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伯夫独具慧眼、敏锐细致，能体察思想极细微之处。他收集诸多趣闻轶事，以广闻博知、拓展视野。他注重个人与独特，擅于根据一定的美学原则‘典范’来进行精细深入的研究，从而形成自己的结论，并迫使我们依从其结论。”
上述对圣伯夫方法的总结及称颂，是我从布尔热先生的文章里引用来的，之所以引用，是因为他的总结简明扼要，他的称颂也是有权威性的。我们都知道，所谓建立精神自然史，从作家的传记、家族史以及性格特点来理解其作品、体悟其才华，这就是圣伯夫方法的独创之处；圣伯夫本人也认可这一点，并且理由很充分。即便是泰勒，这位致力于研究系统性更强、分类更精确的精神自然史的专家，尽管与圣伯夫在种族理论方面发生龃龉，也不得不说出同样一番话来赞扬他。“圣伯夫先生的方法，完全媲美于他的作品，毫不逊色。在这方面，他是一位发明家。他把自然史的研究方法应用到了精神史的研究当中。
“他告诉我们该如何去了解个人；他指出一系列影响个人的环境因素，并强调，必须依次考察这些环境因素，才能真正了解个人：首先是他的种族与血统，通过调查父母、兄弟姊妹就可以弄清；其次是早期的成长经历，家的周边环境，家庭生活的影响，以及其他所有在童年和青少年时期产生影响的要素；再次是他最初接触到的、激发他才华的重要人物，他所属的文学圈子。然后才开始研究这么一种环境下塑造出来的人，到处去寻找能揭示他隐秘内心的线索，知道他的好恶，从而掌握他最热衷于什么以及思想是如何发生转变的；总而言之，就是要分析个体本身，将所有的表象都追根溯源，拨开文学倾向或公众偏见蒙蔽在我们双眼的迷雾，看见作者最真实的面貌。”
他还补充说：“这种对人类个体的植物学分析方法是唯一能让精神科学向实证科学靠拢的途径；只须将其运用于民族、种族和时代的研究，其价值就立即体现出来。”
泰纳的这番言论，是建立在其理论家的实证思维之上的，他认为只有科学的真实才叫真实。然而，他同时又是一位有品位的人，对于精神的多样表达方式持有赞赏之情，为了要解释这些表达方式的存在价值，他把它们看作是科学的辅助手段（参见《论智力》的前言部分）。他以为，圣伯夫是一位不折不扣的开创者，是“他的时代”中的优秀人物，一位几乎要触及他个人——即泰纳本人——研究体系的行家。
究竟艺术的真实为何物、艺术如何独立于科学，对于这些问题尚未有明确答案的哲学家们不得不转而自圆其说地认为，文学、批评，等等，都类似于科学，后人在继承前人的基础上，必定要超越前人。然而，艺术当中并不存在所谓的开创者、先驱（至少不是科学意义上的）：一切都只存在于个人，每个人都要独立地去做艺术或文学的尝试，对于个人而言，前人的作品并非像科学领域里的那样是可以借鉴利用的真理、定理。在今天，有才华的作家必须从头开始，独立创新，他并不比荷马更为先进。
此外，我们列举那些从圣伯夫的方法中看出独创性、优越性的人，有什么用处呢？还是让圣伯夫自己来谈一谈吧。
“对于古人，我们缺乏必要的考察手段。对于真正古典的大师，到今天只残留下一具雕像的人，手持其作品、寻访其踪迹，那几乎是不可能的。无奈之下，我们只得评析其作品，赞赏之余，再揣摩作品背后的作家或诗人。我们心怀崇高的理想来重构诗人或哲人的风貌，再塑柏拉图、索福克勒斯或维吉尔的肖像；但知识的残缺、原始资料的匮乏、信息渠道的缺失，让我们止步于此。一条不可逾越的巨川横亘在我们与古代的伟人之间，就让我们由此岸向彼岸遥致敬意吧。
“对于今人，情况则大不同。有一整套建立于材料来源基础之上的批评体系在发挥更多的作用。全面地认识一个人，深入地了解他，尤其当他是个名人的时候，这真是极为重要、不容忽视的。
