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巽昌

    这部集子脱颖而出了。

    几年前的一个晚上，我心血来潮，给刚赴上海图书馆上任的陈燮君研究员通话，建议搞一部中华名人和图书馆的本本。他听了当即赞同，于是就着手组织写作，主力队员就近取舍，也就是上海的图书馆员同行们。春去夏来秋复冬，经过几年的努力，终于聚合了初稿。见于种种因素，直到本年，终于由我们原在的上海社科院出版社推出，这是很庆幸的。

    中国有悠久的、绵延不断的灿烂文化，也有几千年的宫廷和民间的藏书楼史。中国图书馆也走过了百年历程。本书乃自二十世纪文化名人各自在图书馆行走的轨迹，衬托出图书馆在各时期各阶段的应有社会功能和文化功能，以期为热衷于图书馆的读者大众，尤其是从事图书馆行业的同侪们获取认识、学习和借鉴。

    一

    中华古国是一个文化大国。

    图书馆，我们就有悠久的历史。人们很早就认识到文化积累和运用，藏之名山，传之其人。

    近代中国序幕时期的先进知识分子，在东西方文化碰撞中，开始认识到图书馆的功能。林则徐《四洲志》、魏源《海国图志》和徐继畲《瀛环志略》，都是分别通过编译西方图书报刊，发现欧洲图书馆收藏有中华图书，感觉到设立国家图书馆的需要的。当时中国人出国考察、游历，寻求富国强兵之策，多有赴所在国图书馆取经的，如郭嵩焘、薛福成、黎庶昌、黄遵宪和张德彝。图书馆也就成为百日维新新政的一项文化建设。

    19世纪晚期，中国出现了东西文化并存的藏书机构，那就是外国人在华开办的图书馆和传统的藏书楼所嬗化的开放型藏书楼。

    20世纪最初的一批学人就是从这里汲取文化知识，蔚然而成为大家的。

    有着一千多年文化传统的藏书楼都是封闭型的。近代中国延续几十年的西学东渐，影响了中国知识文化的结构。百日维新前后，藏书楼不少也因时制宜，走向社会，走向公众。

    1898年（清光绪二十四年），清政府颁布《饬各省开办中和小学谕旨》，明令废科举，兴学堂，改书院。变法虽然夭折，绝大多数新政废除了，独有京师大学堂保留，此后由各级书院所分别变更的高等学堂、中等学堂和初等学堂也相继出现，由书院藏书楼也过渡为近代学校藏书楼。这种开放型藏书楼，囿于它是为学堂师生服务的，必然能容纳很多的读者。当时很多学堂为招徕学生，经常采办新书充实。上海南洋公学图书院，旨在供“学堂诸生阅看各书”，还由学堂教师选择、出版图书补充，“将图书院购藏东西各国新出之书择要翻译，陆续刊行”。致使学生大为受益，当时在学的蔡元培、黄炎培和于右任等都是长年读者。规模最大的京师大学堂藏书楼，购书经费多达银十万两，因“广集中西要籍，以供士林浏览，而广天下风气”，致使学人慕名而来就读。俞樾学生、台州大儒陈汉章为京师大学堂聘为教师，乃因要阅读丰富藏书，不再当教师甘愿为学生。江阴由缪荃孙主持的南菁书院，因为鼓励学生进藏书楼内阅读，由是人才辈出，薪尽火传，出现如唐文治、柳诒徵、孙毓修和丁福保那样的国学大师和藏书大家。

    也有是私家藏书楼走向开放型的私家藏书楼的。

    早在百日维新前，康有为在广州万木草堂所设的“书藏”，就与弟子共读；他在北京开设强学会书藏，搜集西学、新学图书，“广考览而备研术”，并对社会公众开放。康有为很注重开放型藏书楼的功能，还把它视为振兴中华、学习西方政教、启发民智的五个措施之一。它为此后图书馆宗旨画构出了框架。

    20世纪初颇有影响的开放型藏书楼，有古越藏书楼、浙江藏书楼。

    绍兴徐树兰的古越藏书楼，本着“存古”、“开新”宗旨，广泛收藏古今中外图书。青年蔡元培从中面壁四年，博览群书。1902年，蔡中进士，任翰林院编修，他又应徐树兰请，出任中西学堂监督（校长）。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古越藏书楼，造就了蔡元培；而这位学界泰斗，又是桃李盈门，造就了一代人才。

