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基雅维利Machiavelli（意大利1469年-1527年）

    马基雅维利在《君主论》中第一个将道德问题和政治问题完全分开，对政治问题加以独立论述，对法律、军队及君主的治国之术加以较全面的分析和研究，从而奠定了近代西方政治学的基本原则，扭转了政治思想的发展方向。

    ——《简明西方哲学史》

    文艺复兴时期，正是西欧各民族国家形成的时期，但是唯独意大利在教廷和外国列强的干预下四分五裂，这种状况严重阻碍了这个民族的发展。建立一个统一的、强大的中央集权制国家，成为意大利有识之士的共同呼声。早在14世纪初，但丁就曾提出为了人类的幸福，必须使世俗政权摆脱教会的干涉，建立统一的君主国。而更加完整地、系统地论述这一要求的，是马基雅维利。

    马基雅维利以他的《君主论》一举成名，享誉后世。此书颇具传奇色彩，在人类思想史上，还从来没有哪部书像它这样，一方面受着无情的诋毁和禁忌，另一方面却获得了空前的声誉。它作为第一部政治禁书而被世人瞩目，是有史以来，对政治斗争技巧和为君之道的最独到、最精辟的“验尸”报告，许多君王也都将它视为宝典，成为历代君主和统治者的案头书，也成了后世一切统治阶级巩固其统治的治国原则。

    欧洲的若干学者都相信，千百年来，《君主论》是人类写过的三部具有永恒价值的处世智慧奇书之一。据说，法王亨利四世被杀时，人们发现他贴身带的，竟然是一部染血的《君主论》；路易十四，这位赫赫有名的法国君主，每晚必温习此书，他说，不读此书不能高枕而眠；拿破仑对《君主论》百读不厌，胜利的联军在清扫滑铁卢战场时，从缴获的拿破仑的御车中，发现了一本他写满批注的《君主论》；在希特勒的卧室中，桌上床边总放着《君主论》，他说，他时常研读此书，从中汲取力量；至于马基雅维利的同乡墨索里尼，则更是对此书推崇备至。他说“《君主论》是政治家的最高指南，至今仍有生命力。”他常说，我第一敬佩的就是马基雅维利，并把自己看成是马基雅维利笔下的那个统一意大利的理想人物。在他进军罗马夺取政权之时，也就是马基雅维利去世400年之后，意大利隆重重印《君主论》，举行盛大仪式，拜献于墨索里尼之手。可以说，现代政治首脑无不是从《君主论》中汲取治世的精髓。即使不当众承认，也在密室中聆听马基雅维利的教诲。直至20世纪80年代，西方舆论仍把《君主论》列为影响人类历史的10部著作之一，把它和《圣经》、《资本论》摆在一起。

    今天，我们的世界仍然笼罩在一个500多年前的佛罗伦萨人的阴影之下。他是第一个，也是最为详尽地把冷冰冰的政治思维介绍给我们这个世界的人。他的名字是尼古拉·马基雅维利。

    历史上有为数不少的思想家，他们的思想超前于他们所处的时代，但是像马基雅维利这样在身后几百年里声名不坠的却并不是很多。有些人认为，马基雅维利的名声来自于他摧毁了基督教的道德体制，而用对强权的崇拜来取代对于基督的崇拜。这种观点自有其道理，但是未免失之偏颇。马基雅维利不仅在对于政治道德的认识上超出了他的时代，在其他方面也同样如此。

    《君主论》能够在后来的西方历史里一直被人重视，其原因也就在此。在这本书里，马基雅维利写下了权力语言的语法规则——这些规则不仅仅在16世纪引起了共鸣，而且在历史的长廊里一直回响，直到如今。从他对于历史和现实的洞见来看，他固然是伟大的，但是还不止于此，他还为在政治舞台上活动的人们——不管是统治者还是被统治者，不管政府的体制如何变化，不管喊出的口号有多么响亮动听——确立了一切行为背后的动机。当我们意识到这一点的时候，我们才算是真正把握住了马基雅维利的伟大之处。