“迄今为止，对人物的精神分析还停留在很零散的层面，局限于对个体的描述，顶多也只是划分了几种类型，就连泰奥弗拉斯特与拉布吕耶尔[24]也不例外。但我在研究的过程中已经看到了希望；我相信总有一天，这门科学将建立起来，人类智力的几大家族体系及其主要分支也将得到确认。这样一来，只要获知了某一种智力类型的主要特征，我们便可以推断出它的其他特征。当然，对于人类，我们不可能完全像对待动植物那样：精神的存在是更复杂的；人具有自主权，灵活易变，能形成各种不同的组合。但我还是期待，伦理的科学终有一天能稳固地确立起来——今天的伦理学还处在信息的收集阶段，恰如朱西厄之前的植物学、居维埃之前的比较解剖学。就我们当代人而言，我们虽然撰写了简单的论文专著，但我已经发现了其中的勾连，若有哪位智者能人继续深入钻研、拓宽思路，同时又把握住细节，或许有一天会发现与智力的家族体系相对应的大的生物分支。”
圣伯夫曾说：“我并不认为，文学是独立于人及其组织之外的，或者说是可以从中脱离出来的……若要了解一个人——不纯粹是了解他的才智，再多的手段或目标都不嫌多。我们向作者询问一系列的问题，哪怕这些问题只是随口问问、没有太多悬念，哪怕这些问题表面上看起来跟他的写作毫不相关，但在得到确切答案之前，我们都不敢说完全了解了作者。他有什么样的宗教观？看到自然景观时，他有何反应？他如何对待妇女和金钱？他是贫穷还是富有？是什么在左右他的行为，他平常的生活怎么过？他有何恶行，或说弱点？所有这些问题的答案都有助于我们去判断一本书的作者，去判断一本书，只要它不是什么纯几何理论的专著，而是一部包罗万象的文学作品。”
圣伯夫的那本书写得并不深刻。在泰纳和布尔热等人看来，著名的圣伯夫方法使得圣伯夫成为十九世纪最伟大的批评家。他的这一套方法提倡：不要将作者及其作品分开来考虑；对作者下判断的时候——只要他的作品不是什么纯几何理论的著作——可以首先从那些表面上与其作品毫不相关的问题（他如何表现，等等）着手，尽量去搜寻每一点关于作者的信息，整理他的书信，找到那些认识他的人，仍在世的，就与他们面谈，已过世的，就看看他们写了什么有关作者的内容。然而，他的这一套方法忽略了一点，稍微对自我有点认知的人都会明白这一点，即从事创作的自我并非我们在日常的习惯、社交和恶行中体现出来的那个自我。要理解这个创作的自我，我们只有探索自己的内心，努力将其重建，才有可能接近到它。这是一次心灵的朝圣，任何事情都替代不了。这也是对真理的追求，来不得半点马虎；千万别想当然的以为，哪天早上天气好的时候，朋友的图书管理员邮递给我们的一封未公开的信件，真理就自动送上门了，或者碰见作者的旧相识，从他的口里扒拉点什么，真理就掌握在我们手里了。在谈及司汤达的作品如何受到年轻一代作家推崇的时候，圣伯夫说道：“恕我直言，要准确地评价这位复杂的人物，不走向任何一个极端，除开我个人的印象和记忆之外，我还是更愿意听听梅里美先生和安培先生怎么说，听听雅克蒙先生怎么说，如果他还在世的话，总而言之，要经常见到司汤达并了解他真实为人的人，他们的意见才是我判断的依据。”
这是为什么呢？为什么司汤达的朋友就比别人更适合评价他呢？对这些朋友而言，写小说的司汤达被另一个司汤达遮蔽了，相比很多人的外在自我，这个司汤达也许处于更低劣的地位。最能证明这一点的就是圣伯夫对司汤达的评价。圣伯夫本人不仅认识司汤达，还向梅里美和安培先生收集了所有他能搜集到的信息；可以说，依照他自己的标准，他具备了精确判断一本书所需的全部条件。但他的评价竟然是这样的：“我最近重读了，或说重新审视了司汤达的小说。坦率地讲，这些小说真是太糟糕了。”他后来又回到这个话题，承认《红与黑》“书名的用意不明显，带有模糊的象征色彩，但至少小说里边还是有故事情节的[25]。小说的第一卷，尽管矫揉造作、可信度不高，但读起来还挺有趣。其中包含了某种思想。贝尔[26]的小说以这种方式开头，有人跟我说过，正是参照某位熟人的原型来创作的，而他在参照原型的同时，尽量让小说显得真实可信。