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到医学人们就会想到病，就想到了打针吃药；而想到我们医院就想到了癌症，想到了癌症就想到了死亡，所以这个“医学”给人印象是非常可怕的。SARS的时候我们看到了医学的无奈：在面对SARS的时候，所有的中国人都带上口罩了，为什么？到目前为止我们对病毒还没有什么有效的办法，所以尽管到了二十一世纪，我们还只能去防御它，怎么防御呢？SARS一旦出现在哪里，就把那个地方给包围住——这种处置措施在历史上也曾多次出现，而我们除了进行物理隔离别无办法。
所以我觉得虽然现在医学的发展日新月异，但是实际上也是很无奈的、也有很多没有解决的问题，比如医学人文的落后，就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往往大家到医院来看病，为什么对医生不满意？这实际上很大程度上是对医学的不满意，是对从事医学工作的这些人缺乏人文素质的不满意。所以我觉得医学的发展，不应该是仅有科学精神就够，也应该有人文素质。那么医学的概念是什么呢？汉语辞典说“医学是以保护和增进人类健康、预防和治疗疾病为严谨内容的一种科学”，这个定义提出医学就是“以人为本”的科学。那么什么叫“以人为本”？现在讲的科学发展观就是以人为本；那么以人为本的目的是什么？是要关爱生命，关注健康，减少疾病！
现在老百姓说看病难、看病贵。所以我们就不能不思考：我们的医学是不是真正做到了以人为本？现在医学的发展是不是让每一个医生都理解了什么叫“以人为本”？对不是学医的人来说，可能觉得这个有点不太容易理解，追溯医学的发展历史，医学的人进程文实际上发生了很大的改变。这就是说我们上学的时候，甚至于我们的前辈（因为我自己我父母都是当医生的，所以我比较了解），他们当医生的时候，医生看病只是看病人身体有什么病。你来了，什么病给你吃什么药，打什么针；但是不去关心你因为生病产生的一系列心理上的问题，但是现代医学的发展已经跟这个完全不一样了。
现在的医学要求一个医生既要看你身上的病，又要解决你的心理上的问题，所以实际上对医生的要求是很高的。医学本身也有很多的二重性，它要符合自然的规律和法则，同时又要符合人文的规律和原则，比如说伦理学的问题。说到伦理学，就比如说器官移植，大家都知道器官移植，但你看国际上最早的有关器官移植的书，它就讲器官移植是来源于中国的。它说在中国，几千年前有一个医生叫扁鹊，他有一次给人看病，发现这个人的肝上长了一个东西，他就给他打了点迷魂药然后把他的肝拿走，再把另一个肝给他换上去了，这在国外教科书里边讲就是肝移植。器官移植最早是出现在中国的，虽然在西方器官移植的发展非常快，而我们国家器官移植很大程度上受到了很多条件的限制。大概是20多年前，我曾经去法国学习，当时我已经是一个住院医师了，也已经是主治医师了，在法国我印象最深的、最受不了的一件事情就是参与的一例器官移植手术。当时我到医院以后，因为我可以做外科医生，就跟他们一起去工作。有一天我的上级大夫就跟我说“你跟我去一趟”，当时我就问去哪里？他说你就跟着我走吧。我就跟着他去了，我们那时候医院有一种很快的像救护车一样的交通工具，我就跟着出车了。我以为可能是哪个现场出事了让我们去，但是他直接拉我们到飞机场，然后就上了一个小飞机，这个小飞机只有30个人的坐，我觉得很恐怖，我上去的时候就已经有7个人。坐好之后他就说我们去取器官，后来我就跟他去了，我想反正我也跟他去了，也就不怕了。下了飞机有一个车接我们，直接把我们送到了一家医院的手术室；我跟大家换完衣服到手术室就看到一个病人躺在那：还在麻醉、脑袋上裹的全是纱布，就像一台手术。后来我就发现病人的心脏还有跳动，我就问说这个病人怎么了？他说这个病人出了车祸，他实际上已经就brain dead就是已经脑死亡了。脑死亡了以后，按照法国的法律就可以把器官贡献出来，给急需器官的人，他在生前已经签过器官移植的协议了。后来我们就开始进行器官“采集”，因为心脏是最不耐缺血的，所以要先把心脏拿走，就先来一帮心脏外科的医生，把心脏拿走，把血管都重放好；我们这边有一个是胸科的人，等他们胸科人的把这个心脏都拿走了以后就该我们了，我们就把这个肝脏拿走了；等我们肝脏拿走了以后，麻醉师就走了，心脏也不跳动了，然后就是肾脏，它是耐缺血时间最长的，所以肾脏外科的医生是最后来取器官的；最后再来一个护士把病人的肚子缝上，这个人就牺牲了。
当时这种情况让我感觉特别不好，因为我觉得这个孩子20多岁（那个时候我也20多岁），那么年轻，怎么就死了？后来器官移植都做完了后我就特意去看看，想知道这个人到底是什么样的？一看就发现他非常年轻，他是骑着摩托车，可能是出了车祸了。按照法国的法律，他就是一个器官移植的供体，他们的亲属们就是在外边等着，等做完这个以后，他等于给这个世界留下了他最后的贡献，这其实是很高尚的一种行为，家属就把他领走了去处理后事。家属认为器官给了别人，是牺牲者生命的延续，是最有意义的。
这件事情给我影响很深，现在医学发展中伦理学的问题，中国人在观念上是很难接受的。比如说我们医院曾有一个少数民族的病人需要截肢，但是截掉了以后他要留着“这个肢”，到他最终死亡的时候，他还要带着这个肢，比如说一起埋掉，为什么？他要求生命的完整性。人走的时候应该和来到这个世界上一样是完整的。只有这样生命的过程才完整。所以这种文化上的差异对我的冲击是非常大的，我也感觉到在法国这种高度文明的社会，现代医学的发展确实使得人们的观念非常超前。中国人从感情上说是接受不了的，而当时中国的器官移植手术也是非常少的。实际上因为很多的社会原因，中国的器官移植一直受到了来自伦理学、器官供体等因素的限制。当时我就感觉到：人文精神的差别、观念上的差别，使得中国医学发展受到限制，所以当时我们的器官移植做的非常少。
我在法国学的是异种移植，异种移植是用动物的器官移植给人，我们当时做的是猩猩、狒狒。把狒狒的肾脏拿出来，用牛血去灌注；灌注完之后，如果肾脏能够保持功能，就可以作为体外的一个model，就是一个模型。这个模型叫xenoplastic transplantation，就是说我们做的是一种异种移植，就是将一种动物的组织移植到另一个种动物体内。我当时就很天真地想，如果这个器官能够做成的话，中国的器官移植会有非常大的发展，为什么呢？因为中国的器官太短缺了。
你看现在我们中国有这么多的车，也经常发生交通事故，但是中国一旦出现交通事故很少有人会把器官捐献出来。大家知道北京有个医院曾经有一件事情轰动了全国，当时有一个医生在病人去世后，悄悄地把这个人的眼结膜、角膜拿出来，移植给了另一个人。当时就引起了社会非常大的争论，而且这是一种伦理学的争论。就是说这医生的医德到底怎么样？这医生怎么能没有经过同意就把眼角膜移植给另一个人呢？好在这个医生并不是为了获利，一分钱都没有拿，他是想让这个人的器官能够为另一个活者所用。但是他这种方法在很多年前就实施，那会儿确实是有点不太合适，不过他的主观出发点是好的，他为了那个人能够重见光明，他确实是受到了所谓道德的谴责。后来有一个病人就从云南专门赶到北京，到电视台去说“我也是个病人，我是一个接受角膜移植的病人”，他说他认为这个医生的医德是好的，大家不应该去谴责他，后来这件事情就过去了。
