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忠奸自古就有别。

    毫无疑问，照一般人看来，诸葛亮是忠臣，曹操是奸臣。千百年来，人们都这么听人说，也这么自己说，可很少有人会认真地想一想，他们忠在何处，奸在何处？

    曹操因讨伐奸臣董卓起家，没想到以奸易奸，除掉董卓后，他反被人看作是奸臣。在讨董卓时，他是汉朝的忠臣义士，在灭董卓后，他弄权自重，目无天子，欺压群臣，其奸邪比之董卓有过之而无不及。更有甚者，其子曹丕自称皇帝，以魏代汉，追谥曹操为魏武帝，那就更不用说了。至于诸葛亮，则是大大的忠臣，其主刘备是汉室宗亲，更兼仁德宽厚，天下归心，在曹丕称帝后，刘备也做了蜀汉皇帝，俨然以汉室的继承者自居，忠于刘备，也就是忠于汉朝，无论从哪一个方面讲，诸葛亮是忠臣，则是无可争辩的了！

    其实呢，人的思维有时是很奇怪的，曹操不忠于汉室就是奸臣，那么，商汤反夏算不算奸臣？周武王伐殷算不算奸臣？唐高祖李渊起兵反隋算不算奸臣？赵匡胤搞兵变夺了后周孤儿寡母的政权算不算奸臣？如此算来，中国历史上几乎有一半朝代是臣子从主人手里夺取建立的，这些人算不算奸臣呢？好像从未听到过谁有闲情逸致来议论这个问题。

    这就是了，改朝换代原是正常的事，孟子在评论武王杀纣王时说：“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孟子把纣王看成是残暴的独夫民贼，臣下杀了他，只是杀了一个有罪的人，不能算是犯上作乱。孟子的这个观点，在今天看来，也还是有进步意义的。

    在《三国演义》中，曹操要结束军阀混战的局面，统一中国，有什么不好呢？说他目无天子，天子懦弱，不能领导群臣，是否该换一换呢？说他欺凌群臣，群臣之中，有谁有能力、有志气统一中国呢？在小说中，把汉献帝、群臣描写成了弱者，我们同情弱者的心理促使我们同情献帝、群臣，憎恶曹操，实际上是不让自己正视现实，在不知不觉中把自己变成了一个弱者，民族精神也由此虚弱起来。在这种现象的背后，掩藏着一种懦弱的心理：没有进步的信心，希望得到廉价的同情。

    天下无主，唯有德者居之。曹操历来被描绘成一个无德的人，但令人感到不解的是，曹操既然无德，其手下怎能谋臣如林、猛将如云呢？一个寡恩薄义之人反能收天下英雄于其麾下，天下英雄岂不是不可理喻了吗？说到底，不是曹操无德，而是我们不喜欢曹操之“术”而已！

    在这一点上，如果把曹操同诸葛亮相比，真是相映成趣。诸葛亮可谓是文治武功，均超出曹操许多，但有一样，曹操有人，而诸葛亮无人。诸葛亮事必躬亲，每战必到，如不亲自设谋定计，恐怕就有败北的危险。诸葛亮手下，充其量也就是“五虎大将”，而曹操的手下，其能独当一面的将领谋士不下数十人，众寡悬殊，由此可见。诸葛亮之后有姜维，姜维还是魏国叛将，他虽能竭忠尽智，怎奈孤掌难鸣，所谓“蜀中无大将，廖化作先锋”，真是说透了这一点。

    而曹操之后有司马懿，其才智应说不在曹操之下，终于在其后代手里灭蜀吞吴，统一了中国。在能否得人这点上，诸葛亮则比曹操相去远甚！

    因此，曹操之奸，并非真奸，你硬要说他奸，那也是“奸”之有道，“奸”之有术，“奸”之有方。说他是“英雄”也好，“奸雄”也罢，曹操给人的感觉只是畏和服，却很少让人憎恶，这足以说明问题了。

