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纵横家的产生有其漫长的历史过程。《汉书？艺文志》称：“纵横家者流，盖出于行人之官。孔子曰，‘诵诗三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又曰，‘使乎！使乎！’言其当权事制宜，受命而不受辞，此其所长也。及邪人为之，则上诈谖而弃其信。”

    在这里，孔子和史家对“行人”作用是很重视的。但最初“行人”还不是今天意义上的外交官，而是主管礼仪的官员。如《周礼？秋官》有“大行人”，其职责是“掌大宾之礼，及大仪，以亲诸侯”。又有“小行人”，其职责是“掌邦国宾客之礼籍，以待四方之使者”。但到了春秋时期，各诸侯国所设置的“行人”的职责已经与《周礼》中所记的行人有很大不同。他们不再以接待为主要职责，而是以出使各个诸侯国、执行外交使命为主要职责。

    苏秦是春秋战国时期最为著名的纵横家。他先到秦国，游说秦王联络东方各国进攻楚国，没有成功。经过一段时间的琢磨后，他一反原来的思想，转而联络秦国以外六国，联合起来对付秦国，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最后佩六国相印。当时，齐闵王要称帝，苏秦对其进行了一番委婉的劝谏，其深刻和尖锐，今天读来，犹使人怦然心动。

    【事典】

    苏秦劝说齐闵王说：“我听说喜欢首先挑动战争的那些人是必有后患的，不顾别人的憎恨而缔结盟约的人也是必然孤立的。所以说，后发制人应该有所凭借，躲开憎恨也要把握时势。因此圣人创立事业，必须注意权变，追求事业发达也要靠时势。权变和凭借是统率万事万物的关键，顺应时势是做任何事情的核心。因此说不靠权变、违背时势却能成就大事的人，实在是太少了。”

    “今天即使有干将、莫邪那样的宝剑，如果不靠人力，也是不能切割东西的。坚固的箭，锐利的箭头，如果得不到弓弦的力量，也是不能远射的。并不是箭不锐利，那为什么不能起作用呢？就是因为不能不靠人力。怎么才能知道这个道理？从前，赵国袭击卫国，赵国驾车的人不停地前进，卫国的八个城门都用土堵住，结果两个城门被攻下来，这是亡国之兆。消息传到卫国，被迫割地求和。卫国君主也光着脚逃命，派人向魏国求援。魏王身披甲胄，把宝剑磨利，向赵国挑战。邯郸城中战马狂奔，黄河、太行山之间混乱一团。卫国有了这种依靠，也收集残兵向北进攻，摧毁了刚平和中牟的外城。

    卫国并不比赵国强大，为什么能这样呢？打个比方说，卫国犹如箭，而赵国就犹如弓弦，这是凭借魏国的力量才占有河东之地。赵国反而感到害怕，楚国为救赵才讨伐魏国。在州西作战，经过魏国的都门时，军队驻扎在林中，战马在河里饮水，赵国有了这个依靠，也偷袭魏国，攻陷了黄城。因此，刚平的摧毁，中牟的攻破，棘沟的焚烧等，都不是赵、魏原来能想到的。然而两国都能积极进取，这是为什么呢？原因就在于卫国明白了凭借时势和权变。而如今的治国者都不是这样，兵力弱小却喜欢对抗强敌，国力疲惫却喜欢招惹人怨恨，战事已经败了却偏要打到底，兵力弱小却又不愿意屈居人下，地盘狭小却喜欢对抗大国，战事失败却还要使用诈谋。实行这六种办法却想求得霸业，那离霸业就越来越远了。

    “我听说，善于治理国家的人，能够顺从人心，并且有预料战事的能力，只有这样才可以顺从天下大势。所以缔结盟约不会给别国的君主结下仇怨，讨伐敌国不替他人挫败强敌。这样兵力就不会被消耗，权势就不会被别人忽视，土地可以扩大，愿望也可以实现。从前齐国和韩、魏两国一起讨伐秦国，战争并不很激烈，齐国分得的土地也不比韩、魏多，但诸侯却偏偏归罪于齐国，为什么呢？因为齐国给韩、魏招来了仇怨。再说那时天下诸侯都在打仗，齐国和燕国开战，而赵国又进攻中山，秦国、楚国与韩国、魏国打在一起，宋国和越国也都在调动他们的军队。这十个国家都在相互对抗，却偏偏一致憎恨齐国，为什么呢？因为缔约时齐国喜欢站在仇怨的中心，作战时又好力挫强敌。

