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在办公室里接到一个电话，电话是一个陌生人打来的，那个陌生人说一口标准的普通话，口气很大，他在落实了我的身份之后对我说，你等着，然后把电话给了另一个人。

    我一下子就听出电话那一头的人是谁了，我的口气立刻就变得很冷淡，我说，什么事？

    电话的那一头有点迟疑，停了一会儿，说，蔚然，是我，我是姚三和。

    我说，我已经听出你是谁了，说吧，有什么事？

    对方又迟疑了一下，说，蔚然，我出事了，我现在被关在庆成街派出所，我有困难，需要你的帮助，事情是这样的……

    我大致已经判断出那是一件什么事了，我还能猜测到刚才那个要通我电话的人是一位警察，我打断他的话说，你别从盘古王说起，有什么事就直截了当地说，我现在很忙，没有时间听你说古。

    电话那一头有一阵没说话，然后他开口说，蔚然，我需要两万块钱。

    我说，怎么，又骗到谁头上了，这回不是爹爹婆婆，不是黑道老大，换了警察追杀你？

    电话那头说，蔚然，不是这么回事，不是你想象的那样，我一时半会儿说不清楚，你又不想听我说，总之我现在需要两万块钱，我在派出所已经关了两天了，如果今天拿不到这两万块钱，他们就会把我弄进去，你得救我，否则我就完了。

    我说，姚三和，你听好了，我不会救你，我也不会给你两万块钱，我就是有也不会给你，在所有朋友当中，大概我是目前唯一还没有被你骗过的一个，我想把这个纪录保持下去。

    电话那头有些急了，说，蔚然，你听我解释……

    我再一次打断他说，我说过我没空，我现在得出去，有什么事咱们以后再说吧——对了，请你转告那位替你拨通电话的警察，他的普通话说得很地道，他不是本地人吧？

    我说过这句话之后就挂断了电话。

    电话放下不久，我办公室里的电话就开始响个不停，最先是王家物业有限公司董事长滕锦华打来的，然后是宝泰实业有限公司总经理徐方生打来的，接着是朋友出租汽车公司总经理占赋打来的，最后是大西部农庄的庄主程自祖打来的，他们的电话内容全都是一样的，告诉我那个人出事了，人在派出所里，也许现在已经不在了，被丢进了拘留所，等着另一拨警察来收拾他。他们知道这件事的起因是他们分别接到了一个电话，和我刚才接到的那个电话一样，有一个说一口标准普通话的人要通了他们，然后把电话转给了那个人，那个人找他们要两万块钱，他们全都拒绝了，这点和我一样，如果说有什么不同的话，那就是他们的拒绝在我之先，并且他们在拒绝之前，先找那个人要他早些时候从他们那里骗去的钱，在他们告诉我这些事的时候我粗略地估算了一下，这些钱加在一起的总数大约在十五万元左右。

    这件事谈过之后，我们没有再谈那十五万块钱的事，我们谈了一些别的。对于我来说，钱这玩意儿是个温柔的陷阱，对于他们来说，钱这玩意儿什么都不是，而且在我们这一拨朋友的圈子里，他们都是商人，我是唯一的官员，他们和我都知道，在我们之间的交往中，钱是一个需要回避的话题，朋友要做下去，要做出朋友的样子来，这是一个禁区，只有在特殊的情况下这个禁区才会被打破。我和滕锦华聊了一会儿他的公司股票上市的情况，和徐方生聊了一会儿他在境外收购公司的情况，和占赋聊了一会儿他的某一位情人在电视台健康小姐比赛中拿名次的情况，和程自祖聊了一会儿前一阵子他的美国黑李子覆盖本市水果市场的情况，然后我们约了什么时候聚一聚，便各自收了线。

    我的秘书在我接那些电话的时候走进我的办公室，把一些文件放在我的办公桌上，他第三次走进来的时候把那些文件拿走了。我的秘书神色平静，但我知道他偷偷地用眼睛的余光观察过我，我放下电话时心里想，他这个秘书当的时间是不是长了一点儿，有点深闺难养了？

    二

    那个人的名字叫做姚三和，是我的朋友。

    我说的朋友，是指十几年前的事。

    我们那时还很年轻，刚参加工作或者参加工作时间不长，热爱文学，充满理想，雄心勃勃地想当作家。我们在一个业余文学讲习班里听一些已经成了作家或者说自以为成了作家的人给我们讲课，这些人全都是那种才华横溢的样子，经历曲折，口才出色，他们给我们讲什么是文学和文学的使命，什么是人生的道路，他们神色庄严，口若悬河，激情着或者藐视着，他们的头发一般来说都很长，没有抹油，这样他们的样子就显得更具英雄主义，常常让我们敬佩得泪流满面。但是这些作家们他们都很清高，除了站在讲台上给我们讲文学的使命和人生的道路之外，他们一般不怎么理我们这些文学青年，有时候他们也理，但他们理的是那些女孩子，特别是那些单纯漂亮的女孩子，这让我们这些不是女孩不单纯漂亮的人很沮丧，我们沮丧过后就决心发愤图强，靠着自身不懈的努力，把自己也弄成一个口若悬河头发长长的作家，这样我们就成立了一个文学小组。

    我们这个文学小组的成员来自四面八方，组员有十四个人。我那时大学刚刚毕业，分到政府机关工作；滕锦华在商业局当采购员，到处采购袜子和三洋牌录音机；徐方生在锅炉厂当机修工，整天油腻腻地修床子；卢森是奶制品厂的一名工会干事，管办墙报和组织女工们跳广播体操；占赋是一所小学的教师，教学生读《骄傲的孔雀》和《小蝌蚪找妈妈》；程自祖是郊区农民，种大白菜和养肉鸡；另外还有储天荣、王长江、安少林、刘旭、马启琪、朱晨、蔡向来几个人，都是青工或者别的什么，总之除了一份普通的工作和一大堆野心之外，剩下的一无所有。

    我们这个文学小组的组长是姚三和，他是大家选出来的。

    我们选姚三和当组长，是因为他是我们当中年龄最大的一个，我们那个时候都是二十出头，还有十几岁的，姚三和那时已经三十多岁了，他在一家水果店里当柜长，管着好几个人，是我们当中社会职务最高的，他是中专毕业生，工龄有十几年了，社会经历和经验都比我们丰富。我们选姚三和当组长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我们那时几乎没有人发表过作品，占赋写过一些新闻，被记者拿去后修改一下以本报记者和本报通讯员的名义发表了，卢森在工会里编一份厂报，他在自己编的报纸上发表过一些思想火花，而姚三和却已经在报纸上发表过两篇小小说和一首诗歌了，他在我们这些人当中是出类拔萃的，不夸张地说，差不多就是我们当中的作家了，就算我们不情愿，不选姚三和当文学小组的组长都说不过去。

    在我们那个文学小组里，姚三和是核心人物，是小组的灵魂。他是一个非常有热情的人，他个子不高，人长得不魁梧，也说不上英俊，戴一副样式很一般的眼镜，一说话老是用手去推镜框，好像眼镜在那里阻止着他说话，他必须和它对抗似的。他的生活中充满了理想主义，他很敬佩那些给我们讲课的作家们，他把他们叫做精神世界的农民，伟大的农民，但是他是我们那个文学讲习班里最喜欢给作家们提问的人，他老是在作家们滔滔不绝地讲着他们苦难经历的时候站起来向他们提问，把他们弄得措手不及，让他们非常恼火。他读书很多，除了我之外，小组的成员差不多全是从他那里才知道了萨特、罗兰·巴特、弗洛伊德、马斯洛和米兰·昆德拉，而且即便是我这个刚从大学里毕业出来的文科大学生，在谈起席勒的人本主义和M·普鲁斯特的《追忆似水年华》来也不是他的对手，他会用最简单的道理和最丰富的语言把我给击败。

    我那时对自己的一份工作不满意，我不想做一个小公务员，我想在文学史上青史留名，同时我天性不服气，总是和姚三和争论不休，可每一次姚三和都能轻而易举地击败我，让我非常恼怒。但是我也没有别的办法，姚三和的一张嘴太厉害了，不像我在大学演讲中学到的那些雕虫小技，中看不中用，同时他还经验丰富，对付我很容易，在我们之间的辩论中，总是以我的失败告终。不过，姚三和不是那种有了一点能力就一定要把所有的人都踩在脚下的人，他在小组里好几次公开说，文学是一门艰辛的事业，它需要耐得住寂寞，同时需要天分，说到天分，我们小组里蔚然的天分是最好的，蔚然最具有当作家的才华。这话让我听起来非常得意。

    我们的小组经常利用业余时间进行活动，一般是每周活动一次，地点差不多都是在姚三和家里。姚三和的家在江边的棚户区，这里离码头很近，属于城市贫民聚集的地方。姚三和的家是一间用木板搭成的房子，房子很矮，又黑又潮，因为年头不短了，有些地方已经破烂不堪了。姚三和是我们当中唯一成了家的人，他的妻子叫陆志红，是一位印刷厂的排字工人，人很贤惠，每一次我们小组活动，她都事先把屋子打扫干净，把姚三和利用职权一块钱一大堆买来的烂梨子一个个削好，切成片，用盘子摆好，再给我们泡上茶，然后轻轻地掩上门，抱着刚刚学会走路的儿子到外面去坐着，和隔壁邻居聊天。她很骄傲地对邻居说，我丈夫他们在搞文学。如果我们在姚三和家里搞文学搞晚了，陆志红还会给我们下鸡蛋面吃。姚三和家里的经济情况并不好，而姚三和历来是一副干大事业人的样子，家里的事完全不管，他并不知道鸡蛋在那个时候的普通家庭里算得上是奢侈品，是给老人孩子和病人吃的，或者说他知道却并不买账，我们一去十四个人，陆志红给我们每人打两个鸡蛋，那是整整一篮，对一个普通家庭简直是排场了，姚三和却一点也不满意，他说陆志红，你怎么拿这种东西来给我们吃？这简直是打发叫花子，你就不想一想，托尔斯泰光吃鸡蛋能写出《战争与和平》来吗？我们听着有点不好意思，我们就在一边埋怨姚三和，说姚三和你不了解情况，你不能拿托翁来比，你拿托翁来比就比错了，我们现在还没有开始写《战争与和平》，我们还没有准备充分，我们现在还不能享受托翁的待遇，我们得把这种待遇留到以后再来享受。

    我们都很尊敬陆志红，我们叫她嫂子。我们说，嫂子，你以后别给我们弄鸡蛋了，你以后就给我们光下面，你多放点猪油就行。我们还说，嫂子你就别出去了，外面冷，你就在家里待着，你待着听我们谈文学。陆志红先听了我们的，不出去了，抱着孩子坐在一旁听我们谈文学，她很喜欢听我们谈文学，她坐在那里，一点也不敢出声，额角上冒着细汗，若是遇上我们在那里吵架的时候，她就很紧张，把眼睛瞪得大大的看着我们，同时把怀里的儿子搂得紧紧的，好像我们吵架吵到一定的程度，就会跑过来从她怀里把她的儿子夺过去帮助我们吵架似的。但是陆志红坐在那里不动孩子却要动，陆志红不出声孩子却要出声，孩子在陆志红怀里待不住，要下地走，姚三和家的地是木板做的，年代太久远了，已经朽了，一走叽呀叽呀直响，弄得我们老是扭过头去看。陆志红见我们老是看，脸就红了，连忙说，我在家里待着会影响你们的，我不影响稗子也会影响你们的我还是出去吧。陆志红说着就把稗子抱走了。

    我们都在那里点头，稗子是姚三和的儿子的名字，我们都觉得这个名字取得好。

    我们从四面八方乘坐公交车或者骑着自行车赶到姚三和的家，先交流一下文坛动态，诸如谁在哪个刊物或者报纸上看到了一篇好文章，谁接到了编辑的亲笔退稿信，谁见到了某某知名作家在医院里拔智齿，等等，然后我们拿出各自这一周写的稿子来交流，大家互相看，再互相提意见，一边吃剜掉烂创部分的梨片一边开始脸红脖子粗的吵架。

