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称呼，源于我的故乡，源于一群可爱的孩子。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我高中毕业回乡的第二年，上级教育部门要求村村办学前班，学前班像全日制学校那样上课，教师由队里自定。学前班老师可以脱产上课，这是多么令人向往的事情。农业劳动是非常劳累辛苦的，能脱产教书，谁不想呢？我们队历届高中毕业回乡的知青有二十几个，大多毕业在我之前，大家都在暗暗期待，希望好运降临。我想，准没有我的戏。自己知道没有希望，心倒觉得坦然。
我们生产队要挑选学前班老师了，大家揣揣不安，拭目以待。队委不敢决定，怕挑选不公，弓起争端。便召开社员大会，由大家投票选举，谁票数最多，就属谁，公平公正。选举结果，出乎意料，竟然是我，我异常惊讶。
怎么会选上我呢？是因为我比别人胆子大些？从小学到初中，我们都是在本大队中心校读的，社员们看着我们成长。我从三年级起，一直是学校文艺宣传队的队员，经常下到生产队演出，常担任报幕员。每次回到队里演出，多多少少都听到一些对我的赞扬声。是因为那次展览会上的解说？上初一那年，大队举办一次较大规模的忆苦思甜图片展览，我被挑选做解说员。在配词老师的悉心指导下，经过多次练习试讲，基本能根据内容把握住抑扬顿挫、轻重缓急、喜怒哀乐的语调、情感。开展那天，我们大队十几个生产队的社员和三间小学的师生全部集中到学校操场，有秩序地依次进人大队部的展览大厅参观，我认真投人地解说，说到悲惨场面的时候，有些中老年人抽泣起来，我受到感染，忍不住声泪倶下。展览结束，回到队里，大家都说我讲得不错。还是因为近一年来从喇叭里常听到公社、县广播站播出我的稿子？总之，不管是什么原因，选上了，这是父老乡亲对我的信任和厚爱，我一定要把孩子们教好，决不辜负大家的期望。
学前班的教室是新建的，坐落在生产队大晒场的东边，泥砖瓦屋，开学那天，叽叽喳喳来了二十几个高高矮矮的孩子，年龄大概三至六岁，有的还流着两条长长的鼻涕。我不是正式老师，还是个吃工分的社员，上课放学以生产队出工收工为准。我们村几乎是同姓的，我在兄弟姐妹中排行第七，按辈分，孩子们都叫我“七姑”。
初上讲台，我不知怎样上课，当时孩子们只有语文、算术两本书，我轮流着教，一会儿教读书，一会儿教写字，一会儿教算数。大多是照本宣科，教法死板，枯燥乏味。那时，不懂得什么叫启发式、诱导式、具体化、形象化。几天后，来读书的人渐渐少了。有一部分说，读书不好玩，不读了。如果孩子们都走光了，我就无颜面对“江东父老”。怎么办呢？我感到压力非常大，愁眉不展。队长见状，关心地说“遇到困难了吧，到学校去听听课，请教请教老师。”队长的话，让我眼前一亮。我跑去学校请教老师，得到了他们的热情指导，他们说，孩子们的注意力容易分散，不能天天只教语文算术，还要教他们唱唱歌跳跳舞画画图画。他们领我去听了好几节课，回来时送给我几本音乐书和图画书。
回来上课，心不那么虚了。当教室里歌声响起的时候，那些在家玩耍的孩子被吸引来了，教学人数渐渐稳定了下来。我还常常教他们跳舞，唱样板戏选段，排练自编的小话剧。他们学习的兴趣越来越浓，一天比一天起得早。有时天刚蒙蒙亮，离生产队出早工的时间还差一大截，他们就到晒场，对着我家大声喊“七姑—来上课喂”，稚嫩清脆的叫声，在村子的上空回荡，打破了黎明的寂静。村里人觉得奇怪，这些孩子为什么这么喜欢读书了？我想，也许喜欢唱歌跳舞是孩子们的天性吧。
一日，队长对我说“上级要求生产队办政治夜校，每周学习一次，你兼做政治辅导员吧。”我教小孩子还可以敷衍一下，教大人，哪有能力胜任呀。我一再推辞。队长说“不要怕，你读读报、教教唱歌就行了。”推托不掉，只能硬着头皮按队长说的去做。
政治学习时，我读了报纸，就教唱歌。那时农村没有什么娱乐活动，教唱歌时，大家都很认真唱，特别是青壮年，唱得很起劲。在寂静的夜晚，歌声在晚风中传得很远。我们的村子离大队部、中心小学较近，也许是大队和学校领导感觉到我们村子透出的一些文化气息。那年国庆节前两个月，我们队接到了大队的通知，说决定在国庆节由大队三间小学的文艺宣传队到我们队与我们举行国庆联欢晚会。我们欣喜若狂，大人小孩紧锣密鼓，积极排练。
