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如果说儒家谋略是中国谋略型文化中至为深刻的一页，道家谋略是其中最聪明的一页，法家谋略是其中最刻毒的一页，兵家谋略是其中最冷峻的一页，阴阳家谋略是其中最神秘的一页，那么，纵横家谋略就是其中最无耻的一页。与其他学派相比，纵横家有三个特征：一、无从一而终的固定君主；二、没有固定的政治主张；三、没有一定的价值标准，除了势利营求之外，没有道德束缚。

    苏秦和张仪无疑是当时也是整个中国历史上最大的纵横家。如果纵观战国后期的那段历史，就会发现，其国际关系差不多完全是由两个智谋之人、舌辩之士左右的。先是苏秦的“合纵”，后是张仪的“连横”，这两个人把战国七雄当做一盘任由他们拨弄的棋子，玩弄于股掌之上。但他们不论“连横”还是“合纵”，都是唯利唯官是图。他们既不像同时代的庄子那样清高，也不像教魏王、齐王实行“仁政”的孟子那样为理想奋斗不已。他们所有的信念就是权和钱，除此之外，看不到他们有什么崇高的理想和高贵的品德。相反，在他们身上体现出的是欺骗、狡诈、残忍、无耻的行为方式和一切以权势为标准的价值观念。

    【事典】

    在春秋战国时期，背信弃义已成了家常便饭，在舌辩之士那里，背信弃义还是光荣和正义的事情。例如，楚王攻打郑国，郑国的形势很危机，子驷打算同楚国媾和。子孔说：“我们和晋国这样的大国歃血盟誓，血迹未干，怎可背盟呢？”子驷说：“我们的盟誓本来就是说‘唯有跟从强大的国家’。现在晋国不来援军，楚国围攻我们，那么楚国就是强大的国家了。况且同晋国盟誓是在武力胁迫之下举行的，神灵只会保佑那些诚信的盟誓，而斥恶那些在要挟之下举行的会盟。因此，我们背弃同晋国的会盟不仅可以，而且还会得到神灵同情和保佑。”子驷的这一番话，把其他人说得哑口无言。于是，子驷理直气壮地同楚人结了盟。

    这一时期，人们还把人看成是唯利是图的动物。利用这一特点，一些谋士成功地实行了离间之计。

    许多诸侯国的谋士相聚在赵国，商讨“合纵”之事，意在联合攻打秦国。秦王有些害怕。秦相应侯范雎对秦王说：“大王不必担心，请让我去瓦解他们。秦国与诸侯谋士之间没有冤仇，他们聚集起来对付秦国，不过是想取得荣华富贵罢了。大王，没见过您的狗吗？有的躺着，有的起来，有的走着，有的静止不动，并不相互争斗。倘若扔一块骨头，它们就忽然起来，相互厮咬。这是为什么呢？就是想争一块骨头。”

    于是，秦王派唐雎，带上乐队，给了他五千黄金。唐雎驻扎在武安城，大摆筵席，招待宾客。饮酒之际，唐雎说：“邯郸的谋士们，你们谁来争取重金？”这时，主谋的一些人（尚未动心）还未去取赠金。唐雎返回秦国后，范雎对他说：“您在为秦国办大事，不要考虑金子花到哪里去了，钱花了，大功也就算告成了。现在我再派人运五千黄金随您去。”唐雎出发，到了武安，还没有花够三千黄金，诸侯的谋士们就大吵大闹，争斗起来，没有谁还能顾得上组织诸侯国联合抗秦了。

    把谋士们比作狗，把金钱比作骨头，范雎可谓很聪明了。他不仅为秦王破去了这次遭受联合攻击的灾祸，还提出了“远交近攻”的正确外交政策，为秦国统一全国，立下了功劳。至于合纵还是连横，最为擅长的还是苏秦和张仪，他俩凭着三寸不烂之舌，一会儿把诸侯国说得与秦国联合，一会儿又把诸侯说得联合抗秦，极有意思。

