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的光泽有一道属于他

    写在文学翻译家孙仲旭去世次日

    朱白

    文学翻译家孙仲旭于2014年8月28日在广州辞世，享年41岁。这是一位文学品位与我很接近的翻译家。我相信他一定喜欢他笔下翻译的那些作品，也零星半点地从他写下的关于译作的一些文章中，读到过他在文学上的一些偏爱和见解。

    J.D.塞林格、乔治·奥威尔、雷蒙德·卡佛、E.B.怀特、V.S.奈保尔、林·拉德纳、伊恩·麦克尤恩、雪莉·杰克逊、詹姆斯·瑟伯、理查德·耶茨、伍迪·艾伦……从这一系列孙仲旭翻译过的作家名字中，你也能看得出作为一名他自己所说的业余翻译家有着怎样一种品位。如果根据这些作家的名字为孙仲旭的翻译品位贴上几个标签，那么可以是边缘、另类、底层、小人物、优美、刻薄、童真等等。

    这样冒失地划分或者总结当然不够客观，一名翻译家可能需要更广阔的视野，但无论是翻译家还是文学爱好者，谁说他们不能有自己的偏爱性审美？哪怕是这种审美伴随着狭隘或者偏激，那也是人固有的并不可超越的一种局限。

    我愿意将一名年轻翻译家与上述这些名字直接联系到一起，也许即便孙仲旭没有翻译他们的那些作品，它们早晚也会与中国读者见面，但这正是在冥冥之中，他和它互相选择了对方。它散发出魅力和吸引力，而他经过漫长的文学阅读乃至训练，形成了自己的文学气质，面对乔治·奥威尔或者理查德·耶茨没法说“不”。

    我自己在没有细心对比的情况下，不敢贸然称就是喜欢孙仲旭的翻译，但我可以肯定地说喜欢他翻译的大多数作品，不但是在不同时间读过它们，也曾经很多次意料之外地被击倒过。

    个人理解的“业余翻译”就是不以此养家糊口的意思，当然也不指望它能带来丰厚的名利。既然为业余，那么可以虚无一点，或者即便寄托也可以全部对之寄托关于虚无的东西，而不用再去拿这个自己最喜欢的东西换回基本生活物质。

    我自己只是喜欢看外国小说，并以此与孙仲旭发生过多次交集，作为同在广州的读者或者文学爱好者，我们也没见过面。曾经有过一次互动，我大概记得那是卡佛作品集《火》出版后，我看到李敬泽的一篇极尽高高在上嘲讽之能事的文章，既是对自己喜欢的卡佛感到不服，也是对这种盛气凌人不屑一顾式的批评感到愤怒，就在转载的文章后面评论道：“这篇烂文章透着一股批评家的狡猾和自负，意思就是卡佛、布考斯基这种作家不足道，甚至连百度都懒得去看一下，所以错误百出、谬论比比皆是……这种阴着脸的最恶心，你还不如直接说你不喜欢你看不上你呢。”再后来看到孙仲旭称：“差点收入书中当序言，我力争之下，未用。”

    李敬泽这篇《谁更像雷蒙德·卡佛？》据说当时是应出版社序言之邀所写的，正如孙仲旭所称，是译者的强力制止才避免发生重大历史笑话。在这篇文章中不但将译者的名字搞错了，甚至连关于卡佛生平的资料都是捏造的，虽然后来这篇文章没有被收入卡佛作品集中，但仍然被作者发表了出来，我们才有机会目睹这样一个丑剧和丑态。

    之所以在孙仲旭辞世的日子里想到这样一件事，一来算是一点有限的接触，二来更是因为这也可以看出孙仲旭身上的文学气质。我们都喜欢那种来自于底层并极力塑造他们所熟悉的底层生活的作家作品，尽管在文学史上他们笔下的主人公常常被归为“小人物”，但生活中没有小人物，作家要花费力气完成的也正是这些看似小人物的逼真、无奈的人生。

    既然在文学审美上暴露出这样的倾向，那么对反之或者持其他审美方式的作家和作品自然就抱以“敌对”态度。翻译家不是文学史撰写者，所以不必公平和兼顾，任何一名翻译家都能将他自己所擅长和喜欢的东西极力尽善尽美地翻译出来，已经是善莫大焉了。

    我一直以为，翻译是为人作嫁衣裳，从某种刻薄极端的角度来说，翻译作品甚至不能算是译者自己的创作作品，因为这里的转换程度大于创造意义，逼真的转换比流露自己的价值观或者贴上自己的符号更重要，甚至后者在轻重程度上完全不能与前者相提并论。那些在翻译外国作家作品时，强行将自己意念和符号植入的行为，只能令作品蒙羞，那种不管翻译谁的作品、翻译哪部作品最后都变成自己的作品，是失败的翻译。作为读者，我也接受不了一名译者将翻译作品的扉页上署上“献给我的母亲”之类的话，这毕竟是转换而非真正意义的创作，译者有什么必要和资格将之当成自己的作品献给他人呢？虽然翻译也是一项劳动成果，但如此冒失的行为，怎么保证作品的真正作者会百分之百地接受呢？

    在我看来，孙仲旭保持着老牌翻译家的美德，刻板，甚至有点呆板，对于作品的理解和翻译伦理的遵守接近原教旨主义，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不会轻易越过自己的边界。这是常识般的美德，但在今天已经实属难得一见。

    如果可以通过他所翻译过的作品对一位卓越的翻译家进行缅怀，那么我愿意相信将《麦田里的守望者》《巴黎伦敦落魄记》《动物农场》《有人喜欢冷冰冰》《作家看人》《恋爱中的骗子》《火》这些作品，在时间的长河中从英文到中文，渐渐变成自己笔下的一个又一个呈现出独特美学风格的作品，这一定是一件命中注定的事，这些作品原本的光泽中，也一定有一道是属于译者的。换言之，对于译者，我们可以从这些作品透露出来的特质和倾向，看到一位常年坚持在翻译这个孤独寒酸行当的人的品质和卓越之处。

    像风一样逝去，留下的是情爱

    情爱大师渡边淳一散论

    姜建强

    一

    精神的意淫没有能使他益寿，肉体的欢愉没有能使他延年，他的生命终止于伞寿。这应该是个很不错的期望年岁了，但对于一个始终有情爱在燃烧的人来说，还是显得仓促了些。

    4月30日在东京都内的自宅，渡边淳一去世。死因是前列腺癌。

    渡边在日本素有“日本情爱大师”之称。这当然是溢美之词。如果通俗表述的话，就是“下半身作家”。渡边的看点就在这里。而他最著名的口头禅就是“喜欢女人”。那么，他的前列腺癌与“情爱”与“女人”是否有关？这当然不得而知。但是他说过这样的话，写男女情爱小说，需要有健康的身体。因为只有健康的身体，才能随人物冲动而冲动，随情节高潮而高潮。

    被确诊为患上前列腺癌的2010年，渡边76岁。他在接受记者的采访时说，尽管是76岁了，尽管是患上不能情事的病了，但喜欢女人不变。去年10月24日，他坐上轮椅，出席了银座妈妈桑们为他举办的八十庆生会。他对自己能迎来伞寿感到吃惊，并开玩笑地说，坐上轮椅，就再也不能偷偷地密会了。而不能密会，对人来说则是致命的。渡边对情爱的独到见解是：每个人的情爱只限于自己的一代，因此是永远没有进步的领域。所以情爱永远是文学的主题。读者也不会厌倦这个主题，因为它总是在一代人所理解的情爱世界里，将情爱表现出来。对于他的去世，日本文坛表现出一片惋惜之声。

    直木奖获奖作家藤田宜永说，在日本，为男女恋爱倾注全身精力的作家已经不复诞生了。

    日本笔会会长、作家浅田次郎说，人上了年纪就会变得木讷些，但渡边的作品一直具有青壮年所具有的能量，他是小说家的样板。

    与渡边有30年交情的女作家林真理子说，他始终坚信对女性的喜欢，对酒的喜欢，真是一个作家不可或缺的食粮。在书卖不出去的出版界又失去一位领袖。这不是一个作家的死的问题，而是整个文坛将会在冲击中崩溃。

    在电影《失乐园》中扮演女主角的黑木瞳说，得知讣报，一个人在哭泣。这位纯爱先生到最后都是非常洒落，非常绅士，让人感受到男人的美学。

    二

    毫无疑问，渡边在日本是一位畅销书作家。人们或许将他的畅销归功于情爱与情色的描写。确实从情色描写的角度来看，渡边的情爱小说与官能小说有一致的地方。就是极尽能事地将情交描写得再新颖些，再出奇些，再激烈些。读《失乐园》，读《爱的流放地》，读《紫阳花日记》，甚至读历史小说《天上红莲》，都能强烈地感受到一种来自情色的刺激与兴奋。以致他的《失乐园》刚出中译本时，被删去所谓涉“黄”的3万字。

