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皇帝轮流做，明年到我家”，这样的俗语，具有很强的革命性，它打破了人们思想中“君权神授”的迷信观念。皇帝有什么了不起，没有万年不变的江山。周朝再长也不过七百年，中间还有一多半是有名无实的空架子，天子跟着诸侯的屁股转。至于别的朝代，就更不用说了，有的甚至几十年一换，十几年一换，走马灯一般，简直令人眼花缭乱。天地玄黄，周而复始，这皇帝大运说不定哪天就会转到我家，别看今天我家寒族微贱，祖坟上连青草都不长，说不定哪天时来运转，就冒出一个文臣武将，乃至开国皇帝。

    如果睁开眼看看历史，实在令那些想做皇帝的人心灰意冷，且不说几千年的中国古代史并无多少朝代，就是改朝换代，也多发生在封建贵族内部。以平民出身靠武装起义而做皇帝的人，屈指算来，也只有那么几个。看来，皇帝梦是无法圆的，也只是借此过过口头上的瘾，像鲁迅小说里的阿Ｑ那样，大喊“老子先前比你阔多了”，儿子将来也比人家阔多了，来吓唬一下老爷、太太或是王胡、小Ｄ们，过一把精神胜利的瘾而已。而实际上呢，现实的当权者似乎并不为这空洞的恫吓所吓倒，也不考虑那么长远，并不想为自己的子孙留条后路，还是一如既往地压迫百姓。百姓的口头瘾显得多么软弱无力啊！

    不过，说“皇帝轮流做，明年到我家”这样的俗语是劳动人民对历史的总结也好，说是他们的革命理想也好，说表现了他们的反抗意识也好，或是说反映了小农意识中的平均主义幻想也好，总而言之，中国历史变动无方的朝代更迭，多少为这一说法提供了历史依据，皇帝不多，官僚却是不少，因此，“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就不是一种幻想，很多人都有实现的机会。皇帝当不上，退而求其次也满可以了。

    在这里，我们的目的不是想探讨谁由平民当上了皇帝，当上了文臣武将，或是怎样当上了皇帝、文臣武将，以此去鼓动那些妄想狂们干蠢事，我们只想看看一些著名的由臣子取代君王的历史事件，从中总结一些历史的经验教训。

    【事典】

    在春秋战国时期，最著名的以臣代君的历史事件有三个：一是鲁国的“三分公室”，一是晋国的三家分晋，一是齐国的田氏代齐。

    鲁国是孔子的故乡，孔子生于公元前551年，死于公元前479年，他生活的这七十多年间，正是春秋的晚期，也是鲁国孟孙氏、叔孙氏、季孙氏“三分公室”的时代。孔子的一生正与这一历史时期有关，所以孔子才会发出“礼崩乐坏”的慨叹，才会提出“悠悠万世，唯此为大，克己复礼”的理想。

    孟孙氏、叔孙氏、季孙氏这“三桓”的出现，有一个相当复杂的历史过程。鲁桓公有许多儿子，他死后由儿子鲁庄公继位。公元前662年，做了三十多年国君的鲁庄公病危，他的许多兄弟都想争位，尤其是异母弟庆父，蓄谋已久，这次更认为良机已到。他私藏兵器，遍结死党，本打算刺杀庄公，可正赶上庄公病危，也就暂缓行动了。庆父派他的死党、胞弟叔牙先到庄公那里，假意探视病情，实是侦察情况。庄公也知道他并非只为探病而来，就故意问他说：“我已病入膏肓，无药可救了，我死之后，由谁来继承君位呢？”叔牙竟毫不避讳地说：“兄死弟及，自古如此。庆父是你弟弟，才德兼备，是最合适的继承人，你还犹豫什么呢？”

    庄公敏锐地觉察到他的篡权阴谋，便立即召见了他的另一个弟弟季友商量。季友对庄公十分忠诚，一听庄公介绍完情况，马上就说：“没有什么可犹豫的了，他对你说这样的话，就是公然地挑衅，他们马上就要动手作乱了，若不及时处置，后果不堪设想。”庄公全权委托季友办理，季友立刻逮捕了叔牙，将其斩首。但由于宗法观念太重，顾及所谓的亲情，明知叔牙为庆父所指使，竟未追查，也由此种下了祸根。

    鲁庄公死后，季友立庄公的儿子公子般继位。不到两个月，庆父居然急不可耐，指使一名马夫刺杀了公子般，然后又嫁祸于这名马夫，将其杀死灭口。随后，庆父与庄公的夫人哀姜合谋，立庄公的另一个儿子公子开为国君。季友在公子般被刺杀时看到无法再在鲁国待下去，就逃到了陈国。公子开继位后，国内的局势只过了一年多，竟又被急于做国君的庆父派人杀死了。