    “再说，强者的灾难，常常因把统治别国作为自己的意愿而引起的；弱者的祸患，常常是因算计别国为自己谋利而引起的。因此往往是大国危险了，而小国就灭亡了。大国的上策，不如后发制人并讨伐不义之国。后发制人往往容易寻找借口，助战的人就会多，兵力强大，因此形成人多势强对付疲惫弱国的局面，无不胜的道理。只要不让天下民意受阻，利益不取自至。大国只要这样做，帝王的名自会得到，霸主的事业唾手可得。小国的情况，应该慎重冷静，少相信其他诸侯。谨慎冷静就不会被人反对，少信诸侯就不会被人叛卖。如果在国外不被叛卖，在国内不被反对，这样就会躲开战祸，国库中的粮食放烂了也用不尽，存放的布匹被虫蛀了也穿不完。小国只要遵循此道，不必祈祷就会幸福，不用借贷就会丰足。

    “因此说‘施行仁德的可以做王，确立道义的可以称霸，而穷兵黩武的必然灭亡’，为什么呢？从前，吴王夫差靠着自己的强大，袭击楚国，吞没了越国，拘禁了越王。他身后也跟随了一大批诸侯，结果还是身死国灭，为后人所耻笑。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局面呢？就是因为吴王想谋求霸主的地位，并仅靠着自己的强大来首先发动战争。过去，莱国和莒国的君主好弄阴谋，陈国和蔡国的君主好施诈术，莒国虽然依靠越国却灭亡了，蔡国虽然仗着晋国也灭亡了。这都是由于在国内常施诈术，在国外相信其他诸侯才招来的祸患。由此可以看出，国家无论强弱大小，只要遭到祸患，都可以在以前的所作所为中找到原因。谚语说：‘良马衰老时，劣马能跑到它前面；孟贲疲倦时，女人都能胜过他。’所谓劣马、女子，他们的筋骨力气并不强，为什么有这个结果呢？这是因为凭借了后来居上的有利条件。

    “如今，天下诸侯力量相差无几，谁都难以消灭对方，所以最好的办法是按兵不动，等别国发起战事，把怨恨转嫁给别人再去诛伐不正直的人。少使用军队而又代表正义，那么吞并天下就可跷脚而待了。弄清诸侯间的关系，察明地形的分布，不缔结盟约，不相互用人质做抵押，不用急躁却可以使事情进展迅速。诸侯间相互往来我们不反对，诸侯互相割让土地我们也不嫉恨，两方都强大了我们都设法同他们搞好关系。为什么呢？因为形势上好像是同甘共苦而实际上是为了夺取利益。怎么知道这个道理的呢？过去齐、燕两国在桓山交战，燕国被打败，十万大军被消灭。胡人乘机偷袭燕国和楼烦几个县，掠夺了燕国的牛马。胡人和齐国，从来就不亲近，用兵时又没有缔结盟约，可是却相互配合攻打燕国，为什么呢？这是由于战争的实质都是为了取利。由此看来，与形势相仿的国家结盟，利益就会长远，后发制人就会有诸侯助战。

    “如此看来，英明的君主和聪明的国相如果真的想把霸业当做自己的目标的话，就决不会首先发动战争。战争必然破坏自己的国家，至少要损耗国家的财力。如果自己的国家遭受了这些损害，再想联络其他国家，那可就十分困难了。战争具有极强的迫害性，但有人一听说有战争，就拿出自己的财产来作为军队的供应，捐赠食品来款待勇士，折断车辕为军队做饭，杀掉耕牛为士兵佐酒。这实际上都是坑害国家的做法。战前，国人祷告，君王祭祀，不论是通达的都城还是小的县城，都设置神社。凡是有市场的地方，没有不停止营业来侍奉王军的。这都是使国库匮乏的计策。战后第二天，死尸横野，伤员遍地，即使军队建立功业，可是战争时付出的费用，国人的悲哀哭泣，已经使国家疲惫不堪。死者的家属倾其家产办葬事，受伤家属用尽钱财买药治伤，没受伤的则在家里饮酒庆贺，因此他们的费用与死伤者比较也不少。所以，人们所花的费用和钱财，十年的收成也难以补偿。军队的损失就更大了，矛断了，刀和弓断了，破坏了车，累坏了马。甲胄和兵器这些战具，是官家花钱买的，经过士大夫的隐藏，下等人的偷窃，十年的收成也无法补偿这笔损失。国家有了这样大的浪费，要想和诸侯联合，可就太难了。

