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船

    长篇小说《沉船》是印度作家泰戈尔的作品，写于1906年。

    泰戈尔生于1861年，卒于1941年，是印度近代文学史上的伟大诗人和作家，印度近代文学的杰出代表。

    加尔各答法科大学生哈梅西在毕业前后与几个女性之间所发生的一场离奇曲折的恋爱纠葛，几个当事人都为此经受到无法摆脱而又难以理喻的痛苦，几乎酿成悲剧。通过这个看上去有些莫名其妙的故事，泰戈尔让人思考这一切发生的原因，让人思考人生，爱情，道德，社会……

    哈梅西是这场恋爱戏剧的主角，但他却不是这一切的主宰。他毕业前与汉娜丽妮相爱，后来他父亲突然命他去与撒西娜结婚。在迎归新娘途中，因船翻人沉而与卡玛娜邂逅相遇。他被风浪冲昏后在沙滩上醒来时，看到附近躺着一个穿红色新娘服的少女，即卡玛娜，把她救活后，两人都误以夫妻相认。后来，当哈梅西发现卡玛娜并不是自己的新娘后，他没有向她说明真相，“他既不能把她留在自己身边而不承认她是自己的妻子，又不能把她交托给任何其他的人；同时，他更不能真和她在一起过夫妻生活，”他把她送进了加尔各答一所寄宿女子学校，同时打听到了她丈夫的名字叫纳里纳克夏，但此人却在沉船后不知下落。这个过程中，哈梅西与分别几个月的恋人汉娜丽妮感情更笃，决定在暑假的一个星期天结婚。但就在星期六，寄宿学校把不愿在校留宿的卡玛娜送回家中，而汉娜丽妮的哥哥卓健德拉又得知哈梅西已有了“妻子”，一怒之下替妹妹解除了婚约。后来与卡玛娜的相处，她的美丽、善良和非凡的能力，使哈梅西渐渐对她萌发了爱情，虽然他还真诚地怀恋着汉娜丽妮。于是在决定正式与卡玛娜结合后，他写了一封长信给汉娜丽妮，告诉她一切，充满情思地向她告别。但不料信未发出，被卡玛娜看见。她知道一切后，感到莫大的屈辱，于是不辞而别，去茫茫人海中找她的丈夫纳里纳克夏。医生纳里纳克夏果然未死，他这时正在为由于哈梅西的“背信弃义”而万分痛苦的汉娜丽妮医治心灵的创伤，两人并在家长促成下即将结婚。就在这时，哈梅西又出现在汉娜丽妮面前，而他以为已投恒河自杀的卡玛娜来到了纳里纳克夏家中……

    这几位主人公一次接一次的失望、挫折和无限的痛苦，究竟是怎么造成的呢？表面看来，如小说题名所示，是由于沉船；同样从表面看来，另一个原因是：哈梅西的软弱。但小说的形象却显示了更加深刻的发人深思的东西。从根本上说来，这几个人的纠葛和痛苦是不合理的封建婚姻制度和封建道德造成的。哈梅西本与汉娜丽妮相爱，他的父亲却以不可抗拒的压力要儿子立即跟他去结婚，儿子被父亲当作用来报恩的工具，而哈梅西与撒西娜成亲后，背靠背地过了一夜，连看都不曾看一眼。孤女卡玛娜更被舅父当作累赘和废物，脱手为快。她连丈夫的名字也不知道就成了亲。这一切就是造成夫妻婚后不相识而导致一系列复杂波折的缘由。封建婚制和封建道德的罗网笼罩着青年特别是农村妇女的命运。卡玛娜的身世和处境更是凄凉悲惨。

    《沉船》正是从这里透露出反封建的讯息，对受到封建制度损害的人们特别是下层妇女的命运表达了无限的关注和同情。

    另一方面，小说中曲折而恼人的爱情纠葛的发生，还与当事人，特别是哈梅西的性格分不开。如果说他与汉娜丽妮相爱是感情上勇敢的自由抉择因而具有明显的反封建意义，如果说他屈从父命去与既不相识更不相爱的撒西娜结婚除了被迫外的确也反映了他软弱的一面，那么，作为情节主要部分的他与卡玛娜的关系却不能简单地以软弱二字来概括他了。这里关键在于对他的性格和心理的分析，而这种分析又不能脱离当时的社会环境。

    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印度，几千年的封建制度加上100多年的殖民统治，在婚姻道德、习俗和心理上对人们造成极为深重的压迫和束缚。就在《沉船》之前，泰戈尔就在《摩诃摩耶》、《素芭》等一系列作品中对残害妇女的种姓制度和封建制度发出了悲愤的控诉。可以设想，在那样的环境里，一个女人结婚后竟把另一个男人当作丈夫一起生活而又被离弃的事一旦宣扬开去，对她将意味着什么。小说这样写道：

    哈梅西开始反复寻思，此后究竟应该怎样办。社会上的人会对她抱着怎样一种看法呢？她在哪里可以找到安身立命的地方？就算她丈夫还活着，他会愿意或敢于再要她吗？总之，不管哈梅西采取什么办法来处置她，结果都会等于是把她抛进一片茫茫无边的大海，任她自己去漂泊。

    哈梅西正是出于对卡玛娜的悲苦处境的充分体贴，无限同情，完全是为她的命运着想，才没有把真相告诉她的。这不是软弱，而是崇高。后来，他以“极大的努力”，“为要得到卡玛娜的丈夫的消息，差不多没有一个地方没有跑到。”而在他与汉娜丽妮结婚前，卓健德拉和阿克谢突然闯进他与卡玛娜的“家”，对他进行质问，侮辱，威胁和最后解除婚约。即使这时，他同样出于维护卡玛娜的声誉和幸福，自己一人忍受最大的委屈痛苦，承受了一切不公平的打击。他说：“如果这事只关系到我个人幸福和名誉，那我一定把一切全都告诉你们。但现在我如果那么做就会危害到另一个人的前途，我因此不得不拒绝你们的要求。”这当然也不是软弱，而是坚强和果敢。他清楚地认识到，人生就是会碰到许多极其复杂的困扰、难题以及意外的甚至使人恐惧的打击，但他没有消沉，没有逃避，更没有在关键时刻抛下卡玛娜不管，而是“到生活的猎场上去进行战斗”。他看到尽管宇宙是那样充满永恒的宁静，但“只有人的喧嚷的斗争是永无底止的。顺境也好，逆境也好，人生永远是一场没完没了的斗争，一场以少击多的斗争。”他的崇高和好心虽然给自己也给别人造成痛苦，但这不是他的过错，而是由于生活在不幸时代里人们之间的复杂关系。正如纳里纳克夏慨叹的“一个人和另一个人心灵之间的壁垒是永远也没有办法打破的。心灵真是孤单得可怕的一件东西啊！要让心灵和心灵相见可不是一件容易事，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实在是太复杂了。”但这种心灵的壁垒的破除终于已见端倪。不仅卡玛娜最后向她表示感激之情，卓健德拉与他重新和好，而且卓健德拉决心为他妹妹和哈梅西去作“重结这一段姻缘”的“如此有意义的一件工作”，去“和那个苦行主义者战斗一场。”《沉船》从而不仅批判了封建制度及其婚姻道德，而且歌赞了在这种环境中的普通人的可贵品质。

    《沉船》的艺术特色是情节曲折而又真切自然，它的风格是恬淡质朴，含而不露。它在自然灾难后面描写出社会祸殃，在看来软弱的性格中显示坚强，在似乎轻狂的决定中透露着崇高。

    《沉船》的曲折的传奇性使人联想起芥川龙之介的《竹林中》，它的淡雅使人想起屠格涅夫的《贵族之家》，它的复杂纠葛使人想起赫尔岑的《谁之罪？》。它与这些作品一样耐人咀嚼，发人深思。泰戈尔在写这场似乎可以避免而又无法避免的爱情纠葛时，淋漓尽致地写了几个当事者的心灵痛苦和感情巨澜，心理描写十分生动。但他显然无意对他们当中任何一个进行批判指责，更谈不上把他们写成反面角色。

