心；默而索则只有一种对一切皆无所挂念的超级平淡和漠然，这超级平淡和漠然可以外化为他的口头禅：这不是我的错。洛根丁始终是在尽力把自己从社会世俗的蒙昧中拔出来，并揭示自己所处社会的惯常虚伪，从而以撕碎社会角色假面的大无畏气概发掘生命的本真意义；默而索则从来没有自觉接受和承认社会试图强加给自己的角色任务，他是从来不说谎的诚实人。从某种意义上说，“横于内在精神世界和周围外部世界间的鸿沟，在加缪的主人公身上，同萨特的主人公相比，显得更深，更没有出路”。[993]小说还描写默而索如何经过监狱生活的种种不自由，比如性欲的冲动被遏止、吸烟的习惯被禁止等等，逐步体悟到失去“自由”、遭遇“惩罚”如何成为自己不得不屈从的社会规约，从而也成为自己无从逃逸的客观荒诞境遇。但是，默而索却凭借自己应付客观荒诞境遇的主观蔑视态度，发明了消磨时间的办法，那就是享受自己的回忆。他回想自己从前住过的房子，从一个角落开始，心里细致地数着所看见的东西。“于是我明白了，一个人哪怕只生活过一天，也可以毫无困难地在监狱里过上一百年。他会有足够的东西来回忆而不至感到烦闷。”[994]正如同加缪在其《西绪福斯神话》里所说：“没有轻蔑克服不了的命运。”[995]默而索坚决拒绝通过个人努力与世界认同，坚决拒绝通过妥协接受社会宽赦的主观蔑视态度，终于使恼羞成怒、无计可施的社会将其视为敌人而夺去了生命。所以，萨特说：“现在我们完全理解加缪的小说的题目了。他打算刻画的局外人就是一名这种极其天真的人，他们不承认社会的游戏规则，因而震惊了社会。”[996]戏剧《卡利古拉》也描写了主人公卡利古拉凭借忠实自我的主观蔑视态度，勇敢地扮演疯癫怪异、甚至浸染着邪恶的狂人角色，从而无情地戳穿了广泛流行的谎言欺骗与批量制作的集体假面。卡利古拉告诉埃利孔说：“我周围的一切，全是假象；而我，我要让人生活在真实之中！我恰恰有这种手段，能让他们在真实当中生活。因为，埃利孔，我知道他们缺少什么。埃利孔，他们缺乏认识，还缺乏一位言之有物的教师。”[997]戏剧第四幕第三场描写卡索尼娅告诉众贵族卡利古拉胃疼、吐血的消息，贵族乙说：“啊！万灵的神呀，我许愿，如果他能康复，我就向国库捐赠二十万两银币。”贵族丙说：“朱庇特啊，让我做他的替身吧。”这时候，躲藏在一旁偷听的卡利古拉走出来，向贵族乙说：“我接受你的捐赠，卢西乌斯，谢谢你。我的财政官明天到贵府上去。”拥抱贵族丙说：“你难以想象我是多么感动。”然后命令两个卫士把贵族丙带下去受死。贵族丙大声嚎叫：“我不干，这不过是开玩笑呀。”卡利古拉严肃地说：“生命，朋友，你要是对生命有足够的爱，就不会把它当成儿戏了。”[998]当然，默而索、卡利古拉终归以生命为代价，在把荒诞视为自己不得不肩负的命运，表现出决不妥协的主观蔑视态度的同时，也就实际上“揭示了人身上一直需要加以捍卫的东西”。[999]所以，默而索有理由像西绪福斯一样，面对永恒的荒诞，仍然相信：“我觉得我过去曾经是幸福的，我现在仍然是幸福的。”[1000]卡利古拉也有理由像默而索一样，面对死亡的降临，充满信心地高声呼叫：历史上见，卡利古拉，历史上见。我还活着！[1001]也就从这个意义上说，“幸福和荒诞是同一块土地的两个儿子。他们是不可分的。”[1002]而勇于蔑视荒诞的人也就享有了“西绪福斯式的幸福感”。
加缪竭力张扬的这种超越客观荒诞现实的主观蔑视态度，因为其强烈的个体生命价值取向而必然表现出对传统上帝信仰的颠覆性怀疑意识。所以，加缪说：“荒诞，就是没有上帝的罪孽。”[1003]戏剧《误会》描写亲手杀死哥哥的玛尔塔说：“我不喜欢用暗语。犯罪就是犯罪，自己想干什么要一清二楚。”[1004]玛尔塔甚至理直气壮地告诉母亲说：“得救有什么用，这话真可笑。”[1005]“这种得救掌握在我们手中。”[1006]戏剧还描写玛尔塔接过哥哥让的护照正要查看时，老仆人出现在门口，中断了玛尔塔对护照的仔细查看。[1007]当玛尔塔翻看麻痹状态中哥哥的衣服口袋，让的护照滑落到床后面时，老仆人趁两个女人没看见，悄悄拾起护照退了出去。[1008]当一切都结束后，“老仆人在楼梯上，这时走下来，把护照递给玛尔塔，一句话没讲又出去了”。[1009]妻子玛丽亚知道丈夫被他自己的母亲、妹妹亲手杀死后，绝望地呼喊：“上帝啊！我不能在这荒漠中生活！我要对您讲，也能知道讲什么。对，我完全信赖您。可怜可怜我吧，转过来看看我吧！听听我的呼声，把手伸给我！”这时候，只有那位装聋作哑的老仆人走进来，声调平淡地问：“您叫我吗？”玛丽亚转身看着他说：“我不知道！来了就帮帮我吧，我需要人帮助。可怜可怜吧，千万帮帮我！”老仆人回答：“不行。”[1010]戏剧《卡利古拉》描写埃利孔告诉西皮翁说：“我大体上也懂得，要想和神仙分庭抗礼，只有一个办法：同神一样残酷无情。”卡利古拉告诉西皮翁说：“其实，暴君就是为自己的思想或野心牺牲黎民百姓的人。而我呢，我没有思想，在荣誉和权力上，我再也没有任何渴求。我运用这个权力，也是为了补偿。”西皮翁问：“补偿什么？”卡利古拉回答：“补偿神的愚蠢和仇恨。”[1011]加缪还在小说《局外人》里描写主人公默而索三次拒绝了神父的拜访，他在明确宣称自己不相信上帝的同时，还居高临下、充满怜悯地想到神父，“他甚至连活着不活着都没有把握，因为他活着就如同死了一样。而我，我好像是两手空空。但是我对我自己有把握，对一切都有把握，比他有把握，对我的生命和那即将到来的死亡有把握。是的，我只有这么一点儿把握。但是至少，我抓住了这个真理。正如这个真理抓住了我一样。我从前有理，我现在还有理，我永远有理。我曾以某种方式生活过，我也可能以另一种方式生活。”[1012]小说《鼠疫》描写虔诚的帕纳卢神甫因为目睹一个无辜孩子的痛苦死亡，终于在认识到鼠疫灾难邪恶性的同时，也觉悟到了上帝信仰的虚幻性。他说：“很久以来，这个世界已经成为罪恶的渊薮，很久以来，它一直依靠天主的宽容而存在。人们以为只要能忏悔，什么罪过都可以犯。有了忏悔，每个人都有恃无恐，到时候，肯定会起忏悔心，那就行了。从现在起到那时的一段时间里，最容易做的就是因循下去，得过且过，余下的事，仁慈的天主自会安排。”[1013]里厄医生则更坦率地告诉帕纳卢神甫说：“我对爱有另一种观念。我至死也不会去爱这个使孩子们惨遭折磨的上帝的创造物。”[1014]里厄医生在同塔鲁的交谈中说明，假如他相信天主是万能的，他将不再去看病，让天主去管好了。[1015]小说《生长的石头》描写主人公达拉斯特，不得不把厨子再也顶不起来的石头放在自己头上，迈开了有力的步伐，就在他已经看见教堂和圣人遗骸时，却突然向左离开了通往教堂的那条路。“他加快了步子，终于到了小广场，厨子的茅屋就在那儿。他朝茅屋跑过去，一脚踢开门，一下子把石头扔在屋中央，砸在还冒着红光的火上。他站在那儿，挺直身子，突然高大无比，拼命地大口呼吸着他已不感到陌生的那种苦难和灰烬的气味，他听见他身上升起一股欢乐的暖流，这欢乐是模糊的、急切的，他说不出是什么。”“屋子的主人们到了，……他们在石头旁围了一圈，默不作声。惟有河水声穿过浓厚的空气，传了进来。达拉斯特在黑暗中站着、倾听着，什么也看不见。流水声使他的心头充满了纷乱的幸福之感。他闭着眼睛，愉快地欢呼他自己的力量，又一次欢呼生命重新开始。”[1016]说不出欢乐是什么的主人公达拉斯特，无疑要告诉人们，上帝允诺、理性保证已经一去不复返，现代人不得不孤独地背负起自己命运的真实处境。屋子的主人们也明白了，失去上帝指引，因而也挣脱上帝束缚的人，可以凭借自己胆大妄为的行动获得存在价值、生命意义复归的幸福。
