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政学双兼的事功学派

    现在，翁文灏来到了他的人生中途，1930年，翁文灏的专著《锥指集》出版，四十不惑，前半生研究成果，可用辉煌二字形容。他人生的又一个阶段，悄悄地似乎是不动声色的转轨开始了。

    一年之后，翁文灏受命，暂行代理清华大学校务。这是在两位好友陈布雷、钱昌照的一再敦请下出山的，翁文灏自己开出的条件是半年为限。代理校务期间，他一概不曾享受校长待遇，却在这承上启下的接骨眼上做了两件有深远影响的事情：一是创造条件，让一个家境清贫的学生进校读书，这就是三十年后当了北京市副市长又在文革中含冤而死的著名历史学家吴晗；另一件事情是慧眼识英雄，推荐梅贻琦聘任清华大学校长；正是在梅贻琦手里，清华跻身进入了世界名校。

    1931年12月3日，不折不扣的半年之后，翁文灏半年任期已满，当即向当局提出辞呈告别。此时“九一八”事变爆发，国难当头，中国的大好河山，已经快要放不下一张读书人的桌子了。

    清华掌校虽为半年，对翁文灏一生的影响却十分深远。因为正是在清华的半年之中，他得以有机会进入了以胡适为中心的文化名人圈。翁文灏告别清华之际，这十来位北大、清华的教授决定办一个杂志，起名为《独立周刊》。

    在《独立周刊》上翁文灏发表的文章，已经显现出今后的政治主张。他说：讲到政治，我对于各种深奥的主义从未用心研究，各种特别的制度也不十分明白，当然只好老实的守愚暗的态度，请学生们不必问我。我只相信无论信仰什么主义或采取什么制度，都要用好好的人去好好地做。政者正也。

    瞧，他就是那么低调，好象真的不懂政治，对政治也不感兴趣，可最后却来了一句：政者正也。他对政治的全部认识，就都在这四个字里面了。而前面那一句：好好的人去好好地做，正是他后半生对政治的态度。大科学家的话就是那么朴素，又是那么一以贯之。

    翁文灏对南京政府的政治态度也非常明确，他反对拆台，主张补台，因为在他看来，拆来拆去，政府就是那么一回事，最倒霉的到头来永远还是老百姓。他的这一立场，无疑是当局希望看到的，他被纳入蒋介石的视野，应该说就此便开始了。

    中青年时代的大学者翁文灏埋头建设，并不关心当时的武人政治，但政治却在这国难当头的历史时刻，分外地关心起翁文灏来。当书生意气独立评论之际，武人也开始了他们新一轮的政治活动，一个蒋介石亲自掌控的高层智囊团——国防设计委员正在筹划当中，它的策划者正是翁文灏的朋友钱昌照。在草拟这个委员会的名单之际，翁文灏是首选人物。而蒋介石最看中的，亦正是他的宁波大同乡翁文灏。

    翁文灏与蒋介石，一文一武，翁在鄞州，蒋在奉化，两县比邻，虽同为宁波人，但从无交往。1932年夏天，蒋介石数电邀翁文灏上庐山策问，说要用三天时间听翁文灏讲学理。从蒋介石而言，这的确是难得的躬虚前席之态；而对翁文灏而言，这的确又是让他颇生士遇知已之感的人生遭遇。

    尽管如此，翁文灏作为一介受过西方教育的自由知识分子，并没有传统中国儒生的感激涕零。翁文灏是最讲建设的人，趁此机会进言老蒋，举国上下，不论政界异同，当此国难之际，都要团结，不要内战。而蒋介石此时正在对共产党进行反围剿，在这个问题上，他岂会听从翁文灏的一介书生之言。

    虽然如此，他还是一眼选中了翁文灏，认为他是一个十分忠诚的国士，对中国现实与未来的建设，亦是一个总理型的人才。因此，他向翁提出了一个建议：由蒋自己担任国防设计委员会委员长，由翁文灏出任秘书长。

    这个突如其来的建议使当时的翁文灏大为吃惊：一个主持发现了周口店头盖骨的翁文灏，一个画出中国第一张地质图的翁文灏，竟然当了蒋委员长的秘书长。这之间的跨度，也实在是太大了。

    由一位中国当时顶尖级的大科学家、大学者来出任位置如此之高、责任如此之重、事务如此之庞大的国之要位，也足见蒋介石的用人之道。可以说，当年的翁文灏给蒋介石留下了极好的印象，他正是那种让蒋介石最欣赏的以朴拙坚毅的精神，勤劳刻苦的功夫，从学问和经验中艰难磨炼出来的人。想来翁文灏绝非单纯书生，他的治国理念一定是建立在蒋介石以为可操作的基础之上的。这两个宁波老乡最初的相会看样子比较成功，彼此亦较为认可，翁文灏对蒋介石亦已经留下较好的印象。一个爱国知识分子，突然从天上掉下这样一个机会，可以在国家层面上实现自己的经国抱负，翁文灏已经动心了。但他又不愿意离开自己安身立命的学术之本，因此提出，自己留在北京遥控，由钱昌照出任副秘书长，在南京坐阵。蒋介石当即答应了他的要求。翁文灏的人生就此来了一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他就象坐了火箭似地一下子就被发射到了中国政坛的天空，不过两个月，他就被任命为国民政府的教育部长。又过一个月，他就出任了国防设计委员会秘书长。

    可是，这样一步登天，平步青云，让一直筚路蓝缕的翁文灏实在是不能接受，他决定赶到南京去辞推教育部长。恰在此时，他的继母猝然而亡，翁文灏以“丁忧”之名通电蒋介石辞职，蒋介石同意了，但秘书长一职他还是应承了下来。

    我们可以从翁文灏的知已和朋友们对他的从政态度中，看出他们对他能够从政的欣慰心情，他们无疑是把翁文灏作为知识分子在政府中的代表性人物来认可的。翁文灏的好朋友胡适1932年给《东方杂志》写他的新年梦想时，其中的一个梦想就是有关翁文灏的：“话说中华民国五十七年（西元一九六八）的双十节，是这位八十岁大总统翁文灏先生就职二十年的纪念大典，老夫那天以老朋友的资格参预那盛大的祝典，听翁大总统的演说，题目是《二十年的回顾》。他老人家指出中华民国的改造史，可分为两个时期：第一时期是‘统一时期’，其中最大的事件是：（一）全国军人联合通电奉还政权（三十七年）（二）元老院的成立容纳”（《胡适来往书信选》下册576页）。

    按照胡适对翁文灏玩笑般的政治设计，到1948年，翁文灏就当上总统了，再过20年是1968年，当了20年总统的翁文灏已经完成了对中华民国的初期阶段性改造。胡适的这一梦想虽然口吻调侃，但此调侃却是深深寄托着他们那一代人的真诚希望的。

    翁文灏属于实业救国派的知识分子，他既然担任了国防设计委员会的秘书长，便全力投入了这项工作。就在他担任秘书长的第二年，孙越崎留学从国外回来。虽然在穆棱一别，至今已5年了，但是翁文灏对他在穆棱煤矿所表现的卓越才能和实干精神记忆犹新。他立刻把这个难得的人才推荐给国防设计委员会。孙越崎听后连连推辞说：南京我不去，那是个当官的地方，我是去做什么？

    翁文灏解释说：我不是让你去做官，我自己都不肯做官。我是只肯做教授和所长，不肯做官的，所以你放心。我是要你去找石油，一个国家如果没有石油，怎么在世界上自立呢？又怎么能够外抗敌侮呢？

    孙越崎刚从欧美回来，深知石油对一个国家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有多么重要，找石油对他产生了很强的吸引力，他答应了翁文灏的要求，从此做了翁文灏最有力的助手。

    命运啊命运，翁文灏并非一个戏剧化的秀场人物，但在他身上发生的事情，实在是太戏剧化了。1934年元月，翁文灏在他一手建立起来的地质调查所做了一次重要的学术报告：《中国石油地质问题》，然后便赶往浙江长兴，了解长兴地下有否石油。谁知车过武康，出了车祸，翁文灏严重受伤。这时，翁文灏的好朋友、也是宁波老乡、被称之为国民党“文胆”的陈布雷，正在浙江省担任教育厅厅长，听闻此讯，火速派人星夜把翁文灏接到杭州，他的好友丁文江亦赶往杭州。蒋介石紧急下令，一定要救活翁文灏，同时又派宋子文到杭州专门抢救，还从北平、上海请了三名专家来杭会诊。翁文灏数次死里逃生，大报小报追踪报道，这个如沙漠骆驼般工作的书生一时被抄得如当红明星。

    我们可以想象，一个受到中国一号人物严重关注的知识分子，其生死攸关之际每日被人放到报上爆炒的情景，想不遭人非议，难上加难。

    为了廓清大众的误解，丁文江专门写了一文《我所知道的翁咏霓》，并说：青年的读者，有人告诉你，社会是万恶的，世上没有好人，你不要相信他，因为翁先生就是一个极好的反证。

    翁文灏整整昏迷了一个月，终于苏醒复原，在家人陪同下返回北平。车祸一周年之后，翁文灏写了一诗《追记京杭公路之行》：艰难崖石落深陂，振作方能判险夷。

    海不扬波赖障护，途多坦荡仗良规。

    救时誓作终身志，拼死愿回旧国危。

    自古和平凭奋斗，决心用力莫迟疑。

    后来的人们评说翁文灏时，说翁文灏之所以入蒋介石之阁，正是因为蒋对翁有救命之恩。这当然是不全面的，但也不是全无道理的。有谁会不感谢救命恩人呢？有谁逃得过最基本的人之常情呢？哪怕是翁文灏这样的理性而智慧的大学者。

    死里逃生的翁文灏此后的功绩，在中华民国的建设史上实谓可圈可点。1934年8月，蒋介石再点他的名，让他二上庐山，命他出任在河南焦作中英联合开发的中福煤矿公司整理专员，要他把一个濒临倒闭的大型煤矿在短短两年中整理出新。

    蒋介石这一举措有着重大的政治意义。1934年7月，英国中福公司董事长吴德罗夫，专程从伦敦来到中国，在英国驻华大使的陪同下，登上庐山去见蒋介石，恳请中央政府直接管辖中福公司，对中福公开进行彻底整顿。吴德罗夫为了表示诚意，甚至提出“自愿放弃特权，对整理矿务不加干涉。”他们的要求，正中蒋介石的下怀，当时他正想借助英美的势力来牵制日本，英大使的请求恰好给了他一个向英国政府表示友好的机会。蒋介石马上答应下来，下令中福公司由国防设计委员会煤业部主抓，而首先想到的挂帅之人，正是翁文灏。