    苏秦为赵国组织合纵联盟，就去说服齐王道：“齐国南有泰山，东有琅琊山，西有清河，北有渤海，这就是所谓铜墙铁壁之国。齐有国土方圆两千里，军士数十万，粮食堆积如山。齐国战车精良，调动起来，快如飞箭。作战声威势如雷电，分散变化疾如风雨。即使发生战事，敌人也从未越过泰山，渡过清河和渤海。齐都临淄城中有七万户居民，我心中估计，最少每户三个男子，三七二十一万，不必调动远县之兵，仅临淄的士兵就有二十一万。临淄富裕充足，人们无不喜欢吹竽、鼓瑟、击筑、弹琴、斗鸡、赛狗、下棋、踢球。临淄的街上，车水马龙，行人挨肩擦背，连起衣襟可以形成帷幔，挥洒汗水可以形成大雨。家家敦实厚裕，人人志气高扬。凭大王如此贤德，齐国如此强盛，诸侯无人可以匹敌。现在大王却要向西面的秦国臣服，我真为大王感到羞耻。

    “况且韩、魏两国之所以害怕秦国，是因为有秦国接壤。出兵相抗，不出十天，胜负存亡的大局就定了。韩、魏两国战胜秦国，自己的兵力也会损失一半，那样就连四周国境也守不了；如果战败，后果就是亡国。因此，韩、魏两国要与秦国作战而不愿向秦国臣服。现在秦国攻伐齐国的情形就不同。它后面隔着韩、魏两国的领土，要通过卫国阳晋的道路，经过亢父一带的关险，战车不能行驶，马匹不能并行。百人把守险关，千人也通不过。秦国虽想深入齐境，但又提心吊胆，怕韩国和魏国在背后袭击，所以才虚张声势，自己给自己壮胆，而又不敢真的进攻齐国。所以说，秦国对齐国并不构成威肋，这是明摆着的事。不深刻考虑到秦国奈何不了齐国，就要向西臣服秦国，这是群臣谋划的错误。现在可以既避免臣服秦国的屈辱，又可获得使国家强盛的实惠，所以我请大王稍加留心考虑。”

    齐王说：“我不明智，今天先生把赵王的旨意告诉我，我将恭敬地让我们的国家来参加合纵联盟。”

    另一位著名的舌辩之士张仪到了齐国，就不这么说了，他的论调恰与苏秦相反。他是要破除各诸侯国的合纵联盟。他在齐王面前慷慨陈词了一番，居然又说得齐王回心转意，向秦国屈服了。

    张仪为秦国组织连横联盟，游说齐王说：“诸侯各强国没有哪一个能超过齐国，朝廷大臣宗亲的强大势力和殷实富有也没有哪一个能超过齐国。然而与大王谋划的人都只考虑一时的利益，而不顾及千秋万代的长远利益。主张合纵的人游说大王，必定要说齐国西有强赵，南有韩、魏，是临海之国，地广人多，兵强士勇，即使有一百个秦国，也无奈我何！大王听了这番表面之辞，而没对实际情况深思熟虑。

    “主张合纵的人结党营私，争宠邀功，没有不说合纵不行的。我听说，齐国与鲁国打了三仗，鲁国三仗都胜了，但国家却处于危险境地，灭亡接踵而至。虽有胜利之名，却有亡国之实，这是为什么呢？是因为齐国大，鲁国小。现今赵国与秦国的关系就像当年齐国与鲁国的关系。秦国与赵国在漳水交战，赵国两战两胜；秦、赵又在番吾交战，赵国也两战两胜。四战之后，赵国死亡数十万士兵，仅仅能保住邯郸而已。虽然有战胜秦国之名，国家却遭严重破损。这是为什么？因为秦国强而赵国弱。现在秦国嫁女，楚国娶媳，结为姻亲之国；韩国献出宜阳，魏国献出河外，赵国在渑池朝秦，并割让河间以向秦国表示友好。大王您独不向秦国友好，秦国就会驱使韩、魏两国进攻齐国的南部，赵国就会出动全部兵力渡过清河直指博关，临淄、即墨就不会为大王所有了。齐国一旦遭到攻伐，那时您虽欲与秦国友好，也不可能了，所以请大王深思熟虑。”

