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扫小屋，后扫天下

    胡雪岩（1823～1885年），字光墉，原籍安徽绩溪，寄籍浙江杭州。童年时代，因家中贫穷，无力支付他去读私垫，他便在家中自学，时间长了，慢慢地粗通文墨。

    30年代《上海半月》杂志曾刊登胡雪岩曾孙胡亚光所写的记述其曾祖父生平的《安定遗闻》，其中讲到胡鹿泉曾召集家人说：“欲兴吾家，其唯顺儿乎。吾私蓄二千五百余金，今悉以赐顺儿，使顺儿将来有十而百、百而千倍之利益，则吾亦瞑目矣。”从中可见，胡鹿泉颇有点商业头脑，对长子胡雪岩寄予发家致富、光大门楣的愿望，这一方面固然与胡鹿泉有识人眼光有关，另一方面也从侧面反映出幼时的胡雪岩已表现种种聪颖过人的素质。

    胡鹿泉去世时，胡雪岩年纪尚小，家中虽有一点私蓄，但考虑养生送死，坐吃会山空。困于经济条件，为了养家胡口，作为长子的胡雪岩经亲戚推荐，进当地一家小钱庄当学徒。钱庄也称钱铺、钱店，是中国古代社会金融业的主要组成部分。鸦片战争以前，适应商口经济发展的需要，全国各地就有了钱庄。鸦片战争以后，随着开埠通商，钱庄扩大了经营活动，通过调拨资金，起着促进商业流通的作用。钱庄内部分工大体有内场、外场、信房、库房等，等级极严，职员视上一级职司有无出缺而定升迁。胡雪岩进钱庄学生意，从扫地、倒尿壶等杂役干起。由于他诚恳、勤快、活络，所以三年师满，就立柜台，成了这家钱庄正式的伙计（营业员），后来又获得东家和“大伙”（相当于经理）的器重，分管“外场”。“外场”俗称“跑街”，主要从事联络客户、放款和兜揽存款的业务。

    在古代社会，“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只有读书人才有机会蟾宫折桂、升官发财，所谓“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万钟粟，书中自有颜如玉。”原因就在此。然而，胡雪岩的家世和店馆的社会地位决定了他不能沿科举正途去跻身仕林，倒使他在仰人鼻息的生活体验中看透世态炎凉，这对他日后的生活和脾性起了潜移默化的影响。胡雪岩虽不擅文墨，却洞悉世故，练达人情。

    胡雪岩在钱庄当差之际，正当清廷遭受太平天国起义冲击之时，军费开支剧增，而财政入不敷出，为筹钱粮，政府开捐，公开卖官鬻爵。那时，杭州城里，捐州、候补人员也多得很。他们花了钱、纳了粟，就巴望发放出去当个知县、知府或道台，以便利用职权、搜刮民脂民膏，捞回买官本钱后发笔横财。但这些人当中，有的在候补期间已身无分文，有的虽然谋到了差使，上任之前却也少不了上、下打点，所以，他们往往要到钱庄先借上一笔，作为官场“投资”。胡雪岩作为钱庄跑街，主要就是跑这些人的放贷生意。

    王有龄（？～1861年），字雪轩，福建侯官人，幼年时跟随父亲来到浙江。后来，他父亲死于任上，眷属滞留浙江，难归故里。王有龄虽在道光中叶就捐了浙江盐运使，但没钱进京。据陈代卿记载：有一天，钱庄跑街胡雪岩碰到王有龄，他见王生相不凡，却穷困潦倒，便说道：看你不是平庸之辈，为啥落魄到这般地步？王有龄把自己的处境告诉了胡雪岩，胡问他需多少钱，王说需五百两银子，胡约王第二天到茶肆，边品茗边闲谈，胡雪岩自称刚好为东家收了一笔五百两银子的款子，叫王有龄拿去快快赴京图个官职。王有龄不肯接收，说：“此非君金，而为我用去，主者其能置君耶？吾不能以此相累。”胡雪岩年纪虽轻，却沉稳得很，他对王有龄分析：自己只有一条命，东家索去，反而收不回五百两银子，所以犯不着这样做。他叫王有龄只管放心地把这些银子拿去，只是希望王有龄得志后快快回返，不要忘了他。王有龄携了银子北上，在天津遇到故交何桂清侍郎（字丛山，1828～1862年）。此时，邂逅王有龄的何桂清为赴云南省查办事件的星使（皇帝的使者），神气着呢。他劝王有龄不必进京，写信介绍王去拜谒与他有私谊的浙江巡抚某公。

    王有龄持了信函去见浙江巡抚，果得器重，被委任粮台总办。王得了官，立刻去告诉他的患难知交胡雪岩，把从前所借五百两银子加上利息还给他，并感谢再三，还叫胡雪岩辞去原来的东家，支持他自开钱庄，号为“阜康”。后来，王有龄因粮台积功保举，1855年授杭州知府，后升道员，1860年升浙江巡抚。随着王有龄的官越做越大，胡雪岩也水涨船高，接管粮台，除开钱庄外，还开起好多家店铺，成为杭城二昌。

    1860年初，清朝湘军迫攻安庆，张国梁（1832—1860年，广东高要[今肇庆]人）所部占据江浦与九湫州，天京形势危急，鉴于清军江南大营每年靠浙江济饷七十二万两，太平天国领导人制定了进攻其饷源要地湖州、杭州以吸引清廷江南大营兵力、解除天京之围的“围魏救赵”之计。

    担任杭州进攻任务的是1859年被洪秀全提拔为忠王的李秀成（1832～1864年，广西藤县人）。1860年2月10日（咸丰十年），他率军从安徽芜湖出师，于2月下旬占领广德，在那里留驻大队人马后，以轻骑六千人打着官兵旗号、穿戴官兵衣帽作伪装，于3月初走漠千山涧道日夜疾驰，在余杭击败浙江按察使段光清部，于11日上午到达杭州武林门外。随即攻打武林、钱塘、涌金、清波等城门，接着又扎营万松岭等处，在城外各山结壁垒、插战旗，还在清波门外西竺庵一带挖地道、埋地雷。3月19日，清波门地道猝发，轰塌城墙十多丈，太平军先锋、附近居民和部分反正的兵勇联合作战，杀死督战的署盐运使缪梓，第一次占领杭州。浙江巡抚罗遵殿以及署布政使、杭嘉湖道、宁缙道台、署杭州知府等一大批文武官员被杀的被杀，自尽的自尽。

    太平军进攻杭城时，富商豪绅纷纷外逃，钱江舟楫为之一空。而“此时已自开钱店”的胡雪岩却处世不惊，始终以实际行动为清廷效劳，他向按察使段光清建议“自练一军以作亲兵”，并推荐“精于教练”的陈县承招勇训练。段光清依议，在胡雪岩的钱庄里存银千两作为募兵经费。虽然陈县丞最终仅募得数十名兵勇，花费银子二百余两，但余银仍存胡雪岩店中。由此可见，胡雪岩的钱庄已与军界搭上了勾。

    太平军袭取杭州后，江南大营统帅和春果然中计，调兵遣将分批援浙，其中就有胡雪岩当钱庄跑街时接济过的落难朋友王有龄，他从江苏带兵马驰援。

    李秀成见调虎离山计已奏效，于3月24日在杭州城厢遍插旗帜设为疑兵，然后出涌金门，日夜兼程北返，于5月上甸与陈玉成率军十余万，一举捣毁江南大营，终于解除天京之危。

    李秀成部属主动撤离浙境，王有龄现成当了浙江巡抚，倾心倚重胡雪岩，既“委办粮械”，又让他“综理漕运”，王还以浙江巡抚的名义通令全省：“凡解饷者必由胡某汇兑，否则不纳。”这样，胡雪岩几乎掌握了浙江大半的战时财经，成为抚署签约的房上宾。他利用这一特权和战时江浙遍处不安、交通阻滞的客观因素，于“其问操奇赢，使银价旦夕轻重，遂以致富。”不过，在赚钱的同时，胡雪岩也想积点“阴德”。杭城经庚申战乱，死者枕借，在太平军撤离后，胡雪岩捐资买一种小棺材或两人一棺，雇人埋尸于湖上。

    1861年4月底、5月初（咸丰十一年），太平天国侍王李世贤（1834～1865年，广西藤县人）率部由江西玉山进入浙境，这是太平军四入浙江规模最大的一次。5月，李世贤率军进克金华府城，此后倚此为重要据点，建立侍王府。接着，攻克武义、兰溪、永康。8～9月间，太平军陆容部攻战东阳，黄呈忠部进驻诸暨牌头。在此期间，驻嘉兴的陈炳文部攻占石门、海盐、平湖一带，稳定嘉兴外围。9月下旬，李秀成也率部由赣入浙。此后，太平军兵分几路出击浙江全境：李世贤一支攻温州，其右路连克遂昌、松阳、处州、青田，左路经缙云克仙居、台州、黄岩、太平（今温岭）、乐清；李秀成部将陆顺德一支经桐庐、富阳攻占萧山、绍兴；李世贤部将黄呈忠、范汝增率领的军队攻下诸暨、嵊县后，一路经上虞、余姚、慈溪，一路经新昌、奉化，两路围剿，于12月9日进占宁波。李秀成所率的一路经桐庐、临安攻克余杭，进逼杭州，并用箭射谕劝降。真可谓四面楚歌！

    11月上旬，太平军攻破城外馒头山及望江门、候潮门、凤山门外的清军营地。接着，在凤凰山、清波门二而挖地道，又在海潮寺至凤凰山顶沿线架木城，围攻杭州。

    经过数10天的长围久攻，杭州城内到11月初就粮尽，一升米价值一两银，还唯恐无处买。满街饥民生死旦夕，饿莩遍地，凡草根、树皮、水草、浮萍、旧牛皮箱等物，无不取食，饿极了的人们甚至将人尸分割煮食。

