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东印度公司董事长佛兰西斯·倍林爵士致两广总督的信：
最仁慈的英王陛下听说贵国皇帝庆祝八十万寿的时候，本来准备着英国住广州的臣民推派代表前往北京奉申祝敬。但据说该代表等未能如期派出，陛下感到非常遗憾。为了对贵国皇帝树立友谊，为了改进北京和伦敦两个王朝的友好交往，为了贵我双方臣民之间的商业关系，英王陛下特派遗自己的中表和参议官、贤明干练的吗嘎呢勋爵作为全权特使代表英王本人谒见中国皇帝，深望通过他来奠定两者之间的永久和好。特使及随员等将要马上起程。特使将携带英王陛下赠送贵国皇帝的一些礼物。这些物品体积过大，机器灵巧，从广州长途跋涉至北京，恐怕路上招致损伤，因此他将乘坐英王陛下特派的船只直接航至距离皇帝所在地最近的天津港口上岸。请求把这个情况转呈北京，恳祈皇帝下谕在特使及其随员人等到达天津或邻近口岸时予以适当的接待。
B.咭唎国总头目管理贸易事咟谨呈天朝大人，恭请钧安。
我本国国王管有呀吔嘧吨哂嗳等三处地方，发船前来广贸易。闻得天朝大皇帝八旬大万寿，本国未曾着人进京叩祝万寿，我国王心中十分不安。我国王称恳想求天朝大皇帝施恩通好，凡有本国的人来广与天朝的人贸易，均各相好，但望生理愈大，饷货丰盈。今本国王命本国官员公举辅国大臣吗嘎呢差往天津，带有进贡贵重物件，内有大件品物，路上难行，由水路到京不致损坏，并冀早日到京。另有差船护送同行。总求大人代我国王奏明天朝大皇帝施恩，准此船到天津或就近地方湾泊。我惟有虔叩天地，保佑天朝大人福寿绵长。
原来平等的行文被译成下级对上级的呈文，而且一些重要的词句不是未全部译出，就是做了一厢情愿的修改。在以后的几个重要文件的翻译中也都是如此。
A.英王陛下给中国皇帝的信：
英王陛下奉天承运，事事以仁慈为怀，践祚以后，除随时注意保障自己本土的和平和安全，促进自己臣民的幸福、智慧和道德而外，并在可能范围内设法促使全人类同受其惠。在这种崇高精神的指导下，英国的军事威力虽然远及世界各方，但在取得胜利之后，英王陛下对于战败的敌人也在最公平的条件下给以同享和平的幸福。除了在一切方面超越前代增进自己臣民的繁荣幸福外，陛下也曾几次派遣本国最优秀学者组织远航旅行，作地理上的发现和探讨。此种举动绝非谋求扩充本国已经足以满足一切需要的非常广大的领土，亦非谋求获取国外财富，甚至并非谋求有益本国臣民的对外商业。陛下志在研究世界各地的出产，向落后地方交流技术及生活福利的知识，增进整个人类世界的知识水平。陛下常常派遣船只载动物及植物种子至荒瘠地区帮助当地人民。此外，对于一切具有古老文明国家的物质和精神生活，陛下更是注意探询研究以资借镜。贵国广土众民在皇帝陛下统治之下，国家兴盛，为周围各国所景仰。英国现在正与世界各国和平共处，因此英王陛下认为现在适逢其时来谋求中英两大文明帝国之间的友好往来。
B.咭唎国表文：
咭唎国王热沃尔日敬奏中国大皇帝万万岁。热沃尔日第三世蒙天主恩，咭唎国大红毛及佛郎西依拜尔呢雅国海主，恭惟大皇帝万万岁，应该坐殿万万年。本国知道中国地方甚大，管的百姓甚多，大皇帝的心里长把天下的事情、各处的人民时时照管，不但中国地方，连外国的地方都要保护他，他们又都心里悦服，内外安宁。各国所有各样学问各样技艺，大皇帝恩典都照管他们，叫他们尽心出力，又能长进生发，变通精妙。本国早有心要差人来，皆因本境周围地方俱不平安，耽搁多时。如今把四面的仇敌都平服了，本境平安，造了多少大船，差了多少明白的人漂洋到各处，并不是要想添自己的国土，自己的国土也够了；也不是为领略买卖便宜，但为著要见识普天下各地方有多少处，各处事情物件可以彼此通融，别国的好处我们能得着，我们的好处别国也能行着。恐各处地方我们有知道不全的，也有全不知道的，从前的想头要知道，如今蒙天主的恩可办成了。要把各处禽兽草木土物各件都要知道，要把四方十界的物件各国互相交易，大家都得便宜。是以长想着要将各国的风俗礼法明白了。如今闻得各处唯有中国大皇帝管的地方一切风俗礼法比别处更高，至精至妙，实在是头一处，各处也都赞美心服的，故此越发想念着来向化输诚。
