败兵无斗志、城上竖降旗。

    在国民党军驻地大院里，旗杆上飘起了白旗；在国民党军据守的大楼上，楼窗口伸出了白旗。

    市民们爬上大楼阳台，挤在门洞、窗口，拍手示意，为解放军的胜利叫好。

    汽车、装甲车、坦克车纷纷自动开来，在中山路两侧整齐的排列着。

    驾驶员自我报名登记后，端正地坐在驾驶座上，等待我们调用。

    仓库、武器、弹药、被服、粮食……等待着解放军接管。

    解放军一个排、一个班，甚至一个人都可以接受国民党军整团、整营的投降或接收整座仓库。

    为了加快这种“战斗”的进行，解放军坐上敌人的轿车、吉普车、卡车奔驰着，纵然这样，兵力还是不够用，再加上国民党军对投降的“仪式”很讲究，更是忙得不可开交了。

    九团政治处主任张镇铭，在铁西区遇到六连一位班长带着8名战士，这9个人是在部队向纵深发展中掉了队的。

    他们见一个大院里插上了白旗，院门虚掩着，门前还站着一个军官，就组织起来奔上前去。

    这军官看他们来了，忙向院内吆喝：“开门！”门“吱嘎”一声打开了，“站队！”院里的敌人立即集合起来。

    刚好张镇铭赶到这里，他带着9名战士进了大院。

    这个军官发出“立正”的口令，跑到张跟前，举手敬礼：“报告长官，本营实到人数84名，实有坦克8辆，请验收。

    坦克营营副王建业。”毕恭毕敬地把一张名片送给张镇铭。

    张镇铭接过后，扫了一眼，问他营长为什么不出来。

    他说开小差了。

    接着，他又送来了一大包文件，一样一样放在张的面前说：“这是印章，这是花名册，这是坦克技术的材料……”张镇铭问：“坦克坏了没有？”“没有，没有！贵军招降条件上说，不准破坏嘛，坏了不好交代。”看来，他对投降很有研究。

    张镇铭走到俘虏跟前，简要地讲解了我军的俘虏政策，还叫六班解放过来的战士给他们现身说法。

    这堂政治课，使俘虏们立即嘁嘁喳喳起来。

    他们像是忘了自己的俘虏身份，有的低着头在袜头或衣缝里掏着什么，扬起胳膊抖索着一张色纸，叫喊起来：“我们早知道了！”这是解放军散发的传单。

    记得1946年，国民党军用飞机、大炮把大量的传单撒在阵地上，说什么“党国枪好人好，装备好，吃得好”，呼吁中共军队放下武器，投归他们。

    可是解放军战士只不过笑着拿来卷烟、擦屁股罢了。

    但解放军的传单却被国民党军官珍藏起来，这不由得使人深思。

    张镇铭说：“不错，你们保存得很好。”“长官过奖！过奖！”营副很高兴。

    他又问：“什么时候叫回家？什么人能回家？眷属怎么带？发给多少路费……”张一一作了解释。

    营副咧着嘴满意地笑了。

    二纵六师师教导队队长王秀法说，他那个百把人的教导队竟看押了4000多俘虏。

    开始并不是这么多，后来滚了“雪球”。

    好多国民党散兵流落街头，凄凄如丧家之犬，慌慌如漏网之鱼，见着俘虏队伍就自动地站到行列里来了。

    否则就没饭吃。

    官饭没了，老百姓自己饿着肚子，恨都恨不过来，那还有粮食给他们吃？吴信泉副司令员批评我们没把俘虏管好，致使一些零散饿急了找老百姓的麻烦，群众有意见。

    后来在部队里传成歇后语：“辽沈战役的俘虏——越带越多。”在解放军攻城各部队的猛攻下，沈阳国民党守军的防御体系迅速崩溃。

    攻城部队迅速向市区猛插。

    原以为在市内要展开一场巷战，事实上却没有遇到能称得上的抵抗。

    部队一个排一个排的分头去抓俘虏，到后来，干脆不用去抓，他们就纷纷找上门来报名了。

    几小时前还是敌人，几小时后，竟然堂堂皇皇地在大街上走来走去。

    那些穿着刺人眼目的美式军服的国民党军官们，一个个提着箱箱笼笼，带着太太，满街乱窜，一遇到我们的战士，就点头哈腰地自我介绍：“我是XX部团长，部队现在X处，请派人去接收我这个团吧！”“我那里还有一个营哩。

