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简单的例子，在座的还有很多人没有结婚，未婚。结婚和离婚的人，对不起，可能会有离婚，最有可能还是结婚的。你还没有结婚的人，不考虑离婚的事情，离婚的事情是结婚的人才考虑的，所以比较的时候，假如不考虑社会过程，你会简单地说，不结婚的人和离婚的人相比，但是就社会过程来讲，是要通过先结婚然后再离婚，我们觉得有两个研究焦点，第一个研究焦点，你在国有部门的时候，你会考虑在早期的时候是离开还是不离开，这是你的问题，离开会有怎样的结果，你当时可以离开，你不离开以后还可以离开，这是讲的第一次离开和第二次离开。

    假如没有离开，你会考虑会有什么样的结果，这是两个不同的焦点。因为不同的焦点时间不一样，而离开的概率是比较小的，0.16，所以我们就作为一个近似我们的比较，是把留在国有企业的人作为一种参考，就是这个原因，就是说三组人，虽然统计上看上去对称，但是实际上是不对称的。

    我们又做了倾向分数分析，实际上是我们把能够观察到的因素来控制干预组和控制组，就是在市场部门和国有部门工作者的差距，他们的差别在哪里，根据倾向分数来进行控制。然后我们在同样一个分数的层当中，比较市场和非市场的人的收入差距。在这个分析里面，教育不是干预，而是倾向分数的一部分，是被控制的部分。而干预是市场，你是不是进入市场，从国有部门进入市场。

    我们研究很有意思，我们发现早期进入市场不存在市场回报，对早期的人来说，进入市场和不进入市场，和你的收入没有什么关系。我们用了一个多层次分析，就是有六组，在六组当中，分别比较了倾向性相同的、可以看作有相同特征的人当中，在市场部门的人和在国有部门的人收入有没有差距，这个是大于2才有差距，统计上才有显示，所以这个曲线表明，对早期进入市场的人而言，进入市场并没有带来经济效应。

    但是对晚进入市场的人而言，结果是不一样的。存在市场回报，而这些回报在哪里，市场回报集中于不容易做转换的人群，这个我们做了一个分层，对倾向分数分层。我们可以看出影响是和他的倾向是成负项的东西，这个负项的关系说明，并不一定是市场本身是进入市场的人得到了回报，而是什么样的人进入市场，这些回报在哪，回报在低倾向中。低倾向是什么人？低倾向可能像你们刘老师一样，他是光华的老师，你在国有部门，你的条件已经很好，正因为你的条件很好，根据我们所观察到的特征来讲，你离开国有部门到私有部门的可能性非常小，这部分人离开国有企业、国有部门进入私有部门的可能性非常小。而恰恰对这部分人而言，他们进入市场回报是大的。

    换句话说，他们为什么会进入市场，就是因为市场对他们的引诱力非常大，他们已经有很好的条件，所以他们不太容易放弃现有的地位和职位。当他们放弃的时候，回报是大的，这时讲回报可能是一种现象。回报对他们来讲，他们更高的回报，反映出他们为什么会离开国有部门而进入市场部门，进入市场部门的机制是不一样的。换句话说，社会地位比较低的，他们很容易进入市场，对他们而言，进入市场不进入市场没有经济上的影响，而这部分人，很不容易进入市场，当他们进入市场的时候，一定是有原因的。

    所以对只有很低的转换倾向的晚期进入市场的人，这些人既有可能是那些在国有部门做的特别好的工作，对他们来讲，市场回报要很大才会离开。市场部门的吸引力必须足够大，才能够补偿他们在国有部门的既得利益。所以从国有部门转换到市场部门，是有机制的，有选择性的，而这些选择性，可能就导致了我们看上去市场部门的回报比较大。

    最后一个研究，第五个研究。我们在这个研究当中，关注了单位。大家都知道，在改革开放以前，单位的角色是很重要的，它决定了个人的工作、政治生活、福利。我们那时候单位是很重要的，电影票要单位，粮票、洗澡票也要单位，结婚证明要单位，住旅馆要单位，什么都要单位，现在好很多了。是不是单位在今天不重要，对收入和福利不是很重要了呢？

    所以我们的问题是，在改革开放以后的中国，单位是不是依然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我们用了1999年在上海、武汉、西安三地的调查结果，这是一个回归的结果。我们考虑了如下因素：城市、受教育影响的水平，公民的影响、性别的差距，干部身份、工作部门和单位效益。单位效益有两种，一个是线性的，一个是虚拟变量的。

    从中可以看到，三地城市的影响很大的，地区差很重要。除了地区以外，最重要的是单位效益。就是你的收入好，很大程度和你的教育没关系，和你的政府身份没关系，和你做什么工作也没关系，最重要是看你的单位的效益怎么样。你单位效益好，你的个人特征并不好，并不成问题。你的单位效益不好，你的能力再强，你的产出再高，你还是不能得到很好的回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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