    这样的日子大约过了有一两年，后来卢森和占赋考进了报社当记者，再后来滕锦华、徐方生、程自祖几个人下海做起了生意，我也下了决心在仕途上发展，打算在职考研，大家食尽飞鸟各投林，离开了小组，这个文学小组也就垮了。

    我在那以后的十几年时间里从一个小职员做起，兢兢业业，自强自励，一直做到了现在局长的位置上；卢森到报社后发奋努力，他过去就有写思想火花的经历，再一发奋努力，前途就无可阻挡了，很快就当上部主任，成了本市很有影响的名记者；滕锦华先是在他们公司里搞承包，以后公司发达了，和一个台湾人合了资，他改换门庭，做了台湾人的代理，生意越做越大，做成了一个大型商业联合体，滕锦华当上了董事长；徐方生和程自祖各自做自己的老板，凭着精明和机遇，再加上一些众所周知的手段，也做成了气候，生意日益红火；占赋当了几年记者之后下了海，先凭着当记者时的老关系做广告，再办出租汽车公司，也发达了。这几个人生意做得都不错，报纸和电视台搞企业活动，常常能见到他们的名字，大小也算是本市的企业界名流了。

    我们这些人几年后又聚在一起了，是占赋为一份批文找到我，他和滕锦华徐方生几个人因为生意上的事常有联系，事情办妥之后问我是不是老朋友聚一聚？我说，行。占赋就拨通了他们的手机。那天晚上占赋做东，我们在红莲花园老友相逢，把酒问霓虹，大醉一场，那之后我们就恢复了联系。

    有一天我清理自己的书柜，清出一些文学书籍来，其中有一本《马克·吐温传》，那里面有一段文字吸引了我，那段文字如下：

    马克·吐温动笔写《汤姆·索亚历险记》的时候，他就已经开始创作一部比他所有的作品更富有戏剧性的真实故事。他为这部巨著花费了四十年的时光；它简直发展成为一个文学宝库的规模了。他在那份无止境的手稿里，不但要叙述一个人的举止和言谈，描绘他的外表，还要表达他的思想情怀——“那昼夜不息、迸发翻腾的火山般的烈焰”。

    那天晚上我做了一个梦，我梦见自己变成了那个名叫熊湾的美国南方小镇上的一个孩子，我顶着傍晚时骄阳的炙烤，穿过街道两旁那些木板墙的白色小顶屋子和那些被阳光晒得冒烟的老式小木屋，躲开一辆飞驰的马车，到赛尔迈斯开的杂货铺里替妈妈买六分钱一磅的黄油、三分钱一打的鸡蛋、五分钱一磅的含糖咖啡和一角钱一加仑的当地酿造的威士忌酒，并且在那里和莉奇·霍金斯太太的女儿，那个穿着一件拖地长袍，头戴一顶遮阳帽，长了一头漂亮黄发的安妮·萝丽斗嘴。我在路上就着一大口烧酒偷吃了一点新奥尔良糖蜜，然后含着一片切片的嘴嚼烟叶回了家。

    我得承认，那是我在成年之后做过的最好的一个梦。

    三

    一个小时后，名记者卢森打电话来，问我知不知道姚三和的事。我说知道了。卢森叹息了一阵，说姚三和这个人英雄有难，是要遭受九九八十一劫的，否则成不了正果。

    卢森一直和我有联系，但他从来不和滕锦华占赋他们来往。那一次老朋友聚会我通知了他，他一口拒绝了。他说他瞧不起他们，他说他们是一些肮脏的虱子，他说经他的手已经毙掉了好多吹捧他们的稿子，他说迟早有一天他会找一个机会把这些虱子本人给毙掉的。

    我对卢森的表现一直很奇怪，卢森对成功了的滕锦华徐方生占赋程自祖们一万个看不起，对不成功的姚三和却从不鄙视，他的咬牙切齿和叹息实在是一种耐人寻味的反差，不过他说虱子的话有点意思，而且他说毙掉他们，这话充满了血腥味，让人想到用一只大口径的滑膛枪冲着一只肉眼都难以看清的虱子开火的决绝和仇恨，我相信卢森是仇恨滕锦华他们的，当然这个话我不会对滕锦华占赋他们说。

    我们在电话里又说了一会儿别的话，然后把电话挂了。

    卢森挂断电话后，占赋把电话打了进来。

    占赋在电话里说，我已经弄清楚姚三和的情况了。

    我说，说说吧，是怎么回事？

    占赋说，你现在手头没公务吧？

    我说，没有。

    占赋就在电话里把他了解到的情况告诉了我。

    姚三和自荐到电视台科技部当制片人，为电视台科技部搞活动（电视台里有大量这样的制片人，他们一般都是那种活动能力很强的人，在企业中有各种各样的关系网，能打着电视台的牌子拉来赞助，并从这些赞助中按比例与电视台分成，占赋当年起步的时候也干过这种事，按占赋的说法，这些人和电视台的关系，是牛虻和牛的关系）。姚三和与电视台不是第一次合作了，他在职业文化活动家的圈子里名气很大，有很多传奇的事迹流传于世，那些事迹几乎全是空手道，说出来精彩至极，若不计算事迹所涉金额，只说手段，一点也不比那个拿着一堆罐头从独联体把飞机弄回来的牟其中玩得差。姚三和与电视台科技部签订了一份“科学家与科学”文艺晚会的活动合同，姚三和负责筹集晚会所需的六万元钱，电视台向姚三和提供电视台的招牌、与赞助商签订合同所需各种手续、三份进出电视台大门的工作证。电视台方面最先是发现姚三和私下里滥用权力，他在与赞助商谈合同时胡乱许愿，答应赞助商在晚会现场悬挂广告牌，应邀参加晚会的著名科学家为产品做广告，告诉电视观众自己使用的是赞助商的产品，在晚会上要赞助商面对镜头向电视观众问好，甚至许愿让那些著名的科学家为赞助商做顾问。姚三和找了十几家赞助商，每一家他都这样的和人家签合同，科技部知道这些情况之后就把姚三和找去了。科技部对姚三和说，老姚，我们部虽然和你是第一次合作，但你的名气我们是知道的，你吃电视这碗饭也不是一次两次了，你应该明白吃电视这碗饭的规矩。姚三和说，我明白，我怎么能不明白呢？科技部说，既然如此，你就该知道，“科学家与科学”这样的晚会不是甲A赛，不可能满台挂广告，更不可能让著名科学家来给赞助商做广告，尤其不可能让他们给赞助商当什么顾问，你要让他们这么做他们会当场就踢凳子走人。姚三和说，没有你说的这么厉害，科学家也是人，科学家也不是油盐不进，我跟中央台也搞过这样的活动，我清楚。科技部说，我们不是中央台，我们就是中央台也不能这么搞，我们这么搞会把规矩搞坏。姚三和说，规矩我明白，其实我和赞助商这么签合同，并不是真的都得按合同来办，我那是为了合同签得顺利一点。科技部一听吓了一跳，说，你别说这个，说这个就更不行了，你就是欺骗了，老姚你赶紧给我打住，要么你和赞助商的合同重签，要么咱们之间的合同终止。姚三和一口答应，说不再许愿挂产品广告，不再让那些著名的科学家当长工。但是姚三和嘴上这么说，背地里仍然一如既往，合同越签越多，到后来竟签了几十万元的合同。科技部发现无法操纵姚三和了，姚三和根本就不是一个受人操纵的人，他是一个拿着一根棒槌就敢去捅天的人，采到一棵小草就敢承包火星绿化工程的人，科技部就立刻中止了和姚三和的合同，收回了工作证，并且和赞助商方面了结合同关系。谁知合同可以终止，姚三和那一头却已经做下了不少事，他和那些赞助商签合同，有的赞助商提供了不少实物，比如家用电器、服装、食品、饮料，这些东西姚三和全都不知弄到哪里去了，总之它们全都失踪了，合同终止时赞助商要求退东西，东西退不出来，赞助商找姚三和，姚三和躲了，找不到他的人，赞助商就找到电视台。电视台拿出已经和姚三和终止的合同给赞助商看，双方正扯着皮，一家酒店找来了，拿出一份合同来找电视台结账，电视台一看合同大吃一惊，原来姚三和私刻了一枚“××电视台科学家与科学大型晚会摄制组”的公章与这家酒店签订了一份含餐饮在内的住店合同，欠下了该酒店两万元钱，酒店凭着那份合同，说我们不找个人，只找单位，你们要不给钱我们就去法院起诉你们。电视台这下慌了，又找不到姚三和的人，只好把案子报到派出所，派出所的人找了姚三和两天，终于在一家招待所里把姚三和找到了。

    我觉得占赋说的这个故事一点也没有什么精彩之处，如果说这个故事中的主人公不是姚三和而是别的什么人，我甚至不想听完它。不过我在听完这个并不精彩的故事之后还是有点不明白，我在电话里问占赋，姚三和不是在这个行当里很有名气吗？他不是搞过很多成功的大型活动吗？

    占赋说，没错，他在本市的职业文化活动圈子里可以说是祖师爷，他也的确搞过不少活动，很多活动堪称这个行当的经典之作。

    我说，既然如此，他应该是赚了不少钱的，他可以先从兜里拿两万块出来，把酒店的账结了，人出来，这个活动搞砸了，下个活动再来——你们是怎么说来着？十个坛子八个盖？

    占赋说，姚三和的确赚过不少钱，他早期赚的钱说出来会让你吃惊，但是那些钱都被他花掉了，他现在是分文没有的一个穷光蛋。我只给你说一个细节，警察把他捕到之后，带着他到他的住处去搜赃款赃物，他在郊区租了一间农民的房子，房子里只有一张床，一张桌子，几个装衣服的电视机包装盒，一个煤气炉子和一堆爬满了苍蝇的快餐盒，床上的被子脏兮兮的堆在那里不知有多久没有叠过，除此之外什么值钱的东西也没有。警察说，像他这种情况，连从农村出来的大学生都比他强，大学生起码还有个随身听，他连那玩意儿都没有，警察就是因为这个才把他收进去的，说是怕他没有钱再跑了人，到时候交不了差，警察还是有眼力的。

    占赋这么一说，我就想起来了，不久前姚三和到我这里来了一次，是托我找一位市一级的领导出面为他的一个活动当顾问，我拒绝了。他那次来见我的时候特意收拾了一番，穿了西装，打了领带，发式和皮鞋都精心处理过，但我看得出来，他的那套西装是从廉价商店里买来的，穿了不知多少朝代，袖口已经发毛了，领带上有一些油渍，头发是用水而不是发油梳理的。我后来在和滕锦华占赋他们聚会时说到这件事，他们告诉我，姚三和现在是单身，几年前陆志红和他离婚了，生活没人照料，整天在外面胡游荡，他过去又不是个能操持生活的，所以弄成那样，很正常。

    我笑了笑，说，他怎么混得这么惨？

    占赋在电话那一头打了个哈欠，说，姚三和的事没有什么说的了，他混到今天这一步，进去是迟早的事，总之这样的人现在到处都有，算不得稀奇。说实话，像我们这些人，哪一个不是属鱼的，在商业时代的塘子里混着，坑蒙拐骗的方式不同，无非是鲶吃肉鲩吃草鲢吃屎，各人在不同的水域里游着罢了——我也不和你说这些，我也不是给你打电话解剖自己的，我们这些人刚混出道，还轮不到做慈善赎罪和写自传忏悔，我是通知你，刚才徐方生来电话，他后天去北也门，说走之前聚一聚，你今晚有空没有？

    我翻了翻办公桌上的记事本，说，什么地方？

    占赋说，徐方生做东，去外商俱乐部，你别开车，我去接你。

    四

    我们这个文学小组的人当年全都雄心勃勃，虽然我们当中没有多少人发表过作品，但是这一点也没有让我们的狂妄自大有所收敛，我们每一个人都自信自己是一个正在经历人生苦难的伟大作家，正背着装有线装版《天问》的肮脏褡裢一脸倦容地行走在漫漫求索的路途之中，终有一天会脱颖而出，光照文坛的。

