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早年的生活和创作
1865年6月13日，威廉·巴特勒·叶芝出生于爱尔兰都柏林附近，父亲是一位由律师变成的肖像画家，母亲来自爱尔兰西北沿海斯莱戈郡一个经营磨坊业和船运业的富裕家庭。
叶芝出生后不久，便随父母迁至斯莱戈居住。起初，他和其他孩子在家接受父母的早期教育。母亲经常给孩子们讲斯莱戈一带流传的爱尔兰民间传说；父亲则随意地教给孩子们一些地理和化学知识，还带着叶芝在斯莱戈附近的乡村游荡，探索自然历史知识。斯莱戈风景荒凉优美，或许，母亲讲述的带有华丽幻想色彩的神话传说，更增添了这片地域的神奇魅力。叶芝视此地为童年的故乡，日后从这里汲取了大量创作素材。
值得一提的是，叶芝一家极具艺术天分，后来，不仅叶芝成为著名诗人，他的弟弟和两个姐妹也都在绘画和工艺美术上大有成就。
不久，叶芝一家迁往伦敦，以成全画家父亲的事业。1877年1月26日开始，叶芝就读于格得芬小学，在那呆了四年，成绩一般。一份成绩单上的评语如下：“表现平平。拉丁语成绩较为突出。拼写极差。”
1880年，因为经济原因，叶芝一家搬回都柏林，叶芝转入附近中学就读。其间，他经常去父亲坐落在附近的画室，见到不少都柏林的艺术家和作家。1884年到1886年，叶芝在都市艺术学校(现在的爱尔兰国立艺术和设计学院)学习。
1884年左右，叶芝开始写作诗歌。据叶芝自述，他涉足诗歌的初衷，并不像一般人所想的那样，是因为什么多愁善感的诗人情绪，而是颇富功利色彩：为了找回自信。他在校成绩平平，深感自卑，“别人知道的事情我却一无所知”。幸而他发现自己有写作天分，并借此赢得他仰慕的品学兼优的同学的钦佩和友谊。他的处女作之一《雕像岛》很快发表于《都柏林大学评论》。诗歌从此在他的生命中扮演重要角色。回忆少年时代，叶芝说，他对诗歌的热爱是“不可动摇”的：“……我相信……如果一种强大、仁慈的精神塑造了这个世界的命运，那么我们通过概括了这个世界的心灵之所欲的词句，便能更好地理解这种命运。”
1889年，《奥辛的漫游及其他诗作》出版。《奥辛的漫游》以爱尔兰神话为素材，写作时间长达两年，这成为诗人风格成熟以后，少数几首他不曾否认的早期作品之一。接下来几年，《诗集》(1895)，《秘密的玫瑰》(1897)，《苇间风》(1899)陆续出版。他早年的写作风格受雪莱、斯宾塞和前拉斐尔派艺术运动的影响，之后又受到威廉·布莱克的启发。此外，他和萧伯纳、王尔德以及其他一些爱尔兰作家也有交流。总体而言，这些早期作品充满浪漫主义、神秘主义气息，探讨爱情和各种充满神秘感的主题。
二、爱尔兰文学复兴运动
叶芝从早年始，就致力于复兴爱尔兰文学。受爱尔兰民族主义者奥里亚尼及其他爱尔兰民族作家的影响，他意识到爱尔兰民族文化的重要性，并渐渐相信，通过重振爱尔兰文学传统，能够唤起民族身份意识。为此，他的诗歌开始取材于爱尔兰民间传说，《奥辛的漫游》就是这种努力的早期成果。其后出版的《凯尔特的薄暮》(1893)之类作品，更反映出诗人大力搜集民间传说、延续民族文化传统的热情。
1896年，叶芝结识奥古斯塔·格雷戈里夫人，后者赞赏叶芝对爱尔兰民族文化的热爱，劝说他继续创作戏剧。叶芝、格雷戈里夫人和其他一些爱尔兰剧作家一起，发起爱尔兰文学复兴运动。这一运动由许多以爱尔兰文化为创作题材的作家担任中坚力量，后来成为爱尔兰第一任总统的道格拉斯·海德等翻译家也表示了大力支持。