随着关于上帝信仰的颠覆性怀疑意识的伸展，问题的思考自然会触发西方历史理性主义价值观的许多方面。比如历史理性主义价值观要人们凭借抽象的人类社会普遍原则和遥远的人类历史美妙憧憬，将个人的命运判定为微不足道的、可以随意勾销的偶然存在。但是，具有颠覆性怀疑意识的人却不能不清醒地意识到：“有时候，人们看一个说谎的比看一个说真话的还要清楚呢。真相，如同光亮，炫人眼目。谎言则相反，是一抹美丽的霞光，它使每样东西都显出价值。”[1017]所以，当小说《局外人》中的默而索听见法庭庭长宣布“以法兰西人民的名义在一个广场上将我斩首示众”时，[1018]他自然而然地发生了深刻的怀疑：“尽管我有善良的愿望，我也不能接受这种咄咄逼人的确凿性。因为，说到底，在以这种确凿性为根据的判决和这一判决自宣布之时起所开始的不可动摇的进程之间，存在着一种可笑的不相称。判决是在二十点而不是在十七点宣布的，它完全可能是另一种结论，它是由一些换了衬衣的人做出的，它要取得法国人民的信任，而法国人（或德国人，或中国人）却是一个很不确切的概念，这一切使得这决定很不严肃。但是，我不得不承认，从做出这项决定的那一秒钟起，它的作用就和我的身体靠着的这堵墙的存在同样确实，同样可靠。”[1019]默而索明白，法庭庭长是在以自己的傲慢偏见假冒法兰西人民的正义判决。小说《鼠疫》中的一个主人公塔鲁，也因为对自己当法官的父亲以社会的名义宣布处死一个人的谋杀行为大为震惊和反感而离家出走。塔鲁告诉里厄医生说：“当然，我当时懂得，我们偶尔也判人死刑。但是，人们告诉我，为了实现一个再也没有人杀人的世界，这些人的死是必要的。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当时这是对的，不过无论如何，现在我恐怕不能坚持这类真理了。”[1020]小说《堕落》中的叙述者兼主人公若望-巴蒂斯特·克拉芒斯更通过自己忏悔式独白说：“我更理解的是那位朋友，他带头戒烟，凭着意志而成功了。一天早晨，他打开报纸，读到第一颗氢弹爆炸了，知道了它值得钦佩的威力，就立即走进一家烟店。”[1021]默而索、塔鲁、若望-巴蒂斯特·克拉芒斯的怀疑意识，通过小说《叛教者——或一个精神错乱的人》中的主人公回想自己粗鲁野蛮的父亲、回想自己进修道院的遭遇后，终于扩展成为理直气壮的愤怒控诉：“我有一笔帐要跟他算，跟他的老师算，跟我的老师算，他们骗了我，跟卑鄙的欧洲算，所有人都骗了我。”[1022]“他们欺骗了我，唯有恶的统治才是无懈可击的，他们欺骗了我，真理是方的、沉的、密的，不容有任何细微的差别，善是个梦幻，是个竭力追求而不断推迟的计划，是个永远不可到达的极限，它的统治是不可能的。唯有恶能到达极限，能绝对地统治，应该为恶效劳，以便建立起它的王国，然后再考虑干什么，然后是什么意思，就是说，唯有恶是现实的，打倒欧洲，打倒理性，打倒荣誉，打倒十字架。”[1023]其实，蒙受欺骗并不是个别人的偶然遭遇，而是现代人类社会生活荒诞性超越阶级、阶层，扩展至所有人的普遍境遇。所以，小说《沉默的人们》描写从事不景气制桶业的工人们，要求人品不坏的老板提高工资而举行的罢工失败后，不得不选择沉默的工人们却因为老板女儿的不幸患病而心生无可奈何的怜悯同情。正如叶夫尼娜谈到小说《缄默者》时所说：“然而工人们的社会‘精神病’，即阶级团结的感情和他们对拒绝他们的要求，使他们过着贫困生活的主人的反抗，则是工人们的‘流放’。而他们真正的生存或‘王国’，则是当他们得知老板的孩子生病后对这位可怜主人的无声怜悯。可见，这里还是将人人都看成是不幸的，人人（无论工人还是老板）都值得怜悯。”[1024]更进一步说，现代人类社会生活荒诞性的普遍境遇又是人类千百年历史的永恒阴影。所以，小说《约拿——或工作中的艺术家》在看得见的画家故事下面，隐藏了一个看不见的《旧约·约拿书》里约拿的故事，即约拿不听从耶和华要他往尼尼微城去宣告城市居民罪恶的吩咐，私自躲藏在一艘海船里。耶和华使海面风浪大作，使船上人不得不将约拿抛入大海以平息风浪。正如霍克海默与阿多尔诺所说：“个性从来没有真正实现过。各个阶段上维持自我生存的阶级形式，只是保持住了类本质。……个人通过他表面上的自由，而成为社会经济和社会机制的产物。……但是个人的每一个这种进步，都是以牺牲个性为代价的，个人是以牺牲个性的名义取得成就的，个人只能表示决心，提出自己的执行计划。”[1025]黑格尔的历史哲学作为西方历史理性主义的最高理论总结，尤其规定了革命与人道、行为与动机、手段与目的、集体与个体关系里，前项对后项的绝对优先权力。所以，加缪在戏剧《正义者》中描写一位钟情人道主义理想的革命者卡利亚耶夫，因为看见大公乘坐的马车上有两个儿童而放弃了刺杀行动。卡利亚耶夫没有坚守现在服从将来、手段服从目的、个人服从集体的历史理性主义信念，反而对手段的正义性产生了怀疑与反思。这种怀疑与反思引发了多拉、卡利亚耶夫与斯切潘的激烈争论：
多拉：睁开眼睛吧，要知道，组织那怕有片刻容忍儿童死于我们炸弹之下，也要丧失它的能力和影响。
斯切潘：我可没有心思听这种傻话。我们什么时候忘掉儿童，到了那一天，我们就将成为世界的主人，革命就将胜利。
多拉：到了那一天，革命就将受到全人类的憎恨。
斯切潘：那有什么关系，只要我们深深地爱全人类，我们就能把革命强加给它，并把它从它自身的奴役中拯救出来。
多拉：如果全人类抛弃革命呢？如果你为之战斗的全国人们不同意杀儿童呢？也要打击全国人民吗？
……
斯切潘：孩子！你们嘴里只有这两个词。难道你们什么也不明白吗？就因为雅奈克没有干掉那两个，成千上万的俄国儿童，还要在几年当中饿死。
……
斯切潘：你们并不相信革命。如果你们完全彻底地相信，如果你们确信，我们通过牺牲和胜利，定会建起一个摆脱专制主义的俄国，而这片自由的土地终将覆盖全世界，如果你们不怀疑到那时候，从主人手中和成见中解放出来的人，将向天空仰起真正神的面孔，那么，两个孩子的死又有多大分量呢？那么，你们就会认为自己有一切权利，一切，你们听清楚了。如果你们顾惜他俩的性命，裹足不前，这就表明你们对自己的权利没有把握。你们不相信革命。
卡利亚耶夫：斯切潘，我感到惭愧，可是，我不能让你讲下去。我接受谋杀，是为了推翻专制政权。然而，我看你的话里显露了一种专制主义，它一旦确立起来，就会把我变成杀人凶手，而我却极力做一个伸张正义的人。
斯切潘：如果实现了正义，即使由杀人凶手实现了正义，你是不是伸张正义的人又有什么关系。你和我，都不足挂齿。
……
卡利亚耶夫：我热爱今天跟我生活在同一块土地上的人，我要向他们致敬。我是为他们战斗，为他们牺牲。为了一个我没有把握的遥远的国度，我不会迎面打击我的兄弟们。我不能为一种不复存在的正义，再增添活生生的非正义。弟兄们，我愿意开诚布公，至少告诉你们最纯朴的农民都会说的话：屠杀孩子不光彩。假如有一天，我还活在世上，革命要脱离荣誉，我就会脱离革命。1026
多拉、卡利亚耶夫与斯切潘之间的激烈争论，生动地折射出了现代人深刻置疑历史理性主义价值观的困惑与梦魇。加缪就忍不住直接说：“现代的每一次革命都导致了国家权力的加强。1789年的革命带来了拿破仑第三，1917年的革命带来了斯大林，二十世纪的意大利骚动带来了墨索里尼，魏玛共和国带来希特勒。”“所有的革命者在最后都或者成为一个压迫者，或者成为一个异端分子。在他们所选择的纯粹历史的领域内，反叛和革命最后都陷入同样进退两难的境地，或者是警察统治，或者是疯狂。”[1027]“历史的革命总是不得不怀抱着对真正存在的某一天的希望进行活动，而这个希望总是落空的。”[1028]
历史理性主义价值观一直肯定历史进步与人伦情感的二律背反原则，以及这个原则下历史进步相对人伦情感的优先性。因此，人与人的相互关系常常处在深深的疏远和隔离、甚至深重的罪孽纠缠中。正如小说《堕落》的叙述者兼主人公若望-巴蒂斯特·克拉芒斯通过自己的忏悔式独白所说：“一座精致的房子，是不是？您看见的是两个奴隶的脑袋。一块招牌。房子原来属于一个奴隶贩子。啊！不，那时这种把戏并没有人想隐瞒！人们高声谈论，说：‘看，我临街有幢房子，我运奴隶，卖黑肉！’”[1029]所以，加缪在戏剧《误会》中描写主人公的妹妹玛尔塔告诉自己不认识的哥哥说：“多少晦暗的岁月，在这个小村子和我们头上过去，渐渐使这座房子冷却了，并且消蚀了我们的同情心。我再跟你说一遍，你在这里见不到丝毫类似亲切的情感。”[1030]“我的人情味儿，就是我的渴望，而为了得到我渴望的东西，我相信会踏碎路上碰到的一切。”[1031]《误会》中主人公的妻子玛丽亚也感叹：“自从进入这个国家，竟看不到一张幸福的面孔。我对什么都怀疑起来。这个欧洲多么凄凉。”[1032]历史进步相对人伦情感的优先性早已经无情规定了人与人之间、尤其是男性与女性之间，在分配自然和社会资源时的不平等权力。资本主义制度的发展更从实践上强化了人与人（尤其是男人与女人）的相互不平等。所以，当母亲和妹妹发现她们谋杀了自己的亲人后，妹妹玛尔塔仍然愤愤地说：“生活可能给予一个男人的，都给予他了。他离开这地方，了解了别的地区、大海、自由的人。而我呢，死守在这里。我们死守在大陆中心，在寂寞中又渺小又可怜，我是在土地深层长大的。”[1033]妹妹玛尔塔决心以冷漠来对付这种不平等。甚至当母亲怀疑地问道：“你认出他来了？”玛尔塔坚定地告诉母亲说：“没有！我没有认出他来。……不过，您向我提这个问题并不完全错。因为，我现在清楚，即使我认出他来，事情也不会有丝毫改变。”母亲心有不甘地说：“我情愿相信这不是真的。最残忍的凶手，也知道有于心不忍的时刻。”但玛尔塔回答说：“我也知道。但是，面对一个陌生而冷淡的哥哥，我是不会低下头的。”[1034]玛尔塔甚至在母亲绝望地出走后，仍然自言自语：“我恨他，我恨他，就因为他如愿以偿！而我呢，只能把这偏僻蔽塞的狭窄天地认作家园，只能用这地方的酸涩的李子充饥，只能用我抛洒的鲜血解渴。”“我恨这世界，因为我们在这里只能屈从于上帝。可是我，蒙受冤屈，没有得到公正待遇，我绝不跪下。”[1035]玛尔塔明白，这种不公正一定有一个超验的形而上依据，所以，她若有所悟地告诉嫂子玛丽亚说：“要知道，我们都命定在秩序之中。您必须相信这种秩序。”[1036]“要明白，无论对他还是对我们，无论是生还是死，既没有祖国可言，也没有安宁可言。这片幽深、没有阳光的土地，人进去就成为失明的动物的腹中食，总不能把这种地方称为祖国。”[1037]