比如，书中写到这位羞涩的年轻人，他无意中闯入了一个与他的出身完全不同的社会，等等这些，都写得很到位，至少算是达到了作者的预期吧，等等……这些角色都不是真实存在的，而是精心制作的自动人偶……另有几个短篇一点的小说，写意大利题材的，他还要写得更出色一些……在贝尔的所有小说中，《巴马修道院》让部分人看到了他作为小说家最杰出的才华。巴尔扎克先生对此书推崇备至，但我实在难以苟同。人们读完这部书之后，还是要回到法式风格里去——我觉得这再正常不过了……人们要求一定程度的理性，等等，如曼佐尼的《约婚夫妇》、瓦尔特·司各特最有代表性的作品，或者扎维埃·德·麦斯特写的某个生动有趣、极简洁的故事，这些都是典型的例子；其余的就完全交由聪明的作者来完成了”。
作完这一番评价之后，圣伯夫总结道：“我坦诚地批评了贝尔的小说，但我根本无意指责他的创作。他的小说虽不尽如人意，但也不落俗套。就像他的批评文章一样，司汤达的小说对从事小说创作的人是尤其有用的……”最后，整篇论文的结语如下：“在处理微妙的人际关系方面，贝尔是非常正直和充满自信的，这一点，谁也不可能忽略掉，尤其是要发自肺腑地评价他时。”也就是说，综合考虑完所有的因素，得出的结论是：贝尔那家伙是个好人！也许我们还用不着大费周章地拜访梅里美先生，赴那么多晚宴、跑那么多趟法兰西学院，也用不着老是烦劳安培先生赐教，就能得出这结论了；我们读到它，也必定不会像圣伯夫这般为下一代忧心忡忡。若巴莱士读上一个小时，即使没有任何“资料”，也比你圣伯夫更能说到点子上！当然，我也不是说，圣伯夫对司汤达的评价全是错的。只是说，一联想到圣伯夫对加斯巴兰夫人或托普菲尔的热烈追捧，我们就明白了，假如十九世纪所有的文学作品，除了《星期一丛谈》之外的，都付诸一炬，那我们就只能通过《星期一丛谈》来了解十九世纪的作家们孰优孰劣，那司汤达的位次将排列在夏尔·德·贝尔纳之后，维内之后，莫莱之后，维尔德兰夫人之后，在拉蒙、塞纳克·德·梅朗、雅克·达济尔之后，还在好多好多人之后，而且，说实在的，跟阿尔通·谢和雅克蒙都不相上下了。
此外，我还要说明一点：圣伯夫基本是拿着同一条准绳来衡量其同时代的原创作家的；他将批评家的作用界定为甄别时代精英，也确实做出了良好的表率。因此，尽管他对某些作家颇有微词，却也保留了个人意见，而不至于受其误导，步入歧途。
卡莱尔曾说，艺术家“具有的特殊使命，是要发现隐藏在所有表象之下的那同一的神的旨意，并向我们揭示”，[27]直到最后，他眼中的世界不过是为他提供了一个可描绘的幻象。[28]
圣伯夫似乎从来没有懂得创造性的写作有何特别之处，不知道它在本质上有别于普通人，有时甚至是作家，所从事的写作行为。他没有区分这两种状态：一是专注于某篇作品写作的状态；一是独处时，努力让耳朵听不见那些大家都经常挂在嘴边的话——任何时候，哪怕没有旁人在场的时候，只要我们没有真正地做回自己，我们都要利用这种状态来思考，来面对我们自己，来倾听内心真实的声音，并记录下这声音，完全不同于日常交谈的声音。“在我还算幸福的时候（1848年以前），我曾努力尝试过，并且我相信是成功地，让自己过上平和而有价值的生活：随性地写作，随性而踏实地阅读，最重要是不要写得太多；跟朋友交往，专门保留一部分精力来保持朋友间的日常联系，然后尽情地挥洒；更加注重私人关系，而非公共关系，将内心最柔软敏感的部分，人性之精华，贡献给私人生活；珍惜青春好韶华，享受智力与情感的交流；于是想象的画笔为我勾勒出一个文人的形象，他知道什么是真正有价值的，他不允许手头有太多的工作来妨碍自己精神的修为。从那时候开始，这种‘必需’支配着我，迫使我弃绝我认为是忧伤者、智者唯一的幸福或慰藉。”