    你们谁去带他们呀！”“嘿嘿，同志！我那个仓库也得去人接管啦！”解放军进入市区后，基本没有激烈巷战，国民党部队官兵多数是有组织地集体放下武器，其中有3个师（或相当师一级的战斗部队）、3个团是成建制的投诚。

    在东北人民解放军强大攻势下，驻沈阳的国民党军各级指挥机关和部队，如风卷残云，纷纷向解放军投诚，而且争先恐后，唯恐坐不上末班车。

    “东北剿匪总司令部”是东北地区国民党军的最高指挥机关。

    驻沈阳市和平区太原街。

    解放军进城时，东北“剿总”处于群龙无首的瘫痪状态，机关有些人员已躲在家中或逃走。

    解放军第十二纵队三十六师一○六团三营在十二纵队政治部副主任周彬和三十六师师长沈启贤的率领下，首先进入东北“剿总”司令部办公大楼，国民党官兵站立两侧，根本无抵抗。

    办公室内文件、地图及其他物品均未受毁坏。

    解放军进入大楼后，周彬即见到了东北“剿总”中将副参谋长兼办公厅主任袁克征，袁提出要同解放军进行谈判，明确要求“剿总”机关人员起义。

    周彬表示不同意，令其交枪，双方发生争议。

    周彬当即电话请示进攻沈阳的总指挥、二纵队司令员刘震。

    刘震指示部队坚决让该部投降。

    袁克征提出要求会见东北野战军最高领导人，仍坚持要求起义。

    双方争执近两个小时后，周彬让袁克征回去和同事们商议，限一小时答复。

    袁回去商议后不到一小时回来见周彬，明确回答：同意放下武器，但要求保证将官们的安全。

    周彬则明确保证其安全。

    袁克征回去后就令尚在“剿总”机关的官兵放下武器投诚。

    驻守沈阳的第八兵团，驻沈阳大西门里原中国银行，辖第五十三军和东北第二守备总队，沈阳临解放前，卫立煌逃离沈阳，驻沈的国民党部队统由第八兵团中将司令官周福成指挥。

    解放军进攻沈阳，周福成在无奈情况下放弃指挥，离职出走，第八兵团司令部已失去总指挥。

    参谋长蒋希斌令团参谋处通知机关各处、科原地待命，等待解放军来接收。

    参谋处长戴鸿图立即指示参谋科用电话下达要求各部队遵照执行。

    11月1日上午，独立一师师长管松涛带第三团进入兵团司令部，根本未遇抵抗。

    第八兵团司令部官兵自动放下武器投诚。

    树倒猢狲散周富成投降沈阳国民党守军第五十三军军长仍由第八兵团司令周福成中将兼任，少将副军长赵国屏，少将参谋长郭业儒。

    下辖第一一六师、第一三○师和暂编第三十师。

    军部驻大北门朝阳街的魁畲祥商店，总兵力约4万人。

    五十三军副军长赵国屏早就和中共地下工作有联系，准备起义。

    10月31日晚，赵国屏指示军参谋处向全军各部队下达命令：放下武器，不准抵抗。

    11月1日上午，赵又通知军部各处、室和直属单位团以上军官集中军部开会，赵亲自主持，他讲了放下武器投诚的意见，并说：“解放军今天进城，大家都来迎接。”这时，解放军辽北军区独立一师参谋长张万玉已进入该军军部，与赵国屏谈妥放下武器，由解放军接收。

    11月2日上午，赵国屏又召集军机关处、室负责人以上会议，辽北军区独立一师副师长罗春生参加，主要布置向解放军办理接交之事。

    罗在指令他们要认真办理移交后，宣传了解放军的政策。

    之后，该军机关和直属队都向辽北军区独立一师等部队作了移交。

    国民党军一三○师师长王理寰和王化一等策动联合起义未成。

    解放军进城前夕，王再派人与中共沈阳市工委联系，找到了在中共沈阳市工委领导下做地下工作的沈阳第二中学历史教师王襄忱，说：“王理寰师长渴望与共产党取得联系，率全师投诚，但苦于没人搭桥。