加缪把主观蔑视态度作为人从发现生活荒诞中引出的结论和行动准则之一，终于在颠覆性怀疑上帝信仰以及西方历史理性主义价值观的同时，寄寓了自己的存在主义自由精神。所以，加缪有理由在论述西绪福斯蔑视荒诞的英雄性时不无赞羡地说：“既是由于他的激情，也是由于他的痛苦。他对神的轻蔑，他对死亡的仇恨，他对生命的激情，使他受到了这种无法描述的酷刑，用尽全部心力而一无所成。这是为了热爱这片土地而必须付出的代价。”[1038]
3.反抗荒诞的自由精神
P·吉奈斯蒂埃说：“反抗，就是加缪的最终的回答，它构成了加缪思想的核心。”[1039]加缪的小说《鼠疫》就通过讲述人们面临突然而至的灾难，不愿束手就擒而奋起反抗的故事，在表现反抗荒诞自由精神的同时，阐释了加缪关于生命意义的理解：“反叛所起的作用与‘我思故我在’在思想方面所起的作用是一样的……我反抗，所以我们存在。”[1040]小说中反抗者的主要代表里厄医生最先觉察到鼠疫的来临，他毫不犹豫地担当起了领导人们奋力反抗鼠疫的重任。几个月前才来到奥兰定居的知识分子塔鲁也组织起志愿者防疫队伍，积极地投入反抗鼠疫的斗争，最终在胜利来临的时刻献出了生命。政府小职员格朗一直是个生活和事业上的失败者，一直津津乐道自己的伟大作家梦幻：“我希望的是有朝一日当我的手稿送到出版者手中的时候，他看后站起身来向他的助手们说：‘先生们，脱帽致敬！’”[1041]格朗尽管始终没有琢磨出自己小说的第一句完美语句，却因为担当起志愿者防疫队伍的秘书工作、积极参加救护工作而谱写了自我人生的完美篇章。“他埋着头默默地工作的美德推动整个卫生防疫组织的工作。他怀着他那特有的善良愿望不假思索地用‘我干’来回答一切。他只要求做些小事情出点力，其他的事，对他说来，年事太大，胜任不了。”[1042]所以，小说叙述者说：“假如人们真的坚持要树立一些他们所称的英雄的榜样或模范，假如一定要在这篇故事中树立一个英雄形象的话，那么作者就得推荐这位无足轻重和甘居人后的人物。此人有的只是一点好心和一个看来有点可笑的理想。这将使真理恢复其本来面目，使二加二等于四，把英雄主义正好置于追求幸福的高尚要求之后而绝不是之前的次要地位，这还将赋予这篇故事以特点，这个特点就是用真实的感情进行叙述，而真实的感情既不是赤裸裸的邪恶，也不是像戏剧里矫揉造作的慷慨激昂。”[1043]小说通过若干寻常人物的人生态度、生命选择，表现了P·吉奈斯蒂埃所说的“真正的反抗只能是对于我们所不能阻挡的命运的一种觉悟，艰难地获得了清醒的头脑，这只能带来一种可引为自豪的深切的欢愉。”[1044]小说中的反抗鼠疫也像西绪福斯的注定命运一样，无法阻挡鼠疫作为一场灾难的发生和漫延。所以，里厄医生在意识到鼠疫来临的同时，也认识到鼠疫的本质意味着人们的反抗可能“是一串没完没了的失败”。[1045]正如同加缪在《西绪福斯神话》里所说：“他们有某种理由认为最可怕的惩罚莫过于既无用又无望的劳动。”[1046]“如果说这神话是悲壮的，那是因为它的主人公是有意识的。如果每一步都有成功的希望支持着他，那他的苦难又将在哪里？今日之工人劳动，一生中每一天都干着同样的活计，这种命运是同样的荒诞。因此它只在工人有了意识那种很少的时候才是悲壮的。西绪福斯，这神的无产者，无能为力而又在反抗，他知道他的悲惨的状况有多么深广：他下山时想的正是这种状况。造成他痛苦的洞察力同时也完成了他的胜利。”[1047]尽管如此，人们仍然要努力通过反抗以减轻人们的痛苦与死亡。还如《鼠疫》的叙述者所说：“我们城中许多新的伦理学家当时说，做任何事都不会有什么用，还是屈膝投降为佳。而塔鲁和里厄以及他们的朋友们可能作过这样或那样的回答，但是结论总是他们所看清楚的东西：必须作这样或那样的斗争而不该屈膝投降。整个问题是设法使尽可能多的人不死，尽可能多的人不致永远诀别。对此只有一个办法：与鼠疫作战。这个真理并不值得大书特书，它只不过是理所当然而已。”[1048]小说显然已经将人与世界荒诞关系的抽象性，具体化为人类社会中的善良与邪恶的斗争，从而让人领悟到了应该肩负的社会道德责任。所以，小说《鼠疫》不像加缪以往的作品通常只关注个人的遭际，而是关注某个城市，即某个社会集体的共同命运。加缪说：“在荒谬的体验中，痛苦是个人的，而从反叛运动开始，人们则意识到痛苦是集体的经历。”[1049]由此，我们发现，加缪的文学创作在表现反抗荒诞时，尤其彰显出存在主义哲学所包含的消极否定与积极肯定、个人生命存在与集体道德责任的深刻矛盾。因为存在主义哲学的出发点是人的烦、畏、忧虑、悲伤、恐惧、绝望、死亡等具体精神状态，是自己领会自己、体验自己的“孤独的个体”。萨特的“存在先于本质”就是要说明个别的具体自由，应该优先于一般的抽象规定。萨特说：“事实上，我是一个通过活动而知晓自身自由的存在者，而我同样是一个以其个别及单独的存在作为自由时间化的存在者。”[1050]加缪在《尼采和虚无主义》中也说：“苏格拉底所展示的，或基督教教义所主张的道德行为本身就是没落的标志。它想以影子的人代替血肉的人。它以完全虚构的和谐的世界的名义谴责充满七情六欲和呼唤的人世间。”[1051]所以，小说《鼠疫》描写那位从巴黎来访的新闻记者朗贝尔，试图要里厄医生给他一张没有患病的证明而遭到拒绝时，他理直气壮地谴责医生：“您是在讲大道理，您生活在抽象观念中。”[1052]“您就要讲些为了公众利益之类的话了，但是公众利益也要以个人幸福为基础的！”[1053]朗贝尔有权利为了自己的个人幸福，或努力请求政府部门的特殊批准，或不择手段地尝试买通黑社会的非法偷渡。我们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里厄医生不但不阻止，甚至还在心灵深处对朗贝尔的选择怀着理解、同情、支持和赞赏。当官方已经注意到朗贝尔与走私者之间的联系时，里厄医生还催促朗贝尔最好快一点实行他的逃跑计划。当朗贝尔问里厄为什么不阻止他，反而催促他快一点行动时，医生回答说：“这可能是我自己也想为幸福出点力吧。”[1054]同时，小说叙述者又这样说：“对朗贝尔说来，抽象观念就是一切和他的幸福背道而驰的东西。说真的，里厄也知道这位记者在某种意义上是对的。但是他也知道有时候抽象观念比幸福更要紧，而在这种情况下，也只是在这种情况下就必须重视前者。”[1055]所以，既在意想之外，又在意料之中的是，朗贝尔在逃离计划即将付诸实现的时刻，突然找到里厄医生说：“我不走了，我想留下来跟你们在一起。”[1056]他告诉医生，“他经过再三考虑，虽然他的想法没变，但是，如果他走掉，他会感到羞耻，这会影响他对留在外边的那个人儿的爱情。”[1057]尽管里厄医生用有力的声音回答他，选择幸福谈不上什么羞耻。朗贝尔仍然坚持说：“是啊，不过要是只顾一个人自己的幸福，那就会感到羞耻。”[1058]“我一直认为我是外地人，我跟你们毫无关系。但是现在我见到了我所见的事，我懂得，不管我愿意或者不愿意，我是这城里的人了。这件事跟我们大家都有关系。”[1059]里厄医生说：“世界上没有任何事物是值得人们为了它而舍弃自己的所爱。然而，不知什么原因，我自己就像您一样，也舍弃了我的所爱。”[1060]一方面是个人的幸福权利，另一方面是社会的道德责任，从前者到后者完全没有正确与错误的形而上先验规定，但有充分证明生命价值的自由选择。由此，消极否定与积极肯定、个人生命存在与集体道德责任的矛盾，终归通过人的自由选择而得到了统一。所以，当鼠疫无声无息消失、人们载歌载舞欢呼胜利时，“里厄医生于是决定编写这篇到此为止的故事。他之所以要这样做是因为不愿在事实面前保持缄默，是为了当一个同情这些鼠疫患者的见证人，为了使人们至少能回忆起这些人都是不公平和暴力的牺牲品，为了如实地告诉人们他在这场灾难中所学到的东西，并告诉人们：人的身上，值得赞赏的东西总是多于应该蔑视的东西。”[1061]
