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遵义会议精神与贵州地域文化发展”之研究，作为“遵义会议精神研究”的子课题之一，虽然已经结题了，但研究也才开始，文本中的成果将作为图书出版，作为2016年纪念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的献礼，既高兴又有些不安。

    近十年来，笔者从事中华文化和贵州文化的研究，有一些一得之见，故担任课题组组长之后，希望能将自己对文化的理解，特别是将贵州文化的演进过程及其特点和盘托出，以求教于大家。故接受任务后，便首先将该课题的整体框架设计出来，经过大家的讨论，特别是在总课题的指导下，与各子课题负责人进行交流，集思广益。该课题的导论，提供给课题组成员参考，并作为笔者个人对课题研究内容、方法和方向的把握。在课题研究的分工中，笔者承担了框架设计、导论和第三部分、结语的具体写作；周石峰承担第一、二部分的写作；任牧承担第四部分的写作；龙英承担第五部分的写作；李朝贵承担第六部分的写作和参考文献的整理。李朝贵还承担了本子课题成员间的联络沟通工作，并与总课题的承担方中共贵州省委党史研究室保持联系，以便随时交流，保证课题研究的顺利进行，最终由笔者进行总纂，尽量保持内在逻辑事理的有序性。

    在本课题成果付梓之前，笔者又从头到尾进行了通读，修改完善了一些地方，对打印中的疏漏及错误进行修正，但仍感到多人所写作的东西，因各人的专业背景不同，行文风格也各有千秋，实难成为完整的个人专著。或许大家是受到笔者的思想和导论的束缚，个人的学术认知反而被限制住了；或许是在可被视为文化史的遵义会议精神与贵州地域文化之间的关系上，各人的切入点、着力点与落脚点不尽一致，故笔者在统稿中总感到某些地方与主旨有所疏离。

    学术是在不断总结自身和别人的得失中前进的，追求永远在路上，求全责备也是学术前进的动力之一。愿该课题成果出版后，能听到批评之声，那又是笔者与课题组的收获了。

    熊宗仁

    2015年9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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