    杭城被围缺粮之际，胡雪岩和湖州豪绅赵炳鳞受王有龄委派，微服冒险赴上海采运粮米和军火。可是没等他返城接济，大局已不可支。12月29日上午，李秀成督令扒城而入，第二次克复杭州。两天后，又攻破不听劝降、负隅顽抗的旗营。浙江巡抚王有龄、杭州将军瑞昌失城自杀，署布政使麟趾、按察使宁增纶、学政张锡庚、盐运使庄焕文、粮道暹福、浙江提督饶廷选、总兵文瑞等高、中级将官几十人均死。

    再说胡雪岩从上海采办军需军粮后，押着货船，联帆二十余艘，驶入钱塘江来。

    他利用太平军水师不足、下能全部控制江面这个空隙，装扮客商模样，分散货船，溯江而上，投奔引师东进的新任浙江巡抚左宗棠。

    左宗棠（1821～1885年），字季高，湖南湘阴人。道光12年（1832年）王辰科举人，后连续三次参加会试落第而归，遂弃科举事业而专治经世之学。太平军起义爆发后，左在家乡办团练，久居湖南巡抚张亮基幕府，主持用兵筹饷，后来，张调抚山东，左才辞归，入湘抚骆秉璋幕。不久左宗棠被清廷特旨擢为四口塑乐堂，襄办曾国藩（1811～1872年，湖南湘乡人）他从湘勇、郴勇、桂勇中招募五千人，号称“楚军”。

    1861年太平军第四次入浙并席卷浙江全境时，左宗棠率军从皖南婺源移屯赣东广信（今上饶），受命“督办浙江军务”。1862年1月23日，经统辖苏、皖、赣、浙四省军务的两江总督、协办大学士曾国藩保荐，左宗棠继失城自缢的王有龄而成为浙江巡抚。

    在安徽婺源时，左宗棠所部“饷项已欠近五个月”，饿疲致病及战死者很多，“士兵病者愈半，病故者亦近千人。”此番进兵浙江，更是缺粮短饷、困难重重。对此，左宗棠感到非常苦恼。正当他愁眉频蹙之时，胡雪岩会逢适时前来拜遏。

    胡雪岩获得左宗棠的信任后，经常以亦宫亦商的身份往来于上海、宁波等洋人密集的通商口岸。他除了经办粮台转运、接济军需物资之外，还利用与洋人打交道的机会，为左宗棠勾结法籍宁波海关税务司、法国驻宁波的军官和法国驻宁波舰队司令，要他们募集士兵约干人，由法国军官训练，用洋枪洋炮装备，组成“常捷军”，这支中法混合的雇佣军人数最多时达3000人，曾与清军联合进攻宁波、余姚、奉化、上虞、绍兴、富阳等地。

    1863年（同治二年）3月，左宗棠已授闽浙总督，因新任浙江巡抚曾国荃（1824～1890年，湖南湘乡人）尚未到任，左仍兼浙抚，负责浙、闽军务。9月下旬至12月中旬近三个月时间内，他指挥清军和“常捷军”与太平军在余杭——杭州一线多次作战。

    1863年12月17日至1864年2月15日，太平军守将纷纷投敌，杭州因周围防线逐步瓦解而成为一座孤城。

    1864年4月1日（同治三年二月二十五日）清晨，左宗棠军队在“常捷军”的洋枪洋炮掩护下，攻破了杭州城。7日，左进驻杭州。清廷因左军攻下杭州，特加左宗棠以太子少保衔，并赏穿黄马褂。为左宗棠综理粮台的胡雪岩也衣锦还乡了。

    连年战争使浙江满目疮痍，为收拾残局，左宗棠在入驻杭州后，选派员绅“设立赈抚局，收养难民，掩埋尸骼，并招商开市。”胡雪岩是左宗棠处理善后所借重的人物，他经理赈抚局务，设立粥厂、难民局、善堂、义垫、医局，修复名胜寺院，整治崎岖不平的道路，立掩埋局，收敛城乡暴骸数十万具，分葬于岳王庙左里许及净寺右，达数十大冢。

    胡雪岩还恢复因战乱而一度中止的“牛车”。牛车是因水沙而设的一种交通工具。从前，钱塘江水深沙少，船只几乎可以直达萧山西兴。后来，东岸江水涨漫，形成数里水沙，每当潮至，沙土没水，潮退后却又阻淤泥。贫家妇女没钱雇轿，只好艰难地迈着小脚在泥沙中踉跄而行，时常还有陷踝没顶之患。此时，胡雪岩恢复并捐设牛车，迎送旅客于潮沼之中，大大便利了百姓。

    为了缓解战后财政危机，胡雪岩向官绅大户“劝捐”，如，他曾向段光清动捐十万两，段推三阻四，结果只捐一万。1862年（同治元年），左宗棠在一次上疏中就指责浙江富绅杨坊、俞斌、毛象贤等十数入“身拥厚货，坐视邦族奇荒，并无拯救之意，且有乘机贱置产业以自肥者。”胡雪岩罚捐，锋芒毕露，少不得要得罪这样一批人，幸得左宗棠明白其中难处。1864年（同治三年），胡雪岩具禀杭嘉湖捐务情形后，左宗棠对捐务有起色殊感欣慰，并在批札中写道：“罚捐二字，亦须斟酌，如果情罪重大实无可原者，虽黄金十万，安能赎其一命乎！”这对不法富商无疑是当头棒喝，相信他们听了这样的话自个儿心中也会掂量，与其坐罪犯法，不如多捐钱财，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除了上述事务，入城后的胡雪岩仍代理藩库，各地解省银两非胡经手，省局不收。高阳先生就此事在《红顶商人》一书中这样写道：

    “胡雪岩放低了声音说：‘我为什么要代理藩库？为的是要做牌子。’阜康是金字招牌，固然不错，可是只有老杭州才晓得。现在我要吸收一批新的存户，非要另外想个号召的办法不可。代理藩库，就是最好的号召，浙江全省的公款，都信得过我，还有啥靠不住的？”

    ——以胡雪岩之口，剖析其乐于代理藩库的原委，虽是文学语言，却也基本符合史实，而且入木三分。

    招牌做起来了，生意自然源源而来。清军攻取浙江后，大小军官将掠得的财物，从数十到十数万两不等，存入胡雪岩的钱庄，胡借此从事贸易，设商号于各市镇，每年获利数倍，不过几年，家资已逾千万。

    有勇有谋，胆识超群

    大千世界茫茫人海，芸芸众生每日里忙忙碌碌，为的不外是求名与图利。名利互为表里，互为因果，声名暴起之后，利获自然丛生，利薮累积厚实，声誉自然鹊起。然而，名、利二事尽管牵丝绊葛，纠结不清，但总的来说，做官为的是名，先图官名美誉，再求银两钱财，经商为的是利，生意兴隆通四海，财源茂盛达三江之后，才思扬名声显父母、建牌坊修族谱。

    富商胡雪岩手段灵活，机智过人，待人接物、处世论交更是有口皆碑。上自巡抚，下至师爷，众多官场大员都认为，以胡雪岩的财力，凭胡雪岩的能耐，尽管少念了几天书，只要撒点银子，走走捐官路子，照样能在官场上开疆拓土，功成名就。然而，这些良言美意胡雪岩听不进去，他胸中自有丘壑，自有一套逻辑，就是不肯出来当官。

    胡雪岩不肯“商而优则仕”，理由其实也很简单。胡雪岩认为，好好的人一旦当了官，做此官行此礼，很多嗜好习性就得戒掉，人性因此扭曲。爱赌的不能再赌（最起码不能公开承认自己赌钱），爱玩的不能再玩，就算使手段发了财，也不能大把大把敞开来花。

    胡雪岩最后还是当了官，否则顶戴也不会发红，也称不上“红顶商人”。不过，胡雪岩后来当官，多少也是风云际会，不得不然，按他本性，他还是不肯做官，当起官来言行受拘束，他爱的是赚大钱。但是，赚了大钱之后，并非紧紧搂住银票，铁公鸡一毛不拔，而是先赚大钱，再花钱找乐子。

    乐子之极，莫过于赈济英雄好汉，胡雪岩说，一文钱逼死英雄汉，要是能拿出银子提拔那英雄穷汉，使之成就不朽勋业，才是花钱痛快事。

    世上聪明绝顶之人多矣，君不见，反应机灵、口才伶俐之辈到处皆是，浩浩荡荡，多如那过江之鲫。可是如今所谓的“聪明人”，其实多半不过是小头锐面、插针钻隙之辈。若说那大智大睿之人，还真是打着灯笼都找不到几个。

    前面说到，胡雪岩当初立基创业，凭靠的是他换帖拜把老哥王有龄。胡某人背后操盘献策，让王有龄连夺浙江省湖州府知府、乌程县知县、海运局坐办三面帅旗，同时身兼三大职务，真称得上是少年得意。然而，福兮祸所倚，祸兮福所伏，失意往往在最得意时，一个人往往在大走顺路，得意非常之际，为自己种下祸根，埋下日后衰败的种子。

    官场也好，商界也罢，眼看他起高楼，眼看他楼塌了，因果报应屡试不爽。个中关键，就在于当事人欠缺眼光，仅凭小聪小慧过日子，眼光不够远、心思不够宽。

    王有龄在4月下旬接到任官派令，身边左右人等无不劝他，速速赶在5月1日接任视事。之所以会有这等建议，理由很简单：尽早上任，尽早搂到端午节“节敬”。

    清代，吏制昏暗，红包回扣、孝敬贿赂乃是公然为之，蔚然成风。风气所至，冬天有“炭敬”，夏天有“冰敬”，一年三节另外还有额外收入，称为“节敬”。浙江省本来就是江南膏腴之地，而湖州府更是膏腴中的膏腴，各种孝敬自然不在少数，王有龄4月下旬获派为湖州知府，左右手下各路聪明才智之士无不劝他赶快上路，赶在5月1日交接。如此一来，刚上任就能大搂“节敬”。