人的自由选择基础上的道德责任，使加缪文学作品经过觉悟到荒诞、蔑视荒诞所开展的历史理性主义批判也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即从抽象的历史置疑衍生出了具体的自我审判。正如加缪在《西绪福斯神话》里所说：“反抗就是人和他自己的阴暗面之间的永恒对抗。”[1062]加缪在戏剧《正义者》中描写大公夫人到监狱探望因为不愿伤害无辜儿童而放弃爆炸大公马车的卡利亚耶夫时也这样说：“其实，我来这里，是要指引您回到上帝身边。现在我明白了，您要自行审判，自救。”[1063]所谓“自我审判”，“同自己的阴暗面对抗”，“自行审判、自救”，无非都是要说明，历史是人自己创造的历史，每一个人在创造历史的活动中，都可以自由选择自己的社会角色，从而担负起相应的道德责任。因此，社会历史批判应该有一个自我道德审判的原点。正如小说《堕落》的叙述者兼主人公若望-巴蒂斯特·克拉芒斯所说：“既然人不审判自己就不能判决别人，那就得自己攻击自己以获得审判别人的权力。既然任何一位法官有朝一日都得成为忏悔者，那就应该走相反的路，当忏悔者，以便能够最后成为法官。”[1064]这样，抽象历史理性主义的一般性社会批判，也就自然转化成了具体的个人道德责任清算。小说《堕落》就描写叙述者兼主人公凭借超越历史现实的自由伦理理想，进行了反讽式的自我审判。他说：“我由着自己的天性，任其发展，我们都知道幸福即在于此。”“我天性中的这一部分我任其发展，对寡妇孤儿我必然产生共鸣。”“我特别喜欢帮助盲人过马路。”“我总是喜欢回答问路的行人，借过他们火，助推车的人一臂之力，推抛锚的汽车，买救世军的报纸，或买老妇人的鲜花。”“我还乐善好施。”“早晨在公共汽车里或地下电车里，给一些看起来应该坐着的人让座，拣起一个老妇人掉在地上的东西，然后带着我惯有的微笑还给她，或仅仅是把我叫的出租汽车让给更急需的人，这样，我的一天就充满了光明。”“我也被认为是慷慨大方的，我也的确如此。公开或私下，我都有赠与。当我该拿出一件东西或一笔钱时，我所感到的远远不是痛苦，而是经久不衰的快乐，有时我看到这些赠与毫无回报以及有可能变成忘恩负义，不免产生某种伤感，但是这与我所获得的哪怕最微不足道的快乐相比也是不可同日而语的。”“这是些小事，但是，它们将使您理解我在我的生活中，尤其是在我的职业中发现的持久的乐趣。”[1065]通过这一切反讽式的自我审判，叙述者兼主人公揭示了人们常常清楚知晓却又往往忽略实行的最简单、直接的社会生活道德，从而实现了叶夫尼娜谈到《堕落》时所说：“加缪在这里不是去揭露人的生存条件，而是揭露内心的不完善、空虚、虚伪和卑鄙；仿佛这些东西是人的天性。”[1066]戏剧《误会》则描写开黑店母女俩的复杂精神困窘和极端心灵绝望，表现了反省式的自我审判。比如母亲说：“我只盼望安宁，放松一点儿。说起来真糊涂，有几天晚上，我差点产生出家的念头。”[1067]尤其当母亲知道她们亲手害死儿子后，更是若有所悟地说：“我就知道，迟早有一天要自作自受，这才罢休。”[1068]“当母亲认不出自己儿子的时候，不管怎么说，她在大地的使命结束了。”[1069]女儿玛尔塔问：“您不是教过我蔑视一切吗？”母亲回答：“对，然而，我刚刚明白我错了，在这片一切都无定准的大地上，我们有自己确定的东西。母亲对儿子的爱，就是我今天确信的。”[1070]玛尔塔不无嘲讽地问：“忘掉您二十年，多美妙的爱呀！”其话语中显然包含着西方人已经遗忘自己母亲的千年痛苦隐喻。[1071]但母亲回答说：“对，是美妙的爱，断绝音信二十年还依然存在。其实又有什么关系！对我来说，这种爱相当美好，既然没有它我不能生活。”[1072]玛尔塔再反驳说：“您从前可不这么讲。这么多年来，您始终跟我寸步不离，紧紧抓住来送死的人的双腿。那时您却没想自由和地狱。您一直干下来。这种情况，您儿子能改变什么呢？”母亲回答说：“我一直干下来，的确如此，可这是因循守旧，就像一个死人。只要一阵痛苦，就能使一切变易。我儿子来改变的正是这一点。”“其实，这不过是恢复爱所感到的伤痛，可这伤痛就叫我吃不消。我也明白，这种伤痛同样没有道理。但是，人世本身就不合理，这话我完全可以讲，因为从诞生到陨灭，我尝到了它的全部滋味。”母亲绝望地痛苦叹息：“我丧失了自由，开始堕入地狱！”[1073]
小说《局外人》也描写主人公默而索尽管有种种理由把母亲送往养老院，但他仍然感觉参加守灵的妈妈生前的朋友们，“他们都面对着我”，“我有一种可笑的印象，觉得他们是审判我来了”。[1074]小说别出心裁地通过“阳光”、“灯光”等意象生动地表现了主人公的自我审判意识。比如默而索在给母亲守灵时，他感觉“照在白墙上的灯光使我很难受”。[1075]默而索在给母亲送葬时，也感觉“周围仍然是一片被阳光照得发亮的田野。天空亮得让人受不了。”[1076]默而索因杀人被捕以后，一位预审推事也是“在一间挂着窗帘的房子里接待我的，他的桌子上只有一盏灯，照亮了他让我坐的那把椅子，而他自己却在黑暗中。”[1077]玛丽到监狱探望默而索时，默而索感觉接待室里，“明亮的阳光从天上泻到玻璃上射进大厅，使我感到头昏眼花”。[1078]默而索来到法庭受审时，更感觉“尽管挂着窗帘，有些地方还是有阳光射进来，空气已经闷得不行”。[1079]小说《叛教者——或一个精神错乱的人》中的主人公也回想自己被“带到一个阳光照耀下的广场的中央”。“时值正午。天空像一块白热化的铁板，在炽烈的阳光的敲击下振颤不已，他们盯着我，时间在消逝，他们没完没了地盯着我，而我承受不住他们的目光，气喘得越来越厉害，终于，我哭了，他们却突然不声不响地转过身去，朝着同一个方向走了。”[1080]《生长的石头》中的主人公达拉斯特从法国来到巴西莽林中的小城镇伊瓜贝时，也“看着对面墙上反射的阳光，看得他又感到了疲倦和眩晕。”[1081]
表现自我审判的“阳光”、“灯光”等意象，在戏剧《卡利古拉》里则变换为主人公卡利古拉三番五次面对的镜子。比如戏剧第一幕第十一场描写卡利古拉一面招呼贵族们：“全都过来。靠前来。”一面拉起情妇卡索尼娅的手，把她领到镜子前，用锣槌狂乱地擦掉光滑镜面上的一个形象后，哈哈大笑说：“瞧，什么也没有了。记忆不存在了，所有面孔都逃开了！没有了，什么也没有了。留下来的是什么，你知道吗？再靠前点儿，你瞧。你们都上前来，瞧一瞧吧。”然后，卡利古拉自己伫立在镜子前，让镜子里映照出他所摆出的发狂姿势，使卡索尼娅恐惧地看着镜子惊叫：“卡利古拉。”卡利古拉用指头戳在镜子上，突然定睛凝视着镜子欢呼：“卡利古拉。”[1082]第四幕第十四场描写卡利古拉亲手勒死了卡索尼娅后，神色惊慌地原地转了一圈后，又朝镜子走去，并自言自语地说：“卡利古拉！你也一样，你也一样，你有罪呀。其实，罪过只是轻点儿重点儿罢了！然而，在这个没有法官、没有清白人的世上，谁敢判我的罪啊！”卡利古拉紧贴着镜子，以悲痛的声调说：“我怕。原先鄙视别人，现在感到自己的心灵同样怯懦，这多叫人厌恶啊！”卡利古拉后退两步后，又走向镜子。声音低沉地独白：“一切看似那么复杂，其实又那么简单。”同时，他哭着把双手伸向镜子说：“只要不可能的事实现就成。不可能的事！我走遍天涯海角，在我周身各地寻觅。我伸出过双手，现在又伸出双手，碰到的却是你，总是你在我的对面，我对你恨之入骨。我没有走应该走的路，结果一无所获。我的自由不是好的。埃利孔！埃利孔！杳无音讯！”埃利孔从远处高喊：“当心，卡伊乌斯！当心哪！”这时候，一只隐蔽的手用匕首刺中埃利孔。卡利古拉站起来，操起一只矮凳，气喘吁吁地走到镜子前，对着镜子观察，模拟地向前一跳，朝着镜子里有同样动作的身影飞掷去矮凳。镜子破碎了，携带兵器的谋反者从四面八方上来。[1083]这一切如同加缪所说：“一个人在玻璃隔墙后面打电话，人们听不见他说话，但看得见他的无意义的手势：于是就想他为什么活着。这种面对人本身的非人性所感到的不适，这种面对着我们自己的形象的无法估量的堕落，这种如当代一位作者所说的‘恶心’，也是荒诞。同样，某些时候在镜子里朝我们走来的陌生人，我们在自己的照片中看见的那个亲切然而令人不安的兄弟，仍然是荒诞。”[1084]“如果思想在现象变化不定的镜子里发现能把现象和自身概括为一种唯一的原则的永恒联系，人们就能谈精神的幸福了，而真正的幸福者的神话也只不过是一种可笑的伪造品。”[1085]
