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经国带来的“青年服务总队”的一批部下，立刻分头散发了以蒋经国署名的《上海向何处去》的传单。
夏强看那铅印的传单，上面写的是：“……我们相信，为了要压倒奸商的力量，为了要安定全市人民的生活，投机家不打倒，冒险家不赶走，暴发户不消灭，上海人是永远不能安定的……”
“上海许多商人，其所以能发横财，是由于他们拥有两个武器：一是造谣欺骗，二是勾结贪官污吏。做官的如与商人勾结，政府更加倍地惩办……”
这传单上的文字、语气，同平时报上用惯的文字、语气不同。文言气息少，白话气息多。语气颇凶，大有捧着尚方宝剑来者不善决心打老虎的味道。
正在想，老沈不知什么时候已站他背后了，手里也拿着张传单说：“看到没有？要拿商人开刀了呢！奸商之坏确实是怪现状，可是物价飞涨归根结底是打仗打的呀！治了奸商怕也没有用呢！”夏强知道老沈同商界关系密切，这话是在帮商人说话，但觉得这话也是对的，不由得点头。
蒋经国一伙已被欢迎的人群众星拱月般拥着出站去了，军乐队的敲打也停了。老沈说：“我得赶快回报馆去发消息！”
夏强也决定离开，但一个新的念头出现在脑际，蒋经国的督导员办公室设在外滩中央银行大厦里。那里面对船舶拥挤的黄浦江，近处就是热闹繁华的南京路。夏强决定到那儿看看，再回报馆。报馆在爱多亚路外滩附近，距南京路外滩不远。去督导员办公室看一看后，再写这条新闻势必会使内容厚实一些。
赶到南京路外滩中央银行大厦那挂着“行政院上海区经济管理督导员办公室”的大牌子的大厦前，夏强递了名片走上二楼。他走进一大间宽大又显得阴暗的办公室，里边坐着几个衣着朴素的工作人员，都在忙忙碌碌地整理公文、阅读文件或清点刚印好的铅印布告，空气里弥漫着油墨味。
夏强刚想联系人采访，却无意看到了风韵独特的二嫂白丽莎，他不禁叫了一声：“嗨，二嫂！”
白丽莎正忙着不知在看一份什么公文，抬头见是夏强，欣喜地站了起来，满面笑容地说：“是你啊！我估计到在上海会很快见到你的。没想到现在就见到了！”二嫂是个爱打扮的人，平时常走在时装潮流的前列，但现在简单朴素，穿的竟是一件浅天蓝色的布旗袍，旗袍较短，叉开得低，脚上一双浅帮白皮鞋。她人生得风流，穿得素净，反倒有一种特别的风韵。夏强揣摩，一定是蒋经国不喜欢手下的女工作人员打扮得像“花瓶”，给人说闲话，所以二嫂也就改变了打扮。
夏强说：“我刚从北站来。你在这儿是先头部队？”
“是呀！他们来得更早！”二嫂指指不远处周围的人，“我昨天来的！”
“你从中央社调这儿来了？”
“也是也不是！”白丽莎轻声说，“反正，这儿需要人搞宣传，让总社派人，我就自告奋勇来了。要是顺心，就多干点时候；不顺心，我再回去换别人来。”
白丽莎将夏强邀进里边一间小会客室，请夏强坐在沙发上，轻声说：“这儿主要是接待，也接受告密，兼做宣传秘书工作。小蒋的高秘书负责，我是独立大队。小蒋这次来，决心很足，打算‘只打老虎，不拍苍蝇’，‘打祸国的败类，救最苦的同胞’。他提了个口号很吓人：‘一路哭，不如一家哭’，我看他是会开杀戒用人头平物价的。”
夏强问：“物价能平得了吗？”
白丽莎说：“我今天同你谈的只算私房话，你可不要什么都捅出来害我！”
夏强点头说：“怎么会害二嫂呢！”
白丽莎笑了，说：“你还没害我？《新闻窗》约我写稿，付我那么一点稿费倒没什么，我是冲着你和雷丹的面子写的稿，你们却让我扛了个大木梢。害得我家老爷子打电话熊了我一顿。这还不算害？”
夏强辩解：“这是市党部二处一个名叫申宜之的家伙告的状，无事生非，鸡蛋里挑刺。如今，《新闻窗》被他害得办不下去了，我们决定不办了！”
