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条标语设立之初，是因上世纪80年代，广州作为改革开放的前沿，是港澳台居民和海外侨胞最早进入中国大陆的城市，广州需以门户的面貌接待世界。但随着90年代广东工商业的急速发展，“东西南北中，发财到广东”，这个火车站开始成为全国民工踏上“归途列车”的地点。每年春节前夕，这里都要运送数十万的中国人，让他们回家团圆、得享平安。
随着广州东站、广州南站的建设和使用，广州站的人群被分流，日益变成民工返乡的代名词。
这里蒸腾着南中国的梦。黑梦。
春运2008
在白云路的取票点拿到回家的火车票时，春运已经告急。湖南的雪灾压断了铁路的电缆，广州火车站前的广场上，人流开始滞留不退。跟每一个归家心切的人一样，胡锋也觉得，过几天铁路一通，春运就会像往年那样运转，虽然挤，但回家总是可以的。况且，他的票已经拿在手里了。
慢慢情况开始有变。在报社电梯里遇见跑春运的同事，胡锋才知道，报社为了跑春运已经增加记者人手。“路一直不通，广场上人越来越多，堵着动不了，进去了就出不来！”小陈是跑铁路线的记者，每年春运就是他的“爆炸期”，而今年似乎特别难熬。胡锋没跟他说，自己的火车票买的是一周后。一周后肯定已经缓解了，他想。
晚上给父母打电话，胡锋让母亲放心，他说，一周后就到家。母亲说，株洲老家最近很冷，让他多带厚衣服回来。回到租住的单身公寓，打开电视，陈Sir正在呼吁“留在广州过年”。电视台直播的镜头架在一座可以俯望站前广场的大楼上，天开始下雨，雨伞一朵朵绽开，伞底，农民工的脸色焦灼。胡锋发现，记者开始被挡在人群之外。出现在镜头里的受访民工，都是刚刚达到火车站，准备在这里彻夜等待的人。
消息开始变坏。自己供职的报社辟出专版关注雪灾造成的春运僵化，站前广场上的滞留人数据说已达十万以上。“我有票，可是进不了站。检票口都封闭了，有时候会突然开闸放人进去，看你的运气吧。我们决定在这里等。”一个湖北籍民工在报纸上留下了自己的春运宣言。更多的数据让人震惊：一个四川籍的家庭，在广场上等待进展，3天，只前进了100米。
胡锋对自己有信心，他决定只带一个背包，轻装上阵，赶上回家的火车。他是晚上7点的票，早上起来吃完早餐就出发了。从地铁口出来，已是人山人海，警察拉起铁马围成的栅栏，用扩音器反复高喊：只可以进，不可以出。只可以进，不可以出。扩音器后的面孔年轻生涩，跟蹲守在广场上彻夜等待的民工一样疲惫。
挤，在人群中挤来挤去，胡锋到达了检票口外围。这里早已封闭，只能等。他拉下左手的袖子看了下时间，才11点。从背包里拿出小折叠凳，胡锋蹲守在栏杆外。快到饭点，周围的民工家庭开始拿出自备的干粮，也有人在兜售方便面，10块一盒。
从中午到天黑，这是胡锋经历过最漫长的一个白天。等待的人群中很少有人攀谈聊天，人们似乎都在为晚上可能的进站积蓄体力。快天黑时开始下雨，气温降得很低，胡锋的抓绒衫、冲锋衣、登山鞋保住了他的温暖，甚至他的膳魔师保温杯里，还能倒出滚烫的开水，他给小陈发短信：“我准备坐7点的火车回家。”小陈没回短信，直接打来了电话：“别去火车站，你一定进不了站。”电话那头是同事的关切和警告。