由此可见，人们观念上的变化对人们的生活影响是非常大的、对现代医学的影响也是非常大的。所以医学的发展有很多局限性，医学的科学本身就有局限性；而且医学本身也可能带来灾难，医学的伦理学会带来一些困惑等。比如说癌症，我们都知道癌症，癌症是什么？癌症就是一个肿瘤，是身体当中的一些细胞；正常的时候它可以每天交替地生长死亡，但是如果它失去控制，它就长得越来越大；然后它就会到全身去转移，这就是癌症了。随着我们国家对癌症研究的发展，现在人们在对癌症的认识和治疗上都有很大的进步；但是也应该承认，目前针对很多的癌症的治疗效果并不好。还比如说面对SARS，我们束手无策。SARS是什么？SARS就是一种病毒，既然它是一种病毒，那为什么我们人类就没有一种药物能够对抗这个病毒，在病毒面前就毫无办法呢？因为现在科学发展就是有这样一个局限性。
大家记不记得很久以前有一个电影叫《卡桑德拉大桥》？男女主角分别由巴特·兰卡斯特和索菲亚·罗兰扮演（她非常有名，当时是风靡世界的著名女演员）。这个《卡桑搭拉大桥》讲的是世界卫生组织当时在它的总部日内瓦研究病毒，但是因为有人不慎把这个病毒给带出来了；这个病毒就是鼠疫病毒，鼠疫病毒是一种传染病病毒。传染病有几种，一类传染病就是鼠疫，它一旦流行的话，整个村子的人或者更大区域的人都会被传染，这是非常恐怖的；因为鼠疫一旦流行的话，得了鼠疫的人就是一个传染源。那么现代医学它能够做的是什么呢？并不是说我给你打一针就好了，它没办法；没办法怎么办？就切断传染源；那怎么办？就把传染源给隔离了，也就是把跟它有接触的人都隔离起来。所以在电影中就把这辆火车给封了，因为这个人就在火车上。当时这个火车就停在了卡桑德拉大桥上，政府的意思是干脆把这个车扔掉或炸掉，那么病毒也就全都被消灭了。但是当时他们当中有各种各样的人，也有医生，他们最后就发现了一种抗体，最后拿这个抗体抵制病毒的肆虐、把这个病给治好了。
所以说人们在病毒面前实际上是非常无奈的，SARS的时候也是这样。SARS那会儿真的是非常恐怖，而我们的医生们那个时候也真的是非常勇敢。当时有的医院已经整个给封了，我们医院当时也有一部分病人被怀疑是SARS患者。既然是怀疑，就要鉴别他们到底是不是。如果是的话就得转到小汤山，在那里，SARS病人都搁在一块，就以毒攻毒了，你不是SARS也是SARS了。所以怎么样去鉴别是非常重要的，那我们就要组织一些医生去鉴别。结果有一病房里有几个发热的，最后把这个病房全都封了。当时我还在医院主管医疗工作，我准备了一个箱子，然后就跟家人说“我的箱子里边衣服、刷牙什么的全都有，如果有一天谁来拿这个箱子了，那就说明我进了SARS病区了”。当时我妻子就特别紧张，那时候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但是我们都做好准备了，因为医生这时候就和战士一样，要打仗了你就得上，没什么办法，也没什么好说的。当时大家都躲着医院的人，开车到医院附近的时候，大家都得把车窗给摇上去，因为怕病毒进来。我们医生是怎么样的呢？每天要到医院去看病人，每个病人都可能是SARS，你真不知道，尤其是有的病人还隐瞒自己的情况。
那时候我儿子学校的老师就说“你爸爸是医生，你爸爸很辛苦，你也回家休息吧”。你说他爸爸辛苦，跟他有什么关系；其实老师的意思是说你也别来，你要带点病毒给我们怎么办？后来就真不让我们儿子上学了，结果我们儿子就在家待着。其实这就是说大家特别不了解SARS，就觉得SARS太可怕了，谁要是发烧了，那大家就躲你躲得远远的。而当时实际上医生的感觉确实也是不一样的，所以这个社会其实对医生也不是很理解的，现在人们说医学的发展有很多伦理学的问题。比如说有一个大学教授，他是一个非常理性的人，因为肝功能不好接受了器官移植，等他康复了以后准备出院，他第一件事是做什么呢？他鬼使神差地到了一个酒吧，然后专门要了一个牌子的啤酒；他爱人就非常吃惊说“你从来不喝啤酒，为什么你这时候要喝啤酒呢？”。后来大家也追问他为什么会有这种行为，然后就发现他接受的器官的供者是一个年轻人，那个年轻人最爱去这家酒馆喝这个牌子的啤酒，所以大家认为这就是这个教授出院后的第一件事是去喝这个牌子的啤酒的原因。
所以说器官移植的确会带给人们一些伦理学的问题，那么人们的这种行为会不会受到器官供体的影响？另外科学界也有很多狂人，只为科学研究工作，不会顾及伦理学的问题。有一位意大利的医生，他说他已经做出克隆人了；但是这就给人们带来了很多困惑，所以有很多电影专门讲克隆人、或者人类是不是在自毁前程。医学的发展也给人们带来了很多这样的问题，如果这些问题没有解决的话，那么将来是不是会像很多科幻片展示的那样呢？我们也不知道。
安乐死是我们面临的另一个问题。医学发展到现在，尽管能解决很多问题，但也有很多病是治愈不了的，那能不能安乐死？
有一个女孩28岁，她叫李燕（同音），1岁时得了一种医学称为超级癌症的进行性肌营养不良症，这个病医学上是没有办法治愈的。她的病6岁的时候才确诊，现在她全身的肌肉都已经萎缩了，一半以上的骨骼已经变形；丧失了全部吃、喝、拉、撒、睡的自理能力。她患重病27年，受折磨27年，然后就想通过全国两会帮她提安乐死的申请，她说“我爱生命，但我不愿意活了”。这种情况怎么办？
其实不但是在中国，全世界有很多这样的病例。这个病人是一个法国人，她得了一种叫嗅神经母细胞瘤（同音）的病，度日如年。因为这样的病对人的摧残是非常大的，她自己的最大的愿望就是“让我安静地死去”，但是现在医学对这个病是没有办法的，那她能不能实现她的愿望？比如说现在国外允许安乐死了，那怎么实施？谁去打这一针？有人就认为说医生把针给你准备好了，药给你准备好了，把电按纽放在病人的床旁边，病人自己按钮吧，是这样的一个操作方法。
我们曾经遇到过这样一个病人，他真是生不如死，他说“你赶紧让我死吧”，但是为什么没有人来做这件事？因为这里确实有很多伦理学的问题。大家知道医院是一个癌症病人最多的地方，几乎经常听到有病人自杀身亡的消息，为什么呢？不堪疾病的折磨！试想谁愿意死这么难看，但确实是非常无奈的。某医院有一年来了一个小伙子，他是一个篮球运动员，很高；原来是非常潇洒、非常漂亮的一个小伙子；但是很不幸他得了胰腺癌。大家知道胰腺癌可以说是最痛苦的一种癌症，我们说一个胰腺癌病人，能活过五年的人只有5％。那么这个年轻人他得了胰腺癌以后怎么办，他最大的愿望是什么呢？他疼得非常厉害，后来有一天，他就从五楼跳下去了。当时所有人都觉得非常可惜，但他家里边人来了之后就说这样他就解脱了。所以我觉得现在很多事情就让人感觉到医学的发展确实有很多的困惑，有很多伦理学的问题。这些问题如果不解决的话，医学的发展就会陷入一些困境。
