曼德拉家事

    连清川

    ［1958年，曼德拉与同样致力于反种族隔离斗争的温妮一见钟情，两人不久就走入婚姻殿堂。］从2013年早期开始，人们就已经知道，曼德拉的最后岁月已经到了。到了下半年，他已经完全没有语言能力了，只能依靠机器生存。他可以看电视，可动一动手，甚至看见儿孙来到身边时，展露出一贯迷人的微笑。但一切都是幻象，他所有的生命机体都绑在了机器上。

    曼德拉的医生团队，其中有来自军方的医生，一直保持着沉默。但是，他的乡人、朋友和战友去探望他的时候，都已经看出来了，他的苟延残喘是一个极其痛苦的过程。连南非总统祖马都公开表示过，曼德拉应该接受“自然的进程”了。

    曼德拉的失语把是否拔掉和机器连接的决定，完全放在了他家人的身上。曾经和曼德拉一起在监狱中度过了20多年的穆朗格尼在看望曼德拉之后说：“他的家人应该放手了，是时候让上帝接手了。一旦他的家人放手，南非人民也会跟随。我们会说，谢谢上帝，你给了我们这个人，现在我们放手了。”

    但是他的家人们一直坚持不肯放手，甚至不愿意接受医院送他回家的建议，他们用尽了一切办法想要留住曼德拉。在外界看来，曼德拉或许是一个盖世英雄，而在一个庞大家族中，他是维系一切的中心，家族的黏合剂，而且还有钱财和声名。

    虽然他是全世界的英雄和启示，但他个人的生活，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悲剧。

    曼德拉结了3次婚，生过6个孩子。他身后留下了一个庞大的家族，3个女儿，17个孙辈和14个重孙辈。

    曼德拉的第一个妻子是护士伊芙琳，和他一起生活了13年，生过4个儿女，2004年去世。伊芙琳是一个被世界遗忘了的角色，媒体久已不曾对她关注。她生来一个小女人，无法忍受曼德拉无穷无尽的工作和政府如影随形的迫害，要求曼德拉退出政治。36岁时，他只能选择退出婚姻。

    曼德拉真正引人注目的婚姻是第二任温妮。曼德拉对温妮一见钟情：他在一个巴士站遇见了当时在做社工的温妮，就立即展开了追求而他当时仍在和伊芙琳的婚姻之中。1958年，他和伊芙琳离了婚，开始与温妮在一起生活。他们的婚礼低调而惊险：进行到一半的时候，他被当局带走了。

    之后的4年时间算是温馨而幸福的，但是却是南非当局迫害曼德拉的巅峰时期。他们生下了两个女儿。在二女儿刚满18个月时，曼德拉入狱了，接着是长达27年的牢狱生涯。

    温妮在曼德拉的囚禁期间成为南非种族隔离运动的一面旗帜，她成为南非国民大会党的一名领袖，经常性地被南非政府骚扰甚至软禁，她用自己的努力赢得了“南非国母”的称号。

    但温妮却同时成长为一个富有争议的人物，她被指控极其富有控制欲并且暴力倾向浓厚。在曼德拉仍在狱中的时候，南非国民大会党曾经要求开除她，被曼德拉否决了。但是，她的保镖团队直接卷入了一名14岁女孩的绑架杀害案。温妮数度遭到检察机关的起诉和法院的审判。在最后一次审判中，她被判刑6年，在申诉之后法庭改为了监外执行。

    1990年当曼德拉终于被释放的时候，温妮迎接了他并和他手拉手接受了成千上万群众的欢呼，但是他们的婚姻已经几近结束。1992年他们宣布分居，1996年离婚。离婚的情形极其难堪，曼德拉甚至站在离婚法庭上，指控温妮和一位律师有婚外情。

    但是曼德拉的个人情操却超越了一个痛苦丈夫的本能。穷其一生，曼德拉都宽宥着温妮。他认为恰恰因为自己一生都处在动荡和离乱之中，没有能够给予温妮正常的家庭生活，才导致了温妮的乖张行为。即便在离婚法庭上，他也多次感谢温妮所付出的爱和照料。