    王有龄是好样的，他没擅拿主意，就此询问老弟胡雪岩，胡某人才是正牌智者，他说了：“银钱有用完的一天，朋友交情却是得罪了就没得救！”他劝他老哥，等到端午节之后，再走马上任。

    这话怎么说？王有龄不是湖州第一任知府，在他之前还有前任，别人在湖州府知府衙门混了那么久，就指望着端午节敬，王有龄名正言顺可以抢在头里接事，抢前任的节敬，端的是也有道理。可是，这么一来，无形中就和前任结下梁子，眼前当然没事，但保不准什么时候就会发作。要是将来在要命关键时刻发作，墙倒众人推，落井下猛石，那可就划不来了。

    胡雪岩真是高瞻远瞩，他深明大义之人，江湖上有云：“你做初一，我做十五；你吃肉来我喝汤。”这意思是说，好处不能占绝，干事情不能吃干抹净，一点后路都不留给别人。胡雪岩就不是这种人。总会给别人留有余地。人家前任知府已经被扫地出门，下台一鞠躬，倒霉到家，你新官上任之际，总得替人家想想，送对方一顿“节敬”，自己没损失什么，却颇能让别人见情，何乐而不为呢！

    这道理讲起来也没什么，但包括王有龄在内，都没法子看清楚，还要胡雪岩点出来，王老哥才恍然大悟，从善如流。撺掇王有龄早早去抢“节敬”的那批左右人等，没哪个是蠢货，他们全是聪明人，只不过聪明过了头，目光只在眼前一亩三分地打转，有了今天没有明天，根本没替别人想想。

    再说王有龄身兼三大职务：既顾得了湖州府，又顾得了乌程县，可就顾不了杭州城里的海运局，这个时候正好胡雪岩走捐官路子，在王有龄的推荐下，胡雪岩出任海运局委员，等于王有龄在海运局的代理人。

    对此，胡雪岩还是感到很奇怪。胡雪岩就对王有龄说，海运局里有个周委员，资格老、辈分高，人家苦等久候，拉长了脖子等升官，原地踏步多少年，怎么不考虑周委员，而选择我胡雪岩当代理？

    王有龄就不好说了，反正周委员已经被我收服，如果由周某当代理也行，凡事还是与胡雪岩商量，等于还是胡雪岩幕后代理。既然如此，就应该把代理职位赏给周委员。

    俗话说：“花花轿子人抬人”，轿夫有如韩信点兵，当然是多多益善。照胡雪岩的做法，王有龄等于有胡、周两个人在海运局替他抬轿子，要是直接委托胡雪岩代理职务，那么，别人是怎样看待的，可是，胡雪岩聪明过人，知道出入其间，相差极大，任何人都能看清楚这些道理，可惜的是，多数的“聪明人”都是小聪明，没法子像胡雪岩看得那么远。

    胡雪岩的智慧是出众的，他还有一种一般商人所没有的勇。他的这种勇，既不同于输红了眼的赌徒倾家荡产的最后一搏，也不同于那种为朋友不假思索的两肋插刀的莽撞，而是经过深入的了解，缜密的分析，全局的把握，然后才作出的果敢判断，所以说，胡雪岩的勇，是一种“智”勇。

    据说，有一次准备赴上海去了解一下丝业方面的行情，以扩大经营领域。正待他起程之日，浙江藩司麟桂捎了个信来，想找阜康钱庄暂借五万两银子。五万两，对于刚开业的阜康钱庄来说可不是小数目，而胡雪岩对麟桂也只是听说而已，平时没有交往，更何况胡雪岩听官府里的知情人士说，麟桂马上就要调离浙江，这次借钱很可能是用于填补他在财政上的空缺。

    胡雪岩很为难，借了，人家一走，岂不是拿钱往水里扔，声音都听不到？即使人家不赖帐，像胡雪岩这样的人，也不可能天天跑到人家官府去逼债。五万两银子，对阜康来说也是一个不小的损失。

    但一旦在人家困难的时候，帮着解了围，人家自然不会忘记，到时利用手中的权势，行个方便，何愁五万两银子拿不回来？据知情人讲，麟桂这个人也不是那种欠债不还，死皮赖脸的人，现在他要调任，他不想把财政“空缺”的把柄授之于人，影响了他仕途的发展，所以急需一笔钱来解决问题。

    胡雪岩权衡利弊，决定冒一次“险”，他吩咐伙计马上筹集五万两银子给麟大人送去，要冒，就冒得爽快一点。

    当伙计把银子送到麟大人手里时，麟桂没想到胡雪岩办事如此之快，而他们两人从未打过交道，胡雪岩却如此放心地把钱借给他了，他佩服胡雪岩的爽快。于是，他报之以“李”，他当即告诉钱庄的伙计，他即将调任江苏，负责江南、江北大营的军饷筹集，阜康立即去上海办个分店。以后各省的饷银都经过阜康钱庄兑换到江苏。

    这可是一个不小的业务，而且又顺便把阜康钱庄的势力发展到上海，这正是胡雪岩求之不得的事情，那么以后到上海做生意，就不再愁资金苦短的事了。胡雪岩为自己又办成了一件大好事而拍案叫绝。

    从这件事来看，胡雪岩的确是一个大智大勇的人。

    依仗王有龄的官势，一胡雪岩自身的努力后，事业蒸蒸日上。阜康钱庄不仅开起来了，而且势头兴旺。在上海的丝业发展，也理好了头绪，正蓄势待发，丝业在当时是新兴产业，丰厚的利润激发了胡雪岩大干一场的雄心。

    为了做好丝生意，胡雪岩还专门找人了解丝的生产知识。他准备在八月丝茧生产的旺季大张旗鼓地干一场，为此他筹备了大量资金，还招集了一批精明能干的伙计，为了确保万无一失，他还派徒弟刘庆生到上海去了解市场情况。对他不利的消息就是小刀会要在八月份闹事，这是松江漕帮的尤老五告诉他的。

    这令胡雪岩头痛，因为小刀会一旦在上海闹事，这无疑给做生意增加了风险，同时也给运输带来了困难。

    胡雪岩脑际忽然灵光一闪，一个主意又涌上了心头，他暗自高兴。若是在小刀会起事之前，在上海大量收购丝茧，定是一笔好生意。小刀会一闹事，上海肯定要乱一阵子，外面的丝茧也就很难运进，那时先运进的丝茧就成了奇货，必赚无疑。

    然而，如果小刀会的闹事，没几天就平静下来了，那么屯积就没有意义，反而只会让自己蒙受高价买进的损失。胡雪岩又有些犯愁。不过，稍一思量，他又发现了一条新的线索，那就是小刀会肯定不会闹很久，最多不过三个月，而小刀会是由洋人暗中支持的，平定之后，政府必定要惩治洋人，最好的办法就是禁止与洋人通商，那时洋人有钱买不到丝，丝价必大涨。

    胡雪岩吃了定心丸，他大肆收购丝茧，运往上海，为此他几乎耗尽了他所能筹集到的资金，准备屯积居奇。

    幸运之神再次降落到了胡雪岩的头上，局势果然按照他所估计的形势发展，胡雪岩做成了他创业以来最大的一宗生意，而且为他后来垄断上海丝业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大勇必有大报，要想做大商人，成就大事业，必须要有大勇的魄力，如若不然，就只能做点针线头样的小生意。

    在商业活动中，挫折与困难是难以避免的，一帆风顺是不可能的事情，最多不过是一句美好祝愿。作为商人，应该正确认识和对待挫折与困难，不要惧怕其出现，更关键的是要有克服挫折与困难的信心，更不要失去了斗志，成功的商人大多都是在风雨的磨炼中成长起来的。

    胡雪岩在事业方面的发展虽然比较顺利，但日后他同样没有摆脱挫折与困难的纠缠，只是他没有被其吓倒，而是一次又一次地从困境中走了出来。所以他强调，人应该有一种顽强不屈的品性，用他自己的话讲就是“做人就要经得起折磨，到哪里都显得有分量。”我们在羡慕他成功的同时，也要学会欣赏他成功背后的汗水与泪水。

    当初，胡雪岩擅自用钱庄的钱去资助王有龄进京“投供”，丢了饭碗，他又不想去为难自己的老关系，甘愿去吃门板饭，衣不暖身，食不果腹，不可谓不凄苦，但他并没有因此而做出不明智的举动，因为他始终相信自己的眼光，王有龄日后会出人头地，目前的遭遇只是一时的，所以他咬紧牙关，挺下来了。当王有龄衣锦还乡，看到自己的恩人形容消瘦，衣衫褴褛，也禁不住泪水涟涟，准备找钱庄算账，还是胡雪岩及时制止了他，他知道那也是钱庄的一贯规矩，不应埋怨和责怪谁，在苦水中泡大的胡雪岩早已习惯了吃苦。

    在商道活动中，更要忍受住各种危机的威胁，不要因为危机的出现而轻易言退，放弃了前面苦心经营的成果，一旦退却，也就意味着失败，甚至一退不可收拾，危及到整个计划的实现，前功尽弃。其实危机的出现，就是转机的到来，从某种意义上说，危机就是转机，在危机的背后也就是机遇与财富。