再说说我们医生，我们医生是什么？衣冠楚楚、风度翩翩、衣食无忧、来去匆匆、干净利索、潇洒飘移，这个一般说的是外科医生。内科医生一般就比较温柔，他的理论性比较强。其实医生自己感觉也还是不错的，但是我们在社会上是什么形象？我们是白狼，我们是打开肚子要红包、是拿回扣、是腐败、是只顾挣黑心钱的白狼。大家都知道3·15，每年的3·15是针对什么的？是针对假冒伪劣制造的，打击假冒伪劣的。我们的电视台每年都会播一些医疗的事，就是把医生和这些假冒伪劣的事放在一起播放，所以我们跟那些制造假冒伪劣者是一样的待遇。这就是现在医学、医生的一种处境，我们医学者有这样一句话“表面风光内心彷徨，容颜未老心已沧桑，似乎有才实为江郎，成就难有郁闷经常，比骡子累，比蚂蚁忙。”我很庆幸你们都没学医，因为现在学医实际上真的不好，医生也很少有让自己孩子再去学医的。
所以现在的医生有一个非常大的问题就是他们的心理压力很大，你看医患官司是非常普遍的，我在美国的时候就问他们美国医生说“你们有没有医患官司？”他说“我们也有”，他说“每个人都很担心自己”。在美国，如果医生有医疗纠纷的话，他的保险费就会上升，那就没有人去找他看病了，所以他们的工作环境也是比较恶劣的。另外还会有一些商业利益的冲突，这个就是说doctor-patient relationship，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就是医患关系。现在医患关系非常紧张，所以我们这些医生现在是在刺刀下生活，医生护士都得带着钢盔。
另外医生也有很多来自家庭的压力，比如我们听说有一个名牌大学毕业的学生，虽然书念得不是很好，但是他因为有各种关系，最后到了一个比较好的医院；不过在医院里边，他工作得也不是特别的愉快，再后来和一个护士结婚了；这个护士看到别的医生，特别是老医生们生活都还不错，就觉得他老不行，就给了他很大的压力；最终有一天，这孩子从15楼跳下来牺牲了。
这件事给我们很重要的一个启示就是：医生的压力，它不仅来自于工作还来自于家庭。所以你们如果谁和医生结婚的话，千万不要给他太大压力。
另外病人永远都是在complain（抱怨），他抱怨：医生太忙了、医生没有时间给他解释、医生还要拿红包、医生还有这个那个的。所以这个病人和医生之间都是要防着点，要留一手；所以医生和病人之间相互不信任，不过这感觉非常不好。我觉得医生应该学一点人文，要互相信任。1968年，我们在座很多同学还没出生呢，当时在中国出现了这样一个事情：有个农民叫张秋菊，她体内长了一个很大的肿瘤，这个肿瘤被亲人解放军给切除了。她手术醒来后说了一句话“毛主席救了我”。她的肿瘤太大了以至于她根本就躺不下去，每天只能坐在床上，因为她的瘤子实在太大了，有90斤重。这个瘤子这么大，就是在现在医学来看，这个手术做得也是非常了不起的，为什么呢？因为这么大的肿瘤在她身体当中存活了那么长时间，她已经适应它了。那做手术的时候最难的不是把肿瘤切下来，而是把它拿走的时候身体的状况——因为有肿瘤的时候，她全身的血管都处于压瘪的状态，肿瘤被拿走的时候，所有的血管都扩张了，扩张了以后，这时候大脑就缺血了。做手术时最大的问题就是如何防止大脑缺血，因为大脑缺血时间长了以后，人就傻了。所以当时做手术前，他们做了很多的准备工作，比如说给她断血管的时候，要有一定的缓冲的时间等。即使依照现在的医疗条件和水平，这种手术也是有难度的；当然我们现在很少见到这么大的肿瘤，这样的肿瘤毕竟是罕见的。
当时我还很小了，就觉得当医生真伟大。不过那时候所有的人都认为医生太伟大了，那时候的医生是天使。SARS的期间，人们就说医生是天使，说白衣天使你们太伟大了、太高尚了；SARS一过呢，我们这些医生就成白狼了。人还是那个人，但感知就不同了，现在的医生也特别不理解这事。不过现在确实也有很多人不知道医学模式已经转变了，那什么叫医学模式？我们老百姓都知道医生是干吗的？看病，看病是什么呢？看身体当中的病，给你吃药、打针、把你的肿瘤切掉；但是实际上人们关心的、医生应该关心的不仅仅是身体中的病，而且是因为病带来的一系列的社会问题。
我曾经在博客里边写了一篇文章，叫《我的第一堂人文课》。就是说在二三十年前了，那会儿中国女排正好在冲击世界杯，当我还是住院医生的时候，有一个病人，她是一个工程师，属于肺癌晚期。她跟她爱人住在病房尽头的一个比较好的房间，这个房间里有一台很小的电视机，当时已经算很好的条件了。当时我是住院医师得采集病史，因为我刚到病房实习，老师就说这个肺癌病人由你负责。后来我就去了。当我进到房间后，我就说“你好，我是新来的医生”。这个病人就看了我一眼，没理我；她爱人就说“大夫您别介意，她心情不太好”。我嘴上说没关系的，但也觉得很尴尬，因为刚开始当大夫，病人不理你，这样多难受啊，我来给你看病你还不理我。但是我觉得反正咱也不能就这样走了，毕竟我是医生，还是要治病救人的。后来我看电视有排球比赛，我就赶紧问这个病人：“谁赢了”，这病人一下眼睛就发亮了，她说“好象是咱们领先了”，她回答我。我就接着说“您也懂排球啊”，她说“你可不知道，我以前在大学是排球主攻手呢”。接着，她就给我讲她大学的时候，是他们学校女排的主攻手，而且当时非常风光，有很多男孩子追她等等。后来我跟她不知不觉就聊了差不多30分钟，这时候我的老师就叫我，我就说“对不起老师叫我，我得走了”。我当时也没把跟她聊天当回事，但她爱人出来以后就使劲握着我的手、两眼泛泪。他说：“小顾大夫谢谢你”，当时我觉得特别奇怪，我说“我是实习医生，你谢我干吗？我才刚开始进入临床”。他说：“大夫，我们在这个医院住了半年了，今天这半个小时是她半年来最高兴的时候，她从来没这么高兴过，谢谢你！”。其实当时我是个医生，但是我当时并没有给她治病，但是我让她高兴了、让她快乐了。对于这样一个正在等待死亡的病人，我做了一件可能比药物更重要的事情，所以这时候她的先生感谢我。这件事对我的震动特别大，我就觉得医生应该有同情心，我觉得医生除了有很好的技术外，更重要的是要注重人文关怀。
当然也不能太过“感情丰富”！我有一个女同学，她特别感情用事，经常哭，她自己的事就经常哭。有一次，我们病房有一个病人，他已经快不行了，就像电影里一样，他就把他的三个孩子叫过来交待最后的事情了；话说完了就摸他孩子的头，这时他说话就说不出来，但眼泪一个劲地往下掉，结果我们就听见后边我们这位同学哇哇大哭，比人家哭的还伤心。后来我们老师说还是让她出去更好，为什么呢？作为医生，你有同情心是很重要的，但是你不能完全感情用事，如果说你这么伤心，你的治疗策略怎么办？而且大家知道医院只有病人在跑，医生一般是不能跑的，假如要抢救病人，医生可以快走过去，但是不能跑，为什么？医生一跑，病人家属就觉得完了，你看看连主任都这么跑过去了，这事不好办了！所以就是再急，医生也要走过去。因为你是人家唯一的希望，所以我认为最重要的是要了解当时病人到底是怎么想的。