    听说你是从解放区来的，那边一定有熟人吧？你给挂个钩怎样？”当天晚上，王襄忱立即去找党的领导人刘光亚汇报。

    组织上连夜研究，认为时间紧迫，决定立即组成以刘光亚为首的5人小组，准备同第一三○师王理寰洽谈。

    10月29日上午，刘光亚、王襄忱等5人到一三○师师部谈判；王理寰在门口迎接，并说：“鄙人代表一三○师全体官兵，向贵党军的代表表示热烈的欢迎与衷心的敬意。

    本人戎马半生，倍尝辛酸，如今全师官兵已经认清形势，愿向贵军投诚。

    今后我宁愿解甲归田，也绝不做千古罪人！”刘光亚说：“王师长，你知道共产党光明磊落，解放军是人民子弟兵，一切请你放心。

    我代表共产党、解放军对你和你的部下弃暗投明表示欢迎。”接着，开始了具体谈判。

    谈妥后，以刘光亚为首的5人小组让王理寰立即用电话向所属各团、营下达命令；王当即下达了不抵抗命令。

    刘光亚则通过一三○师阵地到虎石台找到了解放军独立四师（又称李红光支队），向师首长作了汇报；该师领导向辽北军区请示后提出：不许开火，让出阵地，向指定地点集结，收缴武器。

    由中共沈阳市工作委员会城工部联络员送解放军各部队一个通知，并抄送一三○师一份。

    通知内容是：“前线负责同志，五十三军一三○师驻地为大韩屯、八家子、罗家坟、沙河子、下坎子一带，停战谈判已与军区谈妥，现在待总部命令，向指定地点集结中，希勿发生误会。

    城工部，文山，10月31日。”解放军独立一师部队前进至沈阳市北郊大洼附近时，遇到了国民党暂三十师的部队。

    31日凌晨，暂三十师师长张儒彬派该团二营副营长曹翰奇出来找到解放军独立一师指挥所，见到师长管松涛、政委马毅之、政治部主任郑效峰，他代表师长张儒彬要求停火谈判。

    独一师派宣传科长陆荧代表去暂三十师同师长张儒彬谈判，最后达成放下武器、部队到北大营集结的协议。

    接着，张儒彬打电话把3个团长找来，令各部队脖子上扎围白毛布，快到北大营集结。

    11月1日早晨，暂三十师3个团官兵均放下武器，到北大营集结完毕。

    解放军独立一师部队前进至望花台、大洼、二洼一带时，开始受到国民党军一一六师部队的阻击。

    30日夜，一一六师师长刘德浴在东二台子师部召开营长以上军官会议，讲明危急形势，宣布执行军部命令，不抵抗。

    会后，各部队将在工事里的人员撤回，在驻地门上挂起白旗。

    该师指挥所后撤至北大营。

    11月1日，解放军独立二师第二团前进至北大营其师指挥所时，该团参谋长李长宽同一一六师师长刘德裕相见商谈，刘同意放下武器，部队在北大营集结。

    在此之前第一一六师留驻铁岭的三四六团与解放军十二纵三十六师一○六团达成停火协议，十二纵队政治部主任陈志方和中共东北局社会部开原站站长程光烈，派来代表进行了谈判。

    三四六团全部交枪，被十二纵三十六师一○六团接收。

    原国民党东北第二守备总队（相当师），驻沈阳市市内南五马路。

    当时担任铁西区和于洪区一带的防务。

    总人数约8000多人。

    总队长毛芝荃、副总队长佟道受五十三军的影响，不愿与解放军顽抗。

    他们向部下交待：“当解放军接近时不准开枪，要想尽一切办法与解放军联系。”第三团团长关庆厚和中共的地下工作关系李极栋（化名白栋）取得了联系。

    11月1日上午，解放军进入沈阳铁西区时，第二守备总队派代表打着白旗找到解放军第二纵队五师十四团，要求“火线起义”，邀十四团派代表去该总队司令部谈判。

    十四团遂派政治处主任王佐邦带团作战股长、通信股长等多人前去第二守备总队司令部。

    毛芝荃、佟道提出：（1）要求解放军停止攻击；（2）承认其部为“火线起义”。

    王佐邦不同意其起义，指令其交出防御部署图，部队撤出防区到指定地点集中。

    双方发生争议。

    这是谈判时的一段“插曲”。

    下午2时许，解放军十四团小分队靠近总队司令部，令其警卫排放下了武器。

    这时，毛芝荃等人同意放下武器，交出了防御部署图。

    该总队司令部和各团、直属分队官兵先后放下了武器。

    11月1日晚，解放军第十二纵队三十六师直属队政治处主任许长庚随部队到市区后，带领警卫人员进入沈阳市警备司令部，驻地在沈阳市和平区南京街，门口站岗的国民党士兵不加阻拦，进到楼内也未有抵抗。