7点过了，进站的闸没有开过。车票有有效期，只要能进到站，他想。9点了，还是没有开闸。又冷又困，他抱着背包在塑料凳上睡着了。梦中突然一阵喧哗，他被人推攘着倒地，睁开眼，千军万马嘶喊着朝打开的铁闸奔去。他想起来，却被不停地踩到、推倒，等爬起来时，铁闸已经关上了。短暂的几分钟，就像从没有打开过。夜色中“广州站”三个红色的字，就像大型船尾即将沉没的灯火。
父亲来访
父亲突然造访。裴雯接到电话的时候，父亲说，他已经在从深圳到广州的大巴车上。匆匆挂断电话后，裴雯收拾出门，赶去汽车站接父亲。开车时，她忍不住有点责怪父亲没有打招呼就突然上门。她还没来得及告诉何伟——她的丈夫。而婚后，何伟和父亲相处的机会寥寥。何伟虽没有明确表示过不欢迎她的家人，但也没有表示过欢迎。再想到刚刚入托的儿子，家里的忙乱和无序，裴雯就更加埋怨父亲。
父亲退休好几年了。退休后，他似乎突然找到了旅游的爱好，还参加了老年骑游队，经常在家附近短途骑摩托车旅游。这次走得远，老年朋友们结伴来深圳，于是他决定来看望女儿和外孙。为此，他的行李比别人重多了，塞满了各式各样的土特产，还给女婿准备了几条烟。
汽车站的汹涌人潮里，拎着腊肉、扛着行李的父亲是一个矮小的身影。人流穿梭，父亲有点茫然但欣喜地望着远方。他麻利地把行李放进车后厢，并提出可以由他来开车，裴雯可以休息。父亲的要求是合理的，他是有40年车龄的老司机了，退休前一直在运输公司工作。裴雯断然拒绝了，“路况你不熟悉，车又多又急，还是我来吧”。
父女俩一起返回裴雯在番禺的房子，父亲就孩子般好奇地看着沿路的风景，也像孩子般不太敢跟一脸烦躁的裴雯搭讪。车厢静寂。裴雯突然想，要是妈妈也一起来，估计会好得多。妈妈更知道跟自己聊什么，而且，妈妈更帮得上忙。
晚饭在家附近一家馆子里，何伟说要给父亲接风，点了两瓶啤酒。杯盏狼藉间，是何伟点的各种海鲜，说要给难得吃到新鲜海产的父亲尝尝鲜。裴雯看着两个男人你一杯我一杯喝着，突然觉得疲惫。
一年前，何伟的业绩开始下滑，公司内部斗争让他败下阵来，收入少了后，他的怨气越来越大，开始拿裴雯和孩子撒气。争吵是家常便饭，动手更不新鲜。裴雯知道事业的受挫让他心情郁闷，但最近越来越发现，其实这只是导火索，两人之间早有问题。何伟开始翻旧账，指责她永远煲不好汤、指责她没有陪何伟家人去上香、指责她对待孩子太溺爱……
她不想父亲知道这些。这也是她为什么对父亲突如其来的造访如此烦躁不安。
何伟出去接电话，父亲的目光追随着他，之后看看裴雯，没有说话。
回家路上，去婆婆家接了儿子，回家把孩子的小床收拾收拾给父亲暂住。儿子大声问：“为什么外公要睡我的床？为什么我不能睡我自己的床？”父亲笑眯眯答：“外公跟你换床，你可以回安庆睡外公的床！比你的床大哦！”儿子似乎没听懂父亲的话，扭身走掉。
第二天一大早，裴雯起床时，父亲已经坐在餐厅的椅子上。等裴雯在他对面坐下时，他说：“我下午走吧。一会儿我打个车去车站。”“你昨天才来啊！”“你妈叫我回去。”“那你不能说来就来说走就走啊！”“没关系，以后机会多得很！”父亲不再做声。
裴雯却压不下一肚子的火，继续冲父亲嚷嚷，手臂在空气中挥舞着，比划着自己的美满生活。父亲突然抬头：“小雯，不要让自己委屈。实在不行，你回家我和你妈都能帮忙照顾。”