    但正因此，他们的命运和痛苦更使人关注和深思，而作家也在揭露冷酷的封建制度下冷酷的人与人关系的背景上，突现出了几个正直善良，胸藏深情，纯洁崇高的普通男女的感人形象，从而激发了人们对人生、青春、爱情的美的追求和向往。但比较起来，卡玛娜这个形象略显无力。她受封建迫害的悲惨身世自然令人同情，但她身上同时深深打着封建的道德意识的烙印。她把虐待她的舅父为她所选择的不相识的丈夫视为唯一的矢忠对象。当她错认哈梅西是丈夫时，她献给他一切爱与忠诚，而一旦发现他并非丈夫时，爱似乎立即化为乌有，而一心去寻求连面貌也不曾看清过的陌生丈夫，并准备对他献身和永远崇拜。她遵循的仍然是婚姻高于爱情甚至排斥爱情，而不是爱情基础上的婚姻道德。

    这当然是真实的，但作家对她这种可以说无所谓爱情的宗教徒式的婚姻道德，无疑过分地美化了。毕竟这部作品是封建时代的印度的产品，也只能是印度的产品。连同泰戈尔本人在内，还无法完全摆脱那几千年中世纪藩篱的羁绊。但是，正是在那样的历史环境里，泰戈尔能从这样复杂的纠葛中写出具有这样的反封建倾向的作品，已是难能可贵的了。

    泰戈尔本人就在小说中通过人物之口说过：

    只有象命运之神那样反复无常的作家才会拿这种纠结不清的故事来作写小说的素材！而且这种极端离奇的事情也只有在现实生活中才有可能发生——这些事情，即使世界上最有胆量的小说家，也不敢拿它作为自己的创作公布于世。

    只要了解当时的印度社会，只要想想泰戈尔早期的《暮歌》和《晨歌》中仅仅由于写了几首爱情诗，就怎样受到封建卫士们和文艺评论家们的攻击，就可相信泰戈尔这段话毫无夸张之辞了。

    戈拉

    《戈拉》是泰戈尔长篇小说方面的代表作品，写于1910年。

    它所表现的是19世纪70、80年代印度民族复兴时期的社会生活。当时各个阶层的人民纷纷觉醒，反对殖民统治、谋求独立自主的意识深入人心，开展民族解放运动的条件业已成熟。不过，由于印度社会的种种复杂情况，民族运动内部的矛盾犬牙交错。其中，有一派强调接受外国文化，铲除封建陋习；但是他们中间有人轻视民族传统，盲目崇拜外国。这就是“印度梵社”。另一派则反对崇拜外国文化，主张发展民族文化；但同时又提倡复古主义，维护落后习俗。这就是“新印度教”。《戈拉》写在20世纪初叶，因而也具有新的时代特征。这时国大党温和派与急进派斗争激烈。急进派反对与殖民当局妥协，要求民族独立；但是同时也提倡复古主义，保护落后传统。小说主人公戈拉的身上既有19世纪末新印度的特点，又有20世纪初急进派的影子。

    这部小说以正统派新印度教徒戈拉的家庭和梵社姑娘苏查丽妲的家庭为主要舞台，以戈拉和苏查丽妲的爱情为主要线索，讴歌印度青年救民族出水火热情，批判宗教教派的偏见，揭露殖民主义的罪恶，号召人民群众联合起来，为了民族解放事业贡献力量。

    在这部小说里，爱国的青年知识分子戈拉和毕诺业的形象、正在觉醒起来的妇女苏查丽妲和罗丽妲的形象、体现了作者理想的人物安楠达摩依和帕瑞什的形象以及买办洋奴的代表人物哈兰的形象等都写得颇有深度，并且相当生动。

    小说的主人公戈拉是正统派新印度教徒，印度爱国者协会主席。他的身上集中地体现了当时先进知识青年的特点——澎湃的爱国热情，积极的活动精神和战斗精神；狭隘的民族观念和宗教观念，缺乏明确的斗争方向和实际办法。在一方面，他无限热爱印度，无限关心印度，准备为她献出自己的一切；他坚决相信印度必将获得自由和独立。但在另一方面，他的思想偏见也是相当严重的。他严格遵守印度教所有的清规戒律，小心保护婆罗门种姓的纯洁。虽然他这样做并非出于纯粹的宗教感情，而是出于对外国传教士攻击印度的反感，是想把印度教当作团结群众、接近人民的工作；可是这类行动却常常在事实面前碰壁，不仅得罪自己周围的亲友，而且也给社会带来不良的影响。

    小说通过以下几个方面描写了戈拉克服自己的思想偏见的过程：首先，他所耳闻目睹的社会现实和他的思想偏见发生了冲突。他到农村后发现，所谓“通过服务、爱情、同情、自尊和对全人类的尊重，给予所有的人以力量、生命和幸福的宗教，连影子也看不到。传统只是把人分为各个等级，又把不同的等级互相隔离，甚至把爱情也赶得老远；它不愿人类探索的结果得以实现，只是在人类来往的路上到处设下障碍”。这种盲目的束缚所造成的残酷、罪恶的结果，已经被他看清楚了，他再也不能用自己织成的幻想之网来欺骗自己了。其次，他与苏查丽妲的恋爱也和他的思想偏见发生了冲突。从第一次见到苏查丽妲起，他就对她产生了爱慕之心。但是，由于苏查丽妲是个梵社成员，所以他千方百计地压制自己的感情。这种努力是违心的，不合情理的。爱情在奋力地推动着他向前进，偏见却又拼命地加以阻挠，使他的内心矛盾和冲突达到了空前剧烈的程度。最后，他从养父母嘴里知道了自己出生的秘密——他不是印度人，而是爱尔兰人。听到这个突如其来的消息，起初他感到周围一片空虚，茫然不知所措；随后便觉得身心获得自由，精神无限振奋，他激动地高声说：“今天我自由了！我用不着害怕被玷污或失掉种姓了——现在我用不着每走一步都盯着地面来保持洁净了。现在我真的有权为她服务了，因为真正的劳动场所已经在我面前展开——这不是我自己想象出来的——这是为3亿印度儿女谋福利的真实的场所！”到了这时，戈拉终于彻底地克服了思想偏见，成长为一个头脑清醒的爱国者。

    《戈拉》是泰戈尔所写的篇幅最长的长篇小说。它通过个人之间和家族亲友之间的复杂关系，着重表现当时社会和政治方面的问题，这些问题都是在历史上确实存在的。它广泛、真实地展示了孟加拉社会生活的画面，深入、细致地探索了印度民族命运的课题。它刻画了众多的人物形象，其中的主要人物形象是鲜明的、丰满的、有血有肉的，不少次要人物形象也具有明显的个性特征，从他们身上可以清楚地看出时代的风貌。由于这些因素，使得这部小说具有了史诗一般的性质，给人以宏伟壮观的感觉。

    《戈拉》在艺术表现上也有鲜明的特点。

    首先是它的论辩性。这部小说主要通过人物之间的对话和论辩推动故事情节的发展，表现人物性格的特点。无论是在父母子女之间、兄弟姐妹之间、情人之间和朋友之间，还是在不同教派、不同观点的人们之间都要进行论辩，并且这些论辩往往涉及祖国、民族、政治、社会、宗教、种姓等当时印度人所密切关注的课题。这是因为小说的主题和题材具有社会性和争议性，小说的主要人物又是知识分子，他们处于开始觉醒阶段，需要探讨许多认识问题，实际行动常常跟不上去。这种论辩性对于加强小说思想内容的深度和广度来说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但若就艺术表现的生动性和多样性而言却带来了某些不良的影响。

    其次是它的抒情性。泰戈尔是个抒情诗人，他的小说也经常带有浓郁的抒情味道。在这部小说里，作者无论是在描绘景物、布置环境时，还是在叙述事件、刻画人物时都怀着满腔的热情，读者仿佛能够从中感觉到他那颗火热的爱国之心在剧烈地跳动。尤其是在戈拉由于知道自己的出生秘密而抛掉自己的思想偏见后所发表的大段抒情独白，更把小说的抒情推上了高潮，颇有激动人心的艺术效果。

    吉檀迦利

    《吉檀迦利》是泰戈尔全部作品中最为人熟知的，也是给泰戈尔带来崇高世界声誉的一部作品，同时也最能体现泰戈尔诗歌独创性的一部诗集。这部诗集1910年用孟加拉文出版，共有157首。

    1912年，诗人在准备第3次出访欧洲的前一天突然病倒。在百无聊赖的航途中，诗人拿出《吉檀迦利》来，一首首地翻译成英文。到达英国后，诗人继续翻译。但此时的翻译，他已不限于原来的孟加拉版本，而是将以前的诗歌创作的精华，进行了新的组合，再以《吉檀迦利》为诗集名向世界推介。