    1903年创办的浙江藏书楼（1909年与浙江官书局合并，更名为浙江图书馆）以“明教育而开知识”为宗旨，向公众开放，它以拥有文澜阁著书为著。以致吸引马一浮，特地由镇江赶来杭州，借居邻近广化寺，以便天天去读《四库全书》。马一浮后来为周恩来总理誉称“中国唯一的理学家”。

    当时的盛宣怀也注意藏书楼的社会性。1910年就在他出任清邮传部尚书那年，还派丁福保赴日本考察图书馆建设。

    开放型藏书楼的一个特色，就是它也注重收藏新学以及当时出版的法律、政治和文学书刊，它以丰富藏书和广泛流通，为中华读书人提供读书的场所。20世纪早期的学人，很多人就是从这扇门走进楼去，又从这楼里走出扇门来的。

    在此期间中国沿海已多有外国人所创办的图书馆。它们以藏书多彩、别树一格而呈丽于世。致使一些学贯中西、博古通今的读书人，为增添自己学问颜色，克服种种障碍前来问津。这些图书馆虽对社会开放，却严格限制中国人使用，有如1847年法国传教士在上海徐家汇教会学院设的藏书楼，直至20世纪初方才有所松动。但也正是靠着它的藏书，资源共享，后来30年代的读书人始能著书立说，知名有戈公振《中国报学史》、胡道静《中国新闻报纸史》。

    值得注意的是，美国图书馆学者韦棣华1903年在湖北武昌创办的文华众书林（文华大学图书馆），即武昌文华图书馆专科学校，它是中华第一所培养图书馆人才的场所。

    二

    20世纪初和民国前期，初生的图书馆是相当红火的。

    当时中华大地，风雨如晦，战祸漫延，却未较多影响图书馆事业的兴起。这是因为图书馆本乃文化书籍的载体，它的非政治色彩和善于协调的惰性，使它能在混乱的政治格局中保存，而成为社会教育和文化事业的一部分。它也是读书人的朋友。

    20世纪初以来的二三十年，中华学界星光灿烂、俊星飞驰，乃是过去的几个世纪从未曾有过的。众多的图书馆也有它一分功劳。环视当时的图书馆，大致已有初具规模的格局，据北京政府教育部1916年公报统计，全国已有省级公共图书馆22所，通俗图书馆238所；除此还有学校图书馆和专业图书馆。图书馆如雨后春笋，也从某个侧面反映了那个时候东西文化碰撞、融合中、倡导教育救国、开发民智的时代文化潮流。

    经很多图书馆学者和关心图书馆的学者的共同努力，20年代的图书馆大致具备同时期世界图书馆的模式：

    ①收藏书刊包容并蓄，有国学，也有西学，凡成印刷品均在庋藏范围，多多益善；②图书无禁区。它的功能是通过流通，传播大众文化的共性，学校教育的补充，充实社会教育，强化知识场所；③图书分类也由传统的四部分类法，吸收美国杜威十进分类法或以此为据自行编制图书目录；④经费来源呈多元走向，有政府财政拨款、官绅捐款、集资和自身创收（如开办印刷，出版复印图书和承接印刷业务）。

    而国家、省市级公共图书馆、大学图书馆以及某些专业图书馆，还更注重图书馆管理机构的建设，选拔和聘请有声望和有组织能力的学者出任馆长。20世纪以来很多知名的图书馆，几乎都是大学者出任馆长的，它也因大学者以执牛耳，知名于世，相得益彰。诸如京师图书馆监督缪荃孙、北京图书馆馆长梁启超、江苏国学图书馆馆长柳诒徵、山东图书馆馆长王献唐、浙江图书馆馆长朱希祖（1912）、单不庵（1929）、张宗祥和陈训慈、湖南通俗图书馆馆长何叔衡以及商务印书馆东方图书馆馆长王云五、中华书局图书馆馆长舒新城。这些学者也是中华图书史圈的大家。他们都很注重图书馆建设，也很善于运用图书馆功能，懂得图书馆的最大输出是图书流通的利用概率，也最懂得书籍与造成人才的关系，真可谓是内行治馆。因而本人成就也大，像梁启超致力图书馆建设，写就有《论图书馆与开进文化一大机关》等多篇指导论文，王献唐凭借山东图书馆金石所写出等身的专著宏论；也有的人才培训，像柳诒徵为青年教师蔡尚思在国学图书馆日夜苦渎开足绿灯；在商务印书馆编译所，由于张元济、高梦旦提倡，读书成风，早年的沈德鸿（茅盾）、郑振铎等人都是在此洗礼走上文学创作和研究之途的。