做医生除了要给病人治病，你还要考虑病人到底在想什么。比如我今天看门诊，下午从一点半开始，看了50个病人。这50个病人中有很多外地病人，有个病人来了以后就跟我说“大夫你先别跟我爸说他得的是什么病，他不知道”，然后才让他爸进来。我刚跟他爸说两句话，他就说“行，爸你出去吧”，他觉得这是为病人考虑，怕他爸受不了。后来我问他说有没有想过他这个行为到底对不对，他说“我是为他好啊”；我说“你为他好，你说你爸是什么都不知道吗？俗话说得好，‘好事不背人’，对不对？你要让你爸出去你就是告诉你爸你这事要糟糕，对不对？要是好事你干嘛不让他知道啊？你要得了奖你肯定说‘爸你来，我跟你说我得奖了’，你肯定要跟他分享对不对？那么这时候你让他出去你本身就是告诉他你的病不好，然后你还特别紧张，你还再编出点什么东西来”。
从实际而言这种瞒着的行为对病人并不是很好的，但是这种情况又是多见的，而我们的医生到底了解不了解？所以我们说医学模式的转变对我们现代医学的发展影响非常大。比如说过去生物医学模式，也就是说我看病、我给你吃药、我给你打针、我给你化疗、最后让你出院回家。但是现在是什么呢？是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也就是说除了关心你身体上的病，还要关心你因为病产生的一系列的心理问题。所以古代医学的医患关系有三个特点：直接性、稳定性、主动性，那么现在医学的医患关系特点是什么呢？现在医学把医患关系分成三类：一种是主动被动型，医生说让你干什么就干什么，让你把衣服解开就得解开衣服，让你把胳膊抬起来你得抬起来。还有一种是共同合作型，病人参与、和医生合作，这是不一样的。
医患关系的这种发展趋势实际上是整个社会文明发展的一个很重要的趋势。大家可能不知道现在有专业医闹，什么叫专业医闹？过去有人到医院来跟你打官司，砸个玻璃，喊喊就完了；现在不一样了，用电喇叭喊，也专门有人举着那种用电子计算机打出来的横幅，上面写着“××事，××人草菅人命”，那都是打出来的标准横幅，三个人一举那就跟一个展览会一样，就这样在医院门口竖这么一牌子，然后拿着大喇叭在这边念，这都是雇人专业做的，专业化的。现在的医患关系就是这种情况，所以我说和谐社会有时候做起来并不是那么容易的；所以面对这样恶劣的工作环境医生们的压力非常大，做手术只能做好，不能做坏，做坏了就是医疗事故。
另外有人统计说80％的医患纠纷都是医患沟通不良造成的，其实并不是什么大事，什么叫大事呢？比如钳子留在肚子里了，那是大事，但是这种情况确实是少之又少。那么医患矛盾都是沟通不良，没有说清楚引起的，还有一个就是不可预料的意外情况。比如说有一年有一个病人是一个小伙子18岁，因为跟人家闹矛盾结果被人扎了一刀，到了医院去以后，医生给他检查，当时并没有什么主要的表现，比如说心脏等生命体征都很平稳（我们说生命特征就是血压、脉搏、心率什么），当时那医生就说你先吃点什么药。结果他到楼道里走一走，快走到门口的时候摔倒了，这时候血压又下来，大家就去抢救没抢救过来，这是什么状况呢？是迟发性的一种心脑血管意外，但是病人家属不理解，说是你医生给耽误了。
所以这种情况就是我们经常说的：对医学、医生来说，面对社会确实要承担很多的责任，比如说预防保健的责任、提高人类生命质量的责任、参与社会现场急救的责任、发展医学事业的责任等。但是有时候我们会遇到一些特殊情况，什么情况呢？就是说医生是有职业执照的、有职业地点的；如果我的职业地点在北京，我要坐上飞机的话那就是不在北京了，那飞机上有人出了问题，我作为医生我该不该站出来？这里就有规范的问题了。
比如说某个地方有一个小孩溺水了，他被捞上来以后有个医生上去进行抢救的，谁也没有让他去抢救他就去抢救了，因为作为他医生有这么一种职责。他就先进行心脏按摩，然后口对口人工呼吸，结果没抢救过来，但把肋骨按折了几根。这时候家属不干了，谁让你抢救的？你抢救不但没救活，你还把肋骨给人按断好几根，那这时候你就说不清了。有时候你做了好事，但是社会不一定会承认，比如说一个人摔倒了，你把他送医院，结果他说是你给撞的。所以现在摔倒要不要扶都有规范了，不要轻易的扶啊。现在有《医师法》，你得按照医法行事。所以我觉得医生的责任是什么呢？是要知主诉、知不适、知苦恼、知失活不变、知社会问题，这对医生的要求非常高。
现在病人的心理也越来越成熟了，病人他要求安全感、方便感、舒适感、亲切感，但是医院是什么？我们的医院给我们的印象是什么？到处都是来苏水，被单是白的，什么都是白的，医生再穿个白大衣，让人觉得非常恐惧。其实在新加坡医生是不穿白大衣的，他把听诊器往那儿一搁，然后就到病房里好像跟你很亲近，这就让人没有那种恐惧感了。但是这种情况可能孩子比较愿意接受，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国家现在的治安也有问题，一个普通人他随便拿个听诊器你知道他是干吗的？有发小广告的、有卖药的，这你没法鉴别。但是对病人来讲，医院的环境的确很重要，不过现在的医院环境已经在改变了，像我们医院的病房，已经不是那种全白的了。比如说有的病房会弄成淡粉色的，小孩的病房会弄成其他的颜色等，它们都是不一样的，所以环境给人的感觉是不一样的。
现代医学的每一个地方都体现着这种人文的精神，有一次北医让我给学生讲讲怎么做北医人，我答应了，然后我就想我讲什么呢？正好那一天我做一个急诊，我想那我就讲讲急诊吧。“做北医人”是个比较虚的东西，同学们就觉得你肯定讲怎么样思想进步之类的，开始的时候都不怎么在意。我说昨天晚上我接了一个急诊，大家都安静了，同学们就开始听这个了，因为急诊他没听过。那那个急诊是怎么回事呢？是一个老太太得了化脓性的胆管炎（胆管就是肝上出来的一条管，这管里有很多的胆汁，然后胆汁排到十二指肠，帮助消化），胆管炎是要死人的，它的死亡率是50％，就是说得了这病她不容易活，那怎么办？要做手术，这时候我们和这个病人跟家属谈了很多，因为如果说疾病的死亡率很高的话，就必须要说的非常严重。谈完了以后病人还是决定做手术，因为不做就更不行了。后来我们从病房走到手术室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作为医生走在后面，就看到家属推手术车的时候，有的人摸着他妈妈的脸、有的人握着他妈妈的手，就这样扶着她慢慢走到手术室。后来我就跟学生说，你看这时候的病人，他认为这个手术室就是一面墙，就可能是生离死别，人家交给你的是什么？是一个生命，你真的是希望她能够好，但是有时候不一定有好的结果。