爱尔兰文学复兴运动的成就之一，是爱尔兰文学剧院的成立。1899年，叶芝、格雷戈里夫人等人成立这所剧院，上演盖尔语和爱尔兰戏剧。叶芝亲自起草宣言：“我们希望为戏剧在爱尔兰找到未受玷污、仍具想象力的观众，他们能够被训练来全副身心地倾听……以及那种在英国剧院中毫无影踪的实验自由，倘若没有这种自由，任何艺术或者文学的新运动都不可能成功。”这个剧院运营了两年左右，不是很成功。不过，爱尔兰民族戏剧社团在这个基础上成立。1904年，社团在都柏林成立著名的阿比剧院，以叶芝的《胡里汉的凯瑟琳》为开幕大戏。叶芝后来一直担任该剧院的董事会成员和剧作家。
1902年，叶芝帮助成立顿·艾默出版社，专门出版促进爱尔兰文学复兴的作品。1904年，出版社更名为卡拉出版社，由叶芝的两个姐妹负责管理，目的是“寻找创造着美的事物的爱尔兰人的双手”。在1946年关闭之前，该出版社出版了70多种书籍，其中48种是叶芝本人的作品。
叶芝对爱尔兰民族文化的贡献有目共睹，在他这样的文人和大批爱尔兰民族主义者的努力下，爱尔兰不仅在民族文化意义上获取了明确的身份归属感，在政治地位上也取得独立。1921年，英国政府和爱尔兰签约，允许成立爱尔兰自由邦。1923年，叶芝作为杰出的爱尔兰诗人，获诺贝尔文学奖。诗人深知爱尔兰刚获独立，自己就被冠以这一荣誉的象征意义。他对各处涌来的贺信，都用上了这样的答谢辞：“我觉得，接受这一荣誉的，与其说是作为个人的我，毋宁说是作为爱尔兰文学的一个代表的我，它是欧洲对自由邦表示欢迎的一种方式。”受奖致辞上，他再度强调爱尔兰文学的价值及自己对其精髓的领悟：“当我们想到这些［爱尔兰］戏剧，我们便能想起一切浪漫的、诗意的事物，因为我们所呼唤的民族主义——也是历代爱尔兰人在失望的时刻所呼唤的民族主义——正是充满浪漫、富于诗意的。”
三、爱情和婚姻
上文说到，叶芝发表的第一首诗是《雕像岛》。尽管叶芝本人后来对这首模仿英国诗人埃德蒙·斯宾塞的幻想诗不以为然，但它对叶芝可谓意义特殊。1886年，身材高挑、青春美貌的21岁女演员、爱尔兰民族主义者毛德·冈小姐，因为对《雕像岛》的喜爱而主动与叶芝交往，从此充任叶芝的梦中情人和缪斯长达十余年。在他们相识的数十年中，叶芝曾向冈小姐求婚四次，均遭拒绝，原因据说是两人对于民族独立运动的见解不同。叶芝偏向温和路线，通过形而上的文学复兴来召唤、聚集民族精神；冈小姐却是不折不扣的行动派，她选择的丈夫是爱尔兰民族主义者约翰·麦克布莱德，后者致力于革命运动，1916年复活节大起义后被英国政府处死。
好事者考证，尽管冈小姐始终没有嫁给叶芝，但是他们于1908年在巴黎有过一夜相聚。叶芝的一个情人将此描述为“多年钟情，一朝得偿”，不过叶芝本人事后只是平静地评论道，“性爱的悲剧在于灵魂是永恒的处子。”冈小姐对此的态度，则是写信给叶芝，建议他们从对彼此的爱情中，把“尘世之欲”清除掉，并赞赏禁欲对艺术家而言的种种好处。他们并没有因为这一次相聚而发展出超越友谊的新一层关系。
1916年，51岁的叶芝大概下定决心建立家庭。他最后一次向冈小姐求婚，这一年，昔日年轻美艳的冈，已经失去丈夫、沉迷于麻醉品，年过半百、风华不复，但她犟劲依旧，再度拒绝叶芝的求婚。不过，叶芝想结婚的念头不改，转而向冈时年21岁的女儿求婚，又遭拒。叶芝百折不挠，当年9月，又向在神秘论爱好者圈子中认识的24岁的格奥尔吉·海德—里斯小姐求婚，这回他成功了。一个月后，他们举行婚礼。两人因为年龄差距，普遍不被朋友和家人看好，但是事实证明他们过得还不错，相守23年，一直到叶芝辞世。他们先后养育了一子一女。面对叶芝众所周知的情史，格奥尔吉表现出大度，她给丈夫的信中写道，“等你离世，人们将会津津乐道你的爱情轶闻，但我不会多嘴，因为我将会记得，你是一个多么骄傲的人。”她和叶芝一样，对神秘主义、唯灵论有特殊爱好，两人曾兴致勃勃地尝试“无意识写作”。
