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天来卫生院看我的人越来越多。不仅是县知青办和一些宣传单位，其他部门的人甚至别的公社听说了我的事迹，也都纷纷派人来表示慰问。有的时候一批人还没走，另一批人就已经等在外面。我按着知青办张主任的要求躺在病床上，连躺的姿态也是张主任亲自为我设计的，枕头要垫高一些，上身微微抬起，这样便于说话，也可以随时与来看望我的人交流，同时盖在身上的被子要稍稍往下拉一点，露出我胸前缠裹的纱布，说话时声音也要压低一些，放缓一些，这样反而会使人听得更清楚。我觉得自己就像是一个道具，今天被摆弄成这样，明天又被摆弄成那样，同时又像一台老式的手摇留声机，每天从早到晚都在放着同一张唱片。我机械地向来看望我的人们重复着同样的内容，我向他们讲述出事那天晚上的详细过程和每一个细节，当然也包括我在当时的每一个细微的思想活动，我一遍又一遍地重复着知青办张主任和那个宣传干事为我写下的一些豪言壮语，我还要不断地重复自己在心得体会中写下的一些带有警语警句意味的深刻话语，有的时候甚至要将整个段落都背下来。渐渐地我说话就形成了一个固定的模式，先讲什么后讲什么，然后再讲什么，我对自己讲述的内容越来越熟悉，张主任给我的那份材料已经印在了我的脑海里，由于重复的次数太多了，连我自己也认定这份材料中所写的内容都是真实的。我坚信自己在那个晚上曾与地主分子赵金福展开过殊死的搏斗，而且如果不是因为我的及时出现，生产队里的粮食就会蒙受巨大损失。我也坚信自己身上的伤就是被穷凶极恶的地主分子赵金福用镰刀砍的，其中有一刀还几乎扎到了心脏，是医院的白衣战士奋力抢救才将我从死亡线上挽救回来。每当我讲到动情处，甚至连自己也被感动了。我渐渐地有些恍惚起来，好像是在做梦，连自己都有些不认识自己了。我在心里问自己，我怎么突然就变成了这样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有着很高的思想觉悟的人？一个为了保护集体财产甚至可以牺牲自己年轻生命的人？我为自己是这样一个人而感到欣慰，感到自豪，感到骄傲。来看望我的人听了我的讲述也都表示出同一个意思，他们被我的英勇事迹深深感动了，他们一定要将我的事迹带回去，让更多的人都来向我学习，同时希望我安心养伤，保重身体，身体是革命的本钱，只有把身体养好了才能继续干革命，才能更好地在广阔天地炼红心。我就这样从早到晚接待一批又一批的人。由于来的人越来越多，病房门外也已经站不下了，于是就不得不在院子里排起长队，出来一批人，再放进去一批人，看上去就像是在等候向遗体告别。这样一来卫生院的秩序就被搞乱了，已经无法再正常工作。知青办的张主任一看这样下去不是办法，只好跟卫生院商量，专门为我腾出一个房间做病房。这个房间靠近院子门口，这样一来等候的人们就可以到院外去排队了。
不过我有时也在心里问自己，我这样就是一个英雄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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