    翁文灏也由此从教育救国、科学救国，真正走上了实业救国的道路。

    翁文灏受命于危难之中，给自己立下了军令状：此次行动如果失败便当自请辞职，开出的条件则是请派孙越崎为中福煤矿总工程师，在他不在矿上的时候，由孙越崎代理整理专员。

    翁文灏果然大有王安石作风，他一到煤矿就召开了高中级职员会议，宣布解散原来的公司董事部，停止总经理、协理和中原公司董、监各员的职权和待遇，对原来聘请的那些什么“参议”、“咨议”、“顾问”等一律裁汰，停发薪水。

    这番开场白话刚一落地，在座的中高级人员全被震住了，顿时就对小个子的翁文灏肃然起敬。中福董事会得以恢复、并还政于中福公司股东，董事们一定要聘孙越崎为中福公司总经理，推翁文灏为董事长，其实他们俩人都没有一文钱的股票。

    翁文灏另外一个举措也足以让在座中国人陡生志气，那就是明确了中方和外方在公司里的关系：由中方主持全公司的业务。翁文灏的第三个举措是稳定人心，以公司财产做抵押借了30万大洋，给职工发放拖欠已久的工资。

    如此，翁文灏的治理能力立刻就显现了出来。其中万千苦辛，不为人道。两年之后的1936年，公司盈利即达170万元。中福公司的洋人原先看不起中国人，总顾问道格态度傲慢，颐指气使，半年后真诚地对翁文灏说：“你们中国有这么好的工程师，我可以回去了。”他果然就回去了。

    中福公司的发展不但在国内引起了注意，在国外也产生了影响。英国伦敦《泰晤士报》发表文章，详细地报道了中福公司整理的情况，介绍了翁文灏和孙越崎治矿有方，特别赞扬了他们在防止贪污上做出的成绩，使中福煤矿的管理水平达到了以往从未达到的高度。这篇文章一发，出现了数十年所未有的现象，中福公司的股票在伦敦股票市场上大涨，创下历史新高。

    六：受命于民族存亡的危难之秋

    1935年，翁文灏46岁了，那一年他的人生又经历了一次重大的磨难。他最好的莫逆之交，知已丁文江突然去世了。而自己亦面临着再一次的人生抉择：蒋介石再次命他从政。

    翁、蒋二人的政治生涯，非常奇特地与他们个人的命运转折发生着重大关系。我们可以设想，如果1935年1月，没有爱国志士对汪精卫的突然暗杀行动，那么蒋介石也就不可能在此时取代汪精卫，成为行政院长。而他如果没有担当行政院长，那么也就不可能邀请翁文灏担任行政院秘书长。蒋介石对翁文灏说：日本内侵愈急，你在南京政府受一官位，以便随时面商。这一次，翁文灏坦然接受了秘书长之职，唯一提出的要求就是再兼一段时间的地质调查所所长，将他看中的地质学家黄汲清扶上马再送一程。蒋介石当然答应了，对他而言，可以说是找到了最合适最得力的秘书长，亦是政府的最好的门面。故当时有友人陈毓华赋诗一首相赠：第一人居第一官，倚霄梧竹翥朝鸾。

    当年青史赠刘向，此日苍生属谢安。

    经国储胥群莫测，宅心冰雪物难干。

    昌黎徒费千书纸，故怅修门未识韩。

    翁文灏据其原韵，也作诗与其唱和：立志非徒在作官，愿供驽力列朝鸾。

    曾勤学术廿年事，期获邦家百载安。

    决计牺身终不惜，宅心如水岂能干。

    欲求宏效臻旦夕，法治于今忆读韩。

    从这首诗里，我们可以清晰地读到翁文灏的家国情怀。然而，事实并未如翁文灏所一厢情愿的那样。可以说，1935年翁文灏出任行政院秘书长，是实际参加蒋介石政权的开始，不过翁文灏还是没有就此丢下学术。他到南京后，立刻就把地质调查所也迁到南京。一晃七年过去了，翁文灏再也不必站在躺着吸大烟的老板面前筹款建房了。现在是以国家的名义盖的地质所，他自己则仍住在地质调查所内，以所为家，照常照料该所工作。

    翁文灏是带着他的理想情操入阁的，一方面，他请了《独立评论》的主要撰稿人、清华大学教授吴景超出任了他的高级秘书；另一方面，他又延请了另一位清华大学的教授蒋廷黻出任了行政院的政务处长。当时以翁文灏为首的这批在政府中从政的学者，被人统称为“学者从政派”。

    母亲，你只要想一想“学者从政派”这五个字，你就可以想象社会对他们的半首肯半嘲讽的态度了。这样一批学者文人一入政府，立刻就陷入了官僚体制下的巨大国家机器之中。行政院每天要接受文件900余件，发文500件，翁文灏就这样埋入了文山会海之中。被翁文灏形容为“瓷器店中的猛牛”的蒋廷黻，给胡适报告翁文灏的执政情况时说：你知道各部部长对咏霓兄的信仰甚大，他不大说话，说则有相当效果。于无形之中，他的用处很大。……他于政治很像他办地质调查所，于不露声色中，先责己后责人，准备费十年、二十年的功夫，在艰难困苦之中求成绩。所以他不愿大刀阔斧干。然而现在的局面，不大干不能成功，小干是无济于事的。

    “猛牛”蒋廷黻代表的正是那个时代的主导情绪。灾难深重的中国人民不愿意再耐心等待下去了，翁文灏进入的是一个处在惊心动魄的时代中的内阁，国家临难，危如累卵，翁文灏小心翼翼如履薄冰，最担心的就是薄冰上砸下一块巨石。但最不愿意看到的偏让他赶上了，中国现代史上著名的一二九学生运动，以最迅雷不及掩耳的方式爆发。1935年12月9日，北平数千名学生，为救亡图存，发起了学生运动。翁文灏的次女燕娟投身其中，在与当局抗争中，竟然被军警打断了好几根肋骨，还是靠了老朋友胡适的搭救才送进了医院。

    家国就此在政治上分裂，而此时的翁文灏根本顾不上爱女安危，他正忙着要去平息这场学生运动。这头自己的女儿被打得住院，那头，他还得代表蒋介石出面跟学生代表谈判，无非是表达抗日决心，希望学生继续安心读书。与此同时，一个不祥的消息从湖南衡阳传来——他的莫逆之交丁文江，因煤气中毒病危。他立刻禀报蒋介石并得到同意，乘坐蒋介石的专机赶到湖南。回想一年半前的1934年2月，当翁文灏遭遇车祸九死一生之际，是丁文江陪床始终，将其在死亡线上抢救过来，而此番丁文江陷入生命绝境，他翁文灏却因为12、9运动如火如荼，他这个行政院秘书长不能不在一线灭火，痛心疾首之后还不得不离开他生命垂危的最好的挚友，赶回南京。不料数日之后，噩耗传来，丁文江与世长辞，年仅48岁。

    丁文江是翁文灏人生第一知已，他们在地质学领域的贡献可谓昆仲，而在政治上他们的立场又是颇为一致的。丁文江曾经与蔡元培等人为建立中国社会的“好人政府”而实践努力，最后以梦想的破灭而告终。翁文灏较之于丁文江，更具有艰忍不拔的政务能力。这两个莫逆之交，关于中国的未来，有过许多美好的设计，谁也不曾想到，在人生的中途，两人就这样人天永隔了。

    丁文江指定翁文灏为遗嘱执行人之一。1936年5月4日，翁文灏赶赴长沙岳麓山，为这位中国现代地质科学的拓荒者举行了隆重的葬礼。

    半年之后，中国历史上又一桩重大的事件爆发，西安事变爆发，翁文灏的政治伯乐蒋介石被张学良扣压了起来。事变之后，翁文灏前往宁波老家探望蒋介石，他那些励精图治的政治主张，亦在家乡美好的田园景色中一一向蒋介石禀报。

    翁文灏在他的政治生涯中，曾经有过数度去宁波老家看望蒋介石的“殊荣”，我想，他们应该真的算是有乡谊的吧。然而，这和翁文灏与丁文江这样的友谊有着本质上多么巨大的差异。蒋介石是绝不会真正依靠这些中国知识分子力量的，权力才是一切的中心。翁文灏以为他的蓝图从此会徐徐打开，但事实完全不是这样，在那些政坛巨头的钩心斗角中，一切都付之东流。

    翁文灏第一次感到他的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南辕北辙。1937年，他出使欧洲，在漫漫海路上，他反思两年来他的执政生涯，前途茫茫，如何走向？他给他的好朋友胡适写了一信，初显退意，结果被他的老朋友一顿教育，说他如中世纪修士般严厉，又事必躬亲，这是不可取的，要他继续干下去。

    此番出使中，他竟然还在希特勒的鹰巢里见到了这位法西斯元首。他也出访了苏联。最后得出的执政主张则是：中国当折衷取胜，以国防意义为中心，由政府多负责任，促进国营事业，奠其基本，管制民营事业以正其取向，方可殊途同归，速增国家实力。对于民生主要事业亦宜统筹管制，分配合理，市场不致紊乱。盖民生之利，必赖有这种国力以为保护，中国为复兴计，势非于最短期间认真建设不可，自须以政府为中心，舍短从长，领导前进。

    这是他日后主持经济部的基本思想。

    翁文灏懂政治吗？他不是不懂政治，但那是他所理解的政治。政者，正也，他是愿意成为有抱负的政治家的，但一个受过严格儒家学说教育和西方科学精神醺陶的学者，在骨子里容不下政客小人，从这个角度上说，翁文灏又是不懂中国政治的。二千年封建统治，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现实，一介清明书生，你要到哪里才能够找到“政者正也”的执政空间！1939年，他写下了一首诗，题目就叫《痛哭》，我们可以想见翁文灏内心的煎熬已经到了何种地步。诗曰：涕流太息贾长沙，此恨于今更有加。