    在与丝业同行庞二联手做丝生意的过程中，胡雪岩遇到他在商业中前所未有的危机。是年，胡雪岩花费巨资屯积丝茧，准备垄断上海的丝业，使外商屈服，以期获得一个好的价位。但是外商极为狡猾，他们对外宣称，今年他们不购买丝了，实际上，是暗中与胡雪岩较劲，等待胡雪岩因资金积压过多，不得不抛售的时候，再以低价收购，双方都在打各自的如意算盘。

    一直拖延到年底，外商都还没有收购的迹象，胡雪岩着急了，眼见阜康钱庄因资金周转不灵而受到影响，信誉降低，但若在这种关键时刻退却，肯定会使自己在丝业方面的垄断地位丧失。胡雪岩心急如焚，没有资金来填补阜康钱庄的财库空虚，他很可能腹背受敌，败得一塌糊涂。

    但他最终还是忍受住了这种令人窒息的危机，与他有隔阂的庞二雪中送炭，给他提供了必要的资金，终于打败了外商的抵制。这不仅使他赚得了高额的利润，还使他在丝业方面的垄断地位更加巩固。

    危机只是一种潜在的失败，而真正失败来临的时候，更要不被失败压断脊梁，要坚强地重新站立起来，做好重新投入战斗的准备。失败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信心的丧失。

    胡雪岩的商业发展到后期，由于受到李鸿章势力的挤压，势力日渐衰退，颓势日显，最后终于爆发总危机，胡雪岩的钱庄一日之间就倒闭了数家，而且丝业也因资金欠缺损失惨重。就在这时，胡雪岩也没有灰心丧气，他谆谆告诫自己的伙计，日后不要慌了神，乱了手脚，大家要齐心协力，同舟共济。

    虽然最后胡雪岩彻底失败了，离开了他拼搏几十年的商场，但他依然乐观。“我本空手而来，现在空手而去，什么也没有输”，这句话蕴味深长。

    与胡雪岩同期的民族资本家徐润，也是一个“强”出名的商人。他在上海投资房地产业，一次因中法战争的爆发而惨败，一次因八国联军的侵华而再度失败。但他并没有灰心，只是书写一幅对联“放宽肚皮装气，咬定牙根吃亏”，聊以自嘲，继续寻找机会，准备东山再起。其跌宕起伏的奋斗历程所蕴含的人格魅力，无疑是给当今商人们留下了一笔可资借鉴的宝贵精神财富。

    “仁义忠厚”终成巨富

    佛云：“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为人要存忠厚之心，不可为私欲而生邪念。商人重利，往往刻薄怪戾，行起事来，视他人如草芥。而胡氏行事虽雷厉风行，对人间疾苦，却是洞若观火，颇有大家风范。

    做商人难，做好商人就更难。在商场上，大家为了一个“利”字，而绞尽脑汁，煞费心机，其间的明争暗斗不可谓不激烈。你算计我，我也在算计你，要想在这相互的算计与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做“不倒翁”，实在太难。纵观历史长河，真正在商业场中最终功成名就者，寥寥无几，更多的是在商海中几番沉浮，最后随历史的浪潮而去。胡雪岩能够从一个无名的伙计发展成为中国清朝的头号商贾，的确显示了他在商业竞争中的非凡才能，但是他最终没能摆脱受挤兑惨败的命运，雄壮、辉煌的事业大厦在顷刻间夷为平地，最后双手空空地离开了这金黄银白的世界。

    尽管胡雪岩没有能够保守住他那曾经不可一世的辉煌事业，但我们不能落入以成败论英雄的俗套，我们应该看到他白手起家，历经商场的风风雨雨，而名噪一时，成就了“财神爷”的美名。考究他一生的成功经历，胡雪岩作为一名商人，有不同于其他商人的过人之处，那就是他不仅仅把“利”当做行事的唯一目的，他更善于把中国人一向推崇的“仁”与“义”融入商业活动中，与他进行商业往来的商人都极为赞赏他的为人，都乐于和他做生意。这样，胡雪岩在商场中如鱼得水，左右逢源，事业的发展一帆风顺。

    “仁”“义”是胡雪岩商业精神的核心，在商业活动中，其具体反映在“智、勇、仁、厚”四个方面。

    智慧是每个商人都必须具备的，没有智慧只晓得一分一厘地做死生意，不可能成就大业，因为没有智慧，不可能洞察事情的利害得失，更何况熙来攘往的其他商人都看准利与得而来。但是智慧并不等同于投机取巧，有的商人唯利是图，只要能够得利，可以不择手段，置仁义道德于不顾，甚至干出伤天害理的事情来，但这只能谋一时之利，因为奸猾的不义之举不仅断送了他以后的商业后路，也为他的事业失败埋下了祸根。而胡雪岩的商业智慧体现为观察和总结市场的发展趋势，通权达变。其有两个与众不同的特点：一是把“义”运用到智上，在商道往来中，攻心为上，以此来把握商情的发展变化；二是把“智”化解为眼光，能够在商业活动中做到高瞻远瞩，而不是鼠目寸光。

    胡雪岩在为自己谋利的同时，也替他人谋利，用他的话讲就是“一碗饭，大家吃。”所以，凡是与他有商业往来的人都有一种共同的认识，那就是胡雪岩这个人有义气、够朋友，和他交往不必考虑吃亏、遭暗算的事，跟他做生意放心。正因为如此，胡雪岩的商道是越走越宽，生意是越做越旺，财富也越积越多。

    人们常用“势利”、“逢迎”来贬斥别人的缺点。而胡雪岩不这么做，他认为这是人之常情，没有值得大惊小怪的，正如“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一样，是非常正常的现象，我们不应该对此抱有成见，而要理智地对待这种所谓的“人情冷暖，世态炎凉。”

    在倾囊资助仅有一面之交的王有龄进京“投供”以后，胡雪岩因挪用“公款”而被东家扫地出门，自己在钱庄的声誉也一落千丈。同行对胡雪岩素来兢兢业业的人格表示怀疑，而这也就意味着胡雪岩不可能在钱庄呆下去了，在钱庄，人格就是饭碗。胡雪岩对此虽然感觉有些委屈，但他深谙钱庄的规矩。换言之，他亦对这种冒天下之大不讳的行为表示愤慨，因此他对同行的冷漠表示充分的理解，自己主动卷好铺盖悄无声息地离开了钱庄，也没有凭借老关系到其他钱庄去混碗饭吃，因为这样做，只会令朋友为难。

    随着王有龄的平步青云，作为“恩人”的胡雪岩也“升天”了，受到了王大人的礼遇，这惹得瞧不起他的同行羡慕。依着王有龄的脾气，执意要到钱庄亲自讨个说法。胡雪岩劝阻了他，只是请他去钱庄为自己澄清了事实，洗雪了罪名，他知道登门问罪只会令昔日的朋友难堪。相反，他自己亲自为朋友们备上厚礼，主动上门去重新沟通友情，化解了彼此之间的尴尬。大伙们没有料到胡雪岩会不计前嫌，反而是“仇”将恩报，于是深为佩服胡雪岩的义气，欣然把他当做了最贴心的朋友。

    与胡雪岩做生意的人都大为佩服他的这种侠义之举，愿意和他进行商业往来，他们不仅仅把胡雪岩看做生意上的客户，更多的是作为朋友、知己。所以，胡雪岩是做一笔生意，交一路朋友，商道越来越宽。

    单说胡雪岩去松江买商米垫漕米一事。凭着他的三寸不烂之舌，很快就与漕帮的龙头老大魏老五由初识而结成莫逆之交。以魏老五的威信，胡雪岩买米一事已不成问题。在与魏老五的关门弟子尤老五，也就是现行的漕帮老大商谈买米一事中，胡雪岩见尤老五面露难色，只是迫于师父魏老五的面子不好讲，所以口头上虽然答应了，心里面却是十二分的不愿意。

    见此情景，胡雪岩并没有乘人之危，买了米就走，其他事可以不管。他打开天窗说亮话，告诉尤老五，有什么难处只管说，不然我胡雪岩就不买这批米了。尤老五见胡雪岩如此直爽，也没什么顾虑了，就把自己心中的隐哀对胡雪岩一吐为快。原来自从官粮海运以后，漕帮的处境十分艰难，目前正是缺银少钱的时候，他们需要的是现钱，而胡雪岩的“买”只是一时的权宜之计，待官粮收齐后，又要退还漕帮，现在买，只是一时的周转之计，以后到漕帮手里的还是米，这使尤老五很为难，但魏老五已经答应下来了，他也不敢有何怨言。

    胡雪岩了解到这种情况后，马上与出资买米的钱庄总管张福康商量，看钱庄能不能待漕帮以后把退还的米卖掉后再收回现在支出的银两，而不是一俟退米之后，就急于收回银两。张福康知道胡雪岩是值得信赖的人，二话没说就答应了。

    尤老五的难处解决了，他自然非常高兴，也极为欣赏胡雪岩的为人。于是，买米的事很快就谈妥了。

    胡雪岩这次买到的不仅仅是米，还买到了与尤老五的“情”。自此以后，尤老五对胡雪岩“唯命是听”，只要是胡雪岩的货，漕帮绝对是优先运输。所以胡雪岩的货运向来是畅通无阻。不仅如此，尤老五还把他在漕帮中了解到的商业信息，及时向胡雪岩汇报。胡雪岩有此商业“密探”，自然增加了对商场情况的了解，在商业活动中抢占了不少有利时机。

    在一切都朝钱看的商场中，能够真诚地替对方分忧解难，确实不易，但这是一种上乘商业智慧的体现。因为义智不仅使商业活动中的问题迎刃而解，更为重要的是，在这种义智的鼓励下，新的机会像滚雪球似的，越积越多，这也就等于给下一次增添了取胜的筹码。它比单纯的市场估计要高明得多，这也是日后胡雪岩能够在商业活动中屡建奇功的一大秘诀。

