丹丹知心知意地说：“二哥，拍张照片作纪念吧！宁夏路我们从前的老屋早拆除盖上大厦了。这儿不久也会一样的。旧的换成新的、好的，将来这一带都漂亮起来了！”
天色晦暗，漠然下着的雨很冷，小北风也很凛冽，有时将斜斜的雨丝吹得歪曲零乱。
二哥夏国把挂着的相机拿到手里，含着热泪，有一种曲终人杳的滋味，说：“对！拍照留念吧！”他要夏强给他单独拍一张，又要用自拍机与夏强丹丹合拍一张。找了角度，三人冒着细雨拍了照片。
二哥忽然慨叹：“离愁是对失去的美好的痛惜。我老了，不会也不可能再来。只可惜，丽莎走了，没能与我同来，她就是看上一眼，也是一种满足。”
夏强劝解地说：“二哥，别伤感。过去这一切从属于我们个人的，在整个火热的群众生活的浪潮中能算得了什么呢？我们来寻梦，不必惆怅。惆怅除了伤身体一无用处。把我们放到整个中国前进的大范围里去想一想，多看看今天和将来，就会好受些的。”
二哥点头，但显然他不会因为这样一劝就化解掉心上的离情愁绪的。那是一种他拂之不去的悲凉。
于是，像离开了一个遥远的故事，大家上了那辆包雇的出租车，三人让司机开到秦淮河夫子庙去。
一路上，那些印象中拥挤、喧嚣、肮脏的小街似乎失踪了。那种有些街道上当年听惯了的嘈杂市声，那些熟悉街道上熟悉的店面改变了。一些空旷的地方，僻静的短路，如今有的成了餐馆云集的热闹地带，熙来攘往的人群摩肩接踵走在广阔街道的两边。鼓楼丹壁高耸，翘檐欲飞，绿树掩映，广场宽阔。新街口闹市中央转盘中心式的形势与往昔基本相似，但四边的房屋、高楼大半改观。金陵酒店、南京中心大酒店设计新颖，造型独特。二哥认出路来了，叫司机由太平路往南，经白下路口到朱雀路进夫子庙。这在解放前是最热闹的路了。在南京，夫子庙本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狭义的仅指泮宫前那一条街，广义的则泛指周围的大街小巷，连朱雀路也包括在夫子庙范围内。到朱雀路，夏强马上想起了唐代诗人刘禹锡的名句：“朱雀桥边野草花，乌衣巷口夕阳斜。”
细雨仍在下，汽车在十里秦淮风光带的中心——夫子庙广场停下了。因为在这里要消磨不少时间，还要吃一顿午饭，夏强付了车钱，告诉司机不必等了。路湿漉漉的，但游人不少，聚星亭、魁光阁、文德桥、秦淮酒家、金陵茶楼、河房廊道、大小商场……大红灯笼高挂，多姿多彩，绚丽璀璨，一派热闹景象。听一个游客说：“早些天，正月十五元宵节来看花灯就好了！‘秦淮彩灯甲天下’，听说那天外地游客就有三十多万，专程看花灯和夜景的就有十五万人！”秦淮河经过疏浚，恰似一幅碧波织就的青罗带从远处飘悠悠而来，细雨中更有“烟笼寒水”的味道。夫子庙修葺一新，那巍峨雄伟的大成殿，英姿焕发的尊经阁，古趣盎然的钱庄、书局、印社、古玩首饰和文房四宝店，以及配套成龙的各种旅游设施，吸引了一群一群的中外游客，街边小巧的阁楼古色古香，使人有思古之幽情。经过重建为旅游服务的夫子庙和秦淮河，恢复了明清建筑风格的街市、河房，面目一新。这里布满了购物的商肆，品尝风味食品和小吃的餐饮店，有挂着红灯笼迎客的“秦淮人家宾馆”招徕顾客。
雨忽然停了，三人走在秦淮河的内河边。泮池码头，有一条条崭新的大小仿古游船，张灯结彩一字排开。那一排排“青砖小瓦马头墙，迴廊挂落花格窗”，皆倒映在粼粼闪光的波心里。这里是知名的“六朝金粉、十里秦淮”的繁华地带。自从唐代名诗人杜牧一曲“烟笼寒水月笼纱，夜泊秦淮近酒家。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将秦淮风光和历史沧桑唱得声名大振，游客在这里徘徊观瞻的总是络绎不绝。
但，看了一圈，二哥兴味不大，只思念地说：“抗战胜利后，夫子庙在南京沦陷时被日寇一把火烧掉了大成殿和两庑，只剩一个聚星亭，泮宫也冷落了。但你们二嫂要到这里吃永和园的蟹黄包和菜包子。那包子做得真好。她不是个好吃的人，只是后来去了台湾，又到美国，常思念南京，谈起南京，总要想起在夫子庙吃的包子……”
夏强用手一指，建议：“走，二哥，我们到新奇芳阁去，吃点点心和小吃！”
丹丹也说：“对，二哥！现在季节不对，吃不到蟹黄包，但可以吃点煮干丝，吃点葱油蟹壳黄，吃点蒸儿糕、豆腐涝、花生藕什么的。”