    《君主论》的内容主要有三部分。前面几章为第一部分探讨了君主国的种类、获得方法以及如何保有和进行统治的问题。在这里，作者告诉人们君主国不是世袭的就是新的，而它们是依靠武力、幸运或能力获得的。随后作者对各种情况进行了逐一分析。他指出了不同的君主国、通过不同方法获得的君主国自身的特点，并针对这些特点向君主和统治者提供了相应的统治方法：世袭的君主国的人们已经习惯了受君主统治，基本上没有革新的思想和动力，因此在这种君主国中，君主只要不触犯原有的祖宗之法，遇到意外时随机应变就够了；而混合君主国的情况较复杂，这就要求君主针对不同情况，或者灭绝旧君血统却保持当地原有法律、赋税等，或者亲自驻扎以及在要害之地殖民。依靠自己的武力和能力取得的君主国，取得时困难，保有时则容易；相反，依靠他人的武力和能力取得的君主国，取得时容易，保有时就难了。

    第二部分作者论述了关于军队的问题，关于进攻和防守之道。作者阐述了军队的种类，以及雇佣军、援军、混合军和本国军等各种军队的特点，最终得出结论，君主必须建设和依靠本国的强大军事力量，君主本人也要精通这门专业，“永远不要让自己的思考离开军事训练的问题”。马基雅维利谆谆告诫君主雇佣军和援军是不可靠的：因为雇佣军的懒散怯懦无法保护本国或攻击别国，而其首领不论是平庸还是能干的，都有其害处；援军不论胜败，都不会给本国带来什么好处，它的危险甚至比雇佣军“多得多”；混合军也会产生依赖性，只有“臣民、市民或属民”组成的本国军队才是最值得信赖的。

    最后一部分是关于君主应该怎么做的，这是作者从历史和生活实践出发得出的最大胆创新的理论。也正是这一部分让马基雅维利及其著作不仅遭到了他所预见的强烈反对，更是受到了他没有预见到的几百年的更多的口诛笔伐。作者讨论了君主应该是残酷还是仁慈；应该被爱戴还是被畏惧；应该如何守信，如何避免受到蔑视和憎恨；应该如何对待下属和遴选良臣等问题。最终马基雅维利得出了理想的君主：他应该是“狐狸”和“狮子”的统一，但要表面上装作具有美德，装成一个伟大的“假好人”，他还应该讨好人民，选拔良臣，听取忠言。而最重要的是，他面对环境具有灵活性。

    《君主论》毫无保留地选择了以现实为出发点，马基雅维利在字里行间毫不掩饰他对于那些温和的改良主义者和理想主义者的鄙夷和不屑——赤裸裸的现实使它自面世之日起就一直备受争议。其实我们每个人的身体里都流动着两种血脉：一种要求我们维持高尚的道德标准，行事要合乎规范；另一种则要求我们凡事以利益为先，在现实的各种限制下便宜行事。对于人性这种矛盾的探讨可以一直上诉到阿里斯托芬：他毫不留情地打碎当时人们的梦想，让他们清楚地认识到，人类能力的底线到底在哪里。自他以后，一代又一代的人们因此而分为两类：一类人充满热情地追求理想；一类人苦苦思索，探索现实世界的来龙去脉。正是后一类人的思索为《君主论》打下了基础。并且，只要人们对于政治的思考必须要以现实为基础，《君主论》的深度和风范就永远不会褪色。