    【事典】

    真正的奸臣是让人憎恶乃至痛恨的，其奸邪的本质，是任何人也改不了的，南宋时期的秦桧，就是其中的代表人物。

    所谓乱世出英雄，其实乱世也出奸臣，秦桧就是在南宋与金国征战对峙的历史条件下产生的一个奸臣。秦桧，字会之，生于宋哲宗元祐五年（公元1090年），江宁人。其父是一个七品县令，由于出身低微，秦桧早年生活较为坎坷，曾经当过乡村教师，他对这一职业可谓牢骚满腹，曾怨愤道：“若得水田三百亩，这番不做猢狲王”。在徽、钦二帝被擒时，他已官至卿史中丞，已算是个不小

    的权臣了。

    靖康元年（公元1126年），钦宗即位掌权未过多久，金军副元帅斡不离就带兵包围了汴京（今河南开封），宋钦宗慌了手脚，准备车驾，企图逃走。主战派李纲等人看见，连忙劝阻，要求钦宗留下，以安定人心。钦宗虽然留下了，但极为软弱，倾向于主和派的意见。当时，斡不离提出了如下的议和条件：一、输金五百万两，银五千万两，牛马万头，绸缎一百万匹；二、尊称金帝为伯父，要钦宗做侄皇帝；三、割让中山、太原、河间三镇。

    对于金人的苛刻条款，北宋朝廷内部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尤其是割地问题，关系到国防大计，尤为敏感。这时的秦桧，尚未露出卖国贼的嘴脸，他主张只能割燕山一路，余地不能割。

    在作为使者与金人谈判的过程中，秦桧也还能坚持上述意见，回北宋后又升为殿中侍御史、左司谏。建炎元年（公元1127年），粘罕与斡不离会师于东京城下，钦宗遍调四方兵力救援京师，但终因兵微将寡，且远水不解近渴，东京城被金人攻破，徽、钦二帝被掠。建炎元年（公元1127年）三月七日，金人立北宋遗臣张邦昌为“大楚”皇帝，以取代北宋政权。

    这时的秦桧，还有正直之心，他认为，若立张邦昌为帝，“则京师之民可服，天下之民不可服；京师之宗子可灭，天下之宗子不可灭”。天下英雄必会群起而讨之，张邦昌也不会长久。金人不听，秦桧反对立张邦昌为帝，被粘罕和斡不离捉去。

    在被金捉去的第一年里，秦桧侍奉徽、钦二帝，尚未见有什么劣迹。不久，徽宗听说康王赵构即位，便修书与金世宗议和，并派秦桧前往。金世宗留下了秦桧，并把他转送给自己的弟弟挞懒。从此，秦桧神差鬼使一般，追随挞懒，成为挞懒的忠实仆人，在挞懒被杀后，他仍忠于金国，以出卖南宋为己任。

    建炎四年（公元1130年），挞懒带兵攻打南宋的北方重镇正阳（即今江苏淮安），带秦桧一同前往，其意是放秦桧南归。当时有人问挞懒为什么把秦桧放回去，挞懒说：“我曾经多次把秦桧放在军前考验，觉得这个人表面上有些不驯服，可内心里总能委曲求全，做事很合我的意愿。如今要灭亡南宋，只靠武力还不够，还应该内外夹攻，里应外合，如果秦桧能在南宋朝廷中做个内应，我们取南宋岂不是容易多了吗？”他这番话说服了众人。

    秦桧与他的夫人王氏一起“逃”回南宋，在路过涟水时，被南宋水寨统领丁祀抓住，要杀死他。秦桧慌乱说：“我是前朝的御史中丞秦桧，你们应该知道我！”这时，船中的一个穷秀才上来凑趣，装作认识他的样子，一见面就大作其揖说：“中丞回来了，这些年辛苦了！”并与他亲密交谈。丁祀见有人认识他，便送他到了朝廷，就这样，秦桧回到了南宋。

    但对于他的归来，大多数人持怀疑态度。因为秦桧说自己杀死了看守人员，自己和王氏连逃了二千八百里，回归南宋，朝中许多大臣认为这不太可能，一路之上，金人盘查严密，岂容一对汉人夫妇自由往来？再问起同被俘获的朝臣情况，他也支吾不清，有许多地方不符实情。秦桧的密友、宰相范宗尹和李回都极力为他辩护，再加上他在前朝给人留下的较好的印象，高宗赵构还是很信任他。