裴雯突然哽住了，她用力编造的谎言，在父亲眼里根本千疮百孔。亲人间对彼此生活的洞悉，有时候透彻得让人害怕。
好人家的女儿
在火车站的汹涌的人潮里看见女儿蓓蓓的身影时，陈凤英突然放心了。在人群中，蓓蓓的身材高挑出众，北方女孩，却长着一张细致的南方面孔，很难让人把目光移开。
出租车开了很久，跳表的“嘀嘀”声让陈凤英心惊肉跳，红色的数字每闪动一次，她就紧张一下，终于下车时，那数字几乎让她崩溃。蓓蓓一边安抚她一边下车，带着她往小区里走。
这哪里是小区，明明就是一个小城啊。陈凤英抬头四望，欧式古典风格的建筑、绿意盎然的园林，蓓蓓能自己买房，真不简单。她眼睛里竟然温温热地就涌动着了液体——当爸当妈的什么也帮不上，蓓蓓竟然有了自己的房子！
很快安顿下来。每天给蓓蓓弄完早餐，待她出门上班后，陈凤英就去买菜。小区里多是外地人，带孙子的婆婆大婶们很快注意到了这个新出现的面孔，三两次招呼后就开始攀谈。陈凤英也吃惊地得知，这个小区的房价要每平方米接近2万元。想想蓓蓓的那套房子，三房一厅带入户花园，怎么也有个100平方。大婶们在得知蓓蓓还是单身时，都大声夸赞“哎呀你女儿真是能干！小小年纪就买了房子！”陈凤英频频点头之余，疑虑却越来越深，虽然她只是一个下岗工人，但也知道，自己的女儿的工作，只是外企里的普通职员，她是没有能力买得起这个房子的。
她开始留心蓓蓓的电话。有时蓓蓓手机响时，会走到书房里去接，不太想让她听见。凭着女人的直觉，更凭着母亲对女儿的了解，陈凤英知道，电话那头是个男人，同一个男人，而蓓蓓不想让她知道这男人的身份。
蓓蓓从小就是个乖孩子，长相出众、学习用功。1995年，陈凤英和丈夫双双下岗，两人开始到处打散工挣家用。当时蓓蓓在读高中。这女儿太懂事了，她从不要求买这买那，更不会让父母操心她的功课。高考蓓蓓考上了北京的重点大学，毕业后到广州的外企工作。直到现在，邻居同事们都会常常问起蓓蓓。每次想到这些，陈凤英都觉得作为父母，对这孩子太亏欠了，她和丈夫根本没有能力为她在这个大城市的生存提供一点点的帮助。
在广州住的时间越长，一种不祥的预感越来越深地笼罩住了陈凤英。她留意到，有一次蓓蓓是用书房的座机给那个男的打的电话。趁蓓蓓不在时，她拨通了那个电话，一声“喂”传来时，她紧张得出了汗珠，但仍然坚持说道：“你好，我是蓓蓓的妈妈……”
母女俩的摊牌，并没有电视剧里演的那么狗血。蓓蓓告诉她，这个男的还没有离婚，她担心妈妈会胡思乱想，就没有告诉她，他俩在一起已经好几年了。蓓蓓没有说的是，这个男并不是她第一个“投靠”的对象，她也根本不关心他会不会离婚。
崩溃的是陈凤英，她一遍又一遍地哭喊着“你是好人家的女儿啊！为什么要做这种事？！”她没有答案，她不明白，为何好人家的女儿，如今也要用肉体来换金钱。
伪装你有爱情
汪琪琪故事的前半段，普通得来你我都会遇上。她跟男友从大学二年级开始拍拖，热烈过、赌誓过，终究也就平淡了。读完三年研究生，毕业进了外资银行做事，汪琪琪好像也老大不小了。男友这时求婚了。她没有嫁，连想嫁的念头都没有。男友追问，一定要她给出理由。她想了想，很用力地想了想，仍是不知道怎么答，干脆说，不如我们分手吧。