    齐王说：“齐国地处僻远隐蔽之处，寄居东海之上，从未认真考虑国家长远利益。幸蒙贵客指教，我愿意与秦国结好。”于是献给秦国盛产鱼、盐的地盘三百里。

    真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这帮舌辩之士实在厉害之极，他们把这个齐王说得晕头转向，一会儿要南北合纵，一会儿又东西连横，就是不想想该怎样治理自己的国家。本来，齐国是最早的大国，“春秋五霸”之首，但最后被秦国灭亡，其原因大概也跟齐王的东倒西歪有关。作为舌辩之士来说。他们是辩之有术，是像范雎所说的那种争骨头的狗，他们没有什么确定的政治主张，不管“东西南北”，只要有官可做就行了。但作为齐王，可就未免大上其当了。

    孟尝君是一位经营政治很有办法的人。他在齐国混得不错，当了国相，又是战国“四公子”之一，威望很高。秦国准备攻打魏国的时候，孟尝君正在魏国。魏王当然请孟尝君想办法。孟尝君过去都是派门客去办事，这时却做了魏国的说客。他凭着三寸不烂之舌，竟然说动了赵国和燕国，硬是让他们派来了十几万大军援助魏国。秦国军队一见援军来了，便没敢轻易进攻，退了回去。孟尝君为魏国免去了一场灾难。这件事的经过是这样的：

    秦国准备攻打魏国。魏王听到这一消息，就在当晚会见了孟尝君田文，告诉他说：“秦国将要攻打魏国，您为我参谋参谋，该怎么办？”孟尝君说：“如果有诸侯相救，国家就可以保全了。”魏王说：“那就希望您走一趟吧！”说完就郑重地为他准备了一百辆车。

    孟尝君到达赵国，对赵王说：“我希望（向贵国）借兵去援救魏国。赵王说：“我不能借。”孟尝君说：“我敢来借兵，是为了忠于大王。”赵王说：“可以听听（您的道理）吗？”孟尝君说：“赵国的军队并不比魏国强，魏国军队并不比赵国弱。然而，赵国的国土不会年年有战争危机，赵国民众不会年年因战争而死亡；魏国的国土却年年有战争危机，民众年年因战争而死亡，这是为什么？是因为魏国在西面作了赵国的屏障。现在赵国若不救援魏国，魏国就与秦国宣誓结盟，这等于赵国与强大的秦国交界了，那么，赵国的国土就会年年有战争危机，民众就会年年死于战祸。这就是我说的‘忠于大王’啊！”赵王答应了，为魏国起兵十万，战车三百辆。

    孟尝君又北上去见燕王，说：“从前，公子常邀约魏、燕两国国君交好。现在秦国将要进攻魏国，希望大王援救魏国。”燕王说：“我们有两年收成都不好，现在又要行数千里去援助魏国，那怎么办？”田文说：“要行数千里去援救别人，这是贵国的万幸。现在，魏王一出城门就可以看得见敌军。虽然他也想行数千里去援助别人，可能吗？”燕王还是没有答应出兵。田文又说：“我把有利的计策献给大王，大王若不采纳忠心的计策，那我就走了。只怕天下会发生巨大事变。”赵王说：“可以听听您说的‘巨大事变’吗？”孟尝君说：“秦国攻打魏国，尚未等到战胜，游观的高台就已经被焚毁了，国君宴乐射猎的离宫就已经被占据了。燕国如果不救援魏国，魏王就会屈膝称臣，割地求和，把魏国的一半割给秦国。秦兵必然撤退。秦国撤离魏国后，魏王再出动韩、魏两国的全部军队，还借来秦国军队，再联合赵军，用四国的军队进攻燕国，那时大王又有什么好处？是行数千里去援助别人有利，还是一出燕国南门就看得见敌军有利？兵临城下时，您的路也就近了，输送也方便了，这时大王有什么好处？”燕王听后说：“您走吧，我听您的就是了。”便为魏国起兵八万，战车二百辆，随田文而去。