正是这所谓“必需”的隐喻，让人产生了一种错觉，好像作家写出来的东西是更肤浅、更空洞的，而他在日常生活中表现出来的才是更深刻、更富有内涵的。事实上，作家展示给公众的，反倒是他最隐秘生活的产物，是他在孤独的状态下只为自己一人而写的东西。而在日常生活中呢，不论多么精心的谈话（而且越是精心的越糟糕，因为它搅扰了精神生活并使之歪曲：福楼拜与侄女、钟表匠的谈话无此危害），不论为哪个小圈子撰写的人情文章（跟谈话差不多，只是印在纸上），那都是出自于肤浅的自我，要想找回内在的自我，只有抛开外界，抛开频繁进入外界的那个自我才行；内在的自我，是在我们与人相处时静候于一旁的，是我们确信的唯一真实的自我，也是艺术家们——唯有艺术家——最终所侍奉的，仿若一位令他们越来越难以离开的神祗，为了它的荣耀，他们愿奉献生命。不可否认的是，自撰写《星期一丛谈》以来，圣伯夫不仅改变了自己的生活方式，还形成了这么一种并不太高明的想法，认为像他现在所从事的强迫性劳动从根本上说是更富有成效的，对于那些闲散放任之人也是必要的，若缺少了强迫性劳动的驱使，这些人将一事无成。他在谈到法布尔时说道：“他的情况有如一名下嫁于老翁的少女；只消很短的时间，她就青春不再了，理由谁也说不上来，冰冷的微风吹拂她，是比激情的狂风更能摧折她的。维克多·雨果有言道：
我相信，衰老透过双眼侵蚀青春，
与衰老之人为伴，青春也迅速老去。
“维克多兰·法布尔的少年才华就是如此：他与衰老的文学类型结缘，他的忠贞便葬送了他的青春。”
尽管圣伯夫对巴尔扎克《贝姨》的有关内容表达了强烈的不满[29]，他还是常说文人的生活就在书斋之中。比如，他这样写道：“最近我们无意中发现了安德烈·谢尼埃的写作方式和研究方法；我们在他的书斋中亲眼见到了大量书写认真的手稿。而德·拉马丁主动为我们敞开的、几乎是拽着我们进去的书斋，景象又大为不同。他写道：‘最近几天，我又重拾了诗人的生活。你比任何人都更清楚，这样的生活在我的真实生活里顶多占了十分之一。可广大的读者不是像耶和华一样恢复人本来的面貌，而是随心所欲地歪曲人的形象。他们竟然以为，我有整整三十年的时间都在一行行写诗，静观瀚宇星辰。我根本没有花费这么多时间，诗之于我，恰如祷告，一分不多，一分不少。'”但圣伯夫终究没能进入诗人的灵魂，那是一个封闭的世界，断绝与外界的一切联系。他还以为，外界能对这个世界给予建议、激励，或加以控制。他说：“如果没有布瓦洛，没有奉布瓦洛为巴那斯总监的路易十四，那将会出现什么情况呢？最伟大的天才们还能否写出令其流芳百世的著作呢？我恐怕拉辛只能写出《贝雷尼斯》，拉封丹写不了太多的寓言，就多弄几个传说故事代替，即便是莫里哀吧，估计也就停留在《司卡班》的水平上，而无法实现《愤世嫉俗》的庄严高度。总之，这些卓越的天才们，他们每一个人都会深陷谬误而无法自拔。布瓦洛，作为诗歌批评的良知，在明君圣主的良知认可、扶持下，掌控了所有这些作家，利用其威信和无所不在的影响力，引导他们写出自己最优秀、最有分量的作品来。”可以说，圣伯夫并没有看到横亘于作家与世人的鸿沟；他没有领悟到，作品是作家展示真实自我的唯一途径，作家面向世人（甚至包括那些世人眼中的作家，因为他们只有在抛开外界的时候才能真正成为作家）所展露的无非也是跟世人同样的面貌。正因为如此，圣伯夫才建立了那个著名的方法，饱受泰纳、布尔热等人赞誉；按照此方法，你要想了解一位诗人或作家，就必须不厌其烦地去追问那些认识他的人，追问那些经常见到他的人，从他们的口中得知有关他的一切，比如他对待妇女的态度，等等，虽然这一切与诗人真实的自我毫无瓜葛。
他写的书，尤其是《夏多布里昂及其文学团体》一书，像是一系列的沙龙谈话。作者邀请不同的谈话对象，询问他们相关名人的问题，而他们所给出的答案也往往会有冲突，从而证明经常受到称颂的人也有可议之处，或者说，那些持不同意见的人属于另一种精神类别。
而且，即使是同一个受访者，也会出现自相矛盾的地方。圣伯夫是不肯放过任何一条线索的。他想起了一件轶事，去找出来一封信件，还要请一位权威人士出面作证，而这位权威人士正跃跃欲试，巴不得马上证明有人就是说一套做一套的。莫莱先生此时将大礼帽拿在手中，他在回忆拉马丁的往事：此君刚一听说鲁瓦耶-科拉尔参选法兰西学院，便立即写信给他，请他为鲁瓦耶-科拉尔投赞成票，可到了选举当天，此君自己竟然投了反对票；还有一次，此君为安培的参选投了反对票，但得知安培入选后，又差了自己的夫人前往雷卡米埃夫人府上向安培道喜。