所以医生的责任确实是非常大的，我们国家的医学现在也注意到讲医生责任的必要了。对青年医生来讲，如果我们有英文讲座，专业报告，大家都会积极地参加认真收听，但是你说今天讲讲医患沟通，讲讲医患关系就没人爱听，人说这是浪费时间，我得学习外语，我得读读专业，但正是这些人文课程是青年医生最欠缺的。我们有个学生课程得分非常高，但是他真的不适合做医生，为什么？他学得太好了，学得眼睛都已经发直了，我觉得他不能看病人。因为他看病人以后，就非常紧张，也不知道该跟病人说什么。而医生是一个跟病人沟通的行业，得跟病人谈话。他来见我，我看他跟人谈话，我看着就替他着急。针对谈话技巧，我们医院一般都有培训，比如和病人谈今天手术可能会发生的几种情况。因为这个学生是第一次与病人家属谈话，没经验，结果他约了一屋子人跟他谈。他还没说话，这个人问一句，那个人问一句，两个小时他自己还没能说上话，就等于众人在质问他了。后来我跟他说：“与病人家属谈话，首先你一定要找一个重要的人跟你谈话，你要了解跟你谈话的对象是谁，另外也要注意不能跟谁都交代病情。”因为有些人是单位领导，他们不愿意让别人知道自己的情况。不能来了一个人说我们想了解一下25床的病情，你就跟人讲他的病情，因为有可能这个人是和病人有矛盾。病情这种事是不能随便跟人谈，这是隐私。所以你得先问清楚他是谁，然后跟他说务必把该病情告达病人本人或其家属，我们一般不跟其他人谈。这都是医务工作者必须具备的针对有人询问病情的训练，表达太书面化也不行。有些同学念书念太多了，尤其是医学生。你不知道医学生，经常是他学到什么就好象自己得什么：学到肾小球就得肾炎了，到医院就跟老师说我肾小球疼，其实肾小球是什么东西？那是显微镜下看的东西；后来医务室说最近学习的课程是有关胆囊炎，最近来看的都是胆囊炎。学到什么就看什么，所以这个也是要注意的即神经质似的心理暗示病。
现在医患关系问题已经引起了国家的重视，也引起了我们有关部门的重视，譬如现在有医师学会就鼓励大家要学会医患沟通，医患双方要互相理解等。从医生的角度来看，我觉得医患沟通方面很多问题的产生是因为医生的同情心不够，信心不足，另外还有过分自信和疏忽大意等情况不同程度地存在于医疗领域。其实这些问题总结起来是什么呢？是医生的人文素质和科学精神，尤其是医生的人文素养尚待提升。应该说科学知识大家都有，科学素质也都有，也就是说大家都具有科学精神。比如说大家学外语，都是很自觉地在学，尤其是咱们大学生、研究生，大家一有时间耳朵里听的都是外语，也都爱去看、都愿去学；又如学肿瘤的医学生得学化疗，你都不用教他，化疗方案他背得溜着呢，但是你说要他学点人文精神方面的东西，他就不愿意听、不愿意学了，他觉得这是在浪费时间。我们知道，科学精神造就了一个医生处理问题的基础，他改善了疾病的转归，特别是外科医生，科学精神大多是经过自主学习获得的。每个人都会自觉去学习，因为面临要考试、要提职称的需要，但是医生很少会自觉学习人文知识。什么叫人文？所谓人文就是人的本真心理层面的需求，引申为人性、人的情感，进而伸延成人类的文化、修养和教育。在坐很多是学文的，我在大家面前真是不敢说，因为我这只是自己的一点理解，譬如对人的理想人性的培育，优雅的艺术教育和训练，是在所有的动物当中只有人才可能追求这种知识，接受这种训练。所以在英文当中人文就该叫做什么呢？humanism，它汉语是什么？就是理想的人性和理想的人，这个大家要知道。医生的人文素质是指除了他的医疗活动必备的医学知识以外，他所有东西实际上都是他的人文品质，包括什么呢？你的沟通能力，你的科学的思维以外的、所谓理性的思维，判断力，你的对生活和事业的鉴赏能力，职业道德科学道德和团队精神，个人修养、法制观念，治学态度、科学学风，责任心、事业心、同情心等等。另外，我认为医生作为一种社会角色和他履行的社会责任，人文素质无疑是他最重要的一个素质，其作用远远地超过了他专业素质本身的作用。但是现在的环境当中，我觉得医生们对人文素质的修炼还是比较欠火候的。
我们知道外科是一个非常高深的学问，泌尿外科的专家吴阶平老先生曾经说过：医学是“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医学稍有不慎就可以酿成大祸，所以在医学的发展当中确实需要自身的修炼。我们医生，特别是外科医生，除了做好手术外，还要跟病人谈话、要思考、要学习、要科研、要健康、要获得信息、要有幽默感、要有责任感、使命感；我们得争取资金，我们得理解科学以外的一切事物；另外还要教育子女孝敬老人、尊敬师长、团结同志；我们也是父母、也是晚辈、也是兄长、也是老师、也是学者、也是科学家、也是邻居、也是纳税人，所以我们在手术当中应该是能工巧匠，我们在沟通中应该是睿智的讲者；科学上应该是受人尊敬的。人文素质对一个医生确实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认为作为一个医生，他除了要有专业素质，还应该有很好的人文素质。
关于这点我还想在结束前补充一点内容。
因为我上次演讲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内容，就是如何告诉病人坏消息。这是我们的一个课题，为什么呢？因为它本身就体现了我们现代医学的人文理念。什么叫坏消息？坏消息就是病人不期望得到的消息，病人都希望得到好消息。大家知道好消息是愿意和别人分享，领导说给谁涨工资，我去谈；让谁下岗，你去谈；为什么呢？因为下岗不是好事，这时候人们对待坏消息的方式有不承认、有回避、有无所谓、有心灰意冷等等。因为我们是肿瘤外科医生，我们每天遇到的都是坏消息，病人用很期待的眼光问我说，“大夫我这是良性的还是恶性的？”这时候你怎么说？我们在国外学习的时候，也发现他们专门有一个课程就叫“How to break bad news？”就是说怎么样告诉病人坏消息。我们就是从他们那里学到了一些东西：这里边包含了很多人文信息。
对于一个坏消息，大家知道有的人非常害怕，甚至有人就是给吓死了的；有的人是回避，不敢承认、不敢去看病。曾经有人居然在我门诊外徘徊了一两个小时后才满头大汗进来，他说他已经在外边徘徊了两个小时，听见我叫了他好几次了他就不敢进来，因为他害怕。当你遇到这种病人时怎么办？这种病人是非常紧张的人，而儿我们告诉病人坏消息时，要因人而异。像有些人，你可以直接一五一十地告诉他；比如电视剧《激情燃烧的岁月》里的石光荣，像他那样的身经百战、勇往直前、什么都见过的人，你跟他说没关系，他不怕。但是如果说这个人非常敏感、非常猜疑，你实打实地跟他说完了，可能他转身就跳楼了。所以针对后者，你不能跟他说，那你能跟他说什么呢？
很多年前，著名主持人崔永元做的一个电视节目叫《实话实说》，后来他的一个记者来找我，我跟他说我给你出个题目《对肿瘤病人该不该实话实说》，他说这个题目好，然后就做了一期。做节目需要找观众，当时找了什么人呢？一个是肿瘤病人；一个观众是他父亲得了肿瘤；还有我们两个医生；还有一个是中央电视台《东方时空》的一个知识女性，叫什么名字我不知道了，她是那种一看就非常有学问、非常理性的女强人。当时她就讲她的经历，讲她陪她母亲去看病，结果医生跟她说您母亲得的是胃癌，她说她听了以后当时就觉得晕了，觉得不能接受。她就跟大夫说，你是不是搞错了？就像国外电影里经常说的这不是真的、这是unbelievable的。你看就这样一个留过学的、有这么好的教养的人，面对一个坏消息时，她也是不理性的。所以面对一个坏消息，各种各样的人有各种各样的表现，这就需要研究了。也就是说作为医生，你要研究怎么样告诉病人坏消息他是能够接受的。其实你看肿瘤病人，他们都知道他得的是什么病，但人们都在隐瞒，也就是说这种隐瞒实际上是徒劳的，所以我写过一篇文章叫《坏消息对病人该不该隐瞒》。我认为有人为了隐瞒而做假证明是徒劳的，因为现在已经是信息时代了，人们不仅有肿瘤方面的知识，还有其它各方面的信息，根本不是你能隐瞒得住的。