    胡雪岩的阜康钱庄刚开业不久，绿营兵罗尚全便携带毕生积蓄的一万两银子前来存款一事，就是对胡雪岩义智效果的最好说明。

    罗尚全，年轻时嗜赌如命，且经常是一掷千金。没过几年，罗尚全赌场失意，他不仅把祖辈遗留下来的殷实家产输得一干二净，还把从老丈人处借来的，准备用于重兴家业的一万五千两雪花花的白银，在一夜之间输得精光。老丈人气愤不已，他不想看到自己的闺女跟着这么一个赌徒受苦受累，于是把罗尚全叫来，要罗尚全解除婚约，并发誓今生今世一定要把所借的一万五千两银子还清。

    他只身背井离乡，辗转来到浙江，参加了绿营军。十几年来，他想方设法，拼命赚钱，而今他已积聚了一万多两银子。但由于不可能随时带在自己身上，他必须找个妥善的地方放置。恰好他听说了胡雪岩的义名，深感可靠，于是就带上毕生的血汗钱前往阜康。

    一名普通绿营兵竟有一万两银子的积蓄，这不得不叫人对钱的来路产生疑问。加之，罗尚全存款四年，不要息，只要保本就行，这更令人疑窦四起。

    胡雪岩听说这件事后，知道其中必有隐情，他叫上罗尚全到屋里摆上一席。酒过三巡，胡雪岩和罗尚全就开始了推心置腹的谈话，罗尚全见胡雪岩如此豪爽，果然名不虚传，便把自己的经历与想法和盘告诉了胡雪岩。

    素来沉稳的胡雪岩听说后，颇为感动，他当即表示，四年后，罗尚全回来取款，连本带利一万五千两银子，分文不少，其付出的利息已远远超出了平常的存款；若罗尚全不幸回不来，胡雪岩亲自去他丈人家交还这一万五千两银子，以了却他的心愿，凭这几句话，罗尚全就对胡雪岩的侠义气慨佩服得五体投地，他连存折都不要，就离开了阜康钱庄。

    胡雪岩的侠义，很快就得到了回报。罗尚全到绿营军，把自己到阜康钱庄存款的事告诉其他士兵后，这些即将出征的士兵纷纷把自己的积蓄都存放到了胡雪岩的阜康钱庄。短短几天时间，阜康钱庄就收集了这类存款三十万两之多，一下子就解决了钱庄新开业的困难，据说，重张旗鼓。

    先做人，后经商

    陶朱公是位著名的大商人。凡“富者皆称陶朱公”，表明他是被作为大商人的典范看待的。在先秦以后的两千余年中，陶朱公的名字一直被商人艳羡和称道。直到近代社会，在从事商业贸易活动的人们中仍然流传着“陶朱事业，端木生涯”，“经营不让陶朱富，货殖何妨子贡贤”的说法，可见陶朱公在商人心目中的地位。

    陶朱公在商业经营活动中运用了一套理论知识作为指道，这就是所谓“计然之策”，它包括两部分内容。一部分被称为“治国之道”，讲的是封建国家管理粮食市场的办法，另一部分称为“积著之理”，讲的是私人经商致富的学问。

    “积著之理”基本原则之一是“务完物，无息币。”所谓“务完物”，是指在商业贸易的买进卖出中，要严格注意货物的质量，务必使所经营的货物保持完好：“无息币”是指不要让货币滞留在手中。“积著之理”的这一基本思想原则表明了商人资本的动态特点。

    商人资本为了取得利润，就必须不断地买进货物卖出货物，与此相应，货币也必须不停地流动。这就是“计然之策”所要求的“财币欲其行如流水”。从一定意义上说，不断地买进卖出过程，就是商人资本的存在形式。这个过程的中断，就意味着商人资本生命的停顿。而买进卖出这一过程能否顺利地进行，关键是在于货物的质量。商人要使自己的商品能够顺利地售出，从而得到利润，就不得不重视货物的质量。

    商人资本最具有特征的行为是在流通领域中投入一定数量的货币以获得更多数量的货币。如果让货币停留在手中，就只是守财奴的行为。所以，从货币形式来看，商人资本是货币在流通领域中的不断运动，“无息币”则是对这种运动的最好表达和概括。

    胡雪岩自小在钱庄当学徒，深知钱业生意之奥秘。所以在开业之初，虽只有十万左右的款项，且每笔款项的存货日期相逼甚紧，他还是有魄力调动资金，及时投入新的丝茧生意。

    档手刘庆生刚一听到胡雪岩的调度，迟迟疑疑不敢苟同。他作为一名优秀钱庄伙计，深知钱庄需要有大批头寸殿后，方可不陷于窘迫。胡雪岩猜透了他的心思，就拿“无息币”的道理给他讲了一番。胡雪岩说，搞钱庄生意的，就是要七个盖子八个坛，串来串去不串绷才显出你的本事。要算准了，今天进款多少，余款多少，什么时候候要支出多少，有可能还有些什么样的进项。眼光要放远一些，统筹起来盘算，让钱活起来，不要积死在手上。钱业生意最害个白的就是烂头寸。别人存款来了一大堆，放下出去，没地方用，完了。要是这样的话，过不了几天，你准得关门了。

    胡雪岩的这套商业思想，不但讲到了“无息币”这一原则，同时还讲到了做到这一原则的基本方法。按胡雪岩的话讲，就是要有“眼光”；按陶朱公的话讲，就是要“与时逐”。有眼光就是要观察，能发现市场行情的变化，心中总要有个大数，统一安排自己的经营。这还不够，还要善于主动出去活动，以自己的社会活动影响市场行情的变化，使它朝着更有利于自己的方向发展。当然，一旦能够开始影响行情，对市场所做出的预期自然会更为准确，更为可靠。

    陶朱公的“积著之理”还有一原则，也十分重要。这就是：“论其有余不足，则知贵贱。贵上极则反贱，贱下极则反贵。贵出如粪土，贱取如珠玉。”

    这一段讲讲的是货物价格与市场供需之间的关系。在需求稳定的情况下，货物价格与供给量成反比，所以供给过多，价格就会下跌，反之就会上升。价格的涨落有一定限度，上涨到一定程度，必然因需求的饱和而下跌，相反，下跌到一定程度，也必然会出现反弹。所以，“贵上极则反贱，贱下极则反贵。”这是商品交换中的最基本规律。

    对于一个商人来说，掌握了这个规律，就要为自己的商业活动服务，不要被市场表面的繁荣或萧条所迷惑，而要观时察变，在市场接近饱和时抛出，而且要毫不留情。这时的商品越多，越要及时处置，不能犹豫。反之，在商品价格接近低谷时，要大量购入。抛售和购买时的基本原则，就是：“贵出如粪土，贱取如珠玉。”

    与陶朱公的“积著之理”比较，胡雪岩的这套商业理论真是又进了两层。第一，在知贵贱的基础上，点明了做生意的人的到家之处，就是要利用这一点，两面取利，并把它视作“会做生意”和一般的平平庸庸做生意二者之间相区别的一个标准。一般做生意的人，贵取贱出，趋利避害，会做生意的人，如陶朱公，贵出贱取，而胡雪岩的“会做”，则是出也获利，取也沾益，做到了这一点，生意才算做到了家。第二，把生意的两面推及世事，认为世上无论什么事，都有两面。在现实生活中，免不了在这一面占便宜，在另一面吃亏的。但是在胡雪岩看来，这个“亏”要看你怎么吃。如果是胡雪岩，他会认为现实中吃的亏都是便宜，因为你顺便放给别人一个人情，而人情总是有机会可以回报的。所以胡雪岩每临到需要“放血”之事，绝不会只知坐收，而不知付出。

    胡雪岩说：“世上随便什么事，都有两面，这一面占了便宜，那一面吃亏，做生意更是如此，买卖双方，一进一出，天生是敌对的，有时候买进便宜，有时候卖出便宜，涨到差不多了，卖出；跌到差不多了，买进，这就是两面占便宜。”

    这段话一方面讲生意经，我们这里可以不管，另一方面推诸世情，认为世上无论什么事，都有两面。在现实生活中，免不了在这一面占便宜，在另一面吃亏的。不过吃亏是福，全在你怎样看。因为吃亏的同时意味着你已经顺便放给别人一个人情，而人情总是有机会回报的。落水的狗人们一般是不痛打的，占姑娘的便宜需要同时准备着答应姑娘的要求，这都是事情两面性的表现，前者是狗以丢脸（丧失尊荣）换取退路，后者是人以一时之快引来责任。这时候最好的办法是落得做顺水人情，先彻底满足了对方的要求，才能化已经吃亏的情势为有可能带来回报的情势。

    圆融处世，事半功倍

    胡氏行为处世虽然尚忠推义，但并不拘泥于此，他深谙厚黑之道，知晓处世方式里因人因事而异，何必固执偏激而不晓灵活变通呢？只要能使问题圆满妥善解决，又何乐而不为？当然这不是置仁义道德于不顾。

    在社会上立身处世，不免要接触到形形色色、各种各样的人物，也要遇上许多意想不到的问题，如果不是在深山老林里过着与世隔绝的野人生活，这些事情都是难以避免的。如何处理好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如何使问题得以圆满解决，这诸多问题，我们不得不细致考虑。也许有人不以为然，我行我素，抱定只要能保持自己的个性，可以不计较后果和得失。但对于更多的人来说，不得不考虑事情的真相，于是放弃自己的一些固有的思想观念，而在处理方式上，更加变通灵活。