    更多的读书人从图书馆长期实践，养成了好学深思、博览群书的习惯。

    他们有的曾在各种图书馆里做过事，比如编目和采购，或者是书报管理员，如早年的剧树人（鲁迅）、曹聚仁、向达、冯友兰、谭其骧、钱穆、胡道静；也有的在小学生时代就从班级图书馆——家庭图书馆接触图书管理，如胡乔木、费孝通和任继愈。他们有的曾因热心图书馆事业、筹办民众图书馆，如黄炎培、陶行知、李公朴、楼适夷；也有的是从努力营造自己的藏书室，而与图书馆结下不解之缘的，如柳亚子、夏丐尊、郁达夫、阿英、赵景深。

    当然更多的是在图书馆学习、求知，二三十年代的学人，尤其是凭借书籍的从事人文学科的学人，几乎多是以图书馆作依托，而取得成绩的。他们在图书馆留下了平凡而又值得纪念的轨迹。在他们当中有从浩若烟海的图书中编制目录、研究版本，而兼被誉呼为图书馆目录学家或版本学家的，如陈垣、郑振铎、王云五、余嘉锡、洪业、姜亮夫、黎锦熙和李俨；也有因在图书馆埋头读书、著书立说的，如吴晗、朱希祖、朱偰、汪静之、郭廷以、唐弢以及赴欧美各国考察、就读的学人们。

    旧中国的公共图书馆门庭萧条，乃罕见有达官贵人登临的大雅之堂，但求知者却不乏其人的。20年代的湖畔诗人汪静之流落杭州，住在西湖广化寺，常赴浙江图书馆看书，日久写有《李太白评传》，发表在《晨报》副刊；后赴北平，在北平大学图书馆面壁，写了三篇小说连续发表在《文学周报》，自此声名骤增；朱偰系北平大学学生，因院系改组，不愿上课，而每天赴北平图书馆自修，且广搜东北问题资料，积久写了《日本侵略满蒙问题之研究》一书，都五十万字，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史学家郭廷以1928年在清华大学读书时，除了星期二有课外，其余日子包括例假日，就在学校图书馆遍阅西文图书，且在全城各图书馆查阅古籍。1933年他在南京中央大学教书，经常在南京各图书馆寻找太平天国史料，其中仅在金陵大学就读完所藏的全部七八百种地方志、根据卡片，编印出版了《中国近代史事日志》、《太平天国史事日志》，并先后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在此期间，赴欧美诸国考察，就读或从事学术活动的学人们，几乎无不向往所在地的大图书馆，从中寻找、发掘需要的图书文献，尤其是国内已缺的。

    那是另一块广阔天地。

    早在五四新文化启蒙和20年代时期，那些留学异国的如在美国的胡适、任鸿隽、陈衡哲；在德国的陈寅恪、俞大维、傅斯年、毛子水，他们就在所在地的图书馆找到了自己的文化坐标。

    那时赴欧洲的学人对当地图书馆的兴味盎然，还集中在两种文献：太平天国文献和敦煌学文献。这是两种还未为国人注意到的重要学术领域。

    早在1919年梁启超就在荷兰莱登大学图书馆发现海外收藏有太平天国钦定的书籍。20年代以后，程演生、许地山、俞大维、萧一山、王重民、向达，都先后分别自所在地图书馆抄录或拍摄；其中成绩显著的是1926年程演生由巴黎国立东方语言学校图书馆所录的太平天国钦定《天朝田亩制度》、《太平诏书》等八种，俞大维在德国普鲁士国家图书馆回摄的《太平礼制》、《太平条款》等九种；1932年萧一山从伦敦大不列颠博物院图书馆抄录的《天情道理书》、《天父诗》、《太平军目》等二十二种；1935年王重民从英国剑桥大学图书馆抄录的《资政新篇》、《英杰归真》等十一种，等等。