    而无论温妮做过什么，她一生的挚爱显然也都给了曼德拉。她自认并非一个政治型的女人，曼德拉未曾入狱时与他的战友、群众的关系实际上都给了她极大的压力和痛楚。即便如此，当丈夫入狱之后，她悖离了自己的意愿和喜好，接管了丈夫的光辉与影响，为丈夫也为自己赢得了实至名归的荣誉。她曾经这样说道：“我只有那么少的时间去爱他，这些爱在那么多年的分离之中依然幸存。也许我如果有更多的时间认识他我会发现他的缺点。但是我只有那么点时间去爱他并且一直渴望着他。”

    即便在离婚之后，温妮仍然经常出现在曼德拉的家中。在曼德拉的最后岁月中，温妮从未曾缺席。

    曼德拉幸福的家庭生活直到他的晚年才到来。1998年，他和格拉萨结婚。格拉萨是曼德拉前战友、莫桑比克总统马歇尔的遗孀，他们结婚时，曼德拉80岁，格拉萨53岁。在曼德拉最后10多年的岁月中，他才享有了正常的爱情生活。格拉萨的出现的确极大地抚慰了曼德拉痛苦的个人生活。但即便如此，也难以抚平曼德拉在个人和家庭中所遭受到的巨大痛苦。

    曼德拉的第一个女儿在出生九个月之后就夭折了；他用这个逝去女儿的名字命名了之后出生的女儿玛卡兹薇。1969年，他的大儿子在一次车祸中丧生，当局拒绝放他出狱参加葬礼。2004年，曼德拉仅存的儿子勒旺尼卡患艾滋病去世。2010年，他的大孙女真娜米又死于一场车祸。

    如果这还不算给这个伟大的老人以足够的折磨的话，他在有生之年中也目睹了家族之间残酷的争斗。

    曼德拉所遗留下的财产价值超过1000万英镑。他设立了一个信托基金，以专门维持他去世后的家族生计。实际上，他一共设立了27个这样的基金，防止家族的不测之变。曼德拉生前出版过多本全世界畅销书籍和自传，还包括了一些其他的商业性活动和诺贝尔和平奖的奖金。

    但是他的财务安排并没有让他的家人满意。从去年开始，他的两个女儿就开始打官司争夺曼德拉遗产的控制权，试图开除管理基金的律师其中一位律师是1962年曼德拉的辩护律师，在他的身边已经战斗了40年。

    除了这些基金之外，曼德拉家族在110个贸易公司中有频繁的活动。他的家族甚至以他的名义生产了一款名为“曼德拉之家”的葡萄酒。他90岁生日时，两个孙女儿上了一个脱口秀节目，开始售卖名为LWTF的时装：Long Walk To Freedom，自由长跑，曼德拉的战斗口号。

    家族中的暗战甚至明战早就开始，曼德拉家族内烽烟四起。最重要的一场官司发生在曼德拉的长孙曼拉和女儿玛卡兹薇之间。按照南非的传统，家族应该有一个男性领袖，曼拉是曼德拉的政治继承人，已经进入了南非国会，似乎自然继承家族管理者职位，但是玛卡兹薇却无法接受这个事实。

    玛卡兹薇纠集了曼德拉家族的15个成员，起诉了曼拉，理由是曼拉在没有征询家族其他成员的情况下，擅自迁移了曼德拉三个孩子的陵墓。而曼拉迁墓的动机，是因为他想把曼德拉家族的墓地集中在自己的辖区之内，而后建设一个旅游区。官司以曼拉失败而告终，但是争夺家族控制权的战争几乎在曼德拉过世之后，就会立即重启。

    曼德拉终其一生，一直以爱、宽容和慈悲，面对他的国民、他的世界和他的家人。但是他身后，除了这样的精神财富，却同样有声名、金钱和权力。他自己从不在意这些，对于前后三任妻子伊芙琳、温妮和格拉萨，他都始终亲近而宽容。

    我们这个世界很少能够看到这样一个鲜有瑕疵的政治家，而同时，他又是一个在个人生活层面鲜有瑕疵的丈夫、父亲和祖父。

    曼德拉的一位孙女曾经说过：整个世界都以曼德拉的名字来看待我们，而忽略了我们其实彼此之间有着十分庞大的差异。但是我们必须接受这种差异。

    这的确是一个箴言。我们看得见伟人的光环，却看不见他的泥沼。这恐怕就是世界的真相：为了成就一个伟大的、没有战争和偏见的世界，他牺牲了自我，也牺牲了自己的家族：那里面，充满了战争和偏见。

    “我所关心的是人的解放”