    天子多才重贵戚，王公有意植私家。

    ……

    这个私家，翁文灏是有所指的，在国民党政府中，翁文灏最无法忍受的就是蒋介石的连襟孔祥熙。翁文灏与这个“私家”怎么也搞不到一块儿去，又不屑与这些皇亲国戚一争高下，这让他进入了两难境遇。和他们去斗，无疑就是跳进阴沟和他们抱成一团翻滚，最后搞得自己也漆黑一团；不和他们斗，这些人就往你身上泼脏水，照样蘸得你秽气一身。翁文灏只好用传统士大夫的修身养性来慰藉自己，并一再向蒋介石提出辞职。

    让翁文灏最为痛心的还有一件大事，那就是“山顶洞人头盖骨”的失踪。“北京人”头盖骨化石自裴文中等科学家在周口店发现之后，便交由美国人控制的北平协和医学院负责保管。1941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前，时任国民党政府经济部长翁文灏从重庆给在北平负责“北京人”头盖骨保管事宜的裴文中写信，对“北京人”与“山顶洞人”头盖骨化石转移之事做了如下安排：先找美国公使馆对“北京人”转移之事，作个周密的计划安排，请他们委托有关部门将“北京人”化石标本运到美国，然后再交给国民政府驻美大使胡适先生。待战争结束后，务必再将“北京人”化石重新运回中国。

    然而，随着珍珠港事件与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占领北平，“北京人”在美国人手中从此下落不明了。翁文灏作为当年发现山顶洞人头盖骨的重要主持人，如今从了政，却保不住自己发现的国宝，怎能不仰天痛哭！

    虽然痛哭，但未曾放下家国之责，痛苦中尤重建设。中华民族到了最危亡的时刻，为了战胜日本帝国主义，中国必须拥有自己的石油。抗战期间，翁文灏的工作重点是发展资源委员会的国营工矿企业，特别重视能源工业。为解决后方燃料短缺的燃眉之急、他一手抓煤，另一手伸向石油。

    1938年国民政府由南京迁往武汉，翁文灏出任经济部长兼资源委员会主任委员时，决定由资委会前去探勘玉门油矿。资委会经过经济部把预算送到行政院，再转到国防最高委员会审议，由钱昌照报告玉门油矿开发计划经过和预算款项。没想到首先反对者便是江浙同乡湖州人氏、当时的教育部长朱家骅。

    朱家骅本来倒是留学德国研究地质的，但纸上谈兵，并没有实际做过地质工作，此时因兼管着文化，曾去敦煌考察莫高窟文化古迹，在嘉峪关外路过玉门油矿，顺便看了探勘油矿情况，知道一点皮毛，便说：我去过玉门油矿，地方僻远，戈壁滩上不毛之地，四周一望无际，没有人烟，开发很难，抗战期内用不上。现在外汇主要用在抗战购兵工设备上，不要用在远水救不了近火的玉门油矿上去嘛。大家听了认为他是内行人，说话有理。此时行政院长兼财政部长孔祥熙没有出席，次长徐堪起来附和，陈果夫也反对，钱昌照再说也无用，翁文灏见此形势，一言不发。最终无结果散会。

    翁文灏是不会就此放下这样重大的经国要事的，他有他的打算。会后他要孙越崎陪着他去见他们俩人都特别讨厌的孔祥熙，1938年孔祥熙从行政院副院长升为行政院长，同时继续担任财政部长和中央银行总裁的要职，成为领导抗战时期国民政府行政和经济事务的最高长官。向他说点好话，只要孔同意，其他的人就好办了。清高的大学者跑到“私家”那里，放下身段，互相配合，一通高帽子戴下来，保证三年以内汽油可供西北公路局和后勤司令部之用，院长如能同意，将对抗战胜利立下不朽之功，等等等等……

    一通“麻油”浇下，孔祥熙听了自己将有“不朽之功”非常高兴，拉着孙越崎的手连连点头，这就算答应了。回走的路上，孙越崎对翁文灏说：向孔祥熙说好话，心里真难受。翁文灏笑说：我们是为公又不是为私，大事成功了，有什么可难受？有钱了，赶快派人去买机器吧。

    事情就这样做起来了，书生不是为五斗米折的腰，是为中华民族的国难而低下高贵头颅的，值得。看来评价翁文灏是个只会做事不懂政治的人未必正确，在玉门油矿的问题上，翁文灏就是一个懂“政治”的人。

    1942年底，玉门油矿已年产汽油180万加仑及其他煤油、柴油等油料，供应一部分抗战后方军用交通及民用等需要，同时也培养了中国第一代油矿技术和管理员工，成为中国开发石油工业的摇篮。

    在翁文灏主持和推动下，抗战时期特别是抗战前期，西部后方工业出现了蓬勃发展的态势，各省经济获得了重大发展。以数量计，到1944年，后方四川、湖南、广西、云南、贵州、陕西及甘肃七省工厂数量，已占大后方工厂总数的88.63%，占实缴资本总数的93.52%，占币值资本总数的91.92%，占工人总数的85.61%。

    在翁文灏的主持下，抗战时期西部现代工业获得了迅速发展，原本落后的西部省份获得重大发展，中国工业化畸形分布状态有所改变，西部原本薄弱的重工业取得巨大进步，民营工业得到相当发展，国营工业所占比重迅速上升。

    家国之事实为堪忧。翁文灏家庭，与中华民族的诸多家庭一样，在此共赴国难之际，做出了自己最大的牺牲。

    1936年翁文灏从政之后，曾在南京筑小舍，全家迁入新居。此时的长子翁心源，正在湖南参加粤汉铁路建设，而他的次子翁心翰，则在杭州笕桥接受军事飞行训练。抗战之后，举家入川，居于重庆，新居在沙坪坝，取名“蕉园”。他淡泊宁静，精忠报国，八个子女中，最看重的是唯一的军人、次子翁心翰。

    翁心翰字凤书，1917年12月29日出生在北京。他从小由祖父母带大，备受宠爱，性情格外活泼开朗好动。学习成绩优异，且有很强的正义感。1935年，他报名参加北平黄寺驻军关麟征部举办的高中学生暑期军训，谁知军训刚开始不久，就因日方的威胁抗议而被迫中止，参加军训的青年学生无不感到奇耻大辱，悲愤万分。正是在那个时候，翁心翰对天起誓，一定要洗涤这一耻辱。他立志投笔从戎，以身保国，不久便瞒着最疼爱他的祖父报名投考南京中央军官学校，以空军入伍生从戎，被录取为空军军官学校第八期学员。

    爱子的壮举使翁文灏无比欣慰，当时的翁文灏正由欧洲返国，想起身列戎行、即将驾机迎寇的爱子，在飞机上口占一诗，寄赠心翰，勉其英勇杀敌，报效国家，诗曰：飘然一叶入云霄，壮志英怀侪辈超。

    报国心忠追往哲，献身志切在今朝。

    千寻奋击空中斗，百世长垂勋绩昭。

    歼灭匈奴当日愿，家风赖汝霍骠骁。

    在这首诗里，翁文灏再次论及了家国之间的关系，认为儿子心瀚要发扬广大翁家的家风，就要以“匈奴不灭何以家为”的霍去病为榜样了。

    翁心瀚果然发扬广大了翁家家风，1938年12月1日，翁心翰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于中央空军军官学校第八期飞行科驱逐组，证书是“驱字第21号”。

    1940年夏，日本为尽快结束侵华战争，制定了代号为“101号作战”的陆海军联合空袭作战计划，集中近300架飞机，对大后方重要城市实施持续大规模轰炸。翁心翰也频繁升空，与敌交战，7月24日在成都上空的战斗中，因击落敌重型轰炸机一架，被记功两次。在参加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首次对日本零式战斗机的大规模空战后，翁心翰被调往第11航空大队，从事航空士官的训练工作，以后又曾被调往印度，接受美国P—36型飞机的训练。

    1944年2月，26岁的翁心瀚与女士周勤培在重庆家中结婚，婚后，上级欲派他到运输大队去工作，但被他坚决地谢绝了，他不愿因为是部长的儿子而受到特殊的照顾。战争尚未结束，他更不愿离开战斗的岗位。他常说：“我从不想到将来战后怎样，在接受毕业证书的时候，我就交出了遗嘱。我随时随地准备着死。”

    1944年4月日军发动“一号作战”后，中国空军连续出动，战斗异常频繁激烈。翁心瀚已晋升为空军上尉，任第11大队驱逐机中队副中队长，负责空中阻截入犯日军，进入抗战以来最激烈的战斗状态，每天升空数战，最多时曾于二日之内领机往战八次之多。

    9月16日，翁心翰率队飞赴桂林上空作战。完成任务返回途中，在广西兴安境内发现敌人阵地，飞机不幸被敌炮击中，罗盘损坏，翁心翰左腿受伤。翁心翰仍率两僚机挣扎驾机返营，飞至贵州三穗县瓦寨乡时，因储油用完，试图迫降。他沉着指挥所属各机依次择地着陆，人机均未损伤。待他迫降之时，平软之处已被占满，油亦耗尽，机头触上地面石梗，产生巨烈震动，翁心翰右额破裂流血甚多，胸膛受震亦伤，当即昏死过去。当晚8点30分，翁心翰壮烈殉国，时年27岁。空军总司令部追授他为空军少校。

    眼看抗战胜利曙光在现，爱子却为国牺牲，白发人送黑发人，翁文灏又怎么能不悲从中来。长歌当哭，他挥泪写下《哭心翰抗战殒命》：自小生来志气高，愿卫国土拥征旄。

    燕郊习武增雄气，倭贼逞威激怒涛。

    誓献寸身防寇敌，学成飞击列军曹。

    江山未复身先死，尔目难瞑血泪滔。

    艰苦吾家一代人，同舟风雨最酸辛。

    上哀衰父凄怆泪，下念新婚孤独亲。

    传媒报道翁文灏面对此噩耗，没有叹息，谈笑自如，唯一知道他那锥心泣血之痛的，只有他那个宁波同乡陈布雷——抗战时期，陈布雷把他的三个儿子送上战场，所以他们心同此心，情同此情。翁文灏在给他的信中诉说痛苦：弟勉办公事，视若处之泰然，实质衷心痛创，非可言语。吾国空军人员为数较少，死亡频仍精华垂尽，不特弟一家之苦，实亦可为大局忧也。

    七：“生于末世运偏消”

    骨肉捐躯的惨痛还在延续，一顶官帽又压了下来。1944年11月6日，儿子牺牲不满两个月，翁文灏又被任命为由美国支持的战时生产局局长。在很多人眼中，这算是个肥缺，自然引起了国民党政府各派系间的激烈支夺。反倒是翁文灏不搞派系，卓然独立，他那崇高的学术地位，他那鹤立鸡群的廉洁形象，无人可敌，美国人欣赏他，他自己也觉得自己责无旁贷。