    100多名军官早已在一楼走廊两侧站立，桌子上摆放着枪支等武器。

    警备司令部负责人手捧花名册交给许长庚，提出交枪，请解放军清点接收。

    许长庚尚觉得自己只带一名警卫员不便正式接受，说：“你们先等着，我去找部队来。”许从该司令部大楼出来后，就近找到三十六师一○八团，来人将警备司令部全部人员接收。

    国民党军新编骑兵司令部是由原满、蒙骑兵和地方保安骑兵支队、独立团、营等编成的杂牌军部队。

    中将司令官徐梁（兼国民党辽北省主席），中将副司令王照，司令部驻沈阳市郊新城子，官兵约7000多人。

    副司令王照是东北讲武堂第五期毕业，是张学良旧部，他任骑兵第六师师长时，曾对蒋介石不抗日政策表示不满，西安事变后不受蒋介石重用，故对国民党的前途失去信心。

    王照与吕正操是东北讲武堂的同学，王任骑兵司令部副司令员后，吕正操曾给他捎过书信，对王进行政治争取。

    中共东北局社会部和吕正操由哈尔滨派做党的地下工作的阚福培（化名韩福，曾和吕正操、王照是东北讲武堂同学）到沈阳重点做王照的工作，策动王视机率部起义，阚就在王的家中吃住，王照给阚多方协助，掩护他的秘密活动。

    10月下旬，王照率领的骑兵司令部和骑后部队残部共1000多人，从辽西黑山、彰武往沈阳仓皇溃退。

    10月28日，当行进至新民县兴隆店附近时，与东北人民解放军后勤部部长李聚奎率领的近百名后勤机关人员相遇。

    后勤部供应部部长唐湘风首先发现骑兵部队，即令他们停止前进，王照和参谋长张麟阁来见唐湘风要求起义。

    李聚奎得到报告后令其部队原地待命，让王照和张麟阁来商谈。

    当晚，王、张来见李聚奎，进行了晤谈，王照要求起义，李聚奎不同意起义，令其放下武器。

    李让张麟阁回去把队伍集合好，不许乱走动，等着交枪。

    王照仍留在李聚奎处，继续交谈。

    29日凌晨，后勤部作战处长尹健从巨流河铁桥处调来了过桥前进的4个连队（东北总部炮兵旅2个连、一纵队2个步兵连），很快将骑兵部队武器收缴。

    骑兵部队的士兵由解放军一纵队和炮兵部队带走。

    李聚奎和后勤机关人员带着骑兵部队的约200名军官来沈阳。

    将这些军官交给了东北军区政治部接收。

    国民党沈阳第二守备总队，约8000人。

    总队部驻沈阳市和平区同泽街147号。

    该总队属杂牌军，主要任务是配合正规军防守沈阳。

    少将总队长秦祥征，少将副总队长王凤起，少将参谋长白澄。

    副总队长王凤起的妻子富平当时是中共东北局社会部秘密派到沈阳做争取国民党部队工作的，受社会部开原站站长程光烈领导。

    10月下旬，王凤起和秦祥征等人即酝酿起义，并与中共沈阳市工委城工部商谈，规定了联系的旗号及昼间、夜间信号联络方法，并由地工人员发给带有“高觉”两个大字的识别臂章30余个，做了迎接解放军的具体准备。

    11月1日上午，解放军一纵队三师八团一营教导员郝建岳带领该营二连部队前进至沈阳第二守备总队司令部，该总队未抵抗，楼上挂着白旗，派人在门口迎候。

    郝建岳和二连政治指导员莱阳春等进入该总队部办公室，总队长秦祥征，副总队长王凤起和参谋长白澄要求起义，郝、莱不同意其起义，指令其放下武器。

    双方有争议难以商定，后八团政委余琳和该总队秦、王、白、及东北“剿总”少将高参邱立崞等人乘车去铁西接一纵三师师长刘贤权到该总队司令部，同秦、王、白、邱等商定，该总队放下武器，到市郊集结。