    纪念南非诺奖得主纳丁·戈迪默

    夏榆

    隔膜与相知

    “一个作家必须‘不仅仅是个作家’，必须对同胞的福祉负责。”这是南非作家纳丁·戈迪默说过的话。2014年7月13日，90岁的戈迪默在约翰内斯堡的家中平静辞世。这是继曼德拉辞世后南非经历的又一次伤别离，南非总统祖马哀悼戈迪默的逝世时说：“南非失去了一位爱国者，失去了一位著名作家，也失去了一位争取平等和自由的振臂疾呼者。”

    2004年1月，笔者就“作家为什么从公共领域消失”的议题采访中国作家王蒙，当时作为介入公共领域的文学范例，谈及南非作家纳丁·戈迪默：“我见过她，1986年我参加国际笔会纽约年会的时候看到过她。那是个说话做事都很绝断的人，她坐过监狱，因为反对南非种族主义隔离，跟曼德拉站在一条战线上。她是一个白人作家，但是她站在黑人一边，一生都把废除南非种族隔离当成自己终生奋斗的理想。”王蒙对戈迪默并不以为然，他继续说，“曼德拉因为坐过监狱，深感做犯人的痛苦，一生憎恨监狱，主张用西方文明对待国民，例如废除死刑。但是现在南非废除了种族隔离制度，又面临着自己的新问题。面对新的现实，戈迪默话似乎不多，因为她为之奋斗一生的目标达到了，但是达到了又是这样的境况。作家都是理想主义者，要是他的理想最后变成了现实，而这个理想在实现的过程中与当初设想不可能全然没有差异，他该怎么办呢？这样的经验中国作家也不陌生。”

    事实上中国作家，包括中国读者对纳丁·戈迪默是陌生的，在书店很难找到她的著作，仅有的中译版《我儿子的故事》初版于1998年，现在图书市场也很难见到。比较起来，同为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澳籍南非裔作家J.M.库切对戈迪默的理解更加深入，他为《纽约图书评论》两次撰写过戈迪默的评论，显示出对其甚深的了解。库切写道：“如果有某个重要的原则，使戈迪默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到九十年代南非民主化期间的作品充满活力，那就是对公正的追求。她笔下的好人都是无法在不公正环境下生活或获益的人；而被他拿来严厉审问的人，则都是那些想方设法窒息自己的良心、使自己顺应世界现况的人。戈迪默所渴望的公正，要比公正的社会秩序和公正的政治分配更广泛。在某种较不容易定义的程度上，她还渴求私人领域的公正关系。”

    故乡的叛逆者

    1989年5月24日，美国国家公共广播电台播出了节目主持人泰利·格罗斯对南非作家纳丁·戈迪默的专访。访问中，格罗斯与戈迪默谈到她的故乡约翰内斯堡附近的矿区小镇斯普林斯。格罗斯问：“那座小矿城的人是否把你看作是叛徒？”戈迪默回答她很早就离开那座小矿城，不清楚当地人如何看自己。“我在那里只是埋头写作，那是一项秘密活动。没有谁会对此感兴趣。”直到她的第一本书出版，故乡的人才感到恼火，因为作品的自传性呈现了生活之地的真实境况。

    出生于1923年的戈迪默9岁开始尝试创作，15岁在杂志发表小说处女作《昨日再来》，25岁的时候出版第一部短篇小说集《面对面》，同年开始她第一次短暂的婚姻生活。戈迪默的早期小说更多是对她的生活之地的书写，约翰内斯堡附近的矿山小镇斯普林斯是戈迪默的家乡，那是一座淘金的小城，周围是众多的巨大的金矿，距她家一公里处就有一片被当地人称为“场子”或“营地”的地方，那里住着从南非各地来的黑人矿工，他们是临时被雇用的季节工，没有妻室，没有儿女。1948年南非的种族主义政权建立，戈迪默对黑人矿工命运的认识源于阅读美国作家厄普顿·辛克莱的《屠场》，这部描写芝加哥联合屠宰场的工人生活，因其揭露残酷黑幕吸引戈迪默，由此她明白黑人矿工为什么被成群地奴役。