    英文本的《吉檀迦利》的诗集共收诗103首，主要来自《祭品集》、《怀念集》、《儿童集》、《献祭集》、《渡口集》和《献歌集》及部分新作，其中所收《献歌集》的诗最多。孟加拉本的《吉檀迦利》是有韵的格律诗，译成英文时，采用了散文诗的形式，使诗的韵律更富于变化和优美。由于所蕴含的丰富的哲理和独特的抒情艺术风味，英文本《吉檀迦利》在欧洲一问世便引起轰动，诗人亦因此成为1913年度诺贝尔文学奖的得主，成为第一位获此殊荣的亚洲人。现在世界上通行的《吉檀迦利》就是这103首诗的英文本，我国的著名文学家谢冰心在早年时曾把它译成中文，影响颇大。

    《吉檀迦利》的篇幅不长，但内容十分丰富，充分体现了泰戈尔的思想。首先是爱国爱民的思想。泰戈尔的一生都是在殖民统治中度过的，对处于被奴役的祖国和人民充满着深挚的感情。他一生都在追求着民族的解放和国家的独立。

    因此，渴望国家的独立和富强，渴望印度人民的幸福生活也就成了这部诗集的一大主题了。如第35首，诗人就非常诚挚地对祖国进行了一番理想的描绘：

    “在那里，心是无畏的，头也抬得高昂；在那里，知识是自由的；在那里，世界还没有被狭小的家园的墙隔成片段；在那里，话是从真理的深处说出；在那里，不懈的努力向着‘完美’伸臂；在那里，理智的清泉没有沉没在积习的荒漠之中；在那里，心灵是受你的指引，走向那不断放宽的思想与行为。

    最后，诗人深情而热烈地呼唤：

    进入那自由的天国，我的父呵，让我的国家觉醒起来吧。

    这是诗人的理想，也可以说是全印度人民的理想，没有对祖国对人民的爱，是写不出这样的诗篇来的。其次，泛神论和泛爱论的结合。诗人自小受印度教的影响，成人后还担任过“梵社”的秘书，因此印度宗教里的那种“梵我如一”的观念也就在诗集中有所体现。

    《吉檀迦利》系孟加拉译音，原意是“献歌”，诗人自己说是要“献给那给他肉体、光明和诗才之神的”。但在诗集里，不难发觉，诗人笔下的“神”不是专一的，而是十分神秘不定的，神的意象可谓千变万化。万事万物，有生命也好，无生命也好，都可以成为诗人歌颂的“神”，这充分体现了诗人对由“梵我如一”的宗教观演化发展而成的“泛神论”的观念。这一点，我们可以从诗集里人称的不时变化上看出来，一会儿“你”，一会儿‘他”。“你”也好，“他”也好，都是诗人心中的“神”。同时，我们还可以看出，诗集中的“神”并不是高高在上，也不是冷若冰霜的，他们不是在虚无缥缈的天堂仙境，也不是在庄严肃穆的金殿，他们是和蔼可亲的，是平易近人的，他们与劳动者在一起，与贫苦人在一起。可以说，神无所不在，他们在关注着民间的疾苦，在与人们共同体验着生活的艰辛。这在诗集的第10首和第11首里表现得最为鲜明了。我们还可以看出，诗人在诗里还表达了对爱的渴求。诗人的“爱”是一种泛爱，表现为对一切人的爱，尤其对处于被压迫被统治地位的印度人民的同情和对民族压迫的反抗。诗人渴望用爱来解除人间的痛苦，用爱来消解心中的烦闷与寂寞。诗集中的第17、18、27、67、70首诗就是诗人对爱的呼唤的诗篇。最后，就是弥漫于这部诗集中的淡淡的忧伤和迷茫的情绪。

    因为诗人对理想的追求与现实存在着深刻的矛盾：国家、民族的前途时刻存在诗人心中，但现实又让诗人看不清前面的路，那种担心自然而然也就流露于诗中了。如在第23首写道：

    在这暴风雨的夜晚你的爱的旅行还在进行吗，我的朋友？天空像失望者在哀号。我今夜无眠。我不断的开门向黑暗中了望，我的朋友！我什么都看不见。我不知道你要走哪一条路！

    这里我们可以看出，诗人的思想是丰富的，但也是复杂和矛盾的。

    在艺术上，《吉檀迦利》也取得很高的成就。首先，是浓郁的抒情气氛和深刻的哲理意味的互相结合。泰戈尔是位抒情大师，他的几乎所有诗集都有浓浓的抒情成分，即使是叙事诗也不例外。这种抒情的特色在《吉檀迦利》中更是用得炉火纯青。同时，泰戈尔又是一位哲人，但他没有出版过哲学专著。他总是把那富有哲理意味的思想融化到他的诗作里面去，用诗的激情去蕴含哲理的意味。所以，在《吉檀迦利》中，处处充满人生哲理的深思，又时时流露出丰富而真挚情感的抒发。在蕴含哲理的抒情气氛中，抒发诗人对人生理想的追求和渴望。诗集第12首就是这样：

    离你最近的地方，路途最远，最简单的音调，需要最艰苦的练习。旅客要在每一个生人门口敲过，才能敲到自己的家门，人要在外面到处漂流，最后才能走到最深的内殿。我的眼睛向空阔处四望，最后才合上眼说：‘你原来在这里！’这句问话和呼唤‘呵，在哪儿呢？’融化在千股的泪泉里，和你保证的回答‘我在这里！’的洪流，一同泛滥了全世界。

    再如第70首也是这样：

    这欢欣的音律不能使你欢欣吗？不能使你回旋激荡，消失碎裂在这可怖的快乐旋转之中吗？万物急剧地前奔，它们不停留也不回顾，任何力量都不能挽住它们，它们急剧地前奔。季候应和着这急速不宁的音乐，跳舞着来了又去——颜色、声音、香味在这充溢的快乐里，汇注成奔流无尽的瀑泉，时时刻刻地在散溅、退落而死亡。

    读者在诵吟这样的诗篇时，既受到对人生真谛深邃沉思的启发，又感受到深情诗意的强烈感染。

    其次是散文诗的优美而富于变化的韵律。《吉檀迦利》的英译本是由有韵的格律诗译成散文诗的形式的，这是诗人的一次新的艺术创造。诗人时而采用诗歌中常见的重章叠句的结构形式，时而采用音节相同的原则，使这些诗篇情感深沉，语言简洁隽永，诗句回环往复。而散文诗又不像格律诗受诗体的严格限制，其韵律可以随诗意和情感的发展起伏而千变万化，给人以韵律无穷的感受。

    其三是质朴自然而超逸的美学风味。印度人民生活是泰戈尔创作的源泉，印度人民朴素的日常生活和印度秀丽的风光在诗人笔端诗意盎然地表现出来，显现出诗集所特有的质朴自然的美感。由于泛神论思想的存在，诗人又总是把自己推到自然与神的面前，寻求同自然与神的对话、交感，展现神人同一的理想。诗集中还大量使用象征、比喻手法，使自然与抽象事物形象化、性灵化，因而整部诗集呈现出一种既质朴自然而又超逸朦胧的美的境界。

    帕德玛河上的船夫

    《帕德玛河上的船夫》是印度著名作家马尼克的一部长篇小说，写于1936年。

    库威尔是帕德玛河上的船夫，尽管生着病，还是上船捕鱼去了。正是捕鱼的大好季节，库威尔所得的报酬可以使一家勉强度日。天下着雨，库威尔的房漏了。跛腿的妻子又生了一个男孩，她的产房也是满地泥泞，连挡雨隔潮的干稻草都没有。

    原住本村的雷苏回来了。雷苏一家由于生活困难，被荷散骗到摩伊纳岛。在那里，贫病交加，一家人除雷苏外全都相继死去。雷苏这次是偷跑回来的。荷散见了他，不仅不觉得问心有愧，反而装出一副笑脸，说话平和中听，甚至还要主动补给雷苏一些钱。荷散在帕德玛河上来来往往，买了地，盖了房，谁也摸不透他发财的奥秘。库威尔对他既佩服又害怕。

    这年雨水特别大。库威尔的岳父所住的村庄水灾更严重。由于妻子的哭闹，库威尔只得前去探望，岳父一家幸好安然无恙。他把小姨子卡皮拉和几个孩于接了来。卡皮拉活泼、开朗，但她丈夫另有新欢，将她遗弃。