    但问题是小说描写情爱与色情就能畅销？不见得。日本每年要出版很多的官能小说，但很难有畅销的纪录。日本读者对这类小说的兴趣似乎也不是很大。所以问题还是在于要有一种哲学，要有一种观念上的关照。这才是畅销的推手。

    那么渡边的小说暗地里涌动了一种怎样的观念呢？我们注意到他的作品总是放置于感伤与无常这个大主题之下。岛国人的存命，偶然性是他们的必然，必然性是他们的偶然。因此，无常观是他们最大最深厚的生命哲学。

    岛国人的感受性来自景色怡人的四季。但好花不常开，好景不常在。今天还轰轰烈烈的樱花，明天就飘洒如泥。生出的自然是一股感伤的情绪。既然一切是稍纵即逝的，既然一切是无常不测的，那么在感伤与无常之间，如何捕捉现实当下的人生快乐？如何享受鲜活肉体的那种欢快？

    色香终散尽，人生本无常。这是岛国人才有的思维定向。因此在渡边的笔下，生与死，性与爱，青春与老迈的描述，实际上就是感伤与无常的文学化和人物化。

    在渡边的笔下，《失乐园》被观念成一种非常稀有但很有力量的纯爱。而到达顶峰的纯爱，没有比死这件事更纯粹更清朗的了。如果两人欢爱的结果是最后在一起，过着一种平淡无奇的生活，或者成了一对时有争吵常有翻脸的世俗夫妻，那纯爱而引发的性爱，就将失去它的全部意义，或者这种性爱将不堪忍受世俗之重而变得委琐。所以小说中两个人最后选择以最纯粹的方式完成纯爱，那就是死。如小说中有这样的着笔：

    “好可怕……”

    久木听了不由自主地停下了动作，悄悄窥视着凛子的表情。

    久木宽阔的后背覆盖了凛子那纤巧而匀称的身体。透过床头昏暗的灯光，只见凛子紧蹩着眉头，眼睑微微颤动，像是在哭泣。

    凛子正临近快乐的巅峰，她的心灵和肉体已经挣脱了一切束缚，一步步沉入了愉悦之中。

    这种时候她怎么会说出“可怕”来呢？

    久木轻声问道：“你说怕什么？”

    耳畔热乎乎的气息使凛子浑身倏地一抖，她没有吭声。

    “你到底怕什么呢？”

    久木再次追问时，凛子才懒懒地低声说道：“我只觉得身体里的血在倒流，简直要喷涌出来了……”

    哦。原来如此。临近快乐的峰巅，会有一种可怕的感觉。而这种感觉作为男人的久木是无法体味的。小说最后写道：凛子紧紧贴了上来，久木用力搂住她那灼热的身躯，真切地感受到了凛子的新变化。这是种怎样的新变化呢？就是体验到了绝顶性爱的身心变化。毫无疑问，这种变化是死亡之路的通行证。

    三

    渡边说过，男人总是渴望成为女人的第一个男人，而女人则希望能够成为男人的最后一个女人。这就道出了男女在体验情色上的差异。2006年推出的情色之作《爱的流放地》，就是渡边试图对这种差异做出解构的一种努力。小说先在《日本经济新闻》上连载一年多，受到白领男女们的热烈追捧。“因为爱她所以杀死她。”这是令日本女检察官官织部美万分不解的一句话。

    小说写一位上了岁数的小说家村尾菊治和喜欢读他的作品的入江冬香。三十多岁的冬香是一位已婚少妇。他们第一次幽会是在八层楼的宾馆，可以从窗口俯瞰整个京都。已经下起了毛毛雨，京都的街道被蒙蒙烟雨打湿了。即将到来的情色二人世界，天气若是太晴朗，便了无情趣，秘密幽会以阴天或雨天恐怕为最适。小说这样描写道：

    他先是轻轻地触摸她的乳头，而后在其周围画圆般地爱抚，然后又返回到乳头来。两个乳房都在受着刺激，冬香缩了缩脖子，难耐地摇晃起头来。她那隐忍不发的风情，让菊治觉得可爱无比。看来冬香对自己的爱抚反应十分敏感。菊治为冬香的单纯感到高兴的同时，这意外的发现也刺激了菊治的好奇心。至少一个月以前，在饭店的咖啡吧里，和祥子一起见面的时候，他绝对想象不到冬香在床上会有这副陶醉的神态。当时，冬香忽然举手至额前，遮挡刺眼的阳光。于是，菊治脑海里浮现出戴着低低压在眉间的斗笠跳风盆舞的女人，而此刻的冬香与这一印象大不一样。但是，菊治就喜欢女人出乎意料的另一面。平时把各种各样的情感悄悄地深埋心底，平静度日。这样的女人受到男人意想不到的爱抚时，就会变得沉醉而放纵。

    看来，菊治想要窥探一下隐藏在文静外表下的另一个冬香。想到这些，菊治内心的情欲之火燃烧了起来。他要进一步挑逗冬香，让她疯狂到极点。越是外表上端庄、贤惠的女性，他越是想要彻彻底底地剥去她们的假面具。

    二人完事后，冬香仍然躺在床上，稍稍侧身背对着菊治，衬裙右肩头的吊带已滑落到了胳膊上，裙底边也微微卷了起来。这种毫无防备的姿势更是别具风情，菊治轻轻把冬香抱进怀里。冬香慢慢翻身似的转过身来，菊治又往怀里搂了一下，她便紧紧依偎过来。这是两个人交合后的第一次拥抱。现在已不需要再有任何犹豫和踌躇了。菊治把紧紧贴着自己胸前的冬香的吊带衬裙，从头上脱去，冬香也没有任何反抗。菊治再一次面对面地紧紧抱住赤裸的冬香。

    刚才躺在菊治怀抱里的冬香，无论是那雪白柔软的皮肤，微微张开的嘴唇，还是那灼热的私处，全都曾经被她丈夫抚摸，任由其施爱，最终生出三个孩子来。菊治越想越难受，越憋气，他赶紧打消这些怪念头。

    一次次的情事，一次次的高潮，一次次的最新体验，冬香也由最初的提心吊胆变得越来越大胆。在她生日那天两人来到箱根再次偷情。在他们激情交缠冲向高潮的那一刻，冬香突然向菊治提出“如果你爱我的话，就请把我掐死吧”的要求。冬香说完，菊治的手伸向了她的脖颈。不过就在冬香快要断气的一刹那，菊治松开了双手。“杀了我吧？我幸福得直想死！”冬香的这句话成了菊治心中的一个魔咒，每次菊治以最直接的方式爱对方的时候，冬香的心中就会升起赴死的激情，一次比一次清晰，一次比一次强烈，越陷越深……就在这天晚上，冬香在达到高潮后感到前所未有的激情难耐，又一次让菊治掐死她；而这一次，菊治也被冬香的忘情感染，伸出因激动而颤抖的手，伸向冬香那白皙滑腻的脖颈，一点一点用力……原来，不伦之爱才是纯爱，而纯爱是要献身的。从肉体到精神，从精神再到肉体，这种升华的过程，是不是就是成年人纯爱的方程式？在爱和性达到最高潮时死亡，是很美好的。它不同于情死，也不同于情杀。这是让爱留住，让高峰体验留住的最完美的方式。这里，死不是爱的毁灭，而是爱的重生。

    渡边淳一要解明的情色主义是：如果说男人的情欲只是偏向好色的话，而女人的情欲一旦开启那道“最爽”之门，是所有男人在性爱中无法体验到的。和丈夫做爱，女人只有自然反应的性快感；与情人偷情时，女人是用身体和心一起做爱，是情欲的彻底拨动和最完美的表现。法国思想家乔治·巴塔耶曾写下：“情欲是人将死之前高涨的生命力。”而渡边的小说场则对这句话做了可重复的验证。

    四

    原本是执刀医生的渡边，看过太多的血肉，看过太多的死亡。或许他总是习惯性地向人的最深处窥望；或许他才更深地领悟到肉体何以死亡，死亡的肉体何以安魂这一人类面临的共同困惑。而性爱与死亡相连，则是人性中最本质的东西。他说，阴茎与阴道、雄激素与雌激素的差别，决定了男女情感表达方式的不同。我的小说就是要把这种不同揭示出来。两人爱到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但男人的爱与女人的爱仍有本质的不同，认识到这一点，才是爱的最高境界。

