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天，有两个军管干部拿着一封信找到她的学校。这封信就是她当初写给崔海云父母的亲笔信，信中详细记述了崔海云生前留给父母的遗言。这封信成了不可抵赖的罪证，她被带去接受调查和审讯。
你怎么会见到崔海云同志？
我在三合镇国民小学教书时，被一个日本军官看中，强行抓去日军驻地。
这么说，你是慰安妇？
不，我不是。她慌忙辩解。她亲眼看见过慰安妇的生活，不想在自己头上扣这么一顶帽子。她想得太天真了，她竟然忽略了，她的儿子，其实是一个日本人。
你应该知道我们的政策，坦白从宽，抗拒从严。你老实交代，崔海云同志是怎么死的？
她想到那片药，差点脱口而出。不，另一个声音及时阻止了她，药片来历将成为一团纠缠不清的乱麻，她还会成为杀害烈士的凶手。
崔海云被日本人抓去后，受尽酷刑折磨而死。临死前，她拜托我去看望她父母，所以我才写了那封信。
我们会派人去三合镇调查。
她心里一沉，知道儿子的身世恐怕藏不住了。
果不其然，时隔不久，关于她的流言传遍了全校。她是汉奸，曾是日本军官的情妇，她的孩子也是日本人。这还了得？她岂不是藏匿于人民群众中的特务间谍？她被停职反省，儿子在学校被同学欺负。房东中止与她的租约，紧接着，家产被抄，私藏的两根金条更加成了不可抹杀的铁证。她一下子沦落成过街老鼠。就在走投无路的时候，有个心善的妇人把家里闲置的柴房借给她栖身。白天，接受没完没了的审讯。夜里，回到简陋的柴房，搂着儿子，思考下一步何去何从。幸好没有人怀疑她的身份，新政府认定她就是唐明慧。她也不想把从前的事抖出来，那样的话，她就不仅仅是汉奸身份，还要背上国民党特务的罪名，被卖入青楼的经历也会被翻出来。然而，当有人把一张男人的相片放到她面前，问她最后一次见到他是什么时候时，她瞬间惊呆了。相片上的不是别人，正是邱先生。
我不认识他。她本能地抵赖。
他是你叔叔，你怎么会不认识？你这个女人真不老实。
她惊得眼珠子都要掉出来，叔叔？邱先生竟然是她叔叔？她垂着头，佯作害怕而紧张，说话也结结巴巴。
我、我……他是他，我是我，我不想和他扯上关系。她随口撒谎，想蒙混过关。她现在不是一个人，还要考虑儿子处境。她不能往自己身上招揽更多麻烦。我叔叔把我上学的钱拿走了，那之后，我再也没有见过他。
那你上学的钱是哪里来的？审讯她的干部没那么好糊弄。
祖母临终前给我留下一笔钱，叔叔只知道一部分，他不知道我还藏了一部分。她继续撒谎，结合邱先生之前给她编的身世。我叔叔是个败家子，他不肯过普通人的生活，总是梦想做一番大事业。祖母知道我靠不上他，提前教给我把钱藏好。
你那时才多大，就有这样的心机？显然，他们已经去她籍贯上的家乡查验过她身份。他们似乎信了她的话，很可能她说的这些与他们的调查结果吻合。她终于知道邱先生的钱是哪里来的，他卖掉了老家祖产。那么，真实的唐明慧去哪儿了？邱先生为何把唐明慧身份转给了她？只有一种可能，唐明慧死了。邱先生的亲侄女，夭折了。
你知道你叔叔干什么的吗？
无论他干什么，都和我没关系，我也不想知道。她心里盘算，接下来，他们该问她母亲了。秦女士，秦姨，他们是否掌握了更多信息？
你母亲在你毕业的时候来找过你？
是的，我对她没多少印象，但她拿着一张和我父亲的合影。她说她无依无靠，要我和她一起生活。
相片还在吗？
早不知丢哪儿了。提起母亲，她咬牙切齿。我真希望没有这样的妈，是她把我送给日本人的，她毁了我一辈子，让我一辈子抬不起头做人。她一边说，一边捂着脸失声痛哭，像一个受尽委屈的孩子。她演戏的本领似乎更好了。
她带你去的三合镇？审讯她的人语气变得温和了。
是的，后来的事，你们都知道了。她觉察到，他们对她的母亲没多少兴趣，他们更感兴趣的是她的叔叔，总是把话题往他身上引。
你知道你叔叔是蓝衣社的吗？
蓝衣社是什么？她实话实说，她还是第一次听到蓝衣社这个名称，听上去像一个组织。
蓝衣社是国民党内部的特务组织，你叔叔曾是蓝衣社骨干，七七事变后，这个组织就解散了，其中的骨干分子加入了军统。
我不知道这些。她呆呆地摇头，我连他的名字都不知道，只记得父亲叫唐得水。她下意识说出这句话，她期待知道邱先生的真实姓名。
他叫唐得民，这家伙是敌特分子。如果有他的消息，第一时间通知我们。
放心，放心。她内心一阵狂喜。邱先生果然活着，说不定会来找她，他们还有希望见面。