光亮，以其洞烛一切阴暗的透明性；镜子，以其审视自我丑陋的直观性；皆使主人公感到审判是无所逃遁的注定命运。所以，《局外人》同时描写默而索被判死刑后，想起了妈妈讲述的关于父亲看处决犯人的往事，他忍不住想到：“如果一旦我能从这座监狱里出去，我一定去观看所有的处决。”[1086]因为观看处决可以将自我审判意识延伸到其他人，甚至扩展到全社会。等待死亡的默而索被神甫看望后，他更这样想：“据他说，人类的正义不算什么，上帝的正义才是一切。我说正是前者判了我死刑。他说它并未因此而洗刷掉我的罪孽。我对他说我不知道什么是罪孽。人家只告诉我，我是个犯人。我是个犯人，我就付出代价，除此之外，不能再对我要求更多的东西了。”[1087]默而索一方面对人类社会的判决心存决不服罪的抵触，另一方面又自觉自己是应该接受惩罚的犯人。正因为此，默而索不无幸福感地想：“为了把一切都做得完善，为了使我感到不那么孤独，我还希望处决我的那一天有很多人来观看，希望他们对我报之以仇恨的喊叫声。”[1088]我们有理由相信，默而索不会那么孤独，默而索的希望也不会落空，因为他是一个生活在局外人状态中的叛逆者，人们会自觉地视他为应该接受惩处的敌人而叫喊；又因为他不是唯一、而是众多沐浴在西方历史理性主义文化中的罪人，人们又会不自觉地视他为替代大家接受惩罚的殉道者而哀悼，从而将围观默而索的死亡变成实现人类全体自我审判的集体仪式。《卡利古拉》也同时描写卡利古拉在朝镜子飞掷去矮凳的同时，忍不住喊叫：“历史上见，卡利古拉，历史上见。”[1089]卡利古拉坚信，他所经验的自我审判终归会通过历史而与他人审判纠缠成为了一体，从而将自我审判扩展到全社会。
自我审判扩展到全社会的结果，自然会酝酿出针对自我和社会的双重审判。比如小说《约拿——或工作中的艺术家》就描写主人公约拿，终归因为社会文化商业化的诱惑而审美精神丧失、艺术创造力枯竭。正如小说中的一位行家所说：“他退步了。”“这是由于成功啊，人们抵抗不了成功。他完了。”[1090]果然，“约拿画得少了，他也不知道为什么。他还是那样勤奋，但他现在甚至一个人独处的时候，画画也有了困难。这些时刻，他是望着天空度过的。他总是精神涣散，疲惫不堪，想入非非。”[1091]小说《堕落》更通过叙述者兼主人公若望-巴蒂斯特·克拉芒斯的忏悔式独白，使自我审判意识进一步表现为自我堕落忏悔与社会堕落判决的合二而一。小说叙述者兼主人公屡次郑重地申明：“我是法官——忏悔者。”[1092]小说还通过第一人称的叙述方式，使小说叙述者兼主人公仿佛同听者、读者浑然为一体地自言自语：“我满身污秽，慢慢地揪着头发，脸上划过一道道指甲印，然而目光敏锐，站在全人类面前，回顾我的耻辱，同时盯着我所制造的效果，说：‘我是无耻之尤。’于是，神不知鬼不觉，我在谈话中从‘我’过渡到‘我们’。……我越是认罪，我越是有权审判你们。更有甚者，我激起你们自己审判自己，这使我感到轻松。啊！亲爱的，我们是奇怪而可悲的人，只要我们回想一下我们自己的生活，使自己惊讶和反感的机会就不会少。试试吧。请放心，我将怀着深厚的博爱之情倾听您的忏悔。”[1093]小说叙述者兼主人公就这样让每一个听者、读者都无一例外地感受到自己既是应该接受审判的罪人，又是可能从事审判的审判者。正如P·吉奈斯蒂埃说：“那段用第一人称叙述的，并通过一个未出场的交谈者而直接传达给读者的神秘的‘法官——忏悔者’让-巴蒂斯特·克拉芒斯的那段午夜忏悔，就是新小说中的毫无传统性主人公特点的人物的先兆。随后，又加上了形式精巧的、深不可测的哲理：让-巴蒂斯特·克拉芒斯不是别人，就是小说的读者——你、我，因为我们全都既是罪人又是审判者。”[1094]还如小说的叙述者兼主人公说：“我们不能肯定任何人的无辜，却可以肯定一切人的罪状。每个人都是他人的罪行的见证，这就是我的信念，我的愿望。”[1095]“我总觉得我们的同胞有两大狂热：思想和通奸。乱七八糟，姑且这样说吧。不过，我们不要谴责他们；不独他们如此，整个欧洲也这样。我有时梦想着未来的历史学家将如何评说我们。对于现代人，一句话足矣：通奸和读报。我敢说，下了这个有力的断语之后，文章就作尽了。”[1096]“我认为，如果您未曾奉行过《圣经》的教导，您是不会晋升得更快的。这使您晋升？那您知晓《圣经》喽？”[1097]整个欧洲的广阔空间、古今贯穿的纵深时间，甚至《圣经》所代表的超验精神领域，皆无可避免地被描绘为充斥着肮脏与污秽，从而皆无一幸免地受到了严厉审判。由此，自我道德审判终归又扩展、延伸了社会历史批判的广度、深度。所以，小说《堕落》的叙述者兼主人公有理由凭借洞察一切的口吻说：“我的职业成功地完成了这种攀登高峰的志愿……它使我高踞于法官之上，该我来审判他们，高踞于被告之上，迫使他们认罪。”[1098]“对确立罪状和惩罚来说上帝是不必要的。在我们自己的帮助下，有我们的同类就足够了。您刚才说末日审判。请允许我毕恭毕敬地付之一笑。我正站稳脚跟等着它呢：我见识过更可怕的、人类的审判。”[1099]加缪文学中的反抗荒诞，终归充分实现了小说的审美自由性，即“同时执行两个任务，一方面是否定，另一方面是激励，这就是展现在荒诞的创造者面前的道路。”[1100]
4.加缪文学作品中的“失语”现象
萨特说：“感到我们不能凭借语言和概念来思考世间的事物，这就是荒谬情感的来源。”[1101]从某种意义上说，“感到不能凭借语言和概念来思考世间的事物”就是一种“失语”现象。
“失语”现象在加缪文学作品中，首先表现为人们遗忘了如何使用最简单的语言表现内心想法。比如小说《约拿——或工作中的艺术家》中的主人公约拿，他最擅长的语言就只是“随您的便吧”。当一个画商向他提出按月付款时，他说：“随您的便吧。”[1102]女朋友给他讲词语运用的细微差别时，他说：“随你们的便。”[1103]房主同他商谈取暖补贴问题时，他也说：“随您的便。”[1104]他请求画商允许自己把一幅画作一次义卖，画商建议他老老实实遵守合同时，他也只好说：“随您的便。”[1105]这种千篇一律的“随您的便”，表明主人公完全失去了应付复杂社会的生活语言。所以，约拿给自己建造了一个可以躲藏、思考、绘画的阁楼，以回避应接不暇的社会活动。他甚至要求妻子路易丝把吃的饭食、睡觉的铺盖都送上了自己的阁楼。而后，“约拿画得少了，他也不知道为什么。他还是那样勤奋，但他现在甚至一个人独处的时候，画画也有了困难。这些时刻，他是望着天空度过的。他总是精神涣散，疲惫不堪，想入非非。”[1106]最后，约拿病倒了。他终于在失去应付社会的生活语言后，继而失去了表达内心世界的艺术语言。他的好朋友拉多“看着画布，上面空空如也，只是在当中，约拿写了两个非常小的字，可以看得出来，但不知道应该读作Solitaire（孤独的）还是Solidaire（团结的）。”[1107]小说《沉默的人们》中瘸腿的制桶技工伊瓦尔与制桶业工人们，要求老板提高工资的罢工失败了。瘸腿的伊瓦尔和不景气的制桶业工人们表达他们沮丧、愤懑的方式也唯有无言的沉默。小说《不贞的妻子》中的主人公雅妮娜，虽然极不情愿认同丈夫“除了生意，似乎对什么都不感兴趣”的生活方式，[1108]但她背离丈夫生存宗旨和价值依据的局外人态度，却始终不能借助语言恰当表达。她只能默默地登上一个城堡的平台，静静地眺望广袤的沙漠。她只能在夜深人静时，悄悄离开酣睡的丈夫，在城堡平台上遥望千万颗星星的闪烁、坠落。这时候，“她的呼吸平缓了，她已忘却寒冷，忘却放荡不羁的生活或心如古井的生活，忘却生与死无穷忧虑。这么多年，她一直为恐惧所驱，疯狂地、无目的地奔逃，现在她终于停下来了。”[1109]但是，这种平静一方面是沉醉在脱胎换骨人生领悟中的妻子无法言说的，另一方面又是奔忙在功利计较中的丈夫不能理解的。所以，雅妮娜回到房间、躺在丈夫旁边时，起床喝水的丈夫“看了她一眼，感到莫名其妙。她哭了，哭成了个泪人儿，还止不住。”[1110]小说《来客》中的小学教师达吕，默许阿拉伯犯人具有选择往东去塔吉特的监狱，或往南穿越高原进入游牧人群的权利。遗憾的是，阿拉伯犯人不能理解达吕的默许，他慢慢走向通往塔吉特监狱的小路。更遗憾的是，“过了一会，小学教师伫立在教室的窗前，茫然地望着那一片从高空奔泻到整个高原上的灿烂阳光。在他身后的黑板上，曲曲弯弯的法国河流之间，有一行写得很笨拙的粉笔字：‘你交出了我们的兄弟。你要偿还这笔债。’”达吕既不能让阿拉伯犯人明白自己的意思，又难以向阿拉伯犯人的兄弟有效的辩解，他只能“凝视着天空、高原和那一片一直伸向大海的看不见的土地。在这片他如此热爱的广阔土地上，他是孤零零的。”[1111]
“失语”现象在加缪文学作品中，其次表现为人们遗忘了如何使用最平凡的语言表达亲昵情感。比如戏剧《误会》描写远离家乡多年的哥哥回到故乡，准备接母亲和妹妹到富裕的海边，却不幸因为面对亲人时的拘谨、严肃，遗忘了使用最简单直接的亲昵方式表达自己，从而遭遇开黑店的母亲和妹妹的谋害。戏剧中的主人公让和妻子玛丽亚曾经有这样一段对话：
让：她们看着我，却视而不见，一切比我原来想的要困难。
玛丽亚：你完全知道这并不难，一说开就行了。要容易好办，你就说：“是我”，一切便恢复正常了。
让：对，可是当时，我头脑里充满了想象。……我内心很激动，但难于开口。
玛丽亚：一句话的事儿。
让：我却没有想出来。有什么关系，我并不那么急呀。我来到这里，带回财富，还可能带回幸福。我一听说父亲去世，就明白我对她们母女二人有责任，既然明白，就应当履行职责。不过我猜想，回到自己家，并不像一般说的那么容易，要把一个陌生人认作儿子，还需要一点时间。