    一天黄昏，突然刮起一阵台风，大树被吹断，茅屋被卷走。男人们都下河去了，老人、妇女和孩子吓得通夜哭喊。有一户渔民，3口人在家，树倒屋坍塌压死了两口。库威尔回到家，见家里两间茅屋倒了一间，女儿戈比的腿也被砸伤。荷散立下借据，帮村民们搞来稻草和竹子，重新建屋。戈比被送进医院，卡皮拉全心全意照顾库威尔一家，但因她的丈夫新妻病丧，又来接她，只得回去。

    库威尔被船主辞退。女儿戈比从医院接回，腿伤仍未痊愈，再也别想给她找个有钱的主了。雷苏想娶戈比，但他心情矛盾，怕她的腿真的好不了是个累赘，但如伤势全好，人家又不会嫁他这个穷光蛋。

    荷散来找库威尔，要他去给自己开船。库威尔等4人在一条船上，荷散把钱交给库威尔掌管，这就等于指定他当船长。戈比的腿又出了问题，但她父亲无暇照顾，雷苏把她送进医院。

    库威尔为荷散运货到摩伊纳岛，这是荷散经营开发的一个岛屿，是他的一个独立王国，一切都听从他的裁决。库威尔发现荷散不只是装运货物，更重要的是偷运鸦片。他知道后大为吃惊，心想把自己的命运与荷散连在一起，终有一天要被抓起来坐牢，但从眼前利益来看，他不必再象过去那样累死累活，而得的报酬却日渐增多。

    戈比的腿已经痊愈。本来库威尔夫妇已答应雷苏以30卢比为聘礼、40卢比做嫁妆把女儿嫁给他；但荷散却为戈比找了一个小伙子，给100卢比的聘礼和60卢比的嫁妆。虽然雷苏同意也可以出同样的数目，但荷散做主，库威尔也只好依从。他们成亲以后将被派到摩伊纳岛上去。

    在戈比举行婚礼那天，卡皮拉也来帮忙，在库威尔家里住下了。库威尔出去替荷散办事，第2天夜里回家时，在村外，遇见来找他的卡皮拉。她哭着告诉他：家里遭了大祸。警察来抄了家，从屋角搜出一个盛钱的铁罐，而这恰好是很久以前雷苏的伯父失窃的。过去人们都怀疑是雷苏偷的，只是没有拿到证据，不了了之，现在却在库威尔家里找到了赃物，当局肯定要对库威尔严加处理。卡皮拉说，村里的更夫守在门口，他一回去，立刻就会被抓走。听到这些，库威尔马上想到这是雷苏栽赃陷害。因为戈比没有和他结婚，他扬言要进行报复。库威尔有口难辩，不能回家，只好到码头上去找荷散想办法。荷散让库威尔去摩伊纳岛，家里的事由他处理。卡皮拉一听说去这个岛，就吓得面无人色。她说：那还不如坐牢。而库威尔却说：

    坐一次牢，将来还要坐牢，永远也不会脱身。

    所以，他还是决定去摩伊纳岛。卡皮拉也跟他一起坐上了即将开出的木船。

    斯里甘特

    《斯里甘符》是印度作家萨拉特·钱德拉·查特吉的一部自传性的长篇小说，写于1917~1933年，共分为4卷，是作者花费十几年的心血陆续写成的。

    萨拉特·钱德拉·查特吉是印度近代文坛上以孟加拉语写作的著名作家，他的声誉仅仅次于泰戈尔，在孟加拉文学史上以及整个印度文学史上都占着突出的地位。小说以主人公斯里甘特青少年时代的生活为主线，展现了20世纪初印度社会的广阔画面，暴露嘲讽了贵族、绅士的骄奢淫逸的生活，批判了封建旧习俗、种姓制度以及宗教意识对人的精神的摧残，反映了殖民统治下广大印度人民的悲苦命运，并寄托了作者的人生理想，被认为是印度现实主义文学的杰作之一。

    斯里甘特在少年时代就对被压迫者富有同情心，嫉恶如仇。长大以后，他在民主主义思想的影响下对吃人的封建礼教和封建婚姻制度怀着批判和反对的态度。他爱上了少年时期的同学拉佳拉克什弥，无限同情她的不幸遭遇，并敢于冲破封建礼法的约束，与拉佳拉克什弥生活了一段时间。但最后他却没有勇气同封建伦理观念彻底决裂从而也就没有真正获得自由。这充分暴露了他性格软弱的一面。拉佳拉克什弥虽为被人轻视的“沦落”歌妓，但她的心地是纯洁善良的。她十分忠于对斯里甘特的爱情，对他百般关心和照顾，但由于深刻的思想矛盾，结果，不得不忍着内心的苦痛出家为尼。

    从小说主人公斯里甘特以及其他人物身上，我们既可以看出作者的进步思想倾向，也可以看出他的局限性。作者的人生理想和真实的美学观，对种姓制度的谴责和批判，对被压迫妇女的深切同情以及某些封建意识，都在主人公的言行中得到生动的反映。

    这部小说尽管在后几部存在着结构松散等缺点，但它却以朴素自然的艺术风格、幽默讽刺的语言、细腻的心理刻画深深打动了读者，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戈丹

    《戈丹》也译作《献牛》，或意译为《牺牲》，是印度作家普列姆·昌德最杰出的长篇小说，写于他一生的最后两年，凝聚了他晚年对印度尖锐社会问题的深刻思考，标志着他思想与艺术的高峰。

    普列姆·昌德，生于1880年，卒于1936年，是印度杰出的现实主义作家，对印度现代进步文学作出卓越的贡献。

    《戈丹》以30年代农村生活为背景，通过主要人物何利一家的生活变化，描绘了印度农民的极端贫困和不幸遭遇，广泛、深刻地反映了印度农村尖锐复杂的社会矛盾，猛烈地抨击了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剥削制度以及地主、资本家、高利贷者的罪恶，深刻地揭示了造成农民悲剧命运的社会原因。

    小说描写贫苦农民何利一家悲惨的生活与经历。何利勤劳终年，仍在饥寒线上挣扎。他一生“最崇高的愿望”、“最美丽的梦想”就是积攒一点钱，买一条母牛。但是这一小小的心愿，对他却是一种永远不可企及的奢望；不管他怎样拼命奋斗，最终只是一个泡影；他为之付出了极为沉重的代价，乃至自己的性命。小说以何利3次买牛的经历作为贯穿线索，展示了他的悲剧命运。

    第一次他向邻村牧人薄拉赊买了一头母牛，却被弟弟希拉毒死。为了使希拉不受警察敲诈，何利被迫借下了高利贷去贿赂。儿子戈巴尔与一寡妇恋爱，何利将她收留在家，这触怒了村里的“长老会”，被罚以重金。何利无奈，将全年收成上交，还把破房子也抵押了出去。尽管如此，他并未放弃买牛的梦想。

    第二次，他想卖掉刚成熟的甘蔗去买牛。但高利贷者早与糖厂老板勾结，把钱扣除了，他不仅未收到一文，家里的一对耕牛又被拉去抵了债。高利贷的盘剥使他负债累累，永无还清之日，他沦为了雇工，生活更加艰难。为了交清欠租，保住仅有的几亩地，他把女儿卖给一个老头做妻子。他拼命干活，拼命积攒，仍存着买牛的幻想。他终于累死在田里了，用血汗换来的20安那，却被祭司搜刮去作了行“戈丹”仪式的代价。

    《戈丹》艺术上的最大成就是用现实主义方法塑造了一些十分生动真实的艺术形象。

    主人公何利是一个贫苦农民的艺术典型。祖祖辈辈在这块土地上耕耘，世世代代经受着贫穷苦难，何利也和他的父辈一样，吃苦耐劳，勤劳朴实，忠厚善良。他胸怀宽厚和极富同情心，是一个具有深厚的传统宗法制道德观念的农民。弟弟希拉毒死了他的牛，他不仅不怨恨，反而借下高利贷，为自己一生种下悲剧的祸根。希拉逃走后，他又尽力帮助弟媳插秧，不使农田荒芜。他不忍心看见别人遭受苦难，儿子的情人、寡妇裘妮娅在走投无路时，他毅然把她收留在家，导致长老会的重责，并且为此而弄得倾家荡产。他渴望买牛，但一听说薄拉是因为没草才卖牛时，他不仅把牛还给薄拉，还送给他草：