    庆父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杀死了两位国君，弄得朝野上下乌烟瘴气，民怨沸腾。当时人们就喊出了这样的口号：“庆父不死，鲁难未已。”庆父看到人心已失，再留在鲁国就会死无葬身之地，就慌忙逃到了莒国。季友联合鲁国的其他大夫立庄公的另一个儿子公子申为国君，是为鲁僖公。季友为了索回庆父，平息鲁国人的怨愤，给莒国国君送了许多礼物，要莒国交出庆父。庆父还幻想像当年一样得到宽恕，利用宗法的名义向季友求情，要求逃到别的国家去。他实际上是想窥伺时机，卷土重来。季友看破了这一阴谋，坚决拒绝。庆父最后只好自杀。

    季友平定了庆父之乱，鲁僖公对他大加封赏，但季友的宗法观念太重，他对僖公说：“被杀掉的叔牙、庆父跟我一样都是先君桓公的儿子，按照古礼，应该封他们俩的后代。”于是，鲁僖公立公孙敖继承庆父的地位，称孟孙氏，立公孙兹继承叔牙的地位，称叔孙氏，季友称为季孙氏。这是三家大夫立足之始，因都是鲁桓公的后代，又被称为“三桓”。

    这三家大夫与鲁僖公的公室不同，他们知道自己的地位来之不易，而且很不稳固，要想使自己的子孙长享爵禄，只靠国家是无法保证的，只有壮大自己的势力，方可免于争权夺利带来的灭顶之灾。于是，他们采取了许多在当时看来能够笼络人心的措施。尤其是庆父的后代，更为突出，季文子死时，人们称赞他“妾不衣帛，马不食栗”、“相三君而不私积”。他们这种十分节俭朴素的生活，与当时的鲁国公室和其他大夫的生活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赢得了人心。尤为重要的是，他们十分注意结纳人才，在选贤任能方面，比起鲁国公室来，显得更为自由和充分。孔子的学生子贡就曾说过，季文子能散财济贫，收揽人心，将来必会大有作为。看来，这三家新兴势力的兴起，既与他们相对没有鲁国公室那样多的传统束缚有关，也是他们自己励精图治、奋发努力的结果。

    三家发展自己势力的重要措施是增加人口和田地。他们收留了从各方逃奔的饥民、难民及慕名而来的人，把国君的公田一步步地化为私田。到了春秋末期，他们三家的势力都得到了壮大，仅季氏就有私家武装七千人，其军事力量已超过了国君。

    鲁国的公室当然不能忍受公田大量变成私田，因为这样国家的收入就会急剧减少。所以，他们就索性承认了私田的合法性，但有一点，就是公田和私田一样交税。这实际上是增加了公室的财政收入，剥夺了私田的特殊权益，把公田和私田等同起来。这样，三家和公室的斗争也就更为尖锐激烈了。

    三家自强不息，经过三十多年的积累和努力，他们不仅有了足以和国君匹敌的军事实力和经济实力，还在公室里把持了一定的权力。公元前562年，季武子将鲁国的上、下二军改为上、中、下三军，三家各得一军，各征其土地赋税，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三分公室”。从此以后，三家的势力更是格外强盛了。

    为了适应当时的形势，季孙氏采用了新的剥削方式，即把土地租给别人耕种，规定税收的数额；孟孙氏采用旧的奴隶制；叔孙氏则新旧各半。实行的结果，新的征税制极大地调动了生产积极性，使季孙氏不仅在经济实力上，而且在军事力量上都比其他两家更加强大。公元前537年，废掉了原来的三军，仍恢复原来的二军，再把二军平分为四份，进行“四分公室”，季孙氏一家就占了其中的两份，并完全占有了公室的军赋。就这样，三家把鲁国分了个干净，百姓向三家交纳赋税，再由三家转交国君。这时，鲁国国君只不过是一个名义上的君主。

    三家在代替国君而行使政权的过程中，曾和公室发生过多次军事冲突，每次均以三家胜利告终。最后，鲁昭公逃出鲁国，本想到晋国避难，但晋国不准其入国都，只准他住在乾侯。鲁昭公最后死在那里。鲁国史官评论说：“鲁国君主世世代代不能很好地治理国家，季氏世世代代能够勤政爱民，老百姓早把鲁君忘掉了，他死在国外，又有谁会可怜他呢？”

    鲁国是由王室的本族“三桓”取而代之的，可以说是分封造成的后果，但晋国呢？它的情况恰好相反，却也被分裂成韩、赵、魏三国，这又是因为什么呢？

    晋献公曾经历了公族嫡庶之间的长期征杀，深感公族分封及争权夺利给国家和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因此，在他平定晋国以后，就首先做了两件事：一是杀戮近亲，使公族嫡系没有竞争对手；二是不给国君家族的子弟权位，以免培植私人势力。其实，这第二条规定是直到晋献公的儿子晋文公重耳执政时才实行的，因为献公一生虽雄才大略，晚年还是没有处理好继承人的问题，又使晋国陷入了近二十年的混乱，晋文公鉴于这一惨痛教训，才坚定地实行了这条规定。