    我们这样的人聚在一起，矛盾必然少不了，开始的时候小组还比较团结，后来就不行了，大家互相不买账，都觉得自己是小组中最优秀的，都要求另外的人承认自己，差不多每一次聚会都要吵架，弄得越来越不愉快。

    姚三和在每一个小组成员中间尽量做着斡旋工作，他像个抱鸡婆，用尖喙梳理梳理这个，又用翅膀抚慰抚慰那个，极力维持着小组的安定团结局面。他痛心疾首地对大家说，你们应该知道这个世界有多么大，大家能走到一起来是多么的不容易，你们为什么要吵架呢？你们为什么不懂得互相敬爱呢？你们真的要像古罗马人那样彼此残杀才能解恨吗？你们真的要把对方牡蛎一般吞食下去才罢休吗？我们并不是用钢筋水泥做成的人呀，我们是一些用色彩和诗歌做成的人，我们就是这样的兄弟，嫉妒和仇恨会使我们像宋瓷一样悲哀地破碎掉，除此之外我们不会得到别的。

    有一次小组聚会，聚会内容是为卢森在晚报上发表了一篇七十三个字的思想火花开庆功会。小组每一次有人发表了作品都要聚会庆祝一番，以示对先进的表彰和对后进激励，原则上是由发表作品的那个人把稿费拿出来做酒资，不够的部分由姚三和贴补，由于我们一般的情况下只能发表一些豆腐块文章，稿费有限，大多只有几块钱，所以实际上每一次都是由小组组长姚三和请客。

    姚三和每一次都在家里请客，他要陆志红出去买菜回家来做，他说这样显得有气氛。姚三和总是挑剔陆志红买的菜，不是说买来的肉不够肥，就是说买来的鱼不够大，把陆志红弄得每一次都很紧张。

    我们不喜欢姚三和那样，我们就批评姚三和，说，嫂子又要买菜又要做饭，已经够累了，她还要把稗子背在背上，免得稗子跑去动了你的稿子，你还要挑剔，你这样做太不像话了。

    姚三和很严肃地说，给一位作家当夫人不是那么好当的，既要上得厅堂，又要下得厨房，夜里还要红袖添香，可以这么说，作家夫人是最具有挑战性的社会职业，若不经受各种挑剔，如何能够茁壮成长呢？

    我们那时都没有结婚，缺乏经历，对姚三和说的这些话很困惑，心里想作家的夫人怎么成了一个社会职业了呢？而且这个职业还不是一般的职业，是个最有挑战性的职业，要接受百般的挑剔，如果是这样，那谁还愿意来做作家的夫人呢？我们就有点担心，但是我们一边困惑和担心，一边对姚三和的这番话感兴趣，尤其是对红袖添香这个说法感兴趣，我们就一起大声地背诵《女曰鸡鸣》：“女曰鸡鸣，士曰昧旦。子与视夜，明星有灿。将翱将翔，弋凫与雁。弋言加之，与子宜之。宜言饮酒，与子偕老。琴瑟在御，莫不静好。知子之来之，杂佩以赠之。知子之顺之，杂佩以问之。知子之好之，杂佩以报之。”

    大家说笑一番，陆志红把菜做好端上来，我们就开始为卢森祝贺。

    大家纷纷给卢森敬酒，向卢森表示祝贺。卢森很激动，脸喝得通红，一副踌躇满志的样子，欣然接受我们的祝贺，并向我们传授他对文学的认识和经验，一而再再而三地表示决不辜负大家的希望，一定要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再接再厉，争取创作出无愧于这个时代的伟大作品来。

    卢森老这么表态，坐在一旁的占赋就不高兴了，占赋就拿鼻子哼了一声。

    占赋那么一哼，卢森就不高兴了，卢森说，占赋你哼什么？

    占赋说，我哼什么你管得着吗？我鼻子里有虫子，我爱哼，未必你还能拿这个题材创作出一首无愧于这个时代的伟大诗歌来不成？

    卢森生气了，把酒杯往桌子上一放，说，占赋，你这完全是妒忌，是小人心眼，你除了一些新闻稿之外，一篇真正的文学作品也没有发表过，当然妒忌，这个我能理解。

    占赋说，你能理解什么？你要能理解也不过是思想火花一类的东西，那也能算是真正的文学作品？你还让姚三和替你请客，真是不要脸。我现在是没有发表作品，我要发就轰轰烈烈地发，我也不会让人家替我请客，我在老会宾摆席正正规规地请大家吃一顿。

    卢森气得要命，说，算了，我还是那句话，你现在创作上还没有起步，心理上不平衡，有怨气，我原谅你，但实话告诉你占赋，我能原谅你，你不能原谅自己，你得在自己身上找问题找差距，争取迎头赶上。

    占赋说，我迎头赶上什么？我有什么好迎头赶上的？不就是思想火花吗？你也不要拿这个来吓唬人，你也吓唬不住人，我现在就编一段来让你见识见识——理想是我们每个人心中的风帆，我们靠着这个风帆一往无前，驶向成功的大海彼岸——怎么样，我连韵都押上了，比你那个要强得多吧？

    卢森气急败坏，跳起来要和占赋打架。占赋一脚踹开了凳子，顺手从桌子上操起了啤酒瓶。卢森一看，把臭干子哗啦一下倒掉，装臭干子的大土碗卤汁沥沥地抓在手里。我们一看情况危急了，庆功会开不成了，大家身手熟练地扑过去，美式橄榄球似的，每五到六人对付一个，把卢森和占赋按小鸡似的按住了。占赋在我身下声嘶力竭地喊，放开我，我要杀了他！滕锦华扭着头在程自祖身下喊，卢森，把你的臭碗拿开，你把我的西装弄脏了！徐方生在储天荣的身下嘻嘻哈哈笑着喊，操你妈，谁的膝盖顶着我的小鸟了！姚三和站在那里一个劲地冲我们叫，你们住手！你们给我住手！陆志红听见屋子里有动静，连忙跑了进来，一看满地滚着的我们就愣了，她怀里抱着的稗子兴奋地从她怀里挣脱出来，摇晃着跑过来，咯咯大笑着一下子扑进人堆里。

    事情过去之后，姚三和把卢森和占赋两个人都很严肃地批评了一顿，姚三和说，卢森发表了作品，是好事，占赋胸怀远大抱负，也是好事，这是小荷才露尖尖角和风雷积蓄的关系，是牛刀小试和知耻而后勇的关系，把这种关系弄混淆了，甚至弄成了对立关系就不是好事了，我们大家是一个小组的，我们应该团结，应该互相砥砺，取长补短，共同进步，在文学这条道路上齐步前进，而不是别的，至于说到我请客的事，这就没有必要了，就像我刚才说过的那样，我们是一个小组的，我是组长，我有这个责任来出面做东，我给大家说一句心里话，我希望我们小组的每一个人都能成为伟大的作家，如果我们小组每天都有作品发表，我愿意每天都做东请客，我就是把稗子卖了也不会让大家没有酒喝。

    我们都被姚三和的话感动了，我们觉得姚三和的话说得太好了，我们在心里想，姚三和的境界这么高，我们这样的小组，姚三和不当组长谁还能当呢？我们还想，我们一定不辜负姚三和的希望，一定不辜负替我们打扫房间泡茶削烂梨子买菜做饭把守大门的志红嫂子的希望，一定要发愤努力，争取早日发表作品，当上伟大的作家，当然我们当上伟大的作家之后，是不会让姚三和把稗子卖掉的，稗子也不可能被卖掉了，因为作家一旦伟大了就变得富裕起来，就是天天上馆子吃东坡肉喝老缸陈酿都没问题，哪里还用得着拿稗子去换酒喝呢？

    实际上，我们的想法并没有实现，事情过去了十几年，我们当年的那个小组至今没有出现过一个作家，在卢森和占赋那次争吵后不久，我们的文学小组就分裂了，先是卢森和占赋考进报社离开了小组，再是我决定在职考研离开了小组，然后是滕锦华徐方生程自祖下海经商离开了小组，我们的文学小组四分五裂，各自东西，彼此之间很长一段时间没有来往。在日后的十几年中，我们的文学小组出现了我这样的官员，滕锦华徐方生占赋程自祖这样的商人，卢森这样的名记者，我们有着各自的文牍，比如官员的文件商人的账目以及记者的新闻稿，但是这与作家和文学相去甚远。在那以后的日子里，我们只是偶尔想起我们的文学青年生涯，想起我们的文学小组，想起我们曾几何时所做过的文学梦，我们一想起这些来就在心里会心一笑，我们笑的是，我们当年的那些感动和发誓是多么的幼稚呀。

    我后来读到过马克·吐温的一篇演讲稿，那是马克·吐温在新英格兰协会纪念新教徒在美国登陆二百六十一周年集会上所作的演讲，这个一生都在改变自己的可爱老头极力主张取消对祖先的崇拜，主张举行一次拍卖，把普利茅斯巨石卖掉，他在他的演讲中说：

    新教的移民是一类愚昧无知的人，他们过去从来没有见过好的大石头，至少是没有见过无人监视的好石头，所以他们一上岸就欣喜若狂，跳跳蹦蹦，还在这个巨石周围连忙造了一道铁围栏，这是可以原谅的……

    我在读到老头的这段文字时心里想，如果我是1620年乘着“五月花”号轮船从英国到达北美马萨诸塞的普利茅斯港的那l02人当中的一个，我会不会为寻找到一个新大陆而欣喜若狂呢？

    答案是，我会的，不管那样做有没有人原谅。

    五

    下午我去外面开了一个会，回来后又接到了姚三和的电话，电话还是从派出所里打来的。

    我一拿起电话就听见到那个标准的普通话在一旁说，姚三和，电话你都打了一百个了，钱没有晃回一分来，老子的电话费倒被你打掉了不少，我告诉你，我手头的案子多得很，没心思陪你在这里玩，这是你最后一个电话，再晃不回来钱，今晚就把你丢进去！

    我让自己靠在皮圈椅子上，我说，怎么，你现在还没有弄到钱？

    姚三和沮丧地说，没有，我把通讯录弄丢了，我没有联络电话，没法联络，蔚然，你一定得帮我的忙，我只需要两万块，这个数目并不算多，而且我保证一出来就还给你，我保证。

    姚三和的口气非常诚恳，隔着电话线我没法看见他，我能够想象他此刻的面孔有多么的痛苦，他的眼镜恐怕都要痛苦得戴不住了，但是我并没有为此而感动。

    我说，姚三和，站在你身后那个警察的话我已经听见了，你都打了一百个电话了，警察的话当然不可全信，我还不至于那么傻，我们就算只信一半吧，你也打了五十个电话了，五十个电话，要么通讯录还在你手上，要么你根本就不需要它，不管是哪一种，你那五十个电话一分钱也没给你弄来，看来你骗人已经把你这个人的信誉骗得一点也不剩了，你不但没有信誉也没有了市场，在这种情况下我要是再借钱给你，我也太没有水平了。

    姚三和有点着急了，说，蔚然，你肯定是听滕锦华他们说了一些什么，你千万别听他们的。

    我说，那我听谁的呢？听你的吗？你告诉我，你是不是在所有的朋友那里都——我们不说骗吧，我们说借——借过钱？

    姚三和一点也不抵赖地说，是的，我是借过钱，但我肯定是要还给他们的，我在借钱的时候就说过要还，我说过要还就一定会还。

    我说，据我所知，你从朋友那里借钱的历史已经有好几年了，几年不是一个短暂的时间，你从来没有还过任何人一分一厘，你每一次借钱的时候都信誓旦旦，赌天发誓，说你会尽快还，你有一次甚至在徐方生那里咬破指头写过血书，可是钱一拿到手之后你就不见影子了，你知道滕锦华他们是怎么说笑你的吗，他们说，我们只有在姚三和需要钱的时候才知道他是不是还活在这个世界上。