    宋高宗赵构的政府一诞生，历史就决定了其尴尬的命运。其一，当时北宋灭亡，南宋危险，朝野上下抗金情绪高涨，为了收拢人心，高宗要表示抗金，要做出抗金的姿态来。其二，他又不愿意坚决同金人作战，其道理很简单，万一打败了金国，徽、钦二帝还朝，他的皇帝就做不成了。其三，宋朝一直重文轻武，如果积极抗金，许多将领可能就会趁机壮大势力，形成尾大不掉之势，甚至比金人还可怕。在这种情况下，宋高宗的南宋王朝必然是先做做抗金的样子，然后再妥协投降。

    秦桧回到南宋之时，宋高宗早已惶惶然如丧家之犬。他先被带兵闯进宫的苗傅、刘正彦两位将军威逼，要求他让皇位于太子，由太后听政，后幸得张浚等人起兵讨伐苗、刘二将，他才得以复位。金兵攻克扬州之后，高宗慌忙逃到镇江，后又逃到临安，再逃至明州、越州。这时，秦桧携带妻奴来到越州，见到高宗。秦桧介绍了徽、钦二帝在金国的情况，并献上了早已准备好的《与挞懒求和书》。

    高宗正被金兵追得无立足之地，见到了秦桧，仿佛见到了救命稻草一般，况且秦桧又自吹跟随挞懒数年，深谙挞懒秉性，信函一到，必能议和成功。在召见秦桧后不久，高宗竟与人说道：“桧忠仆过人，与其一谈，朕高兴得夜不能寐。”

    秦桧在做了礼部尚书、参知政事以后，更加体会高宗的心意，弄得高宗心中十分熨帖，在绍兴元年（公元1131年）又被提升为右相。这时，秦桧提出了“南人归南，北人归北”的策略，按照这一观点，就等于把北方的土地拱手送给了金人。当时，南宋军队中的将领主要是由河北、山东等地的军人组成，这些人不愿回去受金人的统治，因而，他这一策略遭到了广泛的反对。秦桧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又具体提出了“二策”，即将南宋的河北人归还给金国，中原人送给刘豫（刘豫是金人建立的傀儡政权）。他这“二策”果然轰动了朝野，弄得大臣士民纷纷公开反抗。在强大的舆论压力之下，高宗不得不于绍兴二年（公元1132年）六月，以专主和议、植党专权的罪名罢免了秦桧的宰相职务。后来，金人的使节来到南宋，提出的议和方法竟与秦桧的主张如出一辙，由此可以看出秦桧是早与金人串通好了的。

    秦桧被罢相之后，采取的方式是静观以待其变。他深深地知道，金人灭亡南宋的决心是不会改变的，南宋迟早还会主张议和，他也就会被重新起用。果然，绍兴五年（公元1135年），金主粘罕死，其弟挞懒得势，过了几年，挞懒又恃兵威胁南宋，早已被吓破了胆的宋高宗，又起用了秦桧为相，让他主持议和。对于任秦桧为相，朝廷上的许多正直大臣表示忧虑，许多人上书劝阻，但高宗企图让秦桧来往于两国之间，救护南宋小朝廷。

    高宗绍兴八年（公元1138年）五月，金人再派来使，重申前几次提出的议和条件，态度十分蛮横强硬。秦桧见高宗态度明朗，形势在逐步朝有利于自己的方面发展，他就准备不顾群臣，只抓住高宗一人，强行推行议和政策。在与金人谈判的前夕，秦桧再来试探高宗，也再三地促成他下定与金人和谈的决心。在几次朝会之后，秦桧都是一个人独自留下来与高宗密谈。

    第一次密谈时，秦桧说：“臣僚们多是畏首畏尾的人，不足以与他们讨论大事，和议之事，请陛下只与我一人商议决断，不要让其他的人干预。不知可否？”高宗说：“我只派你一个人来主持此事。”秦桧又说：“我对这件事是有信心的，只是不知陛下是否下定了决心。请陛下考虑三天再定，免得我行事时有不方便之处。”