连英王所赠礼品单的序言也做了这样的手脚：
A.英王陛下为了向中国皇帝陛下表达其崇高的敬意，特从他的最优秀卓异的臣属中遴选出一位特使万里迢迢前来觐见。礼品的选择自不能不力求郑重以使其适应于这样一个崇高使命。贵国地大物博，无所不有，任何贵重礼品在贵国看来自都不足称为珍奇。一切华而不实的奇巧物品更不应拿来充当这样隆重使命的礼物。英王陛下经过慎重考虑之后，只精选一些能够代表欧洲现代科学技术进展情况及确实有实用价值的物品作为向中国皇帝呈献的礼物。两个国家皇帝之间的交往，礼物所代表的意义远比礼物本身更足珍贵。
B.红毛咭唎国王欲表明国王诚心贵重及尊敬天朝大皇帝无穷之大德，自其本国远遣贡差前来叩祝万岁圣安，特选国王之贵属亲族为其贡使办理此事。欲以至奇极巧之贡物奉上，方可冀万岁喜悦鉴收。又思天朝一统中外，富有四海，内地奇珍，充斥库藏，若以金银珠宝等类进献，无足为异。是以红毛咭唎国王专心用工拣选数种本国著名之器具，以表明西洋人之格物穷理及其技艺，庶与天朝有俾使用，并有利益也。虔祈大皇帝恕其物轻，鉴其意重，是所颙幸。
最可笑的还是军机处保存的一份“英使马戛尔尼谢恩书”，现照原格式（标点是新加的）录下：
咭唎国使臣吗嘎呢谢
大皇帝恩典，我们国王敬
大皇帝大福大寿，寔（实）心恭顺。如今蒙
大皇帝看出我国王诚心，准我们再具表文进献，实在是
大皇帝大寿万万年，我们国王万万年听
教训。这实在是
大皇帝的恩典，也是我国的造化。
大皇帝又不嗔怪我们，又不限年月，我们感激欢
喜，口不能说，我国王也必
感激，求
大人替我们奏谢（盖手印）
大皇帝恩典
此呈系哆吗嘶亲手写
制造这份“谢恩书”的具体过程我们已无从查考了，因为《聘案》和《纪实》中都找不到相关记载，但大致还能推断。这位哆吗嘶又被称为“小嘶”，清朝方面把他当成副使斯当东（当时译为嘶）之子，实际上是随使团而来的一位13岁“见习童子”（page）。这位童子“学习中文很有进步，除了偶尔充任口头翻译而外，并学会书写中国文字”。由于中国翻译不敢为英使缮写直接送呈官方的文件，所以一些正式信件都是由这位童子重抄后才发出的。（324页）大概清朝人不了解英国见习童子制度，就将这个使团中唯一的儿童当成副使之子，而且把他的位置置于使团的第三位，在拟定的“赏单”中就有几份是赏给“副使之子哆吗嘶”的，其中有一次“副使之子绘画呈览，赏大荷包一对”以及另外一批礼物是单独进行的，很可能就在安排这位“副使之子”单独活动时，假他之手炮制了这份“谢恩书”。因为我们可以肯定，即使马戛尔尼当时发出过表示感谢的信件，也绝不可能用这样的语句，并在文件上摁上手印。所谓“绘画呈览”及由此而发的赏品，很可能就是诱骗这个孩子抄写这呈文的过程和代价。
我在第一次读到《东华录》中乾隆颁给英国国王的“敕谕”时，曾忽发奇想：要是世界上没有英文、法文、拉丁文、西班牙文、葡萄牙文等西方文字，或者发生了什么天灾人祸将这些文字记录的史料全部毁灭了，必定会有一批史学家根据清朝官方的记载考证出在18世纪末年英国向清朝“称臣纳贡”的事实，作为大清帝国的声威已经超越欧亚大陆和英吉利海峡的证据，同时也可证明英国必定已内外交困，国势衰弱，所以不得不远航万里来归顺输诚，以寻求清朝的庇护了。如果以后有一天，地球上有关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其他文字记载全部毁灭了，只剩下中国当时的“两报一刊”（《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和《红旗》杂志），后人岂不是以为人类的理想世界早已实现过，那就是“到处莺歌燕舞”的世界革命中心中国吗？