    《魂断阿寒》中的纯子，只有18岁，但她仍然懂得只身前往白雪皑皑的阿寒湖，以沉睡入雪地的方式结束自己的青春胴体。这让人惊叹不已。这需要一定的理解力和相当的观念关照才行。渡边说，这位纯子就是自己高中时期的初恋对象。他说，我至今还记得接吻时，她瞳仁的样子。但后来渡边才发现，这位纯子在与他交往的同时，还与另外5个男友交往。这促使渡边思考的一个问题是，她究竟最爱谁？她为何同时交往复数男性？

    这里的问题难点在于，纯子能在这样的年纪就能如此坦然地周旋于男子之间，这是为什么？而渡边笔触所到之处表明，这与其说是一种青春的猎奇和骚动，还不如说是渴望成长，渴望遇见自己瞬间美，渴望得到真爱的一种极端。于是这种灵魂里最深层的悸动，最终以极端的形式表现了出来与白雪融为一体的自杀。这是救赎自己的最终手段。她不爱我们，她最爱自己。她喜爱表演，甚至主动去堕落，冲破一些道德观念。她仿佛在和人说，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看到艺术，才能在于生与死的边际体验绝对的安静与新鲜。

    渡边万事从下半身思考问题，有时倒也柳暗花明。如《源氏物语》里留有一个有趣的问题为什么源氏与六条妃子发生了多次情事之后，对她渐行渐远？作为身心成熟的“未亡人”六条妃子，为什么对源氏没有更强的吸引力？小说没有这方面的交代。或许作者紫式部是个女人，她厌倦事事巨细的性描写。而渡边给出了一个颇为有趣的见解为：六条妃子的“秘所”有问题。也就是说，在情事方面，她的“秘所”不能吸引身经百战的源氏。源氏交际佳丽无数，但就其知性的天分来看，数六条妃子最高。是否知性之女，“秘所”必有其功能性的欠缺？活着就是生命的意义，感官的欲望才是我们每一天无法回避的事实。这一存在主义哲学，在渡边的笔下，化为无数鲜活的生命个体。

    五

    这几天，北海道札幌市的渡边淳一文学馆，前来吊唁的人络绎不绝。其中有吊唁者说：他像风一样逝去了，留下的是情爱。

    生灭灭已，寂灭为乐。这是佛教的境界，也是渡边的境界，这个境界后人是无法复制的。从这一意义上说，日本人将很难再复制一个渡边淳一的情爱大脑，将很难再有超越《失乐园》《爱的流放地》的情爱作品。

    是的。天下最好的东西往往与最坏的东西相似。纯爱与情色：一个是无心，一个是刻意，完全的异质，但日本人则能异质相容。于是诞生了适合他们风土的，我们看起来有点另类的情色文化。这就有点像轻舟从雾中穿过，到了湖边，才看见那么一条细痕。或者干脆说：午夜，曲倦灯残，星星自散。

    这就令人想起雪莱的一句话：同人生相比，帝国兴衰，王朝更迭何足挂齿；同情爱相比，日月星辰的运转与归宿又算得了什么。

    有雪莱这句话相伴，渡边淳一可以安然闭目养神了。

    没有罗孚，哪有金庸梁羽生

    许骥

    五月凶猛。

    进入五月的第一天，台湾传来噩耗诗人周梦蝶过身；没想到第二天，香港也传来令人意想不到的消息报人罗孚去世。接踵而来的讣闻，实在令人难以接受。尤其是罗孚，作为传媒工作者，谁人不知其大名？然而，罗孚绝不是一位简单的报人，是作家，又是作家的伯乐，更是“统战高手”，这才是最难得的。

    说实话，目之所及，其实能够称得上作家的传媒人是不多的，文笔好的也不多。不少传媒人，都是靠资源、人脉上位，写的东西经过时间历练，大多总被雨打风吹去。只有凤毛麟角，例如早前从《苹果日报》荣休的散文家董桥，是很可以称得上亦报人亦作家的角色。罗孚也可称得上一位，其《西窗小品》《北京十年》等书都值得一读，而他却正是很早就写过文章，向内地介绍董桥的人。

    1989年4月，应著名的《读书》杂志主编沈昌文先生之邀，罗孚用笔名“柳苏”写了一篇《你一定要看董桥》，旋即在内地掀起一股“董桥热”，可谓一直热到今天。那时候，内地还没有多少人知道董桥，更加难以想象香港有这样好的散文家。

    而且，罗孚文章还写道，董桥不仅散文写得好，同时董桥也是藏书家，对马克思主义也很精通等等，简直是全方位的人才，并且那时候董桥才不过区区47岁而已。至为重要的是，罗孚在文末点出这样一种观念：“董桥的散文不仅证明香港有文学，有精致的文学，香港文学不乏上乘之作，不全是‘块块框框’的杂文、散文。他使人想起余光中、陈之藩……他们大约只能算半个香港或几分之几的香港吧。董桥可以说就是香港。”以此来说明，董桥对香港的重要性。

    罗孚是很爱香港的，或许可以这么说，他为香港正名。

    2009年时，罗孚接受内地记者李怀宇采访，解释为什么会在《读书》上写《你一定要读董桥》这篇文章：“董桥当年在伦敦的时候，我找他写过伦敦一些小事，写了几篇他就写不下去了。后来我到北京之后反过来替他写一个专栏，叫‘燕山诗话’，在《明报月刊》登的。当时看董桥的文章看得比较多，他的风格比较突出。不过我觉得近年他写文章的路越走越窄，都是写些古董什么的，他说他不想继续写给年轻人看的东西。”

    罗孚又说：“主要是因为当时人家认为香港是文化沙漠，我的意思就是你们看董桥嘛，还能说是文化沙漠吗？！意思是你要看全面的东西才能了解香港的文化情况、文学情况。”他很直截了当地指出：“香港有金庸当然是不凡了，但是除了金庸未尝没有别的东西。”是的，不知什么时候开始，香港文化被几个简单的符号所代表而香港显然没有这么简单。

    谈及金庸和罗孚的关系，2010年已故香港文坛前辈方宽烈出版过一本著作：《香港文坛往事》。书中有一篇名叫《香港文艺界奇人陈公哲》的文章，其中略微提及罗孚：“陈公哲又编撰一册《精武观之吴陈比武》详细记述太极派吴公义、白鹤派陈克夫两位宗师在澳门新花园比武的经过，这事当年相当轰动，加上这书的渲染，港澳人士几乎没人不知，罗孚那时在香港《新晚报》任总编辑，见这情形，马上叫副刊编辑查良镛和陈文统各自撰写武侠小说。陈首先用‘梁羽生’笔名撰写《龙虎斗京华》，跟着查良镛用‘金庸’笔名写《书剑恩仇录》，分别在《新晚报》《大公报》连载，读者反响不错，销量大增，后来竟造成金大侠在文学界的崇高地位，梁羽生亦成为当代著名文学家，这册《吴陈比赛》应居其功。这书主要的几章是：1.吴陈比武之起因，2.新光楼头之签约，3.事前设法之劝阻，4.社会反感之公论，5.预测决斗之结果，6.比武场面之纪实，7.吴陈斗后之检讨。这篇文章虽然是以写陈公哲为主，但点到了金庸和罗孚。

    实际上，当时罗孚是《大公报》的副主编，也是该报旗下《新晚报》的主编。那年的武林盛事，确实闹得很大。当时摄像技术虽不发达，但吴陈二人的比武却有影像为证（今日仍可上网看到），足见重要性。上年纪的香港人、澳门人，不少还记得这件事。而罗孚一方面极为敏感，立刻趁热打铁请人写武侠小说；一方面慧眼识金，叫了金庸和梁羽生两人去执笔，这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应该说，没有人想到后来金庸竟然能够凭借武侠小说成为”文坛霸主“，更加不会想到金庸成了很多人心中等同于香港的文化符号。所以到了1989年，罗孚才要浓墨重彩地推介董桥的散文。只可惜，对香港的简化后来似乎愈演愈烈。

    和大量南来的文人一样，罗孚也是心怀大中国之人，他一生的志业，都是推动整个中国朝向更加文明进步的方向前进。港之于南来文人者，暂栖之地罢了。

    1921年出生于广西桂林的罗孚，中学毕业即加入《大公报》工作。不久之后《大公报》转去重庆，罗孚也去了重庆。再后来接受任务，到香港继续工作，后半生大部分时间都留在香港。罗孚是众所周知的中共党员，也是无人不晓的”统战高手“。论人脉，香江几乎无出其右者，无论大事小情，他都能搞定。