以后我们会发现，圣伯夫对于原创作家的浅薄观念从未改变过，但这种不切实际的理想是看不到前途的“。必需”迫使他放弃原有的生活。既然已经辞去马扎兰图书馆馆长的职务，他为了生计，不得不接受比利时列日大学的教职，继而在《立宪报》主持《星期一丛谈》专栏。自那天起，他所企盼的闲适生活就被无休无止的工作取代了。他的一位秘书曾这样记述“：我老是想起这位大作家早晨起来一边梳洗，又一边在报纸上写写画画的样子；他用铅笔往空白处记下一件事、一个想法，或者一个已经想好的句子，就连这个句子放在文章中的哪个位置，他也心中有数了。这时我就来了。我要负责把报纸保管好，不可遗失。圣伯夫先生会跟我说‘：记着，我要把它写到那里去。’作为秘书，我还要负责一件事情，只要我一到那里，就算我们还没有开始上班，也要忙不迭地把他前两天写的文章给收集整理好。但这位大师很快就让我适应了，不久之后，我就习惯了他这种快节奏的思维。”
这样的工作势必要他拿出大量的观点来发表，倘若他仍留恋过去的闲散生活，那这些观点就永远不见天日了。有些文人（法布尔、富里埃尔、丰塔内）从强迫性写作中获益，他似乎也颇为所动。在长达十年的时间里，他所有的灵感，原本是可以为朋友、为他自己、为长久酝酿而实际根本不可能写出来的书所慢慢运用的，都以每周一次的方式源源不断地写出来，散播到全世界了。他要评论一本书，在读书的过程中，有许多想法从他的内心深处涌现出来，我们发现其中有一些宝贵的思想，有的可以衍生出一部小说，有的可以铺陈为一首诗歌，还有的美好得让人陶醉一整天；为了美化他呈现的作品，他甚至豪迈地献祭了最亲爱的伊萨克和最圣洁的伊菲日尼。他说：“任何木材我都用来制作火箭，最后的火药也拿来发射火箭。”可以说，在十年的时间里，他每逢周一就施放一次耀眼的烟花，他用于制作火箭的材料，原本可以用来创作出也许更能持久的作品，也随同烟花陨灭了。但他心里很清楚，这些材料并没有完全陨灭，有一些成分，即使不如钻石般恒久闪亮，也至少带有玻璃的光辉，它们留存到了日常的琐细当中，这些日常的琐细也会逐渐地聚积起来成为一个大部头，让读者们看到玻璃的光辉一如从前。事实上，它们确实集结成册了，成为了很好的读物，有时候还很有趣，真正能让人消遣解闷，因此，我非常肯定，有些人会诚恳地称赞圣伯夫，正如圣伯夫称赞贺拉斯一样：“当今世界，尤其在法国，贺拉斯已经成为有关品位、诗艺和处世智慧的必读经典。”
《星期一丛谈》这个题目让我们看到，这些文章对圣伯夫来说意味着一个星期的繁忙与投入，代表着蒙巴纳斯大街上一间陋室在周一早晨焕发出来的荣光。周一的清晨，若碰上冬季，这个时候才仅有一点苍白的曙色从紧闭的窗帘上方透出来，也就在这样的时候，他打开了《立宪报》，看到自己精心雕琢的文字，感觉到它们此刻正散发出他思想的光芒，照耀在巴黎的千家万户，激起人们的赞叹之情；他作为作者，心思如此巧妙，竟无人能及，他还将这巧思推演至极致，加入许多自己都未曾料想到的细节，有如神来之笔，大放异彩，再辅以明暗对比的手法，增添亲切感，这文章连他自己都钦佩不已。当然，新手作家的兴奋与激动，他是体会不到的。文章在编辑手里压了那么久了，新手的作家每天都盼望能打开报纸看到它，但从未如愿，几乎到了绝望的地步。终于有一天，母亲走进他的房间，故作随意地将报纸拿给他，一副无关紧要、无甚好读的架势，但她又把报纸放到他一眼就能瞧见的地方，他想不读都不行；接着她匆匆离开了房间，还在门口把正准备进来的老仆人给挡了回去。他不由自主地笑了，他意识到亲爱的母亲希望他不要有所猜疑，希望他有个大大的惊喜，并一个人静静地享受这份惊喜，不要受到旁人的打趣和搅扰，也不要因为某些人没头没脑地跑来向他道喜，让他反而不好意思袒露心扉。