    但翁文灏的悲剧又几乎是宿命的。“生于末世运偏消”的他，仅仅凭借其出色的行政能力和道德感召，是无法扭转一个专制体制的必然厄运的。

    1945年8月，山城重庆一片沸腾，胜利中的翁文灏忙于接受故国金瓯片片，让他无法想象的是接受成了抢收，在一片混乱之中，翁文灏深感回天无力。一个问题越来越尖锐地摆在向他们这样有良知的中国知识分子面前，那就是：中国向何处去？

    战后辞官一直是翁文灏久存的心愿，他越来越想辞职。在一次宴会上的讲话，可以比较准确地反映他当时的思想，他说：“历史的沉霾已经过去，几十年的理想即将实现，诸位要专心致志钻研建设，以展示胸中抱负。”这话他是对大家说的，也是对自己说的。之后，他接连5次向蒋介石呈文辞职，申明“原为对日抗战而参加政府工作，自当为抗战胜利而告退。”坚请辞去政府本兼各职。直到1946年初，他才获准辞去经济部长兼资委会主任委员。

    但他在蒋家王朝的战车上已经搭乘的太久了，即便他最后辞去了经济部长和资源委员会主任委员的职务，蒋介石也非得要他保留行政院副院长的职务。

    翁文灏对实业救国的确一直抱以极大的热情。书生从政，翁文灏多年来也以他的精神影响和改造着他所服务的政府。他为人正直，生活俭朴，廉洁奉公，办事严谨，他所实际领导的国民党资源委员会的职员，贪污腐化者比较来说是少的，这不能不归功于翁文灏的表率作用起到了很大的影响。所有这一切，都决定了翁文灏实业救国的一定的可行性。

    关于翁文灏的实业救国理想，孙越崎曾经有过非常清淅的回忆。抗战胜利后的重庆，1945年11月的一天，翁文灏在战时生产局办公处，把孙越崎找来谈话说：我做官做腻了，现在抗战胜利了，我想搞一点实际事业，你看搞什么好？

    孙越崎一听，正中下怀，说：搞煤矿啊。在豫西有一块煤田没有开发，把许昌到洛阳的铁路修起来，介于平汉与陇海铁路之间，大有开发前途。另外鲁中也有一块煤田，只要把兖州到淄博的铁道修通，介于津浦与胶济铁路之间，也大有开发的价值。

    翁文灏说：搞煤矿势必要与已有的大矿开滦、中兴、中福、占河沟和淮南等矿竞争，我不想去得罪他们这些大股东了。

    孙越崎转念一想，说，那末就搞钢厂吧。

    翁文灏又说：搞钢铁厂要花大本钱，蒋介石是不愿多拿钱来办真正重工业的大厂的。

    孙越崎看出，翁文灏其实已经成竹在胸了，便问他有什么高见。翁文灏这才说：我想到按矿业法规定，石油只许国营，不许私营，与人无争。由资源委员会办一个中国石油公司，除甘肃玉门油矿、新疆独山子油矿，东北抚顺油母页岩矿和葫芦岛锦西炼油厂以及台湾的苗栗油田和高雄炼油厂外，还有四川和各地不少油田的地质构造，可以探勘开发。这事业对中国很重要，也大有可为。而且比较起来，投资少，见效快。公司成立后我任董事长，将来请你帮忙任公司总经理。我今天问你的目的就在此，你看怎样？

    这就是翁文灏的实业救国蓝图啊。孙越崎激动地说：你要我做的事情，我还有什么说的，一定照办。

    翁文灏终于又可以实现他多年来就有的实业救国的宏伟理想了，他出任了中国石油公司董事长。有三件大事提到了他的议事日程上：第一：重点开发玉门油矿；第二：成立自己的油轮公司；第三：创办上海炼油厂。

    他的学术生涯亦有了回归的迹象：1946年月12月11日，在英国伦敦地质学会年会上，全体会员一致通过了翁文灏为外国名誉会员。翁文灏是获此殊荣的第一个中国人。1947年5月，美国社会与自然科学院又选举他为外国名誉院士。

    但他没有想到，这一回，历史再次选择了他出任悲剧的主角。

    尽管翁文灏从少年时代就怀有济世之心，但他确实从来没有想过自己要去成为一个相国人才，但蒋介石却偏偏看中了他，历史却也偏偏选择了他。1948年5月20日，蒋介石出任总统，准备提名张群继续为行政院长，谁知C．C．系立法委员则主张在中央党部用试行投票的方式，抬出何应钦相对抗，这让蒋介石恼火之余，不得已决定另推一人出来充任行政院长，如此，就象“拉郎配”似的，翁文灏被提名出任行政院长。

    翁文灏多想在自己钟爱的学术道路上一直走下去啊。但蒋介石又把翁文灏拖回了政坛。蒋介石当选总统，不出三天，亲自打来电话，要他襄助总统，出任“行宪”后的第一任行政院院长。这实在是大出翁文灏的意外。他向蒋力辞，自称素性与才干决难当此政务重任。但蒋主意已定，翁文灏真是左右为难，只好直奔陈布雷处，向他讨教良方。陈布雷虽然理解翁文灏，但毕竟是纯粹的文人出身，不象翁文灏，受过西方科学的现代文明醺陶，所以对他来说，帮助蒋介石共度时艰倒是他的第一想法。时隔一天，5月24号，立法院就宣读了总统咨文，提议翁文灏出任行政院长。结果605张票中，有效票583张，翁文灏获得了489张，这在四分五裂的国民党政府之中，可以说是以绝对多数当选。翁文灏虽极不愿意担任此职，又不敢坚持不就，只得勉强同意“暂行试任。”

    谁知他担任了行政院长才两个月，蒋介石就把他拿到火炉上去煎烤了。他把陶希圣执笔的反共讲演词交给翁文灏，要他去讲播。翁文灏推辞说：陶希圣写的稿子是按着蒋先生的口气，还是蒋先生自己讲为好。蒋介石则软中有硬地说：我自然会讲，但你是行政院，也应该讲。翁文灏迫于压力和感情的双重矛盾，不得不于7月24日在南京电台上向国内外发表了要坚持“戡乱”，反共到底的讲话。蒋介石预期的效果达到了，而翁文灏则“违背”了自己的政治准则，此为一失。旋后，翁文灏又参与了国民党的金融改革。1948年8月19日，蒋介石以“临时条教”授予的总统特权，宣布国民政府改革币制、发行金元券，造成空前的通货膨胀。到了10月上旬，金元券急剧贬值，11月，国民党政府不得不宣告，改革币制的计划全盘失败。

    此时，蒋家王朝在大陆的气数已尽，任凭翁文灏三头六臂，又怎么能够处理得了雪崩的国民经济。翁文灏焦头烂额的维持了半年，经济改革彻底失败。翁文灏的行政院长再也无法干下去，内阁便也只能提出集体辞职。

    还有谁能够慰籍他的心。母亲，请您替他想一想，他人生中的第一个知已丁文江，于八年抗战之前离开了他，此刻，他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他人生中的第二个知已，半年前曾鼓励他从政的老友陈布雷，竟然以自杀做为对这个世界的告别。

    他是多么孤独，他还可以找谁来倾吐心声呢？与谁来一起排忧解难呢？

    1949年2月，李宗仁代总统府秘书长吴忠信辞职，李宗仁拟请翁文灏继任，并让孙越崎向翁征求意见。孙越崎对翁文灏说：现在李宗仁主和，你去做个主和的总统府秘书长，表明你赞成主和政策，是个政治姿态，将来也可以留在大陆。他默然无语，这表明他心中是认可主和的。李宗仁为此专门去他家面谈了一次，翁文灏终于就同意了。

    但翁文灏一直被看成蒋介石欣赏的人，这样的经国大事，翁文灏也不可能不通报蒋介石。1949年初，他与长子翁心源从台湾归故乡，前往奉化前路过了杭州，浙江省主席陈仪设宴接待，然后他去了奉化探望蒋介石，并告诉蒋介石李宗仁想要他出任总统府秘书长的消息。蒋介石一听，反问翁文灏：“李宗仁为什么要用我的旧人？”就这一句话，翁文灏看出了蒋介石并不支持他入李宗仁内阁的立场。

    从奉化归时他再经杭州，陈仪已经被蒋介石秘密逮捕押往台湾。真所谓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翁文灏这么一个世界级的大科学家，此时也不由得病急乱投医了。他忧心忡忡地跑到灵隐寺求得一签：签曰：寻得桃源好避秦，桃红又是一年春。

    花飞莫遣随流水，怕有渔郎来问津。

    这条签倒也真的很符合翁文灏当时的心情和境遇啊。

    怕有渔郎，渔郎偏来，明知大厦将倾，总得有人扛啊，多扛一会儿，大厦里的人就多逃出几个。翁文灏就是这样一个“好人”，明知不可为而为之，但因此他也越来越无法坚守自己的独立人格，更说不上自由之精神了。他最后还是答应了李宗仁的请求，于1949年2月出任其内阁的秘书长，开始力促国共两党的和谈。为此，翁文灏挨了蒋介石方面来人的当面痛斥。

    而中国的时势，那“钟山风雨起苍黄，天翻地覆慨而慷”的历史时刻，已经指日可待了。1949年的翁文灏，成为毛泽东诗中的“穷寇”，他怎么也不会想到，一生以儒家精神自律，兢兢业业为国效忠的他翁文灏，竟然会被中共列为第12名战犯，罪大恶极，国人皆曰可杀……

    翁文灏的同事朋友，在此历史的重大抉择面前，纷纷重新洗牌站队。他的老朋友孙越崎已经决定留在大陆，而翁文灏因为战犯的头衔，自觉除了台湾别无出路。何去何从，他一下子跌入了万丈深渊。

    八：宗邦事不须臾待

    家国啊家国，无国便无家，无家难为国，翁文灏陷入了历史扔给他的最大困境和抉择之中。

    1948年11月，由孙科接任翁文灏为行政院长后，翁文灏即送家眷去台湾，他自己则独自一人留在南京。心中的懊悔无法排遣，孙越崎便常去看他解闷。1948年除夕之夜，在南京，翁文灏和孙越崎一起守岁。孙越崎把10月间南京会议资源委员会决定留在大陆的情况告诉了翁文灏，并且说：那样一个小小的海岛，能有什么搞建设的余地？要搞真正的实业，还是留在大陆好。翁文灏摇摇头，黯然神伤地说：你可以这样做，我却是不能不走的，我是第12名战犯呀！说着指了指桌子上的那张新华社发表的战犯名单。