    香港专栏作者许礼平有篇小文《雾里看花说罗孚》，其中提到一个细节，很能看出罗孚的神通广大：

    “记得港穗直通车开通不久，一票难求，但一托罗公，立即办妥。谢稚柳访问香港中文大学，有事须延期留港，那个年头，要邀请单位中大发函申述延期理由，再向新华社（即今之中联办）申报，又要经谢公所属单位上海博物馆以及其主管机构文化厅同意，还有人民入境事务处等等，一连串麻烦事务让谢公头痛，但我领着谢公上《大公报》找到罗公，一切都好办。罗公又乐意助人，怪不得能交这么多朋友，端的是共产党统战高手。”可窥一斑。

    恐怕谁也不会否认，香港对于整个中国来说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否则，周恩来也不会几次三番地强调不宜过早收回香港的理由。然而，罗孚却不像有些南来文人那样，觉得香港有“义务”推进中国的进步，甚至认为为了整个中国，牺牲香港是不那么重要的一件事。罗孚一直都有反求诸己，感觉他在香港住的时间越久，就越爱这片土地和这里的人。1967年，香港发生过著名的“六七暴动”，罗孚是为数不多敢于站出来向全港市民致歉的左派。或许，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即便罗孚有官方身份，他仍然获得不少香港民主派的尊敬。罗孚去世之后，香港记者协会第一时间表示哀悼，称他有着“承担及面对错误的勇气”。

    1983年之后，罗孚在北京“闲居”了十年。对于导致这十年的原因，至今仍有很多种说法，并无定论。我们只知道罗孚公开的罪名是“间谍”，而且和美国有关。2011年，香港书展上有一本畅销书，叫《我的父亲罗孚一个报人、“间谍”和作家的故事》，作者是罗孚的儿子罗海雷，该书后来还获得了当年的“香港书奖”。书中提到不少小故事，让我们知道在香港从事统战工作的不易。

    例如，1969年美国阿波罗号宇宙飞船登月成功，这是全人类的一件大事。罗孚准备将此事作为头条前报道，只保留大标题，头条留给其他新闻，以免过于突出美国。然而即便如此谨小慎微，第二天仍然收到外交部的电报，指责罗孚丧失立场这是罕有的严厉批评。

    不久后，中美开始乒乓外交，中美关系开始缓和，基辛格秘密访中、尼克松访华、中美正式建交……罗孚接到新的任务，就是对美工作。他曾于1971年组织“北美第一团”访问北京，但听闻这也招来非议。罗海雷说，当时有人闲言碎语：“罗孚不会英文，却负责对美工作。”

    据说，罗孚晚年不太喜欢说自己的故事，尤其是涉及别人的事。他的理由是：身为报人的操守不少当事人已经过身，事后说他们的故事有点不厚道。但是，罗孚三缄其口的理由大概没有这么简单。毕竟，一个这么重要的人物，在其位上知道太多事情，说或不说，都很为难。随着罗孚离世，很多真相恐怕再无人知。也有可能不少笔墨官司，即将甚嚣尘上。树欲静而风不止，多少身后事，留与后人说。

    马尔克斯的第二次死亡

    写于加西亚·马尔克斯辞世之日

    叶克飞

    在我记忆中，这是加西亚·马尔克斯的第二次死亡。

    第一次大概是在三四年前，我在某报上读过一篇关于书展的稿子，记者直接把马尔克斯写成了“已故作家”。可能是大师成名太久了吧，以至于在某些人心里，他早已自动离去，非安居天堂，不足以让人高山仰止。

    打开微博，又是满屏的蜡烛，满屏的《百年孤独》，也许其中有些人是今天才知道这个名字吧。跟风是一些人的强项，对一个素不相识的人（对作品同样素不相识）表示悼念，同样是一些人的强项。这让我想起前几年，那个在“文革”中上蹿下跳，如今又以“含泪”闻名的作家来城中亮相，一群人以“大师”称颂，书店里也摆满了他的书，据说销量一时剧增，友人说过一句很贴切的话：“即使是一坨大便，很多中国人也会循味跟风。”

    在这样的日子里，我最庆幸的是：有几个朋友，在朋友圈里坦言自己没读过《百年孤独》，或是压根没读下去愿意放下面子讲真话的朋友，总是相对靠得住的。

    大师本寂寞，何况是马尔克斯，他的晦涩决定了他的作品不属于大众读物。他也未必在乎你是否读他的书，读不意味着高明，不读也不意味着失去了什么，但他肯定不喜欢有些人跟他装熟。

    说起马尔克斯，很多人言必称《百年孤独》，我则独爱《霍乱时期的爱情》，也更喜欢它的台湾版译名《爱在瘟疫蔓延时》。

    我最喜欢的达明一派，也曾有一首《爱在瘟疫蔓延时》，那是周耀辉作为填词人的初试啼声，颇为惊艳。一句“不必亲近在这天，不想今后独溅泪”，俨然标准伤情歌，可是副歌部分的“独舞疲倦，倦看苍生也倦”，以及那句“静听天怨”，便让人听出了末世情结和大时代的悲怆当然，若对那时的香港地区、那时的中国缺乏了解，你不会理解这悲怆。

    马尔克斯的文学之路，同样与大时代息息相关，以至于他和一位好友常常被人相提并论。那是1948年的“波哥大事件”，那年4月9日，哥伦比亚总统候选人、自由派人士豪尔赫·盖坦被暗杀，首都波哥大陷入混乱，动乱导致数千人死亡。当时正在波哥大读大学的马尔克斯，从此对肮脏政治深恶痛绝，潜心文学。而当时正以学生代表身份在波哥大参加国际学联会议的另一位年轻人，却一心要“武装夺取政权”，他是卡斯特罗。

    这种在大时代面前的际遇与人生选择，在历史上并非孤例。比如五四运动时，也有一个青年在一片热血沸腾中摇头叹息，准确地看到了运动中的一些暗面，他是梁实秋。

    暴力并未终止，1949年到1962年，哥伦比亚始终政局动荡，近三十万人丧生。此时的马尔克斯，坎坷困顿，一度流亡欧洲，他的《百年孤独》，要到数年后才开始创作，并完成出版。1955年，他出版了《枯枝败叶》，1962年，他出版了《没有人给他写信的上校》，它们必须要沾后来者《百年孤独》的光，在他成名后才成为经典。

    拒绝政治的马尔克斯，无法在作品中回避政治。即使是并不魔幻现实，在技巧上极为传统的《爱在瘟疫蔓延时》，也在哥伦比亚的混乱背景下衍生剧情。那个海港城市喀他赫纳，在战争和霍乱中沉沦，仇杀与劫杀遍地。即使爱情无比热切，哪管天昏地暗，仍逃不开这乱世宿命。

    这种大时代背景，使得那句人们熟知的“广告词”有些单薄，“他们在二十岁的时候没能结婚，因为他们太年轻了；经过各种人生曲折之后，到了八十岁，他们还是没能结婚，因为他们太老了”，没错，故事真的是这样，但不仅仅是这样。

    死亡与孤独，是与爱情并存的母题。在那个城市里，因为内战、霍乱和混乱的治安，到处都是腐臭的尸体。如果没有爱情，你还能从哪里获取勇气，在满目疮痍下生活？

    但爱情本身，往往是最容易遭受阻挠的玩意儿。马尔克斯就借费尔米纳之口说：“一个世纪以前，人们毁掉了我和这个可怜男人的生活，因为我们太年轻；现在，他们又想在我们身上故技重施，因为我们太老了。”

    人们总是乐此不疲，毁掉别人的生活，然后，再毁掉一次。有时，他们甚至不需要借助战争，也不需要借助瘟疫。

    霍乱曾真实发生，但它同样是一种意象，它的本质是孤独。人生而孤独，没有人能改变独个儿前行的命运。凄风冷雨中的仓皇，未必是每个人的肉体必经，却是灵魂不可逃避的路程。

    霍乱还隐喻着爱情。爱情本就是一种病，疯狂的爱更如瘟疫蔓延。

    所以，你必须相信，那个13岁的教会学校高傲女生，会与一个消瘦、近视的私生子电报员相爱。你更要相信，即使两人后来决裂了，可是在51年9个月又4天后，他会对新寡的她说：“这个机会我已经等了半个多世纪，就是为了能再一次向您重申我对您永恒的忠诚和不渝的爱情。”

    这样的爱情，不仅仅是瘟疫，也是一场两个人的灾难。

    那年，他76岁，她72岁。他“鼓足勇气用指尖去摸她那干瘪的脖颈，像装有金属骨架一样的胸部，塌陷的臀部和老母鹿般的大腿……肩膀满是皱纹，乳房耷拉着；肋骨包在青蛙皮似的苍白而冰冷的皮肤里……”

