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一列列车上，手中捧着鲁思·本尼迪克特著的《菊与刀》，从昨晚开始我就看这本书了，一直看到深夜，以致早上起来时，头很疼，混沌沌的。妈妈说，回家时就拿几件洗换的衣服，其它都不要了，家里都有，不缺。我往背囊里塞了几件衣服就起程。走时还回头望了望宿舍，那张我睡了四年的板床上，堆满了衣服。好多天没洗衣服了，相信现在那堆衣服一定发酵着酸臭，不过，这并不重要，反正这些衣服都不准备带回去的，洗它们干嘛呢？我迷迷糊糊地到了火车站，又迷迷糊糊地买了票上车。我仰下来翻开书，看了不到十分钟，就睡着了。

    下午醒来，掏钱买饭盒吃时，我才发现忘记带手机了。我赶紧放下饭盒，站起来，摸遍全身，牛仔裤袋里，除了刚才服务员找回来的85元，再无它物。我才恍惚地记起，昨晚脱衣睡觉时，忘了将手机掏出来，而那条装着手机的裤子，正在宿舍的板床上发酵着酸臭。反正妈妈会来车站接我的，我盘膝坐下来吃饭。这饭异常香，我吃得痛快，但我却没想到，这竟是我接下来那么多天的唯一一餐白米饭。

    有个女乘务员拿着喇叭走进来喊：‘合肥到了，合肥到了。’我一愣，继而清醒过来，我跳起来，扑到乘务员前面，乘务员给吓了一跳，瞪着眼睛问我：‘干嘛？’是呀？干嘛呢？我学政法的，学我这个专业的女孩子不多，我平日又不爱说话，就更不晓得和女生打交道了。我倒吸了口气，嗫嚅着问：‘怎么去合肥？’乘务员气鼓鼓地说：‘就是去合肥的。’然后递给我一张卧铺的车票，恶着声音说：‘你买的就是去合肥的车票，下车。’我不敢说话，缩了脖子，背上背囊走下了火车。

    那年父母送我上学，南昌站的人流很挤，父亲拽着我的左手，拉了行李箱，母亲捏着我的右手，笑出一脸鱼尾纹。天之骄子的感觉真好！可我现在却像尾没有方向的鱼，顺着挤拥的人流飘出了车站。站在偌大的车站前，我懵住了，我该往哪里去？何去何从？我走到电话亭，想给妈妈打个电话，让她到合肥来接我。可是，当我拿起电话时，更懵了，家里电话存在手机了，平日妈妈都只让我将思维和记忆用在课本的纲要上，她并没要求我记住家里的电话。我的脑袋里装的是‘中国法制史’、‘行政法和行政诉讼法’，这些‘史’和‘法’一下子变成了糨糊，糊住了我的脑袋。我放下电话离开，亭里的男人恶狠狠地吼：‘小子，五元。’我抖了一下，从裤袋里摸出五元，递给他，委屈得想哭。

    我想，我得找份工作，攒够回家的钱。之前妈妈曾说，爸爸已经替我联系了几个单位，就差我回去见一见面。妈妈跟我说这话时，我仿佛看到不远的前方，开满了鲜花。在异地应聘可不是件有趣的事情，当招聘单位拿着我的简历，疑惑地问我，XX大学的？没错吧？我们只需要一个文员。我窘得直冒冷汗。招聘的人又问我，你都懂些什么？当老板在开会的时候，有个重要人物来找老板，你会怎么做？我给问懵了，我懂些什么？我懂‘中国法制史’、‘行政法和行政诉讼法’，不过我跟他们说这些，无疑是说天书，他们不懂，我也懒得卖弄。重要人物来找老板该怎么做？嗨！怎么做呢？直接带他到会议室见老板？还是让他回去，迟点再来？鬼才知道怎么做呢？妈妈又没告诉我，我修的课程里也没这一课。

    我拖着软沓沓的身体走在大街上，已是深夜，已饿一天了。我蹲在天桥下看来来往往的车子。在家里，爸爸常开车载我和妈妈走访亲友，他介绍我给他的朋友们认识，自豪地告诉他们，这是我的儿子，年年考试，都拿第一。大人们都竖了手指赞我聪明，是个好孩子。为了让我能专心致志地学习，妈妈专门请了保姆做家务，她全心全意地和家教老师一起辅导我的学习。我从未缺过钱花，更没捱过饿，我的父母已将我的一生安排得妥妥帖帖了，我只需要读好书，考第一，就成了。其它？接待老板的客人？那些都不该我懂的。

    我站起来，在宽茫茫的大街上漫无目的地游走。一个黑夜过去了，又一个白天要过去了。我开始嗅到了身上有股难闻的味道，而且还痒。可我却没劲抓。我只觉得饿，胃抽着痛，空空的，虚虚的，走在路上，似踩在棉花上，腾云驾雾般。天气真热，怕四十多度吧，喉咙干渴得冒烟，我难受得干呕。这时，一餐厅的玻璃门被推开了，一个五层的巨大的鲜艳的蛋糕推了出来，那扑鼻的奶油香味，勾引着我，我觉得喉咙有许多虫子在蠕动。妈妈说过，好孩子是不能吃别人的东西的。可我还是一步步靠近，记得初中时，生物课上，老师给我们讲‘本能’这两个字，凡动物，皆有本能。这不过是我在饥饿驱使下的本能反应我。蛋糕的香味越来越浓越来越厚了，我忍不住一头扎进蛋糕里……

    当啷一声，拘留所的大门被人打开了，王小二吓得双手一抖，那本已折腾得残旧不堪的《菊与刀》合着一个日记本，唰地掉了下来，他惊恐地回头，门外扫进一片炽白的阳光，耀得他的双眼纷扬，像许多的花瓣在空中飞舞。有人大声喊：“王小二，你妈来接你回家了！”王小二激动得浑身颤抖，他双手努力地撑起上半身，想爬起来，但双脚却绵软无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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