当初就不看好他俩的人，这时好像占据了道德与真理的双重制高点，像麻雀一样聒噪着——看吧，我就说你们不合适。而有些人也为她惆怅起来——这个年纪分手，再去认识新的人，接触了解个三五年，要是还不合适怎么办？末了拖长尾音——你可不是小姑娘了。
这种局面下，汪琪琪倒不觉得不安，既不觉得在这个男人身上耗费了那么多时间是浪费，也不觉得得未雨绸缪，去寻找新的垫脚石、金龟婿、终生床伴或精子供应者。她像每一个生活在这个城市的“奔三”女孩一样，打卡存钱，经营自己的生活；实在空虚疲惫，就去血拼或买醉。
总是这样，在被全世界遗忘的角落，你被爱神眷顾了。
银行内部论坛上，她因为Edith Piaf的一张唱片跟ID叫Mr. Wrong的人聊起来。她说起唱片里那首《Sous le Ciel de Paris》（巴黎天空下），说里面风琴和小号声中让人战栗的小舌音。Mr. Wrong说，是啊，我在巴黎留学熬得两眼发红的时候，就听着它过一天又一夜。
在比法兰西人民更炽烈更疯狂的激情中，他们爱上了。深夜收拾行李飞向对方的城市，长时间的电话与倾诉，才离开就撕心裂肺的痛楚……种种恋爱高烧症状让汪琪琪第一次知道原来自己可以这样去爱一个人。一个人时，她躺在床上，右手搭在左手上，听呼吸声从胸腔而出。她从没像现在这般清晰感知到自我的存在。一个肉体和一个灵魂在这里，而他让她最大限度地接近那个真实的自己。
Mr. Wrong有相恋6年的女友，婚期定在7月。挣扎了几个月后，他与女友分手，将婚房给了女友作为补偿。辞工，带着行李飞来广州。
几乎没人看好这段爱情，精于世故的人们带着点不屑打量它，以为只有他们才能定义什么是爱。有人甚至预言：再过几个月，你们的多巴胺烧光了，就等着后悔吧。
汪琪琪说，我有什么可后悔？后悔我终于等到了？后悔人人在喊在闹在找却没有的东西我有了？后悔我没有像你们一样假装很爱自己的老公？
就像伪装性高潮一样，很多人也伪装他们有爱情。伪装性高潮是为了敷衍床伴，虚构片刻的和谐；伪装有爱情是为了糊弄朋友同事，让自己显得没那么可悲。一个欺骗肉体，一个欺骗心灵，但最后都得独自承受黑漆漆的绝望。
汪琪琪的故事让人闻到爱情的味道。它没什么道理可讲，它让旁观者不解，只有当事人知道它是什么于是死死抓住不放。
它没有伪装。
比干爹好一点
两个月前，宁璐从火车站旁的客运站坐大巴去了深圳，从罗湖过关到了香港。过关时，她反复看自己的通行证，这次，她要在香港呆很久。
现在，宁璐的一天是这样开始的。7点半起床，然后下楼去食堂吃早餐，晨读（主要读英语）。有课上课，没课就到导师的办公室帮忙干活。中午偶尔跟导师一起吃饭，下午自己做科研。晚上跟大陆来的学生聚会，最常去逛街的地方是旺角。
宁璐现在的身份，是一名大陆在港研究生。若说有什么不同，只有一点，她是导师诸多床伴中的一个。
成为床伴的过程，简单却惊心动魄。还在本科时，一次上完上午的第一、二节课，宁璐不舒服，就翘掉了第三、四节课，准备回宿舍休息。十点多的光景，在空荡荡的校园里走着，突然有人从身后叫她：“同学，同学，请问你是英文系的吗？”叫住她的那位中年男人头顶微秃，身高一米七左右，脸色微微苍白。她回答说：“是的，你怎么知道我是英文系的？”男人说，看你气质这么好，应该是英文系。之后他熟练地自我介绍，说是香港的大学教授来做讲座，并递上一张名片，“这是我的姓名。”宁璐接过名片后，男人追问：“你宿舍电话可以告诉我吗？我明晚就做讲座，你可以来听听。如果想来香港读研，也很有帮助。”