    镜子里的世界

    马基雅维利生活的年代是文艺复兴早期，当时的人们通过种种途径，重新发掘出了众多古希腊和古罗马的典籍，并且如饥似渴地阅读它们。马基雅维利在赋闲的14年里遍览群书，并将这些前人的智慧和他自己的亲身经历相结合，形成了他自己对于历史和政治的洞见。正当马基雅维利在自己的书斋里静心写作时，外面的世界正处在动荡不安之中。罗马教廷产生了一位新教皇——乔凡尼·美第奇，也就是利奥十世。这位新任教皇打算在意大利境内分出一块土地来，让他的侄儿洛伦佐来统治。对于马基雅维利来说，这样一位新出现的君主无疑具有极大的吸引力：如果他可以赢得洛伦佐的好感，也许他就可以离开自己的庄园，重新回到政坛上。在此之前，马基雅维利曾写过一部鸿篇巨制：《论李维〈罗马史〉前十卷》（以下简称《史论》）。但是《史论》的篇幅实在过于庞大，另外，它的内容过于枝蔓，不适合作为进献之用。马基雅维利于是把《史论》中的一些章节和思想拿出来，将它们改写成短篇论文的体裁，最后将这本书命名为《君主论》，这是公元1513年的事情，全书的编写总共只花了几个月的时间。马基雅维利把这本书题献给洛伦佐·美第奇，并且送了一本给他，不过洛伦佐对这本书根本就不屑一顾，并且很快就把它忘了。然而《君主论》很快就被人们以手抄本的形式私下里广为传播，其名声甚至在马基雅维利在世时就已经很响亮了——只不过是不公开的。而在马基雅维利去世以后，这本书则更被认为是彻底改变西方世界的著作之一。

    然而贯穿全书的理性精神却绝不是可以用“平凡”二字来概括的。马基雅维利的这本书完成了一场革命：思考政治问题的方法学革命。在他以前的众多人文主义者在讨论君主如何统治这个问题的时候，不是流于学究气就是理想化，他们思考的出发点往往不外乎是玄学和神学。然而这些都被马基雅维利抛到了一边。他的全部论述都以政治上的现实主义作为出发点——而这个出发点，正是在他同时代的政论中所未曾提及的。

    没有在政论中出现，并不表示当时的人们对此一无所知——事实上，马基雅维利所表达的现实主义精神，正是当时的政治行为和社会风气的标志。我们可以看看取自《君主论》中最著名的第18章“君主应该以何种方式忠于诺言”的一些片断。他写道，希腊神话中阿基里斯的老师喀戎是一个半人马，这件事告诉我们：“人的本质是半人半兽的。”“因此君主必须知道如何以野兽的方式行事。在这样做的时候，他必须同时具有狮子和狐狸的长处，因为狮子无法识破陷阱，而狐狸却无力抵御狼群。”“一个君主如果认为守诺对他的利益会造成损害，那么他就不应该守诺；如果让他必须守诺的约束条件都已经不存在的话，那他也不必守诺。”“因此，一个君主并不是非要具有上述的品质不可。但是，一定要做出他具有这些品质的样子——这才是至关重要的。”当马基雅维利写下这些句子的时候，他并没有创造出任何新的社会风尚。他其实只是忠实地描述了15世纪末到16世纪初，在佛罗伦萨乃至整个意大利的社会风尚。他以传统的人文主义者惯用的体例写作，但是却以彻底的现实主义政治思想贯穿始终。尽管当时的人们无一例外，都在按照这种现实主义思想行事，但是在马基雅维利之前，却没有任何人系统地将这种政治思想表达出来。

    马基雅维利以极大的勇气，以一己之力对抗传统的人文主义者在他们的文章中所表达出来的理想化的成见。他的洞见使他得以将“人应该怎样”和“人是怎样的”这两个问题清楚地分开——这也就宣告了存在于理想中的“完美”的制度和受限于种种现状的“现实”的制度完全是两回事。（施瑞德）

    小书大作

    1513年，马基雅维利从美第奇家族的监狱获释后，回到了他父亲留下的佛罗伦萨城外的一小块薄产上。在那里，为了深入探究和思考他过去的丰富经历并取得成果，也为了能博得美第奇家族的赏识，重返政坛，马基雅维利完成了他的“小书”——《君主论》。

