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上第一只足趾移植再造手是由我国上海第六人民医院骨科完成的。
1978年10月,上海第六人民医院骨科主任于仲嘉及其他医生为一位因外伤而丧失了双手的病人,使用人造掌骨作支架,将病人两脚的第二足趾游离出来,应用显微外科,通过十分细致的手术,成功地为患者再造了一只两个手指的右手,从而首创了用游离足趾再造手的手术。这只再造手,经过长达7年的观察,情况良好,具有正常人痛、温、触的感觉灵敏度,可以做握、捏、捻、勾等多种基本动作,能提3.5千克重的物体,并能自如地写字、画图、划火柴、扣钮扣等,生活基本能自理。
该院骨科在第一只再造手获得成功的基础上,又造成了一只具有3个手指的手。于1981年8月和10月分两次手术,应用双足为供趾,为一位缺失双手的女病人再造成了具有两个手指的两只再造手,从而开创了世界上第一例再造两只手的奇迹。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断手指再植的成功,显微外科的发展,第二足趾游离移植再造成拇指和手指手术的成功,都为游离移植足趾再造成手指奠定了基础。
第一张人体X光照片
1895年,德国物理学家伦琴在研究克鲁克斯管的真空放电时,发现了性质不明的X射线。他激动得难以自我抑制,一连几天关在沃兹堡大学的一间实验室里进行试验。伦琴的废寝忘食惹怒了他的夫人。几天后,他把夫人带到自己的实验室,向她讲述了自己的新发现,并把一张黑纸包好的照相底片放在她的手掌底下,然后暴露在克鲁克斯管照射下,拍得了历史上第一张人体X光照片。这张珍贵的X光照片显现出伦琴夫人的手骨结构,连那枚结婚金戒指的轮廓也在照片上留下了清晰的影子。
在伦琴发现X射线后不出一个月,维也纳医院就试着用X射线来指示人体内断骨位置的所在部位。1896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一位教授从一张X光照片中清楚地发现,由于一次打猎的意外事故射入受害者手中的猎枪子弹铁砂,从此,人们进一步了解到X射线具有穿透肌肉等软组织、拍摄骨骼和埋入人体内的金属的本领。经过几十年来的不断努力改进和推广应用,现在X光诊断已成为任何一家正规医院必备的诊断手段了。
X射线轰动一时,风靡欧美大陆。各种报刊上充斥着手脚骨头的恐怖照片,美国著名的“LIEF”(生活)杂志于1896年发表了一幅开玩笑的漫画。画的上半部为3对男女体态婀娜地去赴宴,画的下半部竟仿照X光透视对应地画出了这6个人的骨骼架。人们对这项新发现的无知到了可笑的地步。
首例心脏移植手术
世界上第一例成功的心脏移植手术,是南非开普敦格鲁特·舒尔医院的克利斯蒂安·N·巴纳德教授(生于1922年)为首的30人小组,在1967年12月3日凌晨1时至6时5个小时内完成的。
接受心脏移植手术的是55岁的路易斯·沃希肯斯基;捐献心脏器官的则是刚刚因病去世的25岁的戴妮丝·A·达维尔小姐。
可惜沃希肯斯基在手术成功后仅活了18天。
最早应用于人类的肾移植
1947年,在美国波士顿的一家医院中进行了首例肾移植。当时一位年轻孕妇患严重子宫感染,出现感染中毒性休克,10天来陷于无尿和深昏迷状态。为了挽救这位年轻孕妇的生命,该院内科主任Thorn决定对病人进行肾移植术。他们采用尸体肾移植,手术后移植肾立即排尿液。由于这次肾移植给器官移植治疗学做出了初次的贡献,从此肾移植术进入了新的阶段。1954年美国医学家迈立尔对一位家庭妇女作了一次同孪生姐妹间的肾移植,取得了完全成功,成为目前世界上肾移植者存活时间最长的人。
经过21年的发展,到1968年已有20多个国家开展了肾移植工作,肾移植手术达到1200例。到1973年,肾移植竟一跃而达12389人次。目前,同种肾移植对于患晚期慢性尿毒症的患者来说,已经取得了比较满意的效果。对于同卵孪生之间的肾移植,已经能够取得完全的成功。对于近亲者的肾移植,则70%可取得存活2年以上的成果;在无亲缘关系之间的肾移植的5年存活率已达到47%。其中存活期最长的已达到15年以上。当然,肾移植手术的费用比较昂贵,加上肾脏器官的来源也比较困难,所以肾移植术对于治疗晚期尿毒症来说,在目前阶段还不是可以普遍采用的疗法,还需要进一步的改革、提高和完善。