    秦祥征、王凤起、白澄各去一个团督办交枪，官兵徒手集合。

    是日夜，该总队全体官兵按解放军指令开赴沈阳市西南郊的上沙坨子、李官屯、富官屯暂住。

    后其官兵由一纵队政治部分别作了安置。

    国民党暂编第五十九师师长梁铁豹不愿再战，同师副官处主任左祁和一团团长罗规一起商议确定，当解放军到来时不抵抗，把人员、武器集中起来交给解放军。

    11月1日下午，解放军第二纵队四师十二团，进入沈阳市到达暂编第五十九师驻地，根本未遇抵抗。

    十二团参谋长程国藩带领一营一连和机枪连进入该师师部，师长梁铁豹正与一些团职军官约20人开会，商议向解放军接洽之事，梁见程国藩等人进入即提出要找解放军负责人商谈，程国藩遂向四师师长胡继成及纵队副参谋长王良太作了报告。

    胡继成师长很快来到五十九师师部，见到梁铁豹等人后，令他们立即放下武器。

    梁铁豹要求起义遭拒绝，胡继成师长说：“一定保证你们官兵和家属们的安全，私人财物保证不没收。”最后，五十九师同意放下武器投诚。

    如同堤坝决口，国民党军举白旗投降者接踵而来：第四十九军七十九师空运锦州未成的二三六团投降；独立炮兵第十六团投降；空军高射炮第六团投降；独立装甲兵团投降；独立炮兵第七团投降；重迫击炮第十一团投降；炮兵第十二团投降；独立铁甲车第三大队投降；独立战车第三团第一营投降；人民解放军占领沈阳火车站国民党军独立辎重汽车第十七团投降；联勤总司令部第六补给区司令部投降……。