    别家的房子着火了，要他站在旁边伸着两手烤火，这样的事他是学也没有学过的。

    何利是一个未曾觉醒的落后的农民。他也有他的生活理想，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他毕生为之奋斗，屡经挫折，虽九死而不后悔，临终前的呓语中，他还念念不忘梦寐以求的母牛，其韧性的斗争精神，令人感佩。但长期的苦难与遭受欺凌、压榨的地位，养成了他逆来顺受、与世无争的处世态度。他“走起路来总是低着头，对什么事情也能够容忍”。他认为“住在水里跟鳄鱼作对，那是呆子”。他无条件地服从强权，认为统治者的权势是上天安排的，因之在强权面前战战兢兢，十分畏惧。正是这种软弱性，使他的命运更加悲惨，母牛被毒死后，他怕打宫司，甘愿吃苦而不声张，巡官传讯他，“他战战兢兢仿佛要被绞死似的”；巡官故意下令搜查希拉家，他恐慌万状，甘心借债贿赂以躲过这场横祸。长老会借戈巴尔的恋爱敲诈他时，他忍气吞声地竟然把全年收成的粮食一袋袋地搬去了，“仿佛是在用自己的手掘自己的坟墓一样”。统治者、官吏等也正是利用他的软弱性，吸干了他的最后一滴血。作家对何利十分同情，但他同时也深刻分析了何利的弱点，以及产生这种弱点的社会根源。正是由于统治者残暴的政治压榨与经济剥削，迫使农民日益贫困、破产。统治者又利用宗教、迷信等从思想上麻醉、毒化被压迫的人民，以造成听天由命的顺民。通过何利的悲剧，作家沉痛地控诉了统治阶级的罪恶，其愤恨之情，溢于言表。

    何利的形象十分丰满，有血有肉。他诚实厚道，却也有小小的狡猾，有时耍弄一下小花招。为了达到买牛的目的，他随口撒谎说妻子怎样夸奖薄拉，又答应为他说亲以讨好对方。他也有世故的一面，处世哲学是：

    别人的脚踩在自己身上，只得放聪明点，在那脚底板上抓抓痒。

    所以，他常讨好老爷，在地主家晚会上得到一个扮丑角的机会而得意洋洋。总之，普列姆·昌德从各个侧面描绘了一个丰满真实、个性鲜明的农民形象，十分光彩照人。

    小说用对比的手法，塑造了何利的妻子丹妮亚这个与他完全相反的艺术形象。她也善良，但不温厚；她也勤劳朴实，但无丝毫怯懦畏缩。生活的磨难并未消磨掉她的斗志，相反的，她的眼光犀利，刚强自信。她敢于当面斥责巡官，也决不惧怕长老会的权势。“他们哪是长老，他们是魔鬼，地道的魔鬼”，痛快淋漓地显示了丹妮亚强烈的反抗斗争精神。这是作家笔下塑造得成功的又一人物。

    小说中还塑造了一批反面人物的形象：地主莱易、高利贷者古里·辛、祭司达丁等，生动地描绘了他们吸血鬼的丑恶嘴脸。作家无情地揭露了他们的贪婪、狠毒、冷酷、伪善；他们的万贯家财和飞黄腾达正是建筑在像何利这样成千上万被逼破产的农民尸骨之上的。通过他们，作家鞭笞了整个统治阶级和极不合理的社会制度。

    《戈丹》广泛而深刻地描绘了那个时代的矛盾。小说以农村生活为主线，同时通过另一条线索，把勒克瑙城的地主、资本家、知识分子等的生活与之联系起来。这就揭示了城市与农村，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进一步暴露了地主、高利贷者与帝国主义、银行家、工厂主相互勾结共同压榨劳动人民的罪行，在更加广阔的社会背景上展示农民的命运，从而反映了印度殖民制度的本质特征。这不能不说是普列姆昌德现实主义精神的伟大胜利。

    秘密组织——道路社

    《秘密组织——道路社》是印度作家萨拉特唯一的一部直接以反殖民主义为主题的小说。

    它作于20世纪20年代印度民族解放运动正在掀起的新高潮中。当时在爱国者内部对以什么方式和途径解决印度的民族独立问题存在着严重的分歧，这部小说就是通过对不同人物、不同性格和不同社会态度的描绘，来探索反殖民主义的“道路”。

    在小说中，作者着重塑造了斯瓦萨吉、阿布尔沃和帕拉蒂3个具有代表性的人物。他们都参加了秘密组织“道路社”，但每个人的想法不同，方向各异。

    医生斯瓦萨吉是一个职业革命家，是爱国青年的优秀代表。他知识渊博，胸怀坦荡，对人富同情心，具有刚毅、果敢的个性和自我牺牲精神。斯瓦萨吉十分憎恶殖民主义者，把争取印度的民族独立作为自己一生奋斗的目标；主张用暴力革命的手段对付殖民主义者，反对调和的道路。但他也有着一般资产阶级革命家身上存在的弱点，只靠个人奋斗和献身精神，不相信群众。正因为如此，结果使他们所组织的“道路社”陷于瓦解的边缘。不过，他这种以激进的民族主义思想为基础的个人“复仇”式的反抗斗争精神在当时还是有其积极作用的。

    阿布尔沃和帕拉蒂是两个虽有爱国心却缺乏觉悟的知识分子的典型。

    阿布尔沃热爱自己的祖国，反对殖民主义统治，具有一种朦胧的民族主义意识。他参加了秘密组织，并曾有所行动。但由于自身的软弱性以及摆脱不了印度教和种姓制度的束缚，在被捕以后就向敌人泄露了组织的机密。后来他虽有所醒悟，与女友一起去农村开办学校，以便改善农民的生活处境，但始终没有一个更高的奋斗目标，因而直到最后也未能成为一个真正的革命者。

    帕拉蒂是一个女青年知识分子。她热爱印度、热爱孟加拉，同情印度人民的苦难，希望改变工人的生活境况。但由于她是在英国教会学校受的教育，多方面接受了西方文明的影响，所以她往往幻想在英国统治的范围内过自由、平等、安宁的生活。她的思想认识十分模糊，参加“道路社”带有很大盲目性。帕拉蒂的思想表现在当时受殖民教育的印度青年中带有普遍性；他们虽有爱国之心，但由于对殖民主义者缺乏认识，因而不可能找到前进的“道路”。

    小说中通过这几个人物形象的展示，反映了当时在民族解放运动中，中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所表现的种种思想面貌。他们对反殖民主义“道路”的探索，虽然没有得出很明确的结论，但仍具有重要的意义。

    叛国者

    《叛国者》是印度著名作家亚什巴尔的一部长篇小说，写于1943年。

    小说主要写20世纪30年代，印度民族解放运动风起云涌。青年康纳与同学希沃纳特常常站在路边观看群众游行。一次，他们看到警察镇压游行，群众伤的伤，死的死。他们觉得游行无济于事，便决定到德里市郊试制炸弹。制成一颗后，希沃纳特把它放在锅里骑车带回，但进城时仍被查出，希沃纳特被关入监狱。康纳得知事情败露，逃到外地。希沃纳特出狱后，知道康纳已经结婚，在拉合尔医学院学医。

    伯德利出身于钢铁资本家家庭，妻子已死，很多人给他提亲，他都没答应。他为搞民族运动坐过牢，是国大党的头目之一，穿着朴素，笑容可掬，整个德里无人不知。希沃纳特获释后，伯德利立即找上门来，约他合作，但时间不长，两人就为工人罢工要求增加工资一事产生分歧。

    康纳离开医学院后在西北边境当军医。一天，他的妻子拉吉接到西北军营发来电报，说“军营医院遭野蛮人夜袭，中尉医生康纳被打死”。拉吉悲痛欲绝，吞服鸦片，几乎身死，被伯德利救活。此后，伯德利几乎每天来探望和安慰她。

    德里发生罢工，拉吉仍然深居简出。拉吉的姐姐金达和姐夫拉贾拉姆想把她带到外地去散散心，拉吉勉强答应。在希沃纳特等人领导下，罢工持续时间很长。而伯德利认为工人与资本家要合作，希望双方和解，但双方坚决不妥协，于是他开始绝食。拉吉在外地看到这一消息，心神不安。她想：我在最困难的时候，他守在我身边，现在他已绝食数日，我怎能游山玩水？她返回德里，竭力说服几方达成协议。罢工最后失败。伯德利和厂主代表组成一个服务所，伯德利亲自搬去住下，实施一些改善工人福利的措施。拉吉的婆家对拉吉出头露面非常反感。她在家里住不下去，只好在服务所旁边另盖一间房屋，搬去住下。民族运动更加高涨。她与伯德利正式结婚。不久，伯德利因为宣布反战被抓进监狱。