    显然，中国的封建社会尚未提供成熟的统治经验，还未出现一种较为理想的统治方式。晋国的做法虽然避免了王室之争，但却出现了另一个问题，就是大权旁落到异族卿大夫贵族手里。晋国后期的政权一直由十多个卿大夫把持，后来经过长期的兼并，只剩下了韩氏、魏氏、赵氏、知氏、中行氏、范氏六家，称为“六卿”。这“六卿”根本不把晋国国君放在眼里，肆无忌惮地瓜分晋国的土地和人民。

    为了进一步消除异己势力，以范氏为首的新贵族向先前遗留下来的旧贵族栾氏等挑战，经过艰苦的战争，终于完全消灭了旧的贵族。在消灭了栾氏的力量以后，范氏自以为功劳很大，十分骄傲。有一次，他对鲁国的使者公孙豹说：“古人有句话，叫‘死而不朽’，这话该怎么讲呢？我的祖宗从周代以后就长盛不衰，到现在还是如此，应当说不朽了吧！”公孙豹巧妙地回答说：“这只是世世代代享受爵禄，还谈不上不朽，像我们鲁国的先大夫臧文仲，生前说的话，死后还被人们长记不忘，那才算是真正的不朽呢！”范氏想自夸身世，结果自讨无趣，但也表明范氏目无国君的骄横自大，同时也埋下了败亡的种子。

    范氏、中行氏力量较为强大，但在施行新的制度、争取民心方面却远不如韩、赵、魏等四家，尤其是赵氏，非常注意为百姓着想，所以很得民心。这样，范氏、中行氏就联合郑国，想一举消灭韩、赵、魏三家。在战斗中，赵简子采取了解放奴隶等赏罚措施，大大提高了军队的战斗力，消灭了范氏、中行氏。嗣后，知氏又以势力强大而欺凌三家，分别向三家索地。韩氏、魏氏因惧怕知氏，又不愿单独结仇，就分别割地相让，唯独赵氏，断然拒绝。于是，知氏就率韩、魏两家围攻赵氏的晋阳城。围困两年不下，知氏就决晋水灌城，晋阳城中连锅灶都生长了虾蟆，老百姓还是坚决拥护赵襄子，不肯背叛。最后赵襄子派人同韩、魏两家说明利害，指出赵氏灭亡，韩、魏不能独存的道理，策动两家背叛了知氏，里应外合，一举消灭了知氏的军队，杀死了知氏及知氏全族。

    知氏灭亡后，三家平分了知氏的土地。后来干脆分裂成韩国、赵国、魏国三个国家，周天子被迫承认后，这三国也就正式成立了。从此，晋国不复存在，最多称这三个国家为“三晋”，但已不是指原来的晋国了。

    鲁国的以臣代君使得鲁君名存实亡，晋国则更为彻底，干脆来个名亡实也亡，至于齐国的田氏代齐，就更有特点，由姜氏齐国变成了田氏齐国，鸠占鹊巢，不动声色地窃有了齐国。

    齐国曾是春秋五霸之一，也是战国七雄之一，甚至和秦国对峙到最后，可谓经久不衰。田氏能在齐国得宠，也有其深长的历史渊源。早在春秋初年，陈国发生内乱，陈国的公子完逃奔到齐国，此为陈氏（陈即田，古音陈、田不分）在齐国出现的最早记载。齐桓公很赏识他，要他做卿官，他只接受了做管理工匠的职务。后来在反对权臣庆封的斗争中，田桓子积极地站在国君这边，在反对齐惠公的后代——栾氏、高氏的斗争中，田氏也站在国君这一边。这些斗争逐渐使田氏在齐国站稳了脚跟，而且政治、经济势力也越来越强大。

    齐景公在位多年，早年曾想重操霸业，但受挫后就消沉起来，生活比较淫靡，内政也很腐败。有一次，他问晏子说：“你经常到市面上走，你知道什么东西贵，什么东西贱吗？”晏子回答说：“踊贵而履贱。”踊是被砍掉脚的人用的假脚和假鞋。当时，齐景公滥用刑罚，经常施以刖刑，晏子借此来劝说齐景公。由此可见景公残暴之一斑。但这种情形正为田氏收取人心、发展势力提供了良好的条件。

    田桓子用大斗出、小斗进的手段广为笼络人心。齐国原有的量具分两种进制，田桓子自己改用了统一的进制量具，比公家的量制显然增大。在往外借粮时，田桓子使用自己的家量，往里收回粮食时使用公量，虽然自己吃了亏，但却赢得了广大百姓的好评。据说当时的民众大量归往田氏门下，“归之如流水”，而田氏则把这些人藏起来，并不上报户数，称之为“隐民”。