    中华学子是非常爱国的，自从柏希和等将敦煌卷子携归本国后，早在20世纪初，就有张元济等在欧洲考察时，先后在法国、英国的图书馆寻访，并将部分拍摄；而后，学人前往查索、抄录、整理不绝，著名如姜亮夫、向达、王重民。

    值得庆幸的，20年代图书馆事业的相对稳定和林立，它也形成了能与经济、历史等并列的一门重要学科。1924年，由杜定友、王云五等先后主持的图书馆学术团体上海图书馆协会成立，1926年在北平又成立了中国图书馆协会；与此同步，也创办了如《图书馆季刊》等专门学术刊物，这些刊物发表论文，见于功夫深厚，至今读了仍见有文化价值，如梁启超、杜定友、林语堂、李俨之作；此外也有学者从事图书馆专著，开办与图书馆相邻的读书杂志和报纸图书副刊。这些书报刊物，共同构建了图书馆的理论建设和实践总结，这也是图书馆学者未有断层的一个原因，致使在这几十年里，承前启后，出现了图书馆学研究的学者群体，他们或由传统的目录学、校雠学、版本学掺合新意而深化，或因结合欧美的分类法、索引学和情报咨询而创建有中国特色的图书馆学，而成为第一、二代的学者专家，如缪荃孙、柳诒徵、杜定友、刘国钧、戴宗骞、马宗荣、沈祖荣、姚名达、王献唐、王重民、赵万里、屈万里、洪有丰、裘开明、袁同礼、李小缘、皮高品、蒋复璁、吕绍虞、汪长炳。

    三

    20年代末到30年代是被视为旧中国文化事业兴盛时期。在此期间，图书馆在图书流通、读者服务工作也多见有成效；公共图书馆，特别是大学、研究院图书馆于文献利用起到较为显著的功能。

    据张孟休《北京大学素描》，可见一斑：

    “自图书馆新落成后，每天看书的平均有440人，藏书在30万册，并藏有美国国会图书馆卡片目录全份，共卡片两百万张，为东亚不可多得之珍藏，是自由研究的教员学生们参考时极便利的工具。”

    又说，“清华中西书籍杂志共藏30万册，现在每年买新书共3万册，学生每人同时可借5册或5函书，每册或函时限两星期，书库有一定时间开放，可以进去随便翻读。入书库是清华学生一乐，有人甚至于说愿意终老库中。”（《中学生》第76期）

    学人们从中汲取文化学术和精神财富，20世纪老一辈学者专家多是在这时期脱颖而出取得辉煌成就的。

    最突出的是作家们。30年代美国《密勒氏评论报》曾提到中国闻名世界的作家、有鲁迅、郭沫若、茅盾、林语堂、郁达夫、冰心、巴金、老舍、曹禺和林疑今等人，他们取得成就，很多就源自图书馆。

    鲁迅是最善于读书用书的，他有自己特设的藏书室，也利用图书馆。1927年前，他在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授教时，利用图书馆撰写中国小说史略等教材；后来又在厦门大学、中山大学授教时，利用图书馆撰写《汉文学史纲要》；郭沫若30年代流亡海外，他所取得甲骨文研究的巨大成就，也是与他善于利用日本某些书库有关的；曹禺在清华大学求学期间，见于一位学校图书馆员为友，得以破例经常进入书库广泛阅读，他由此有系统地阅读了《浮土德》等外国名著。

    中国优秀的科学工作者们，也充分利用所在的图书馆解决问题而取得成绩。如华罗庚在清华大学，陈建功、苏步青在浙江大学，李四光、竺可桢、涂长望等在南京中央研究院的图书馆。

    30年代的中国在文化、科学有所长进，也和图书馆事业的走上正规化、学术化有相当关系。

    文化科学是相互促进、相互补充的。应该说，30年代中华图书馆是上了一层楼。见于图书馆事业的发展，图书馆也形成一支学者专家队伍，他们使图书馆成为一门有自己理论特色的专门学科，它将传统的目录、校勘和版本等从藏书家的书斋走出来，形成图书馆学的一门主支。这个时期由于学者们的努力和创造，大批学术专著问世，如刘国钧《中国图书分类法》、《图书馆学要旨》、杜定友《图书分类法》、《图书馆学通论》、王云五《中外图书统一分类法》、程伯群《比较图书馆学》、洪有丰《图书馆组织与管理》、裘开明《中国图书编目法》、余嘉锡《目录学发微》、姚名达《中国目录学史》、汪辟疆《目录学研究》；此外还有不少的专业论著，如孙楷第《中国通俗小说书目》、洪业主持的燕京大学图书馆引得编纂处出版的《艺文志二十种综合引得》等多种文史典籍索引。这些专著因为功夫踏实，颇含文化内涵，至今仍有参考和使用价值。