那之后，很长一段时间，没有人再来盘查她。她恢复了工作，但不再是光荣的人民教师，而是清洁工。清扫校园、厕所。
儿子不止一次问她，妈妈，我是日本鬼子的杂种吗？
不，你不是。她坚决否认。她是儿子最后一道保护伞，如果她也承认了，他就彻底崩溃了。
那我爸爸呢？儿子盯着她，眼睛像极了渡边。
死了。她肯定地说，病死了。
我爸爸姓邱吗？
当然。她有些懊恼，也许应该让儿子姓唐，邱先生明明姓唐。不如你以后跟妈妈姓吧，姓唐好不好？
不好，爸爸姓邱，我也姓邱。儿子心事重重，脸上是与他年龄不相符的忧虑。可怜的孩子，他还在疑惑自己的来历。
这天，放学后，这个寂寞的孩子没有回家，而是跑去河边捉小鱼。学校背后有一条河，水底泥沙柔软，踩上去非常舒服。水中时常游过手指一样长短的灰色小鱼，母亲用这种小鱼煮过鱼汤，他想多捉几条小鱼回家向母亲邀功。他看出来了，母亲喜欢喝鱼汤。他低着头，耐着性子在水里捉鱼，丝毫没有留意到上游泄洪，洪水正像凶猛的野兽咆哮而下。当他听到巨大声响，直起腰身的时候，洪水已经像一座山似的压过来。
那场洪水卷走了十岁的小邱明。
儿子死后，她无数次想过，这也许是冥冥中老天爷对他的眷顾，不愿让他在人世间受苦，所以早早收回去了。她同时也想过，这或许是因果报应。渡边所犯下的罪行报应到了无辜的孩子身上。他为什么要来这世上走一遭呢？糊里糊涂来，来的时候没有接受过父母的期待和祝福，像只不受欢迎的小动物。现在又糊里糊涂走，走的时候，孤零零的，没有亲人陪伴。
她想不明白，昏天黑地在床上躺了几天几夜，如果不是房东去柴房取东西，她可能就那样跟着儿子去了。死神对她总是手下留情，她无数次徘徊在死亡边缘，又无数次侥幸地活过来。老天爷究竟是不舍得带她走，还是故意留她在世上受折磨？
学校运动不断，每次运动都会把她揪出来，她成了学校一块招牌。如果外面有更大规模的批斗活动，其他学校还会借“她”一用。想想吧，一个和日本军官交好的女人，一个为日本鬼子生过孩子的女人，一个历史不清不白的女人，一个出身地主阶级的女人。这么多头衔，哪一顶都够得上猛烈。那几年，她行尸走肉一般，剪过阴阳头，挂过破鞋，游过街，遭过猥亵，受过调戏。她是地主阶级的臭小姐，里通外国的女特务，还是汉奸走狗帮凶。最后，定性为历史反革命分子，锒铛入狱，判了六年有期徒刑。
她以为自己会死在牢里，没想到连一场大病都没得过。每天应付高强度的体力劳动，把一块块巨石敲成小石子，傍晚收工回去，全身累得像散了架。吃过饭，倒头就睡。没有多余时间思考，没有多余时间感怀身世。有衣穿，有饭吃，有活干，有床睡。她在里面住了六年，竟然胖了几斤。长期露天劳作，风吹日晒，从里面出来的时候，曾经白皙的皮肤变得黝黑如泥，脸上的皱纹仿佛是刀刻上去一样。
出狱后，街道办事处给她安排了一份工作，去冷饮厂当工人，她在那里一直干到退休。
上世纪80年代中期，一封寄自新加坡的信辗转送至她手里。这是一封信中信，外面的信是寄到本市侨联的，请求帮忙寻找失散多年的侄女。里面的信封上写着：唐明慧女士亲启。侨联找到派出所，派出所通过户籍排查，几经周折，终于寻到她头上。
信件送到她手上时，只一眼，她就认出这是邱先生的笔迹。她等了几十年的邱先生，终于来找她了。他在信中简略谈了一下当年情况，秦女士离开三合镇不久，就死了。知道秦女士身份的几个人或死或逃，她才得以幸存。他没有解释为何直到现在才来找她，这中间是否埋藏着不为人知的隐情，也许他想当面告诉她。然而，隔了这么久，她已失去聆听的热望。
邱先生接到侨联回复，得知她还在人世，当即订了飞往北京的机票。邱先生在北京等她，她却收拾行囊乘坐火车去了三合镇。
又是槐花盛开的时节，三合镇槐香阵阵。火车站重新整修过，街景也大为改观。如果不是镇中心那座高耸的教堂，她差点以为自己走错了地方。醉八仙酒楼不见了，张记烧饼铺不见了，杨家豆腐坊也不见了。她漫步在小镇，依稀辨认从前的蛛丝马迹，内心平静如水。她花钱租了一间平房，热情的房东送来一碗槐花馅饺子，尝了一口，还是从前的味道。
邱先生在北京迟迟等不到她，只好亲赴太原，在侨联工作人员陪同下，登门拜访。然而，邻居告诉他们，唐老太太出远门了，短时间不会回来。屋子里留着一封信，旁边还有一本装订简陋的书，书的名字是《抗日战争中的山西》。邻居说，唐老太太叮嘱过，如果有个国外回来的老先生上门找她，就把这封信给他。如果月底以前没有人找她，就把这封信按照信封上的地址挂号寄出去。