四、政治
除了致力于诗歌和戏剧，叶芝对政治也有参与。1922年，他入选第一届爱尔兰参议院，1925年再度入选。在任期间，他关注过离婚问题，认为这是天主教和新教之间的一次交锋。他本人支持离婚，并发表一系列精彩演说表明立场，被誉为达到他本人“公共生涯的顶峰之一”。1924年，他担任币制委员会主席，负责为爱尔兰自由邦挑选首套货币的设计方案。在他的努力下，爱尔兰自由邦拥有了一套“雅致、淳朴”的货币。
1928年，由于健康原因，叶芝从参议院告退回家。
此外，叶芝一度对墨索里尼表示过钦佩，还为爱尔兰的法西斯团体蓝衫军写过三首进行曲，幸好未被采用。晚年的叶芝在大是大非问题上渐渐清醒，1937年，聂努达邀请叶芝访问马德里，叶芝在复信中明白指出自己反对法西斯，支持共和国。在生命最后几年，他与纳粹主义和法西斯主义都刻意疏远。
五、创作风格
叶芝的创作风格，早年偏向浪漫、唯美，代表作品有《凯尔特的薄暮》(1893)、《诗集》(1895)、《秘密的玫瑰》(1897)、《苇间风》(1899)等。中后期的叶芝受庞德等现代主义者的影响，逐渐偏向现代主义。叶芝和庞德曾有颇长的一段私交，后来由于庞德擅自修改、发表叶芝的作品，两人关系不复从前，不过庞德对叶芝的影响还是不言而喻的。就具体作品而言，叶芝风格上的这种变化，主要体现在从早期的传统诗歌语言向中后期的作品，如《七重林》、《责任》和《绿盔》中更为朴素的语言和对主题更加直接的切入方式的转变上，不过，这种转变也导致了他后期作品的晦涩难解。
在思想境界上，叶芝早年偏向浪漫、唯美，美化、歌颂爱尔兰下层平民的生活而忽视其生活困苦的现实。随着阅历渐深，在几次爱尔兰中下层平民发起的起义运动的冲击下，叶芝心态逐渐成熟，对现实的理解更加深刻，也意识到人民因苦难、困顿的生活而滋生的巨大力量，以及这种力量的独特之美。他的诗作《1913年9月》中的迭句很明确地反映出向现实主义的转变：
浪漫的爱尔兰已经死去、消失
和奥里亚尼（约翰·奥里亚尼(1830—1907)，爱尔兰民族主义者，芬尼亚运动领袖，对叶芝早期的创作影响巨大。诗人在这里，用他的名字来象征一种已然失落的、纯洁的爱尔兰民族主义精神。）一同长眠墓中
在创作题材上，叶芝早年的诗作多取材神话、传说和富于奇趣的魔幻想象，充满唯美、神秘色彩。中后期，他的创作题材不断扩大，涉及社会现实，写出了《1913年9月》、《1916年复活节》等反映政治风潮的诗歌。晚年的叶芝把目光更多地转向个人生活，撰写了一些给家人和儿女的诗，比如分别为爱女和幼子写的《为女儿的祈祷》(1919)和《给儿子的祈祷》(1921)，这些诗歌充满亲情，洋溢着真切感人的生活气息。
不过，自始至终，叶芝对神秘主义、唯灵论的热情从来不曾冷却，也从来没有放弃爱尔兰民族文化这个巨大的素材库；这两个特点贯穿于叶芝漫长的创作生涯中，成为叶芝独特的个人标识。
叶芝一生孜孜不倦地写作，几乎从青少年时代一直写到生命的最后一刻，而且越写越出彩，被公认为少数几个在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后，创作出更成熟、更出色的作品的作家之一。他的代表作《塔楼》、《旋梯》、《驶向拜占庭》、《本布尔宾山下》都是晚年之作。可以说，这位杰出的诗人，在文学创作上，相当充分地利用了自己的一生，没有浪费宝贵的才华。世界应当为此感到欣慰。