    见于图书馆学是一门讲究实用的学问。这些著作从实践中来，又回到实践里去指导，就此推动图书馆事业。

    30年代，中华图书馆协会，也就图书馆分类编目、图书馆流通、建筑和图书馆学教育等问题进行了讨论。中华学者们多很关心图书馆建设，如蔡元培、马叙伦、叶恭绰、陈垣；即使与文化事业无关的爱国军界，如冯玉祥、杨虎城和吉鸿昌等，也关心图书馆兴建，出国考察，图书馆是必参观处。对图书馆的青睐也蔚然成为一种风气。

    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华图书馆受到极大破坏，致使学人读书、研究颇受影响。

    穷当益坚，不坠青云之志。在全民抗战的艰苦年代，在沦陷区的学人，坚持民族气节，义薄云天，诸如陈垣执教不受日伪控制的北平燕京大学和辅仁大学，他利用图书馆，研究中国佛教的名僧，著述富于正气的《通鉴胡注表微》，借古喻今，宣示己志；孟森，30年代常往北平图书馆读善本和抄录《李朝实录》的。当七七事变后，日本军国主义分子从北京大学掠夺了图书馆收藏的宣统三年（1911）调查的“俄蒙界线图”，看不懂，强迫他作解释；他拒不回答，以绝食表示抗议而逝世；在上海，也有顾廷龙等。

    大后方的重庆、昆明、成都和桂林等地，由于战时文化机关和大学的密集，在艰苦环境里还是能利用图书馆文献，如傅斯年主持的语言历史研究所图书馆。

    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前的香港，也有如许地山凭借中文大学图书馆编撰了《梵文字典》等。

    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等领导人从来就注意图书馆建设。早在江西苏区，瑞金就设有苏维埃中央图书馆，瞿秋白就借阅过清《瑞金县志》。抗战时期，延安也建立了延安中山图书馆，它经不断扩充，是当时边区最大的图书馆，李昌、胡乔木、童大林、武衡、和于光远都先后出任主任，馆长由边区主席林伯渠兼任。其它还有鲁迅图书馆、延安大学图书馆和鲁迅艺术学院图书馆等家。它们经常得到领袖们和在延安的学人们支持。如毛泽东为中山图书馆、子洲图书馆题匾；两次为图书馆筹建捐款，还常向图书馆赠与自己珍爱的藏书，周恩来常从重庆购买图书送来，当范文澜、艾思奇等学人分别进入延安后，就先后将自己携带的藏书送与图书馆。以一人之书供众人阅读，又一次表现了学人的风度不凡。

    当时在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各部队重视指战员文化建设，也多有图书室。军队的高级干部也都注意利用图书馆，如陈毅、彭雪枫和项英。他们都是图书馆的常客。

    四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图书馆事业经历了接管、扶植、调整、充实与发展的改组过程。所有大小公共图书馆，都纳入了国家文化教育的轨道。它着重于文化知识的普及、宣传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坚持突出无产阶级政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建国以来十七年图书馆事业发展得很快，以致形成五大系统图书馆：公共图书馆、学校图书馆、工会图书馆、军队图书馆和专业图书馆，不少大中城市还有图书协作网，放大了图书利用的多元功能。图书馆成为包括学人在内的群众文化知识载体。它是学者专家研究和写作的必要阵地。

    学者专家们凭借图书馆编书立说。50年代，太平天国史学家罗尔纲为编纂资料，带领人员就南京图书馆颐和路龙蟠里两个书库和前苏南区文物保管委员会书库按库、按架、按排的次序发掘有关文献一千二百万字，后来编辑了《太平天国资料汇编》。作家沈从文也在此期间，凭借故宫博物院图书馆，潜心研究龙凤图案和传统服饰，竟然写出与他原先学问无关的《中国服饰史》巨著。