    过了三天，他们进行了第二次谈话。高宗说：“我的信心已经很坚定了！”

    秦桧说：“我恐怕还有考虑不周，别的方面还有不方便之处，请陛下再考虑三天！”

    又过了三天，他们进行了第三次密谈，秦桧觉得高宗的信心不再动摇了，就去坚定地实行他的投降方针。

    秦桧先拿出他准备好的议和方案，让高宗签了字，然后一个人主持议和谈判，不许其他大臣干预。在议和时，金国派来的“谕江南使”和“明威将军”带来了议和国书，非要求高宗跪拜不可，否则，议和不成。正在万分为难之际，朝臣中有人引经据典，说是高宗守丧三年未满，不能处理国家大事，如果行此大礼，既属不孝，又属不吉，金朝使者这才勉强应允，由秦桧代行皇帝职权，跪在金使面前，在和约上签字。

    金朝统治集团内部的斗争也十分激烈，粘罕死于政敌之手，挞懒又死于政敌金兀术之手。金兀术以“与宋交通、倡议割地”为理由，处死了挞懒，当然，金朝也就不再以议和为方针，而是要长驱直入，灭亡南宋。于是，在秦桧签订和约之后一年，金兀术就率兵南下，直取河南、陕西，河南、陕西诸州纷纷陷落。这不仅惊醒了高宗的安乐梦，也使秦桧十分震惊。金人撕毁盟约，秦桧议和无效，恐怕要遭贬黜了。他为了弄清高宗对金兀术入侵的真正态度，就找了一位心腹大臣，前去试探。

    此人见到高宗，试探着问：“金军长驱直入，陕、豫诸州陷落，张浚虽有陷州之责，但毕竟忠勇，尚可委以重任，使之领导抗金。”

    高宗听了此话，拍案大怒说：“宁可亡国，我也不用此人！”

    秦桧得到了这一消息，心也就放回肚子里去了。原来，张浚是一位坚定主张抗金的将领，失陷陕西诸州，并非张浚的责任，乃是由于金兵势大，高宗不用张浚，说明高宗并非真想抗金，还是希望议和。

    正在此时，抗金名将岳飞出现在河南一带，在刘锜的协助下，在绍兴十年（公元1140年）的五、六月间，岳家军和金军进行了几次大战，结果使金军的十万人马死伤过半，收复了蔡州、郑州、洛阳等地。金兀术闻岳家军到来，就恐惧后逃，真有闻风丧胆之势，很多金将，已准备降宋，在这种形势下，岳飞准备乘胜追击，他豪迈地与诸将说：“直抵黄龙府，与诸公痛饮耳！”

    前线的胜利却吓坏了秦桧和高宗。秦桧怕金兀术向他问罪，高宗在经历了苗傅和刘正彦两位将军的叛乱之后，也心有余悸，深恐将领势大，难以控制，所以也不愿岳飞继续北上。正当岳飞雄心勃勃地准备大举进攻之际，秦桧却以高宗的名义命令刘锜、岳飞“择利班师，不可轻进。”不久，岳飞又在朱仙镇大败了金兀术，准备渡过黄河，乘胜追击，秦桧慌了手脚，在一天之内，连下了十二道金牌，催逼岳飞撤军。所谓金牌，就是木牌朱漆黄金字，使者把金牌举过头顶，骑马奔驰，见者让路，一天要走五百里。其催逼之急，可以想见。岳飞无奈，只得仰天长叹，痛惜十年之功，毁于一旦。

    宋高宗绍兴十一年（公元1141年）四月，秦桧以明升官职、暗夺军权的办法把韩世忠、岳飞、张浚召入朝廷，“论功行赏”，任命韩世忠、张浚为枢密使，岳飞为枢密副使，削去了他们的兵权。金兀术听到南宋这一自毁长城的消息后，十分高兴，当即又做出一副重整军马、进攻南宋的样子，威胁南宋把淮河以北的土地全部割让给金国，并要杀掉抗金最为坚决的将领。