所以一条坏消息，我们得会因人而异地去告诉他们，那么怎么告诉呢？我们有几条原则供大家参考。第一、我要问他一个问题“你想知道什么？”很多人听到这个问题后，他就会告诉你他想知道他得的是不是癌、他要不要紧等。他的回答就告诉你他对他的疾病了解有多少。第二、你要问他的第二个问题是“你已经知道什么了？”，他说“我看了病例报告了，怎么说是癌啊？我不相信”或者其他。这说明他已经了解了自己的病情了。如果他说他什么都不知道，他就希望别是癌，那你怎么回答他？假如他确实是癌，这时候我们可以说你这个病可能还是有点问题，但是咱们需要进一步的检查。为什么这样说？你得给他一个缓冲。
不过实际上癌症并不像人们说的那么可怕。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统计，三分之一的癌症经过治疗是可以缓解，基本不会影响正常生活；三分之一的癌症是可以预防的；三分之一的癌症可以通过治疗缓解症状。所以癌症不等于死亡，可是电视剧里癌症都等于死亡。也因此，我觉得我们现在树立的英雄人物是有问题的，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们的英雄人物，都是要牺牲在工作岗位上的。现在讲的科学发展观就是以人为本，那人就应该是最重要的，应该尊重他生命的价值，应该让他该工作时工作，该休息时休息，这样才是最尊重人的。这只是我的个人见解。
那其实对医生来讲，如何传递坏消息真的是非常重要的。我们曾经给医生做过一个培训，大家来看这幅图。这是什么？这是一个美女，你看这是眼睛，这是鼻子，这是下颌、耳朵，这是一个穿了裘皮大衣的美女；你再从这个角度看，这就是一个老太太了，这是她的嘴，这是她的鼻子，是一个老太太穿着裘皮大衣。同一幅画，又是美女，又是老太太，为什么？而且男性同学基本都认为是美女，为什么呢？因为观点不一样。同样一个事情，大家的出发点、思考角度是不一样的，所以它可能是美女也可能是老太太。
另外，我从医也30年了，也做了一点研究，那我接下来要讲的就是自己有关医学研究的一种感悟、一些体会。因为外科医生都是粗人，很多人不愿意做科研，他们认为他们太忙了。但是我觉得医生不但应该做科研，而且应该能够做。因为现在很多医生拥有的病历很多，但是我们现在医院在发展中有个误区，就是医院越大越好，人们都愿意把医院做大。但是我认为这本身就有问题，我们政府应该管一管。我认为我们应该是科学发展，什么叫科学发展？即如果医院只强调大的话，这不是科学发展，这是我们改革开放刚开始的那种所谓“快”；我认为医院的科学发展应该是做强，不管你的医院多小，即使只有500张床，但是全世界的病人都到这里看病，这就是最厉害的医院。病人不会因为这个医院大就来这里看病，说“这医院我不能去，我得去1000张床的”，为什么？1000张床，只要有钱就能盖起楼来，就能实现；但是医院的科学发展却是要靠内涵的。所以我认为医院的硬件发展应该受到限制，不要让他把资源集中在盖多少楼、建多少房上；而是说要把学科弄强，吸引病人来到你这里看病，这才是最重要的，所以要有科研。
因此，外科医生也要做科研，科研是什么？科研是奉献、是付出，面对这么多的临床问题，不是看好就行，而应该形成一些理论性的知识，做好这方面的科研。我曾经举过一个例子，是说SARS那会儿，我管医疗，当时我们要鉴别SARS病人和肿瘤病人，为什么呢？因为世界卫生组织当时公布了一个SARS的标准，发烧、白血球降低、肺部有阴影是三个金标准；符合这三个金标准的就是SARS。但后来我就发现这个标准是有问题的，我们接受化疗的肿瘤病人都会发烧，都容易肺部感染，也都有白血球降低，他的这些症状是化疗引起来的。那我们该如何区分这两者呢？当时我们医院鉴别SARS时，一有SARS病人我就得去，带着我们呼吸科的几个人一块看片子、分析。当时我们有9例病人，只有一例是SARS，剩下都不是，我们就发现什么呢？肿瘤病人的肺部有阴影往往是因为细菌感染，因为化疗之后他的白血球就降低了，容易合并细菌感染。但SARS是什么？是病毒感染，病毒感染要用什么治疗？激素，而细菌感染得用抗生素治疗。结果我们就发现出现白血球降低，肺部有阴影和发烧的病人在使用过抗菌素之后，肺部的阴影就一天一天减少。我觉得这个是我们值得鉴别的经验，所以就写了一篇文章叫《世界卫生组织关于SARS的标准不适合肿瘤病人》。我开始想投得再高一点，但是因为种种原因就投在《Cancer》上了，当时这个杂志两个星期就把我的这篇文章登出来了。
后来北医组织总结SARS文章的时候，其实很多文章是专业的搞病毒这些人发表的，也有人质疑说外科大夫怎么写了一篇文章，还是关于SARS！实际上这就是我们在工作当中观察到的一个现象，只不过我们把它总结出来了。虽然这实际上不是我的专业，但是我这一想法被同行认可了；因为全世界有很多的地方，将来再发生类似情况的时候人家就觉得这个经验是有参考意义的。
英国最有名的肛肠医院，他们当时做了世界上第一例的直肠癌根植术，就是miles（经腹会阴）联合切除手术。直肠癌要做手术的话，有些病人病灶位置可能比较高的，则可以保住肛门；还有一部分就是保不住肛门的，就得做个粪兜，就是给肚子上开一个口。而最开始的手术是谁做的呢？就是麦尔斯。当时做直肠癌切除手术时，一般都是从肚子上做，做着做着、越掏越下、越掏越低，就没办法了，怎么办呢？那既然上边做不了了，就从底下把肛门给挖走。这就是他从临床当中发现了的这个麦尔斯手术，这就开创了直肠癌手术的先河。所以外科的发展中有很多这样的例子，我们在这里就不作太多列举。
现在的肠癌，如果说瘤子比较低的话，我们就得把瘤子都切掉，这时就得在肚子上做一个造口，这个人就要带一个造瘘。这里又有新问题了，一个人如果带着造瘘，他的生活质量就不高了，那他就不愿意接受这样的手术。我曾经有一个病人是北京一所很著名大学的老师，她得了肠癌，她要做这个根治性的手术，我就告诉她说她这个保不了肛（门）；结果她说她要保不了肛（门）的话，她就不做这手术了。我就问她说为什么啊？她说如果她做了手术，她就不能重返讲台；她觉得带着这个造口袋子的话，她就不能跟同学们一起上课。后来我就跟她说手术实际上是必须要做的，毕竟保命是第一位、保肛是第二位。她说不行，这时我就把她爱人叫来，我就问他能不能劝劝他爱人。他说她们家跟她没法商量事、什么事都是她决定的，她说不的事情，你跟她说是没用的。这个女教师还写了很多书，是非常优秀的，而且是一个非常强势的人，所以她就一直不做。又过了一段时间，她的病越来越严重了，严重得她再次来找我说她想通了，要做这个手术。后来这个病人活得还是挺好的，她是能够面对这些事情的。实际上也就是说人到不得已的时候，在面临着生与死的时候，她可能就要牺牲自己一部分尊严。