    学人们得以能大展宏图。

    国家关心图书馆开发资源，促使学人们利用藏书，如校勘、出版《资治通鉴》、“二十四史”标点本、《红楼梦》校勘本、会注本、重印古方志。学者们为保护珍贵古籍，又从繁荣、丰富学术文化，与图书馆合作发掘、整理出很多传统文化的佳作。

    十七年问，很多学者和学者型的藏书家在生前死后嘱语，向图书馆捐献平生聚集的书籍。诸如丁福保、张元济、柳亚子、郑振铎、周叔弢。柳亚子在1950年10月就将收藏的明清古籍图书以及二三十年代图书赠与上海图书馆，在逝世后家属遵嘱将他1938年以后收集的南明史料赠与北京图书馆。周叔弢早在1942年就自订了善本书目，并写下遗嘱，“四海澄清，宇内无事，应举赠国立图书馆，公之世人，是为善继吾志”。他在建国后的1952年、1955年和1972年三次捐赠图书与天津图书馆。图书是文化和历史的记录，是学家的智慧和知识的积累，因而藏书家和学者将书籍赠与图书馆正乃是适得其所了。

    五六十年代，中华图书馆学者，包括版本学、目录学和情报咨询学等学者群星灿烂，几代学者云集一堂，他们有杜定友、刘国钧、皮高品、洪范五、陈乃乾、陈子彝、魏以新、吕绍虞、李芳馥、顾廷龙、潘景郑、陈誉、张毕来、潘天桢、陈石铭和葛正慧。

    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50年代尤其是1957年，很多颇有才华的学人从学校讲坛、研究所实验所以及其他从事上层建筑的领域被拉下马来，谪居图书馆，美其名是落实政策，如恽逸群、王元化、章培恒、王造时、徐中玉、向达、钱伟长。它虽然反映了当时对图书馆的看法，但对宁静淡泊的学人，并不因文化环境转换而消沉，于此却以潜心于学问研究别开洞天。如王元化，1962年和父亲王维周在闲居时，就上海图书馆原亚洲文会所藏吟唎《太平天国》翻译了完本的《太平天国革命亲历记》。章培恒利用图书馆书籍，而后写出《洪昇年谱》等文学研究大作。在阶级斗争暴风骤雨的年代，图书馆提供了一个相对安静场所。

    十年“文革”，万花纷谢一时稀。全国图书馆事业也受到严重摧残和破坏，正常业务停顿，在所谓“反动学术权威”、“知识越多越反动”以及“读书无用论”的岁月里，学人们也和全民族遭到史无前例的打击，图书被查抄、焚毁，直到70年代，还是有控制的查阅，那个谈虎色变、颠倒的社会，既无图书馆的功能发挥，也不提倡、鼓励读书、治学。有例为证，1972年，语言学家吕叔湘为家乡江苏丹阳市中学捐款一万元，开办图书馆，并亲自作设计方案，还在信中说道：如经费不够，可再补充，但有关人员怕接受个人捐款办图书馆会被扣帽子，竞拒绝了。

    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二十余年，是中国图书馆事业繁荣昌盛时代。随着思想解放和改革开放的加大加速，邓小平提出科技也是生产力，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等理论，学人与图书馆的关系也密切了，图书馆的服务职能方方面面得到了多样化多层次发挥，它也以多方需求接受各个领域学科的学者专家参与，如请进来开设科学讲座、整理文稿和古籍。当然高层学人的直接参与也提高了图书馆的社会品位和公众效应。80年代以来，国家也更重视图书馆持有的文化含金量，表现之一，通常任命有学术地位的图书馆馆长，多聘请全国、甚至世界级的、且懂得图书馆业务的学人出任，如北京图书馆（国家图书馆）馆长任继愈、上海图书馆馆长顾廷龙、南开大学图书馆馆长来新夏、复旦大学图书馆馆长贾植芳和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馆长徐中玉。它虽是返回本源，却也是一个社会进步。这些学人的主政，更使图书馆走上一个台阶。大型图书馆应该是蕴含有浓醇的学术氛围的，为他们主持的图书馆成绩斐然，如顾廷龙主编《中国古籍善本书目》。