    于是，秦桧开始精心组织安排，准备杀掉岳飞等人。他先派谏官万俟卨制造、收集伪证，然后又串通张俊，收买了岳家军的重要将领张宪的部将王贵、王俊等，令王贵、王俊诬告张宪和岳飞的儿子岳云，把张宪和岳云捕入狱中。在送交高宗的“罪证材料”中，有一封伪造的书信，其中有岳飞令张宪举兵之辞，高宗看了，惊惧不已，立即批准逮捕岳飞。

    岳飞被人骗入大理寺，他看到岳云、张宪遍体鳞伤，不禁怒火中烧。他袒出脊梁，露出母亲所刻的“精忠报国”四个字，在场诸人无不震惊。问官何铸在审查材料时见所告不实，就向秦桧请求撤销此案。秦桧当然不肯，把案子转交死党万俟卨审理。岳飞等人虽经严刑拷打，始终一言不发。

    在迫害岳飞的过程中，秦桧已代表南宋同金兀术签订了“和约”，规定两国以淮水为界，割唐、邓二州与陕西诸地；岁贡银两、绢匹各二十五万；北方人流寓江南者，任其归回旧地。

    高宗没想到条件如此低，不仅满口答应，甚至还心存感激，连忙发誓同意，这就是宋金对峙史上的第二个“和约”，史称“绍兴和约”。

    岳飞被关已两月有余，秦桧等人还是找不到足够的证据，在逼迫岳飞签字画押时，岳飞写下了“天日昭昭、天日昭昭”八个大字。后来，秦桧在老婆王氏的怂恿下，发出密令，将岳飞、张宪、岳云等人处斩。在行刑之时，还特嘱多设防卫，以免有人劫法场。对岳飞的亲朋故旧，也不放过，杀戮流放，极尽迫害之能事。

    对于岳飞的被害，当时就引起了公众的愤怒。韩世忠已被罢职，但他还是当面质问秦桧说：“岳飞到底犯了什么罪？有何证据？”秦桧说：“莫须有。”“莫须有”是宋时的口语，意思是也许有。韩世忠听了，十分气愤地说：“‘莫须有’三字，怎可服天下人！”

    秦桧就是这样一个十恶不赦的奸徒，他之所以能在南宋时期兴风作浪，实在跟他纵奸有术大有关系。

    首先，他在总的方面抓住了金强宋弱的特点，利用南宋积弱不振的局面和朝廷里多有主和派的情势来为金朝卖力。他还深深地抓住了高宗极怕迎还“二圣”或是金人让钦宗在北方立朝的心理，牵制高宗，让他乖乖地跟着自己走。即使有一时的不便，他也不丧失信心，而是等待时机，以求一逞。

    其二，他严酷地迫害政敌，且必欲把对手置于死地而后快。例如，大学者胡铨任枢密院编修，对秦桧的投降行为极为愤慨，就上书高宗，要求斩秦桧以谢天下。秦桧立刻把他贬至昭州。后来陈纲上书附和胡铨，秦桧又借小故把他贬往当时称为“死地”的安远，终于使他死在贬所。邵隆对秦桧主持签订的“绍兴和约”很不满意，秦桧就先行贬官，再用毒酒毒死他。总之，秦桧对反对他的人毫不容情，被他杀死的人不知有多少。

    其三，他善于见缝插针，造谣离间，拨弄是非，借此制造群臣间的矛盾，拉拢自己的势力。张浚本来是赵鼎的好朋友，曾推荐赵鼎做宰相，经过秦桧的离间，赵鼎与张浚反目成仇，反去帮助秦桧排挤张浚。后来，赵鼎也被秦桧排挤，两人晚年在贬所相会，谈起前因后果，才恍然大悟，知道为秦桧所骗。就这样，秦桧在朝廷之中竟能左右逢源。

    其四是他发语不多，言出必中。他在与人讨论问题时，一旦觉得对方反对自己，就住口不说，等对方说完，他寻找破绽，出语攻击。例如，大臣李光在讨论政事时顶撞秦桧，秦桧就沉默不语，等李光说完，秦桧才慢慢地说：“李光没有做大臣的礼法。”结果使得高宗对李光十分不满。秦桧的这种做法看来很简单，但要掌握到火候上则十分不易，一旦使用纯熟，往往能生出奇效。