    戈迪默对所在环境的认识还来自她就读的修女学校，这是南非的一所全白人学校。在学校读书不会产生疑问，那里没有黑人孩子。后来她明白没有黑人孩子是因为他们被隔离。黑人孩子不准进学校就读，不准进图书馆，不准进电影院。戈迪默的父母都是犹太人，父亲是由东欧立陶宛到南非的移民。母亲对镇上的黑人生活有内疚感，看见他们遭受虐待会同情。母亲是少有的把黑人当人看的白人，她与当地的妇女组织在城市近郊的黑人聚居区开办孤儿院和诊所。成年之后戈迪默对南非大陆有了更多的了解，1953年，30岁的戈迪默出版了第一部长篇小说《说谎的日子》，《纽约时报》将她与英国作家伍尔夫相比，称她的作品“成熟、洞悉人生”。次年她在结束第一段短暂的婚姻之后与商人霍尔德·卡塞尔结婚，同年她第一次访问埃及，开始她在非洲大陆的旅行，也更广泛地了解了外部世界的忧患。此后她出版了长篇小说《陌生人的世界》《恋爱季节》《资产阶级世界的末日》《七月的人民》等。

    美国作家苏珊·桑塔格也是戈迪默的思想同道和文学知音，2004年3月，苏珊·桑塔格在开普敦和约翰内斯堡参加过首届“纳丁·戈迪默讲座”，她在发表主题演讲《同时：小说家与道德考量》时说：“每个民族的主要光荣都来自其作家。”她在论及戈迪默的文学价值时讲道：“一位坚守文学岗位的小说家必然是一个思考道德问题的人思考什么是公正和不公正，什么是更好和更坏，什么是令人讨厌的和令人欣赏的，什么是可悲的和什么是激发欢乐和赞许的。”

    写作姿态与个人立场

    在二十世纪，随着各种思潮的兴起，文学与公共领域的关系，作家与道德的关系一直在发生变化，戈迪默的写作姿态和个人立场始终鲜明，她在自述中说：“任何一位作家，只要他生活在受歧视、受压制的人们之中，只要他周围的人群由于种族、肤色、宗教的原因被打入另册，就都会听命于时代，感受到大形势在他内心唤起的道德使命。”

    上世纪六十年代是南非种族隔离制度日益严酷的时期，黑人的反抗运动也日益炽烈。随着文学影响力的扩展，戈迪默开始对南非政局发表看法，更多地参与公共事务。她与民权活动家纳尔逊·曼德拉的结识，使她的人生进入真正叛逆的时期，反对种族隔离制度，支持黑人抵抗运动，1962年曼德拉被控犯有颠覆罪受到监禁，戈迪默协助曼德拉起草演讲词《为理想我将献出生命》，她在此期间积极参与营救被通缉的多位非洲人国民大会领导者。

    （纳丁·戈迪默与南非前总统纳尔逊·曼德拉在约翰内斯堡，摄于2005年。）戈迪默回应外界对她的政治意识的诘问时说：“我所关心的是人的解放，无论其性别或肌肤如何。”她在1988年出版的评论集《基本姿态：写作、政治和地域》里写道：“一个作家必须不仅仅是个作家，必须为同胞的福祉负责。”

    戈迪默的创作能量丰沛，先后出版过十三部长篇小说，十二部中短篇小说集，她的写作具有鲜明的政治意识，因其作品有批判种族隔离制度倾向，她的著作被当局所禁，长篇小说《陌生人的世界》被禁十年之久，《资产阶级世界的末日》被禁十二年之久，《博格的女儿》被禁的时间短，有四个月时间。然而戈迪默的文学业绩使她广受瞩目，多次获得重要的国际文学奖项，她是法国文学骑士勋章获得者、美国艺术科学院荣誉院士和国际笔会副主席。

    1986年，戈迪默谴责南非当局对国际笔会采取新闻检查制度，次年她协助创立南非作家大会，98%的会员为黑人。

    1991年戈迪默在68岁时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获奖理由为：“以热切而直接的笔触描写在她那个环境当中极其复杂的个人与社会关系。她的文学作品由于提供了对这个历史进程的深刻洞察力，帮助了这个进程的发展。”戈迪默是南非历史上第三位与诺贝尔奖谱系产生关系的获奖者，此前在1960年诺贝尔和平奖授予当时的非国大主席艾伯特·卢图利，1984年诺贝尔和平奖授予人权活动家德斯蒙德·图图主教，1990年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是纳尔逊·曼德拉，他们是南非不同时期反抗种族隔离制度运动的灵魂人物。