    魏王非常高兴，说：“您借来燕、赵两国军队又多又快。”秦王十分害怕，就向魏国割地媾和。于是魏国遣回了燕、赵两国军队，并加封田文。

    其实，孟尝君说服赵、燕两国救援魏国，别无其他妙诀，仅是用利害关系来打动赵国国君和燕国国君。对于这种利害关系，各国国君也并非完全看不到，只是形不成舆论的力量，不能使国君更清楚、更深刻地认识这种形势罢了。再加上国君胸无大志，得过且过，所以不愿出兵援魏。孟尝君作为一舌辩之士，说以利害，再起到串连各国的作用，借兵之举也就成功了。

    在马陵之战中，齐国的军师孙膑大败了魏国的大将庞涓，使得魏国元气大伤，无力复仇。魏王愤恨不已，日夜念叨复仇，要动员全国之兵，进攻齐国。惠施为魏王出了一个嫁祸于齐国的主意，齐国有人虽然识破了这一计策，但没有说服齐君，因而大受其祸。在这之前，无论是魏国的惠施还是齐国的张丑，对当时的形势都有透彻的分析，主动权完全掌握在齐国手中，但因齐君不辨是非，结果惨遭失败。由此可见，只有谋臣而无明主也无济于事。这一历史事件的过程如下：

    齐、魏两国在马陵交战，齐国大胜魏国，杀了魏国太子申，消灭了魏国十万大军。魏王召见惠施，告诉他说：“齐国是我们仇敌，我恨它至死不忘。魏国虽小，我还是经常想出动全部兵力去攻打它，怎么样？”惠施回答说：“不行。我听说，实行王道的国君懂得法度，实行霸道的国君知道谋略。刚才大王对我说的，远离了法度和谋略。大王原本是先与赵国结了怨仇，后来又与齐国打仗。结果，如今打了败仗，国家没有能力守备，大王还要动员全部兵力攻打齐国，这不是我所谓的‘法度’和‘谋略’。大王若想报齐国之仇，不如换下国君的服装，卑躬屈膝地去朝见齐王，楚国必定因此而恼怒齐国的强暴和狂妄。大王再派人往来于两国，挑起他们的争斗，这样，楚国必定会讨伐齐国。以休养生息的楚军去攻伐已经疲惫的齐军，齐国必定被楚国战胜。这是大王借楚国之兵摧毁齐国。”魏王说：“好。”于是派人通知齐国，说魏王愿意臣服，朝拜齐王。

    田婴答应了魏国的要求。齐臣张丑说：“不行。假如当初齐国没有打败魏国，齐国得到魏国的朝礼，与魏国和好，去攻打楚国，是可以获得大胜的。但现在我们战胜了魏国，消灭他们十万大军，杀了魏太子申，使万乘大国魏国臣服，这就等于降低了秦、楚两国的地位。这样，齐国就给自己定了个‘暴戾’之名。况且，楚君的为人，穷兵黩武，好大喜功，若不听我的话，最终为害齐国的，必是楚国。”田婴不听，于是接纳了魏王，并与他一块多次朝拜齐王。

    赵国很恼怒这件事。楚王大怒，亲自领兵攻打齐国。赵国起兵响应，结果，在徐州大败齐军。

    惠施的移祸江东之计并不是多么高明，但他利用了人性中的一个弱点：贪欲。齐王因为贪图魏国的财物和强国的虚名才接受了魏国臣服的建议。暗设的移祸之计成功的原因很多，像惠施这样明设的移祸之计多能得信，其根本的原因就在这里。

    使臣的舌辩之才尤为重要，这些外交使臣全凭一张嘴，并不一定要依靠强大的国家做后盾，这一点，与现在的情况有所不同。一般来讲，作为外交使节，古代比现代更注意个人的品德才能和学问声望，而现代则往往是经济和政治势力的较量，所以说，古人外交的成功与否有很多个人偶然的因素。

    在战国时期，秦国和楚国打仗，齐、韩、魏三国也掺和进去，形势虽然复杂，但敌友关系还是很明确的。然而，齐国人派出了使者，不知这使者说了些什么，楚国竟然睁着眼上了大当。史书上虽未详细记载使者的话，其精彩是可想而知的，这给我们留下了许多想象的余地。事件的过程是这样的：