白丽莎说：“我看办那刊物是没什么意思，既不能发财，也不能用来换个官做，反倒惹一身麻烦，何苦！”
夏强说：“二嫂，你继续讲吧！物价能平得了吗？”
白丽莎说：“小蒋规定，所有商品，必须停留在8月19日的市价上，他把这叫作‘八一九防线’。现在已经选拔了一万两千多名青年，拟组成二十个大上海青年服务队，配合军警行动。上海经管局、警察局、警备司令部稽查处、宪兵都一齐出动，审查账目，查封仓库，勒令金融界、工商界人士带头交兑黄金、外币、银圆、外汇，凡违背法令触犯《财政紧急措施条例》的，送刑庭法办，货物没收，商店吊销执照。我看，这样干，可能总有效果。小蒋是要动真刀真枪的！”
夏强问：“二嫂，人说经济问题只能用经济手段来解决，用政治高压绝对不行的。你怎么看？”
白丽莎叹口气：“这话当然有道理，但小蒋想用政治高压解决，用杀人解决！现在就是不知道他敢杀到哪一级？我反正是不顺心，不想在南京住着才来上海的。我是个中央社的记者，要我吹捧，我就得摇扇子抬轿子。将来是不是把人吹倒捧倒，我也管不了。脚踩西瓜皮滑到哪里算哪里吧！”
听二嫂这样说，夏强问：“二嫂，二哥好吗？”
白丽莎睁大了睫毛长长的好看的眼睛：“夏强，你不知道吗？我们又在大闹离婚呢！你那二哥，他是‘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扰之’，他像英国诗人乔叟说的那样，‘恋爱时是奴隶，结婚后变老爷’！”
夏强说：“听说他想要个孩子。”
白丽莎说：“是的！我说，你要，你去生！我不生！”
夏强劝慰：“二嫂，我来给他写信。我觉得你俩是很好的一对。”
白丽莎苦笑笑：“一个好妻子，心地光明，行动正直，就不该监视；至于一个坏妻子，监视她也是白费了工夫，守也守不住。这话好像也是乔叟说过的。”
夏强又劝慰：“爱情要成功，就需要耐心。二哥他脾气有点犟，心地是好的，对你也是爱的。”
白丽莎摇头：“分离会使人产生信任，在一起却要猜疑。今天不谈这个了！我们就谈到这好吗？我还有些事要急着办。你以后有事可以找我。打电话也行。”她把电话号码告诉了夏强。
夏强谢了白丽莎，离开了她的办公室，决定回去写封信给夏国，劝解劝解。想到白丽莎在督导员办公室，他觉得以后采访和探听内幕消息是方便得多了。
8月23日，下着大雨。
在虹口塘沽路市参议会大礼堂，将首次公审日寇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冈村宁次大将的消息，早一天就在各报登载，引起了各界的注意。市参议会大礼堂前，一早就来了许多人。
冈村宁次，1931年参与过“九一八”事变的谋划。1932年，“一·二八”淞沪战争时，任上海派遣军副参谋长。1932年“热河事变”后，他作为关东军代表签订“塘沽协定”。1938年，任第十一军司令官参与指挥进攻武汉。1941年晋升陆军大将，任华北方面军司令官。1944年任第六方面军司令官参与主持攻占桂林、柳州的作战，是年11月，升作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但，抗战胜利后，一直受到包庇。国民党政府认为他在维持治安协助接收及受降工作上有功，同时，他为国民党进行内战出谋划策，蒋介石等对他颇为倚重。所以，连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向中国政府要求命冈村去东京作证，都在包庇下未允许他去。现在公审，是因为早已引起民愤，受到舆论和报纸不断谴责才举行的。所以必然引起重视。旁听的记者、各界人士竟有一千多。市参议会大礼堂外的广场上，装上了扩音喇叭，让庭审情况可以传到外边，给无法入内旁听的市民听有线广播。