    康纳并没被打死，而是被人劫往阿富汗。他与劫持者达成协议，让他从家里要来4000卢比，就把他放回，但信发出后一直没有消息。后来人家把他卖到一个城镇的皮货商店当伙计。老板的儿子纳西尔与他交好，并谈到苏联的情况，说那里没有人再挨饿，谁也不再奴役谁。后来，他俩偷越国境，到达苏联的乌兹别克，被苏联警察抓住。经审问，苏联当局确认他俩是印度革命者，把康纳安排在疗养院当医生，纳西尔到工厂当工人。在疗养院里，康纳与女护士古勒霞互有好感，但康纳念念不忘拉吉，克制了自己的感情。不久，他和纳西尔到莫斯科，两人加入了共产党。

    反法西斯战争开始后，他们乘轮船持假护照返回祖国。先到孟买。康纳化名沃尔马，动员群众支援反法西斯战争。后来，康纳又到坎普尔，开设了一家药店，以此作掩护做工会工作。希沃纳特在这里做国大党工作，他的小妹叶摩娜在女校教书。康纳从她口中得知，他的妻子拉吉接到他在西北边境阵亡的消息后已与伯德利结婚。康纳感到个人的梦幻破灭了，但这并没有影响他的工作，他也不准备去德里破坏拉吉的家庭幸福。由叶摩娜介绍，康纳与拉吉的姐姐金达会面。金达为康纳与拉吉的事伤心难过，但康纳却若无其事，说过去的事情就让它过去吧。康纳经常到金达家去，相互之间产生了感情，以致引起金达丈夫拉贾拉姆的怀疑。金达跳楼自杀，康纳赶来把她救活。

    康纳和希沃纳特之间意见分歧很大。以康纳为首的共产党认为德国法西斯在侵略社会主义苏联，日本法西斯已侵占中国、缅甸，印度也面临着日本法西斯的侵略，因而首先要与全世界被侵略的民族一起打败德、意、日，而后再推翻英国统治，才能获得真正独立；而以希沃纳特为代表的国大党则认为：在任何情况下都要反英，不反英就是叛国者，就是把自己出卖给了英国人。双方争论不休，都认为自己是爱国者。由于共产党被说成是“叛国者”，群众工作很难开展。

    一天，国大党决定在换班时破坏机器，焚毁工厂；而康纳等人挺身而出，带领一部分工人前来劝阻。这样，双方发生冲突，康纳被打成重伤，同志们把他送回药房。希沃纳特通过金达向康纳下最后通牒，让他必须在24小时内离开本市，否则他们要向警察局告发康纳是间谍。金达将康纳护送到拉吉家里，但拉吉置之不理。金达只好求人用担架将康纳抬走；拉贾拉姆回家发现妻子不在，又听说她去转移康纳，立即骑马向拉吉家追去，半路上双方相遇，拉贾拉姆责骂并痛打金达，致使她昏迷过去。他又让苦力把康纳从担架上扔下，丢在沙堆上，而把金达放上担架抬走，他自己骑马随后。

    康纳躺在荒野奄奄一息，他仍然想着工作，并喃喃说道：“我不是叛国者……”

    月圆之夜

    《月圆之夜》是印度当代乌尔都语著名作家克里山·钱达尔的作品，写于30年代末。

    描写的是一位70多岁的老人对他早已失去的美好青春和甜蜜爱情的回忆：在月圆之夜里，他和像仙人一样的姑娘在恬静的芜拉尔湖上，曾经度过欢乐的时光。45年之后，在原来的地方。两人又相遇了。她说：“我足足等了6个年头。为什么你没有如期回来呢？”老人说：“我回来过”，“但我看见一个小伙子和你在一起，于是就走了。”她听了，先是“显出迷惑的样子”。接着，她的脸开朗了，她大声笑出来，笑了好长一阵，差点没笑得跌倒。”她说：“那人是我的亲兄弟啊，你这个小傻瓜，你当时为什么不进来弄清楚啊。”老人在45年之后，才明白这是一场误会。可是，两人已经都是儿孙满堂了。这时，作家描写：他们快乐地相望着，“一轮圆月又在她的聪明的老眼里亮起来了。那月亮对我说道：‘人是会死的，可是生命却永存不泯。今年，我们的春天死去。但明年，一个新的春天又将诞生。男女之间的小小无猜的爱情会有尽时，但伟大的生命的爱却永生不泯。今年的春天，你们尝到了生命与爱情的欢乐，明年春天，也许你们就不在这儿了，但春天还会来的，爱情、生命、青春、热情、美丽、温柔、天真……也是如此。’”

    在《月圆之夜》里，作者赞颂了永存不泯的美好的爱情和欢乐。

    作家早期的创作，描写了克什米尔的风土人情，充满了浪漫主义的色彩和理想主义的抒情。

    素芭

    《素芭》是印度作家泰戈尔的短篇小说，写在印度独立之前。

    一个长有一双黑黑的大眼睛、长长睫毛的温柔美丽的沉默忧伤的哑女素芭的悲惨命运。小说虽没有离奇曲折的故事情节，没有波澜壮阔的场面，也没有众多的人物，看似平淡中却蕴藏了丰富的社会内容，让人读后回味无穷。小说中没详细写素芭婚后生活情景，在结尾只画龙点睛地写道：“这一次，她丈夫眼耳并用又相了亲，娶来了一个会说话的姑娘。”

    简短、突兀的结尾给读者留下了丰富的想象余地。通过真实可信、细腻生动的心理描写，展示了哑女素芭的内心苦闷与孤独，控诉了封建等级制度对妇女的摧残和迫害。她们无论在婚前，还是婚后，也无论哑与不哑都同样没有说话的权利，她们都处在被宰割的地位，只有不停地默默地流泪。哑女的命运是当时许多妇女命运的缩影。

    小说情调朴实动人，语言简洁明快。

    舞台

    《舞台》是印度作家普列姆·昌德的名著之一，写于1930年。

    它所表现的故事发生在20年代的贝拿勒斯近郊，一个双目失明的乞丐苏尔达斯，手中有祖传的几十亩荒地。依靠英国殖民政府而发迹的资本家约翰·西瓦克想高价收买这些荒地，准备在那里开办烟厂。但苏尔达斯宁愿无偿地让村民们自由放牧，也不愿出卖。约翰·西瓦克便通过土邦王公贡鄂尔的女婿、市政委员会主席莫罕德拉·古玛尔王公的权势强行征购。苏尔达斯不畏强暴，坚持用歌声诉说自己的冤屈和愤懑，得到广大群众的同情，于是掀起一场声势浩大的抗议运动。抗议运动被英国殖民政府镇压了，苏尔达斯惨遭杀害，荒地上办起了烟厂；但群众的不满仍然存在，他们为了纪念苏尔达斯，为他立了一座塑像。迫害苏尔达斯的古玛尔王公，在被迫辞去市政委员会主席职务之后，为发泄私愤，竟在夜间偷偷地去捣毁苏尔达斯的塑像，反被倒下的塑像砸死。

    作品通过这样一个复杂的故事，再现了20年代印度社会的生活图景，揭示了英国资本主义入侵后，印度农村那种自给自足经济的崩溃和农民破产的历史。印度著名评论家古普塔在《论普列姆·昌德》一书中，在阐述小说的这一深刻意义时写道：

    普列姆·昌德对工业经济在印度的迅速增长忧心忡忡，他认为，工业网在印度日益扩大的结果无疑是农民丧失自己的土地，普通劳动者受到残酷的剥削，社会生活和文化畸形发展，捣乱分子滋生猖獗。

    普列姆·昌德的小说大都用印地语写成。他是印地语的“第一位符合现代意义的小说家”。他使由泰戈尔等伟大作家所开创的现代小说的形式得以不断完善。他以干净利落的艺术笔调和鲜明的感情色彩，真实而熟练地描绘了印度社会，特别是农村的生活面貌。他笔下的故事富有戏剧色彩，曲折而流畅。他善于刻画人物，特别善于描绘农民的心理活动。他的小说中的许多农民典型，几乎都是栩栩如生、真实可信的。

