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又有一拨人物从宁远古城中崛起，比如三次出任国民议长的吴景濂，还有他的表弟，直系军阀的三号人物、直隶省长王承斌，奉系中将郜汝廉等等。本来有意拉开架势写下去，因《鸭绿江》“古镇物语”栏目责编告我万余字足矣，我只好戛然而止，对民国年间的宁远城，另写一篇。
不过一些话还是不吐不快，史家对“曹锟贿选”一案，基本上是口诛笔伐，我却不能苟同。曹锟贿选的两位干将，吴王两个表兄弟。吴景濂拉人场，把国民议员留在北京开会，王承斌找钱财，给议员们发三至五千块大洋，做车马费。
历史就是历史，有些事情过去了，就是过眼云烟，即使没有曹锟，还会有李锟赵锟，在没有民主基础的时代，不产生怪胎，那才是奇怪呢。至于贿选那些乱糟糟的事儿，兴城人不感兴趣，除了众说纷纭的史料和轶闻，也留不下什么，可宁远古城却是这场贿选的最大受益者，王承斌拉来的钱财没花尽，还剩下二十万块现大洋，干脆全送给了家乡，用于修缮宁远城内破损的文庙。
诸位看客进了文庙，沿照壁、棂星门、泮桥、戟门、大成殿、崇圣寺这条中轴线一路走下去，所有的砖雕、脊兽、雕梁画栋，基本上保持着民国年间原有的旧貌。古柏梧桐遮避满院，小桥流水独具风味，即使酷暑难挨，这里也是阴凉舒适，有着自己的小气候。历史会过去的，文化却源远流长。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文庙尚未成为旅游景点之前，这里是县文化馆，在文化馆里培训过的人，有一批人已经是名贯全国的作家、画家、音乐家、书法家、摄影家。人都说是沾了孔夫子的光，我想再补充一句，还有历代久居于宁远古城的仁人志士。
当然，仁人志士中，少不了官宦之人，更少不了当代兴城若干个执政者。全国众多的古城均在“文革”中寿终正寝，偏偏留下兴城这座唯一一座明清古城？文化的积淀，使古城的后人们多了一分理智，少了一分狂热。
当然，祖大寿的牌坊曾经在“文革”中也被拆除了，石头堆在城里的东南角几近二十年，可八十年代恢复时，居然一块石头都没少。古城里的人砌墙垒院，宁愿花大价钱从城外搬，也不伸举手之劳，把石坊的石头砌进自己家的院墙。在极贫时代，这也是奇观。
改革开放三十年，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的发展，成了一个固有模式，而兴城却背道而驰，以牺牲经济发展为代价，拒绝了所有的污染企业落户。甚至有人拿出数十亿元，要大搞古城开发，兴城人也都拒绝了，宁愿将古城依然保持在原有的陈旧，即使重修，也不要利益驱动，要的就是古城的原汁原味儿。这么一种人文精神，在浮躁的时代，恐怕再难寻找。所以，在兴城，不必担心雾霾，大雾弥漫倒是晨练的好时机，省了用加湿器了。
清净的空气与水，对于大多数城市，已经是侈奢侈品，对于兴城来说，却是无偿的赠予，这样的好去处，谁不向往？从前的“不发展”，反倒为近五年兴城在绿水蓝天中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从前的城，仅局限于宁远古城一平方公里的区域内，城墙以里才是兴城镇。现在，兴城成为许多人休闲养老的宜居之地，一大批新型移民悄然而至，有些小区居然以外地的地名命名，如龙江花园等。兴城已经成为沿海沿河“T”字形发展的大城，城区面积达到百余平方公里。宁远古城只是这个钉子尖儿上最锐利的一点，这一点，便是兴城文化的象征和精神的火炬。
当然，也不排除兴城独特的地理环境，春夏秋三季，吹进来的是海风，冬季吹的是来自千里旷野的北风。华北平原与松辽平原的霾，都没有能力侵入。
我有个蒙古族的作家朋友，叫郭雪波，他的妻子是中央戏剧学院表演系的教授，患了严重的更年期综合症，在兴城的疗养院住了一个星期，居然痊愈，回去时，又能歌善舞了。
年轻的时候，我喜欢骑着自行车在宁远古城的小街小巷里到处游荡，冥想着每家每户的来龙去脉，在每一座老宅、每一面老墙前发呆，探访着祖氏家族都住在哪儿，吴三桂家住哪儿，吴景濂、王承斌家住哪儿，还有孙承宗、袁崇焕在哪儿办公？还有那些曾在宁远古城叱咤风云的人物，足迹留在古城的哪个角落？还有哪些遗落的故事，没有被人捡起？
过了天命之年，便喜欢安静了，有时翻一翻80年代版的兴城县志，不禁哑然一笑，砖头一般厚的县志，没有我的名字。而在最前面的几张彩页里，延辉街的全景中，有一个小小的身影，穿着灰色制服，骑着自行车，戴着小眼镜的人，却定格在了祖氏石坊下。
那个爱到处游荡的青涩小伙，就是我。只有我自己才能辨认得出来，我就是宁远古城培育出来的一粒小芝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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