国庆节的那天，孩子们早早吃过晚饭，就拥来我家化妆，他们的小脸蛋第一次涂上胭脂口红，扑上香粉，觉得很新奇。化好妆，一个个显得更加天真可爱，他们乐不可支，兴高采烈跑回家让父母先瞧。
到了晚上，附近几个村庄来看演出的人四面八方向我们队的晒场会聚。舞台前面密密麻麻坐满了人，热闹非凡。演出开始了，一个个节目闪亮登场，掌声阵阵。
这次演出之后，孩子们尝到了表演的乐趣，学习的兴趣更大，他们的父母也很满意，说孩子到学前班学到了很多东西。见到我，都一起降低辈分，跟孩子们一样亲亲热热叫我“七姑”。早晨，孩子们喊我上课的声音更甜更亮。听到他们的叫声，不管多早，我即刻奔去，从不敢怠慢。
三年后，恢复高考，我填报的所有志愿都是师范院校。
上大学离开家乡的时候，我教的那群孩子哭了。队长说：“你到大学好好学习，将来更好地工作。说不定，将来还教到他们呢。”
大学毕业后，我回到我们公社的一间初级中学任教，我在故乡教过的那群孩子，渐渐长大了，陆陆续续考了进来。他们见到我，仍然亲热地叫“七姑”，叫的人多了，次数多了，听熟耳了，渐渐的连同事连校长连我班的学生在非正式的场合也跟着叫我“七姑”。眼前的这个班当年叫得最欢，因为班里有几个是我当年教过的学前班的学生。他们说“上课叫老师，下课叫七姑，老师加亲人，多有意思呀。”确实，这个班师生关系特别融洽，学习气氛特别好。
每当听到学生叫我“七姑”，乡情、亲情、师生情便涌满心间，唤起了我对生我育我的故土的无限思念，想起父老乡亲、师长对我的培养、关爱和期望，我浑身充满力量，激情燃烧，更加努力地去工作，去报效祖国。
我爱这个称呼。
2009年9月
红雨伞
春雨轻盈，润物无声，“草色遥看近却无”，都在不知不觉中。
画面：天空，暴雨如注，寂静的教室旁，呆立着一个衣衫破旧邋遢的丑男孩，一位年轻漂亮的女教师，打着一把红雨伞，微笑着朝他走来。标题难忘那一刻。
这是一张手工绘制的贺年卡，是我在今年元旦期间收到的贺年卡中最特别的一张。看落款，是一个陌生的名字。
他是谁呢？我没有教过小学，没有那么小的学生呀，也许弄错了吧。
我倒是有过一把红雨伞，在我结婚的时候，母亲送的。按家乡的风俗，姑娘出嫁迈出家门那一刻，一定得撑着红雨伞，以示一生红红火火，好运相伴。
我非常喜爱这把红雨伞，婚后，每逢下雨，我便撑着它，直到破旧得不能再用。
这把红雨伞，在雨天，我曾给过许多学生，有认识的，有不认识的，有本班的，也有别班的，我记不清。有时在路上，看到被雨困着回不了家的学生，我便毫不犹豫地递过去，从不留意对方是谁。
学生归还，都是拿到办公室里来，我不在，就放到我的办公桌上。唯独有一次，午睡起床钟响过不久，我听到轻轻的叩门声，便应着去开门，看到门口放着一个大南瓜，上面搁着我的那把红雨伞。我走出去，四下里寻找，还伞的学生已跑得无影无踪。呵，想起来了，是他，他就是画上的那个小男孩。
二十几年前，我在一间乡镇中学教书，我们学校与乡中心小学相邻，这两间学校，大多是农村学生。当时两间学校都没有围墙，两校的教工宿舍相距很近。一天，放午学时，大雨滂沱，我打着红雨伞回家，路过中心小学，看到四年级的教室旁边，孤零零地站着个小男孩，无助地望着漫天风雨。我不由自主地朝他走去，把伞递给他。转身抱着头，冒雨跑回家。
想不到这男孩那么重感情，还挺精灵的。后来，我想找他，给他点钱。但因不知道他的名字，相貌也不大认得准，只好作罢。
借把雨伞，平常得很，何以使他经久不忘？他现在怎么样了呢？蓦然，才想起看他的来信。这张贺年卡是随信一起寄来的。
他在信中说，小时候贪玩，好动，上课不安分，耳听不进书，学习成绩差，加上不讲卫生，常弄得满脸尘土，灰不溜秋，同学瞧不起，老师常批评，回家常挨骂，看到的多是讨厌的目光。生于农村，那时家里穷得叮当响，没有雨伞、雨衣之类的东西。只有父亲用竹蔑编织的粗糙大笠帽，我不敢戴来学校，怕同学笑。那天，打着您放到我手里崭新的红雨伞，别提有多高兴，就像顶着一轮红太阳，浑身暖洋洋的。从此，我下决心考上中学，做您的学生。但当我跨进中学时，听说您调走了，我难过了许久。我虽然无缘做您的学生，但您在我的心中埋下了理想的种子。您也许已记不起我是谁，但我永远忘不了您那把红雨伞，常感到头上霞光普照，浑身充满活力。
