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两荫
说曾颖一直关注着社会底层小人物的生活和命运大概很多人都会表示赞同。其实，我们也可以这么说，大部分小小说里的主角都是小人物，是他们的喜、怒、哀、乐，以及作家们寄予的同情、怜爱、批判、鞭挞等等构成了数量庞大的小小说家族。这也可以说成是文学和作家的使命使然。由古而今，文学为“不幸的人们”（鲁迅）代言已是有目共睹，在此无须赘述。但是，我又不愿如此草率地就给曾颖的小小说创作下定义，我觉得这个正当中年的写作者除此之外还有更为独特和强大的东西在吸引着我——如果不是我的夸大，它应该是写作的文学史意义，是它在吸引着我。
首先应该承认的是，曾颖写的都是小人物们的生活和生存状态。早期的作品像《廖大爷相亲》（载2004年第18期《小小说选刊》）里的廖大爷，近期的像《慈悲》（载2005年第3期《微型小说选刊》）里的方儿和白发老人、《内急》（载2005年第7期《小小说选刊》）里的王老汉等等都是。我们都可以从中感觉到社会底层人们的叹息、无奈以及人与人之间的温情等等。浓郁的生活气息扑面而来，“小小说”气也扑面而来——因为，我们实在是对此类的小小说习以为常了，小小说从来就是缺乏大叙述、大气候、大背景的营造，唯独不缺柴米油盐酱茶醋，不缺老人再婚（《廖大爷相亲》）、尊老爱幼（《慈悲》）以及乡下人进城（《内急》）等等。所以，以该角度看曾颖，显然不会发现什么让人既独特又强大的东西；充其量，我们只会带着嫉妒的眼神感慨，曾颖真高产啊，稿费大概拿了不少吧。如此而已，别无其他。
那么，我们不妨让曾颖自己来说。他说，“我不用刻意观察，一个民工打我身边一过，我都能知道，他是干什么的，他的状态怎样，甚至他的以前，他的以后。”这就是曾颖，就是我要说的曾颖。他的话里有一个关键词：民工。这也是他的众多作品的主题。王彦艳在《四川曾颖》中还提到，“曾颖以‘民工××’命名的文章就有四十余篇”，像《民工看球》《民工跳楼》《民工的丧事》《民工斗雨》等等。这是一个相当庞大的写作计划，它提示我无论如何不能对此视而不见。
众所周知，“三农问题”是一段时间以来全社会都在关心和讨论的热门问题，与此相关的，对“农民工”的关注同样如火如荼，农民工们的工薪、人身安全、社会保障、家庭、子女教育等等方方面面的问题都无时无刻不牵动着整个社会的神经。然而令人遗憾的是，一向以贴近时代著称的文学创作，在此刻却显得相当滞后。这不是说文学界没有作家对此发言，而是如北大中文系邵燕君所言，那些“‘三农小说’的作者，不是一直都不太‘著名’的老作家，就是还没有‘著名’起来的新作家，当今文坛上的那些当红作家竟几乎‘＋集体缺席’，人们不禁要问，这些著名作家哪儿去了”？（邵燕君：《与大地上的苦难擦肩而过》，见2004年第6期《文艺理论与批评》）这种现象在小小说界同样存在。据我有限的阅读经验观之，以“农民工’”为题的作品，也就只有刘景的《乡下人的尊严》、李新刚的《民工笔记》、杨刘依依的《信仰》等屈指可数的几篇，它们和整个时代急剧跳动的脉搏相比起来实在微乎其微。
在这样窘迫的情况下，我们欣慰地有了曾颖以及他的“农民工问题小说”。这是读者的幸运，也是文学史的幸运。曾颖的“农民工问题小说”不仅数量多，而且涉及的范围之广令人惊讶。他所描写的人物角色有老盲人（《卖油灯的盲人》）、年轻的少女（《青丝》），有捡破烂、卖血、打气、挖煤供儿子上学的父亲（《赵四伯的教育生意》《我的不环保生活》），还有在城市里无法满足爱的渴望的青年（《七夕》《刘大财的媳妇要来了》），也有在工地上遭遇伤亡事故的汉子（《民工的丧事》）等等等等不胜枚举。需要指出的是，农民工的内心和经验是丰富而复杂的，作家如果看不到，有隔膜，无法进入他们的内心而从外部表象甚至站在高处、躲在书斋对此进行想象式、概括性的描述的话，那么他所创作出的作品和所描写的人物形象也将是平面化、单一化的，广度和深度也就无从谈起。不过请放心，曾颖的小小说创作在此再一次让我们看到了一个作家的负责的态度和扎实的现实积累。他说，“我体察他们的喜怒哀乐，我觉得我就是他们中的一员。我有意用拙朴的语言来写他们。”而他所从事过的三十余种职业以及出门随身携带的数码相机则告诉我们，这是一个现实经验十分丰富的老手。
文学应该贴近时代，反映时代，这历来是评断一个作家是否具备历史使命感和责任意识、一部（篇）作品是否具有广度和深度的重要准则，离了它，文学的史学意义也就无从谈起了。而小小说，更是一种“具有鲜明时代特色的文学新品种”（杨晓敏：《小小说选刊》之《零距离》），它能够赶在长篇、中篇、短篇小说之前，为我们贡献出了一个曾颖，足见其不愧于“轻骑兵”的美称。也由此出发，曾颖以及他的系列小说就突显了其非凡的地位，或许未来的文学史为此记上浓重的一笔也未可知。而如果有更多的作家为民工们代言，为时代代言，那或许是件更好的事情。我们期待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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