    姚三和有点委屈地说，他们说的不是事实，我是还过钱的，我又不是只借过他们的钱，他们的钱我一时没有还，可别人的钱我是还过的。

    我说，不错，你说的这个事我也听说了，有一次你是还过钱，你是在黑道那里借的钱，黑道追杀你，要下你的膀子，结果还给黑道的那笔钱你还是在徐方生手上拿到的，你对徐方生说三天之后挖祖坟也把钱还上，结果三年过去了，你这钱仍然没有还，我说得没错吧？

    姚三和嘟嘟囔囔地说，没错，那一次是徐方生帮了我，我不会忘记，我会把钱还给他的，我们是十几年的朋友，朋友应该有起码的信任。

    我说，我就不跟你谈信任这个话题了，我只问你一件事，这些年你在朋友手上借的钱也不是一个小数目了，你还过任何一位朋友的任何一笔钱没有？

    姚三和很肯定地说，我会还给他们的，我的能力朋友们是知道的，我也不是没有赚过钱，只要我再搞成功一笔，别说这些小钱，再大的数目我也能还起。

    我说，姚三和，要论下海搞活动，你比谁也不晚，这些年你也没有少搞过活动，你带出来的徒弟现在都成了这方面的大腕，你现在连两万块钱都拿不出来，你就是再搞多少活动又有什么意义呢？你又能改变什么呢？你什么也改变不了，就你这种情况，你自己说说，谁还敢借钱给你？我是不会借钱给你，这是实话，你应该知道我一般只要说了话就不会改变了。

    姚三和有些伤感地说，蔚然，当年在小组里我是最看好你的，我说过你是最有才华的一个，虽然你现在没有成为一个作家，你走的是仕途，但我为你的出来是付出过心血的，是有所展望的，看在这个面子上，你也应该救救我。

    我说，没错，当年你是表扬过我，你为了表扬我得罪了小组的很多人，这个我不会忘记，我想我确实应该报答你，我会到监狱里去看你的，我还会给你送一些零花钱，我能做的就是这些了。

    我说过这话后就把电话挂断了。

    我挂断电话后，秘书进来了，拿一份文件给我签署，等我把文件签署完之后，他不动声色地说，刚才电话里的那个人在你去开会的时候来过两次电话。说完这话后他把文件夹合拢，夹在肋下毕恭毕敬地退了出去。我看着他的背影，心里想，他真是一个聪明过人的秘书，他还是一个观察力很强的秘书，这样的人当着秘书实在有些亏了，我不该把这样的人才留在身边，下周就把他提起来，让他到总务处当副处长去。

    我这么想着，就拿起桌上那本洁丽·艾伦写的《马克·吐温传》，这本书自从被我从满是灰尘的书堆中找出来之后就一直放在我的桌子上，有时候我会拿起来随便翻一翻，现在我就翻开了它，我读到了赛姆回忆他的兄弟亨利的那段文字：

    我母亲为了我很伤心，可是我想她是心甘情愿的。我的弟弟亨利却一点也不给她添麻烦；他比我小两岁，我觉得要不是他的善良、诚实和恭顺可以调剂调剂我的淘气所起的作用，变变花样的话，他那种永远保持单调的表现简直会成为母亲的精神负担。我是一种兴奋剂，对她很有价值。过去我从来没有想到这一点，现在我可是明白了。我从来不知道亨利对我干过什么坏心眼的事，他也没有对不起别人的行为——可是他却常常做些正当的事，叫我吃的苦头不少。我干了坏事，自己不肯说实话，需要有人告状的话，那就是他的责任，他对完成这个任务是十分忠实的。亨利比席德高尚多了，善良多了。

    母亲为了防止我去游泳，把我的衬衣领子缝在了一起；可是我把它拆掉，游泳完了再缝上。没想到我用的线颜色不同，母亲没有注意，亨利却提醒了她，戳穿了我的鬼把戏……

    如果我把摔破糖钵子的事也写进了《汤姆·索亚历险记》的话——我不记得是否写上了——那就是个例子。亨利从来不偷糖吃。他总是公开地从糖钵子里舀。

    我觉得这段文字写得太有意思了。

    六

    姚三和一直在极力维护着小组的团结，并且极力阻止着小组的分裂，很长一段时间里，他被这一繁重的工作困扰着，并且为之殚精竭虑。姚三和不止一次对我们阐述过他的一个观点，姚三和说，世界上有两种生命群体是最难管理的，一个生命群体是鳄鱼，它们在出生六个小时之后就开始打架，另一个是文学小组，他们要不为打架就根本不会成立。

    姚三和的这个观点一开始让我们很生气，我们想，你拿鳄鱼来比喻我们我们也就不追究了，你说我们不为打架就不聚堆我们也就认了，你干吗要把自己弄成一个管理者的形象呢？好像你和我们不是一回事，你是在那里高瞻远瞩似的，这就一点意思也没有了。

    事实证明我们一开始的生气是没有道理的，那是我们的小心眼，因为姚三和为我们文学小组付出的努力是有目共睹的，他要负责把大家搜罗在一起，要组织大家交流作品，彼此提出各自的意见，并且对这些意见作出综合归纳，要为小组请老师讲课，请编辑看稿，要鼓励后进，表扬先进，阻止小组的成员公牛似的互相掐架，要为小组提供集会场所，张罗饭局，总之要花费很多时间、精力和经济，而这一切别人是做不到的。有一段时间姚三和根本没有时间和精力干别的，整天为我们的文学小组操劳，连自己的作品都顾不上写，他是小组中唯一发表过小说的，但是小组成立之后他再也没有拿出过一个字来，如果不算他给我们大家写的那些信的话。

    姚三和给小组的每一个人都写过信，而且是大量的信，他不光每周一次把大家召集到一起，在他的那间贫民区的破木板房里互相掐架，然后气呼呼地吃一大海碗鸡蛋面条拍屁股走人，他还在小组不集中的时候给每一个人写信，用这样的方式来把小组凝聚在一起。姚三和的信写得非常有才气，同时非常有激情，它让每一个读到它的人都热血沸腾，热泪盈眶。我现在还能记得他在写给我的一封信中有这么一段话：

    ……你要知道我们现在正朝着文学海洋的方向走去，你要相信你自己就是那个伟大的水手，那个心怀感激的、惊喜的、有着超凡脱俗的预感和满怀期待之情的水手，那个注定要去征服世界的水手；你要牢牢记住尼采的那些话，现在，我们这些追求理想的冒险者，其勇气还甚于谨慎，丝毫不在意翻船的危险，故而，我们比其他一般人更为健康。我们拥向一片尚未开发的领域，没有人知道它的界限，其中充满了华丽、诧异、疑难、怪奇和圣洁，使我们的好奇心和欲求有如脱缰之马，不可控驭。天哪！再也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满足我们无穷无尽的欲念了……不过，或许真正最严肃的一切才刚揭开序幕，问号早已埋下，人类的命运已然转变，时针在移动，悲剧诞生了……

    姚三和无疑热衷于他的写信工作，小组成立之后他一直以它来替代他的那些小说，他把他的读者限定在我们这些小组成员中，他热爱我们这些读者，他在创作着另一类作品，那些作品就是我们这些小组的成员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这么说，姚三和靠着他的那些热情洋溢的信而不是他的小说和年长的经历把我们这个小组凝聚在一起的。

    姚三和为小组付出了巨大的努力，他把小组的存在看成是他的人生成就，他的骄傲，他时时处处以一个文学群体领袖的身份来规范自己。他给自己换了一副秀气的无框眼镜，精心地把头发梳成了二分式，要陆志红去买来了衣料，做了一件早期文化人时髦的燕尾式小背心，学着皱起眉头来说话，言必谈红楼老卡忧患意识，行必将一只手揣在小背心的口袋里，喝廉价咖啡，抨击时政，拒绝与官员来往（虽然当时并没有什么官员可以供我们那个文学小组来往）……每一次小组聚会，姚三和都要来一番激情洋溢的主题演讲，他演讲的题目越来越大，常常听得我们目瞪口呆。我们有时候坐在那里，脚下是咯吱作响的老地板，窗外是里巷人家刺耳的叫骂声，稗子在一旁哭闹着，我们闻着从姚三和身上散发出来的烂梨子的味道，心里犯着嘀咕，我们想，姚三和他怎么会把自己弄成这种样子呢？

    姚三和的经济状况并不好，他一个月的工资七十来块钱，陆志红每月只有三十来块钱，他的父母是城市贫民，早年过世，只给他留下了这一间破旧的木板房，家里的生活可以说只算是够勉强度日。姚三和的祖先据说早先是在水上生活的船民，后来上了岸，成了陆地上的人，但是姚三和的祖先不适应陆地上的生活，一个个都患上了风湿性心脏病，全是英年早逝，姚三和为此对自己的祖先一直崇拜不已，他认为他的家族在进化史上有着不屈不挠可歌可泣的经历，是值得他继承和发扬的，他给自己的儿子取名叫稗子，意思就是勉励后代做一种有着顽强生命力的植物，一代一代地在陆地上生存和繁衍下去。稗子三岁后本来应该入托，陆志红也找了一所幼儿园，但是姚三和掏不起入托费，只好由陆志红每天带着去印刷厂上下班，放在休息室里任他一个人在那里玩耍，有好几次稗子拿着油墨把自己涂得像个祭神时的印第安人，还有一次稗子把一枚铅字吞进了肚子里，把陆志红吓得差点儿没晕过去，后来还是弄到医院去吃滑肠药才把铅字屙出来了。陆志红为这事哭过好几次，姚三和却很乐，他呵呵地笑着说，我爷爷上岸时吃糠饼，我爹吃玉粟面窝窝，我小时候吃高粱饭，长大了吃大米，稗子才三岁就能吃铅块了，他比我们家所有的先人都有出息，我们姚家看来是有希望了。

    姚三和顾不了他的稗子，却把我们这些文学青年召集到他的木板房里，给我们泡上茶，煮上鸡蛋面，削好烂梨子，如果小组有人发表了作品，还得买鱼买肉请一顿饭以示庆祝，这笔开销对他来说无疑是沉重的，时间一长，就有点难以为继了。姚三和过去抽三角四分钱一包的永光牌香烟，后来抽二角七分钱一包的大江，再后来干脆戒了，每次我们聚会时抽烟，他就从我们手中要一支去拿到鼻子下嗅一嗅。我们问他为什么不点上？他说，抽烟损害健康。我们说，熬夜损不损害健康？你每天晚上点灯熬夜，你是不是也把熬夜给戒掉？他分辩说，熬夜不能戒，熬夜是一个作家的必经之路，如果拿士兵来作比较，作家的抽烟好比士兵的摩拳擦掌，熬夜好比士兵的越出战壕，真正优秀的士兵是不屑于摩拳擦掌的，他只是不断地越出战壕向前冲锋。

    姚三和戒了烟，但是每周的小组聚会他却从来不肯放弃，并且从来不肯马虎，仍然一如既往地准备好茶水烂梨子和鸡蛋面。有一次滕锦华提出小组今后的聚会轮流做东，以减轻姚三和的经济压力，姚三和立刻表示反对，那一次他显得十分生气，他像受了侮辱一样，脸涨得通红，他举了鲁迅的例子，举了胡适的例子，然后义正词严地说，我是小组的组长，组织工作是我义不容辞的责任，我不能把这种责任推卸给任何人。姚三和还说，我们现在的情况确实不太好，困难很多，但是我们必须团结一致，共同奋斗，齐心协力往前冲，我们只要冲出去了，小组就将载入文学史册，我们今天的这些窘迫就将成为文学史上的美谈。

    姚三和在那一次的小组聚会上提议我们一起唱《国际歌》，以表示我们小组集体的决心和士气。我们后来没有唱那首歌，我们后来什么歌也没有唱，我们没有唱的原因主要是大多数人都记不全《国际歌》的歌词，大多数人只记得“英特纳雄耐尔”这句话，但是只记得“英特纳雄耐尔”显然是没法唱好这首歌的。姚三和不肯放弃，征求大家的意思换一首别的歌。大家觉得这个建议好，后来大家在唱什么歌这个问题上发生了分歧和争执，卢森提议唱《救亡歌》，占赋提议唱《花儿为什么这样红》，滕锦华提议唱《烧酒盅盅淘米也不嫌你穷》，程自祖提议唱《少林小子歌》，谁也不买谁的账，争得一塌糊涂，协议最终没有达成，结果唱歌这件事就放弃了，弄得姚三和好长一段时间都觉得很遗憾，埋怨我们错过了一次提高小组凝聚力和进取心的好机会。