    在那漫长的等待里，他用了25本笔记本，记录了622场与污秽城市、持续瘟疫和无尽死亡并存的爱情。因为内心的期待，他最喜欢寡妇，直到老去。当她的手在他的下体“找到了那个手无寸铁的东西”时，他说“它死了”，还说“过多的爱和过少的爱都对它有害”。虽然，第二天，他能够以“迅速而可悲”的状态，完成与她数十年间的第一次做爱。他们错过了青春和美妙肉体，但也避过了琐碎生活的纷扰，直抵死亡。

    在《爱在瘟疫蔓延时》也就是《霍乱时期的爱情》出版的十年前，马尔克斯还写出了《家长的没落》。在他看来，这部构思十余年，并花费七年时间创作的长篇，是他在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前仅次于《百年孤独》的重要作品。

    作为一个伟大作家，即使他远离政治，也不可能避开那个世纪里困扰人类的魔咒极权。

    与《百年孤独》的隐喻不同，更与《爱在瘟疫蔓延时》隐藏于爱情之后的暗流不同，《家长的没落》的故事直接以独裁者为主角。

    它有点魔幻，有些情节还很夸张。它有散文诗的风格，却像一个寓言。那位大独裁者、某共和国总统尼卡诺尔，推行高压统治，大搞情报网，以暴力镇压为手段，大肆捕杀政敌和反抗者，甚至干脆宣布国家进入瘟疫状态，授意军队随意屠杀民众。他情妇无数，孩子有几千个，连刚出生的儿子都被授予少将军衔。他出卖主权，将国家的专利权和铁路航运权都让给了外国人……他对自己的第一夫人言听计从，但有一天夫人被猎狗吃掉，他为此杀人无数，而趁机将近千人诬为“仇敌”并将之杀掉的德拉巴拉，则成了他的心腹。

    我不知道，上世纪七十年代的马尔克斯如何看待世纪魔咒，但就在1958年底古巴革命时，他一度倾向左翼，并与卡斯特罗成为好友。《家长的没落》出版后，世界文坛为之轰动，认为这部作品“无论从结构还是语言来看，在拉美文学界以及作家本人的作品中，都可以说是史无前例的”。

    对于拉美人来说，这部小说尽管魔幻，却处处可以找到原型。在那个一度无比混乱的大陆上，有太多这样的独裁者。比如宣布死讯又突然复活的“桥段”，便曾真实发生。但作为寓言存在的它，足以全面影射上世纪摧残半数以上人类的极权魔咒。

    但对于马尔克斯来说，政治从来都不是其作品的唯一母题。他自己也曾说过，除了政治的肮脏，他还想表达人类在这肮脏中的艰难困顿，自我挣扎。早在他创作《枯枝败叶》时，他就强调文学创作的独立性，偏偏在那个时代，哥伦比亚政治动荡，民不聊生，他的观点很容易引起朋友们的抨击，责难他没有“先天下之忧而忧”。这让人想起郁达夫，当年左联那些没有作品、只会喊口号的所谓作家们热衷于派传单、上街游行抗议时，他静静写下一句“我不是战士，只是一个作家”，引来众多讨伐之声，并被开除出左联。

    只是，喊口号容易，甚至一辈子喊口号都很容易，可始终悲悯地看待这个世界，却非大师不能。马尔克斯从来都不是某些在阶级斗争中成长起来的国内学者所鼓吹的那样，是什么“阶级分明的作家”，他只是坚持探寻人类的本质孤独。

    那些乱世中的孤独、爱情中如瘟疫蔓延的孤独，还有不被时间所改变的百年孤独。

    关于加西亚·马尔克斯：新华网墨西哥城4月17日电（记者陈寅）哥伦比亚著名作家、1982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加西亚·马尔克斯17日下午在墨西哥首都墨西哥城因病去世，享年87岁。

    马尔克斯1927年3月6日出生于哥伦比亚，1961年移居墨西哥继续从事文学、新闻和电影工作。马尔克斯是魔幻现实主义文学的代表人物，于1982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他的主要代表作有《百年孤独》《一桩事先张扬的谋杀案》等。行销全球的《百年孤独》是马尔克斯所有作品中最广为流传的一部。

    老兵永远不死，只是悄然隐去

    记者加西亚·马尔克斯

    章诗依

    灾难在造就死亡与痛苦的同时，往往还附带造就一样东西：明星记者。

    加西亚·马尔克斯就是如此。一场突如其来的自然灾难，为他铺下了通往明星记者的红地毯。那是1954年，他刚刚加入哥伦比亚第二大报纸《观察家报》不久，哥伦比亚麦德林市的一个城区发生恶性地面坍塌，导致多人死亡。加西亚·马尔克斯的调查很快指向政府管理上的疏忽。他在报道中说，由于缓慢涌出的地下水并未疏导，塌陷事实上从六十年前就已经开始。

    这篇报道奠定了加西亚·马尔克斯在《观察家报》接下来的两年里的报道气质：以详尽的调查、反思，反驳官方版本，展现国内的现实状况。

    很少有作家能像加西亚·马尔克斯这样幸运，人还在世，就被读者与评论界齐心协力抬入“伟大作家”的殿堂。同样，也很少有作家像他这样，在成为著名作家之后，仍然对自己的新闻职业生涯一往情深。他甚至认为，斯德哥尔摩的评委们之所以将诺贝尔文学奖授予他，一半原因是出于对他新闻事业的肯定。

    与加西亚·马尔克斯相反，许多记者出身的作家在成为作家之后，对自己当年的饭碗都采取了反戈一击的态度。加西亚·马尔克斯最崇敬的两个作家之一格雷厄姆·格林，在成名之后，非但没有像加西亚·马尔克斯那样对新闻职业充满感念之情，相反却屡屡施以冷嘲热讽的笔调。在他的小说《文静的美国人》中，主人公之一“我”，是一个看破红尘的英国记者，活得相当疲惫与空虚，同时又对新闻业怀有一股驱之不散的乡愁，认为上世纪六十年代的记者已经不复像用气球传送新闻的时代，那个时候，记者们还能够从容地写出好的新闻报道。在《一个自行发完病毒的案例》中，格雷厄姆·格林对新闻这个行当的厌弃，通过笔下塑造的记者帕尔金逊这一形象，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且看他是怎么描写帕尔金逊的吧：“在他那座大肉山似的身躯里，因为缺乏新鲜空气，道德感早已腐烂、死亡了……除了支票的数目大小，任何东西也不会叫他难过或失望。”或许，格雷厄姆·格林是在向自己最佩服的作家伊夫林·沃学习吧。同样是记者出身的后者，在上个世纪初写作的小说《独家新闻》中，毫不客气地将新闻人描绘成了群丑。

    与加西亚·马尔克斯双峰并峙、恩怨交加的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也有过新闻从业的经历，在小说《潘达雷昂上尉与劳军女郎》中，他直接将一个记者塑造成了敲诈犯。

    加西亚·马尔克斯不同，他对新闻业的咏叹持久而深情。他了解新闻业的黑暗面，但知道光明也并不虚妄，他愿意放大这光明。1996年，身为伊比利亚美洲新闻基金会会长的他，在美国洛杉矶召开的美洲报业协会第52届大会的开幕致辞中，做了题为《新闻业：世上最好的职业》的演讲。此时的加西亚·马尔克斯，早已名满天下，但是，回望新闻业，他表达的是生死以之的热情。演讲的末尾，他说：“新闻是一种永远无法满足的激情，遭遇现实才能尽情挥洒……没有为此而生、打算为此而死的人无法坚守一份如此不可思议、强度极高的工作。”这简直就像对爱人的抒情，能诠释这种热情的中国新闻人，应该是上世纪七十年前的张季鸾。这位天才的报人，在烽火燃遍大半个祖国山河的时分，为新闻燃尽了生命之火。弥留之际，他仍然在操心《大公报》社论的写作，其遗嘱中，语不及私，都是砥砺、期望《大公报》同仁团结奋发争取国家、民族复兴之词。

    热爱过的人，才说得出那样的话。加西亚·马尔克斯对于新闻业的热情，既不夸张，也非矫情。在多种加西亚·马尔克斯的传记中，记者生涯都是浓墨重彩的篇章。记者之于他，是饭碗，是生存方式，也是实现社会抱负的手段，当然，更是他小说创造的灵感源泉。