六、《凯尔特的薄暮》：浪漫唯美的神秘主义和爱尔兰民族文化
《凯尔特的薄暮》是搜集自斯莱戈和戈尔韦的神话、传说合集。19世纪八九十年代，叶芝在童年生活过的爱尔兰西北沿海村庄采风，和当地的各色人物(主要是农人们)交友聊天，收集各种传说和故事。诗人对这些谈话笔记稍加整理，加上自己的一些思考和感悟，于1893年结集出版了这部《凯尔特的薄暮》。
这是一部反映了作者早期的典型创作特征的作品。它的内容包罗万象：鬼怪、仙人、幽默故事和乡间传说层出不穷；它的文体更可谓杂而不乱：时而是一段关于生命和死亡的严肃探讨，时而是一段农人放肆地讲出的荒诞不经的故事，之间还穿插叶芝的诗歌片段。全书笔法自由轻松至极，行文充满想象力，张扬一种神秘浪漫的美感以及对淳朴思想的热爱。
在这些笔记中，最引人注目的莫过于那些充满神秘主义气氛的段落。神秘主义是叶芝创作的一大特色。受伊曼纽尔·斯威登伯格的著作和印度教、占星术等的影响，叶芝终生都对玄妙魔幻的神秘世界充满好奇和热情。1885年，他创立“都柏林秘术兄弟会”，自任领袖。1890年，他又加入研究秘术的组织“金色黎明”，参加其活动一直到1921年。在他的作品中，凝聚了他对神秘主义的特殊热情。1892年，他曾自我总结，“神秘生活乃是我所做、所想和所写的一切东西的核心。”随着年龄增长，叶芝对神秘主义越发投入，写成了自视为得意之作的《幻视》(1925)一书，阐述对于神秘主义的心得，力图归整出一个包含神秘论、唯灵论、占星术等等的玄妙哲学体系，几近走火入魔。W．H．奥登曾愤然指责叶芝的后期创作无异于“一个被魔术和印度等等胡言乱语所迷惑的成人的可悲展示”。
熟悉叶芝的这个思想背景之后，我们阅读这本诗人早年写就的《凯尔特的薄暮》，或许就不会因为那些不可思议的神秘场景感到吃惊了。一个知识分子，谈话时会突然停下话头，相信自己身边出现一个仙女般的幻象(《一个幻视者》)；诗人和两个灵媒，在海滩上居然召唤出仙人的女王，还煞有介事地进行一番人神交流(《女王，仙人的女王，来吧》)；好端端的农人会被仙人掳掠而去，失踪七年，回来后脚趾全失，因为和仙人在一起夜夜笙歌，跳舞把脚趾都跳掉了(《达姆克利夫和罗西丝》)。叶芝在这本书里还反复强调，死亡不过是另一个世界的开始，那里有着和人间对应的种种事物，只不过没有了人间的不幸和痛苦(《王后和愚人》)；而“仙人”是跨越生死之界的特殊存在，它们时而精灵古怪，时而又威胁着此间世界的活人；它们享有不知疲倦的欢乐，但是没有灵魂，在末日注定会消亡(《不知疲倦者》)。
从叶芝对这些奇幻观念所做的笔记来看，他对这些想法来者不拒，深信不疑，并饱含诗人的激情和敏锐，发掘出它们蕴涵的美感。不过，叶芝在这些笔记中，之所以不遗余力地渲染神秘的气氛、推崇对仙人的信仰，除了他本人对神秘主义的特殊兴趣这个原因之外，或许与他对爱尔兰民族文化的理解和复兴这种文化的热情也不无关系。
放在大背景中看，我们可以说《凯尔特的薄暮》是叶芝投身爱尔兰文学复兴运动的表现之一。叶芝相信，通过强调本民族的传统文化，能够唤起民族身份感，帮助爱尔兰人确立自己的民族意识。按照他在《凯尔特的薄暮》里的阐释，凯尔特文化以漫溢着浪漫气质的想象和“幻视”为其精髓，如果抛弃了“想象”的传统，爱尔兰民族就将失去活力。淳朴农人们对“仙人”力量的深信不疑，对鬼怪世界开的幽默玩笑，时不时亲身感受的“幻视”经历，无不令诗人激动不已，他相信农夫们的这些信仰和做法，正是他所热爱的爱尔兰传统民族文化的表现，并以一种朴素的智慧反映出了这种文化的魅力。