    《庄子》中“庖丁解牛”的故事，告诉我们要根据不同的情况，采用不同的方法，这样才能达到游刃有余的境界，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如果是胡乱横劈竖砍，只会折其刀。效果与方法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方法得当与否，其效果的差异是显而易见的。要想取得好的效果，必须采用适当的方法。

    胡雪岩的为人处世，可以用“圆融”两个字来形容。他不是书香门第出身，也没有饱读经书的经历，所以也就没有一般读书人那种洁身自好、舍身殉道的思想观念。多年的伙计生活，使他学会了做人处世的“圆融”，那就是善于体察人心的喜怒哀乐，顺应人们的爱憎恶欲，取得皆大欢喜的办事效果。这些东西虽然为读书人所不耻，但恰恰是作为生意人所必备的。只要能做到这些，万事无不可遂，人心无不可得，所以胡雪岩无论在官场，还是在商场，都能够游刃有余。

    虽然胡雪岩在处世方式上灵活多变，在态度上有些急功近利，但他并不是那种投机取巧唯利是图的市侩，更不是那种胆大妄为，为了谋求利益可以置仁义道德于不顾的贪心汉。胡雪岩是个忠义观念极强的传统人，只是在传统之中又多少嵌入一些商人的“圆滑”，这不同于不择手段的图利，而是为了追求办事效果的多变。忠义观念仍在他脑子里根深蒂固，他不会因利而背信弃义，并往往是为了忠义，而发挥自己手腕灵活的特长，以帮助朋友或他人谋利。

    胡雪岩凭借自己的三寸不烂之舌，游说耿介、清高的嵇鹤龄，嵇鹤龄为胡雪岩侠义之风所感动，欣然同意只身前往危机四伏的新城平抚民变。由于嵇鹤龄“擒贼先擒王”的宗旨确定得当，嵇鹤龄联络当地的乡绅地主很快就将民变的头目捉拿归案，并押送杭州受审。一场蓄势待发的民乱，被掐灭在萌芽之中。

    王有龄见嵇鹤龄为他除却了一个心头之患，颇为证赏他的才干，决定为他向上面邀功请赏。巡抚大人黄宗汉也满口答应，并还要为王有龄记功。

    可是，过了一段时间，王有龄调任署理湖州府的信札下来，而真正的有功之士嵇鹤龄却迟迟没有收到委任状，他去巡抚衙门询问该事，答复是叫他继续等待。

    王有龄见为自己立功的嵇鹤龄的委任官札至今没有下来，心里十分着急，他决定亲自登门去拜访一下黄大人。碍于他的顶头上司何桂清的面子，黄宗汉对何大人的总角之交，自己的下属王有龄礼遇有加。

    两人在黄宗汉精心营建的船亭品茗，王有龄不好开诚布公地向黄宗汉咨询嵇鹤龄委任的事，只是旁敲侧击地暗示真正立功的人还没有得到该有的奖赏。

    黄宗汉似乎不明其意，对于嵇鹤龄委任一事，他只字不提。

    王有龄对黄宗汉的暗示置若罔闻，他不解其中暗含的意思，继续“旁敲侧击”。黄宗汉很不高兴，眼一瞪，推说自己身体有恙，不能久陪。王有龄只好起身告辞。

    回到府上，恰好遇上胡雪岩也来问嵇鹤龄的事，嵇鹤龄毕竟是他请出山的，事办成后，不能撒手不管。王有龄生气地把自己到黄宗汉那儿的前前后后向胡雪岩述说了一遍。

    胡雪岩听王有龄这么一说，微微一笑，满怀信心地告诉王有龄，不出三日，嵇鹤龄的委任札就会下来，然后神秘地叫王有龄安心休息，一切包在他身上。

    回到阜康钱庄，胡雪岩立即叫伙计准备二万两银票，然后以嵇鹤龄的名义寄往黄宗汉的老家，事办成之后，把汇票的底根给黄宗汉送去。

    果然不出三天，嵇鹤龄的委任札就下来了，他填补王有龄调任后留下的浙江海运局“坐办”的空缺。王有龄佩服胡雪岩料事如神，嵇鹤龄知道必定有人暗中帮他在官府做了手脚，是王有龄，还是胡雪岩，他闹不清楚。

    胡雪岩以自己圆融的处世，满足了黄宗汉的贪心，解决了嵇鹤龄的委任迟迟未定的问题，而这一切都做得不露声色，既没有伤及嵇鹤龄读书人清高的面子，也算了却了王有龄知恩图报的一桩心愿。

    面对同一件事，嵇鹤龄、王有龄、胡雪岩三人的态度、见解不一样，结果也就不一样。嵇鹤龄禀性清高、狂傲，对行贿这种事不耻，他宁愿拿银子去塞狗洞，也不愿去意思意思，结果虽然安抚民变功大，而奖赏却拖延不定，这还不如坐享其成的王有龄。

    而王有龄面对黄宗汉的暗示，却不解其意，他有些不谙世故，心余力绌，是有劲不晓得往哪儿使，干着急。

    只有胡雪岩精通世故，从王有龄的谈话中已经明白黄宗汉的心思，于是出面以嵇鹤龄的名义给黄宗汉送了两万两银子，事情于是很快就得以圆满解决。

    胡雪岩这种走后门、行贿赂的做法，肯定是不够光明正大，为人所不耻，但要使事情能够更好更快地解决，不得不委曲求全。这种想法与做法尽管有急功近利之嫌，但最终结果却是皆大欢喜，令人满意，而不像嵇、王二人那样于事无补。胡雪岩“圆融”的处世方式在这里得以充分的展现。

    在社会上，公关是一门学问，看起来非常简单，但做起来却很难，要处理好各方面的关系，不仅要善于揣测各方面的心理，还要有灵活的手腕，也就是说不仅要有正确的想法，还要有与之相应的办法和做法。

    因为现代社会是信息的社会，也是交流的社会，要想取得满意的交流效果，必须具备高超的交流才能，这就需要懂得公关这门学问。

    胡雪岩的处世尽管“圆”，但绝非“滑”。他追求“圆”，是为了使事情能够完善圆满地得以解决，于是在办事的手段上更加灵活，同时也注意兼顾他人的利益，而不是那种为了自身利益，置他人利益、仁义道德于不顾的“滑”。

    当丝业生意渐趋稳定后，胡雪岩又把他的商业眼光瞄准了军火生意。军火生意利润不薄，但风险也特别大，要想吃这碗“军火”饭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胡雪岩凭借他已有的商业基础，依靠他在漕帮的势力，很快使军火生意上了道，着实做了几笔大生意。这样，他在军火界也成了一个有头面的人物了。

    一次，胡雪岩打听到一个消息，说外商又运进了一批先进、精良的军火。消息得到进一步的证实后，胡雪岩知道这又是一笔好生意，做成一定大有赚头。他即找外商联系，凭借他老到的经验，高明的手腕，以及他在军火界的信誉和声望，胡雪岩很快就把这批军火生意搞定。

    正当春风得意之时，他听商界的朋友说，有人在指责他做生意不仁道。原来外商已把这批军火以低于胡雪岩出的价格，拟卖给军火界的另一位同行，只是在那位同行还没有付款取货时，就又被胡雪岩以较高的价格买走，使那位同行丧失了一个赚钱的好机会。

    胡雪岩听说这事后，对自己的贸然行事感到惭愧。他随即找来那位同行，商量如何处理这事。那位同行知道胡雪岩在军火界的影响，怕胡雪岩在以后的生意中与自己为难，所以就不好开列条件，只好推说这笔生意既然让胡老板做成了就算了，只希望以后留碗饭给他们吃。

    事情似乎就可以这么轻易地解决了，但胡雪岩不然，他主动要求那位同行把这批军火卖给他，同样以外商的价格，这样那位同行就吃个差价，而不需出钱，更不用担风险。事情一谈妥胡雪岩马上把差价补贴了那位同行。那位同行甚为佩服胡雪岩的商业道德。

    如此协商一举三得，胡雪岩照样做成了这笔好买卖，没有得罪那位同行，博得了那位同行衷心的好感，在同业中声誉更高。这种通融的手腕日益巩固着他在商界的地位，成为了他在商界纵横驰骋的法宝。

    1989年，英国联邦IPM电脑电子公司透过其科技间谍窃取了德国慕尼黑电脑公司最新研制成的软体，然后稍加改装，作为其主打产品推向市场，产品极为畅销，公司因此而获利不少。

    但很快，德国慕尼黑电脑公司发觉这种软体产品似曾相识，经过分析，确认是其被窃的电子软体，公司立即付诸国际法庭，请求对英国联邦IPM电脑电子公司进行法律制裁。

    经过三年多的漫长诉讼、辩护，1991年12月，国际经济仲裁法庭宣判，英国联邦IPM败诉，应赔偿德国慕尼黑电脑公司一千三百万英镑，并立即停止生产该产品。英国联邦IPM电脑电子公司在商战中的“滑”，只是为自己挖掘一座坟墓而已。在败诉赔偿之后，英国联邦IPM电脑电子公司势力锐减，在商界名声扫地，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便宣布破产倒闭了。

    商战中一时的投机取巧，或许会带来一时的飞黄腾达，但在投机的同时，也为将来的发展埋下了一个祸根，设下了一个隐患，这一隐患往往是其致命之疾，一旦爆发，则前功尽弃，带来灭顶之灾。

    商道上奸猾的是不仁道，尽管为人所不齿，但其背后隐藏的财富，却是令人无法抗拒的诱惑，因此其经常被人视为通向成功的捷径，也常引诱人挺而走险，妄图一举成名，然而没想到其必“蹶上将军”。要想在商道中长期发展，并成就大业，还是要靠自己的才智与努力，脚踏实地，勤勤勉勉地干，要记住中国的一句古语“多行不义必自毙”。