    学人们与图书馆关系密切，在北京、上海的文学馆、图书馆，都分别设立了作家学者的手稿馆。早在80年代，上海图书馆文化名人手稿室就是由20世纪学人及其亲友支持而设立的文献博物馆，如巴金、冰心、茅盾、周而复、王元化、赵清阁以及陶行知、王任叔（巴人）、黄佐临等家属。这是一笔中华民族优秀儿女在20世纪留下的文化遗产，也是他们对图书馆事业的奉献。人人为我，我为人人。它也是学人通过图书馆极大地表现了自己的人生价值。

    20世纪后期，中华图书馆又承担接受和传播科学情报信息的重大使命，从来没有像现在那样，图书馆受到重视，为图书馆题匾也蔚然成风。早在50年代，上海市长陈毅元帅曾为上海图书馆题匾。后来又有国家副主席宋庆龄题匾天津市少年儿童图书馆和上海市少年儿童图书馆。七八十年代以来，为图书馆题匾的有：邓小平：北京大学图书馆（1979）、北京图书馆（新馆）（1983）、广东省中山图书馆（1986）；胡耀邦：湖南图书馆（1985）；乌兰夫：内蒙古图书馆（1986）；杨尚昆：广东梅县剑英图书馆（1991）；廖承志：和顺图书馆（原为胡适1938年所书）；李维汉：中南民族学院图书馆（1982）；陈云：张元济图书馆（1982）等；也有学者题匾的如郭沫若：合肥市图书馆（1977）；周谷城：西北政法学院图书馆（1986）；许德衍：武汉大学图书馆；启功：中山市孙文学院图书院（1986）；陈伯吹：浦东少年儿童图书馆。

    早在20年代为纪念孙中山逝世，全国很多图书馆，乃以“中山”命名图书馆，如湖南中山图书馆。此后也出现有香港冯平山图书馆。但在建国后却冷落了。七八十年代异军突起的以名人命名的图书馆如火如荼，这些图书馆，应视为文化名人与图书馆如乳似胶的一种标志。它也是图书馆富于文化价值的一道亮丽风景线，如韶山毛泽东图书馆、西安交通大学钱学森图书馆、陕西井勿幕图书馆、山西向应图书馆、严济慈图书馆、戈宝权图书馆、叶君健图书馆和友兰书屋（河南唐河县图书馆）。也有以捐赠者命名的，如上海交通大学包兆龙图书馆、广东西江大学霍英东博士图书馆。

    在海峡彼岸也有图书馆以文人名人命名的，如王云五、胡适、林语堂、台静农、傅斯年、钱穆、梁实秋和郭廷以。

    当人类穿过历史隧道，迎接21世纪到来时候，今天的学人正在以现代化设备更好地利用图书馆协作网络，奉行资源共享，促使知识经济社会的知识产业化、社会化且着意向西北、西南倾斜，随着信息时代和改革开放的深化和扩大，我国和世界各国的文化学术频繁交往，地球也似乎变得小了。中国图书馆走向世界化，也有更多的中国学人在海外图书馆进修、学习和研究，通过图书馆的合作，我们时代的学人队伍更为壮大了。

    要说明的是，本书缀集的文化名人群是广义的。他包括通常说的学者作家和其他知识界人士，还有积极参与、关心图书馆事业的政治活动家、军人。中华英士如林、俊星飞驰，此处所撰就的九十五位传主事迹，挂一漏万，囿于我们知识结构，且还多是人文科学领域，不少的自然科学、应用技术领域就多挂失了；即使是人文科学，也有因无适当的作者人选，或因缺乏他们与图书馆的文字记录而付之阙如，如任鸿隽、胡明复、容肇祖、潘光旦、张政娘、王庸、朱自清和茅盾、老舍等学坛文坛大家。

    这不能不说是件憾事。

    当年文人学者微时多有凭借图书馆登堂入室而成为大家的。图书馆只是文化载体，很多名家（除专门从事图书馆学、目录学、版本学等研究）在成名成家后著述，往往简化甚至不屑谈及这段读书求知生涯，而过去的社会，包括传媒、出版，也常忽略了它，至使在若干与图书馆很有因缘的名家，在传记、行事里缺乏与图书馆的文字，有如作家叶永烈写过《胡乔木传》，也为梁实秋编全集分集，与他们家属多有采访，但当我约他执笔时，他只能表示歉意，说当时采访写作时，就是没能想到与图书馆这个主题。