    其五是他严密防范，不使自己的名声受损。一次，秦桧举行家宴，请戏班子唱戏，在演戏的情节中，一演员头上的饰环落地，没有去捡，另一演员问道：“那是什么环？”答道：“那是二胜环（同徽、钦二帝还朝的“二圣还”谐音）”。另一演员就说：“你坐了太师椅，为什么把‘二胜环’丢在了脑后？”这话涉及到秦桧，满座震惊。散戏后，秦桧就把演员找来，严加责打，并不准再演这出戏。对于其他诗文词赋，只要涉及到他，他就大兴文字狱。在秦桧的晚年，他曾以“诽谤罪”诛死了许多朝臣，受株连的贤人名士多达五六十人。

    高宗绍兴二十五年（公元1155年），秦桧病死。他两次为相，长达十九年之久，在他活着的时候，他的卖国行为和奸邪的面目就为人们所清楚地认识到。有一个叫施全的军人，手提大刀，截在秦桧上朝的路上，等秦桧出现，挥刀迎面砍去，不幸只砍断了桥边的柱子，被秦桧捉住杀死。在秦桧死后，真可谓“哀荣”无限，应了那句“不能流芳百世，也要遗臭万年”的话！

    【评议】

    在中国历史上，似乎还没有哪一个奸臣能像秦桧这样受后人痛恨，在岳飞墓前和岳王庙里，秦桧、万俟卨等人被塑成十分丑恶的形象，囚跪在铁栅栏或是铁笼子里。据说连现在的油条，也是由宋人发明的“油炸桧”演变而来。当时，人们用面捏成秦桧的形象，放在油里炸来吃，后来简化得只剩下两条腿，就是现在油条的样子了。

    清朝时，演出秦桧陷害岳飞的戏时，就多次发生观众上台把饰演秦桧的演员打倒的事。民间的许多传说也很有意思，即便现在，每当说起某人既奸又坏时，还往往说他“坏得像秦桧似的”。传说明朝有一人在杭州屠场里见到一口猪，被杀掉刮去毛后，肚皮竟现出“秦桧十世身”等字样。铁鞭打秦桧的故事也很有名，故事叙述了岳飞的友人张先生梦入岳王庙，在与岳飞款谈之后告辞出来，走到庙后树林中，忽听有求救之声，过去一看，原来是一力士正执鞭抽打秦桧。秦桧说：“岳王派人每天打我一百鞭，你与岳王友好，能否讲情免了今天的一百鞭？”张先生答应了，前去讲情，没想到被岳飞责怪说：“我被秦桧害死，你只是幸免，何故替他讲情？还是快走吧。看在故人的份上，姑且宽恕了你！”张先生惭然而退，经过树林时，见又多了一人，上前一问，才知是岳飞恼怒秦桧托人求情，再加罚一百鞭。张先生惊恐而醒，第二天感到脸热心跳，急忙到岳王庙中去谢罪，才没有得病。

    秦桧是一代奸臣，而且纵奸有术，正因为他有术，才成为千古大奸。他被永远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这是中华民族所做出的最公正的裁决。中华民族虽历遭磨难，也有许多昏君奸相当道，但其正义感始终不灭，正是因为有这不灭的正义感在支撑着我们，这座民族的大厦才能久经风雨雷震而不坍塌。

    自古忠奸就有别。忠者自忠，奸者自奸，我们有时会被一些表面现象所迷惑，看不清忠在何处，奸在何处，这不要紧，只要有这正义感，是非和忠奸之辨，迟早会分清。不仅对历史，就是对现实也会自有心得。

    秦桧之奸是一目了然的，但随着历史的发展，“奸”的形态也会变化。所谓大智若愚，是否会大奸若贤呢？在今天的现实社会中，忠奸之辨恐怕就不会像岳飞与秦桧那么泾渭分明。

    窃堂皇之名而行奸邪之事的人恐怕不是没有，只是他们比秦桧要高明得多。其奸比秦桧有余，却又能流芳百世，若秦桧在地下见之，也只能自叹还未奸到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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