    马基雅维利被马克思称为“政治家、历史学家、诗人，同时又是一个值得一提的近代军事著作家”。在他的《君主论》中，渗透着强烈的现实主义精神。他清楚地知道“人们实际上怎样生活同人们应当怎样生活，其距离是如此之大，以致一个人要是为了应该怎么办而把实际上是怎么回事置诸脑后，那么他不但不能保存自己，反而会导致自我毁灭。”由此出发，马基雅维利使政治理论摆脱神学和道德观念的束缚，把权力作为政治的基础，把政治科学的研究建立在对人和人的经验的考察上，从而为近代资产阶级政治学奠定了理论基础。

    马基雅维利总结了历代政治斗争的经验教训，在此基础上提炼升华，上升为某种政治理论体系，为统治者进行统治提供借鉴。他的这部名著《君主论》就是为当时佛罗伦萨的统治者美第奇家族撰写的。在马基雅维利看来，发生在过去、现在和将来的事件具有某种相似性，相似性的基础就是人的不变的本性。他对人性的数落比蒙台涅还尖刻，在《君主论》中，他说，人是“忘恩负义、容易变心的，是伪装者、冒牌货，是逃避危难、追逐利益的”。因此，作为一个统治者，就必须学会利用人性的弱点，用强权来实行统治。他认为，统治一个国家的根本就是法律和军队。只有法律才能够约束国民，只有在法律的强迫下人们才能行善。但是，没有强大的实力做后盾，法律本身是软弱无力的。“没有良好的军队，那里就不可能有良好的法律，同时如果那里有良好的军队，那里就一定会有良好的法律。”因此，马基雅维利非常重视军队在国家中的地位，他甚至认为军事是君主们的唯一专业。也许我们会觉得马基雅维利对于人性的判断过于消极，也许我们会认为马基雅维利在处理社会关系上过于冷酷，也许我们会因此而指责他，但是，我们的指责是不是因为马基雅维利揭掉了我们套在政治身上的美丽花环？是不是因为他直截了当地道出了我们正在想着做着却不敢说的事情？在指责之余，我们是否能够真正用心去了解马基雅维利所处的那个弱肉强食的动乱时代背景和马基雅维利的政治生涯？《君主论》是那个时代的产物，在这本书里留下太多的时代和个人的印记，而在这一切背后，隐藏着马基雅维利那颗渴望统一祖国的赤子之心。

    统治国家的另一个重要因素就是统治者本人的政治素质。马基雅维利在《君主论》中提出，对一个统治者来说，最重要的不是具有各种美德，而是保持自己的地位和国家的安全。一个君主由于具有美德被人称赞固然是好事，但在必要的时候，他完全可以不择手段地实现自己的目的。对君主来说，吝啬比慷慨更有利；让人恐惧比受人爱戴更有利，必要时甚至还可以行使诡计、言而无信。一个聪明的君主应该猛如狮子，狡猾如狐狸。他必须显得具有美德，但又千万别拘泥于道德。不必用常人的道德来约束君主，政治没有道德。他在《君主论》中还反复奉劝君主们，要主动出击，不要听任命运的安排，而应该运用自己的意志，运用实力和技术制服命运。他承认，命运女神的力量是相当大的，她至少是我们半个行动的主宰。但是别忘了，“其余一半或者几乎一半归我们支配”。人们只有采取积极的措施，学会与命运密切合作，安抚它，制服它，才能取得成功。