    事实上，导致小组分裂的不是别人，正是姚三和本人。

    姚三和不光在小组里倡议唱《国际歌》，他也是最早在小组当中提倡“喝着牛奶写小说”的人。姚三和经常给我们举两位作家的例子，一位是在庄园中守着壁炉火抽着雪茄烟写小说的托尔斯泰，一位是为了还债写了大量作品并且留下了大量遗憾的巴尔扎克，姚三和认为富裕的小说家才能写出真正具有悲悯情怀的伟大作品，而贫困潦倒的作家只会对妒忌、暴力、仇恨和变态投之以热情。姚三和经常说一句话，那句话是，让我们的荷包温暖起来，让我们做我们笔的主人。姚三和不光提倡，他还把他的观念付诸实现，他是小组中第一个涉足有偿报告文学的人，在我们大家以为报告文学就是添油加醋的故事的时候，他就用它为自己赚来了第一笔钱。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姚三和的单位领导要姚三和请一位著名作家为单位写一篇报告文学在报纸上宣传一下，姚三和请了一位笔名叫“大麦”的著名作家，这位“大麦”先生只需要姚三和的单位提供一份单位的经验介绍材料，几天之后，一篇洋洋洒洒的报告文学就交到了单位领导手中，单位领导在惊喜之余问姚三和怎么报答著名的“大麦”作家，是不是请到饭店里吃一顿饭？姚三和说，报答是应该的，吃饭就不必要了，人家“大麦”先生很忙，没有时间吃请，你们就给一笔润笔费吧。

    姚三和的单位没有请著名作家“大麦”先生吃饭，姚三和却在那之后请小组的人吃了一顿饭，这一次姚三和没有在家里请，而是在老会宾酒楼请我们大吃了一顿。那一次我们吃到了久违的原笼粉蒸牛肉、红烧猪大肠、子姜爆鸭块和从未谋面的雪梨鸡球以及蟹黄海参。姚三和举着酒杯先致了一番关于文学和人生的祝酒词，然后得意地告诉我们，根本就没有什么“大麦”先生，那位著名的作家“大麦”先生就是他自己，是他写了那篇报告文学，并且拿到了一笔稿费。

    我们那天都忙于啃鸭子了，我们把自己弄得一脸一手的鸭油，我们嗯嗯地应付着姚三和充满激情和诙谐的演讲，一边用啤酒把嘴里来不及嚼碎的鸭肉送下肚里去，然后再去对付更为富有挑战性的猪大肠。我们在心里感慨地想，姚三和真是才华横溢，真是点子超群，他同时还具有现代意识和能力，他这样的人不当文学领袖谁还有资格当呢？

    著名作家“大麦”是姚三和的第一次成功的文化活动表演，我们吃进肚子里去的那些鸭子肉和猪大肠是用姚三和的出演酬金换来的，我们在那一次做着饕餮之徒的时候并没有意识到那有什么不同，并没有意识到那是姚三和第一次从别人手中骗取了一笔钱，他在今后被他称之为文化活动的舞台上已经闪亮登场了，而在他之后，我们这些小组的成员们也将各自登场，去孤身奋斗对付这个世界。事情过去多少年后，再想到这一点，我就在心里暗自思忖，如果当时我们意识到了这一点，我们意识到了“大麦”先生将把我们的文学小组引向一条分裂之路，我们还会那么心安理得地大啃鸭子肉大嚼猪大肠大灌啤酒吗？

    我不知道小组别的人是怎么想的，我想我是会的。奇迹时代已过，我们以集体蜜月生存的方式已经不再可能，那一次饕餮注定是我们最后的晚餐，是我们以小组的名义举行的最后狂欢，在那之后，我们都将不可避免地成为这个世界上的一粒灰尘，听任着东来西往，扬起扬落，那确实是一件不可改变的事情。

    小组解散的时候，姚三和痛苦万分，他企图阻止这件事情的发生。他给我们一个个打电话，他还给我们写信，他在电话里劝我们回到小组来，大家团结一心，共同向文学高峰攀登，他在信里引用尼采在《快乐的科学》里的一段话来告诫我们：在整个人类生命的漫长岁月中，没有比感觉到自身的孤立无依更叫人害怕的了；要独行，要感觉那份自主，既不能指使谁，也不受谁的指使，只是单纯地去代表个人——对任何人来说，那不过是一种惩罚，而无乐趣可言，他注定要成为一个个体。姚三和信里的字写得非常潦草，字里行间充满了愤怒，这使得他越来越像那个天才者尼采，从而让我们对他敬佩不已，但是他忘了，尼采正是一个疯子似的独行客，他在叛逆的路上走得比谁都要远，他确实是一个好榜样，对于小组，我们去意已定，而有了这样的好榜样，我们的去意更定，这是他的悲哀。

    我现在还记得他怎样在烈日炎炎的一个下午一脸灰尘一身臭汗地赶到我在母校租借的宿舍里做我的工作，要我回到小组里去。他对我说了很多，说得口干舌燥，他痛苦不已，泪水婆娑，他用力地把宿舍的门踢上，头发蓬乱地在屋子里冲过来冲过去，把我同宿舍的同学吓得不知所云。那天我请他在学生食堂吃了一餐饭，然后把他送走。我请他吃的是蒜苗炒肉丝和豆腐丸子，我没有请他吃姜爆鸭子和猪大肠，学校食堂里没有这样的菜卖，我只能这样了。我对姚三和说我很抱歉。我看见他十分疲倦地沿着长长的校园甬道走远，走出校门，消失掉，我在那里站了一会儿，把一个滚到脚边的足球一脚踢回操场上去，然后回到宿舍里看我的《行政管理学概论》。

    那天晚上我做了一个梦，我梦见那个叫做赛姆的二十一岁的年轻人终于拿定了主意，在1857年4月的一天辞去了辛辛那提莱特父子公司印刷所里的那份工作，花十六块钱买了一张船票，迫不及待地登上了一条沿着波澜壮阔的俄亥俄河顺流而下开往新奥尔良的轮船——破破烂烂、老掉了牙的“保尔·琼斯”号，他要去完成一个伟大的事业——勘察亚马孙河的源头，创办一座规模惊人的可可大种植园，然后衣锦还乡，回到汉尼巴尔，让昔日的朋友个个瞠目结舌，羡慕不已。

    黎明时分，船有点晃悠，我有一种想要呕吐的欲望，我想大概是起风了。

    七

    传达室打来电话，说是有人在大门口，想要见我，是个女人。秘书在请示我的时候意味深长地看了我一眼。我把电话接过来，问传达室的保安，来人叫什么名字。保安回答说叫陆志红。我说，你让她进来。

    十几年没有见，陆志红的变化让我大吃一惊——她非常的衰老，脸上皱纹很多，有不少褐色的暗斑，头发都花白了，背佝偻着，有点咳嗽；她穿着很朴素，是一身已经看不出来本来颜色的旧劳动服，浆洗得很干净，除此之外身上没有任何装饰品；她显得有点拘谨，敲门的时候犹豫不决，秘书把门打开后她吓得直往后退缩，要不是我热情地往里让她，她甚至不敢走进我打过地板蜡的锃亮的办公室。

    我让她在沙发上坐下，从冰箱里取了一块湿毛巾递给她，给她倒了茶，把空调调到合适的温度。我在她身边坐下，先问了一些她现在的情况，然后对她说，我知道你是为什么来的，我和姚三和通过电话，我知道他遇上了麻烦。

    陆志红仍然有点拘谨，她把茶杯捧在手里，水有点烫，她把杯子在两只手中倒换着，不知该喝还是该放下。她说，蔚局长，我也拿不准是不是该来找你，姚三和已经把所有的朋友都得罪完了，他在朋友们的眼里就像是一堆烂梨子，我找过他们，他们都不肯帮忙，我知道他们有理由这样做，谁叫姚三和骗了那么多的人呢？我现在只能找你了。

    我说，你别叫我局长，你就像过去那样叫我小蔚，叫我蔚然也行，过去我们都叫你嫂子，我们吃过你多少鸡蛋面呀，我有好多次都想起你一个劲儿往我们碗里添面汤时的情景，那段日子真是令人难忘。

    陆志红有点不好意思地说，你还记得这些事呀，这真让我想不到，那个时候我们家里的情况太糟糕了，也不可能给你们做更好的，真是亏待你们了，你们那个时候是在做一件多么了不起的事情呀，现在我想起来还一个劲儿地后悔，要是我们家里的经济情况好一点，我怎么也不会让你们吃鸡蛋面的。

    我说，嫂子，你别这么说，鸡蛋面已经很好了，我们在吃鸡蛋面的时候你和稗子就站在一边看着，你们最多就是喝点剩汤，有一次稗子闹着要吃鸡蛋，你还打了他的手，要说该脸红的应该是我们。

    陆志红看着我，她的脸上有了一些血色，人显得有些激动。她说，你这样说我就多少有些宽慰了，我知道你没把我当外人，我就能把话说出来了。我找你就是为姚三和的事，他在派出所里已经关了两天了，他在那里没地方吃没地方睡，夜里臭虫蚊子咬得厉害，还得吃皮肉苦，派出所的人说了，如果今天不把钱弄到手，明天就把他送到拘留所里去，人一送进去就等于是给判了，我把家里能凑的钱全都凑出来了，只凑了六千多块钱，派出所的人说不行，起码得两万块钱才能放人，姚三和骗过很多朋友的钱，我知道他们不可能再帮姚三和了，我只能来找你。

    我说，姚三和的事你怎么知道的？

    陆志红说，他的事我都知道，他这些年怎么晃荡的，他干了一些什么事，他从多少朋友那里骗了钱，我都知道，我也非常恨他，我恨他无可救药，但现在没有人关心他，我再不管他就没人管他了。

    我说，嫂子，不瞒你说，姚三和给我打过电话，他要我借两万块给他，我拒绝了，我不能不拒绝他，你也知道，两万块钱对我来说不是一个小数目，这个钱一借给他等于是丢进水里了，他从朋友那里已经借过不少钱了。他从来没有还过任何人的钱，他根本就没有还钱的能力，也没有打算过还钱。另外，姚三和现在这种情况，我也不宜和他有任何联系，但是我答应你，我会想办法帮助他的。

    陆志红的脸上露出失望的神色，她叹了一口气说，其实我知道找你没有用，不是你们这些朋友不肯帮忙，是姚三和把事情做绝了，你们再不可能帮忙，我只不过是没有别的办法，试一试，总是把该我做的事情做了，事情做到了，姚三和没人搭救，那就是他的命了。

    陆志红要走，我留她多坐一会儿，问了她生活的情况。陆志红告诉我，和姚三和离婚后，她和稗子一起过，姚三和把那一间破旧的木板房留给了她，自己搬出去了，从此再也没有回去过，连稗子也不见。姚三和走的时候家里一分钱也没有，姚三和是空着两只手走的，倒是姚三和走了之后，陆志红还省吃俭用积攒了两个钱，本来打算留给稗子，现在看来先得拿出来赎姚三和。陆志红已经下岗了，她那个印刷厂被人兼并了，新老板把四十岁以上的人全赶回了家，陆志红刚好四十岁，也在回家的人之列。陆志红回家之后摆了个小摊子，卖一些批发来的磁带音碟影碟，生意好的时候，生活倒是能够顾上，若是遇上了扫黄打非的事，不但生活顾不上，说不定还得赔本。