    “攻城的费用就更大了。百姓只好缝补破衣遮身。他们有的摇船运兵，有的在家织布，有在地窟中挖土，有的奔走于枪林箭雨之中。尤其是争城夺地的士兵，他们就更困苦了，连将军也不能解去甲胄休息。如能在一个月或几个月中攻克一座城市，已够迅速的了。攻城之时，将官懒于训练士兵，士兵又缺少武器，所以攻下一座城还能再打胜仗的，也是太少了。因此，那种攻城战是更不应该首先发动的。怎么知道是这样情况呢？过去智伯进攻范氏和中行氏，杀死了其君主，消灭了它的国家，又向西围攻晋阳。在吞并这两国后，又进攻赵襄子，使得赵襄子十分忧虑，这时是他用兵的高峰。然后智伯终于身死国亡，被天下人耻笑，这是怎么回事儿呢？这是因为智伯的军队首先开战，又加上他在灭掉两国后却留下了后患。当初中山氏调动全部军队攻击燕国，南面在长子开战，打败了赵国，北面在中山开战，攻克了燕国，还杀死它的大将。中山不过是有千辆战车的小国，却能打败一万辆兵车的大国，连打了两次胜仗，这算是最善于用兵的了。然而国家随即灭亡，中山只好向齐国称臣，这是为什么呢？是因为对战事不能节制而招来了祸患。由此可见，攻战的失败，从前面的所作所为中都可以找到根据。

    “当今世人所谓的善于用兵，是指连战连胜或者固守城池，使之难以攻破，天下称为能攻善战。然而即使这个国家的土地得以保全，也不能使这个国家长久地安宁。我听说打仗获大胜的，其士兵也必然死伤惨重，兵力越发软弱；守城而不被攻破的，它的百姓将疲惫不堪，城里城外满目荒凉。士兵在国外战死，人民在国内生活困苦，边境成为废墟，这可不是君王的乐事。打个比方来说吧，要说那箭靶上的红心，并没有得罪谁，可谁都想拉弓射箭。射中的人就认为好，射不中的就感到羞愧。无论老少贵贱，谁都想一箭射穿它。这是为什么呢？因为人们都不愿意射不中。

    现在说到谁打仗连胜、攻无不破，这不但是与人为难，而且是在害人了。那么天下人都恨它。使士兵疲惫，国家破败，与天下人结怨，这是英明的君主所不取的。平常就喜欢动用强兵削弱别国，这是明智的国相所不干的。那些英明的君主和明智的相国即使不动用兵力，诸侯国却都归服了。通过讲究辞让之礼，贵重的财物就到手了。因此，英明的君主作战，不用出动军队就可以战胜敌国；不使用兵车战船就可降服边城。百姓还没有察觉，霸业就已经成功了。那些贤明的君主经营国家，用钱少，时间长，而所获的利益更为持久。因此说只有军队后发制人，诸侯才能赶来助战。

    “我听说过攻战之法，主要不在军队，即使有百万敌军，也可让他们败在我的帷幄之中。即使有阖闾、吴起那样的强将，也可通过谋划来擒住他。千丈高的城池可以在酒宴应酬中夺取，战车可以在枕席之上折断。结果是钟、鼓、瑟的乐声永不绝耳，土地可以扩展，愿望可以实现。和着乐声而舞的歌女，诱人的笑声缭绕不断，各诸侯国可以在同一天来朝拜。所以名声齐于天地不觉得功大，权势控制四海不算权大。所以善于成就王业的人，在于使天下人疲劳而自己得安逸，使天下大乱而自己保平安。如果能使诸侯国的阴谋无法得逞，那么自己的国家就没有永久的忧患。怎么知道是这样的呢？我们生活安逸、社会安定，而诸侯们生活辛劳、社会混乱，这才是成就王业的根本办法。精兵来攻就抵抗，祸患来临就消除，诸侯阴谋不能形成，那么，我们的国家就没有长久的忧患了。