    用详尽的事实还原真相，反驳官方版本，是加西亚·马尔克斯新闻生涯鼎盛时期的典型风格。代表这一风格的最负盛名的新闻作品，是对一次海难的颠覆性报道。1955年2月下旬，哥伦比亚驱逐舰卡尔达斯号从阿拉巴马州的莫比尔改装后回到停靠港卡塔赫纳，途中舰艇失去控制，除了海军军官路易斯·阿雷汉德罗·维拉斯科幸存，其他船员均遇难，事故原因的最初说法是遇到了暴风雨。维拉斯科在没有食物、很少饮用水的情况下，在救生艇上生存了十天后获救。立时，他成了全国的英雄，总统授勋，媒体追捧，到各地巡回演讲，光环逼人。加西亚·马尔克斯对维拉斯科做了十四次、每次约四小时的采访，无意中揭露出军舰并非在暴风雨中颠覆，而是因为载有走私货物而下沉，而军舰的安全程序也有欠完善。报道让军政府扫尽颜面，也让加西亚·马尔克斯成为政府眼中的麻烦制造者。

    对于新闻，比的不是谁发得早，而是谁发得好，这是加西亚·马尔克斯信奉的原则。事实上，他采访幸存海军军官时，这起海难已经是一桩旧闻了，《观察家报》的负责人对于报道这一题材并无兴趣。然而经过加西亚·马尔克斯的非凡努力，对这桩旧闻的报道，成为当年的头等新闻事件、文学事件与政治事件。加西亚·马尔克斯成名后，根据该报道结集的《船难水手的故事》一书，25年间售出1000万本。

    对于铁幕时期的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报道，是加西亚·马尔克斯新闻生涯中的另一笔绚烂之作。加西亚·马尔克斯的政治立场光谱复杂，是广为人知的事实。反独裁政权，反对美帝国主义，反对军备竞赛，倾心社会主义，是他青年时期坚定抱持的政治立场。但是，加西亚·马尔克斯绝非简单的教条主义者。他相信的社会主义，是“博爱而民主的社会主义”。基于诚实而犀利的观察，加西亚·马尔克斯于1959年发表的系列报道《铁幕后的九十天》，成为特殊历史时刻的非凡见证。而他本人，则被誉为有先见之明地批评苏维埃体制弱点的一位心怀善意的观察家。

    即使在今天看来，加西亚·马尔克斯在半个世纪前对苏维埃体制的观察，仍然闪耀着睿智的光芒。在东德，他发现那里的人们尽管吃着火腿和鸡蛋的早餐，但“看起来泄气而怨恨，就像受尽屈辱的乞丐”。在苏联，他思考着苏维埃政权能举行盛大的庆典活动、能把人造卫星送入太空轨道，然而，在提供人民合理的生活水平上，这个政权却显得如此失败。对于外来者，莫斯科一派光鲜，呈现最好的一面，对此，加西亚·马尔克斯评论说：“我不想认识整理好头发之后才出来待客的苏联。一个国家就像女人一样，你要在她们刚起床的时候认识她们。”

    “所有的共产政权都被退化的遗传密码所诅咒”，这是加西亚·马尔克斯发现的事实。但是，他仍把对美好社会的希望放到最后的寄存之地古巴，并与菲德尔·卡斯特罗一度建立了密切的关系。为此，他招来了苏珊·桑塔格的无情批评：“加西亚·马尔克斯更厚颜无耻，他爱上了他的权力，在这个世界上他最喜欢的是成为大统治者的朋友。”其实，加西亚·马尔克斯不断在思考与成长，最终，他倾向于认为，无论是资本主义，还是共产主义，这两个体系都不是拉丁美洲的答案。

    加西亚·马尔克斯在“世上最好的职业”里坚持了近三十年。上个世纪七十年代中期，是他新闻生涯的告别演出。当时，他经常给以“对抗假消息”、展现“日渐屈从于政府控制的大媒体或电视上从没有出现过的另一个哥伦比亚”为办刊目标的杂志《抉择》撰写政治评论，这是他成名之后首次公开的政治新闻写作。

    晚年的加西亚·马尔克斯，仍然关注新闻业的变迁，并深致忧患之情。十六年前，他就已经觉察到，新闻业面临的问题是比不上技术工具的发展速度。科技进步一日千里，记者们得在科技的迷宫中摸索前行。他对创立于十五世纪的新闻这门行业的名称新闻学，如今被改为传播学或社会传播学，颇不以为然，调侃为“好比在淋浴房遇上宇航员打扮的教皇”。他认为当下的新闻教学忽视了最为重要的两点：创造力与实践。

    老兵永远不死，只是悄然隐去。谨以此文，献给这位刚刚隐去的新闻业老兵。

    春天，十个海子没有复活

    李静睿

    海子活了二十五年，死了二十五年，到今天，他是一个中年人。

    海子不会想成为中年人，二十岁的时候他有一句诗：“岁月呵，你是穿黑色衣服的人。”海子喜欢关于黑色的意象：黑色火把、黑色土地、黑色太阳、黑色木轮车……最后是黑色的复活。岁月身穿黑色衣服，死神也是如此，但海子选择了后者，这大概因为他对岁月不仅恐惧，而且厌恶。在写给叶赛宁的诗中，海子说“春回大地，大地是我死后爱上的女人”，叶赛宁投缳自尽，海子不会喜欢这种死法，他希望死亡干净、清晰、充满尊严，“我用头颅雕刻太阳，逼近死亡死亡是一簇迎着你生长的血红高粱，还在生长除了主动迎接并且惨惨烈烈，没有更好的死亡方式”。当他写下“春天，十个海子全部复活”时，距离死亡还有十二天，诗里有不那么为人所熟知的句子：“这是一个黑色的孩子，沉浸于冬天，倾心死亡。”时间复制粘贴了一次他生命的长度，同样是一个春天，倾心于死亡的十个海子没有复活，一个也没有。

    海子死的时候，人们都说他是以身殉诗，连身边随身带着的几个橘子也被认为是象征太阳。作为他的朋友，诗人西川说自己不否认海子自杀有形而上精神层面的原因，却也列举了那些在今天会被我们直接概括为抑郁症的理由：坚持不结婚、生活孤独封闭、被诗人界边缘排斥、练气功练出幻觉。最直接的导火索，是自杀前的周五见到初恋女友，海子喝醉了，然后在酒醒之后坚信自己讲了很多伤害她的话，万分自责。你看，所有选择都有来路可循，没有人是必然将会走向山海关的铁轨，即使他是一名倾心于死亡的诗人，有时候，死和不死之间，也许只是一盒百忧解的距离。在海子死后，北大诗人中的另外两位代表人物，骆一禾脑溢血突发身亡，戈麦自沉于万泉河，这三个人总被同时捆绑提起，但我反对在这中间寻找任何臆想的联系，诗人总是孤零零的，不管是在人世，还是在死亡。

    海子以前曾经自杀过，在1986年11月18日的日记里，他写下：“我曾以多种方式结束了他的生命。但我活下来了，我，一个更坚强的他活下来了，我第一次体会到了强者的尊严、幸福和神圣……我体会到了生与死的两副面孔，似乎是多赚了一条生命。这生命是谁重新赋予的？我将永远珍惜生命，保护她，强化她，使她放出美丽光华。”这件事他在坚持三年后陡然放弃了，“永远”是一句誓言，但绝大部分誓言都不会实现，有时候关乎爱情，有时候关乎生命。在未完成的作品《太阳·七部书》中，海子让“生命”一词反复出现，最触目惊心的一处是“生命，生命是我们与自己的反复冲突”。在这冲突不可调和之时，海子带上四本书（《新旧约全书》、梭罗《瓦尔登湖》、海雅达尔《孤筏重洋》和《康拉德小说选》），在一个清晨从中国政法大学学院路校址出发，前往山海关。海子这一生爱过四个女人，只看过一场电影。电影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改编的《白痴》，四次恋情都是悲剧接连悲剧，他叫她们“四姐妹”：“荒凉的山冈上站着四姐妹/所有的风只向她们吹/所有的日子都为她们破碎……我爱过的这糊涂的四姐妹啊/像爱着我亲手写下的四首诗……”在离开的时候，海子两手空空，他抓不住尘世的一切：爱情，荣誉，一颗泪滴。

    每一个十年里的人都会有那么一些些优越感，觉得自己经历了下一个十年错过的人生，上世纪八十年代的人尤其如此。海子没有留下任何关于八十年代的显赫回忆，他只是在死前两周留下了一段关于城市的神秘预言：“北京啊/你城门四面打开/内部空空/在太平洋的中央你眼看就要海水灭顶/海水照亮这破碎的城/北京”，在众多关于八十年代的回忆中，海子几乎是不可躲避的背景板，他的死和另外一些事，终结了那十年，一个国家难得的青春期。那些写给八十年代的文字，绕不开这些关键词：诗，酒精，困窘，女人，哲学，精神危机。这两天我重读了《北大往事》，当中最让人揪心的，依然是八十年代的篇章，在下一个十年中，北大和整个中国一起，抛弃了那些游移不定的东西，这没有什么不好，但这不是海子的世界，他的死让人痛苦，却也正当其时。海子的名字在这本书中间或出现，他的诗，他关于太阳的幻觉，他的孤独。有个从来没有见过海子的诗人说，他一直以为，自己将与海子在微笑中相认，这件事情没有发生，这同样没有什么不好，不用惋惜。