玛丽亚：那么，为什么不事先捎个信儿，说你要回来呢？有些情况就得随俗，大家怎么做就怎么做。要想让人认出来，就报上名字，这是明摆着的道理；装成外人的样子，到头来就会把一切都搅乱了。你以陌生人的身份去见人家，怎么能不被人家看成陌生人呢？不行，不行，这些都不吉利。
让：算了，玛丽亚，没这么严重。其实有什么，这正有助于我的打算。我趁此机会从旁观察一下，更容易发现什么能使她们幸福。然后，我再想法儿让她们认下我。总之，想好词就成。
玛丽亚：只有一个办法，就是像换了任何人都会做的那样，说一声：“我回来了”，就是让自己的心说话。
让：心并不这么简单。
玛丽亚：但是它只使用简单词。就说：“我是您儿子，这是我妻子。我同她生活在我们喜爱的地方，那里临海，充满阳光。然而我们还不够幸福，现在需要你们。”这话并不怎么难说。
让：讲话要公道，玛丽亚。我并不需要她们，而是明白她们可能需要我，一个男子汉从来不孤独。[1112]
本来，事情完全可以如戏剧中主人公让的妻子玛丽亚告诫自己丈夫所说：“你做这一切，完全可以使用简明的语言。”[1113]让也曾忍不住低声祈祷：“天主啊！启示我想出我要说的话吧，或者让我放弃这种徒劳之举，回到玛丽亚的爱中去吧。”[1114]但是，让还是因为“失语”而被母亲和妹妹害死了。所以，玛丽亚非常懊恼地告诉玛尔塔说：“真是祸从天降。他本想让你们认出来，本想回到家里，给你们带来幸福，不知道怎样说才好。正在他想词的时候，你们把他害死了。”[1115]当然，让“想词”的过程所以那么沉重、艰难，是因为里面潜藏着西方理性主义强化历史优先人伦的深邃隐喻。正如妹妹玛尔塔告诉自己不认识的哥哥说：“多少晦暗的岁月，在这个小村子和我们头上过去，渐渐使这座房子冷却了，并且消蚀了我们的同情心。我再跟你说一遍，你在这里见不到丝毫类似亲切的情感。”[1116]“我的人情味儿，就是我的渴望，而为了得到我渴望的东西，我相信会踏碎路上碰到的一切。”[1117]主人公的妻子玛丽亚也感叹：“自从进入这个国家，竟看不到一张幸福的面孔。我对什么都怀疑起来。这个欧洲多么凄凉。”[1118]所以，让因为“想词”而遭遇血缘亲族的杀戮，必然有扮演上帝的老仆人装聋作哑的推波助澜。比如戏剧描写玛尔塔接过哥哥让的护照正要查看时，老仆人出现在门口，中断了玛尔塔对护照的仔细查看。[1119]当玛尔塔翻看麻痹状态中哥哥的衣服口袋，让的护照滑落到床后面时，老仆人趁两个女人没看见，悄悄拾起护照退了出去。[1120]当一切都结束后，“老仆人在楼梯上，这时走下来，把护照递给玛尔塔，一句话没讲又出去了”。[1121]所以，妹妹玛尔塔最后若有所悟地告诉嫂子玛丽亚说：“要知道，我们都命定在秩序之中。您必须相信这种秩序。”[1122]
不管是人们遗忘了如何使用最简单的语言表现内心想法，还是遗忘了如何使用最平凡的语言表达亲昵情感，其实都是西方理性主义长期关注人类历史目的下的普遍社会意志，忽略个人生存处境中的特殊个别感情的严峻恶果。正如黑格尔在追溯古希腊赫拉克利特哲学思想时，关于西方理性主义基本原则的高度概括：“意识只有作为普遍性的意识才是真理的意识；但是，个别性的意识和个别的行为，一种在内容或形式方面特别异样的创新，是非真理的，是坏的。因此错误只在于思想个别化——罪恶与错误是由于与普遍分离。”“而理性自身所知道的也同样是必然性或存在的普遍性。这就是思想的本质，亦即世界的本质。”[1123]这种强调普遍、排斥个别的历史理性主义，终归在驯化人们的思维与语言的同时，更孕育出泛滥在社会各方面的、冠冕堂皇的闲谈。正如海德格尔所说：“言谈本质上属于此在的存在机制，一道造就了此在的展开状态。而言谈有可能变成闲谈。闲谈这种言谈不以分解了的领悟来保持在世的敞开状态，而是锁闭了在世，掩盖了世内存在者。”“无根的人云亦云竟至于把开展扭曲为封闭。”[1124]冠冕堂皇的闲谈常常与道貌岸然的谎言相差只有一步。因为闲谈的后面往往是人云亦云的懦弱妥协、是“皇帝新衣”的伪善欺骗。正如戏剧《卡利古拉》中失踪三天回来的卡利古拉与舍雷亚的一段对话所表明：
卡利古拉：“我不喜欢文人，不能容忍他们的谎言。他们讲的话不是给自己听的。他们要是听听自己讲的话，就会明白他们一文不值，再也不会开口了。好啦，到此为止，我讨厌假见证。”
舍雷亚：“我们即使说谎，也常常是不自觉的。我要申辩；不知者不为罪。”
卡利古拉：“谎言向来没有清白的。你们的谎言抬高了人和物，这正是我不能宽恕你们的。”[1125]
舍雷亚：“我们要想在这个世界里生活，就应该替它辩护。”[1126]
所以，小说《堕落》里的叙述者兼主人公若望-巴蒂斯特·克拉芒斯说：“有时候，人们看一个说谎的比看一个说真话的还要清楚呢。真相，如同光亮，炫人眼目。谎言则相反，是一抹美丽的霞光，它使每样东西都显出价值。”[1127]戏剧《正义者》里的革命者斯切潘也说：“人人都说谎。谎话要说的圆，关键是要做到这一点。”[1128]
当虚假的闲谈、谎言替代真实的情感表达充斥世界时，诚实无疑就是严重的“失语”。从这个意义上说，加缪文学中的“失语”无疑包含着深刻的社会批判性。具体而言，“失语”的人不是不会说话，而是不愿说人云亦云的闲话、假话，因此而可能成为孤独的局外人，甚至成为危险的敌人。比如小说《局外人》描写默而索制止门房打开母亲棺材时，门房问“为什么”，他只能回答“不知道”。[1129]默而索的老板问他能否去巴黎工作，得到怎么样都行的回答后，老板“好像不满意”，说他“答非所问，没有雄心大志。”[1130]默而索来到法庭受审时，发现法庭上的人“都在握手，打招呼，谈话，好像在俱乐部里碰到同一个圈子里的人那样高兴”。于是“我明白了为什么我刚才会有那么奇怪的感觉，仿佛我是个多余的人，是个擅自闯入的家伙。”[1131]默而索就因为在守护母亲灵柩时，没有要求看妈妈的遗容；在参加母亲葬礼时，没有表现悲痛的哭；在会见辩护律师时，没有采纳“控制住了天生感情”的劝告；一句话，没有用虚假的闲谈、谎言装扮自己，从而让法庭上的诸位证人和检察官巧妙地制造了罪不可赦的证词。正如施康强先生在谈到萨特的《〈局外人〉的诠释》时所说：“萨特指出，读者读这部小说时会产生荒诞感，那是因为一方面作者描写了主人公逐日经历的现实生活，另一方面他在叙述这一现实生活时又使它变得难以辨认，如检察官在起诉书中叙述的谋杀经过，便与读者在上文读到的、从主人公默尔索的角度体验的事件完全不同。”[1132]因此，检察官与律师的激烈辩论，始终让默而索感到自我人生被强行篡改歪曲的诧异与惊奇。我们终于不难理解，默而索的女朋友玛丽为什么在证人席上提供了证词后，突然情绪失控、泪水夺眶而出。她在一瞬间豁然彻悟、理解到了默而索的坦率与真诚何以遭到社会的误解、敌视。玛丽的彻悟、理解可能帮助“失语”的默而索，重新找回消除社会误解、敌视的语言吗？遗憾的是，玛丽的彻悟和感受与社会公众闲谈、谎言之间仍然有巨大的裂缝，这种裂缝使玛丽也陷入了“失语”的困窘中。所以，充分理解玛丽的默而索说：“忽然，玛丽大哭起来，说情况不是这样，还有别的，刚才的话不是她心里想的，是人家逼她说的，她很了解我，我没做过任何坏事。但是执达吏在庭长的示意下把她拖了出去。审讯继续。”[1133]实际上，谁也没有逼迫玛丽，她只是说了一些符合默而索人生情理的真话。但这些真话不符合社会闲谈、谎言的规范，反而无意间成了默而索罪行的证词，当然也成了个人与社会、人与世界荒诞关系的证词。默而索知道，自己“只因在母亲下葬时没有哭而被处决”，[1134]但他不知道，自己不管是面对人类的法庭、还是面对上帝的审判，只要不愿意参与闲谈、运用谎言就必然没有为自己辩解的机会。这样，不愿意参加闲谈，又不愿意接受谎言的默而索只能以沉默、冷漠作为自己的语言方式，最终被社会视为最危险的敌人而判处了死刑。从这个意义上说，一方面“只有懂得如何说话的人才能缄默不语”；[1135]另一方面，荒诞的世界、荒诞的人生，只要是表达个体的真实情感，不管是发声还是沉默、热情还是冷漠，都可能加剧人与人、人与社会隔断的“失语”状态。正如加缪所说：“在这一片喧嚣之中，作家再也不能希望置身局外继续其心爱的沉思和想象了。到目前为止，弃权在历史上好歹总算还是可能的。但是今天一切都变了，沉默本身也具有了一种可怕的意义。”[1136]所以，戏剧《卡利古拉》中的主人公卡利古拉，面对社会广泛的谎言欺骗与成批量制作的集体假面时，不得不通过佯狂中的装疯卖傻、嬉笑怒骂、正话反说等方式，来无情地撕碎形形色色集体性假面，还归个人赤裸裸的、甚至浸染着邪恶的生命本真。或者说，卡利古拉知道周围的人都普遍生活在浑浑噩噩的荒谬迷信中，自己不得不扮演任意杀戮的暴君角色，以选择作恶来演绎世界的无法容忍和极端荒诞。