虽然才是大三的学生，但宁璐已经比同龄人成熟许多。因为长得美，她对男人的经验早早就开始积累。这个中年男人的意图再清晰不过。宁璐没有给他留电话，说：“我会打给你。”
第二天晚上10点，宁璐估摸着讲座已经结束了，就打了电话。教授盛情邀请她去“散散步，就在校园里走一走”。宁璐爽快答应了。两人围着湖走了两圈后，教授说：“我买了些点心，就在我房间里，我们可以上去坐坐，喝杯咖啡。”上了楼，宁璐看见那所谓的点心不过是在宾馆楼下的超市买的瓜子、蛋黄派之类，但仍大大方方坐了下来，跟教授聊了半小时的华兹华斯。起身告辞时，教授依依不舍，就差扑上来抓住宁璐不让她走了。宁璐坚决走了。
教授在这城市还要再待几天，他每天都给宁璐打电话。宁璐耗着。结果一天中午，在食堂看见那微秃的头跟一个娇俏的女生坐在一起吃饭吃得很开心。
认真权衡后，宁璐做了决定。当晚，她主动给教授打了个电话，约他喝咖啡。见面时，明确表示自己想一毕业就去跟他读研。教授答应了。两人甚至象征性地握了握手。
宁璐不觉得自己牺牲了什么。这只是一场小小的交易。教授博学儒雅，学术地位俨然，比煤老板什么的高雅多了。她不在乎这点小小的波折，几年后，师承名门毕业后留港，谁也不会在这茫茫的大城市里，知道她曾经的故事。
绿皮火车
后来杨萱回想，跟周品成恋爱的那些年月，记忆最深的，不是两人的相聚，而是她在绿皮火车上“咣当咣当”循环往复的日子。
清晨的火车站台上，总能闻到淡淡的煤烟味。拖着红白蓝编织袋的人从身边鱼贯而过，杨萱却没有多余的行李，只有背上的背包。乌烟瘴气的站台上，杨萱的脸还稚嫩得像花瓣。
跟周品成考上了不同城市的大学后，大一的整个一年里，他们就交替着前往对方的城市。有时候在教室里上自习，上着上着思念就像野火般无法扑灭，回寝室收拾了行李就要上路。一路上，人都处在极端的亢奋和过度的渴望中，等到见面时，却已有抵达彼岸的虚脱感。
杨萱不能分辨自己是迷恋这种疯狂的感觉，还是对周品成这个人有深重的依恋。很多时候，爱情都具备这种障眼法，让你看不清自己到底贪恋的是什么，只求仰头将它一口吞下，图一时痛快。
人多少总有一段恋情，是完全失去理智甚至倾于让其戏剧化的。每次从周品成的城市离开，或者送周品成走上月台时，杨萱都有一种撕裂感。日子太难熬了，太孤单了。为什么在一起是那么的难？没有钱，只能坐绿皮火车；没有钱，只能在离学校很远的地方租村民的日租房。学生那清汤寡水的菜单里，为了挤出这绿皮火车的车票，只好压缩再压缩。近乎一无所有，身体和心却被爱烧得滚烫。两人在一起可以什么都不做，就只是说话、做爱、做爱、说话。很多年后，杨萱意识到，男女之间可以彼此专注相对的时间实在很少很少。
她整天想着两人的未来。大学四年快过去吧，他们可以一起回到家乡。可以找一份稳定的工作，跟父母生活在一起，生个孩子。对一个18岁的女生来说，这就是人生最美好的图景。
但人生显然不是总给你甜头吃的。