    马基雅维利从人的观点来观察社会历史和政治斗争，第一次把政治问题看做是纯粹的权力问题。的确，在当时那种腐败的社会里，除了用权力来抗衡权力，用欺诈来对付欺诈外，别无其他途径来谋求生存。他的非道德主义的权术理论在客观上起到了揭露封建阶级伪善面目的作用。历史上的政治学理论大体上有两种类型，一种是常说而不做的，另一种是常做而不说的。马基雅维利的学说大致属于后一种，这种为达到目的而不择手段、以目的来证明手段的正确的理论，后来被称之为政治非道德论或马基雅维利主义，而且通常是贬义的，受到很多人的谴责。其实，马基雅维利所指的这种政治只是现实政治的总结，而不是理想的政治。他承认，理想的政治的确应当是恪守道德的，但这只是一种“应当”而已，在现实政治中从来没有出现过这样的政治家，即便偶尔有这样的政治家，也是以失败告终。而且，政治非道德论并非是马基雅维利的发明，而是政治家早已发明出来的东西。如果说它是错误的话，那么政治家的错误也是先存在的，然后才有了这种错误的理论。所以，“错误的”不是马基雅维利，而是政治家们。政治非道德论本质上与马基雅维利无关，因为在他之前的政治并没有由于没有马基雅维利而清明，在他之后也没有因为有了他而变得更坏。这里需要注意的是，马基雅维利并没有鼓励君主们肆意作恶的意思，他一再强调，不能招致大多数人的怨恨，否则就会失去天下，他必须得到人民的爱戴和敬畏，同时也应当让贵族满意，这样他的政权才会稳固。而要如此，他就不可能肆意妄为，而必须尊重他的臣民。他所说的那些残酷的、虚伪的方法，只是在对付敌人时用的，是万不得已的时候用的。

    马基雅维利的政治非道德论给我们一个重要启示：道德有它的适用范围，它的作用和有效性并不是无限的，道德是有条件的、具体的。一切道德依一定的条件才能够成立，一旦离开了这个条件它就要失去作用。也正是因为这一点，尽管他的这本书“揭开了新一页”，他本人和他的著作可能还在同时代的人们中获得过高度的尊敬，但几百年来，他和他的著作却一直是备受指责，谤满天下。（佚名）

    关于马基雅维利早年的生活，我们所知很少。唯一可以肯定的就是他出生于一个没落的贵族家庭，父亲是一名贫寒的律师。尽管拮据的家境使得马基雅维利没能在幼年时系统地接受良好的教育，但是他一直以极大的毅力坚持自学。公元1494年，他开始在当时的佛罗伦萨共和国里担任公职。4年以后，这位29岁的年轻人就已经成为当时共和国的领导中心“十人委员会”的秘书，并且在这个职位上一直工作了14年之久。从他的书信和同时代人的评价来看，他不仅喜欢这个工作，而且做得相当不错。

    他的才华很快又在另外一个方面得到了重用。在当时的意大利，城邦林立，军事和外交成为所有统治者最关心的问题，于是马基雅维利顺理成章地接受了大量外交任务，以使节的身份访问过几乎所有的城邦，拜会过亚平宁半岛上几乎全部的权贵。他的眼界因此得以从小小的佛罗伦萨拓展到整个意大利——甚至整个欧洲。

    马基雅维利他的公职为他提供了研究政治的绝佳条件。他研究教皇尤里乌斯二世，研究瓦伦迪诺公爵波尔齐亚，特别以后者作为君主的典范。他不满足于描述政治行为，更加关心这些行为背后的动机和逻辑，这就使他迥异于当时津津乐道于用玄学和神学来阐述政治的其他学者。当他的同时代人对“政治”这架精密钟表还只是流连于欣赏和赞叹的时候，马基雅维利已经开始动手拆卸它，研究它运作的机理了。从他递交给佛罗伦萨政府的报告中，我们已经可以感受到他对外交和军事事务的深刻见地和冷静态度——正是这种冷静得近于冷酷的风格成为他后来著述的基调，也因此成为他被后世诟病的一个重要原因。

    如果不是后来的诸多变故，马基雅维利的一生也许就会一直在公职岗位上安安稳稳地度过：作为一个实权人物，他清楚地知道权力运作的机制，并且在自己的工作中将它运用得淋漓尽致。他会留下一卷一卷的外交报告，也许还有闲暇时写作的几段诗歌和短剧。然而历史却把他安排到了另外一条道路上。当时的意大利存在着教皇和法国这两股势力，佛罗伦萨共和国按照传统站在法国一边。然而在教皇尤里乌斯二世将法国人赶出意大利之后，佛罗伦萨共和国顿时失去了生存的支柱：教皇答应和佛罗伦萨谈判的条件就是解散共和国，让美第奇家族恢复统治。而作为一个积极的反美第奇分子，马基雅维利自然不能容于复辟后的佛罗伦萨。公元1512年，43岁的马基雅维利被解除了一切公职，彻底失业了。