    在商道活动中，胡雪岩打的是乱世牌，乱世给他提供了众多的发财机遇，同时，他也在乱世中经历不少风险。

    军火生意，一头连着官府，一头连着盗匪，所以风险特别多，也特别大。做军火生意的商人有如踩钢丝绳、过独木桥，赚的都是提心吊胆的钱。

    话说胡雪岩从外商手中买进那批先进军火，从上海运到浙江境内的乌岭山，便被一伙土匪劫持。胡雪岩做军火生意以来，也是第一次遇到这种事，一时间一愁莫展，拿不出个好的主意来。

    这时，胡雪岩松江漕帮的朋友尤老五赶来了，原来胡雪岩军火被劫持的事，他已听说了。凭借他松江漕帮的消息灵通，他很快得知这事是外号叫做跷脚长根的土匪做的，而跷脚长根恰好是尤老五的朋友俞武成过去的一名手下，只是而今势力强大，自己另立门户了，但若俞武成亲自出面，想来这事不难解决。所以他跑来及时向胡雪岩报告了这个消息。

    胡雪岩听尤老五这么一讲，心中又燃起了希望之火，他很庆幸自己那次去上海买商米垫漕米时交上了尤老五这位朋友。尤老五在商业上没少给他帮助，不仅在货物运输上给他提供了方便，还时常向他透露各种信息。

    在尤老五的引见下，胡雪岩结识了年已古稀的俞武成。依靠商界的经验和手段，胡雪岩很快地和俞武成成了朋友。俞武成不顾年事已高，身体不便，答应为胡雪岩亲自走一趟，想来跷脚长根也要看看他的老面。

    在俞武成的面前，跷脚长根满口答应，马上就归还胡雪岩的那批军火，但一待俞武成离去，跷脚长根便一拖再拖，硬了，便忘了本。

    胡雪岩见跷脚长根如此无赖，俞武成又奈他不得，只好另打主意。既然跷脚长根行踪已定，不过就是凭手中有点势力，才胆敢这么爱理不理，那就只好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了。胡雪岩在官场的朋友不少，而浙江巡抚何桂清就是他在浙江官场最大的靠山。

    当年王有龄能够顺利地补上浙江海运局“坐办”这个实缺，还多亏何桂清的暗中帮助。对于胡雪岩倾囊资助工昌龄进京“投供”一事，何桂清也有所了解。更为重要的是何桂清现在的宠妾小翠，就是胡雪岩心爱过，最后忍痛割爱，送给何桂清的。

    听胡雪岩报告此事后，何桂清立刻调遣官军，跷脚长根无疑是以卵击石，自取灭亡。所以，他请何桂清暂时别忙进攻，待他与俞武成商量之后，看能不能以安抚的形式解决这事，这样官兵也可以避免不必要的伤亡。

    俞武成见这时候胡雪岩居然还有菩萨心肠，真是不解，以官军的势力，一举就可以把跷脚长根拿下，然后取回被夺去的军火，何必还怜悯自己的仇人？他是不愿再看到跷脚长根这个不义之徒了。

    胡雪岩考虑跷脚长根毕竟也是一条汉子，现在危在旦夕，何必做这些无谓的牺牲呢？真正双方打起来，肯定对双方都不利，何不采取安抚的方式对大家都有利。胡雪岩主意打定，决定亲自上乌岭山一趟，找跷脚长根面谈。

    跷脚长根眼见山脚的官军兵多将广，自己是插翅也难飞了，只好作破釜沉舟的打算了，大丈夫到死也要拼得个鱼死网破。忽然，胡雪岩上山来请求见他。

    胡雪岩进屋来，开门见山地说明自己的来意。只要跷脚长根真正就抚，并交出那批军火，他胡雪岩保证所有“山上兄弟”绝对安全。

    正处于绝望边缘的跷脚长根，听胡雪岩这么一讲，心中又燃起了求生的希望，他听说过胡雪岩的为人，也知道他敢于独闯虎穴，也是干脆诚意为他着想，倘若仅仅是要夺回他那批军火，又何需冒险上山，直接叫官兵攻打多省事。

    跷脚长根也没更多说话，大家都是明白人，何必多言呢，他答应了胡雪岩的条件。胡雪岩连夜返回驻营，向何桂清诉说了跷脚长根愿意就抚的事。何桂清没想这么快就把事情谈妥，这也减去了他的不少麻烦。

    第二日，干戈化为玉帛。跷脚长根带领着他的部下下山就抚，并完好无缺地交还了胡雪岩的那批军火，何佳清收编了跷脚长根的部下，并赐给跷脚长根一个不大不小的官衔。

    胡雪岩又一次成功地化解了他所遇到的商业困难，且使他的侠义之名四播，黑道只要一听说是胡老板的货，纷纷开道让路，所以胡雪岩的货物运输，总是畅通无阻，买卖做起来当然是格外的顺利。

    如果没有松江漕帮的尤老五提供消息，胡雪岩难以知道他的货落入了谁的手中，更难知道跷脚长根是何许人，这还是得益于他当年到松江买米时，交上了尤老五这位灵通人士。当然问题最后能解决，还依靠了何桂清，当年的忍痛割爱换来了而今何佳清的不辞辛劳，鼎力相助，如果没有前面那层渊源，想来何桂清也未必肯为其出力。这一切都是胡雪岩过去圆融处世的结果，此所谓有因必有果是也。

    而胡雪岩的侠肝义肠，在跷脚长根垂危之际又得以充分体现。他不计前嫌，反而是大发菩萨心肠，挽救了跷脚长根。这虽是举手之劳做的一件小事，然而却为他在黑道赢得了声誉，又为他在商业运输中平安畅通提供了难得的保障。胡雪岩在商界圆融处世的高明手段，再一次发挥了独到的功效。

    要想在商场中谋求长期的稳固发展，首先就要排斥那种偶然的侥幸心理，背信弃义的侥幸顶多只能一时得逞，切不可因自己一时的侥幸得逞而得意忘形，因为这往往为自己将来的惨败打下一个“伏笔”。

    相比之下，中国的知识分子受传统教育的影响，往往对圆世的态度不屑，他们恪守正道的教诲。然而现实的社会生活是千变万化的，所以传统的读书人经常遇到羁绊，但他们往往至死不悔，所以在中国历史上，以身殉节的文人甚多。尽管他们保持了操守的贞洁，却没能使自己的事业最终成功，确实是一件令人遗憾的事。

    胡雪岩谈运气与本事

    世间一切事物中，真真假假的东西是难免不了的，但是一切都是假的也不是绝对的，只有靠自己才是真的。人缘也是靠自己，自己是个半吊子，所以说，就不可能有那么多的朋友。

    既然咱们都是一家人，无话不可谈，如果你哪里为难，不妨实说，大家商量。你们的难处就是我们的难处，不能只顾自己，不顾人家。

    我再说一句，这件事一定要你们这方面能做才做，如有勉强，我们宁愿另想别法。江湖上行走，不能做伤害好朋友的行当。

    王有龄回想此行的种种，无一事不是顺利得出乎意料之外，因而心里不免困惑，一个人到底是靠本事，还是靠运气？照胡雪岩的情形来说，完全是靠本事，想想自己的今天，似乎靠运气。

    这话也不对！他在想，胡雪岩本事通天，如果没有自己，此刻自是依然潦倒、怀才不遇的人，看来他也要靠运气。

    至于自己呢？如果不是从小习于吏事，以及这一趟从京师南下，好好看了些经世之作的名著，为黄宗汉所赏识，那么即使有天大的面子，也不过派上个能够捞几个钱的差使，黄宗汉绝不会把漕米海运的重任，托付给自己。照此一说，还是要有本事。

    有本事还要有机会，机会就是运气。想到这里，王有龄的困惑消失了，一个人要发达，即要有本事，也要有运气。有本事没有运气，或者运气来了，没有本事，不过昙花一现，好景不长。

    想到这王有龄就感觉人多有点想法，特别觉得用人的方法要变一变，应该恩威并施，特别是对胡雪岩，在感情以外，还要关怀得无微不至。

    胡雪岩对王有龄也不例外，二人情同手足，当王有龄有时情绪波动时，胡雪岩就规劝王有龄：龄公，你千万要沉住气！今日之果，昨日之因，莫想过去，只看将来，今日之下如何，不要去管它，你只想着今天我做了些什么，该做些什么就是了。

    有才干的人，总是有脾气的，不过脾气不会在家里发，在家里像只老虎，在外头像只“煨灶猫”，这种人是最没出息的人。

    说句实话，我别的长处没有，第一，自觉从未做过对不起朋友的事；第二，事情轻重出入，我极清楚。

    在世上活着，越是本事大的人，越要人照应。古代皇帝要太监，老爷要跟班，只有叫化子不要人照应，这个比方也不大恰当，不过做生意一定要伙计。将来的市面，要撑得其大无比：没有人照应，赤手空拳，天大的本事也无用。

    一个人不能光靠运气，运气碰上只是一时，但人总要自己不断地上进。

    人生在世，不图利，就为名。做生意也是一样，冒险值不值得，就看你两样当中能不能占一样。

    时常有人说，有钱没有用，要有人，自己不懂不要紧，只要敬重比自己懂的人，用的人没本事不妨，只要把用人的名声传出去，自会有有本事的人投到门下来。

    闲时常想：要弄个舒舒服服的大地方，养班吃闲饭的人，三年不做事，不要紧，～件事做成就值得养他们三年。

    身后的名气我不要，我只要生前有名，有一天我阜康的招牌，到处看得见，那就不白活一世了。

    仅有志向，不能识人、用人，此之谓“心大才疏”，像那样的人，生来就苦恼！

    不得志的时候，就不要满腹牢骚，要面对现实创造机遇。

    所以说，一个人的力量是有限，就算有三头六臂，又办得了多少事？要成大事，全靠同舟共济，说起来我一无所有，有的只是朋友。要拿朋友的事当自己的事，朋友才会拿你的事当自己的事，没有朋友，就是有天大的本事，也还是没有办法。