天光仍旧灰暗，旭日像一枚烧红的炭火；重重迷雾之中，飘着墨香、浸着朝露的报纸穿梭在巴黎的大街小巷，而他的思想也随着这成千上万份报纸到了每一张餐桌——餐桌上的灯仍亮着，人们把热乎的小圆蛋糕撕碎了泡进咖啡，但报纸是比这更美味更营养的精神食粮。他等不及地要打发仆人多买几份报纸回来，他想亲手触摸这印刷业的奇迹，假装一个新读者在不经意的情况下从另一份报纸中发现同样的思想。紫红的地平线上，那枚炭火的光芒已经越来越亮，越来越强了，它膨胀、充溢，只消轻轻一跃，便出了地平线。他想象自己的思想也如这东升的旭日，在每个人的心目中冉冉升起，并全然融入到这灿烂的曙色之中。
圣伯夫不是新手，因而无法体会这些乐趣。但他仍然会幻想，冬日的清晨，布瓦涅夫人坐在高大的四柱床上翻看《立宪报》，他会设想，下午两点的时候，参议员去拜访她，与她谈论报上的文章，也许，这天晚上，他将收到阿拉尔夫人或德·阿尔布维尔夫人的便条，告诉他读者对他的文章有何看法。所以说，他的文章在他看来就像是一条弧线，起始端是他个人的想法和创作，而末端则是读者们的看法和眼光，这末端决定了线条的走向及最终的色调。与这些文章情况类似的，还有报道内阁辩论的一些着实让读者震惊的句子，比如：“议院主席先生，内政及宗教部长，你们等着瞧吧……（右派抗议，左派热烈鼓掌，长时间的鼓噪）”在这个句子里，发言之前的致意以及发言之后现场的反响，与发言的内容同样重要，它们共同营造出一种效果。这个句子不可能以“你们等着瞧吧”作为结束，它仅仅是个来头，而后面的“右派抗议”则是高潮部分，比中间部分更精彩，也呼应了开头。同样的道理，新闻写作的妙处并不完全在于文章本身；它们从创造它们的思想土壤中剥离出来，仿佛断臂的维纳斯。既然新闻为了适应民众（尽管可能是精英的民众）而沾染上一些习气，那这些文章就难以免俗。记者在撰写文章、权衡文字的时候，总是要考虑到这个或那个读者无声的意见，如此写出来的作品就无形中受到他人的影响，而丧失了部分个性。
我们已经看到，圣伯夫认为他所喜爱的沙龙生活对于文学是必不可少的，多少世纪以来，先有路易十四的宫廷，后有督政府指定的文社，这些都是维持文学正常运转的机构；同样的，这位辛劳的创作者，每天都忙着取悦精明的行家、打击碍手碍脚的人，连安息日都不休息，每逢周一就能获得光荣的报赏——这样一个人，他把所有的文学都等同于每周一次的专栏，也许有被重读的机会，但必须是为当下而创作的，必须充分地尊重最优秀的读者，取悦于他们，而无需过多考虑将来的问题。他认为文学属于时效性强的类型。他给贝朗瑞写信说：“准备好迎接一个精彩的诗歌季吧！这些人正等着登台亮相呢……”而他在骨子里又是个真正的古典主义者，他说：“此后，这种诗，我是不会再写了；你也不适合写，只有那些吵吵嚷嚷、不知天高地厚的年轻人才适合，反正他们缺乏鉴赏力。”据说他在临死之前曾怀疑以后的人是否还会热爱文学，他对龚古尔兄弟谈起《热尔韦泽夫人》:“要振作精神，有所作为。这部罗马式小说来得正是时候，我认为文学界对你们的兴趣很浓厚，只要稍微动点脑筋，就能大获成功。”在他看来，文学只是眼前的苟且，其价值由作者本人的地位所决定；简而言之，就是政治上有所建树的人，即使什么都不写，也强过政治上满腹牢骚、笔下满篇伦理道德的人。因此，艾默生说人要志存高远，圣伯夫则刚好相反，他只看重当前的利益，对政治感兴趣，他说：“我觉得参与重大的社会运动是很有意义的。”他总是为参与政治的夏多布里昂、拉马丁和雨果感到惋惜，但这几位的作品中所含的政治成分还不及他的批评多。他为什么说拉马丁是“怀才不遇”？说到夏多布里昂，又是这样的语调：“《回忆录》并不怎么讨人喜欢，这是重大失误。就才华而论，虽然品位低俗、口无遮拦这样的毛病在几乎所有夏多布里昂先生的作品当中都存在，还是有不少篇章彰显出大师气魄，证明宝刀未老；幼稚可笑之处也能见奇峰迭起，优雅温和之处仿佛出自魔法师之手笔，之嗓音。”“我实在没办法谈论雨果。”