邱先生打开信，信中写道：
我不知该称呼你邱先生，还是唐先生？邱兄，抑或唐兄？几番思谋，我决定放弃去北京见面，请兄见谅。
也许你会寻到这里，也许不会。我还是假设你会来吧，如果你来了，我这一生的等待就有了结果。如果你没有来，也不要紧。就算我死了，这封信也会如约寄到你手中。我已垂垂老矣，却还苟活于世，相比那些死去的人，这是多么奢侈的事。
你从未问过我叫什么名字，你可知，我最大的愿望就是再次遇见你，告诉你我的名字。我叫赵荷花，出淤泥而不染的荷花，濯清涟而不妖的荷花。我不愿就这样离开人世，连一个知道我真实姓名的人都没有。然而，除了你，又有谁会关心我叫什么名字呢？无论是唐明慧，还是赵荷花，在别人眼里，不过是一个符号罢了。但在你眼里，它们不一样，我知道不一样。
我余生别无所求，就只想告诉你我的名字。对了，你有过一个儿子，名叫邱明。在我心里，他就是你的儿子，我们的儿子。他在这个世界只活了十年，但在我心里，他一直活着。
《诗经》是世上最美的东西，这是你说过的话，也是我父亲说过的话。“山有扶苏，隰有荷华。”我出生在六月，父亲为我取名荷花。我有个弟弟，他叫扶苏。
……
邱先生带走了信，也带走了那本书。那本书里面，有一段用红笔醒目画出来的段落。“1939年10月30日，日军进犯赵家沟，烧毁房屋40间，窑门窗30眼，抢掠宰杀驴、猪、牛、羊、鸡百余只。37名村民为躲避日军搜捕，藏身在一个山洞，不料汉奸引路，被日军发现，拿来柴草点火向洞中扇烟，37名村民全部被烧死熏死，无一生还。”旁边用红笔标注：“此处有误，生还者一人，名赵荷花。”
标题书法 郭明乐
原载《小说月报·原创版》2017年第10期
原刊责编 刘洁 饶霁琳
本刊责编 吴晓辉
创作谈
为她的命运悲伤
小岸
几年前，偶然的机会，随亲戚去一名农妇家做客，客厅墙上挂着一张年轻女人的黑白照片，相片上的女人眉目清秀，有一双细长的丹凤眼。我夸赞道，这是谁？长得真漂亮。农妇说，这是我妈，很早就过世了。我随口问，什么病？我理所当然以为，她母亲的离世定然与疾病有关。她面露难色，欲言又止，我急忙知趣地岔开话题。
事后，亲戚告诉我，抗战时期，此地曾被日军占领，相片上的女人因容貌出众，被一个日本军官相中，掳进军营，还生下一个孩子。日军败退后，女人带着孩子回到村里，遭到村民唾弃。不久，孩子患病夭亡。女人后来再嫁，生了女儿，“文革”期间，因历史问题，被打成反革命，跳井自尽。打那以后，这个故事如鲠在喉，不吐不快。写作者的直觉告诉我这个女人是一块值得书写的矿藏，我知道自己一定会写她，但是如何写呢？
起初，我有写长篇的架构与野心，我在虚构与现实之间游移、摇晃。那种混沌、迷蒙的感觉就像囤积了太久的粮食，初时的心安与富足变成心慌，担心它变质，担心它失去原本的味道。下笔之前，一度忐忑。记得有一次听讲座，授课老师说，某某写了篇小说，没写好，太可惜了，那么好的素材被糟蹋了。这段话简直给我的写作留下了阴影，每当开始一篇作品时，它就会从脑子里冒出来。类似情形的作品我也读过，就像质地上乘的丝绸裁剪成了不伦不类的衣衫。我担心自己落入这样的巢臼，小心翼翼，如履薄冰。我慎选了这个女人一生的几个节点，串起了小说的大致轮廓，最终完成的作品与真实事件，以及最初的构想相距甚远。主人公成为一个丰富独立的个体，我赋予了她更为传奇的人生。可是，再传奇的岁月，一段一段剥开，也不过是生活中最平凡的喜怒哀乐。在历史的河流里，个体的生命微不足道，然而，再渺小，也依然有存在的意义与价值。对于她的一生，我只是采集者，我尽量冷静克制，努力作为旁观者叙写她，描述她。然而，我仍然止不住为她的遭遇悲伤，为她的命运感慨。
小岸，女，山西阳泉人，七零后写作者。中国作协会员，
鲁迅文学院第17屇高研班学员。作品散见于各类文学期刊，
并多次被选刊转载及收入年选。已出版长篇小说《在蓝色的天空跳舞》，小说集《桌上的咖啡已冷》《温城之恋》《梦里见洛神》《十二度爱》，
散文集《水和岸》等。曾获赵树理文学奖、鲁彥周文学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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