茶陵诗派
明代成化、正德年间的诗歌流派。因该派首领李东阳为茶陵人,故称茶陵诗派。明代自成化
以后,社会弊病已日见严重,台阁体阿谀粉饰的文风已不容不变,于是以李东阳为首的茶陵
派诗人起而振兴诗坛,以图洗涤台阁体单缓冗沓的风气。李东阳,字宾之,号西涯,官至吏
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著有《怀麓堂集》。李东阳立朝数十年,官居相位,喜奖掖后进,
推举才士,所以门生满朝,以他为宗而赫然著名者有邵宝、顾清、鲁铎、何孟春等。茶陵派
一时成为诗坛主流。
茶陵诗派认为学诗应以唐为师,而效法唐诗则又在于音节、格调和用字。尽管他们作品的思
想内容还是比较贫弱并颇多应酬题赠之类,但比台阁体诗要深厚雄浑得多。如李东阳的《寄
彭民望》就寄寓着真情实感,非一般应酬之作。他的《拟古乐府》道学气味较为浓厚,不过
其中仍有倔奇劲健的篇章。茶陵派其他诗人皆有一些可读的作品。
茶陵诗派不满于台阁体,由于自身仍较萎弱,未能开创诗坛新局面,可是它的宗法唐诗的主
张,以及师古的创作倾向,却成为前、后七子复古运动的先声。
公安派
明代文学流派。代表人物为袁宗道、袁宏道、袁中道三兄弟,因其籍贯为湖广公安,故世称
“公安派”。其重要成员还有江盈科、陶望龄、黄辉、雷思霈等人。
公安派的文学主张发端于袁宗道,袁宏道实为中坚,是实际上的领导人物,袁中道则进一步
扩大了它的影响。公安派的文学主张包括三个方面:
第一,反对抄袭,主张通变。公安派诸人猛烈抨击前后七子的句拟字摹、食古不化倾向,他
对文坛“剽窃成风,众口一响”的现象提出尖锐的批评,袁宗道还一针见血地指出复古派的
病源“不在模拟,而在无识”(《论文》)。他们主张文学应随时代而发展变化,不但文学
内容,而且形式语言亦会有所变化而趋于通俗。他们进而主张:“信腔信口,皆成律度”,
冲破一切束缚创作的藩篱。
第二,独抒性灵,不拘格套。所谓“性灵”就是作家的个性表现和真情流露,接近于李贽的
“童心说”。他们认为“出自性灵者为真诗”,而“性之所安,殆不可强,率性所行,是谓
真人”,进而强调非从自己胸臆中流出,则不下笔。因此他们主张“真者精诚之至”。不精
不诚,不能动人,应当“言人之所欲言,言人之所不能言,言人之所不敢言”,这就包含着
对儒家传统温柔敦厚诗教的反抗。他们把创作过程解释为“灵窍于心,寓于境。境有所触,
心能摄之;心欲所吐,腕能运之”,“以心摄境,以腕运心,则性灵无不毕达”。只要“天
下之慧人才士,始知心灵无涯,搜之愈出,相与各呈其奇,而互穷其变,然后人人有一段真
面目溢露于楮墨之间”,就能实现文学的革新。
第三,推重民歌小说,提倡通俗文学。公安派重视从民间文学中汲取营养,袁宏道曾自叙以
《打枣竿》等民歌时调为诗,使他“诗眼大开,诗肠大阔,诗集大饶”。这是和他们的文学
发展观与创新论相联系的,对提高那一时期民间文学和通俗文学的社会地位有一定作用。
公安派在解放文体上颇有功绩,“一扫王、李云雾”,游记、尺牍、小品也很有特色,或秀
逸清新,或活泼诙谐,自成一家。但他们在现实生活中消极避世,多描写身边琐事或自然景
物缺乏深厚的社会内容,因而创作题材愈来愈狭窄。其仿效者则“冲口而出,不复检点”,
“为俚语,为纤巧,为莽荡”,以致“狂瞽交扇,鄙俚大行。后人评论公安派文学主张的理
论意义超过他们的创作实践,是为公允之论。
竟陵派
明代后期文学流派。以竟陵人钟惺、谭元春为首,因此得名。又称竟陵体或钟谭体。明代
中叶后,前、后“七子”拟古之风甚烈,“文必秦汉,诗必盛唐”成为评判诗文准则。“唐
宋”、“公安”两派曾先后给予抵制和抨击。竟陵派认为“公安”作品俚俗、浮浅,因而倡
导一种“幽深孤峭”风格加以匡救,主张文学创作应抒写“性灵”,反对拟古之风。所谓“
性灵”是指学习古人诗词中的“精神”,这种“古人精神”,不过是“幽情单绪”和“孤行
静寄”。所倡导的“幽深孤峭”风格,指文风求新求奇,不同凡响,刻意追求字意深奥,由
此形成竟陵派创作特点:刻意雕琢字句,求新求奇,语言佶屈,形成艰涩隐晦的风格。竟陵