卡利古拉充满自信地告诉埃利孔：“我周围的一切，全是假象；而我，我要让人生活在真实之中！我恰恰有这种手段，能让他们在真实当中生活。因为，埃利孔，我知道他们缺少什么。埃利孔，他们缺乏认识，还缺乏一位言之有物的教师。”[1137]当然，卡利古拉的佯狂、残暴就像默而索的沉默、冷漠一样，无疑也使自己也陷入了双重的“失语”困窘。卡利古拉一方面使周围人感到不可理解的怪异，另一方面也甚至使自己觉得难以确定的陌生。他不得不三番五次地从镜像中重新寻找自我。比如戏剧第一幕第十一场里的卡利古拉一面招呼贵族们：“全都过来。靠前来。”一面拉起情妇卡索尼娅的手，把她领到镜子前，用锣槌狂乱地擦掉光滑镜面上的一个形象后，哈哈大笑说：“瞧，什么也没有了。记忆不存在了，所有面孔都逃开了！没有了，什么也没有了。留下来的是什么，你知道吗？再靠前点儿，你瞧。你们都上前来，瞧一瞧吧。”然后，卡利古拉自己伫立在镜子前，让镜子里映照出他所摆出的发狂姿势，使卡索尼娅恐惧地看着镜子惊叫：“卡利古拉。”卡利古拉用指头戳在镜子上，突然定睛凝视着镜子欢呼：“卡利古拉。”[1138]第四幕第十四场里的卡利古拉更操起一只矮凳，气喘吁吁地走到镜子前，对着镜子观察，模拟地向前一跳，朝着镜子里有同样动作的身影飞掷去矮凳。镜子破碎了，携带兵器的谋反者从四面八方上来。[1139]
让因为没有及时想出恰当的“词语”被母亲、妹妹夺去了生命，默而索因为自己的沉默、冷漠被社会判处了死刑，卡利古拉则因为自己的佯狂、残暴使许多人难以容忍而遭遇刺杀身亡。所以，他们的语言方式采纳不一定是幸运的精神选择。但反过来说，他们的语言方式采纳也不一定是不幸的精神选择。因为，让以自己“想词”的延宕过程，展示了理性主义对人们语言功能的残酷戕害；默而索以自己的真诚人生态度，暴露了社会恼羞成怒、黔驴计穷的荒诞性；卡利古拉以自己惊醒世人的佯狂，撕碎了社会谎言泛滥、表演盛行的形形色色假面。所以，默而索有理由像西绪福斯一样坚信：“我觉得我过去曾经是幸福的，我现在仍然是幸福的。”[1140]卡利古拉也有理由像默而索一样，充满信心地高声呼叫：历史上见，卡利古拉，历史上见。我还活着！[1141]海德格尔说：“真正的沉默只能存在于真实的言谈中。”[1142]“我们曾把沉默描述为言谈的本质性的可能性。谁默默给出供人领会的东西，总必‘有的可说’。此在在召唤中让自己领会到它最本己的能在，因而这一呼唤是一种沉默。良知的言谈从不付诸音声。良知只默默呼唤，亦即呼声来自无家可归的无声无阒，并把被唤起的此在作为静默下来的此在唤回到它本身的静默中去。从而，愿有良知只有在缄默中才恰当地领会到这种默默无语的言谈。”[1143]从某种意义上说，加缪文学作品中的“失语”现象可能意味着“大音无声”的全新言谈。借助这种全新的言谈，加缪试图破碎“语言的囚笼”、冲决“存在的困惑”，从而实践“反抗就是人为地制造一个世界。这也是对艺术的一种规定性。的确，反抗的要求，部分地也是美学要求。”[1144]
5.小说《局外人》的特殊叙事方式
加缪的小说《局外人》所采用的不是传统小说所特别钟情的第三人称客观叙事，而是小说主人公的第一人称主观叙事。重要的是，主人公兼第一人称叙事者又是一个被社会视为敌人判处了死刑，随时等待死亡降临、咀嚼死亡意蕴的人。从小说艺术的传统本体目的看，这种选择势必限制小说故事开展的时空广度，因而也不利于描写人与社会关系的时空广度。但是，这种选择却有利于将旁观者貌似公允的解释性讲述，转化成了在场者生存感受的呈现性描述，从而有利于人与社会荒诞关系的诗性彰显。
《局外人》虽然像传统小说一样还有故事，但小说中的故事却全没有传统小说围绕中心主线拣选材料、安排结构的一贯原则。反之，小说只有遵循自然时空流转的线型排列、延伸而出的一系列散漫无形、自然流动的瞬间生命轨迹。比如小说一开始写主人公默而索去为母亲送葬的叙述：“今天妈妈死了。……我乘的是两点钟的汽车。……天一下就黑了。……一夜过去了。……天空中阳光灿烂……。”[1145]接着写默而索回到城里后的活动：“醒来的时候……，晚上，玛丽把什么都忘了。……我醒来的时候，玛丽已经走了。……一直睡到十点钟。……吃过午饭，我有点闷得慌。……五点钟……有点暗了，……街灯一下子亮了。”[1146]语句仅仅回归于自然的排列，时间顺序代替了因果顺序。所以，萨特说：“《局外人》并非解释性的作品。荒谬的人不作解释，只是描述。”[1147]重要的是，这种自然伸展的时空排列所构成的故事里，没有主要与次要，必然与偶然，现象与本质的区分。传统小说所追求的规律、本质在此完全回归了杂乱、现象的本然状态，回归了微不足道、琐屑平常的事件发生发展。其结果如同萨特在《存在与虚无》中所言：“现象是什么，就绝对是什么，因为它就是像它所是的那样的自身揭示。我们能对现象作这样的研究和描述，是因为它是它自身的绝对的表达。”[1148]这样，小说也就非常有效地消解了西方理性主义人类自我中心地位的乐观主义信念，反之以直面现实的勇气还外在世界、人类社会以无序的、偶然发生的本来面目。
《局外人》甚至也还有基本情节，但小说的情节却全没有传统小说表现中心人物思想、感情的语言方式。反之，小说人物的语言常常只是枯燥、拘谨、呆板、闪烁其辞和意义上互不承接的短句，体现社会典型性格的丰富语言已然被淡漠、简练，甚至枯涩的语言所替代。比如主人公的大多语句都只是直接说明其行为：我走了。看见了。做了。说了。……等等。正如萨特所说：“每个句子都不承接上一句话造成的语势，每句话都是一个新的开端。每句话都像是在给一个姿势或一件物品抢镜头拍照。而对于每一个新姿态或话语，又都相应地制造一个新句子。”[1149]“《局外人》中的句子都是孤岛，我们从一句话跳到另一句话，从空无到空无。”“不言自喻，这些句子彼此并无关系，它们只是被并列在一起。”[1150]因为，作为社会存在物的人已经成为脱离社会实践交往的局外人，已经判定相应社会生活为无意义的荒诞，其语言自然因为社会生活意义的匮乏而全面萎缩。正如施康强先生在谈到萨特的《〈局外人〉的诠释》时所说：“事实本无意义，是理性的叙述赋予事实以意义。因此，加缪在叙述时大量使用不相连贯的短句，避免表示因果关系与时间关系，好像现实无非是个别因素的总和，本可以还原成互不相关的因素。”[1151]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些互不承接的短句，比较准确地把生命瞬间存在的堆砌状态模拟了出来，同时也就把人生的偶然性、漂泊性、虚无性鲜活生动地展示了出来。所以，萨特还说：“柏格森把时间视为一种不可摧毁的整体结构，而加缪却仅仅把它看成一连串的瞬间。正是这种互不关联的多元的瞬间将最终说明存在的多元性。”[1152]语句的断裂恰是社会人生断裂的感性表征，也是现代人心灵深处充满孤独感、漂泊感的诗性彰显。
《局外人》的情节也全没有传统小说通过中心人物的人生行为表现因果、目的原则下的社会规范、心理逻辑，代之而来的只是主人公破碎零乱、互不相干的偶然情绪和绝对个别的心理感受。比如主人公在开枪杀人前的一段自我叙述：“我等着，太阳晒得我两颊发烫，我觉得汗珠聚在眉峰上。那太阳和我安葬妈妈那天的太阳一样，头也像那天一样难受，皮肤下面所有的血管都一齐跳动。我热得受不了，又往前走了一步。我知道这是愚蠢的，我走一步并逃不过太阳。但是我往前走了一步，仅仅一步。这一次，阿拉伯人没有起来，却抽出刀来，迎着阳光对准了我。刀锋闪闪发光，仿佛一把寒光四射的长剑刺中了我的头。就在这时，聚在眉峰的汗珠一下子流到了眼皮上，蒙上一幅温吞吞的、模模糊糊的水幕。这一泪水和盐水搀和在一起的水幕使我的眼睛什么也看不见。我只觉得铙钹似的太阳扣在我的头上，那把刀刺眼的刀锋总是隐隐约约地对着我。滚烫的刀尖穿过我的睫毛，挖着我的痛苦的眼睛。就在这时，一切都摇晃了。大海呼出一口沉闷而炽热的气息。我觉得天门洞开，向下倾泻着大火。我全身都绷紧了，手紧紧握住枪。枪机扳动了，我摸着光滑的枪柄，就在这时，猛然一声震耳的巨响，一切都开始了。”[1153]生命攸关的重大事件，对肇事者默而索而言，似乎没有合乎因果、目的的发生理由，也没有具说服力的心理逻辑，只因为阳光、炎热、汗水所引起的焦虑与烦燥，只因为手里碰巧有一支能杀人的枪。由此，主人公默而索的社会局外性通体透明、无所遮拦地凸现了出来。其实，默而索的莽撞源自于加缪彰显人类社会荒诞处境的主观意图，这种主观意图彻底颠覆了人们长时期以来引以为骄傲的理性思维逻辑。所以，萨特说：“像所有的艺术家一样，他在编造、发明，因为他自称是在重新构筑人的初始的直接经验，也因为他巧妙地排除了作为经验组成部分的一切有意义的联系环节。”“写这种事实与意义的差异和矛盾就是要在读者心中激起荒谬感。”[1154]