    在田氏取得绝对政治、军事优势之前，经历了两次大的斗争。

    第一次发生在公元前532年夏天。齐景公临死前托付高张、国夏两人照看太子荼，因而成为权力很大的托孤大臣。田乞要想取得齐国政权，就要除掉他们。田乞假装对二人十分恭顺，实际上处处窥伺他们的过错及动向，并不时地向卿大夫们传播，争取朝中的人心。后来，高张、国夏两人想要密谋除掉田乞。田乞得信，立即鼓动大夫，联络甲士一起攻进了皇宫，准备挟持国君。高张、国夏听到消息，立刻带兵来救，在街上与田乞的人相遇。由于田乞深得民心，很快就把对方打败。这样，国君也就成了他手里的傀儡。

    第二次发生在公元前481年。齐简公在位时，十分宠信监止，让田乞的儿子田常和监止分别做左、右相，实际上监止处处得到简公的支持。田常看到二人不能并存，就密谋除掉监止。田氏家族先派族人田豹打入监止的内部，做了他的家臣，取得了他的宠信，窃取了监止想除掉田氏的消息。然后，族人田逆等就逼迫田常劫持了齐简公。监止失去了国君的支持，又因人心归田，他也就无计可施，只得逃走。但他逃跑时竟迷了路，进入田氏的封地，被当地人捉住杀死了。

    后来，齐简公逃到了舒州，不久也就被田常抓住杀死。田常立简公的弟弟骜为国君，是为齐平公，自己做了国相，掌握了实权。到公元前476年，齐国的政权已完全掌握在田氏的手里了。

    田常死后，其子襄子盘代立。襄子颇有才略，又将田氏的势力进一步扩大，田氏代姜氏，已势在必然。

    公元前392年，田襄子的孙子田和，干脆把名义上的齐康公迁到海边，自立为齐国的国君。八年以后，齐康公死于海岛，从此姜齐绝脉。

    在田氏掌握了朝政之后，曾对齐国历来权臣大族鲍氏、晏氏、监氏及公族进行了一次大清洗，杀掉了其中将来有可能争权的人物，消除了潜在的危险，并大封田氏，把齐国要职大多交给田氏把持。田氏齐国也就稳如泰山了。

    公元前386年，周安王仿照当初“三晋”的例子，正式封田和为齐侯，即田太公。田氏在齐国的发迹，据《左传》记载，曾有“五世其昌”、“八世之后莫之与京”的卦辞。从公子完逃到齐国，到田桓子娶齐侯之女为妻，奠定田氏在齐的地位，恰好五代；至田襄子成为实际上的国君，恰好是八代。其实，这卦辞的“应验”，很可能是后人根据历史事实编造出来的。

    【评议】

    纵观春秋战国时期三次以臣代君的重大历史事件，真有意味深长之感。三次卿大夫夺权虽各有不同，但其共同之处却还是存在的，那就是“得人心者得天下”这句老话。鲁国的季孙氏致力于笼络人心，晋国的赵氏倡行“仁政”，齐国的田氏煞费苦心地在百姓中树立威望，就更不待言了。尤其是田氏，其八代奋斗历史真值得好好地研究。

    田氏以逃亡贵族而终取人国，在中国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这跟他们实行的策略是紧密相关的。在对待姜氏贵族上，他起初因为力量薄弱，就采取拉一派、打一派的方法，分化瓦解他们；在力量强大之后，就毫不手软地加以消灭。在表现方式上是恭顺柔和，亲服其劳，借此取得信任，实际上又巧妙地寻找间隙，制造不和，挑起火并，坐收渔人之利。在对待士阶层及百姓的策略上，其特点尤显突出。他们数代人一以贯之，苦心经营，收服人心，这是他们立足于不败之地的根基所在。田氏之所以能够稳扎稳打，一步步地上升，就在于他们取得了民众的支持。这种支持不仅表现在舆论和其他软性斗争上，就是在兵戎相见时，也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以臣代君，说是阴谋也好，说是篡权也罢，只是阴谋成功了也就成了阳谋，篡权符合民意也就成了改革。何况庄子早就说过“窃钩者诛，窃国者侯”。当然，这里决不否定正义的价值标准，必须像司马迁提倡的那样，“不以成败论英雄”。在看待历史时，应该采取客观的态度，不能把中国的历史看成一部权谋史，也不能把权谋者看成是决定成败的根本因素。如果行不义之举，“窃钩”者是小偷，那“窃国”者就是大盗。近代史上的袁世凯曾做过几天“皇帝”，但并没有人认为他是庄子所说的“侯”，道理也就在这里。真正立于不败之地的，还是那句古话：“得人心者得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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