    我问陆志红姚三和怎么会和她离婚的。陆志红说，不是姚三和要离的，姚三和整天在外面搞他的活动，今天北京，明天广州，后天海南岛，根本就没有离婚的精力和时间，是她提出离婚的。姚三和这十几年来从来就不顾家，他很少回过家，说句不夸张的话，稗子是怎么长大的他都不知道，更不要说关心她了。这倒也罢了，姚三和这些年在外面找不少人骗过钱，人家找姚三和找不到，就跑到家里来要钱，姚三和这些年从来就没有往家里拿过一分钱，家里还不了这些钱，人家不相信，说姚三和是赚过钱的，而且赚过大把的钱，姚三和不抽烟不喝酒，偶尔找个妓女，也是花不了多少钱的，他在外面没有养家室，他那些钱都到哪里去了？债主若是客气的，只是每天上门，恶语相加，弄得邻里都斜着眼看陆志红；不客气的，把家里一些值点钱的东西全都搬走了；要是碰上了黑道人追债，人家没有多少话，大板刀往桌子上小心翼翼地一放，人是礼礼貌貌的，袖口扣得一丝不苟，说出来的话也是文质彬彬的，说，告诉姚三和，我是来替朋友收账的，今天还钱我请他吃饭，明天还钱他请我吃饭，后天还钱刀子请他吃饭。那种礼貌，把人吓得半死。陆志红实在受不了这样的日子，担心将来把黑道惹急了，找不到姚三和的人，把稗子绑去再一撕了票，陆志红就是哭都来不及。这个家早就名存实亡了，儿子不能再没有了，不如早点离了婚，保不住姚三和，好歹把稗子保下来。陆志红涩了眼睛说，我恨死姚三和了，他把我们这个家弄成了这个样子，我这一辈子再也不想理他。

    我说，稗子呢，稗子怎么样？

    一提起稗子陆志红脸上就有了笑容，说，稗子很好，现在已经参加工作了，这孩子很争气，在外面从来不和人有什么来往，上班说声妈我走了，下班说声妈我回来了，一点也不让我操心，倒是他懂事，一直操着我的心，我今天到你这里来，就是他送来的。

    我说，稗子呢？他人呢？

    陆志红说，站在大门口，说在那里等着我，不上来。

    我说，为什么不上来？

    陆志红迟疑了一下，说，他说他不想上来。

    我送陆志红下楼的时候，陆志红说，小蔚，想一想你们当年在一起搞文学的情景，那有多么好啊。

    我按了一下电梯按钮，说，是啊，那段日子真是令人难忘。

    我这么说，想起了《斯托姆斐尔德船长漫游天国记》这部书里老斯托姆斐德经过长途飞航之后发现的那个天国，在那个天国里每个人都是天使，每个人都得重新接受他适当的等级，国王们降到了一般人的地位，拿破仑不再趾高气扬，莎士比亚老是跟在一个名叫毕林斯的田纳西的普通成衣匠背后，因为那个裁缝写的诗歌，“荷马和莎士比亚都赶不上”。每个天使都在干着适得其所的事情，只有新来的才弹竖琴，参加唱歌队，练习飞翔。

    我们常常在他那酸果农场遍地烂泥的沼泽地带上面的高处，在暖和的下午，悠闲地躺在一座大岩石的阴影里；常常在那里天南地北地闲谈，还抽抽烟。

    八

    小组分裂后，姚三和开始从事以赚钱为目的的文化活动，并且很快成了本市这个行当里颇有影响的人物。

    姚三和的文化活动大致分为两类，一类是办各种各样的学习班，另一类是创造各种各样的节日。

    姚三和办班的套路一般是找一家囊中羞涩的政府职能部门、大专院校或者专业性小报刊，和他们签订一份办班合同，条件是这些部门提供名目，姚三和提供策划和组织，活动的先期费用由姚三和支付，亏了姚三和承担，盈利两家分成。姚三和拿到这样的招牌后，先策划选题，再拟订一个某某会议的名目，然后向全国各地大量发邀请函，邀请各单位或部门的有关人员参加会议，比如在宜昌举办全国中专技校职校政治思想工作经验研讨会，会议内容是开会半天，交流经验半天，沿三峡旅游线考察四天。比如在海南岛举办全国中小型企业党政（含工青妇）干部特区考察学习班，会议内容是对特区的改革开放情况作身临其境的考察和学习，如此等等，不管哪一个名目的学习班，参加学习班的人食宿费和交通费用一律自理，每人另交一笔报名费学习费和各种参观的门票费。

    姚三和在这方面头脑灵活，点子极多，而且独辟蹊径，常常能策划出令人称绝的办班名目来，比如说上面提到的两个班，这两个班用的是政治思想工作和党政工青妇的会议名义，邀请的是中等学校和中小型企业的负责人，都是冷门，被邀请者大都手中有权，但又不是行政一把手和业务干部，很少能接到这一类的邀请，外出的机会不多，接到邀请函的人谁不想来？一旦来了，费用首先不愁了，因为是党政干部，明摆着公费旅游的事，心里先就已经理亏了，就算组织者有些不尽人意处（向老天爷发誓，这些事肯定会有），他们也害怕事情捅出去最后落下个不好的印象，一般情况下都会打落牙齿往肚子里咽，忍气吞声了，不会闹事。用姚三和的话说，这种班生源丰富，收费有保障，管理容易，基本上只需要数钱就行了。

    姚三和在这方面战绩丰硕，频频得手。当然他有时候也把活动搞砸了——比如某一次办班的机会不好，正遇上上面有股什么风刮下来，到会的人数不够，没钱可赚，或者某一次他向办班对象许的愿不能兑现，办班对象要求退款，他领着他手下的那帮“工作人员”携款逃跑——但更多的时候不是这样的，更多的时候姚三和不用考虑生源的情况，他也不是总带着他的“工作人员”携款逃跑，他有着稳操胜券的策划和丰富的经验，应变能力强，总是能把活动对付下来。他创造过这方面的辉煌，有一次他办了一个班，一下子来了三百多个“学员”，他不得不在学习班开办地租下了两家招待所，并且紧急与搭档的旅游公司联系，要求加派大巴，保证参观门票，当然由此而来的报酬也是可观的，负责收报名费的“工作人员”点现款把手都点僵了，差点儿没点出腱鞘炎来，以后几天一看见现款就犯头晕。还有一次，姚三和把学习班办到俄罗斯去了，他让学习班的“学员”们欣赏了一番伏尔加河畔金黄色的白桦林并且采购了大量的皮货，以至在学习班结束的时候，所有的“学员”都一致认为这个学习班办得很有成效，强烈要求在适当的时机再办一个班，并且下一次把学习班办到阿尔卑斯山脉或者亚平宁半岛去。

    那是姚三和办班生涯中最辉煌的时期，那个时候他在全国各个旅游点都有了关系网，专门负责提供人员的交通、住宿、吃饭和旅游以及从当地公安部门往外捞人的服务，他甚至在一些热门旅游点还开设了长驻办事处，据说他那个时候真的已经开始在拟订一个计划，准备把他的学习班办到欧洲、非洲和美洲去。毫无疑问，那是一个令人振奋不已的计划，而且我们可以乐观地相信一点，如果说姚三和不转向，不那么雄心勃勃地改换另外的项目，他甚至有可能在不久的将来与美国航空总署或者俄罗斯航天局这样的机构联络上的。

    姚三和后来开始了更为庞大的文化活动，那就是创造各种节日。

    有人说姚三和放弃办班而转为创造各种节日是因为以公款旅游为目的的班越来越不好办了，姚三和在这上面再也赚不到钱了，他必须另辟蹊径，这种说法未免过于片面。我们都知道姚三和是个理想主义者，他不会甘于平庸，不会放弃更为广阔的天地，他一定要把自己提升到更具有挑战性的位置上去，他要操纵更大的舞台，并且在这个舞台一显身手，他根本就不会满足于办班这种小敲小打的活动。姚三和对他手下的人说过，办班好比办幼儿园，只需要稍动一动你的小脑部分，你的大脑根本就派不上用场，它一直在那儿睡着大觉，这简直就是一种资源浪费，而搞节日才是真正的创造，想一想吧，这个世界充满了由你创造的节日，人们因为这些节日而狂欢着，发泄着积郁，邂逅着机遇，因此欣喜不已，这些节日就像一些魔术，它们改变着这个平庸的世界，让它产生出奇迹，它们本身就是奇迹，它们在到处闪烁着，那是一件令人多么兴奋的事情呀。

    姚三和后来开始运作节日。他的第一个节日是为一个郊县创造的“皮蛋节”。他向那个郊县提供了一份长达五十三页令人眼花缭乱的《某某县国际皮蛋节活动方案》，方案建立在扩大该县的知名度，吸引中外投资，把该县的皮蛋推向全国，打入国际市场这个宏伟的目标上，他把它称之为宗旨。他找到那个县土财主似的神气的县委书记和县长，他先说得他们动了心，他再说得他们咧开了嘴笑，他然后把他们说得面红耳赤，热血沸腾，当场拍了板。那个郊县为此花费了上千万的开销，装修宾馆，整顿街道，修建市场，生产特种皮蛋，创作“皮蛋节”节歌，组织小学生军乐队，满天下到处请人，在紧锣密鼓地筹备之后，热热闹闹地搞了三天“皮蛋节”，至于是不是扩大了影响，吸没吸引来外资，皮蛋打没打进国内和国际市场，这个只有那个县的县委书记和县长才知道，姚三和只管按合同分钱，当然不必操那份心。

    那以后，姚三和又搞过“中草药节”、“南瓜节”、“粽子节”、“汤圆节”、“栀子花市”、“双胞胎节”、“一技之长节”……，总之他在这方面极具创造性，点子如泉而涌，花样翻新。他有时候在本地创造节日，有时候把节日创造到外地去。他在这个行当中的名气越来越大，大到报纸电视一报导有个什么节在紧锣密鼓地筹备之中，有个什么节隆重开幕，我们就想，这个节又是姚三和搞的吧？大到在这个行当中混的人没有不知道姚三和的，并且只要是一提到他，人们总是要由衷不由衷地说一些他的传奇故事。姚三和这些年到底创造出了多少个节日我们不得而知，我们只知道姚三和在创造他的这些节日的时候就像一个恺撒大帝，浑身上下充满了主宰的光芒，他的手下有一个庞大的工作班子，他们吃住在高级宾馆，包着高级轿车，来往一律是航空器代步，随时随地能搬动地方甚至北京方面的官员出面，他们全都听命于姚三和。我们还知道，姚三和创造的这些节日有的成功了有的失败了，他消失的时候就是他成功的时候，他出现的时候就是他失败的时候，换言之，只要他从我们这座城市里消失的时候，我们就知道，姚三和出发了，他去创造他的节日了，就像他曾经对我们说过的那样，他是一个士兵，他越出了战壕向前冲锋去了；只要他回到我们这座城市的时候，我们就知道，姚三和把一个节日给创造砸了，他现在回到战壕里来休养生息来了。于是，姚三和在我们这座城市里出现的次数和频率，就成了我们了解他创造节日生涯的告示牌。

    姚三和就是在那个时候开始向朋友们借钱的。

    姚三和最早是找徐方生借钱。姚三和坐在徐方生的办公室里，一副日理万机的样子，他告诉徐方生他正在搞一个大型活动，这个大型活动是某某部门出面组办的，某某和某某做活动的总顾问，至于顾问那就太多了，足足有一长串名字。他拿出一份文件来给徐方生看，那是一份行文严谨措辞得当暗藏诱惑并且盖满了大红章的正规文件，姚三和的名字赫然写在活动组委会主任头衔的后面。姚三和说他需要一笔活动的开办费。徐方生问他需要多少。姚三和说十万，活动结束之后徐方生作为该活动的投资者之一将从盈利部分中得百分之二十的报酬。徐方生仔细地研究过那些文件之后说，报酬确实是个不小的数字，但十万太多，我不能一下子拿这么多钱给你。姚三和说，十万元单独看是有点多，但比起活动的收入来就不能算多了，你是做生意的，这点道理你应该懂得，如果投资这种方法你不能接受，我们还可以采取别的方法，比如说，这笔钱不是你的投资，而是我个人向你借的，活动结束之后我还给你借款，另外再给你盈利部分的百分之十，这样你就是旱涝保收了，怎么样，这种好事你到哪儿去找？说实话，我们是朋友，若不是朋友，这种事我不会照顾你的。