    最早阅读海子时，我比他年轻，臣服于他对于世间万物的种种定义：“面朝大海，春暖花开”“当众人齐集河畔高声歌唱生活/我定会孤独返回空无一人的山峦”“太阳太远了/否则我要埋在那里”“人们啊/所有交给你的/都异常沉重……没必要痛苦地提起他们/没必要忧伤地记住他们”……读海子读了十五年，我早已超过他离开时的年纪，惊异地发现他的生活远远比我贫瘠。他是一个多可笑的人啊，不会跳舞，不会游泳，连自行车都不会骑，走进小酒馆想朗诵自己的诗，以换取酒喝，但是老板给他酒喝，条件是让他不要朗诵自己的诗。然而我还是读他：“我相信天才，耐心和长寿/我相信有人正慢慢地艰难爱上我”“目击众神死亡的草原上野花一片/远在远方的风比远方更远”“为什么一个人总有一条通往地下不再回头的路/为什么一支旧歌总守望落日捆住的地方”……我可能会活得很久，但这个年轻早亡的诗人负责提供的那些，再长的人生，永远也提供不了。

    今年是诗人海子去世25周年，今年也是海子诞辰50周年。25年前的今天，25岁的诗人海子躺在铁轨上，远处阳光刺眼……他把“面朝大海，春暖花开”的梦想留给了后人。海子的死曾被过多阐释，值此，更多的人选择无声但充满诗意的悼念。诗人麦冬在自己的微博上写道：“你来人间一趟，你要看看太阳，和你的心上人，一起走在街上。海子，晚安，春天！”

    “我注定一生无大建树”

    纪念翻译家傅惟慈

    云也退

    英国作家格雷厄姆·格林有本小说《一个病毒自行发完的病例》，读起来很拗口，原文其实很简单《A Burnt-Out Case》，适合作为英语汉译之困难的佳例。中译本的第一版早在32年前就出了，包装很难看，封面上的译者署名是“傅涛涛”。很多年前，有一位资深读书人向我推荐这本小说：“傅涛涛翻译的，这是傅惟慈的儿子。”言下之意是名不虚传，质量可以信赖。傅惟慈是资深翻译家，德语、俄语、英语文学他都译过。但这是一个认识误区，比如说，我们可以从一个外交官之子的谈吐举止中得出“不愧为外交官之子”的结论，却不能从一个优雅大方的外交官身上，推论出他的子女必定也像他一样。对于翻译家，也是如此，翻译这种行当积聚而成的“门风”能如何影响到下一代，还真不好说。

    《一个病毒自行发完的病例》六年前出了新版本，我看到译者署名改成了“傅惟慈”。我只是瞎猜，也许当年署儿子之名是出于父亲的激励，也许当时八十多岁的老译家做了全面的订改。我不清楚，我清楚的只是这本小说太深刻，我愿意向每个认识的人推介它的价值和名声。格林写了一个中年人的逃避之旅，他名叫奎里，跑到西非，溯刚果河而上，进入麻风病疫区，在那里帮助当地人的有医生，也有天主教神职人员。奎里怀疑一切财富，信仰，爱情，活着的价值，他什么都有，又一无所有，身体强健，心如死灰。这就叫“资产阶级精神危机”是的，离我们很遥远。

    1981年10月，这个译本尚未出版，傅惟慈却见到了格雷厄姆·格林本人，这位先生时年78岁，漫长的人生曲折传奇，说是“名满天下”不为过。傅惟慈还翻译过格林的另两本名作《问题的核心》和《布赖顿棒糖》，他同格林聊的东西，都围绕着中国人对西方文学的接受打转。事后，他以他那个年纪和经历的中国人特有的谨慎写了篇回忆，开头还有句交代：“翻阅一下旅居伦敦的记载，同格雷厄姆·格林的一点儿因缘……现在想要写下点什么来，很多细节都要像讨取欠债似的向记忆追索了。”

    一种过分的、让人叹息的诚实。那个时候的人没有“畅销书”的概念，假如一本书卖得特别好，人们会注重此书产生的社会影响，而不是“畅销”这一纯市场经济概念。因此，译者的心也如同古井一般不起波澜，翻译是一个单纯的爱好。傅惟慈的家境不错，运气也可以，母亲留下的一座200平方米的大院，他竟能从1949年后一直住到终老于此，算是个不大不小的奇迹。在“住”这一项不成为困难的前提下，他像绝大多数同龄的中国人一样，长年过着缺钱的日子，后来履了教职，再拿点翻译稿费。他在《问题的核心》以及《一个病毒自行发完的病例》里看出“暴力、犯罪和死亡是经常出现在他作品中的主题”西方作家为什么要写这些？为什么不写真善美？小说不应该尽力产生一些正面的社会效应吗？

    有一个人一路跟着奎里，他叫帕尔金逊，他想把奎里的故事写成能让自己一举成名的报道。不是有个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史怀哲吗？他在非洲治病救人的事迹感动了世界，帕尔金逊想炒出一个“史怀哲第二”。奎里很厌烦他，就像他厌烦那些天主教修士，他们一看见慈善行为，就说是追随上帝的结果；帕尔金逊则从另一个角度强奸他的动机：奎里是从文明社会逃过来的，他想摆脱那些无聊的人和无聊的解读，他不觉得自己在“行善”。他说，如果别人需要我，我会感到镇静，而不是兴奋。

    这就是“病毒自行发完”的涵义所在奎里觉得自己身染沉疴，毒火攻心，才故意选了一个瘴疠之地，远离熟悉的、正常的环境，聊作放逐；但在这个过程中，在与当地人，尤其是与另一位与他有着同样自省和怀疑精神的医生的交往中，他自愈了。难以想象译者傅惟慈能够理解这些，他在回忆文章里说，他徜徉在“格林国度”里，迷醉的对象更多的是非洲的奇特环境；至于“思想”，他最多只能解读到“批判资产阶级社会”或者“揭破文明的表象”这一层。他知道自己的局限，于是他说：

    “出生于旧社会高级职员家庭，物质条件较为优裕……在解放前战乱的恶年代中虽然岁月蹉跎，终能读完大学，但我资质愚鲁，注定一生无大建树。我早有自知之明用一句俗话表达，知道自己是怎么一块料……如果说我还孜孜不倦地译出过几本外国文学大部头作品，也只是想尽力把手中的牌玩好，不想把它虚掷。”

    毋庸讳言，杰出的中文语感和不错的外语基本功，以及对自己所译文学作品之“理解不能”，常常同时集中在那些生于民国年代的老译者身上，他们的“自知之明”发自肺腑。不只傅惟慈，多少老译者对自己所读所译的文学作品心存感激，因为他们借此打发了运动、戴帽、下放、牛棚劳动乃至蹲大牢的茫茫黑夜。这种类型的读和译，不一定能达到什么学术深度，却是最为纯粹的。“注定一生无大建树”的傅惟慈，做了许许多多的事情，可是连他自己都未必清楚，有价值的事情和好的作品，往往就是出于逃避的目的做出来的因为为了逃避所做的事，是一种需要；其他人是不会懂的，就像帕尔金逊不懂奎里为什么反感他的跟踪炒作。

    傅惟慈也不会去想，为什么自己无欲无求，晚年却会有那么多读书人来找他。有人未必读过他的译作，却想图他一个签名本；有人则只是因为他谦抑随和，有问必答，想为他做点文章；也有人真心感激他的文字。每一种动机都不是过错，然而，正是成千上万正当的动机和追求布成的噪音之网，困住了奎里的精神世界。《一个病毒自行发完的病例》的深意，对它的中文读者而言不再是秘密了。

    翻读傅惟慈的回忆随笔集《牌戏人生》，我想到的是，人与世界之间所能保持的最为轻松简单的关系，是一个逃避者和企图诱捕他的网罗。正如傅先生所写：“在全心投入后，我常常发现自己已暂时成为自己的主人，不必听人吆三喝四了。在乌云压城的日子里，我发现玩这种游戏还可以提供给我一个避风港，暂时逃离现实，随着某位文学大师的妙笔开始精神遨游。”话里的意思可能很俗，“精神遨游”之类的词就更老套了，但它树立了一个很容易效仿、也很值得效仿的人生样板。这样的人不会说自己“幸福”，他只会说，我很幸运。