读着他的来信，感情的潮水在心间涌动。
现在他已获硕士研究生学位，在西安某研究所工作。当年的小男孩已长大成才了。我由衷地为他高兴。
想不到，一件微乎其微不值一提的小事，对他的成长会产生那么大的影响。
我惊感，在学生的面前，老师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一颦一笑，有时不经意的一个细节，都会在学生的心灵里留下痕迹，一枝一叶总关情。春雨轻盈，润物无声，“草色遥看近却无”，都在不知不觉中。
那把红雨伞，早已不在了。但我愿把满腔炽热的爱，化成朵朵红雨伞，为孩子们遮风挡雨。
2009年2月
山菊花
我陶醉在这嘹亮的歌声里，心里感到无比的快慰。忽然觉得，她就是一朵在阳光下绽放的美丽的山菊花。
开学不久，我们班来了一位新同学，名叫盘山菊，她来自十万大山中的一间初级中学，刚考上高中，随亲戚来到防城，转学到我们学校。她是一位瑶族姑娘，穿着土布衣服，纯朴、憨厚。初来乍到，环境陌生，她低着头，腼腆，胆怯，沉默寡言。
她来的第二天，早操检查人数，发现少了她，我担心出了什么事，急忙跑进教室，看到她一个人孤零零地坐着发呆，她看见我，脸上红云陡起，不好意思低下了头。我走近轻声询问是不是身体不舒服？”她摇摇头。“那为什么呢？”“我不会做。”她细声回答。“你们原来的学校做操吗？”“我们做的不是这套。”啊，原来是这样。我安慰她，不要紧，我找同学教你，慢慢会做的。
当天放午学后，我找来了和山菊同寝室的几位女同学，对她们说明了情况，要求她们轮流利用课余时间在适当的场地教山菊做早操，争取一周内教会。
一周后，在出操的行列里，我欣喜地看到了她的身影。
一日傍晚，山菊的同桌气喘吁吁跑来办公室向我报告，说下午最后一节课，信息技术测验卷发下来，看了试卷，山菊脸色苍白，伏桌不起。放学回到宿舍，一头扑到床上，哭得很伤心，饭也不吃。
知道了这一情况，我到饭堂打了一份饭，来到山菊的宿舍，围在山菊床边的同学看到我来了，主动让开了一些，我叫她们先去吃饭。我坐到山菊的身旁，拍拍她的肩膀，关切地问“怎么啦？告诉老师好吗？”她抽泣着把手里捏着的试卷递给我，我展开看，心里一震，一个很低的分数。我无限同情地问“以前学过电脑吗？”她哽咽着说“我们学校穷，从来没有看到过电脑。”听了她的话，我心里很难过。我们这里从小学就开设有信息技术课，想不到山区教育还是那么落后。我极力宽慰她，“同学们已经会跑了，你才刚刚学迈步，会有一定的距离，困难是有的。但请你相信老师，相信同学，相信自己，共同努力，成绩一定会赶上去。人是铁，饭是钢，身体是工作学习的本钱，现在我们先吃饭好吗？”她点了点头，激动地说“谢谢老师！”
当晚，我召开了班委会。告诉他们，山菊家居十万大山上，祖祖辈辈过着刀耕火种的游耕生活，她来到这里学习，是很不容易的，希望大家在各方面多些帮助她。现在她面临着最大的困难是刚接触的信息技术课，你们讨论一下该如何去帮助她？大家出谋献策，最后达成共识，做出计划。
有位同学拿来了自己的手提电脑借给她用，课余同学们轮流教她，从最基础的开机、关机、打字、上网、发邮件等帮她补课。课堂上，老师也经常关注她、辅导她。在老师、同学们的热心帮助下，她的信息技术课成绩渐渐提高了，跟上了教学的步伐。其他学科成绩也长足进步。
期中考试后，学校举行了一次校运会。我采取自由报名的形式产生选手。想不到山菊报名参加短跑和长跑两个项目的竞赛，这个平时不苟言笑、拘谨沉静的姑娘，居然勇敢地站出来了，这是一个了不起的进步。但她报名之后，又闷闷不乐，这是什么原因呢？后来了解到，她为没有运动服而发愁。我买了一套运动服和一双球鞋，送给她的时候说这是我女儿过去穿的，现在她长高了，不合穿，留着也是浪费，你试试是否合穿？”她穿上非常满意，连声道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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