    徐方生后来把钱借给了姚三和，不过徐方生没有借给姚三和十万，而是打了折扣，只借给了他五万。徐方生认为自己很聪明，他在姚三和很不高兴地埋怨他的时候对姚三和说，正因为我是做生意的，我才必须谨慎一点，谨慎没有什么坏处，我宁愿少赚点钱，也不能把本给砸进去了，这是我们生意人的原则。徐方生没有想到，他还是把那五万块钱给砸进去了。姚三和把五万元支票揣进兜里走出徐方生的公司大门之后再也没有揣着一分钱回到那里，他重新回到那里的时候总是找徐方生一次又一次地借钱，他有很多的理由告诉徐方生为什么一时不能还钱以及为什么还需要借钱，他批评徐方生目光短浅，没有做大事的气魄，斤斤计较，夏洛克式的守财奴，他这个样子充分显示出了中国企业家永远无法走出小农经济意识的悲哀，姚三和甚至于把这个问题上升到全球化的高度，说只要看看徐方生，就没有什么不服气了，就能明白人家美国不让咱们进入世贸组织是有道理的了。

    徐方生之后，姚三和开始找滕锦华占赋程自祖借钱，他也找了名记者卢森借钱，他找到了所有的人，从每一个人那里把钱借走。他每一次都会编出各种各样的理由，而且赌天发誓限期还钱，但每一次他把钱拿走之后就再也不出现了。他居无定所，不配手机，拷机呼他他也不回，他好像是一条回到了大海里的鱼儿，很有把握保证没人能找到他似的，直到他下一次自己从大海里浮出脑袋来，吐着泡泡朝朋友们游来，当然，他游来的目的无一例外地是找朋友们再度借钱，就像那些鱼儿是要不断地找食吃似的。

    朋友们最开始总是借钱给姚三和的，大家想起当年在姚三和家里吃鸡蛋面和烂梨子时的情景，心里全都存着一份温馨的感情，毕竟是十几年前的老朋友，现在自己发达了，朋友有了困难来借钱，哪有不借给他的道理？但是在徐方生借钱的经验之后，大家一般不会借给姚三和很多，不会相信他利润分成的鬼话，只是看在朋友的分上借给他一些钱，在更多的经验教训之后，大家更知道别说分成了，连收回借款的可能性都没有保障了，那以后的借钱，就看借主的高兴了，这样的日子一直过了好几年。

    后来就不行了，姚三和借钱从来不还，这种事谁也不会高兴，朋友们不再借钱给姚三和，同时在圈子里流传着鄙夷姚三和的一些说法。姚三和又开始给这些朋友写信，他在信里热情洋溢地向朋友们展示他的宏伟抱负和远大理想，详细地讲述他新的计划和方案，他在谈到他的设想时引用了尼采有关浪潮的那一段著名的话——这浪潮是多么热切地来到这里，仿佛它是一个涉及某些东西而渴望得到解答的问题！……现在，它又慢慢地撤回了一些什么，依旧是带着兴奋的雪花——它失望了吗？……然而另一个浪潮已接着过来了，比第一个还要急，还要野，而且它的心灵之中也似乎充满了秘密和寻宝的憧憬。就是如此，使浪漫生生不息，而我们也随着意气风发、神采飞扬！啊，我不再多说了……我对你说，我知道你和你的秘密，也知道你的种族！你和我其实是属于同一类族！你和我有着共同的秘密！

    当朋友们表示不再借钱给姚三和之后，他又借尼采之口愤怒不已地写信来说：上帝到哪里去了？我老实对你们说，我们杀了他——你和我！我们都是凶手！但我们是如何犯下这件案子的呢？我们又如何能将海水吸光？是谁给我们海绵而将地平线拭掉？它现在移往何方？我们又将移往何方？要远离整个太阳系吗？难道我们不是在朝前后左右各个方面赶吗？当我们通过无际的空无时不会迷失吗？难道没有宽阔的空间可让我们呼吸与休息吗？

    姚三和的信在很长一段时间像雪花一样纷纷扬扬地飞到朋友们的办公桌上，更多的时候它们干脆就是一些闪电，穿过被物欲社会笼罩着的天空，以其独有的激情和愤怒的批判性轰击着每个人，让他们觉得自己是多么的渺小，让他们觉得自己是在犯罪，让他们觉得他们欠下了债。有一段时间这些朋友完全被姚三和的那些信给困惑住了，他们一看见姚三和的信就心里发虚，好像是做了贼似的，好像他们偷了姚三和的似的，他们为此而惭愧无比，他们在惭愧无比之后就互通电话，彼此讨论他们的困惑，在经过反复认真的讨论之后，他们恍然大悟地明白过来他们并没有偷了姚三和的，他们从来不欠他的，他们一点也不渺小，相反的，是姚三和欠了他们的，他从他们这里把钱一笔笔地借走，然后消失掉，下一次再编一个故事来从他们手上再骗去一笔钱，他只不过是想用尼采这个老家伙把大家弄糊涂罢了。

    一旦弄清了这个事实，所有的朋友一下子就愤怒了，他们决定不管姚三和说什么，不管姚三和写多少信，不管姚三和搬出哪一个疯老头来，坚决不再借钱给姚三和，不但如此，他们还要找姚三和讨还欠款。他们设法与姚三和通了电话，(这费了他们很大的劲)他们猛烈地抨击了姚三和并且要他还钱。

    姚三和对朋友们的这种背信弃义痛心疾首，他在电话里举了伟大的马克·吐温的例子，他告诉他们马克·吐温当年也举债于人，他甚至在电话里当场背了马克·吐温l909年在斯托姆菲尔德山庄写下的有关回忆那些艰难光景的文字：“九十六个债主之中，只有三四个主张对我采取毫不留情的苛刻手段，不肯让步，其余的人都说我可以放心，随便什么时候还钱都行。他们说他们决不会妨碍我的事，决不会采取任何行动；他们并没有失信。至于那三四个债主，我从来没有憎恨过他们的狠毒，直到在我的《自传》里才提到他们。而且在那里也没有表示怨恨，没有表示恶意，只是在简短的一章里坦率地谈了一下——那一章决不会伤害他们，因为我绝对相信，在我的《自传》出版时，他们早已下地狱了。”

    朋友们简直快要被气疯了，他们气得吐血，他们决定这回索性就把恶人做到底，做到破釜沉舟斩绢折柳的地步，让姚三和去写他的《自传》吧；他们商量好了，这一次一起去找姚三和，把他堵住，要他还钱，砸锅卖铁也要他还钱，就算他还不了——这一点的可能性在百分之九十九点九——也要当面告诉他，这一辈子他再别想从他们手中借走哪怕一个钢镚儿了。他们开始寻找姚三和，而姚三和却失踪了，连同他的那些闪电般的信，他和它们一齐消失在空气中了，有很长一段时间没有露面，直到有一天他和另外几个人一齐出现在徐方生的公司大楼里。

    姚三和神色镇定，像一个大义凛然的共产党员，他告诉徐方生那几个他带来的人是黑道上的朋友，他欠了他们两万块钱，一时没有出处，黑道的朋友给他一天时间，如果他还不了钱，他们就要下掉他的一只胳膊。

    姚三和为了表示他说的不是假话，走过去掀起一个年轻人的衣襟，从那个年轻人的腰里抽出一把锃亮的砍刀来举到徐方生的鼻子底下给他看。

    钢火很好，切西瓜肯定是亏了，他们总是用这种上好的家伙。姚三和这样对徐方生说，我只能找你了，我知道你不会看着我被这帮朋友下掉一只胳膊的，那样就太残忍了，对吧？

    在所有的朋友当中，只有名记者卢森不说姚三和的坏话。卢森也被姚三和借过钱，他也没有收回过一分钱来，但是他对这件事一点也不恼火，他表现得相当冷静，从来不埋怨姚三和。卢森一直不和这些当年的老朋友们来往，他不是用他的有关虱子的理论把他和朋友们区分开的，他是用他对姚三和的态度把自己和当年的这些朋友完全区分开来了。

    卢森有一次对我说，姚三和是韩信，他现在是在胯下受辱，但迟早有一天他会让那些乡下的小痞子们大吃一惊的。

    卢森说得非常肯定，他说那句话的时候就像是在做新闻评述。我们知道，卢森的新闻评述写得很出色，他几乎可以说是靠着它成为一位名记者的。

    九

    我一直把陆志红送到了大门口，在那里我见到了稗子。稗子已经长成了一个大小伙子了，他个子很高，皮肤黑黑的，很结实，人也很稳沉，一点也不像姚三和。我和稗子握手，就像和成人那样，这让陆志红很高兴，陆志红显然对我把稗子当成一个大人而感到兴奋。但是稗子却没有这样，他很冷静，甚至有点淡泊，既没有叫我局长，也没有叫我叔叔，他不太情愿自己的母亲到这里来找我。这一点就是陆志红不说我也看出来了。他很快把他的母亲带走了。

    稗子走之前突然对我说了一句话。

    稗子说，我知道你们这些人瞧不起我爸爸，可你们错了，你们根本就不了解他，你们从来就没有了解过他。

    稗子的那句话我一时没能反应过来，我不知道稗子说的是什么意思，瞧不起和不了解是什么意思？错了又是什么意思？我想着这孩子当年咯咯笑着扑到我们身上来时的情景，他不知道我们那是在打架，他那个样子简直是高兴坏了。我还想，一个孩子长大之后，他就不会再主动地扑到人的身上来了，他也不会出现高兴坏了这种情况，这是一种怎样的悲哀呀！

    回到办公室之后，卢森的电话打进来了，大记者的声音有点疲倦，不知是不是熬了夜。

    我将使用新闻特写的方式告诉你什么是姚三和，而且是深度报导的姚三和。卢森在电话里对我这样说，他在电话线的那一头喝了一口水，我猜想那该是一杯茶水，一杯很酽很酽的茶水，滚烫着，当然是绿茶。如果你有时间并且有兴趣的话，他说。

    我看了看表，离下班时间还有半个小时，我不太清楚新闻特写和深度报导是怎么一回事，不知道用半个小时的时间能不能够对付，但我想我答应过陆志红要帮帮姚三和，现在也许正是一个契机，我应该听一听。

    我说，你说吧。

    卢森说，我们先说有关姚三和这个人的疑问——这是新闻从别的文化门类那里借鉴来的方法，提出矛盾，然后解决它，当然，不是要你来解决，是我来解决，你只要听着就行了。

    我说，我已经准备好了。

    卢森说，姚三和这些年从朋友们手上以借的名义拿走了一笔又一笔钱，据我的调查，这些钱总的数目大约在十五万左右；姚三和借走了这些钱之后再也没有还过，这些钱从他的手中失踪了。

    第一个疑问是，这些钱到哪里去了？

    姚三和这些年的日子过得非常的潦倒，在他和陆志红离婚之前和之后，他从来没有往家里拿过一分钱，姚三和是赚过钱的，而且是赚过大钱的，××××年他在××搞了一个××活动，据多人证实，那一次活动的纯收入是一百三十多万，姚三和按合同拿到了三十九万元，证实者说，姚三和在拿到那笔钱之后，立刻把它们分成了八份，把其中的七份各装入了一个信封里，剩下的一份揣进了自己的钱夹。姚三和离婚后自己在郊区租了一间农民的房子，他的生活很简单，简单得近似于窘迫，常常举债于他人，三天前警察在他的房子里搜查，他们没有找到存折信用卡之类的东西，只找到了六百二十一元现钱，这是姚三和的所有财产。警察要姚三和交出欠酒店的两万块钱，否则就把他丢进看守所里去，但是姚三和拿不出这笔钱来，他急于想要出来，他很害怕被丢进看守所里去，他在派出所里打了不少电话，能找的人可以说是全找遍了，如果说他在什么地方有秘密金库，他应该有理由启用它先把自己赎出来，而不是让自己冒进局子的危险，也就是说，他确实是一分钱也没有了，他赚的那些钱全都花掉了。