    1949年4月，国共和谈破裂，翁文灏悄悄地告诉孙越崎，国民党已经垮了，石油公司决定留在大陆，他让长子翁心源也留下，维护好公司的人员和财产油料，他自己先去台湾，在那里不打算久留，很快将转去香港。在那儿再等等，看看事态如何发展，再定行止。

    1949年5月，翁文灏准备带翁心源去台湾探亲。孙越崎知道后，忙赶来劝，说：心源还年轻，你何必害他呢？我看心源就不要到台湾去了。翁心源也连忙表示自己不想去台湾，并对父亲说：您这次探亲回来，请把儿媳和孙女从台湾接回来。翁文源郑重应允了。

    1949年9月27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的前夕，孙越崎在香港轮船码头遇见了翁文灏下船，一问才知道，翁文灏是要去广州向李宗仁辞去秘书长职务，脱离国民党政府。那一年翁文灏刚刚年过花甲，堂堂一个大中国的前行政院长，此时只身一人到处奔走，不知将来归宿何在，怎么能不让人心生同情。孙越崎心中动情，说：翁先生，资源委员会的人都留在大陆了，不久我也要回大陆，你的儿子、儿媳，孙女他们也都在大陆。只有你和老父老妻三人流落海外，晚景太凄凉了。翁文灏叹口气说：我何尝不想回大陆呢。孙越崎说：你先在香港住一段时候，托人与共产党慢慢联系，得到许可就可以回家团圆。我们一些老朋友也可以经常见面了。这时，翁文灏抬起了头，面对老友吐露真情，说了一句：我还是要想办法回去的。但我回国的问题，非得到毛泽东同意才能解决，这就太难了。

    孙越崎建议翁文灏找找邵力子，他在北平，是他们的好朋友。可以请他帮助。

    六十花甲的翁文灏，此时居无定所，何去何从，命运把自己从一位实践的地质学家，转而从政，管理工业建设，最终搞成了个名列第12名的战犯。这几十年，他都是勤勤恳恳，兢兢业业地工作，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每天过着极为忙碌，极为规律的生活，虽然曾遭过车祸，然而大难不死，焉知无有后福。现在，漂泊在海外，正因为有了思乡、思子、思友、思国之情，才有了一定要返回祖国的信念。

    实际上，中国共产党人中的有识之士是绝不会放弃翁文灏的。上海解放后的第三天，陈毅就到资源大楼接见资源委员会留在上海的主要负责人吴兆洪，并问起翁文灏先生现在哪里？吴兆洪回答：在法国。接着试探着说：他是战犯。陈毅就说：他是书生，他留在国内，我们也不会难为他，请他就回来嘛。吴兆洪一听，心中暗喜，趁机说：他的儿子翁心源就在上海中国石油公司工程室任主任。陈毅果断地说：那很好，请他转告翁先生回来吧。这样，吴兆洪在上海征得中共华东局统战部的同意后，派代世英到香港劝说翁文灏转变立场，与蒋介石划清界线。

    当时的翁文灏隐居在香港的铜锣湾，石油公司宿舍，在这里也有许多他的挚友来劝他和台湾方面断绝关系。翁文灏有四男四女，除次子心翰在对日空战中殉国外，三个儿子都在大陆，一个女儿在美国，三个在台湾，老父老妻当时也在台湾。孙越崎劝他快把老父老妻从台湾接来香港，迟则怕出不来，即使将来回不了国，住香港也比住台湾好。翁文灏赶紧去台湾，亲自把老父老妻接到了香港，并写信给在上海中国石油公司的大儿子翁心源到香港接祖父和母亲回上海。

    翁文灏归国的另一个有利因素，正在于他的大儿子翁心源。驻中国石油公司的军代表徐今强一直积极鼓励翁心源争取使翁文灏早日回国，翁心源也已由上海调到北京燃料工业部石油总局工作，与孙越崎就住在锡拉胡同的一个大院里。他们俩常联名写信给翁文灏，报告国内形势，周恩来总理则派了一个秘书专门同心源联系，了解翁文灏的情况。

    这一步他走对了，离家又近了一步，他却停住了脚步，仍住在香港。孙越崎给在北京的邵力子写信说，翁文灏想回国，要请他帮忙。邵力子立刻回信说愿意大力帮助，但一定要翁文灏先写一份悔过书，这样以便他能够进言。

    中央的明确指示使翁心源极为欣慰和振奋，他立即准备赴港。行前打电报给父亲：我将来港探亲，盼接祖父和母亲来港。

    翁文灏很快拟文一篇，文长两千余言，首述个人历次从政经历，最后表示：余本身志愿，本非从政之才，更无从政之愿。以前求学范围，地质之外，兼重地理。历年经行所及涉猎尚多。甚愿得有余时，阅读记录，为此新时代之一良民，倘能如愿，实所企盼。

    当时的孙越崎，应中国共产党之邀正要北上，于是翁文灏托孙越崎携带一份书信进京转呈中央，另一份由翁心源亲带上海。翁文灏还给邵力子写信，希望通过邵力子与中央沟通信息，争取尽早回国。

    从当时的这封信中可以看出，翁文灏此时此刻既不是为自己的性命担忧，也非为一家老小的安危惶恐，他唯一忧虑的是自己的一世声名。而北京、上海却迟迟没有答复。原来翁的自白书内居然还有“委员长蒋”、“行政院长宋”等字样，这让居中沟通的人士邵力子怎么敢拿出手呢。

    滞留在香港的翁文灏决定归国，但他的态度与刚刚建立新中国的共产党政府相去甚远。翁文灏下不了决心，继续留香港等待。台湾方面也在争取翁文灏，他当然不回去，又怕被暗杀，因此临时决定离港赴法国巴黎暂避，给台湾留下一纸辞职书，辞去他在国民党政权中的最后一个职务──中国石油有限公司董事长，于11月下旬悄然离港赴法，翁心源则陪同祖父和母亲乘船返沪。

    翁文灏到巴黎后，一方面等待中共对他“自白书”的反应，一方面潜心读书，欲探究世界潮流所向，各国盛衰之理，为此还翻译了一本《近世西洋通史》。

    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第七舰队进驻台湾海峡。台湾和美国方面开始关注翁文灏的行踪。台湾驻法国“大使”段茂澜三天两头约请他吃饭，或登门拜访，促其早日赴美。美国雷诺金属公司致信翁文灏，欲高薪聘为公司顾问；美国地质调查所也来函相邀。美国矿冶工程和机械工程学会甚至表示将特开大会欢迎名誉会员翁文灏赴美。10月，美国驻法使馆三秘斯柏劳司还亲到翁文灏寓所，表示尽管美国对国民政府的高官去美一律拒签，“惟独对你例外”。

    此时，台湾也动员他去。何去？何从？翁文灏的面前摆着三条路：美国、台湾、大陆。

    而翁文灏那封不够深刻的“自白书”最终还是到了周恩来总理手中，并得到周恩来的谅解，周恩来考虑到让一个孤悬海外，对共产党、新中国没有任何感性认识的人做出深刻思想反省的实际困难，同意他归国之后再继续提高认识，关于战犯问题，周总理说，这是新华社发的消息，不是党和政府正式宣布的，可请其放心。1950年4月下旬，周恩来面告邵力子：中央允准翁文灏先行由瑞士转苏联回国，回国后再商定发表声明。邵力子当即于4月29日致函翁文灏，转达周恩来的指示。信中说：“对于先生欲早归国土，许为爱国，对于过去一切，亦并无不可谅解之症结。”关于自白书一事，最后同意可径到北京，“倾诚相谈，再定稿发表”

    接到邵力子信的时候，翁文灏依然在最后一道防线前徘徊。他对必须划清界限，谴责蒋介石反动集团，似乎有一种难以启齿的羞涩，回信要求声明中只做自责，不骂他人。虽然如此，所有这些条件，都无法动摇翁文灏的归国之情。他说：归乡尚少把握。叛国决非素心，审顾国局，不应逃亡，宁冒艰辛，归向祖国。他给爱子翁心源写信说：我心已定，不愿在外蹉跎，近日即将归来。

    1951年1月，正是中国抗美援朝大军跨过鸭绿江的时候，经过费力周折，翁文灏终于由法国回到了祖国怀抱，由香港当天便转到广州，又由中共广州市委派人送他到了北京。此举引起了当时国外朝野和台湾的强烈震动。在毛选第五卷中，毛泽东曾称道翁文灏是“有爱国心的国民党军政人员。”

    到家门口了，翁文灏没想到自己还回不了家门。1951年3月7日，翁文灏回到北京，因为悔过程度不到位，不能回家，直接送到王府饭店，一住小半年。直到8月反省结束，这才回到家中，与阔别二年的亲人团聚，祖孙四代合家团聚，从此定居北京，翁文灏和孙越崎俩位老朋友亦同住在同院，朝夕相见，这位国民党的前行政院长，此时，成了北京四合院中不计其数无人问津的普通小老头儿。

    蜗居家中的翁文灏趁这样的赋闲时刻，写下了回忆自己一生的长诗《洄溯吟》，共有58首七律组成。其中这一首关于从政的律诗，接上了翁文灏的来自鄞州的传统文化背景：自问才非济世佳，凭何救国作安排？

    梨洲学识传鄞万，恕谷殷惓胜习斋。

    识力为民应致用，精研有物不虚埋。

    宗邦事不须臾待，要有明光扫阴霾。

    闲居期间，翁文灏运用他所擅长的地质学、古生物学、古人类学、考古学等方面的综合知识，开始研究中国古代史和人类进化史，概述人类进化发展的历史过程，从地质时代、地壳形成、一直叙述到原始人类的语言、文字、艺术，其价值在于全文贯穿着唯物史观，融会了中国古代典藉，学术观点颇具开创性，并被后来的发现所印证。

    学问越做越深，生活越来越苦，翁文灏养着父亲和病妻。定居北京后已三迁其居，最后搬到一个大杂院里去了。眼看着坐吃山空，他想找个工作而不得。最为可怕的是，他发现他被剥夺了选举权。从政多年的翁文灏实际上早已不是自己想象的那样，只要学术生命就可以安身立命了。他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政治生命。他发现，他周围的那些当年的国民政府同事，现在在共产党政府里，照样问政议政，便自问自己为什么不可以。从香港归大陆时他曾声明政治污秽损害清誉，今后决不沾边，希望致力于教学与研究。现在才知道，他早已离不开政治了。