二哥随夏强和丹丹进了新奇芳阁。这里有各色小吃，推丹丹点了不少品种，说不好吃也还可以，说好吃又没多好吃。人到年岁大了，总有这么种心态：小时候、年轻时吃过的好吃的东西经久不忘，但老年重吃总觉得比起以前吃的味道要差得多。三人都上了年纪，越吃越觉得反倒丧失了过去留下的好印象，唯一留下滋味值得安慰的，是总算又吃到了曾经在思想深处隐藏着的只想过却多年没吃过的食物。
二哥说：“这一吃，就算中饭了。”
天上忽然又下起了牛毛雨，纷纷扬扬，如银丝洒落。
丹丹问：“二哥累不？回金都大酒店睡个午觉再去中山陵如何？”
二哥却摇头：“不回去睡了。到现在，也没累着。雇个车去中山陵吧！”
夏强怕他吃力，看看天色说：“又下雨了！”
二哥看看天，说：“雨纷纷、雾蒙蒙，游中山陵景色更好。”
见他坚持，夏强和丹丹只好从命。丹丹买了单同夏强离开新奇芳阁到了河边，恰好有空的出租车经过。上了出租车，叫司机直驶中山陵。
位于紫金山第二峰南麓的中山陵，远山前拱，青嶂后拥，坐北朝南，建筑庄严，气象恢宏，蓝白二色，明净朴素。三人下车后，雨仍在下，二哥朝上边望望，说：“除了两侧雪松、松柏都粗壮高大了，其他未变。只是这么高，我望而生畏，爬不上去了！在下面看看就可以了！”
丹丹指指一家茶室说：“在那泡茶坐一会儿如何？”
夏强说对，二哥点头说好，三人就去那茶室，让服务员把小桌和座位挪到靠外边的地方，泡了一壶碧螺春，要了点糖核桃、虾条之类，三人喝着茶观赏起中山陵及周围的景色来了。
下雨天，游客少，反倒觉得清静清爽，心旷神怡。二哥说：“空气真新鲜！我说下雨天来好吧？”
丹丹和夏强都笑。
忽然二哥说：“宋庆龄是哪年去世的？到这里就不能不想起她了！”
丹丹想了想，说：“好像是1981年，八十八岁！”
夏强肯定：“是的！是1981年！”
二哥说：“比起他妹妹，可不算长寿了！”突然又问：“你们对她的评价如何？”
夏强说：“品质高贵！信仰始终如一！爱国、爱民、爱和平，一个可敬的人！”
二哥说：“评价这么高？”
丹丹点头：“是的！夏强离休前曾参加一项编写宋庆龄年谱的工作，发现她无私无畏，不做违心事，不讲违心话，那种品质是很了不起的。”
二哥说：“怎么呢？说点实在的我听听好吗？”
夏强说：“1957年，宋庆龄是人大副委员长，反右时她写信给党中央，说：党中央号召大鸣大放，怎么又收了？共产党不怕国民党八百万大军，不怕美帝国主义，怎么会担心人民推翻党的领导和人民政府？共产党要接受各界人士的批评，批评人士大多是爱国爱党的。一些民主党派人士为新中国的解放，做出了家庭、个人名利的牺牲。一些二三十岁的青年知识分子怎么可能一天就变成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我很不理解这个运动。我想了两个多月，还是想不通，有这么多党内党外纯粹的人会站在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对立面？要推翻共产党？”
“嗬，这倒一点也不知道。”二哥说，“她没遭到什么不利？”
夏强说：“1958年起，她曾推病拒绝参加人大常委会，中央派刘少奇、周恩来、董必武去做工作。她只好继续参加。1959年，她被推为国家副主席。她两次推辞，说：‘我是落伍了，思想跟不上，挂个名做个样子，对国家不利。’她任国家副主席是刘少奇、董必武、林伯渠等提议的，政治局讨论，二十一人中十八人赞成，三人反对。反对者中，有林彪、康生。”
二哥问：“‘文革’中她没有挨整吧？”
夏强说：“‘文革’中她先后给毛泽东和党中央写了七封信，表达了她对‘文革’的不理解、反感。有的信中说：‘我不懂文化，说小说都是政治，而且都是毒草，我糊涂了。一夜天下来，一些和我一起工作的同事都成了走资派、反党集团、野心家、牛鬼蛇神。中央要我学习批判揭发刘少奇，我不会做的。刘少奇主席在党中央工作了三四十年，今天会是叛徒、内奸？我不相信！一个叛徒、内奸当了七年的国家主席。现在宪法还有效吗？怎么可以乱抓人、乱斗人、逼死人？党中央要出来讲话，这种无法无天的情况，自己伤害自己的同志、人民，是罪行！’”
二哥说：“嗬，这确是了不起！确是你们说的无私无畏了！”