    秦国夺取了楚国的汉中，又与楚军在监田交战，大败楚军。韩、魏两国得知楚国处境困难，便投机向南进攻楚国，直打到邓邑。楚国领兵败回。接着，齐、韩、魏三国共谋攻打楚国，又害怕秦国救援。有人对齐国相薛公田文说：“您可派使者对楚国讲：‘现在齐、韩、魏三国之兵准备撤离楚国。楚国如能响应我们，共同攻伐秦国。即使秦国的蓝田，都可以攻取，更何况楚国的失地呢？’楚国本来怀疑秦国未必派兵援助自己，现在齐、韩、魏三国的意见到后，楚国必定积极响应，与我们三国商议出兵秦国。秦国知道了这种情况，肯定不会救援楚国。这时，齐、韩、魏三国再迅速出击楚国，楚国必定向秦国紧急求救，而秦国就更加不敢出兵。这样我们就离间了秦国与楚国的关系而集中力量攻打楚国，这样用兵，必然获胜。”薛公说：“好！”于是便派高级使者出使楚国。楚国果然积极响应。于是韩、齐、魏三国联合猛攻楚国，楚国果然赶紧向秦国告急，秦国不敢出兵。结果三国大获全胜。

    【评议】

    春秋战国时期实在是一个极有意思的时期。从统一的周朝分出了许多诸侯国，这些诸侯国又分出了许多小诸侯国。当无土可分之时，大家又开始兼并了。先是兼并成十几个诸侯国，后来干脆把周天子撤掉，兼并成了齐、秦、楚、韩、赵、魏、燕七国。在这七国之中，秦、楚、齐的力量最强，最后都被秦国吞并，定于一尊。从东周到秦统一，经历了五百多年分而复合的痛苦过程。这一时期，既是一个战乱时期，又是中国文化的奠基时期。中国文化的一切源头，都可从这一时期找到。因而，熟悉这一时期的历史和文化，是十分有意义的。

    就说产生在这一时期的《左传》、《国语》、《战国策》这三部书吧，别的不讲，仅外交这一点儿，就可列于世界经典。但令人不解的是，学中文、历史的人对这三部书很熟悉，学公关外交的人对此反而十分陌生。这实在是一大误会。如果真能活学活用其中的谋略，对公关外交工作，肯定是有极大益处的。

    上面所举的例子均出自以上三部书，从这些例子来看，背义趋利是春秋战国时期的社会风尚。我们无意评价这种风尚，我们感兴趣的是他们“趋利”的方式方法。当然，我们也可以从中看出，事情发展到一定的程度，“利”似乎要比“义”重要。那么，“义”和“利”究竟是什么关系呢？舍生取义、杀身成仁的信条究竟是否真实而又合理呢？

    然而，他们对现实的直接影响却是巨大的，其关键之处并不在纵横家的学问上，而在于纵横家的直接现实效用。“一怒而诸侯惧，安居而天下熄”，的确是对纵横家实际作用的准确描述。对于纵横家积极的历史作用，当时的人们就给予了肯定的评价。《战国策》曾经这样评价苏秦发起的合纵运动：“不费斗粮，未烦一兵，未战一士，未绝一语，未折一矢，诸侯相亲，贤于兄弟。”这一评价，可以说是够高的了。

    在春秋战国时期，“纵横家”一语不是一个学派的名称，而是指当时一个独特的谋士群体。尽管这样，纵横家的地位是非常突出的。他们有自己的学说，甚至是各个学派中的显学。《左传》中就记载了许多“行人”的优秀外交辞令，从中可以看出，这时已经有人在有意识地使用动以利害、巧辞服人的说服术。到了战国时期，诸侯间的外交大势已经十分明朗，那就是各诸侯国联合起来（合纵）对付秦国，或是各诸侯国分别同秦国建立外交关系（连横）以求自保。为了适应合纵和连横的两种策略，一些士人为了在其中谋求个人的利益，便“仰禄而失道”，学习外交官“行人”的说服术，顺应这种历史潮流，奔走于各国之间。于是，“谋诈用，而纵横短长之说起”（《史记？六国年表》）。这样一来，纵横家就应运而生了。

    纵横家是历史的产物，无论它是“无耻之尤”，还是功劳巨大，我们都应对它负起我们应负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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