夏强清晨在北火车站接到了丹丹，一同在车站附近的店里吃了豆浆油条，陪丹丹坐三轮车到了塘沽路。在公审开始前就凭旁听券进了礼堂。礼堂外广场上守候着许许多多听广播的男男女女。荷枪实弹的军警五步一岗，十步一哨，戒备森严。
进礼堂旁听的人络绎不绝。夏强看到了许多男男女女的记者，但没有裘珍珠的身影。一会儿，礼堂里已坐得满满的了。除了中外记者及各界代表外，驻沪的各国外交官也来了不少。
9点30分，穿军装的上海审判战犯军事法庭的军法官们都上场了。少将审判长仍是在南京审乙级、丙级战犯的那个福建人石美瑜。他让带冈村宁次及从犯上场。
冈村是从高昌庙战犯监狱由宪兵监押到公审处的。一会儿有翻译陪同的冈村宁次出现了。他剃着光头，穿着草绿色整洁的便服翻着雪白的衬衫领子，脸色苍白，戴着玳瑁边眼镜。跟在冈村身后的四名从犯，是第27师团长落合甚九郎，116师团长菱田元四郎，64师团长船引正之，89旅团长梨冈寿男，都像丧家之犬一脸晦气，站成一排。冈村头发刚剃过，头皮露出铁青色，脸部平静毫无表情，肃立回答军法官的询问，报了姓名、年龄、籍贯、履历……之后，让他在张扶手椅上坐下。这么优待，据说由于他去年秋天开始患肺结核，一直在医治，疗养。
摄影记者照相机的闪光灯“啪”“啪”闪个不停。检察官施泳起立，宣读起诉书，控诉冈村作为侵华日军总司令官参与发动侵略战争，纵容部下残害无辜平民，如纵容27师团长、116师团长、64师团长、89旅团长于1945年进犯江西等地时残杀平民掠夺财物无恶不作。日语翻译将起诉书译成日文，英语翻译又将起诉书译成英文，翻来译去，占了不少时间。
丹丹同夏强坐在一起，用笔迅速地记着要点，对夏强说：“起诉书里罗列的罪行，很不全面，同冈村这样一个总司令应负的罪责不相适应，颇有避重就轻的姿态。你的感觉呢？”
夏强点头：“打通大陆交通线那部分的罪行，听来似乎是冈村部下犯下的罪行，对冈村并无实质性的触动。”
丹丹说：“你估计冈村判什么罪？”
夏强说：“论理，是死罪！但包庇到今天，在舆论压力下才不得不开始公审，包庇的勾当我看还要继续下去的。”
丹丹叹息说：“等着看吧！”
冈村的辩护律师出庭了。起初听说只有一个律师指定为冈村辩护，名叫钱龙生。但现在，庭上宣布辩护律师有三人，钱龙生外，有杨鹏，更指定上海出名的江一平大律师为冈村辩护。
闪光灯又“啪”的闪亮了。这个江一平是浙江杭县人，20年代复旦大学毕业的文学士，东吴大学毕业的法学士。毕业后，在上海公共租界会审公堂执行律师业务。“五卅”运动时他的表现不错，曾为爱国学生做辩护律师，声名鹊起，1932年复旦大学授予他名誉教授。抗战爆发后，在重庆连续出任第二、三、四届国民参政员，并任北碚复旦大学副校长。抗战胜利后回上海继续做律师，是国大代表。丹丹和夏强在南京采访时见过他，对他没什么坏印象。但今天的辩护却使夏强和丹丹在感情上受不了。
上海的一张报上刊登过一条花边新闻，说江一平的父亲反对儿子做大战犯冈村的辩护律师，说：“你是要遭人唾骂的！”但江一平今天千方百计为冈村开脱罪责。最荒谬的竟说冈村在华北方面军任司令官时，为供给农民棉布、打击奸商，做了不少“爱民”的事[2]，引得旁听席上传出了愤怒的“嘘嘘”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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