    坦克、装甲车、火炮、汽车等排列整整齐齐，各种弹药物资堆积如山！国民党沈阳守军最高指挥官周福成也被俘投降。

    周福成是怎样被俘的呢？10月31日下午4时许，二纵六师前卫团十六团首先从铁西突入市区。

    该团前卫连一连连长黄达宣、指导员苏福林各带两个排，沿两洞桥、中山路、马路弯经一夜搜索，直插故宫一带，进入老城。

    团主力也陆续展开。

    11月1日拂晓，黄达宣在大西门里靠故宫不远处，突然看到路南一座小楼院里（世合公银行）出来两个人，小心翼翼，一见有人来又缩回去了。

    黄达宣脑子里一闪：可能是敌人。

    这时路边十个老太太告诉他们，这个世合公银行楼上有一个国民党大官。

    他立即向在路北搜索的苏指导员等人喊了一声：“前面有敌人！”接着就带人闯进院内。

    蒋军士兵发现他们进了院，并不开枪，只是躲躲闪闪往小楼里退。

    这个院不大，楼下有三间屋子，一个车库。

    黄达宣和苏福林在隐蔽处交换了一个眼色，感到这里边有文章，可能有大官吧，立即指挥部队将小楼包围了起来。

    并派人将情况向营里报告。

    马志高营长指示：“要把那个小楼包围得严严的，不管是什么人，不能跑掉一个。

    如果确实有国民党大官，要抓活的。

    我立即去你们连。”包围好小楼，黄达宣开始喊话：“你们赶快放下武器投降，缴枪不杀，不然就要炸楼啦！”楼内敌人听后并未答语，也不开枪，院内死一般沉寂。

    黄见势一招手带几名战士尾随蒋军士兵进入楼内。

    战士们闯进一个大房间里：“缴枪不杀！”首先把大约30多人的警卫排解决了。

    此时又见几个敌兵哆哆嗦嗦地躲在楼梯拐角处，黄达宣高喊：“快出来投降！”“你们的长官在哪里？”只见一个胆子大一点的士兵探出身来用手指了指楼上，黄连长明白了。

    他与苏指导员布置战士们封锁好楼门、楼窗和走廊，然后自己带领几名战士，飞快冲到楼上。

    上面也是三四个房间，几个人分头封锁好每个门口。

    这时，从中间一个房门走出个副官模样的人。

    黄连长上去一把猛然将他拽到跟前，用手枪抵住喝问：“你们的长官在哪里？”这个家伙胆子大一点，好像预有准备。

    他忙摆手说：“不要这样，请跟我来，长官都在里面，我们投降。”黄见到对方毫无抵抗之意，就带几个战士随他跨进门里，几枝枪口同时对准了屋里的人：“不许动！”这时，只见一个外披大衣内着便衣的中年人从人堆里走出来，木然而立，朝着拿手枪的黄达宣低声说：“我是周福成。”接着，又有一个年龄相仿的人走出来，文质彬彬地说：“敞人是苏炳文（东北剿总高参室中将主任）。”接着苏炳文含糊其词地说：“我们的部队正在和你们三纵队（即我辽北军区独立一师）联系起义……”黄达宣心想这都什么时候了。

    于是打断他的话说：“情况我们可以向上反映。

    不过你们要老老实实。

    我们的政策你们是知道的，先把枪都交出来吧。”与此同时，楼内楼外周福成的参谋、警卫等随从人员也都被缴了械。

    一切进展得很顺利。

    这时，一营长马志高赶到。

    黄达宣带苏炳文来见马营长，介绍说：“这是我们马营长。”苏炳文向马营长深深地鞠了一躬，自我介绍说：“兄弟苏炳文，是中将高参室主任。

    现在在楼里的是第八兵团司令周福成。

    卫立煌逃跑前，任命周福成为东北‘剿总’副司令，负责指挥。

    兄弟正在劝他起义。”马志高一听，吃了一惊：想不到真的摸到了敌人的老窝。

    便严厉对他说：“起什么义？到了这个时候，还不赶快投降？”苏炳文说：“是，是，是。

    我回去再劝他。

    可是现在他还想不通，口口声声说对不起蒋委员长。”马说：“他对得起老百姓吗？叫他马上投降。

    不然，立即把大楼炸掉！”苏连忙说：“请马营长别着急，我回去就把你的意思告诉他。

    不过得给我一点时间。”说话间，苏炳文还表明他过去曾为中共做过一些事情。

    由于时间紧迫，马志高向他摆了摆手，说：“限你十分钟，劝他投降。

    不然，我们就动手了。”苏一副哀求的样子：“十分钟太短了，怕说不通他。”马说：“给你二十分钟。

    别罗嗦了，快去吧！”苏无奈，只好和黄连长一道出去了。

    大约过了十来分钟，黄连长带着苏炳文兴冲冲地返回来了。

    黄连长大声说：“营长，敌人投降了。”马志高顺便把敌人投降的消息告诉了团里，对黄连长一挥手，说：“走，咱们看看去。”说完，来到世合公银行。

    进了楼，只见几十个国民党兵排列在走廊里，一个个低着头，无精打采。

    苏炳文领着他们径直来到一个很大的房间里。

    屋里光线很暗，乱七八糟地堆放着一些物品。

    靠近墙角处摆着一张很大的桌子，上面有两瓶外国酒和一些没有吃完的绿色包装的军用罐头，还有几部电话，电话线交错地散落在地面上。

    屋子正中站着一个人，五十上下的年纪，穿着黑色的呢子大衣。

    他好像很冷，整个身子紧缩在大衣里，头上带着一顶深色的礼帽，帽沿压得很低，几乎罩住了眼睛，以致看不清他的面目。

    他耷拉着脑袋，一副垂头丧气的样子。

    这时，苏炳文紧赶上前几步，用手碰了碰周福成，说：“这是民主联军的马营长。”那个人慢慢地抬起了头，把帽子向上推了推，向马点了一下头，说：“我是周福成。”周福成的脸色灰白，目光呆滞。

    一个战士把一枝手枪递给马志高，说：“营长，这是他的手枪。”马志高接过来，这是一枝镶着象牙把，造得很精致的左轮手枪。

    马掂了掂这枝枪，对周福成说：“你放下武器，这很好。

    可是你们的二○七师残部还在浑河一带顽抗，你马上下命令让他们投降。”周福成再一次抬起头来，慢吞吞地说：“二○七师我指挥不动。”苏炳文也说：“二○七师是青年军，不听他的。”随后，一营派一个班端着刺刀将周、苏等押送到十六团团部。