    马基雅维利试图和美第奇家族和解，然而他的一切努力都只是徒劳。更有甚者，当时两名狂热的共和派人士被逮捕时，身上带着一份名单，开列了他们认为会支持他们暴动的人名——这当中就有马基雅维利的名字。他于是被逮捕，并且被严刑拷问，但是因为没有确凿的证据，最后被无罪释放。于是他离开佛罗伦萨城，隐居在不远处的一个小农庄里。在那里他又生活了14年，直到1527年去世为止。在这14年里，马基雅维利不断写信给美第奇家族，写信给教皇，希望他们能够不计前嫌，让他回到政府里去。随着时间一年一年的过去，他的希望越来越渺茫。对他而言，生命的最后这14年无疑是黯淡而凄凉的。

    然而颇有讽刺意味的是，正是这段时间让马基雅维利奠定了自己在历史上的地位。无所事事的生活让他感觉自己如同笼中之鸟，不得不以读书写作来打发时间。他的学识和阅历在这14年里结出了硕果：他的传世之作包括《君主论》、《论战争艺术》、《论李维〈罗马史〉前十卷》、《佛罗伦萨史》，还有大量的戏剧作品（其中最为著名的是喜剧《曼莎珠华》）、诗歌、传记等。他一生孜孜以求的公职没有为他带来什么，反而是他排遣寂寞的“副业”为他奠定了不朽的声名。

    但是更为讽刺的是马基雅维利一生中最后一段小小的插曲。公元1527年，教皇军队被入侵的法国军队打得大败，连罗马城也被攻陷。受到这个消息的鼓舞，佛罗伦萨的人民推翻了美第奇家族，恢复了民主政府体制。马基雅维利听说以后，立刻准备动身前往佛罗伦萨，希望能够重任秘书一职——然而他的这个希望注定是要落空的。当时《君主论》已经以手抄本的形式在民间广为流传，使得他成为崇尚民主的人们的公敌：佛罗伦萨全民公决的结果以压倒性的多数禁止马基雅维利担任任何公职。幸运的是，这时候的马基雅维利已经身染重病，没有来得及听到这个坏消息就去世了。他带走了一个振兴佛罗伦萨乃至全意大利的梦想，只留下了几本在他被放逐期间写成的著作供后人凭吊。

    历来对于马基雅维利的评论大多集中在他的《君主论》上，但是对于《论李维〈罗马史〉前十卷》（以下简称《史论》）却很少提及——毕竟，《君主论》实在太有名了。

    《史论》，正如它的全名所显示的那样，是对于李维的《罗马史》前十卷所做的评论。正如《君主论》的初衷是为君之鉴一样，《史论》的目的是为国之鉴。它探讨了这样一个问题：一个健康而完善的国家，应该是什么样子的？当马基雅维利在论述罗马共和国内贵族与平民的矛盾，阐述公民大会为何要提出在元老院、执政官之外另设保民官的时候，他已经明确提出了权力分立制衡这个原则。从这个意义上说，今天的西方民主国家，都可以看作对马基雅维利的一个注脚。

    法国的让波丹是16世纪宣扬君主专制的又一代表。他的主要著作是《论国家》。在此书中，他提出了国家主权的思想，主张君主专制。这种理论，在当时也是反对法国国内反动贵族的封建割据和天主教会对世俗政权的干预，适应了法国资产阶级希望国家统一，以利于发展资本主义的要求的。但他同时又认为至高无上的王权不能侵犯公民财产，不得擅自征税，而应尊重和维护公民的私有财产。在社会历史观上，他也初步提出了地理环境和气候决定民族性格和职业的学说。这种观点虽是一种形而上学的外因论，但在当时也有反对宣扬神意决定一切的宗教神学观点的进步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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