    他被剥夺了选举权，这就好比剥夺了他的政治生命，打听之后，内心更凉了半截，原来他不属于起义者，和傅作义等人自然待遇不同。正值1954年8月，周总理托人给他带来了共产党的声音，问他还坚持他的不骂蒋介石的立场吗？他愿意对台湾进行广播吗？

    翁文灏非常愿意，因为翁文灏要工作，要进行他的学术研究，更要他的政治生命，这比什么有失君子之风要重大不知多少倍。况且，新中国成立后的开端，比那个让翁文灏失望透了的蒋介石政权，不知道要清廉多少倍，他的实业救国的理想，在这个崭新的政府面前，真正露出了希望的曙光。翁文灏愿意在这样的政府里实现他的强国之梦，振兴中华的理想，他要以一个公民身份生活在自己一寸寸丈量过的土地上。

    站在这样的认识立场上反省自己，自然有了不同的认识，正如他本人写的“回忆往事”一文中所说的：我先治自然科学，后来参加蒋政权，我自心的志愿却是想超然于政党之外，而始终没有争取正确的政治观点，以致受环境之支配误入歧途，不能自拔。

    1954年12月4日，《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大公报》同时发表了翁文灏的署名文章《沉痛追溯我的反动罪行》。中国共产党的反应何其之快，当天下午，全国政协协商下届人选，周总理就提名翁文灏并当场通过。第二天翁文灏又在各大报上发表了《在台湾的人们应速弃暗投明响应解放台湾》。第四天，各大报又刊登了翁文灏的《拒绝美国学术团体的名誉联系以抗议美国在台湾的狂妄行为》。同一天，全国政协正式通知他，他已经被当选为全国政协委员。

    1954年12月20日，在全国政协会议上，翁文灏以大会发言的方式，公开表态要重新做人，报效祖国，并说：我是冒着危险又相信共产党而回到祖国的。毛泽东则握着他的手高兴地说：翁先生回来了，好啊，好啊！

    立刻，一切都好起来了，月工资有了260元，是相当高的工资了。第四次搬家咸鱼翻身，一所四合院前后两进，大小16间房子。1955年1月9日，翁文灏与夫人林韵秋金婚纪念的日子就在这里进行。翁家四世同堂，其乐融融，翁文灏终于度过了人生凶险无比的政治险滩，开始了他相对平稳的晚年生涯。

    归家的道路并非坦途。新中国的地质部长是李四光，和翁文灏虽然是老相识老同事，但他们在学术上的观点是不一样的，再加上翁文灏的国民政府从政生涯，以及极左思潮的影响，翁文灏对中国地质学的巨大贡献，被时代遮蔽了。

    虽然如此，翁文灏毕竟又回到了他自己习惯的书生生活，读书，学习，提意见，1955年，66岁的翁文灏发表了译文《尼泊尔东部地质构造》，译著《层状岩石的层序》；1956年，翁文灏当选为民革中央常务委员，发表了译著《用陆相原理说明石油的生成》、《产油地区的岩相控制》、《浊流沉积和石油勘探》、译著《石油矿床学》；毕竟是当过国家行政院长的人，他已经不可能仅仅是当年那个地质调查所所长的书生了。他在诗中表达了他的政治关怀：爱国勉同辛弃疾，还乡难比贺知章……如此一生消去了，七旬有四意彷徨。

    已经74岁的老人了，他还是不满意自己，总觉得自己没有为人民鞠躬尽瘁，有着无尽遗憾。

    九：如此一生消去了

    1966年，疯狂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了，翁文灏是最早受到冲击的，他和全国人民一起，进入了十年浩劫生涯。一群女红卫兵冲进了他的家，对着这个77岁的老人，一顿狂轰烂炸，让他自己把大字报贴到他住的胡同墙上。他被“造反派”抄了家，还游了街。他的长子翁心源则陪着父亲游街，保护着父亲。

    老人自己已命若悬丝，危若累卵，但他还是清醒地写下了如下诗篇：宗教欺人事，迷诬历久年。中西同泛滥，愚妄合人天。

    奇想形而上，空言超自然。终生应警惕，勿再谈虚玄。

    在一片红海洋的日子里，翁文灏竟然能够有这样的勇气、这样的理性来面对这个疯狂的世界。老人的精神世界，实在是深不可测啊。

    当时孙越崎还是个逍遥派，他住在北京小女儿家里，在被迫离开北京前，到圆恩寺菊儿胡同，去向老友翁文灏告别。那天，翁心源送他到公共汽车站，路上俩人的心情都很压抑。也许是对未来更大压力的某种担心，翁心源带着劝慰的口气说：孙伯伯你不要后悔呀！孙越崎知道是指的他留在大陆的抉择，也清楚这句话关切的含意，就说：你放心，我不会后悔的。此一别，孙越崎就再也没见到这位中国最早的输油管道专家。1970年，翁心源不堪受辱，入江自尽，他竟然重复了他从未见过的祖母的命运。

    翁文灏在文化大革命中自己已经受到不公正的待遇，此时的翁心源，正是他引以为自豪的精神支柱，翁心源突然一死，又死得这么惨，家里人怎么向翁文灏交代，最后只好告诉白发老人，儿子是死于心肌梗塞。

    心源之死，对老人是最深重的打击。翁文灏四个儿子中两个儿子死在他前面，一个为国捐躯，青山埋忠骨，一个含冤而死，江水洗冤魂，幼年丧母，老年丧子，而且是如此心爱的长子，而且是如此悲惨的终结。在80岁的暮年，遭受如此的打击，夫复何言！翁文灏跌坐桌前，写下了如此沉痛的悼亡诗：汝祖寿年过九十，萱堂七二亦遐龄。

    我今八一犹偷活，哀动全家哭汝灵。

    白发人如此送黑发人，怎么受得了。他知道自己活着的日子不会长了。1970年12月8日，他写下了遗书说：“我死后火化，骨灰还于大地，不要保存，不要开追悼会。”他清醒地反对文革，但他支持破私立公。遗言中，他交托了将自己所有的余款六万元整全部献给国家。

    1971年1月27日，正是大年初一，作为中国专家治国的现代典型，翁文灏默默走完了他82年的风雨人生。他的家属遵照遗嘱，把翁文灏的财产、存款、书藉，全部献给他无限热爱的祖国。

    十：俊豪子弟满江东

    与马氏家族一样，鄞州石塘的翁氏家族也以家族为核心，形成了一个大科学家的人才集团。

    大儿子翁心源，称得上是翁文灏最满意的接班人。翁心源字同书，1912年5月生于老家鄞县，曾考取了交通大学唐山工程学院土木工程系，1934年毕业，参加了粤汉铁路株洲韶关段的建设。抗战爆发以后，翁心源受父亲指点，改行从事当时最迫切需要的石油事业。他选定的方向是油管运输，这在当时的中国是个从未有人接触过而又迫切需要的领域。1942年初，翁心源经过厂矿主管人员推荐，参加资委会统一考试合格，被派赴美国学习油管运输工程。依靠自己勤奋刻苦的努力，翁心源很快掌握了油管设计、管道规划、施工建设、油管的运用与管理等油管运输工程一系列问题，成为中国第一位石油管道运输的专家。

    1944年一个风雪交加的冬日，老君庙来了位留美工程师，还带着夫人和两个可爱的女儿。当他的一家走进简陋的宿舍时，矿上闻风赶来看热闹的人已好奇地趴上了窗户。谁也不会想到，这位举家迁到塞外戈壁的留美工程师是国民政府经济部部长翁文灏的长子翁心源。更没有人想到，在此之前不久，他的二弟翁心瀚刚刚壮烈殉国。

    整个矿区轰动了。这位眉清目秀的工程师将娇妻爱女刚刚安置下来，便顶着塞外寒风到矿区勘察地形，设计输油管道。此前偌大的中国还不知输油管道为何状，老君庙几个出油井的油是沿着人工挖成的土沟输送到炼油厂去提炼的。翁心源立下的人生第一个愿望就是亲手在中国的大地上铺设第一条输油管道。戈壁的风雪被他的热情融化了，他与工人一道冒严寒施工的情景，至今令石油老人们感动不已。他实现了人生的第一个理想，为此，他被称作“中国输油第一人”。

    谁不知道，翁心源作为国民党部长之子，可以找到最舒适的工作，或者在重庆过花天酒地的生活，然而，有其父必有其子，有翁文灏这样的父亲，便会有翁心源、翁心瀚这样的儿子。这是一种以家族为核心、从中华民族文化中生发出来的爱国、献身、敬业的民族精神的力量。翁文灏将科学与实业救国当作他的毕生理想，他不能不去教育他的儿子继承他的事业。

    1949年前夕，翁心源了担任中国石油有限公司工程室主任，他积极主动参加资源委员会护厂保矿、迎接解放的活动，炼油厂职工家属被迫撤到市区，无处安身，厂长梁翕章到公司找翁心源想办法，翁心源就把他们200多人全部安置到自己的家中。为保护上海黄浦江沿岸的高桥炼油厂及油库免遭国民党军队的强占和战火破坏，他想尽一切办法，甚至通过关系从上海卫戍司令部搞到“油库重地，禁止驻军”的条幅，对阻止国民党散兵败将的破坏起到积极的作用。

    解放后，他又积极与翁文灏联系，促使并安排父亲回国。1950年以后，翁心源调到燃料工业部石油管理总局，曾担任计划处长、石油部基建司总工程师，后又任石油部情报研究所总工程师、副所长。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石油工业恢复和建设中，在大庆油田的开发中，翁心源都曾有过重要的贡献，是大庆油田会战“八大工程师”之一。

    “文革”开始以后，翁心源希望能以自己的身躯保护父亲，保护家人，他接受了现实，为此他身心遭到极大的迫害和摧残，被迫向造反派们一遍遍回答千奇百怪的讯问。他诚恳耐心地说明、解释自己和父亲的思想动机、行为过程，检查自己思想中哪怕是丝毫的不纯洁、不革命的思想。但他决不说假话，更不牵连别人。造反派们要他交待陪翁文灏赴溪口的过程、真实目的，帮助翁文灏回国的经过、动机，上海解放前夕的活动、“关于勾结伪国防部第二厅的问题”，“关于美帝陆军情报局的问题”，要他交待“蒋介石安排他们父子潜伏的计划”等等，一个个莫须有的罪名，把翁心源逼到了人生的绝路。