    不可接触的贱民

    《不可接触的贱民》是印度用英语写作的现代作家穆吉克·拉吉·安纳德的长篇小说，1935年出版。

    这部小说描写的是打扫夫巴克哈一天的遭遇。小说的主人公巴克哈是个世代相传的鞋匠和打扫夫。他年仅18岁，健壮、勤劳而善良。只因出身低贱，便受人们的唾弃、污辱。他已无力抗争，因为他从小就长在一种犯罪感的笼罩下，他从来没在人前抬起过头，更没有举起手反抗过任何人，总是卑躬屈膝，以卑贱的笑容，迎接别人的无端打骂。每日过着屈辱的生活，时间长了便养成逆来顺受、忍气吞声、恐惧麻木的奴性性格。

    作者在小说中，以流畅、抒情的文笔，描写了巴克哈的思想与感情、遭受的屈辱待遇和可悲的奴性性格。从而引起读者对野蛮、残酷的印度种姓制度的痛恨和唾弃，并唤起人们对于弱者的同情。

    骑虎的人

    《骑虎的人》是印度著名作家巴达杏里雅生的长篇小说，写于1954年。

    在恰尔纳镇有个铁匠名叫格罗，他的妻子一生下女儿月痕就死去了。格罗从此没有再娶，把对妻子的爱全部倾注在女儿身上。他决心尽自己的一切力量把女儿培养成材。他求得教会学校女校长的同意，让月痕进入教会学校读书。因为格罗属于低级种姓，所以月痕在同学中备受歧视和欺侮。然而，孤独也有好处，月痕养成了埋头读书的习惯，学习成绩一贯名列前茅。16岁，临毕业那年，月痕居然获得了全孟加拉学生作文比赛第一名，被授予一枚银质奖章。

    就在月痕获得银质奖章后3、4个月，迎来了1943年的孟加拉大饥荒。镇上的饥民川流不息地涌向加尔各答，格罗家里不再有顾客上门，失去了生活来源。格罗看到心爱的女儿日益消瘦，也狠下一条心：将女儿托给守寡的姑妈照看，自己上加尔各答去谋生，争取在2、3个月里挣满100卢比，再回来接女儿去加尔各答定居。

    格罗没钱买车票，只能扒火车。他随身带的干粮袋在扒火车时被路警的警棍打破，干粮被饥民抢光。火车飞驰着，他忍住饥饿，站在踏脚板上，双手紧拽把手牢牢不放。一位不相识的扒车同伴实在支持不住，掉在了车轮下。格罗噙着热泪喃喃自语：“兄弟，你支持不住了吗？你获得了解脱。可我还必须坚持下去，因为我还有一个女儿，我没有别的路可走。”火车依旧飞驰着，格罗偶然发现靠车窗的一张茶几上放着一堆香蕉，他的饥饿仿佛顿时增加了一百倍，他觉得自己在踏脚板上再也站不住了。火车到达一个小站，格罗趁那个乘客下车去报亭买报的机会，上车厢里一把抓了3个香蕉。可是，路警早在一旁盯上了他，当场将他逮捕。为了这3个香蕉，法院判他服3个月苦役。

    在狱中，格罗的代号是P—14，他结识了一个代号B—10的青年难友。这青年是以煽动饥民抢粮的罪名被判服1年苦役。他对格罗说：“我们是人间的渣滓。老板们因为害怕我们而鄙视我们。他们朝我们的要害胃部打来，我们必须给予回击。”

    格罗刑满释放后，来到加尔各答，除了临时帮助收尸车抬抬尸体，什么工作都找不到。没有办法，他只得含垢忍辱给一家妓院拉皮条。一天，他听见妓院一间房里有个女子拒绝接客的叫声很象是他女儿的声音。等这间房里的嫖客怒气冲冲地出走后。他赶紧进屋去看，果真是月痕！月痕是被这家妓院的鸨母骗来的：鸨母冒充医院护士，到恰尔纳镇找到月痕，谎称格罗在城里被汽车撞伤了，于是月痕就跟着她来看望爸爸，中了奸计。格罗是多么的伤心啊！自己这个心肝宝贝本来就要从教会学校毕业了，校长一再肯定她能考取进学院的奖学金。而如今呢，饥饿已逼迫她把自己心爱的银质奖章卖掉，罪恶的黑手又将她骗入火坑。格罗想起了难友B—10的话：“他们朝我们的要害胃部打来，我们必须给予回击。”他决定伪造宗教奇迹，骗取富人的钱财。

    格罗事先在一棵榕树下埋好一尊湿婆石像，石像底下又埋上一堆绿豆。清晨，格罗在树下举行仪式，口中念念有词，月痕则向围观的人们宣布：她父亲梦见了湿婆大神，大神吩咐她父亲在这棵老榕树下浇水，让他显身。消息很快传遍四面八方，人人翘望着奇迹出现。格罗一把一把地泼水，从早上一直泼到黄昏，湿婆像终于破土而出了。人们竞相前来顶礼膜拜，纷纷捐赠钱财。不久，一座湿婆庙建起来了，格罗成了庙主，并给自己取了一个婆罗门种姓的名字。他俨然成了湿婆大神的代理人，朝拜者络绎不绝，达官贵人、工商巨头都来向他表示敬意。格罗兴奋地对月痕说：“我们非但不会再挨饿了，而且正在报复他们。”可是月痕说：“这种弄虚作假的事使我的心头感到沉重的压抑。”

    B—10出狱时，格罗带着月痕去接他，希望他与自己共同主持庙务。可是B—10不同意。他要投身于人民群众的斗争运动。月痕爱上了B—10，跟随B—10一起去参加惊心动魄的群众集会。他俩的感情越来越深，一天，当B—10抱住月痕表白爱情时，月痕突然想起了自己在妓院里的遭遇，恐惧地叫喊起来，粗暴地推开B—10，扭头就跑回家了。等月痕的脑子清醒过来后，B—10已不知去向。月痕天天盼望B—10回来。一天，B—10所住旅馆的经理交来一封寄给B—10的家信，信封上写着的收信人名字是比格什·摩凯尔吉。格罗这才知道了B—10的真名，而且是婆罗门种姓的名字。原来B—10是一个自愿抛弃婆罗门种姓、决心与劳苦群众共命运的青年。

    月痕从街上领回一个低级种姓的孤儿，将他当作亲弟弟抚养；格罗也很爱护这个孤儿。庙产托管人摩迪钱德早就觊觎月痕。他是个股票经纪人，已先后娶了4个妻子。他抓住格罗父女收养低级种姓孤儿的把柄，要强娶月痕，否则就要把这种玷污婆罗门种姓的行为公布于众。月痕为了保护父亲和这孤儿，同意嫁给这个恶棍。格罗痛心疾首：难道自己要付出这么大的代价来谋生吗？难道自己堕落到了这般地步吗？自从当上庙主以来，他一直处在骑虎难下的困境，但他心中明白：唯一的出路是杀死老虎。现在这个时机到了，他要一刀捅穿老虎的心脏。

    在盛大的结婚典礼上，格罗面对前来庆贺的贵宾们，原原本本地讲述了自己伪造奇迹的经过，把这些达官贵人、工商巨头们气得歇斯底里大发作，诅咒辱骂，嚷成一团。而站在远处看热闹的普通群众为格罗叫好。正当贵宾中的法官、律师、政客们提出要对格罗采取行动时，B—10从普通群众的行列中挺身而出，前来保护格罗。普通群众齐声高呼：“胜利属于我们的兄弟！胜利属于我们的兄弟！”贵宾们都吓坏了。格罗知道自己取得了最后的胜利，拉着月痕的手，威武地走出庙门。

    两叶一芽

    《两叶一芽》是印度作家穆吉克·拉吉·安纳德的作品，写于30年代。

    穆吉克·拉吉·安纳德生于1905年。印度现当代文学史上一位极为重要的作家。他在30年代所发表的一些小说，对印度现代文学的发展，具有开创性的意义。《两叶一芽》是一部以反殖民主义为主要内容的优秀小说，它通过对一个契约劳工的命运浮沉的描写，反映了深重的民族灾难，尖锐地揭露了殖民主义统治的罪恶。