圣伯夫在文学沙龙很受欢迎，并且深受敬仰。阿尔布维尔夫人曾写信告诉他“：要知道，你尊重别人的意见，别人也尊重你的意见。”他说，阿尔布维尔夫人给他题赠的座右铭是：立意悦人，得享自由。但事实上，他很少有自由的时候；比如说，从他的文章里可以看出，雷卡米埃夫人在世的时候，他无论如何也不敢对夏多布里昂有任何微词，一旦两人都去世以后，文章翻过几页，他的语调就全然变了。他在《札记与思考》中写道“：当过辩护律师，我现在还想做法官。”究竟这是不是针对上述情况所写的，我不得而知。但事实就是，他把以前说过的每一个字都否认了。有一次，他不得不为夏多布里昂的《墓外回忆录》写一段评论，这部作品曾在雷卡米埃夫人的府上被高声诵读过。他读到其中的一个段落：“在这样一个人人都不愿成为自己父亲的儿子的时代，难道这些都是离奇古怪、微不足道的自负表现吗？一个进步、变革的新时代里的虚荣心？”他认为这些顾虑实在太拘泥小节，于是提出异议“：绝非如此！夏多布里昂先生的骑士精神万不可剥夺；尽管他处处体现自己贵族的气质，但这并不阻碍他进步。”然而，等到雷卡米埃夫人和夏多布里昂双双离世之后，同样的《墓外回忆录》，同样的段落——“假使我像哥哥一样继承了父亲的自命不凡，那家族的头衔和身份定让我无从选择，只能成为布列塔尼公爵的幼弟。”他急不可耐地打断了作者的庄严陈述，而且这一次，从前那一套“再正常不过了”“这又如何”之类的老话，变成了如下的观点：“那你现在的所作所为呢，还不是一边拖着‘自命不凡’的尾巴，一边又吹嘘自己已经完全摒弃了。这种吹嘘是加倍的伪善，反倒不如你斥责的‘自命不凡’的父兄来得坦率。”对于参议员帕基埃，他总是衷心地、诚恳地、坚持不懈地颂扬他，在其身故之后也没有诋毁过半句；据我猜测，这是因为布瓦涅夫人太过于长寿的缘故。参议员曾写信给他：“布瓦涅夫人抱怨说她最近一直没见着你（乔治·桑也写过类似的信件‘：缪塞老是想去拜访你，邀请你过来，但我没同意，因为我担心这么做也没啥用，不然我肯定会怂恿他去的。'），你愿意到卢森堡来接我一趟吗？我们可以好好聊一聊。”参议员死后，布瓦涅夫人还活着。他写了三篇有关帕基埃的文章，都是歌功颂德的，足以宽慰那位悲痛的女友。然而，帕基埃刚一过世，我们就在《文学肖像》中读到了“库赞说……”此外，在马尼晚宴[30]上，他还对龚古尔说：“老实告诉你，我才不会把他当作什么文学家呢。夏多布里昂的圈子都不见得能容下他。”以至于龚古尔都不得不感慨“：死后要让圣伯夫来吊祭我，那真是太可怕了！”
但一般情况下，他的敏感多疑、反复无常，刚才爱得不行、马上就恨得牙痒的脾气，足够他趁着人们尚在世的时候就“重获自由”了。谁也用不着等到死后才受到他的刁难质疑，于是我们看到了他的许多有关雨果、拉马丁、拉莫奈等人的自相矛盾的文章。对于贝朗瑞，他在《星期一丛谈》的专栏里写道：“也许很多人都还记得，十五年前，我将贝朗瑞描绘得光彩照人、毫无瑕疵，我现在想说的是，正是为了让人们忘记这个形象，我建议重新为他立一幅肖像。十五年的时间，足够改变一个模特儿的容貌，或者说突出他的特征；最重要的是，艺术家能在这段漫长的时间之内完全捕捉到他的形态，从而去修正自己，完善自己，对自己的作品进行一番深刻的调整。我年轻时描绘诗人的形象，总是掺杂了强烈的情感和无比的热情，但我并不后悔，我甚至还去纵容这股子热情。到了今天，我承认，除了认真观察，诚恳地展示我所见之事物、人物而外，我绝不掺杂任何别的东西。”若没有这种“重获自由”的行为来平衡他的“立意取悦”，圣伯夫很难得到如此普遍的尊重。当然，我们还必须补充一点：他既有逢迎权势的倾向，又同时看轻权势，既有世俗保守的态度，又有自由以及自由思想的追求。对于前者，我们可以看到，他的作品中大篇幅地谈到七月王朝的政界大腕们；他认为，对话才能碰撞出思想的火花，因此他将身份显赫的对话嘉宾都邀请到文字的沙龙里来，而外人是根本无法踏足的；在这里，他没有与莫莱先生针锋相对，也没有碰见任何诺阿耶家族的人——他对此家族如此敬重，以致认为，如果到了两百年之后才在某一篇文章中引用圣西蒙描述诺阿耶夫人的全部文字，那将是十分罪过的。与上述作法相平衡的是，他对于那些参选法兰西学院的贵族怒不可遏（特别是对布罗伊公爵的合法选举），他辱骂道“：这些人最后就由他们的门房来任命吧！”