这固然是笑话，但如果历史上与中国的中原王朝发生过关系的国家和民族都有自己的文字记载，又都保存到今天，恐怕二十四史中的多数“四夷传”“外国传”都得重写了，某些史学家所津津乐道的“史实”也只是如此的笑话而已。
当翻译上的功夫无法胜任时，就干脆根据自己的需要编造了。英使的船舱中挂着一幅乾隆的画像，徵瑞就编造了一段话上奏乾隆：“咭唎贡船正中供奉圣容，外边装金，镶嵌珠石，外置大玻璃一块，该贡使十分敬肃，不敢在此起坐。”果然乾隆对英国人对他的崇敬深信不疑，并对这幅画的来历发生兴趣：“徵瑞是否亦曾目睹？若未经看见，或于无意中作为闲谈，向彼询问船中所供御容从何而得。如果伊国诚心供奉，亦足以见其敬意之忱，不妨令其据实登答。”徵瑞接旨后既不敢继续欺骗，又无法向英国人多作打听，所以连英国使臣都觉察到了他的尴尬。徵瑞向乾隆报告，说英国人正在练习拜跪，态度极为恭顺，都是同样的手段。大臣们敢于作假固然是为了应付和讨好皇上，但皇上既需要别人欺骗他，也需要欺骗自己。明知英国人的立场毫无改变，却要通知留京的王大臣，说经过训诫英国人已经“颇知悔惧”“礼节极为恭顺”，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
所以我很怀疑历史上的这类记载，至少有一部分是皇帝和臣子们串通了制造出来的，或者是在皇帝的授意或默许下的产物。中国近现代的政治家和官员中自不乏精于此道的高手，使我们得以重温历史。“文革”时，报纸上常出现整版的“世界人民热爱毛主席”或“世界人民支持文化大革命”，图文并茂，具体生动，无数感人的例子曾经使人热血沸腾。如某国劳动人民如何冒着生命危险珍藏着宝书宝像，坚持早请示和天天读；苏联的老工人、老党员如何努力学习毛选，怒斥苏修叛徒集团的罪行。我记得还报道过这样一件事：在非洲某海港，一位黑人码头工人向我们的海员要毛主席像章。海员见他光着上身，不无犹豫，不知他将如何佩戴宝像。但这位工人在获得像章后，毫不犹豫地将它别在胸前的肌肉上，并振臂高呼“毛主席万岁”。现在看来，这类报道的真实性是可想而知的，但当时曾使六亿人民备受教育鼓舞，至少我是深信不疑的，并且还将这些照片作为“复课闹革命”后教英语课的挂图。
我不想为自己当时的无知辩解，但要为中国历史上无数可怜的官员和知识分子说句公道话，因为这不是他们的责任。试想，在一个完全封闭的环境中活了一世的人，又如何能想象出一个正确的外部世界呢？在一个“腹诽”（肚子里说坏话）都可以处以死罪的专制社会里，又有谁敢怀疑皇帝的至高无上和绝对权威呢？在“文革”中，一份经过精心裁剪的《参考消息》是我唯一的外部消息来源，这还是作为中学教师的干部身份和“革命群众”才能享受的权利，听说小学教师就不够格了。而偷听“敌台”够得上反革命罪行，则既是一般人的常识，也已是身边“反面教员”作了证实。知道了这些，今天的年轻人大概可以对我们少一点责难吧！
不过，在中国的大门已经打开以后，尤其是在改革开放的今天，再用这样的理由来解释就站不住脚了。所以在有些人继续用乾隆皇帝的眼光看待历史，或用他的行事方式对待世界时，就不能不使人怀疑，他们是不是故意装聋作哑，或者有什么难言之隐？也正因为如此，我希望更多的人了解中国外交史上这一页，并且懂得这个最基本的事实：世界上不止有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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