最大面积的烧伤抢救成功
烧伤(又称灼伤)是火焰、热液和各种化学物质(如强酸、强碱)接触皮肤而引起的皮肤等组织的损伤。烧伤的深浅程度可以分成三度:第一度烧伤为表皮烧伤,皮肤发红;第二度烧伤为表皮全层和真皮一部分烧伤,并有皮肤水泡出现,疼痛较厉害;第三度烧伤为皮肤全层或皮下组织、肌肉,甚至骨头均被烧伤,呈苍白或黄灰色,甚至形成焦痂。
过去认为,如果烧伤面积超过70%,则伤者多半死亡。1958年5月底,上海钢铁三厂工人丘财康,被1300度高温的钢水烧伤,烧伤面积达89.3%,Ⅲ度烧伤达23%,但是经过上海第二医院附属瑞金医院医务人员的全力抢救,他获得了痊愈,使我国的防治烧伤水平达到了世界先进地位。1977年,我国医务人员以成功地抢救了烧伤面积达100%,Ⅲ度烧伤94%的伤员,从而使我国在烧伤抢救治疗上超过了国际水平,是世界上最大面积的烧伤抢救成功病例,创造了世界医学史上的奇迹。
最早和最满意的断肢再植
人的双手和双脚在人们的一生中,不论对生活、对工作的重要性是不必多说的。如果人的上肢或下肢因创伤而致断离,按照过去的办法,那就只能将残端缝合,这样虽保全了生命,但已成终生残疾。随着假肢技术的发展,虽可安装假肢,但假的总归是假的,毕竟不可能完全替代肢体的本能。
为了避免断肢丧失功能,世界各国的医学家曾作了不少艰苦的努力,希望能把断离的肢体进行再植。1963年1月我国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收治了一例前臂完全性创伤性断离的、年为27岁的青年工人,在陈中伟等医师的周密设计和认真细致的手术下,终于将断肢接了上去。6个月后,再植的肢体功能恢复良好,病人不但能执笔写字,还能打乒乓球,甚至提重达6千克!取得了断肢再植手术的圆满成功。在1963年9月于罗马举行的第20届国际外科学术会议上,到会学者一致公认,这是世界上断肢再植手术中取得最满意效果的首例。
此后,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又继续收治了许多不同部位、不同类型的断肢病例,并相继取得了不少成功的经验。
最早的麻醉术
世界上最早的麻醉术,据文献记载,要算是我国名医华陀发明的麻沸散了。早在公元2世纪,华陀就应用中药“麻沸散”作为外科手术时的麻醉剂,进行全身麻醉剖腹手术,使祖国医学在麻醉学和腹腔手术方面遥居世界前茅。后因失传,在很一段时间里,外科医生施行手术是在没有麻醉情况下进行的。病人非常痛苦。当时为了能使病人忍受手术的疼痛,一般在手术前先在病人嘴里塞上一团布,让病人在难以忍受的痛苦中,以咬碎布团来分散或减轻手术时的疼痛。也有的采用放血、压迫颈部血管,造成脑部缺血昏死等办法进行手术。这不仅使病人对手术产生恐惧,常常在惨痛中死去,就是医生也感到可怕。疼痛直接阻碍了外科手术的发展。
19世纪初,随着工业生产的发展,特别是化学工业的发展,为麻醉药发明奠定了基础。英国化学家戴维,有一次走进一间充满着氧化亚氮的房间,他的牙痛突然停止了。氧化亚氮这种作用引起了美国牙科医生威尔士的兴趣,猜想氧化亚氮有麻醉作用。经过几次试验后,他在波士顿一家医院里作了在氧化亚氮麻麻醉下进行无痛拔牙的表演,可惜因麻醉不足而失败,威尔士被当作骗子赶出医院。后来,威尔士的学生摩顿对老师的失败进行了总结和研究,又从化学家杰克逊那里得到启示,采用乙醚进行麻醉,经过反复实验,终于在1846年10月获得成功。它的成功为手术无痛开辟了广阔前景,推动了现代医学的发展。
最早的角膜移植术
角膜犹如一架照相机的镜头,是眼球表面的一层透明膜。据估计,世界上约有500万人因角膜病变而导致失明。为了使这些失明者重见光明,1906年眼科医生席姆在一个因眼外伤而必须摘除眼球的病人身上取得眼的角膜后,将其移植给一个患角膜溃疡白斑的病人,获得成功。1931年,眼科医生费拉托夫进一步解决了角膜移植术中角膜的来源问题。他从刚死亡人的身上摘取眼球,置适当温度下冷藏保存,以供作移植角膜之用。由于角膜有了来源,通过角膜移植术重见光明的人也就多起来了。目前,在美国每年进行角膜移植手术近万例;在我国每年进行角膜移植手术已达600—700例。