即使在法兰西学院的事情上，他的态度也是模棱两可的：有时候充当莫莱先生的盟友，认为波德莱尔参选简直是个笑话（尽管波德莱尔也是他的好朋友），并告诉莫莱，他已经受到了学院的青睐，他该为此感到骄傲——“你已经留下好印象了，这还不够吗？”有时候他又站在勒南的战线上，认为泰纳将他的论文集送呈院士评审是自降身份，因为院士们根本看不懂，对于阻挠利特雷进入学院的迪宠卢主教，他也表现得义愤填膺，从第一天开始就对他的秘书说：“我每周四去学院，我的同事都是些无用之辈。”他自己也承认，为了这个那个的写了不少吹捧的文章，但他坚决不肯为蓬日威尔先生说好话，还扬言道：“他今天休想进得去。”他有他所谓的自尊，并且有时候表现得过于敏感，近乎可笑了。曾经有人指控说他收受了一百法郎的贿赂，他于是写了一封信给《论辩报》，“信中的行文口吻非常得体，只有一个正直的人才能写得出来。”——如果这是自尊的表现，好吧，姑且接受。另外，当他受到蓬马尔坦先生[31]的指责时，或者以为维尔曼先生的某次演讲间接地攻击了他，他就大吵大嚷——如果这也是自尊的表现，也很好。但是，这一件事就不得不说他可笑了：他提前给龚古尔兄弟打了招呼，说他可能给予《热尔韦泽夫人》负面的评价，后来又通过第三方得知龚古尔兄弟对玛蒂尔德公主说：“圣伯夫看得很清楚……”他就火冒三丈地吼起来：“我可没说要严厉地批评呀！”这就是圣伯夫作为回应的那篇文章……[32]
有时我不禁自问，除了诗歌而外，圣伯夫是否就没有更好的作品了？机敏与巧思已告枯竭。那弯来绕去，靠千种心思、万般手法来渲染烘托的技巧也施展不开。巫师的魔法被彻底打破。他矫揉造作、灵活多变的风格似乎为他思想中根深蒂固的虚伪提供了土壤，一旦他放弃了散文的写作，他也就停止了撒谎。正如一个用拉丁语写作的学生必须直言不讳一样，圣伯夫也终于有了直面现实、直抒胸臆的机会。在《黄色光芒》《拉辛之泪》中，在他所有的诗作中，真挚的情感比他的任何评论文章都更为丰富。然而，失去了谎言的依傍，他的全部优势也分崩离析；一个长期酗酒的人却只能喝牛奶，他的虚张声势的劲儿没了，浑身的蛮力也跟着消失了。“这个人，看他多么笨拙，多么丑陋。”[33]一位伟大的有魔力的批评家，放弃了所有的文雅、繁复和诙谐，所有的情绪、节奏和韵味，反而变得朴拙，毫无技巧可言，还有什么比这更打动人心呢？一切的风格都绝迹了。他渊博的学识、文人的修养，只剩下了对浮夸、陈腐或奢华的排斥，而他精心传达的意象，让人联想起安德烈·谢尼埃和阿纳托尔·法朗士诗歌的雕琢之美。然而，这一切都不过是有意为之，而非自然流露。他欣赏奥克里斯托、库珀和拉辛，他企图模仿他们。但他自己所天然拥有的、深入骨髓的东西，几乎只有笨拙而已。这笨拙反复出现，仿佛一副天然的嗓音。而他这些为数不多的诗作，令人陶醉并且真诚的诗作，以巧妙且颇为成功的手法表达了爱情的纯洁、都市里黄昏时刻的愁闷、追忆往事的曼妙、阅读时光的躁动，还有不相信老之将至的怅惘；在我们看来，这些才是他唯一真实的东西，相形之下，他作为批评家的那些气势恢宏、洋洋洒洒的文章显得多么空洞而毫无意义。《星期一丛谈》，作为他的批评文章集大成者，因而也不过是扭捏作态，几首小小的诗歌，反倒展露真情。可以说，在永恒的天平上，一位批评家的诗作反而较之其他作品占据了更多的分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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