    著名翻译家傅惟慈先生，生于1923年，先后在辅仁大学、浙江大学、北京大学攻读西方语言、文学，1950年在北京大学毕业。傅惟慈是享誉世界的文学大师毛姆、格林厄姆·格林作品的中文译者，主要译作有格林厄姆·格林的《问题的核心》、萨墨塞特·毛姆的《月亮和六便士》等，备受中国读者欢迎，影响巨大。

    中国不会再有这样的才子

    小记金应熙先生

    袁征

    一

    刚进走廊，我就觉得大势不妙。

    我加快脚步，到教室一看，座位已经所剩无几。那是历史系最大的教室，能坐七八十人，而我们班只有二十多名学生。很快，椅子坐满了，好些人站在教室后面。再过一会儿，黑板底下坐了人，窗台上头也坐了人。好在我早到几分钟。

    系里一些教师来了，校外有些学者也来了。其他年级的同学来了，外系的学生也来了。听说1949年以前清华、北大有类似的盛况，而我是第一次看到这样的场面。

    暨南大学主要招收港澳青年和侨生、侨眷，“文化大革命”中被解散，1978年复办。可能是要扩大在海外的影响，加上副省长杨康华兼任校长，手里有权，政府特别调了一批名家到暨大。例如邝公道先生任医学院教授，刘逸生先生任中文系教授，金应熙先生任历史系主任。

    （金应熙像陆林汉绘）

    金应熙老师的博学和才智在广东史学界尽人皆知。他会七种外语，不但懂英、俄、日那些常用的语言，还懂得研究佛学的梵文。这是让现在绝大多数中国学者惭愧的硬功夫。我们班上有同学在省委理论组干过，亲眼看到金老师躺在宿舍双层床的上铺，望着天花板，同时走底下三盘象棋。

    有一次，我向一位老师请教，她说她不懂那个问题，叫我去问金老师：“你们本科生想知道的事，不论古今中外，他都能讲出来。”

    不过找金老师请教不容易。他原来是中山大学历史系的教授，1973年去了省委理论组，1979年调进广东省社会科学研究所，当暨大历史系主任是兼职。他还住在东山的省委宿舍，来学校的时间不多。

    二

    那时“文化大革命”刚闹完，外界都想多知道中国的事。联合国的一个文化项目邀请中国学者用英语讲中国通史。多数中国史学家干不了这事，政府好不容易找到金老师。

    金老师在香港大学毕业，懂得国际惯例，不是找几本中文书拼凑讲义，而是系统地看了国际学术界关于中国各个历史时期、历史事件和人物的论著。回国之后，他宣布给我们讲“国外关于中国古代史的研究”。

    金老师中等个头，清瘦，戴着厚厚的眼镜，讲话谦虚文雅，衣着整洁，一看就让人钦佩。他没有讲稿，有时翻翻带来的几个笔记本，随口说出外国各个流派观点，挥洒自如。金老师告诉我们，郭沫若的主张随着政治气候变动，在国际学术界不大受尊重。在国外影响最大的中国史学家是顾颉刚。

    金老师似乎永远平静，但他的话就像在教室里丢了一个炸弹。当时郭沫若在我们课程里的地位，相当于朱熹在明清的科举。大多数听众根本不知道有个顾颉刚。金老师讲了顾先生创造性的理论，讲了顾先生如何正直不阿，还讲了他怎么跟鲁迅吵架，深入浅出，妙趣横生。

    三

    金老师是陈寅恪先生的弟子，最敬佩陈先生的学问。他说陈先生懂得十三四种外语，双目失明以后还写了一百多万字的论著。这让原来只知道保尔·柯察金的学生惊叹不已。金老师一再介绍外国学者对陈先生的评论和陈先生自己的观点。

    一次在兴头上，金老师用粉笔写了陈先生的一大段话，全凭记忆，密密麻麻布满整面黑板。

    他写完，默默地看了一会儿，然后转身解释说，西晋时外族入侵，一个僧人和一个道士准备渡江避难。两人觉得，要是过江后还讲原来的佛理，恐怕不吸引人，连饭都吃不上，于是另外编造了一套教义。

    后来那道士跟僧人说，我们的教义根本讲不通，不过想混饭吃而已。还是别这样胡闹，背叛佛祖，“遂负如来”。陈先生多次讲这个故事，就是教人不要为了生活上的好处，出卖灵魂。

    金老师指着黑板念道：“此三岁中，天下之变无穷。先生讲学著书于东北风尘之际，寅恪入城乞食于西南天地之间，南北相望，幸俱未树新义，以负如来。”这是说日本入侵，陈垣先生留在北平，陈寅恪先生避到昆明，尽管生活动荡，两人都不肯做对不起良心的事。

    金老师赞叹道：“这些句子写得多漂亮，节奏铿锵，一看就知道是陈先生的风格！”

    四

    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金老师的一些做法惹恼了陈寅恪先生。

    我在图书馆借过一本回忆陈先生的书，有个读者用铅笔在上面写了段批语：“这本书好像对金应熙网开一面。”他觉得作者对金老师缺乏足够的义愤。

    这位读者可能太年轻，难以理解当时的局面。在那个年头，百姓没法知道境外的情况，只能听到统一的宣传，以为没有别的生路。如果宣传说什么是错的，大家就以为那一定是错了。几乎人人都说过傻话，还有不少人做了荒唐事。

    经过“文化大革命”，大家看穿了唱起高调骗人的把戏，知道天底下有很多精彩的活法，就不再那么蠢了。

    直到“文革”结束，做错事的多数是傻，少数是坏。“文革”结束以后反过来，做错事的多数是坏，少数是傻。

    金老师给我们讲了陈先生在香港大学对他的教导，认真地说：“如果我毕业后一直按陈先生的话去做学问，那真是完全不同了。”

    才气大，麻烦就多。过去金老师不断被官厅叫去帮忙：五十年代初就到广州市委干了接近三年；六十年代参加写“九评”，跟苏联共产党骂仗；七十年代又去省委理论组写批判文章。诸如此类，花掉很多时间。后来他离开省委，到了广东省社会科学研究所，我真高兴，心里想，得到一张平静的书桌，金老师会写出多有才华的著作！

    “国外关于中国古代史的研究”讲了一个学期，场场爆满。回头去看，金先生是我一生遇到过的最博学的老师。人不潇洒，就不会有才气。现在大家很实际，没人在乎不能考试、不能挣钱的奇技淫巧，我估计中国不会再有像金老师那样的才子。

    五

    1988年，我在北方拿到学位，折回广州。广东省社会科学研究所已经被提拔为社会科学院，给了我毕业后的第一份工作。金老师在几个月前离开了。为了准备收回香港，政府希望了解那边的情况，请金老师到新华社香港分社做研究。

    社会科学院的一位研究员说，他曾经当面跟金老师讲：“您要在书架上争个地位。”在金老师面前，他不但是晚辈，而且是下属。但金老师不以为忤，笑着点头。金先生确实是个大好人，所以得到我们后学的爱戴。我现在还清楚地记得他平日谦厚的微笑。

    金老师特别随和。据说他很听太太的话。在婚礼上，王越教授看到他们的恩爱场面，即兴写了一副对子：“小娘子指挥若定，大丈夫从谏如流。”王先生的才华也着实了得。我想金老师的家庭生活一定特别美满，可是我不知道做学问是不是也应该随和。

    1991年，金老师在香港病逝。在生命的最后几年，金老师的主要工作是编写《香港概论》。这本书超出了我的知识范围，没有拜读过。另外，由新华社香港分社秘书长杨奇主编，《香港概论》不可能是金老师独特的一家之说。

    除了在国外讲中国通史和给我们介绍外国学者研究的讲义，像金老师这样的旷世奇才居然没有写出一本自己的学术专著，真是让人扼腕痛惜。

    陈寅恪先生提倡“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不但教人不负如来，还教学者远离命题作文。看到有些同行为了拿到项目资金，灵活地改变研究方向，我常常想起一位朋友的话：“那可是用命来换的。”

    金应熙（1919－1991），广州市人。是一位颇有争议性的学者。曾任广东省社科院副院长、研究员。长期从事教学和科研工作，在中国古代史、中国近现代史、职工运动史、东南亚史、思想史、香港史等领域的研究中，均有较高学术成就。曾兼任学术职务有：中国史学会理事、广东省历史学会会长等。

    金应熙在学术界以“博”著名，对他的看法可能有所不同，对他的博学则是众口交誉。学术界评价他治学的特点是“学兼中外，博古通今”“具有开阔的学术视野”。著名史学家周一良先生把他列为陈寅恪三大弟子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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