    除了中国知识分子在那个年代都会受到的凌辱之外，他还有一条天大的罪行，就是1948年他曾随父亲一起到奉化看望过蒋介石。这就成了蒋介石安排他们父子二人潜伏大陆的罪行。他纵有千张嘴也说不清自己的委屈，唯有跳入滔滔江水，洗清冤屈。心源没有父亲以往的历练，他无法忍受这样的精神折磨。有一次，七八个人批判围攻他三天，最终他不堪折磨，1970年4月，翁心源在湖北潜江“五七干校”落江含冤而逝。中国第一位输油管道专家，在58岁英年早逝。

    翁氏人才集团中，除了翁文灏父子之外，另有一位大名鼎鼎的翁家子弟翁文波。

    翁文波（1912—1994）在今天的中国人心目中，一度几近乎于一个“神”，那是有赖于他的预测大师的身份。在传统的中国文化中，塑造出这样一种类型的人物，那就是诸葛亮式的半人半神。翁文波因其对地震预报的准确率，亦被人罩上了这样的光环。

    而实际生活中的翁文波，却是一个彻底的科学之子。作为翁文灏的堂弟，他早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物理系，青年时代选择了地球物理学作为自己的研究方向。1934年，22岁的他在长兄翁文灏的指导下，于国家地质调查所的鹫峰地震台潜心钻研，完成了题为《天然地震预报》的毕业论文。后来赴英在伦敦大学专攻地球物理勘探。此时，正值抗日战争爆发之际，在当年的重庆常可以听到这样的口号：“一滴汽油一滴血”，这是在号召大后方的知识分子支援玉门油矿的建设。一时间，到大西北去，到玉门去，成了抗战后方知识分子向往的地方。

    玉门石油的震波越洋传到了英伦三岛，震动了伦敦大学皇家学院这位刚获得博士学位的中国留学生的心。开发玉门油矿，本来就是时为国民政府经济部部长翁文灏的竭力主张，也是他在领衔建设。翁文波作为翁文灏的堂弟，那年年仅27岁，留学期间研制了当时堪称尖端科技的“重力探测仪”，这种仪器正是石油勘测最新式的武器。此刻，祖国抗战的号角召唤着他，堂兄殷切的眼神在注视着他，异国丰厚的工资、舒适的生活再也挽留不住他沸腾的心，他毅然踏上了东归的旅途。

    可以想见这位爱国青年一路归国的艰辛。由于二次大战的炮火已在欧洲蔓延，旅途异常艰难，莫测的海上航行更不允许他带赘臃的行李。离开英国时，他的身边只有随身的衣物和那架“重力仪”，随着旅程的辗转波折，每到一地他便不得不扔掉一些物品。当时的中国港口因为日本军队的封锁，翁文波所趁的轮船只能停靠在越南的西贡港。西贡一片混乱的样子，让刚刚下船的翁文波心都凉了一半，人人自顾不暇，谁来帮他搬运行李，要这样回去实在是不可能的了。他想，财产都是身外之物，丢了还可再有，“重力仪”是他留学数年所得的收获，正是祖国急需的东西，如果丢了，将无颜面见家乡父老。如此一想，翁文波他一咬牙，索性就扔掉了近乎无物的皮箱，只抱着“重力仪”向祖国跋涉。

    终于回到了灾难深重的祖国。翁文波先到重庆中央大学任教，3个月后，便带着他的自制仪器“重力仪”到了四川油气田。1939年12月20日，翁文波作为一名中国科学家，首次用电法测石油探井成功。数十年后，他因这一功绩，被石油人称作“中国测井之父”。最初的巨大成功使他兴奋不已，他返回重庆后又自制了多架物理探测仪，并于1940年5月，利用假期带着仪器，再由重庆转赴玉门老君庙油矿，从此开始了野外石油物探、电测的艰苦生涯。

    1941年夏，翁文波正式进入玉门油矿工作，临行前，翁文波问他的学生们：哪位愿随我去玉门？

    一位英俊的青年问：先生是翁部长的弟弟，留洋的博士，为什么要到玉门那艰苦的地方去？

    翁文波回答：玉门是国家的希望，为了抗战的胜利，为了国家的兴盛，所以我要到玉门去。

    英俊的年轻人说：翁先生，我去。

    这个青年人名叫童宪章，这位国民党将门之后并没有享受父亲的庇荫，在校期间以自己的勤奋和自立，被推举为中央大学学生自治会主席。翁文波一声招唤，正在寻找抗战报国之门的童宪章，便义无反顾地随先生踏上了玉门之路。半个世纪之后，中国著名的石油专家童宪章成为中科院院士。

    冯秀娥，翁文波的未婚妻，一位秀美的天津大家小姐，当时正在上海震旦大学读书，收到翁文波欲赴西北的信时，翁文波已到了玉门。信中写道：“国家正需要石油，我怎能永远呆在远离石油的地方呢？……我先走一步了。”信未读完，冯秀娥已认定心爱的人西出阳关的选择是件伟大的事业，决心退学，追随文波而去。

    冯秀娥是个连手帕都不会洗的女孩子，可她作出的决定连她的母亲都阻拦不了。她先回天津向家人辞别，然后设法离开日寇占领区，绕道香港，度万里关山，来到祁连山下的戈壁滩，与翁文波完婚。后来他们有了儿子翁心儒。心儒长到3岁，冯秀娥带他到嘉峪关玩。心儒看到树，惊奇地问：“妈妈，这里的花怎么这么高？”老君庙没有树，孩子长大后只看到过自家门前的野花，此刻，他将树当作了花。冯秀娥心酸地流下了泪。为了让孩子心中永远拥有树，翁文波将心儒的名字改为心树。

    就这样，翁文波把自己研制的重力仪和电测仪应用于石油勘探中，在玉门油田打出探矿测井并建立起测井系列，开创了我国运用地球物理探矿法进行石油勘探的先河。

    抗战胜利后，翁文波在翁文灏组建的中国石油公司担任勘探室主任，普查了全国大部分地区的地质状况。1948年，他在美国《油气杂志》上发表文章，批驳当时盛行的“中国贫油论”。他预言：“中国可能有三个含油气带，包括华北平原和江汉平原，向东延伸可进入松辽平原。”1950年，他撰写了重要学术著作《中国石油资源》，系统地总结了已知的油气田和有油气显示地带与煤炭变质关系。不久，他在全国会议上又作了《我国含油气藏区的初步估定》的报告，成为当时石油勘探的战略方针。与此同时编制出的《中国含油气远景分布图》，把塔里木、柴达木、江汉、华北、松辽等盆地列为重点勘查地。1958年冬，翁文波作为石油部勘探局总工程师，带队进驻松辽盆地。仅仅一年，黑龙江肇州境内的松基3井就喷出工业油流，标志着大庆油田的诞生。翁文波因此荣获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

    1966年，河北邢台发生大地震，损失惨重。周恩来总理向翁文波等专家明确指示：“希望你们能搞地震的预报，这是我交给你们的任务！”正是周恩来总理的指示，把他召回了他二十岁出头时曾经关注过的地震事业。

    十年浩劫中，他顶住的巨大压力是一般人无法想象的，但他一头扎入了预测学的研究，渐渐地便有了理论突破。他把概率学上的“醉汉游走”理论与地震等自然灾害这些原本风马牛不相及的事联系在一起，获得前所未有的发现：地震看似醉汉游走，其实异常清醒，伺机就把灾难带给人间。1984年，翁文波出版了《预测论基础》，这是他研究预测学的一座里程碑。除了“醉汉游走”，书中又提出“翁氏猜想”、“可公度性”、“浮动频率”等理论，成为预测自然灾害的重要方法。而上述理论的取得，无不建立在他对数学、物理、天文学等领域的综合突破之上，绝非占卜或瞎猜。

    1988年翁文波就多次预测推论：1991年我国将出现严重的旱涝灾情。果然，1991年中国洪水泛滥，受灾人口两亿多，直接经济损失高达400个亿。同年11月，有位美国朋友请他预测地震，他的结论是：1992年6月19日，在美国旧金山大区域内将有6.8级的地震。翁文波于3月12日致信大洋彼岸，没等那位美国友人做出任何反应，洛杉矶和旧金山接连发生6级以上地震。但翁文波断定，这是前震而非主震。果然，6月28日，加州发生了40年来最大的7.4级地震，仅比翁文波预测的晚了9天。

    从1982年至1992年，翁文波共预测240多项自然灾害，其中准确和基本对应的有200多次，占预测总量的80%以上。《光明日报》、《瞭望》、《中华英才》以及国外的各大新闻媒体纷纷报道了他的事迹，尊称他为“当代预测宗师”。

    如果说，翁文灏是旧中国中央研究院院士，翁文波是新中国科学院院士；那么，他们的侄子翁心植，则是新中国的工程院院士。在医学内科学界，翁心植称得上是一座令人仰止的高峰。

    出生于1919年的翁心植，在抗战的烽火中辗转南北，刻苦求学，最终毕业于华西协合大学，由美国纽约州医学院授予医学博士学位，从此走上了漫长而又不凡的内科学研究之路。

    1947年，翁心植刚刚踏入临床医学的大门，就因发现和诊断出国内首例“高雪病”而声名鹊起，而他后来的卓越贡献，更因和毛泽东的一首诗构成了特殊关系，而成医学界大名鼎鼎人物。毛泽东曾写诗云：绿水青山枉自多，华佗无奈小虫何。这个小虫，就是施虐江南水乡的血吸虫病。然而华佗无奈，翁心植有奈。年轻时他就因其才华得著名内科及热带病专家钟惠澜教授特别垂青，把他带在身边致力于解决当时中国严重的寄生虫病问题，翁心植潜心研究黑热病、肺吸虫、肝吸虫及血吸虫病的诊治，不负恩师期望，先是发明了简制黑热病补体结合试验用抗原，接着又在肺吸虫病和血吸虫病的诊治研究上再创辉煌。上世纪50年代，翁心植经过反复试验，创建了用于诊断肺吸虫和血吸虫的简制抗原方法，极大地提高了诊断水平，使之可以大范围推广应用，并在疫情控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中国寄生虫病的防治工作因此得到有力的促进。