    第二个疑问是，姚三和不吸毒，不收藏，不讲究穿着，不与任何女人有长期的稳定关系，若按姚三和这些年的开销，他一个人怎么也花不了这么多的钱，他完全有能力把自己赎出来，他的那些钱——我是说，他这些年赚的和从朋友们那里借的钱，它们究竟花到哪里去了？

    现在我来给你讲一个姚三和的故事。在讲故事之前我要申明一下，我所讲的所有故事都具有真实性，也就是说，它们不是文学范畴里的故事，而是新闻范畴里的故事，你不必对故事的真实性表示怀疑。

    一个月之前，我和我妻子出门办事，我们坐了一辆人力车，我们是在码头边坐上这辆人力车的，你该知道，码头离姚三和的家不远，因为这个原因，我和妻子在车上说起姚三和。我们说姚三和的时候，人力车夫插嘴问我们，你们认识姚哥？我问，姚哥是谁？人力车夫说，姚哥就是姚三和。我说，姚三和我们认识，是十多年前的老朋友。那个人力车夫就开始给我们谈姚三和的事，在他的嘴里，姚三和是个写小说的作家，谈吐深刻的思想家，交往甚众的社会活动家，干大事业的能人，同时还是有着菩萨心肠的大善人，总之姚三和无所不能，差不多就是一个神人了。

    你要知道这种情况是奇怪的，我们都是姚三和的朋友，我们了解姚三和，或者说我们自以为了解姚三和，我们知道姚三和发表过两篇小小说但他算不上作家，姚三和能说会道但他算不上思想家，姚三和不安现状但他算不上社会活动家，姚三和忙忙碌碌但他算不上干大事业的人，姚三和充满激情但他算不上大善人，现在一个陌生人告诉了我们一些我们从来就不知道的事情，而且这个陌生人是一个决不会矫情的贩夫走卒，它们就有了另外的意义。

    到目的地之后，我们下车，付给车夫钱。车夫不收，说，坐我的车，如果是姚哥的朋友，不管是十几年前的朋友还是十几年后的朋友，都不用给钱。我问，为什么？车夫说，我这辆车就是姚哥帮我买的，你自己说说，姚哥的朋友我能收钱吗？打死我我也不能收呀，我能收吗？

    第二个故事与黑道有关。卢森在电话线那一头喝了一口水，说，据调查，姚三和因为欠人的钱不断被人追着讨债，但被黑道追债的事只有过两起，一起涉债金额是两万，最后由徐方生拿出了这笔钱，另一笔涉债金额是三万，这件事朋友们都不知道，最后是由一名叫做王汉的人解决的。我一说王汉你就应该知道，他和你一样，都在仕途上混事，也是一方诸侯，但是恐怕你不知道他是姚三和的同学，他们从小到中学一直是同学，并且两个人是非常好的朋友。

    那一次姚三和被黑道的人捞住了，限定他一日内还钱，并且是由黑道的人带着找钱，如果拿不到钱，就要挑姚三和的两只脚筋。姚三和像一只没头苍蝇一样带着黑道的人满城转，四处碰壁，他自知从朋友那里再也没法哄到钱了，到了晚上，他无可奈何，只有把黑道的人领到了王汉的家。

    姚三和对王汉说，我不该把人领到你这里来，他们要是只下我的胳膊我就不会带他们来了，可我得走路，我不能丢了脚，我丢了脚就哪儿也去不成了，我是没办法了。王汉打断姚三和的话说，老姚，别说这个话，说这个话你就见外了，我这个家，不是你又能从哪里来？你就是把我家搬空也不欠我的。王汉要自己的妻子立刻去弄钱，如果家里没有，想方设法找亲戚朋友借也得把钱借齐还上，要是不行，就让黑道的人挑他的脚筋。

    黑道的人很奇怪他们之间的这种关系，问王汉是怎么回事。王汉开始不肯说，后来经不住黑道的追问，就告诉他们，姚三和和他是小学和中学的同学，两个人一直是好朋友，王汉是班上唯一一个走上仕途的人，公务员的收入本来就不高，家里又有老人和孩子，生活比较困难。姚三和对王汉说，你我都是棚户区长大的孩子，你做到今天这一步不容易，要珍惜，不能因为贪财把前途给毁了，贪污受贿这种事千万不能做，家里需要什么我来办。那以后姚三和总是接济王汉，家里一些值钱的东西全是姚三和给拖来的，姚三和把那些东西拖来丢在那里就走人，从来不找王汉办事，哪怕是一点小事也不办。有一次王汉对姚三和说，老姚，你有什么事需要我帮忙的，你就提出来，你给我帮那么大的忙，怎么说也应该还你的情。谁知姚三和一听就火了，说，老王，你这么说就是把我的一片苦心给全糟蹋了，我资助你，是因为你是我们班上和这一片棚户区里最出息的一个，你替我们争了光，我不愿意你为了一点蝇头小利把自己给卖进去了，你说的还情那叫以权易钱对不对？你要以权易钱和谁易不行？我要以钱易权和谁易不行？老实说我也不是没干过这样的事，我干这样的事干多了，我和别人干不和你干，我就是要保你不为钱发愁，你现在要我开口，岂不是把我的初衷全给弄拧了吗？那我不如一开始就跟你说白了，咱们就是钱权交易，咱们也别搞得那么纯洁无比了。

    黑道的人一听王汉这么说，立刻对姚三和肃然起敬，他们拍着姚三和的肩说，老姚，看不出来你还是个人物，你这就有点像我们了，你比我们的境界还要高。这样，这笔钱，今天你能凑多少是多少，凑多少我们带回去交个差，凑不出来的，你说声对不起，就算我们交你这么一个朋友，以后有什么事需要我们帮忙的，你尽管说一声。

    那天王汉果然没有凑足三万块钱，他的妻子四处筹借只弄到两万二，黑道的人表示剩下的八千块钱不再要了，姚三和很认真地对黑道的人说，多谢朋友宽限，这八千元记在账上，我会还给你们的，我保证。

    卢森停下叙述，他在电话那头咔嚓一声点上了一支烟，深深地吸了一口，然后说，现在我告诉你第三个故事，你还记得我们小组那个写诗的储天荣吗？那个给自己取了个笔名叫天地，写得非常苦，结果一首诗也没有发表过的储天荣？

    我说，还记得，当年他二十来岁，像个小老头，整天忧郁得要命，从来没见过他笑，有一次占赋说一个笑话，我们大家都笑了，他很生气地说我们庸俗，是汽配的电工吧？

    卢森说，没错，就是他，七年前他下岗了，他们厂破了产，厂里的工人每人拿两千块钱回家，厂里关了门，一年以后，他的妻子也下岗了，情况比他还要糟糕，一分钱没拿到，两口子在外面摆了一个摊子，先卖塑料制品，后来又卖冷饮，两口子勤扒苦做，家里的日子是吃米不愁，吃菜得计划，吃肉就得等着过年了，算是勉强过得去一类。

    三年前，储天荣四岁的女儿被发现患了白血病，只病情的确诊和一开始的治疗费用就把储天荣两口子的所有积蓄给花光了。对储天荣来说，那是塌天的大事，孩子得治病，光换血每一次就得花五百元，病床费医药费一周一结算，储天荣把家里稍稍值点钱的东西全都卖了，根本是杯水车薪，孩子在进医院不到两个月就因为欠治疗费停了药，后来弄到了钱，孩子才又开始治疗，到现在已经两年多了，一共花了治疗费十二万多。

    这笔钱，零头是储天荣自己筹的，其余的全是姚三和掏的。

    我有些吃惊，我说，哦？有这事？

    卢森说，不光储天荣这里如此，姚三和还帮助了不少人。我们都知道姚三和这些年搞活动有一个班子，但是你知道姚三和班子中的成员都是谁吗？你不会想到，但我说出来你会大吃一惊——他们都是当年我们那个文学小组中的成员，安少林、王长江、刘旭、马启琪、朱晨、蔡向来，他们在小组分裂之后并没有离开小组，仍然跟着姚三和。他们几个人的家庭情况都不好，拖累不小，又没有什么活动能力，并不能帮姚三和多少忙，倒是开销了姚三和不少。姚三和待他们很好，每一次搞活动亏了钱，姚三和都是自己一个人垫了，如果赚了钱，姚三和必定要大家来平分，自己决不会比任何人多拿一分。也就是说，姚三和这些年是养着一批人，而他赚的那些钱全成了公共财产。这个行当中的人说，姚三和的这个工作班子并不是最好的班子，甚至不是一个合格的班子，是姚三和生生地把这个班子组织到一起来的，行当中人戏称姚三和的班子为大杂烩。这个说法在行当中传得很广，安少林他们当然也会知道，有一次安少林他们向姚三和提出不愿连累姚三和，要退出姚三和的班子，以便姚三和能没有牵挂地干下去，被姚三和阻拦住了。姚三和是怎么说服安少林他们的不得而知，但姚三和在那一次对安少林他们说过一句话，那句话十多年前姚三和在我们文学小组里就曾经说过，那句话是，我们要团结一致，共同进步。

    姚三和是一个太自信的人，每一次搞活动，钱还没到有手，他就先包了酒店，包了车子，一大群人，吃住行全是排场，他对安少林他们说，我们要以资本主义的姿态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搞市场经济，我们要坐着奔驰车到一个陌生的地方去数钞票。姚三和当然是坐过了奔驰车了，他也在很多陌生的地方数过了钞票，但是那些钞票差不多有一半在装进姚三和的衣兜里之前就被送进了他的活动费用中，被别人数走了，剩下的一半，他把它们一分八份，分给了安少林们，而他自己得到的那一份，则被他拿了去到处补漏。姚三和不光自信，他还是大包大揽的班头，如果他的班子中有一个人遇到了麻烦，姚三和就会以班头的名义帮助他。他先后出资帮朱晨的姐姐打过官司并且代付了一笔数目不小的赔偿费……他关照过他班子里的每一个人，而且每一次都是他主动出面做这些事的，别人要不干他就发火，说他们不看重他，他认为那就是他的事，是他责任中的事，是他义不容辞的事，只要他在一天，这些事他永远都要管下去。

    我得到的消息说，姚三和把他这个班子称之为我们这个社会中最后一个文学小组，永远的小组，而他自己则是最后一个文学小组组长，永远的组长。有一次他喝醉了酒，哭着拥抱了小组中所有的人，他哽咽着对他们说，我为小组而骄傲，我为你们而骄傲，我为我自己而骄傲。

    卢森完成了他的故事，完成了他所说的新闻口述，我听见他在电话那头把茶杯的盖子盖上了，新闻消失之后，他的疲惫感又从电话线那一头流淌了过来，作为记者，他是一个好记者，没有那种新手的冲动，并且知道该在什么地方结束，他几乎没有任何多余的话就把电话挂断了。

    十

    卢森的电话一挂断，占赋的电话就打了进来。

    占赋说，跟谁聊天呢？电话半天打不进来。

    我一直坐在那里没动，现在才发现那种姿势很累。

    我换了一种姿势说，刚读过一篇新闻。

    占赋说，是看党报吧？

    我说，怎么能肯定？

    占赋说，没听人说吗？两类人看党报，官员和生意人，你是第一类。

    我说，有点意思。

    占赋说，你那里没事了吧？

    我说，没事了。

    占赋说，那好，我现在出发，二十分钟之后到你那里，你下楼等着。

    占赋说完之后就挂断了电话。

    我在自己的办公室里坐着，等占赋的车来接我。我等着，今晚我们有一个聚会。我们总是会有聚会的，这是我们生存着的一种方式，我们在这样的方式里分分合合，聚聚散散，除此之外，我们还能怎么样呢？

    我从桌子上拿过那本《马克·吐温传》，随手翻开，那本书有点旧了，但这没有什么关系，在那二十分钟里，我有足够的时间读完如下一段文字：

    我要是能见到过去那些日子认得的一只狗，能搂着它的脖子，把一切都讲给它听，宽宽我的心，那该多好！

    我把书翻到扉页，我在那里读到了另外一段文字：

    送给文学同道和朋友蔚然。

    姚三和

    ××××年×月×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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