派与公安派一样在明后期反拟古文风中有进步作用,对晚明及以后小品文大量产生有一定促
进之功。然而他们的作品题材狭窄,语言艰涩,束缚其创作的发展。
竟陵派的追随者有蔡复一、张泽、华淑等。这些人大都发展竟陵派生涩之弊端,往往略下一
二助语,自称“空灵”,使竟陵派文风走向极端。当时受竟陵派影响而较有成就的是刘侗,
他的《帝京景物略》成为竟陵体语言风格代表作品之一。
唐宋派
明代文学流派。代表人物有嘉靖年间的王慎中、唐顺之、茅坤和归有光等。唐宋派则既推尊
三代两汉文的传统地位,又承认唐宋文的继承发展。王慎中说:“学六经史汉最得旨趣根源
者,莫如韩欧曾苏诸名家。”唐顺之的《文编》,选入《左传》、《国语》、《史记》等古
文和韩柳欧苏曾王等大量作品。茅坤编《唐宋八大家文钞》164卷,进一步肯定提倡唐宋文
影响深远,其书盛行海内。唐宋派变学秦汉为学欧曾,易诘屈聱牙为文从字顺,是一个进步
。唐宋派还重视在散文中抒发作者的思想感情,他们批评复古派一味抄袭模拟,主张文章要
直写胸臆,具有自己的本色面目。王慎中提出文章要能“道其中之所欲言”(《曾南丰文粹
序》),就是要抒发作者内心的思想感情。唐顺之认为“文字工拙在心源”,说作者只要“
心地超然”,就是“千古只眼人”,“即使未尝操纸笔呻吟学为文章,但直据胸臆,信手写
来,如写家书,虽或疏卤,然绝无烟火酸馅习气,便是宇宙一样绝好文字”;否则,“文虽
工而不免为下格”(《答茅鹿门知县书二》)。茅坤更进一步,强调文章家不只是要求之于
“心源”,还要体察物情,莫逆于心。
唐宋派对复古派有着尖锐批评。唐顺之在《答蔡可泉书》中说复古派的作品“本无精光,
遂尔销歇”,指出其要害在于缺乏自己的思想灵魂。归有光对当时负有盛名的王世贞的批评
亦十分激烈,他指王世贞等为“一、二妄庸人”,而众人将王拥立为“巨子”,“争附和以
诋排前人”,他说:“文章至于宋、元诸名家,其力足以追数千载之上而与之颉颃,而世直
以蚍蜉撼之,可悲也。无乃一二妄庸人为之巨子以倡道之欤?”(《项思尧文集序》)复古
主义者“以琢句为工,自谓欲追秦汉,然不过剽窃齐梁之余,而海内宗之,翕然成风,可谓
悼叹耳”(《与沈敬甫书》)。这是针对王世贞等主张文必西汉、诗必盛唐、大历以后书勿
读的论调所发,深恶痛绝之情溢于言表。
唐宋派中散文成就最高的当推归有光。归有光善于抒情、记事,能把琐屑的事委曲写出,
不事雕琢而风味超然。如《项脊轩志》、《先妣事略》、《寒花葬志》、《思子亭记》、《
见树楼记》、《女二二圹志》等。王锡爵在《归公墓志铭》中称他的这类散文“无意于感
人,而欢愉惨恻之思,溢于言表”。黄宗羲则尤其赞赏他怀念祖母、母亲和妻子的一些散文
。“一往深情,每以一二细事见之,使人欲涕。盖古今来事无巨细,唯此可歌可泣之精神,
长留天壤。”
吴江派
明代戏曲文学流派。其领袖人物是吴江(今江苏吴江)人沈瞡。向来认为属
于此派
的曲家有顾大典、吕天成、卜世臣、王骥德、叶宪祖、冯梦龙、沈自晋、袁于令、范文若、
汪廷讷等。沈瞡戏剧理论的主要内容是要求作曲“合律依腔”,语言“僻好
本色”
。他编纂《南九宫十三调曲谱》,厘定曲谱、规定句法,注明字句的音韵平仄,给曲家指出
规范。沈瞡的理论和吴江派诸作家的实践,对于扭转明初骈俪派形成的脱离
舞台实际、崇尚案头剧的不良风气,起了积极的作用。但沈瞡过分强调音韵
格律,
主张宁
肯“不工”,也要“协律”。他提倡戏曲语言要“本色”,原本意在反对明初的骈俪颓风,
但由于他把“本色”狭窄地理解为只是采用“俗言俚语”、“摹勒家常语”,也产生了弊病
。沈瞡等人与汤显祖于万历年间曾经在创作方法上有过一场为时不短的激烈
争论。
由于吴江派的革新主张主要体现在形式上而不是在内容上,因此,这种革新的影响和意义就
远逊于临川派,甚至为后人诟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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