因此，诗人在这本文笔精妙的笔记中，之所以大力颂扬爱尔兰农夫独特的想象力、对各种鬼怪的宽容和对生命略带忧伤的感叹，并乐此不疲地描述自己和友人身体力行地实践“想象”和“幻视”的种种做法和感受，除了出自对这些态度和做法的信仰之外，也是在借此呼唤爱尔兰人对本民族传统的重视。事实证明，叶芝的这些努力卓有成效。在《凯尔特的薄暮》出版几年之后，他所领导的爱尔兰文学复兴运动以爱尔兰文学剧院和阿比剧院的成立达到高潮，并最终帮助促成了1921年爱尔兰自由邦的建立。叶芝对爱尔兰传统文化的这种热爱，绵延于他一生的创作中，成为叶芝独特的魅力之源。
因此，如果要给《凯尔特的薄暮》下一个评语，我们可以说，这本散文集忠实地反映了28岁的叶芝的民族主义思想和神秘主义信仰，揭示了他的审美情趣和人生观。它记载了诗人思想发展过程中不可缺失的一环，承载了浓厚的叶芝特色，是我们可以借以理解叶芝的一部重要作品。
七、诗人之死
1939年1月28日，74岁的叶芝在法国病逝。他在给妻子的遗嘱中提出，自己死后，尽快就地埋葬，一年之后，等“报纸忘了我”，再悄悄把尸骨迁到斯莱戈。1948年9月，遵照叶芝在长诗《本布尔宾山下》中的描述，诗人的遗体终于安葬在斯莱戈郡的达姆克利夫。这是一片风景优美的地域，山顶云雾缭绕，平原一片苍翠，海浪拍击悬崖沙滩。叶芝的母亲出生在这里，这儿也是叶芝童年的故乡。这片充满瑰丽浪漫色彩的奇幻之地，曾经在很大程度上点燃了他的灵感和创作激情。叶芝有言：斯莱戈是“真正对我的生活影响最大的地方”。
低调地安息于此的叶芝，是否真像他在《凯尔特的薄暮》中相信的那样，经由死亡，进入了一个奇妙、美艳的彼岸世界？或者说，他是否真的通过美这个唯一的出口，终于挣脱我们一生下来便困于其中的大网了呢？答案无从知晓，因为叶芝本人，在《本布尔宾山下》中为自己写出著名的墓碑碑文时，对于他孜孜不倦地探索了一辈子的生死之谜，并不曾泄露天机分毫；他只是用几句返璞归真的诗，吩咐我们这些尚且留在世上的人：
冷眼一瞥
生与死
骑者，且赶路！
叶芝一生与美相伴。他文字奇丽，思想神秘深邃，个人生活充斥着各种富有情趣的轶闻；他的民族和国家更是经历了翻天覆地的运动和变迁。无论从他个人的小角度，还是从他的时代背景的大角度入手，抑或从个人和民族的命运如何交织、互动着笔，都有很多有趣的内容可写，绝非以上寥寥几千字所能包容；拙文的目的，仅在于充当读者的备用资料，提供一些关于诗人生平、思想、作品和时代的最最粗劣的介绍。篇幅所限，匆匆搁笔。如能借本书唤起诸君对W．B．叶芝的一点点兴趣，则译者幸甚。
殷杲
2007年6月
于南京
《薄暮》中文译本初版发行两月余，库存即已告罄，坊间甚至出现“一书难求”的情形，而相应的评价文字乃至求购信息更是不时见诸传媒。毫无疑问，这都是叶芝的人文魅力使然。值此开机增印之际，又欣闻《薄暮》当选《中华读书报》评出的“2007年度百佳图书”，相信众多喜爱叶芝的读者，想必会与译者同样感到欣慰。
殷杲
2007年圣诞平安夜于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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