    人们往往容易忽视自己日常生活和经历。

    过去的图书馆只是为文化人利用，文化人却忽视对图书馆载体的记述，以致图书馆领域也会失缺从事图书馆的卓越人士。本书我们特地为葛正慧与图书馆事绩著文。葛正慧从事图书馆半个多世纪，成绩斐然，但他从不愿显名，且述而不作，甘为他人作嫁衣裳，所以当斯人去后，更鲜为图书馆学界所知。他是本书所选传主，唯一没有专著留世的人，但却也是个与图书馆事业大有贡献的人。还有若干似葛正慧式图书馆学者，因为缺乏调查和文字，只有付之阙如了。这种与历史文化折射、扭曲，不能不说是文化历史的游离、流失。这也为后来者写作和研究带来不少困难。对此本书写作，只是一个尝试；一本引玉之作；但愿有更多更好的有关记述学人和图书馆的书籍问世。

    本书作者为就写各篇作了很大努力，他们以确切、可信的文字材料和口碑记录，实事求是地写下了20世纪与图书馆有往来、受薰陶的中华文化人圈。见于作者多来自上海的图书馆界，所写或偏颇于上海地区学人业绩而多忽略于其他地区；从事专业，有的是图书馆学本行，有的是研究社会学、历史学、文学理论形象思维和创作的，也有的是传主的家属、学生，等等不一。在营造、运作“图书馆和文化名人”主题，于各传主重点的倾斜，有自出因人心各自其貌，有所相异，或因文字结构和体例也各具风格，难以认同，以致在各家写作和框架构建，有的叙述以点带面，以面带点，有的犹似平川，一线铺开。天下文章大家做。我们只作了若干纠谬补缺和加工修饰，如本书所列传主年龄，通常皆划一为实足年龄，所以用中国汉字表示，而放弃规定的阿刺伯数字。各篇的学术观点及材料、结构，大致均循作者原作思路，而对文体文风诸家不同，在难以排排坐，更求整齐划一前提上，也就听其自然了。

    世纪之初，我在为《二十世纪中华学人和读书》（上海科技文献出版社出版）做《后记》里提及：“本书乃从百年历史幅射，以认识学人读书的文化选择和思维定向，所以排列没有采取通常的按姓氏笔划、传主生年或学科专业分类为例，而采取了传主在历史长河中读书活动的主要坐标轴顺序排列；名下无虚士，编入此书的传主，大多是本世纪中华学界和其它领域有影响人物。近来，传媒散布的‘名人’实在太多了，自诩为‘名人’的更多了。‘名人、名人’满天飞，为了不使与此类‘名人’混淆，合而为一，凡今人爱用的所谓‘著名’、‘知名’、‘非常出名’等誉美之词，尽量就不再在文中迭加出现了。至于文中本应提及的‘先生’、‘同志’、‘老师’等姓氏或名字下提及的称呼，我即认同于1932年陈望道《修辞学发凡》《后记》所及，‘唯有称呼名，通例只先生今人而不先生古人，似乎不大自然，本文中一概不称先生’。此处为保持文字清晰、明洁，也就省略了。”

    本书仍遵循这项编著法则。

    七八个星天外，两三点雨天前。本书在编集、写作中，受到学界诸师友鼓励和支持，上海图书馆名誉馆长顾廷龙教授生前曾几次提及要有这样的一个题材，说图书馆书库里几千万种书，却没有一册中国人与图书馆的专著。当我们谈及此书建构、设计，他连声说好；尔后又高兴地由北京住所赐寄了题签；遗憾的是本书推出之际，他已骑鹤西行，白云悠悠，不胜怀念。为此特由主编陈燮君研究员执笔，以长书大论予以介绍，权作纪念。本书在定稿过程中，出版社社长承载研究员也就此书文字和内容作审定，提出不少行之可效的写作设计。并就此书能纳入民众宣传教育和青少年读书活动，与上海图书馆界徐家齐等先生多次作策划商定。上海图书馆萧斌如、王宗义先生协助组稿，上海社科院历史所朱守芬先生且就全稿作了审读，纠正了若干失谬，是为记。

    盛巽昌二00四年五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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