大一下半学期快放暑假时，同宿舍的人都在忙着期末考试，杨萱却再次坐上了绿皮火车。她天真的脸上偶尔闪过一丝忧虑，却很快又过去了。验孕棒上的一条线，让她瞬间有了生命的感觉。虽然理智在警告她一定不能怎样怎样，可脑子里却有疯狂的念头——她想知道属于她和周品成的一个小生命在自己身体里成长的感觉。
手术室的冰冷超出杨萱的想象。双脚踏上那冰冷的手术床时，她突然很害怕。周品成说：“打掉吧。”就像任何一个男人那样。杨萱甚至说不上失望。她只是意识到，这一切终将她一个人来面对。任何男人都帮不了你。
再后来就是分手，平淡得很。再再后来就是痊愈和遗忘。他们终于变成了路人。
当周品成在电话那头说“我出差路过广州，要不要一起吃个饭？”的时候，杨萱发现，自己已经不记得他的脸了。放下手机后，她努力地想拼凑出那张脸，却发现岁月早将它淡成了虚线。
去北京
一度，PP老跟我说，要去北京。她说已经受够了广州的市井气，吃够了茶餐厅炳胜蚝德喜，逛够了建设六天河南公园前。这里一年中大部分日子都潮湿炎热，报纸杂志电台终年不休呜咽鼓噪，密集的塔楼像她家乡春天的笋，一茬茬长出来就停不下。她说要离开骄奢淫逸的南方，去粗粝壮阔的北方。甚至她家窗外那棵白花洋紫荆树，在看了这么些年后，已只能看到树叶空隙后隔壁房子里的麻甩佬。
我说，好。
像每一个文艺女青年一样，PP对北京都有本能的憧憬。甚至北方男人纯正标准的口音，在她看来也格外性感。跟PP浪漫的大脑对应的是她性观念的保守。在单男单女讲求高效速食的现在，她成了丛林规则的淘汰品。
杀死女人的永远是时间。29岁生日一过，PP开始失眠。她不想结婚，可是她着急，再晚了，要孩子的可能性就很小了。但一手抓下去，是空气。
PP很长时间没跟老友联系。别人的甜蜜生活就是自己孤独的照妖镜。
女朋友们纷纷在广州的尘土里恋爱、结婚、生子。当年一起毕业一起在这座城市里扎根的同伴们，渐渐都真的扎根了。闺蜜们都已经蜕掉了文艺女青年的外壳，变成了女强人、主妇、轻熟女和宅腐系，而PP还卡壳在比别人绵长得多的后青春期里。爱情仍然是一场高烧，从不管它安顿以后的燃料何以为继。
卡壳的状态让PP变成了所有人眼里那个尴尬的人。我甚至会觉得，老跟她说些柴米油盐酱醋茶之类的琐事，对她来说，太俗气了。可能周围的人也有了这种羞愧，渐渐地，PP二十岁年龄段的朋友散尽了。
这时，PP在电话里跟我说，她要去北京。
我说，好。
“北京像我这样的人多，我不会被歧视。”PP说。我从没想过PP觉得自己是在被歧视。已婚的女性或许会天生对未婚大龄女残酷无情，带着安适的优越感，但歧视，应该不是大多数人的态度。
“北京的文艺活动多，今天看个话剧明天看个画展，日子就过了。一个人没那么难熬。”PP说。也许吧，我想。我想起乔纳森·弗兰茨的小说《自由》里，住在纽约格林威治村的那个女戏剧人。单身，自由，公寓里有两只猫。这个画面没什么不好。于是我说：“这个世界需要结婚的人，也需要单身的人。就像上帝造了医生，也造了罪犯。”
挂了电话后，我有一种强烈的渴望，我希望北京能给PP带来好运。女人通常会把命运的赌注押在男人身上，而当把赌注押在一座城市身上时，我们的胜算会不会大一些呢？希望那里有你渴望的一切，给你最深的安慰。
阿芬和威利的幸福