实际上，直肠的手术中有很多问题是非常棘手的，比如说如果直肠肿瘤已经长得侵及肛门了，那就不能再做手术了，那么应该怎么办？过去面对这种情况也是要靠手术，于是有些人就发现某些病人手术后会复发，那就再切大一点；原来以为把直肠都切了就没事了，后来发现不行，它还在复发；而手术切口已经不能再大了，那怎么办？后来人们就发现，实际上手术并不能解决这种病人的问题，那要靠什么呢？得靠化学治疗和放射治疗。所以现在对于肛管癌，人们已经不用做手术了，用化疗和放疗就可以了，这就是现在咱们讲的证据医学。什么叫证据医学？就是Evidence-Based Medicine，就是说循证医学。过去说医生有经验这叫personal experience，是个人的经验，它现在在循证医学（Evidence-Based Medicine）里是最低级的证据。
所以现在医学的发展已经不是个人经验的问题了，而是一种随机对照的证据医学的时代，基于随机对照的证据医学让医学有很多的发展。1982年英国有一个学者叫Bill，他当时就发现，我们做直肠癌症手术的切除时间很长、会有出血；他做了很长时间手术后，就发现在直肠解剖面上有一个天然的间隙叫Holy plan，他就把它总结出来叫全直肠系膜切除。这个手术在当时并没有引起人们的重视，但是随着医学的发展，人们最后发现这个方法确实好。我们现在做直肠癌切除手术，两个小时就够了，而过去需要从早上做到下午，而且还会出血。这两者在观念上是完全不一样的，这就是医学发展的进步。
而且医学现在的发展是多学科的，叫MDT，就是多学科的发展促进临床问题的解决。比如说做手术，过去是直接做手术。现在就放疗、化疗后再手术，手术后再化疗，这就是多学科的综合模式，叫做MDT模式。再比如说现在的研究是包括基础研究和临床研究的，临床研究有个案分析、有病例报道，而其实基础与临床的结合，最重要的是选题。就像刚才我讲的SARS问题，再比如我们在做直肠癌手术的时候，就会发现很多病人容易复发，有些人他就不复发，为什么呢？有些人的瘤子很大，但是他没有复发；有些人的瘤子很小，但它马上转移了，这是为什么？这时就有很多人要寻找一些解决方法了，日本有些学者的解决方案是切除淋巴结，他们的理论基础是直肠癌周围有很多淋巴结，把淋巴结去掉后它就不会转移了。但是这个手术方案真正获益的人并不多，因为你扩大淋巴结清扫就去掉了很多的淋巴结，范围非常大，手术时间也比较长，那这应该怎么去比较呢？到底扩大切除有没有好处？后来日本有一个外科医生他先把直肠癌手术按照大家做的方法来做，然后他再一次做“再扩大手术”，再往外切，然后把这些再切的东西拿出来做病理切片，看这里边是不是淋巴结很多。他做了很多例，结果发现真正转移的病人只有5％，他最后得出的结论是：扩大淋巴结的清扫实际上只有5％的人是获益的，那95％的人得到的就只有副作用。但是他个人的结论是个人经验，在证据医学时代，我们需要逐渐地再进行多中心的研究，于是随机的找了很多家医院，大家一起来研究，最后的结论确实和这位医生的结论一样，也就说这种扩大切除的做法是不对的，病人是不获益的，这就给了病人一个很好的答案，让病人少受罪。
乳腺癌根治也是这样的，过去人们认为把乳腺切掉就可以根治乳腺癌了。但是临床上就发现把乳腺切掉了，癌细胞还会长；那就把胸大肌切掉，结果还是复发；这时候人们就说干脆把肋骨也切掉，肋骨卸掉以后这块都瘪了，但是病人还是在复发，为什么？后来经过很多年的研究，通过大量随机对照就发现乳腺癌它是一个全身的病，并不是说把局部切走了，它就不再长了；它沿着血液转移、沿着淋巴转移，这是你看不见的。有了这些理论基础，后来这个手术切除面就越做越小了。现在只是做局部切除，加腋窝的放射治疗，就可以得到很好的效果，病人也减少了很多的痛苦。另外有一部分乳腺癌可能用内分泌治疗就够了，不用开刀，只用药物就行了。
这些都是人们从研究、从实践当中发现问题的例子。再比如说我们做的门脉高压症，做分流把他两个静脉接在一起，这个口多大合适？有人说有两厘米，有人说一点五厘米，那怎么办呢？人们就总结吻合口两厘米的时候，他的并发症有多少；一厘米的时候，并发症有多少；一点五厘米的时候，并发症有多少。最后经过大样本的统计分析，有人就认为一点五厘米是最好的，因为这时的并发症最少，创伤也最小。
这都是所谓研究中出现的、或者发现的问题，而且有很多是来自临床的。再比如说做直肠癌手术时，我们有个手术叫PANP，什么叫PANP呢？它就是pelvic autonomic nerve preservation，是骨盆自主神经的保留手术。PANP手术最早在日本流行起来，因为在中国我们不太注意、也不太重视这个。还在于这个神经主要是对男性病人而言，以保留他的性功能和排尿功能。后来日本人发表了相关文章以后，我们就发现确实有很多病人在术后就没有生殖的能力了，这对特别年轻的病人是非常残酷的。后来我们就逐渐开始做这个手术，就发现很多病人做完手术以后，他的生活质量有了很大的改善。这个案例给我们一个很深的印象，就是说这些研究的问题一定得是重要的问题、一定得是能够改变治疗策略的问题。另外我们做肿瘤手术的时候有一个步骤叫高位结扎血管，就是说要从血管的根部来清除淋巴结，但我们就发现做高位结扎的时候，有些病人的淋巴结里边并没有转移，最后就发现不用高位结扎，也不再强调高位结扎，这些都是临床研究遇到的一些问题。
一个手术的安慰剂即到底做的对不对？要有其他的做对照，就是随机对照研究，如果没有对照的话，研究结果就值得怀疑。但是对照也有合理性的要求，比如说用一个药来治疗肿瘤，那么你的对照组也应该是有治疗效果的。你不能说像一个笑话说的，研究跳伞有效与否时，就只有背着伞的和背着小学生书包的，背书包的是对照组。这是不行的，对病人的损伤太大，所以你的对照一定要符合实际。另外RCT（随机对照试验）在临床研究中是最普遍的、最容易有依据证据的，但它也是非常困难的，而且临床上很多问题并不是像你想象的那样。你可以做这个对照，可以做那个对照，但实际上有很多问题并不是这样的。比如说临床上有术前放疗，对病人讲这需要做较长时间的放疗，很多病人就接受不了这个时间，也就说病人的依从性也很重要，所以我们就要通过我们自己的规范来推动一些治疗的策略。在这里，我想再举一个例子就是国际上治疗直肠癌有国际上的NCCN指南，National Comprehensive Cancer Network指南，是国际上最著名的指南。它说的一些证据对中国人到底适合不适合？它认为直肠癌应该做术前的治疗，但是我们就发现，它参考的文献，80％是来自于欧洲和美国，那这些资料实际上并不一定适合中国人。那我们中国人要不要有我们自己的指南？这些都是我们应该、也是可以提出来的问题，所以在这些方面我们也做了一些研究。