    1990年2月18日被监禁多年的曼德拉获释，1994年4月，南非举行首次不分种族的选举制宪大会，非国大赢得62%的选票，此次会议选举曼德拉为总统，种族隔离制度由此废除。然而新的南非也有新的问题出现，新政府出现的贪腐渎职，政府管理的低效，社会贫困难以根除。2003年还是南非籍的作家J.M.库切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形成南非文学的异质表达。在新世纪戈迪默逐渐退隐到时代的暗处，但是她并没有中断写作，2005年出版长篇小说《新生》和中短篇小说集《贝多芬是1/6的黑人》，新作聚焦南非新时代的问题，呈现她面对新生活的思考。

    2014年7月13日，90岁的戈迪默在约翰内斯堡的家中平静辞世。这是继曼德拉辞世后南非经历的又一次伤别离，南非总统祖马哀悼戈迪默的逝世时说：“南非失去了一位爱国者，失去了一位著名作家，也失去了一位争取平等和自由的振臂疾呼者。”

    ［内丁·戈迪默（Nadine Gordimer，1923年11月20日－2014年7月13日），南非女作家，1991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2014年7月13日，戈迪默在约翰尼斯堡的家中安详辞世，享寿90岁。］历史没给他时间证明自己沙龙，从强硬到温和闾丘露薇以色列前总理沙龙，昏迷八年，终于去世。电视新闻中，一个年轻的以色列人说：“其实很多人早就把他忘记了，不过他的死讯，倒让很多人又想起了他，或者知道了他。”

    确实，在一个奉行选举政治的国家，八年的沉寂，对于一个政治人物来说，足以被人们淡忘。

    我查找了一些资料，发现用来形容他最多的一个词：争议性。

    在以色列右翼的眼中，沙龙是一个叛徒，因为他拆除了加沙地带的犹太人定居点；在左翼的眼中，他是一个和平的破坏者，因为他兴建了把巴勒斯坦和以色列隔离开的隔离带；在有的人眼中，他是一个战争英雄，他参加了从以色列建国开始的所有战争，英勇善战，保卫了国家；但也在有的人眼中，他是一个战争罪犯，因为有平民在黎巴嫩战争中死去。

    如果把沙龙一生做过的事情放在一起，确实充满了矛盾，但是如果把这些事情配上年份，却又可以清晰地看到他的转变。

    从上世纪七十年代开始，他就有意识地从军事将领向政客转型。从部队退休后，他加入了利库德党，并且出任多个部长职位。他保守，坚持反对巴勒斯坦人立国，并且推动和参与落实了在加沙河西岸建立犹太人定居点。

    1982年，以色列入侵黎巴嫩期间，发生了贝鲁特大屠杀事件黎巴嫩巴勒斯坦难民营遭到黎巴嫩一个基督教武装组织的屠杀，外界认为，当时身为国防部长的沙龙需要为此事件负责。虽然沙龙拒绝辞职，但最终还是不得不辞去国防部长职务，但是却保留部长级身份。一年之后，他又开始在不同时期的利库德政府担任部长，从房屋、工贸到外交，在这期间，他主张和参与了苏联犹太人回流定居计划。

    （1982年6月15日，黎巴嫩贝鲁特，沙龙坐在推进的装甲车内。）1999年，沙龙成为利库德党主席。2000年，他做出了一个让全世界震惊的举动：视察圣殿山（Temple Mount）。

    如果觉得以巴问题有些复杂的话，或许可以先了解圣殿山的宗教背景。

    这里是犹太教的圣地，传说犹太先祖亚伯拉罕在此领受上帝旨意、祭献儿子；他的孙子雅各在此和天使摔跤，并被赐名“以色列”（与神角力），是曾经的第一圣殿和第二圣殿所在地；但对于穆斯林来说，这里是“应许之地”，是伊斯兰第三大圣地，圣殿山上的阿克萨清真寺，是先知穆罕默德离开家乡后去得最远的清真寺，而旁边的岩顶清真寺，则是他骑飞马得道升天的地方。

    以色列一直宣称，整个耶路撒冷是“一统且永恒的”首都，但巴勒斯坦人希望，把耶路撒冷东城作为未来建国的首都。伊斯兰“应许之地”，建在了犹太教最神圣的圣址。而在中东“六日战争”后，虽然以色列宣称对圣殿山拥有主权，但当时的以色列国防部长达扬把清真寺区的控制权交给了伊斯兰宗教委员会。