最早发现的磺胺药
磺胺药是现代医学中常用的一类抗菌消炎药,其品种繁多,已成为一个庞大的“家族”了。可是,最早的磺胺药却是染料中的一员,从染料变成抗菌消炎的尖兵,其经过是颇耐人寻味的。
在磺胺药问世之前,西医对于炎症,尤其是对流行性膜炎、肺炎、败血症等,总是棘手得很,因无特效药可施。19世纪后半叶,微生物学家发明细菌染色法后,有人观察到一些染料的杀菌作用,可是后来又发现,不少染料在试管内有杀菌作用,但对人体却有毒性而不能应用。
1932年,德国化学家合成了一种名为“百浪多息”(Prom-tosil)的红色染料,因其中包含了具有消毒作用的成分,所以曾被零星的用于治疗丹毒等疾患,虽获得一些疗效,但它在试管内却无明显的杀菌作用,因此未引起医学界的重视。
同年,德国生物化学家杜马克在试验偶氮染料过程中,发现“百浪多息”对于感染了溶血性链球菌的小白鼠,具有很高的疗效,后来他又用兔、狗实验,获得成功。此间,杜氏的小女儿正巧因手被刺破引起感染,不久发生了败血症,虽经名医多方医治,均无济于事。杜氏在焦急不安之中决定用“百浪多息”给女儿一试,结果她竟从九死一生中得救。
1935年初,杜马克发表论文报告了他应用“百浪多息”的效果。当时许多学者对这种染料在试管内无杀菌作用,而在动物及人体内竟会有如此大的功效,莫不感到惊讶与迷惑,因此纷纷对这种奇妙的红色染料进行研究。不久,法国特利弗尔等研究认为,上述染料的抗菌消炎作用,是由于它在体内分解为氨苯磺胺(简称磺胺)的缘故。他们将“磺胺”进行动物实验,发现对链球菌的疗效与“百浪多息”相同,于是磺胺的名字迅即在医学界广泛传播。其实,氨苯磺胺早在1908年就被化学家合成了,可惜它的医疗价值当时没有被人们发现,因而默默无闻了20多年。磺胺迄今仍然是消炎杀菌的重要“武器”之一。
最早的叩诊
叩诊,是现代临床医学常用的一种物理诊断方法。医生通过手指叩击人体的一定部位,根据各部位质地、密度及其器官中气体和液体含量不同所产生的各种不同声音,来判断各器官的生理或病理状态。这种方法由于简便易行,因此即使在医学科学日趋发达的今天,仍然被世界各国的医生广泛应用。
叩诊是在18世纪中叶发明的。一位名叫奥恩布路盖的维也纳医生在进行尸体解剖的时候,发现有些死者的胸腔内充满着液体。这种现象引起了他的深思,为什么胸腔积液在死者生前不能被发现?应该如何发现?一次,他忽然想起他那经营酒业的父亲,经常用手指敲打酒桶,凭其发生的清、浊声音来估计桶内酒量的多少。人体的胸腔不也可以用手指叩击它,听其发出不同的声音而估计胸腔内有无积液。经过不断的摸索,奥恩布路盖终于发明了最早的叩诊方法,即用四只指头直接叩击人体胸部,并对胸部疾病与叩击音的变化关系作了较深刻的研究,于1761年在维也纳发表了题为《用叩诊人体胸廓发现胸腔内部疾病的新方法》的论文。
但是,奥恩布路盖的发明在当时并未能引起人们的注意,相反还遭到了某些名医的冷嘲热讽,甚至被指责为“疯子”。到19世纪初,由于法国医生高尔维沙尔的推荐和法国临诊病院的应用,叩诊才逐渐被人们重视。1818年,在上述直接叩诊法的基础上,创制了叩诊板和叩诊锤,于是就产生了间接叩诊法。1838年,维也纳著名医生斯科达对叩诊进行了更为深入的研究,并应用声学原理阐述了出现不同叩击音的原因,为叩诊找到了理论依据。以后,以对上述两种叩诊法作了改进,医生用自己左手中指的背部作为叩诊板,用右手中指进行叩诊。这种方法一直沿用到现在。
第一个带金属脊柱的人
一位年仅33岁的美国妇女杰西·托马斯,脊柱上长了一个拳头大小的骨肿瘤。根据治疗的需要,医生将患肿瘤的脊柱切除了。手术后的杰西·托马斯只好日夜呆在特制的架子上,无法自由活动。为了使杰西·托马斯重新恢复行动的能力,于1979年7月17日,医生把人造的金属脊柱植到杰西·托马斯的身上,代替脊柱骨架,使她恢复了站立和行走的功能,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带金属脊柱的人。