    记得我小时候看电影《枯木逢春》，里面有一个苦妹子，因为血吸虫病，搞得家破人亡，正是因为有了新中国的医生治好了她的病，使其新生，有情人终成眷属。那时候只顾看那曲折苦难的爱情故事，却不曾多想那些让所有的苦妹子们“枯木逢春”的大夫们。要知道，正是那些默默无闻的翁心植们，救治了千千万万个苦妹子。

    随着学科越分越细，一名医生能在一个领域有所作为，已是殊为不易了。然而，翁心植却在普通内科、寄生虫病、心血管病和呼吸系统疾病诸多领域，均有创造性成就。

    上世纪五十年代后期，年近40的翁心植调往中苏友谊医院，他的研究重心也转到心血管病方面，而其成果依然令人惊叹。他长期、系统地研究了雄性激素与冠心病的关系，发现雄性激素缺乏是老年男性冠心病的独立危险因素，从新的角度揭示了冠心病的发病机制，并为防治提供了依据。他还发现并总结了白塞病的内科表现，在世界上首次报道了白塞病并发心脏瓣膜损害，他自己也成了医治白塞病的回春妙手。

    而进入70年代之后，翁心植的研究视野则转向了呼吸疾病，而且再创辉煌。他组织成立了全国肺心病防治研究小组，并在各省市成立了相应组织，形成了相互交流协作的严密组织网络。使中国在这一领域的研究与诊断、治疗达到国际水平。他创办的全国性呼吸专业医师培训班，20多年中培养了800余名呼吸专业医师，许多人都已成为各医院的领导和学科带头人。当2003年SARS疫情突然袭击北京时，这支精良的队伍发挥了抗击SARS主力军的作用，为战胜这一人类新的传染病做出了重大贡献。

    翁心植还有一个称号：“中国控烟之父”。他是中国国内倡导控烟工作的第一人。1984年，他主持全国首次吸烟情况调查，参与者多达50余万人，调查结果长期被国内外刊物所引用，从而使中国的控烟工作与世界接轨。

    翁心植曾任世界卫生组织吸烟与健康专家顾问组成员、世界卫生组织烟草与健康合作中心主任。1998年和2001年，他两次获得世界卫生组织颁发的“烟草或健康纪念奖”。被中国医学界公认为在当代中国内科界博与深兼备的最负盛名的医学专家。

    我有意在网上搜索了一下“翁心植”这个名字，没想到搜出了一个网上诊所。有许多留言，都是给翁大夫的，我发现翁大夫正在给患者认真看病。有一条留言发于2008年10月13日，说：我妈说她心口痛，背心痛，B超也打不出来，请问这是什么原因引起的？此问题回答说：建议你母亲做心电图检查，排除心脏疾病的可能。

    还有条留言问道：翁老您好，最近上眼皮一直有些肿为什么？回答说：眼皮肿具体多长时间了？眼睛有没有其他不适症状？眼睑水肿和肾脏，心脏或眼睑本身的病变都有一定的关系。晚上睡觉前不要大量喝水，休息睡眠时间要充足，如果症状还没有消失或减轻，建议到医院检查一下。

    又有一条留言说：医生您好！我近期稍微有点累就感到胸口突然一下子憋得慌，感觉只有出气，没有呼吸。马上就要停止呼吸了。我都休克过一次了，查心电图，也没问题，我不知道怎么了，我该怎样检查呢？翁大夫说：建议你做肺功能检查。

    一开始我还有些疑惑，这么大的大学者，还需要在网上看病吗？还有时间在网上给人治病吗？再回头一想那位骑着毛驴丈量中国大地的翁文灏，突然就一切都释然了。

    尾声：母亲，此刻我匆匆地行走在您家乡的大地上，我一遍遍地做着种种假设，我一遍遍问自己：如果翁文灏始终如一地做为一个学者、或者做为一个学界领袖而完成他的历史使命呢？那么他的人生是不是会更加辉煌、更加有价值，更为白璧无瑕呢？

    我还是不能够完全回答我自己的假设题。因为介入政治而牺牲学术的学人太多了，然而这也未必就能够得出政治与学术的势不两立。无论古代还是当今，卓越的学者或者文学艺术家，成为杰出政治家的先例也并非没有，在捷克，有当过总统的戏剧作家哈维尔；在美国，有总统演员里根；在中国古代，有出任过鄞州县令的宋代丞相王安石，有出生于余姚的明代兵部尚书王阳明。

    我注意到了，在浙东诸多人物中，翁文灏一生都对王安石和王阳明有着特别的推崇，这两位王姓人氏都是当过宰相级官员的大人物，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每一步他们都走到了。翁文灏尤其推崇王安石，可以说，王安石（1021-1086）称得上是翁文灏的精神偶像。这位抚州临川人氏、北宋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于庆历七年（1047年）出任了鄞县县令，那正是宋代名相范仲淹写下“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之后的三年。王安石专程登临了宁波鼓楼，为刻漏做了一篇《新刻漏铭》。其文曰：“自古在昔，挈壶有职。匪器则弊，人亡政息！

    其政谓何？勿棘勿迟，君子小人，兴息维时。

    东方未明，自公如之，彼宁不勤，得罪于时。

    厥荒懈废，乃政之疵。呜呼有州，谨哉惟兹。

    兹惟其中，俾我后思。”

    被称为人类中世纪最伟大改革家的王安石，在铭中表示，要以楼中的刻漏那样，用“勿棘勿迟”的紧迫感来处理政事，以刻漏那样勤于报时的精神来管理政治。王安石的这篇刻漏之铭，实际上是恰是一篇决心革弊维新的誓言书。

    王安石在鄞三年，做了许多有效的治理工作，促进了鄞地的生产，改善了百姓的生活，以显著成绩赢得很高的政治声誉。这也为后来的熙宁变法积累了有益的工作经验，成为他致力社会改革的初步尝试。今天的鄞州东钱湖畔，尚有王安石庙。

    如果我们不能面对当下寻找出答案，为什么我们不能回转身去面对历史寻找答案呢？正是出于这样的基点，我来到了鄞州东钱湖畔的王安石庙。

    鄞州王安石庙，又称忠应庙，位于东钱湖东岸下水村，此处前有蝴蝶山和二灵山左右护持，两山间一泓碧水形成下水港湾，后为福泉山群峰环抱，中有一溪流淌，其地甚为僻静幽雅。

    忠应庙为五开间四合院式硬山造建筑，由门楼、戏台、天井、大殿、厢楼组成。大门前一对旗杆斗拱高耸，门厅正面绘有王安石彩色画像，两旁书有王安石所作《鄞县经游记》和《整修忠应庙记》。

    庙门虚而半掩，门口清静无人，自有一份大默如雷的沉静。我们进得门去，但见大殿正中塑有王安石泥彩座像，手握书卷，严正端坐，神情安详。梁间高悬“勤政爱民”黑底金字匾额，左右屏风上绘有王安石治鄞政绩的巨幅壁画：一为他亲自督理整治东钱湖图，一为他写《鄞县经游记》的历程示意图。大殿立柱均有楹联，天井前有挑檐歇山顶戏台，门楼及厢房四周围置回龙式栏杆。整个庙堂庄严辉煌，身置其间顿起敬仰之情。

    王安石在鄞县任知县三年，不仅兴修水利，还以低息贷谷于民，组建联保，平抑物价，创建县学，为以后在全国实行变法积累了宝贵的经验。作为“唐宋八大家”之一的王安石，离鄞时，写下《登越州城楼》一诗，表达了对鄞县的依恋之情：越山长青水长白，越人长家山水国。

    可怜客子无定宅，一梦三年今复北。

    庙廊间挂有数幅楹联，都很见功底，其中有一联写道：知鄞令拜丞相政事敢说三不足，是师表乃楷模文章世传八大家，概括了王安石的一生功绩。

    站在王安石像前，我思考翁文灏，百年前在那个救亡图存的时代，但凡一个堂堂热血男儿，自小完整地接受了中国传统儒家文化的精粹教育，又已然身浸欧风美雨，经历了现代科学的人文洗礼，身边还有王安石这样一个楷模所在，能够不影响他一生的抉择吗？一定会的。

    宁波人杰地灵、人才辈出、精英荟萃，历代各类人才如群星璀灿、绵延不绝、蔚为大观。据统计，南宋时宁波科举进士达983名，其中鄞县出了4个状元，居全国之冠，其中不乏“立德立功立言皆居绝顶”的第一流人物。元人危素曾说鄞县“为文献之邦，宗公大儒，前后相望”；至于“满朝朱紫贵，尽是四明人”之说，则更是这一“大观”的生动描绘。而所有这些读书人，对家国兴亡都有着自己的人文践行，他们是在浙东学派事功的理念观照下发蒙成长，功成名就，或者穷经皓首，终其一生的。无论在朝在野，学来知识为家为国服务。一旦家国利益冲突，忠孝不能两全，国亦从来都是要放在前面的。这样的理念，不可能不渗透在翁文灏的思想骨髓里。

    对于翁文灏而言，他人生的前后选择亦完整地体现了他个人的内在品质，如果他不曾这样做过学术，那么他也不会那样投入政治；而如果他不曾那样投入政治，那么他从前也不会这样面对学术。翁文灏如果能够再重新选择一次生命，他依然不会在书斋里终老其身的。

    母亲，我把这个意思表达清楚了吗？我是想说，我们之所以如此认真的工作，实在就是“责任”二字。

    有谁能够理解那“责任”二字的千钧之重吗？家国有多重，责任就有多重！

    然而，诚如王安石这位写过“春风又绿江南岸”的伟大政治家和诗人，他也并没有找到家国万寿无疆的通途，这和翁文灏的命运何其相似乃尔。作为国民政府的行政院院长，翁文灏曾经当过整个中国的家，他竭尽全力，但还是失败了，时势不让他这样的人成为英雄，他的万丈雄心一次次地碰壁倒下……都说“海阔凭鱼跃，天空任鸟飞”，那是需要海阔天空的。而在截止翁文灏从政的时代之前，中国历史上曾经有过哪一个阶段，为这些一腔报国之心的令人敬仰又让人扼腕的知识分子提供过海阔天空呢？

    而今，六十年一个甲子过去，家乡的后辈们确乎成了真正的经济英雄。翁文灏先生，对于您，我们是一定要有所告慰的。

    这个海宽天空的时代，是属于今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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