    圣殿山的归属问题，一直是以巴和谈的关键，而为了避免冲突，犹太人一直被禁止在山顶祈祷。沙龙在一千多名以色列警察的护送下，冲破巴勒斯坦人的抗议人潮和组成的人墙，进入了阿克萨清真寺，打破了这个禁忌，而后果，则是爆发了连续四年的暴力冲突，而第二年，沙龙赢得了总理的位置。

    （2000年9月28日，时任利库德集团领导人的沙龙在军警护卫下强行进入坐落在圣殿山上的伊斯兰圣地阿克萨清真寺进行参观。）上任后，沙龙对阿拉法特毫不手软，派兵包围对方在安姆安拉的总部，断断续续进行了两年，直到阿拉法特病重为止。

    不过同一时间，沙龙也开始转趋温和。2003年，他公开表示支持由美国、欧盟和俄罗斯提出的和平路线图，甚至表示支持未来巴勒斯坦建国的计划，也愿意和阿巴斯进行谈判。他开始拆除在加沙河西岸的犹太人定居点，到了2005年9月，所有的以色列军队撤出了加沙。

    沙龙的行为，被右翼认为是叛国者的行为，一群保守派的拉比，更是向他下了死咒。但是沙龙的行为获得了大部分以色列人的支持，这证明了他的政治判断。当时的民调显示，百分之八十以上的选民赞成这样的做法，而沙龙也凭借自己的温和路线，在党内遥遥领先对手内塔尼亚胡。而在2005年，在以色列人评选出来的最重要的250个以色列人物中，沙龙名列第8。

    这个时候，只要留在利库德，沙龙一定可以赢得选举获得连任，但是他却决定组建新党。2005年11月，沙龙和一批追随者组建了前进党。沙龙在记者会上说：

    “如果我留在利库德，我可能赢得初选，也可能带领利库德赢得大选。对我个人来说，这是最安全的布局，但却不是服务以色列的方式。留在利库德意味着花费时间在政治斗争，而不是为国家服务上。”

    而他的一名助手也向媒体透露，沙龙的打算很清楚，他要开启和巴勒斯坦的政治进程。但是目前利库德党内的组成却意味着啥也做不到。他需要空间和自由来实现他的想法。

    可惜，一个月之后，他中风。经过几天治疗，他迅速回到工作岗位，但是很快，他又陷入了第二次中风，这次，他陷入了长期昏迷，从此离开了政治舞台。

    他组建的这个走中间路线的政党，赢得了2006年的大选，并且组建了联合政府，2009年又成为国会席位最多的政党，但领导利库德的内塔尼亚胡成功联合其他右翼政党，组成联合政府。2013年大选，经过一次次的分裂，前进党只赢得了2个席位，成为国会内的最小党。

    八年之后来看，沙龙的新政党，更像现在以色列的左翼，因为在刚刚大选中冒起的中间政党，他们关心的是国内事务，要求政府关心苦苦挣扎的中产，要求社会的公平，对于以巴问题并不关心。只是，这有点像是埋在沙漠中的鸵鸟，因为对于以色列来说，只有逃避，却没有选择。

    政治人物会不会改变？沙龙就是一个例子，改变，用他的话来说，是为了国家利益，当然，也会有人觉得，是为了选票。这样做是否正确，是否有效，可惜，历史没有给沙龙机会去证明自己。

    就在一天前，以色列宣布兴建1400套定居点住房，当中800套在西岸。2004年，西岸的犹太人定居点有23万人，当时外界一致预期，只要沙龙连任，他将会像对待加沙一样，撤销西岸的所有定居点。而现在，西岸的犹太人已经超过了30万。定居点问题，一直也是和谈的关键。

    如果沙龙没有中风，他会不会撤军？撤军之后，以巴的和平路线图，是否会走出点距离？可惜，历史从来没有假设。

    最新的民调显示，百分之七十三的以色列被访者，包括犹太人和阿拉伯裔，都反对以色列从西岸撤军。至少对于内塔尼亚胡来说，他现在的政治判断显然符合主流民意。释放巴勒斯坦人囚犯虽然向巴勒斯坦释放了善意，给了克里一个面子，但是同时也引发了很多以色列人，尤其是受害者家属们的不满，因为这些囚犯毕竟都是杀人犯，不管出于怎样的理由。在这样的情况下，走一步，退一步，也许是保险的做法。

    如果是沙龙，以他的个性，又会如何处理？可惜，还是那句，历史从来没有假设。

聚合中文网 阅读好时光 www.juhezw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