    小说的主人公甘鼓，是一个破了产的农民，在工头布塔的诱骗下，他带着妻儿，离开世代居住的家园，经过12昼夜的行程，来到英国人经营的茶叶种植园做工。甘鼓一到茶园的工棚时，一位过了20年奴隶生活的老工人纳延对他说：“唔，现在你横竖逃不掉了，你永远也回不去了。”果然如此。甘鼓来到茶园不久，灾难也接踵而至，在他患病尚未痊愈时，妻子反而染病身亡；又因为参加“暴动”而被罚款，债台高筑，走投无路；最后，在他的女儿被茶园经理强行奸污时，甘鼓也被枪杀而死。

    小说通过这个悲惨的故事，把批判的锋芒直指殖民主义。这座茶园，就是英国殖民主义统治下的印度的一个缩影。殖民者使用血腥屠杀、残酷掠夺和无耻欺骗的手段，占有了这块茶园。殖民者把印度工人视为自己的财产，有生杀大权。茶园的副经理勒吉·韩特，是一个典型的殖民强盗，他强奸印度妇女，毒打和枪杀工人，反而被殖民政府视为英雄。作品也揭示了殖民者灵魂的空虚和卑污，指明印度民族的苦难根源，就是殖民主义的“血腥的制度”。

    这部作品中的主人公甘鼓，是殖民地印度苦难农民的典型。他忠厚、诚实、和善而勤劳，在地主和高利贷的压榨下出卖了仅有的3亩地后，背井离乡，到茶园去谋生。他虽然不相信工头布塔所说的“人间天堂”，但在迷惘中也带着渺茫的希望，梦想得到土地。可是，殖民者的罪恶行径，却使他家破人亡。

    作者在描写这个不幸者的人生旅程时，特别着眼于揭示他的灵魂的变化和发展过程。历史的沉积污垢，荒谬的封建习俗，特别是殖民者的残酷统治，使他形成一种逆来顺受的性格。他破了产，不怨恨任何人；他明知工头在欺骗自己，却还故意装出相信工头诺言的样子，去忍受凌辱和不幸。他任从命运的拨弄，在幻想中过日子。“妻子死后，他带着印度教徒的那种万念俱灰的漠然态度；认为丧妻不过是过去造了孽的又一次报应罢了”。他还想在天堂和自己命运之间架起一个光辉灿烂的梯子来。因此，他保持缄默，力图去掉愤懑情绪，忍受屈辱，宽恕一切，以求活下去，修来世。可是，即使是这样与世无争的人，面对难以生活的困境，也不断产生疑问、不满和反抗。他的宿命论思想，也曾被一种闪烁着复仇的怒火所代替，成为“暴动”的带头人之一。

    然而，他的这种反抗意识，仍然是模糊的、空幻的、自发的，也是脆弱的。他既摆脱不了千年积习的精神枷锁，又跳不出宗教的魔法圈子，心头仍然带着永远无法解开的疑问，终于在绝望中结束了他的人生航程。这是甘鼓的悲剧，也是30年代印度民族命运的悲剧。这告诉人们：印度社会的解放，还要走许多更为艰苦的路程。

    仁爱道院

    《仁爱道院》是印度著名作家普列姆·昌德的一部长篇小说，写于1920年。

    迦西有两座连在一起的旧房子，这便是地主伯尔帕·巽格尔家。他有3个男孩和2个女孩，他哥哥刚死不久。长侄普列马已4、5年下落不明，留下了妻子斯丽达。家里还有次侄葛衍纳和他的妻子维德娅。尽管伯尔帕想方设法维持这个大家庭，但终因葛衍纳心怀嫉恨，百般刁难，只好各起炉灶。

    葛衍纳的岳父格姆拉南德是个大地主，每年有10万卢比的收入，妻子早丧，没有再娶。他的小儿子在学校念书；大女儿卡耶德莉嫁给一家富豪，但不幸丈夫被人毒死，守寡已有两年，无儿无女。他不愿二女儿维德娅再嫁给富户，只想把她嫁给一般的小康人家，于是选中了葛衍纳。

    一天，维德娅突然接到父亲电报，说她兄弟骑马摔死。维德娅十分难过，葛衍纳却心中窃喜将来继承岳父产业有望。他决定与妻子同往岳父家，为小舅子奔丧。在岳父家，葛衍纳看中妻子的姐姐卡耶德莉，千方百计勾引她。在一次看戏的路上，他竟然动手动脚，卡耶德莉拒绝了他，并伤心哭泣，不几日即回婆家。

    岳父欣赏葛衍纳的才干，要他写两篇文章，其中一篇写卡耶德莉。葛衍纳抓住这个机会，对卡耶德莉大加赞誉。文章一发表，不仅卡耶德莉身价百倍，人们对葛衍纳也刮目相看。卡耶德莉本人也对葛衍纳深感敬佩。

    葛衍纳的哥哥普列马突然从美国回来，原来他过去跑到美国从事农业研究去了。按照印度教习惯，出国回来身子已属不洁，需做忏悔和沐浴净身，但他不予理睬，所以家里人都不和他同桌吃饭。他与妻子斯丽达赤诚相爱，互相等待多年，就因为这条陈规陋习，使他们虽然近在咫尺，却不能团聚。葛衍纳对哥哥表面和善，内心却怀着鬼胎，在继承权问题上，总想把哥哥排除在外。普列马在家里非常苦闷，就在乡下找了一块地方，自己动手种田，搞农业实验。

    勒肯普尔是葛衍纳家的佃户村。因为政府和地主加税加租，农民普遍不满。青年农民伯拉吉对别人说，他从报纸上看到俄国推翻了皇帝，工人和农民当家作了主人。普列马的住所离佃户们不远，相互来往较多。这里洪水泛滥时，他组织大家抢救牲口，照顾村民，大家对他非常尊敬。葛衍纳的管家高斯欺压农民，伯拉吉的父亲默努赫尔非常气愤，为全村人打抱不平，一怒之下持斧将高斯杀死，他毅然自动投案。案情本不复杂，很好查清，但葛衍纳却趁机诬陷普列马煽动农民闹事，说此案并非一人所作，乃是有计划的行动。他向警察行贿，把普列马和村里很多农民逮捕入狱。伯尔帕多方奔走才将普列马保释。默努赫尔本想为全村人出气，却使全村人遭到连累，他悲愤交加，自杀身死。医生、律师因受贿没有秉公执法，对农民判了刑。此事激起公愤，群众围住他们，加以质问，并动起手来。眼看他们性命难保，普列马把他们救了出来，自己却受了重伤。

    卡耶德莉写信要葛衍纳去帮助她管理家务，葛衍纳立即前往。卡耶德莉这时名声很大，被封为王公夫人。在开庆祝大会时，葛衍纳安排得井井有条，人多而不乱，深得来客赞赏。卡耶德莉笃信宗教，葛衍纳投其所好，每天演出大神黑天和拉达的爱情戏剧，演唱宗教歌曲等，开始卡耶德莉不肯出来观赏，后来却自比拉达，把葛衍纳比作黑天，坠入葛衍纳布下的情网。

    岳父要举办大型音乐会，来信邀葛衍纳帮忙。在岳父的严词追问下，葛衍纳被迫说出他要得到卡耶德莉的财产和爱情。葛衍纳怕事情败露，于是给岳父下毒，但未毒死。岳父把实情向维德娅说出，维德娅不信。后来她亲眼看到丈夫和姐姐拥抱在一起，又听说丈夫要把儿子马亚过继给姐姐，心中痛苦异常，感到无处容身，服毒自尽。卡耶德莉被妹妹惨死的事实惊醒，再加上斯丽达对她的耐心劝告，她悔恨交加，决定与葛衍纳断绝关系，并把马亚交给普列马收养，自己去伯德利纳特朝圣。后来她断魂荒山。

    普列马在医生和律师的帮助下，申诉成功，农民们获释。斯丽达感到丈夫一心为大家，做了不少好事，主动跟随丈夫到乡下，住进茅屋。原来的区行政长官也辞职搬到他这里来，组织孩子们学习各种知识。马亚接近农民，很懂道理。

    在庆祝马亚继承卡耶德莉的遗产、做土邦王公时，马亚发表演说，把农民看作兄弟，并说他们是土地的主人，大家都自由生活，彼此相爱。两年之后，他来到勒肯普尔村，询问农民的生活情况，大家都说比以前大有改善。在这里完全是一幅欣欣向荣的“仁爱道院”的图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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