其实,我国上海市伤骨科研究所和上海瑞金医院伤骨科早在1970年6月在为一位年仅27岁的患脊椎巨细胞瘤的男病人施行了肿瘤切除术以后,成功地作了脊椎移植手术。这一手术是以医用不锈钢人工椎体替代的手术,术后两个月,病人下肢瘫痪就消失了,6个月后已能起床,迄今已恢复工作多年。
从1970年以来,该研究所和该院已施行了4例这样的手术,均取得了成功。可借这一临床成果未能在国际上及时交流,如按实际情况来看,我国取得脊椎移植手术成功显然比国外的要早。
对于金属在人体内的应用问题,不少学者进行过研究。研究表明,当人体的某些构造受到破坏时,有些金属能替代人体的这些构造。例如,用金属钽棒可替代骨胳,肌肉能够在钽棒上生长;用金属钛片和钛螺丝可以修复骨折,而且骨头还会生长在钛片的小孔和螺丝的螺纹里。这种可以替代人体某些构造的金属,被称为“亲生物金属”。
第一个听诊器
听诊器在临床医学上的应用,至今还只有160多年的历史。
在听诊器问世之前,西医对胸膜、心肺疾病的听诊,用耳朵直接贴附于病人的胸中来进行的。这种方法在遇到肥胖病人时,就显得无能为力,甚至一无所获。
1816年,法国名医兰尼克的病房中,住进了一个年轻而肥胖的女病人,兰尼克怀疑她患的是心脏病,但无法用耳朵紧贴于病人的胸部进行听诊来证实。
一天,兰尼克由家步行到医院的路上,看到一些儿童在玩别针划刺木头的一端而在另一端听声音的游戏,他得到很大的启发。他迅速地走到医院病房内,临时找了一本纸封面的薄书本,他把它卷成圆筒状,将圆筒的一端放置于病人的心脏部位,另一端贴在自己的耳朵上,结果使他大为惊奇,因此听到的声音竟比以往用耳朵直接听诊更为清晰。兰尼克的这个发明,可以说是听诊器的最初雏型,当时他年仅35岁。
后来,兰尼克继续进行思考与实验后,设计并制造了世界上第一个木质的听诊器。这个听诊器呈直管状,空心,长30厘米,圆筒直径3厘米,管腔直径5毫米。在圆筒的中部可以分开两节,以便于携带。当时,兰尼克把这种听筒称为“探胸器”,这是取之于希腊文的“胸部”与“检查”两个字的含义而成。但是,由于这种直管状的听筒外观颇象笛子,所以人们曾称之为“医者之笛”。直到现在,类似最初直管状的木质听诊器,在产科还是很受欢迎,因为用它倾听胎音具有一定的优越性,从这点来说,其作用还是不减当年。
最先在自身施行心脏导管术的人
心脏导管检查术,是将X线不能透过的细软管子,通过一定的途径插入到心脏各部,借以了解心脏畸形与病变,测定心血液含氧量以及血液动力学等的检查方法。这种技术不仅是用于心脏病的诊断,而且还为肝肾的代谢机能研究、心脏病的手术治疗以及内心膜的起搏等,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心脏导管检查术是本世纪20年代末才发明的,最先在自己身体上施行这项检查技术者,是德国青年医生福斯曼。
1929年,25岁的福斯曼在埃贝斯瓦耳德的一所医院里担任外科助理医生,他一直思考着在紧急的手术情况下,为了更有效地进行抢救,能否利用橡皮导管通过静脉管道,将救急的药物直接送到右心房内。
福斯曼起先在尸体上试验,令他感到惊奇的是,导管竟能相当容易地从右臂静脉到达右心房内。随后,他决定在自己身上进行这项实验。他请一位同事为他操作,但是,当导管推进静脉内35厘米时,他的同事胆怯起来,不敢将导管再继续向心脏方向推进,使这次实验半途而废。
一周后,福斯曼再次实验。他在自己的左肘窝施行局部麻醉后,切开了肘前静脉,通过静脉管的切口,他自己把导管插入静脉内,在X线荧光屏透视下,将导管沿着静脉向心脏方向徐徐推进,后终于把导管推入到了右心房。
1929年,福斯曼报导了他在自己身上施行心脏导管术成功的经过,并且论述了这种技术在诊断与治疗上的作用,但在当时没有引起重视。
过了好几年,美国学者柯南德和理查德对福斯曼的心脏导管术加以改进,并应用到血液动力学及循环呼吸生理学的研究上,获得了不少成就,使这项技术的价值被更多的人认识。
福斯曼以自己的勇敢和毅力,发明了心脏导管术,柯南德和理查德则改进这项技术,并使它在临床上得到推广,因而他们三人于1956年共同获得诺贝尔医学奖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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