夏强说：“1970年3月，毛主席对周恩来总理说：‘她不愿看到今天的变化，可以到海峡对岸，可以去香港，去外国，我不挽留！’并要周恩来、李先念把这话传达。但传达时，他们说：‘主席很关心你，知道你心情不怎么好，建议你到外面散散心休息休息。’她说：‘是否嫌我还在？我的一生还是要在这块土地上走完最后几步。’于是，她推病拒绝出席一些节日活动和招待会。”
二哥点头：“啊！好像‘文革’期间她很少露面了。外面当时传说她挨整了！还有些乱七八糟的谣言。”
夏强说：“她说：我参加会伤感，还是不参加。参加一次回来就要进医院。另外，我也不想做政治上的点缀。”
二哥对丹丹说：“可敬！是一位可敬的女性！”
夏强说：“‘四人帮’粉碎了，邓小平复出了，大约是1980年，她给中央写了她一生中最后一封信，说：一，国家要振兴恢复元气，这是一次大好时机；二，要总结建国以来政治运动对国家对人民造成的创伤。事实上，她提出的，中央也正在做。她去世前，政治局决定接受她为正式党员。她要求：我死后还是要回到上海安息；我有些储蓄，办个福利基金。”
二哥叹息一声，说：“人要活得这样，就是有意义。她真是大智大仁大勇，不容易。”
丹丹在听夏强向夏国介绍宋庆龄时，心中不禁想起了1948年11月间，陪父亲雷香山在上海见宋庆龄的情景来了。当时宋庆龄说的话不多，但极中肯。她那温娴淑静而又斩钉截铁爱憎分明的态度和气质，使雷香山决定去从起了很大作用，也使丹丹镌烙于心，难以忘怀。丹丹沉浸在回忆中，看着气象巍峨在雨雾中的中山陵，思绪万千，浮想联翩。她这时忍不住说：“可惜她还是去世得早了！如果活到今天，看看改革开放后民主和法治正在加强，国家在发展，国际地位在提高，国耻得雪，香港去年回归了，澳门明年也要回归，她一定是大为欣慰的！”
二哥说：“新加坡资政李光耀前年讲过一段有名的话，不知你们知道不？他说，美国应该停止以怀疑的目光看待中国。在三十年以前，恐怕谁也没有预料到中国会成为现在的状况。他更说，美国不可能改变中国。但是，中国的一位领导人就可以改变中国的面貌。毛泽东可以改变中国，邓小平也可以改变中国，说不定哪一天新一代的领导人将改变中国。新一代的领导人应向世界学习，而且要适应世界。我觉得这段话说得非常好，所以差不多能把它背下来了。”
夏强说：“李光耀比美国人了解中国，但他有些话说得比较含糊。”
二哥说：“反正，改革开放，国家富强，百姓满意就好。去年收回香港，普天之下的中国人都觉得好。倘若国家不强，英国人才不会把这块王冠上的宝石交还给中国人呢！”
丹丹打趣地说：“二哥，从你回来到现在，你一直没在政治上发表过什么感想。现在听了你这番话，我颇感动。你说得好！”
夏国笑了，夏强也笑了。
夏强看看天已有放晴的征象，说：“我们也不必老是坐在这儿聊天，去附近明孝陵看看如何？”
二哥点头说：“好！在南京我还想多留一二天，我再排些要去的地方出来吧：一是到中华门外去看看保密厂旧址，那是我当年上班的地方；还想看看鸡鸣寺、玄武湖、中央商场，还想去看看燕子矶，那都是我跟你二嫂去过的地方……”
他是回来寻梦的！
夏强和丹丹当然愿意陪他去。
注释：
[1]陈立夫：当时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
[2]张厉生：当时国民党政府内政部长。
[3]吴铁城：当时国民党政府立法院院长、国民大会筹委会委员。
【第六章】“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
（一）“尖头怪”、“花生米”、“少将”
没有等国大闭幕，夏强就匆匆赶回了上海。到上海后，他首先忙着《新闻窗》的印刷、发行和收款、付款等事。这些事有东华书局帮忙操办，方便得多。杂志比较畅销，款也都用银圆折合陆续收回，总的来说，不亏蚀还略有盈余，使夏强感到欣慰。
从南京回到上海后，夏强最放心不下的依然是松涛的失踪和他的命运。妈妈和小妹也都为松涛的失踪和无法搭救伤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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