由于我讲的时间也不短了，大家听着既辛苦也很累，我就不再说太多了，只再说一点吧：科研要进行科学设计、要确实可行！比如说你设计的这些研究，需要一千个病人，需要18年的研究时间，这样的课题你最好别做，为什么呢？你没有那么长的时间，而且你得不出结论来，你18年后也不一定是什么样呢！所以大家做科研的时候要符合实际。另外课题不要太大，我们有的研究生说我要做的是直肠癌机理研究，其实机理你研究不了，你只能研究其中的一部分，所以不要急于求成。现在的研究生有的时候太浮躁，你要给他压力他也能出结果，但那结果你就不敢信了。我不要求我的研究生必须给我一个结果，阴性结果也没关系，但是你不能编。所以有时候，我的研究生也说我太认真了，就问我是不是真看他们的论文了。我说那可不是真看吗？我跟他说有一个错字你就拿回去，别给我看，你自己都没闹清楚呢还给我看？结果他们几个研究生就是互相检查，没错字了再给我。为什么呢？你不这样要求他就把带着错字的论文给你了，然后你还得给他写一个勘误表。我们曾经有一个老教授，是武汉一个特别有名的老教授，就说曾经有一个导师把自己研究生的论文寄给他了，这位老教授就给他列了一份三页纸的勘误表。虽然人家老教授什么都没说，但是我就认为这个教师真是应该感到无地自容了，让人家给你的学生“勘误”这样太不好了。
美国一个著名的专家说“研究要有创新性”，我觉得这个特别对，你要研究的一定得是重要的问题，如果你研究的问题其实不重要，那你就不要去研究。好的研究不一定花很多钱，也不一定要用很多的基金，但它往往是一个很好的想法，我觉得大家一定要注意这个。另外我们知道研究是要互相合作的，科研成果的投稿我们就不说了，那都是收尾的工作了，我觉得很重要的就是cover letter。在这里我也是提一下，不细说了。
我们的一些研究都是跟临床相关的一些问题，比如说术前放疗，我们发现放疗对有的人有效，有的人没效，真正获益的人是多少？30％，那就是说70％的人是不获益的。那我们怎样把这30％的人找出来，给他做放疗，而另外70％的人不做放疗？这其实就是说我们的肿瘤治疗开始是规范化，然后变成个体化，这就是我们做的一些研究。我们就给这些术前放疗的病人取活检，然后就把有效和无效的、完全缓解的和一点都没有变化的两组血清拿出来做比较，然后发现一些有意义的东西。另外这是我们跟北大的物理系一块做的一篇文章，发表在DCR杂志。原来我们做手术时，保不保肛我们都不清楚，但是我们和物理系的老师一起合作，给病人做了CT后就发现有的人骨盆是非常不正常，这给我们决定手术类型提供了很大的参考价值。
研究的设计非常重要。我们这篇是做有关CLD的研究，就是研究能不能用CLD来鉴别肠癌的病人，最后我们发现这个CLD方法不行，而这个阴性结果实际上也发表了，对病人也是有好处的。这是我们中国的一篇有关SRAS的回顾性分析，是我发表在《Cancer》上的，这篇文章实际上一分钱都没花，就是用我们的九个病例分析的。有些文章的病例很少，像这篇文章就只有六例病人，这六例病人是什么情况呢？就是肠癌同时合并胃癌。胃转移多数情况下是多发的胃转移，但有时候是孤立的胃转移；那这时候如果肠癌病人的胃上有病灶，医生往往想到的是胃转移，但实际上有一部分病人是肠癌合并胃癌；而胃转移和合并胃癌的治疗策略是不一样的。我们就基于这六例病人，写了这篇文章并把它发表了，总结出来怎么样可以鉴别胃转移和合并胃癌，就是通过Marker可以实现检查和鉴别。
另外现在有关干细胞的研究是比较热的，那么干细胞怎么运用到我们临床上？我们发现很多病人放疗之后，一点效果都没有。我就想他是不是由于干细胞在作怪，然后就找了一个研究生来分析，他就把这些放疗完全没效果的病人的标本拿出来，测这些患者干细胞的CD133，就是免疫组化；另外还把那些放疗完全缓解的病人的标本拿出来做同样的测试。结果就发现两个差别比较大，就是说放疗完全没效果的这些人，他的CD133表达很高，这说明他可能是有干细胞在抵抗放疗的效果。虽然这种的病例也不是很多，但是这篇文章也还是不错的。另外咱们在座北大的都是在做高水平的研究，跟北大比起来，我们临床的这些研究确实都只能算是低水平的研究，但却体现了我们的一些想法。虽然你们的老师做的肯定都是SCI这样的文章，这我们不敢想，我们只能说做点小文章。不过我觉得很重要一点要提醒大家的就是：要严谨要合作。
研究有时候是很痛苦的，我们曾经有一个研究是做放疗以后的脂肪清除，这是一个毒性非常大的东西，得把这个标本泡在乙醚里头，我们的研究生带着防毒面具做了四年60例病人的标本研究。当时病理科的人不让我们做，说味儿太大，让我们下班以后再去做，所以我们就等他们下班后潜入病理科再做这个研究。但是我们的研究结果确实是比较好的，我们在国外也做了报道。另外我们有一篇文章还发表在了美国的ASCRS，American Society of Cataract and Refractive Surgery；而我们也有文章入选于结实肠外科医师学会的年会，当时有一千多篇文章投稿，入选69篇，其中有3篇是来自我们科室的。这个是美国ACS，American College of Surgeons（美国外科学院）当时有中华外科学会投了近500篇文章，有9篇被录取了，其中有我一篇，还是比较地小有成就感的。
我觉得我们研究工作很重要的就是合作。我们的学生其实比较容易合作，因为学生之间没有利益冲突，到工作的时候就不同了，一涉及到利益就不容易合作了。在此说点题外话，中国人爱下围棋，下围棋的境界是什么？我进步还要把你堵死；中国人爱打麻将，我不胡，你也别想胡，我看着上家、看着下家我就不让你胡；我好不了你也别好，这是中国人最爱干的事。中国人不缺人才，单个人都是英雄好汉，世界冠军都是个人，但我们一到团队合作就不行了。我喜欢打篮球，我就举一个篮球明星的例子，我们的姚明在美国知名度非常高，上到总统下到一个普通小孩都知道姚明；姚明就代表中国，我们的中锋也主要是靠姚明，但是姚明在我们中国男篮连前八名都没进去。但是我们也有合作成功的经验，中国女排曾经得过六连冠，那么她们的经验是什么？目标一致、团结合作、不计个人得失、共同承担责任，而且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是要资源共享。
所以我们觉得大家应该有一个阳光的心态，我们不能光干活、不获益，大家一块获益你做责任作者、我做第一作者，大家都要获益这样才能做。比如我跟你做合作，我就只是给你干活然后当分母，那谁也不愿意干。而学生和医生也不一样，学生之间没有冲突，医生们很多都有冲突的。所以我觉得大家做人要低调，做事先请示，不要自作主张，而且大家应该多跟老师合作。很多事情研究生应该有自己的想法，而且我希望他能先有想法告诉我你想做什么；但是如果你什么问题都看不出来，我也可以告诉你，但是这样的人就没有什么发展的希望了。虽然你每天很机灵，眼睛转的特别快，手机玩得特别溜，但你就是没想法那就不行。我们这样的人太多了，很多人都是特别机灵，别看他穿衣服很光鲜亮丽，但是做起事来确实是非常差劲，所以大家要注意这些问题。
那么今天我就介绍这些，谢谢。
根据现场录音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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