《局外人》的第一人称主观叙事的汩汩流泻，因为完全冲破了个人意识长期被社会制度化意识形态所禁锢与羁缚的悲哀，自我个体的生存状态以及与周围世界的关系被置放于新的眼光下予以全新的审视和敞明，小说的许多具体细节也就变成了浸润着主人公孤独的个体心理体验的话语奔涌而出。一切外在事实的陈述经过主人公心灵的过滤，一切客观的物象描写经过主人公感情的浸染。比如小说里的主人公默而索为母亲送葬时，对母亲生前的老朋友多玛·贝莱兹的痛苦伤心是这样叙述的：“他又激动、又难过，大滴的泪水流上面颊。但是，由于皱纹的关系，泪水竟流不动，散而复聚，在那张形容大变的脸上铺上了一层水。”[1155]苏联文学理论家叶夫尼娜说：“他只是观察和记录人们各种各样的只言片语和互不连贯的手势，或是葬礼的个别方面，他注意到了令人窒息的酷暑，极度的疲倦，但是却闭口不谈与死者有关的自己的内心感受。这个人在全书的表现都具有这种麻木不仁和精神疲沓的特点。”[1156]重要的是，现代社会公众共同认可，并借以广泛流通的情感方式也就因为主人公自我个体心理感受而被消解了交流的意义。同时，主人公也就明目张胆地扯断了现存社会普遍认可的伦理情感表现方式，呈现了自我漠视世界的存在主义主体意识。还比如小说主人公默而索来到法庭候审时有这样一段叙述：“我们坐在门旁等着，隔着门，听见一片说话声，叫人的声音和挪动椅子的声音，吵吵嚷嚷地让我想到那些群众性的节日，音乐会之后，大家收拾场地准备跳舞。”[1157]主人公默而索走进法庭时则有这样一段叙述：“我看见我面前有一排面孔，都在望着我，我明白了，这是陪审员。但我说不出来这些面孔彼此间有什么区别。我只有一个印象，仿佛我在电车上，对面一排座位上的旅客盯着新上来的人，想发现有什么可笑的地方。我知道这种想法很荒唐，因为这里他们要找的不是可笑之处，而是罪恶。不过，区别并不大，反正我是这样想的。”[1158]主人公默而索接受庭长发问时还有这样一段叙述：“他还是先让我自报家门，我想这也的确是相当自然的，万一把一个人当成另一个人，那可就太严重了。”[1159]主人公默而索在法庭上倾听检察官讼词时还有这样一段叙述：“我听着，我听见他们认为我聪明。但我不太明白，平常人身上的优点到了罪犯身上，怎么就能变成沉重的罪名。至少，这使我感到惊讶。”[1160]默而索被宣判死刑后，三次拒绝接待指导神甫。他只是多少次想到是否有判了死刑的人逃脱那不可逆转的无情进程。“于是，我就怪自己从前没有对描写死刑的作品给予足够的注意。对于这些问题，一定要经常关心。谁也不知道会有什么事情发生。”[1161]社会公众共同关注的、生命攸关的严重事件，因为主人公这种无动于衷的冷漠叙述而顿时变得滑稽、逗趣，本该有痛感的悲壮也因为人与社会的极度脱节、错位而转化成了只包含荒诞感的调侃。悲剧转化成了带着现代主义黑色韵味的喜剧，愤怒的批判转化成了冷峻的自嘲。小说鲜活生动地一方面表现出主人公孤独、寂寞，以及同社会不能沟通、认同的荒诞感；另一方面又表现出局外人自主、自为，以及对荒诞处境无比轻蔑的自由想象性。
《局外人》的第一人称主观叙事在很多时候还故意把人物对话转化为间接引语，以此消解了对话的相互沟连、疏通的通常伦理意义，同时也消解了人与人相互理解、认同的社会学意义。比如主人公默而索同情人玛丽的爱情交往有这样的叙述：“晚上，玛丽把什么都忘了。片子有的地方挺滑稽，不过实在是很蠢。她的腿挨着我的腿。我抚摸她的乳房。电影快结束的时候，我吻了她，但吻得很笨。出来以后，她跟我到我的住处来了。”[1162]“她笑的时候，我心里又痒痒了。过了一会儿，她问我爱不爱她。我回答说这种话毫无意义，我好像不爱她。她好像很难过。可是在做饭的时候，她又无缘无故地笑了起来，笑得我又吻了她。”[1163]这种第一人称的自言自语叙述完全破坏了人物对话的特定语境，使人们在社会习惯中充满激情与兴奋的交流和对话被挤压成了干燥、枯涩的主体精神符号。同时，也就将自我人生与外在社会的隔断性、自主性充分地呈现了出来，在彰显出语言的枯涩、干燥的同时，也呈现出人生的枯涩、干燥。所以，萨特说：“他书中的句子都彼此平等，正如荒谬的人的所有的经验都平等一样。每句话都确立自身，而把其余一切都驱入渺渺虚无之中。”“对话是解释和表现意义的时刻，若是突出了对话的地位，也就无异于承认意义的存在。加缪对对话进行整理和概括，常常把它们转化为间接引语。他不给对话以任何印刷上的特权，因此人们说的话与其他别的事实似乎毫无差别。”[1164]
《局外人》的超乎寻常的语言叙述虽然在认识论意义上限制了小说表现宽广的社会生活内涵，却在审美意义上凭借其抽象简化的符号性而具有了极其丰厚的哲学暗示意蕴。它一方面显示了主人公的人生与社会脱节后的空乏、虚无，另一方面又显示了主人公的主体意识对社会的谨慎戒备、疏远轻蔑。当然，同时也揭示了现代人默而索的存在主义悲剧性生存境遇，已经无须特别的注解与更多的说明，因为语言的透明与单薄已彻底去掉了对其荒诞人生处境的掩饰、遮蔽。
从这个意义上说，《局外人》中特殊的小说叙事，无疑使作为叙事者的主人公成了传统社会意识形态垄断人生话语权的反对者。所以，叙事者兼主人公语言与行为必遭致传统社会意识形态阐释人的故意歪曲。因此，我们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当默而索在法庭上，诸位证人如实讲述了若干叙事者兼主人公的语言与行为后，检察官却巧妙地整理出另外一套解释，这种解释与默而索的语言与行为自身逻辑形成了巨大的差异。所以，默而索一直觉得他们是在谈与自己无关的别的什么人。检察官与律师的激烈辩论，更使默而索感到自我人生被他人强行篡改歪曲时的诧异与惊奇。默而索忍不住想到：“他们好像在处理这宗案子时把我撇在一边。一切都在没有我的干预下进行着。我的命运被决定，而根本不征求我的意见。”[1165]这种令人惊异的错裂，也就更进一步显现出忠实于语言与行为自身逻辑的个人同现成体制化社会关系的深度隔膜与陌生。还如萨特所评说：“现在我们完全理解加缪的小说的题目了。他打算刻画的局外人就是一名这种极其天真的人，他们不承认社会的游戏规则，因而震惊了社会。”[1166]难怪默而索的女友玛丽在证人席上提供了证词后，突然情绪失控、泪水夺眶而出。因为，她在一瞬间豁然彻悟、理解到默而索的坦率与真诚。同时也终于感受到默而索被社会所误解、疏远的悲愤与凄凉。这种彻悟、感受无意间使善良多情的玛丽成了沟通默而索与现实社会的桥梁。但是，孤独离群的默而索本该通过玛丽的彻悟和感受而重归与社会和好的机会却命中注定失落了。这种失落仍然是由默而索的第一人称的间接引语方式表达出来的：“忽然，玛丽大哭起来，说情况不是这样，还有别的，刚才的话不是她心里想的，是人家逼她说的，她很了解我，我没做过任何坏事。但是执达吏在庭长的示意下把她拖了出去，审讯继续。”[1167]实际上，谁也没有逼迫玛丽，她只是说了一些符合默而索语言与行为自身逻辑的真话。但这些真话却因为默而索与社会的深度裂隙而被社会意识形态侍卫们置换了意义语境。因此，它们无意间成了默而索罪过的证词。当然，它们也是默而索与社会极度疏离的证词，是个人与社会、人与世界荒诞关系的证词。所以，“《局外人》是一部表现矛盾、分裂、无所适从的小说”。[1168]面对这种难以道明、难以说清的人生处境，我们终于理解了默而索那一以贯之的沉默与冷淡。荒诞的世界、荒诞的人生，任何表达自己个体真实情感的语言，都可能加剧人与人、人与社会的隔断。因此，沉默乃是现代人默而索的语言方式，也是他关于人类生存状态的表达方式。正如加缪所说：“只有懂得如何说话的人才能缄默不语。”[1169]所以，当一位预审推事问默而索，人家把他描绘成一个生性缄默孤僻的人，他自己有什么看法时，默而索回答说：“因为我没什么可说的，于是我就不说话。”[1170]海德格尔说：“言听奠基于领会。领会既不来自喋喋不休也不来自忙忙碌碌的东听西听。唯有所领会者能审听。所以，言谈的另一种本质可能性即沉默也有其生存论基础。比起口若悬河的人来，在交谈中沉默的人可能更本真地‘让人领会’，也就是说，更本真地形成领悟。”[1171]默而索的“没什么可说的，于是我就不说话”其实是说出了更深邃的人生感悟。反过来说，《局外人》也就终归运用特殊的叙事方式，凸现了一个从人类主体精神角度充分意识到自己与世界的荒诞关系，并对荒诞关系持蔑视、反抗态度的人物形象，从而以另一种方式完成了“荒诞”意蕴与语言表现的审美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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