经常有人告诉阿芬，他们一家三口看起来很幸福。遇上这样的赞美，阿芬都不知如何回答。通常，说这话的人，是看见了阿芬收档时，威利把睡着了的儿子抱在怀里时的样子。或者，遇见威利抱着儿子在档口，儿子揪着威利的耳朵、鼻子，笑个不停。儿子的精力旺盛得就像一头小兽，但一旦玩累了，他就软绵绵地趴在威利的胸口。威利让他就叫自己“威利”，他们是父子，有时候又像弟兄。
在汇美批发市场做了多年的生意，阿芬一直都是起早摸黑。大家都知道这个湖南妹子能干得很，“一个女人，带着孩子还能把这个档口搞得这么好，不是本事是什么？”她会简单的英文，遇上外国客，会立马拿出计算器，“讲不明白的话，阿拉伯数字大家都认识。”她跟威利也是这么按计算器认识的。威利来自安哥拉，认识阿芬时刚21岁，从广州打货回去国内买，做点小生意。
那时儿子才一岁多，阿芬只好带着他一天到晚在店里。威利每次来都要跟儿子玩，他很喜欢小孩。批发市场里不少人看出了威利对阿芬的好感。有人劝阿芬考虑考虑，“小伙子老实，对孩子也好。”也有人跟阿芬说非洲人骗子多，自己哪个朋友亲戚被骗得血本无归，劝阿芬千万别上当。
阿芬没做什么选择。三十多岁的女人，对男人见也见过，用也用过，恨也恨过，不会轻易做什么结论、许什么承诺。威利经常过来店里帮忙，阿芬也就让他来。请阿芬吃饭，阿芬也大大方方去。两人从朋友到生意伙伴再到夫妻，没有一步不是踏踏实实。
威利并不介意阿芬离过婚，跟在中国做生意的大多数外国人一样，他喜欢中国女人的独立和能干。而阿芬的年龄和阅历，在威利看来是性感、懂家庭生活的优点。
阿芬的档口继续开着，威利的中文日渐流利，小生意也日趋稳定。他们过着中国式的小日子，满足于每天醒来有工开，晚上一家三口可以聚在一起吃饭睡觉的平安日子。
威利说他可能会回安哥拉，也可能不回。他说中国给了他一切，而阿芬让他感觉幸福。
如果你在火车站附近的人行天桥上看见扛着孩子的黑人父亲，中国面孔的小孩，身边走着中国面孔的母亲时，可能就是阿芬和威利。
归去
地铁上，突然有人拍了拍他的后背。他拽着行李的手抖了一下，回头，竟是个漂亮的年轻女孩，他不敢直视。“下一站是从这边开门，行李靠在门上会掉下去的”。他没有做声，也没有做出任何回应，默默拖着几大包行李往车厢中间挪动。女孩望了望他，似乎在疑惑这人为何连一点回应也没有。他能感觉到周围有几道目光在他身上上下打量，于是垂下头盯住行李上的布料纹路，脚底抓紧了地面——不要摇晃，不要像个蠢货一样在地铁里跌倒。
付平贵，22岁，川籍在粤务工者。今天，他带着打工四年攒下的所有细软、物件，跟妻子一起准备回老家。他紧紧拽着的行李包夹层里，有两张从广州站发往达州的火车票。虽不是春运时段，这两张票的宝贵仍让他紧张。地铁在黑暗的隧道里呼啸，突然有雨一样的水柱打在车门的玻璃上。车厢里鸦雀无声，付平贵知道，这次回去后，他就不会再出来。跟妻子打工几年挣下的几万块钱，他已想好了做点小生意的用途，而年迈的父亲催促他回去生儿育女的理由，更让他觉得，责无旁贷。
妻子跟其他乘客挤在不锈钢的座椅上，抱着行李在打瞌睡。他们早上5点就出门了，从中山的小镇舟车颠簸来到广州。付平贵看着妻子沉睡中的侧脸，被汗濡湿的头发贴在额头上，让她看起来老了几岁。他默默蹲在了车厢中央，等待着前面十几个站的旅程。