    周等以为情况不妙，特别是周福成吓得直发抖。

    所以，当薛复礼团长和杨弃政委询问其身份时，周、苏吞吞吐吐，就是不敢实说。

    于是，薛用电话报告：“我们抓了几个大官，也问不清楚。

    马上派人给师部送去。

    顺便还给你们师领导送去5枝快慢机手枪，就是从这伙人身上缴的。”张竭诚师长和李少元政委、杨启轩参谋长接见了周福成和苏炳文。

    当杨启轩介绍说“这是我们的师长、政委。”时，周、苏二人的紧张情绪明显地有所放松。

    当张、李以礼相待去和他们握手，他们先是惊诧，后是僵硬地点头哈腰把两只手都伸过来了。

    俘获了兵团司令周福成和东北“剿总”高参室中将主任苏炳文，大家都很高兴。

    张竭诚操起电话先告诉还蒙在鼓里的薛复礼：“老薛呀，大功一件啊！你知道你们捉到的是谁吗？是周福成！还有那个姓苏的，是中将高参！”薛大声说：“那他怎么不早和我们说，都投降了还摆什么臭架子。”张竭诚说：“不是的，人家有顾虑吗。

    你们一营弄一个班上着明晃晃的刺刀押送，把他们都吓坏了，他们怕你杀头咧！”对周福成和苏炳文，给予了宽待。

    张竭诚和李少元经斟酌，还请周、苏二人吃了顿饭。

    虽说菜并不丰盛，已使惊魂未定的周福成和苏炳文感激涕零了。

    他们边吃边谈。

    周说他是于10月30日从兵团部所在地中国银行转移到世合公银行放弃指挥的。

    他还提到第五十三师起义之事，说该师许师长等与辽北军区早有联系。

    这时，苏炳文插上来说：“听说他们联系起义的人已经派出，还不知情况如何，你们的部队就很快地进城了。”张竭诚说：“我们不知道此事，战时情况紧急，变化快，一时也无法联系。

    可是，话又说回来了，如果你们的部队真有诚意早点起义，何必我们动这么大的干戈呢？”苏炳文欠身说：“敝人十分遗憾！”周福成没话找话地说了句：“贵军辛苦了！”为了消除周和苏的顾虑，张竭诚开门见山地说：“我军对放下武器的人历来是一律优待的。

    这是有目共睹的事实。

    你看，我们今天对你们怎么样？从战士到我这个师长，还有我们的李政委、杨参谋长，对你们怎样，打了吗？搜腰包了吗？”周福成连忙说：“没有，没有。”苏炳文也点头赞叹：“仁至义尽，仁至义尽！”张竭诚接着说：“反过来，你们再想想，你们抓住我们共产党人、民主联军又是怎样对待的呢？……”苏炳文急忙说：“天壤之别。

    我等能有今天，实属万幸啊！”吃着说着，周、苏二人已不显得那么紧张了。

    周起身说：“我斗胆请求贵军能对我的部下恩赐宽待。”李少元政委一摆手说：“请坐。

    这一点你尽管放心，我们已经这样做了。”交谈中，张竭诚他们发现周福成话里话外对蒋介石仍抱有幻想，于是和李少元你一言我一语，给这二位讲起了三年东北解放战争天翻地覆的变化，一直讲到眼前东北全境即告解放，蒋军于全国也已从优势转为劣势。

    只讲得周、苏连连点头。

    这就是周福成落网的经过。

    事后，李少元政委向纵队政治部李雪山主任作了汇报，并派人将周福成、苏炳文等送往纵队部。

    沈阳之战，共歼灭国民党军一个“剿匪”总司令部、1个兵团部、2个军部、7个师、3个骑兵旅等，共1345万人，俘第八兵团司令周福成以下将级军官106名。

    与沈阳解放的同时，解放军第九纵队在独二师协同下解放营口，歼蒋军14万人。

    国民党第五十二军军部率1个师万余人乘船逃跑。

    锦西、葫芦岛之蒋军，在解放军围歼廖耀湘兵团时，未敢北援，沈阳解放后经海路撤向关内。

    至此，东北全境均获解放，鲜艳的红旗在这近80万平方公里土地上永远飘扬起来！人民解放军抢渡辽河，追歼向营口逃窜之国民党政府军队11月2日，人民解放军占领营口海港。

    辽沈战役胜利结束人民解放军进攻营口时击毁的国民党军舰沈阳人民集会游行，庆祝全东北解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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