    人生在世，为人总要通情达理。三纲五常，总也要合道理，才有用处。我最讨厌那些伪道学，或者下明事理的说法，什么“君要臣死，不能不死；父要子亡，不得不亡”！你倒想想看，忠臣死了，哪个替皇帝办事？儿子死了，这一家断宗绝代，孝心又在哪里？

    我听说“三国”的桃园结义，刘、关、张不愿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愿同年同月同日死，这话就说不过去！如果讲义气的好朋友，死了一个，别的都跟着他一起去死，这世界上，不就没有君子，只剩小人了？

    什么事，一颗心假不了，有些人自以为聪明绝顶，人人都会上他的当，其实到头来原形毕露，自己毁了自己。一个人值不值钱，就看他自己说的话算不算数。

    用人之道，不拘一格，能因时因地制宜，就是用人的诀窍。

    做人总要讲宗旨，更要讲信用，说一句，算一句。

    面子就是招牌，面子保得住，招牌就可以不倒，这是一句秘诀。

    我是一双空手起来的，到头来仍旧一双空手，不输啥！不但不输，吃过、用过、阔过，都是赚头。只要我不死，你看我照样一双空手再翻起来。

    你看了人再用，不要光看人家的面子，人用得不好，受害的是自己。

    因此，只要有私心的档手，一到动了自立门户的念头，就必然损人以利己，侵蚀到东家的利益，即使是东家一手培养出来的，亦不会觉得自己忘恩负义，因为他替东家赚过钱，自以为已经报答过了。运气和本事说去说来都是这些东西，关键在于人为的事。一个人想成就什么样的事，归根彻底还是在于自己的想法，运气与本事只能是一种安慰而已。

    借米下锅，创阜康钱庄

    钱庄在古时用于银钱兑换业，这一点和西欧的银行接近。在中国，早的时候是银两和铜钱的兑换，后来逐渐地发展主要是银圆和银两的兑换。从起源到发展，钱庄可算做是明清时期中国的一个小小的经济细胞体。

    在1840年以前，钱庄没有股份公司的组织，都是独资或合伙经营，而以合伙者为多，出资人对企业负无限责任。因为钱庄的信誉决定于出资人的财产，出资人常以一笔钱存入钱庄，称为附本或护本。还有的出资人在其他信誉较好的钱庄存入一笔定期存款，以示本人财力，兼有保证之意。

    聪明的中国商人还发明了钱庄的支票——庄票。庄票一般是几排红蓝印字与三五个印章外加几行龙飞凤舞却十分清晰的墨迹手书。它是钱庄所签发的银钱凭证，也是最重要的信用工具。

    商务运作过程中，一个最基础的工作，应该是资金的筹措。所谓“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因此，常人所说，做生意一定要先有本钱，然后才能去经商。生意做大，所要的本钱也就越大，这是谁都知道的。因此，胡雪岩实实在在，借米下锅，创阜康钱庄就是这个道理。

    但胡雪岩在艰苦的条件下，仍然要把自己的钱庄开起来。在他看来，眼前只要弄些银子，先把场面撑起来，钱庄的本钱，将来肯定不成问题。

    胡雪岩心中有如此把握，是因为此时他已有了自己的“成算”，这“成算”也就是所谓“借米下锅”。

    所谓“借米下锅”，说穿了，也就是拿了别人的银子，来做自己的生意。此时的胡雪岩想到了两条“借米”的渠道：一条渠道是信和钱庄垫支给浙江海运局支付漕米的二十万两银子。王有龄一上任，就遇到了解运漕米的麻烦，要顺利完成这一桩公事，需要二十万两银子。胡雪岩与王有龄商议，建议让信和先垫支这二十万两，由自己去和信和相商。这在信和自然也是求之不得。一来信和正在准备巴结着胡雪岩，二来信和也正希望与海运局接上关系。从这里面内幕上看，一方面海运局是大客主，为海运局代理公款往来必有大赚。另一方面更重要，海运局是官方机构，能够代理海运局公款汇划，在上海的同行中必然会被刮目相看。声誉信用就是票号钱庄的资本，能不能赚钱倒在其次了。有这两条，这笔借款自然一谈即成。本来海运局借支这二十万两银子只是短期应急，但胡雪岩要办成长期的，他预备移花接木，借信和的本钱，开自己的钱庄。这是很自然的事了。

    胡雪岩“借米下锅”的第二个渠道，则是一个更加长远的渠道，那就是借助王有龄在官场的势力，代理公库。胡雪岩聪明过人，早料定王有龄不会长期待在浙江海运局坐办的位置上，一定会外放州县。到时候他可以代理王有龄所任州县的公库。按惯例做法县库公款往来不付利息，等于白借公家的银子开自己的钱庄。

    胡雪岩这一招“借米下锅”，真如“变戏法”一般。不过，生意场上的戏法如何去“变”以及“变”得好与坏，又的确显示着经营者的眼光、胆略和技巧的高低。而生意场上，许多时候也确实需要变一变戏法。能够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条件，在并不损害他人利益的前提下，变出别人变不出的“戏法”，无论如何都是让人叹服的。当然，生意场上的“戏法”，说到底也就是一种必要的经营技巧，而不是心术不正地蒙人，所以，胡雪岩也说，“戏法总是假的，偶尔变一两套可以，变多了就不值钱了，值钱的还是有东西拿出来。”

    胡雪岩在钱庄里当几年学徒的学费没有白交，他不仅用“空城计”唱出了一个阜康银号来，而且在存款和放款方面提出了大胆设想。

    胡雪岩由于平时留心，对钱庄的历史一点也不陌生，他认为做钱庄，唯一的劲敌就是山西票号。山西票号原以经营汇兑为主，而且是以京城作为中心。近年来由于战乱频起，道路艰难，公款解京，有很多不便，因而票号无形中代理了一部分县库与省库的职司，化款并不计息，汇水尤为可观，自然大获其利。还有各省的巨商显宦，认为天下最安稳的地方，莫如京师，所以多将现款汇到京里，实际上就是存款。

    胡雪岩决定学竞争对手的长处为己所用。存款方面没有山西票号那样的有利条件，但在放款生息方面却大有文章可做。

    当候补知县、“本班”的实缺一天也没做过的王有龄一跃而为湖州府知府时，阜康银号自然就由空转实了。这时，胡雪岩开始实施他的大胆放款计划了：第一是放给做官的。由于路途艰难等原因，那几年官员调补升迁，多不按常规，所谓“送部引见”的制度，虽未废除，却多变通办理，尤其是军功上保升的官员，有不少是在地方上当了巡抚，这样主持一省钱谷、司法的大员，而未曾进过京的或者在当地升迁，或者从一地到另一地的，一般少不了需要一笔盘缠和安家费。这些钱一不愁赖账，二不愁利息不高。

    第二项放款是放给那些逃难到上海来的内地乡绅人家。这些人多是祖上留下大把家私，有不少现款、细软带在身上。但不少人日久天长，坐吃山空，这些人借款可用他们的地契来做抵押。

    后来，胡雪岩要改做生丝生意，谈起自己出一千两银子做本钱，让阿珠的父亲立马在湖州开一家丝行坐地收丝。但此时却遇到了一桩麻烦：开丝行要领“牙帖”，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营业执照。

    按当时的惯例，丝行牙帖要由京里发下来，来去最快也得三个月，新丝都在四、五月间上市，这个时候，乡下正是青黄不接的当口，蚕农都等钱用，同时新丝存放时间长了会发黄，价钱上会打折扣，因此都急着脱手。此时已经是四月未了，如果等着牙帖，会耽误收丝。而且，丝行生意多是一年做一季，错过一季也就只好等到来年。当老张把这一情况告诉胡雪岩时，胡雪岩当时就有些发急，他要求老张回到湖州想办法，哪怕花上三、五百两银子的租金租一个牙帖，也在所不惜，先把门面摆开来，他月半左右就要到湖州收丝。

    胡雪岩如此着急，自然有他个性上的原因，他办事总是只要想好了就马上着手去办，绝不拖拉。但此时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那就是他已经有了自己一套周密的盘算：他要用在湖州收到的现银，就地买丝，王有龄此时已经得到了外放湖州任湖州知府的肥缺，马上就要走马上任。而此时胡雪岩的阜康钱庄也已经立起来了，王有龄既到湖州，也必然要让他的阜康钱庄代理湖州府库的“收支”，这正是胡雪岩开办钱庄之初就设想好了的。王有龄一到湖州，第一件事当然就是征收钱粮，将有大笔需要解往省城杭州的现款存到他的阜康钱庄。他要来一次移花接木、移东补西的脱手变现，解交“藩库”。反正只要到时有银子解交“藩库”就行，对公家不损一毫一两，对自己却是可以无本求利的买卖，何乐而不为！

    一笔资金只有在流动中才会得到增值，用胡雪岩的话说，就是“大元宝不会生出小元宝，因此不能让头寸（资金）烂在那里”。从这个角度看，胡雪岩所说的“做生意一定要活络”，知道如何去“移东补西”而且“不穿帮”，对于生意人来说，确实是一种本事，而且还是一种大本事，他在实际的商道运作中采用的“借米下锅”、“移花接木”的眼光和手腕，在化解资金危机的时候，对于在商道摸爬滚打的商人来说，无疑也是极大的帮助。同时给商人东山再起塑造了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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