到站，“刷”一下涌进来一堆人。付平贵极少坐地铁，不懂得要尽量靠边才能让自己获得更多空间，而是占据了扶手的立柱下面的空间。人一多，他就被团团包围了，头顶上是无数只握着立柱想保持身体平衡的手，而周围则是腿围成的墙。
各式各样的城市人的腿，姑娘们各式各样短裙短裤下的腿。他痴痴望着前方，想着老板最后还是克扣了半个月的工资，硬说他们两口子离职对工厂造成了损失。工厂，其实是一个作坊。在中山闷热潮湿的天气里，头顶上的风扇一年三季都“呜呜”旋转。付平贵从早上8点开始，就跟妻子相隔两个位子，开始锁边、缝纫。
突然一个姑娘怒气冲冲地对他“哼”了一声，付平贵凝凝神，发现自己呆滞的眼神盯着姑娘的大腿根，大概早被认为是色狼。他从小胆小怕事，赶紧抱着头蹲得更低。
人人想争得多一点空气的车厢里，没人在意这么一个蹲在地上的青年农民。他的妻子在他身边五米处疲倦睡去，他们的家乡等待他们几天之间的跋涉才能到达。他们来这里寻求财富和机会，最终离去，城市从未给他们庇护。
我爱你，再见
把吴非的名字写在纸上，曾让周其其很快乐。把他的名字小心地写，工整地写，歪歪扭扭地写在纸上，似乎就拥有了某种靠近他的权利。有时，周奇奇也会加上自己的名字，让两个人的名字，六个方块字并列在纸张的王国里。
是的，曾经那么认真，那么惶恐，那么期待地喜欢过呢。
后来就是在一起。像每一对生活在广州的情侣一样，他们在天河城和中华广场看电影，在流行前线和地王广场买新衣。周末去番禺和白云山远足，工作日去未拆的城中村吃水煮鱼。相拥时安静的脸映照在地铁车厢的玻璃上，荷尔蒙爆棚时的狂热身影也浮动在酒店大堂的穹顶镜面里。
周奇奇感谢吴非的存在。有他在，即使迷路，她也有一个电话号码可以打，有一个住处可以回，有一双耳朵可以听见，有一个怀抱可以回归。两个陌生人，相遇在全是陌生人的广州，然后变得不陌生。你我都遇见过这样的剧情。
然后是各种不能在一起。我喜欢吃肉你喜欢吃鱼。我喜欢听音乐你喜欢看戏。我旅游选日本你却想去埃及。这些都不算什么，吴非客对周奇奇说：“好过我ED你却想3P！”
跌跌撞撞继续在一起。你妈咪喜不喜欢我？你妈咪喜不喜欢我妈咪？你妈咪喜不喜欢我的猫咪？或者，你的工资够供楼了么？你的业绩能争取到季度奖么？你同批的都升职了那你呢？吴非的问题是：你能少给我打几个夺命追魂Call吗？你能不把我钱包里的钱控制在两百以内吗？你能不偷看我短信别以为手机摆回原位我就不知道吗？你能多收拾一下家把我的西裤烫整齐吗？
终成眷属这种词，并不属于大多数情侣。跟阿甲在一起，爱着阿乙，劈腿给阿丙，嫁给阿丁，出轨给阿戊，再婚给阿己。谢谢，我们的人生就是这样俗烂的。所以当周其其决定分手时，只觉得全身蜕皮般的疼，疼过就轻了。吴非把她的心搬走了一块，然后又放了很多东西进来。然而无论如何，她再也做不到在纸上写他的名字就会快乐或者伤悲了。
申请调去公司的香港总部后，在东站坐直通车出发的那天，周奇奇给吴非发了条微信。空旷的背景音是喇叭找人和车次预告，10秒后，她才开口说：“那么，再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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