    为什么是这样的呢？从前魏王拥有千里土地和三十六万军队，觉得自己强大而进攻邯郸，向西围攻定阳，后又联合十二诸侯国去朝见天子，准备向西去图谋秦国。秦王害怕，寝食不安，便通令全国，军队处于戒备状态，严加防范，等待魏国的进攻。商鞅与秦王商议说，‘魏国势大，曾率领了十二个国家朝见周室天子，其盟国一定是很多的。因此以一个秦国去抵抗强大的魏国及其盟国，恐怕不如人家。大王为什么不让我去见魏王，我一定可以使魏国失败。’秦王答应了。商鞅见到魏王说，‘大王的势力够大的，命令可以通行天下了。可是大王率领的十二国诸侯，不是宋国和卫国，就是邹、鲁、陈、蔡，这些本来都是大王用马鞭子就可以驱使的小国，不配和大王共争天下。大王不如向北联合燕国，向东进攻齐国，赵国也必定服从；向西联合秦国，向南讨伐楚国，那么韩国必定服从。大王如有讨伐齐楚的愿望，那实在是顺从了天下人的意愿，那么您的王霸之业就指日可待了。大王不如先准备天子的服装礼器，然后再去想法对付齐国和楚国。

    “魏王听了商鞅的话，觉得很好，因此亲自指挥扩建宫殿，裁制红色的龙袍，树立天子龙旗，军中也都竖起画有朱雀的旗帜。这些都是天子专用的东西，魏王全用上了。这时，齐、楚愤怒了，各诸侯也赶来支持齐国，联合各诸侯讨伐魏国。最后，杀了魏国太子，击败魏国十万大军。魏王惊恐万分，光着脚逃回国内命令停止作战，后来又向东跑到齐国求饶，天下诸侯才停止进攻魏国。在这时，秦国在举手之间就接受了河西的土地，并不感激魏王的恩德。筹划不需下枕席，议论只在酒席间，商鞅和秦王商量的这些谋划形成于厅堂之上，而魏国的将帅就被齐国擒获了。兵车战船未曾调动，河西之外的土地就已经归属了秦国。这就是我所说的在帷幄之中擒获敌将，在厅堂之上打败敌人，在酒桌之上攻下敌城，在枕席之上摧毁敌人的兵车啊！”

    【评议】

    齐闵王称帝对齐国来说是一次巨大的失误，不仅没有取得任何实利，反而引起了诸侯的憎恶和愤怒。齐闵王不敏，根本不懂得韬光养晦和积蓄实力。苏秦的这一番高论，对于当时的齐国来说，确实是至理名言，只是齐闵王并没有听进去。

    齐闵王僭称帝号后，发生了一系列的滑稽剧。齐闵王要到鲁国去，夷维子执鞭跟从。夷维子见到鲁国人就问：“你们准备怎样招待我们的国君呢？”鲁国人按照正常的礼节说：“我们准备用牛、羊、猪各十头来款待客人。”夷维子说：“你们怎么能用这种礼节来款待我们的国君呢？我们的国君是天子的身份，天子出来视察，诸侯就应该交出宫室和钥匙，还应该像仆人一样，提起衣襟，站在堂下侍奉天子吃饭。等天子吃完了，你们才可以退下来听政。”鲁国人听了，立即关闭了城门，不让他们进城。齐闵王去不了鲁国，又准备到薛国去，路过邹国。恰巧，邹国的国君死了，齐闵王想去吊丧，夷维子又对新继位的邹国国君说：“天子来吊丧，你们必须把死者的灵柩掉转个方向，好让天子面南朝北地祭祀。”邹国的群臣说：“如果一定要这样做的话，我们宁愿全部自刎而死，也决不受此侮辱！”因此，齐闵王也没敢进入邹国。后来，淖齿掌握了齐国的大权，他抽了齐闵王的筋，把齐闵王吊在屋梁上，让他过了一夜才死。

    中国的帝王历来就有韬光养晦的传统，明朝的朱升就曾劝说朱元璋“广积粱，缓称王”，结果朱元璋避开了矛盾，积聚了实力，最终建立了明朝。齐闵王不听智者之言，终于有此悲剧。

聚合中文网 阅读好时光 www.juhezw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