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问刘乞子：“这是干啥哩？”
他很认真地说：“我要学文化，保妈安顿过的。”
“你认下多少字了？要学，首先得从识字开始。”
“字认下的不算多，大概有一两千个，都是我在拜师学艺那几年，为了记住歌词和曲谱自己揣摸下的。”
“哦，基础还可以。”
“弟弟，汉字我倒不愁，有那本字典哩，只是数学不好自学，你能不能教我？”
“那还用说？只要我会的。”
“数学好学不好学？”
“一点也不难，就是个加减乘除和四则运算，好学着呢，有一两个冬天就够了。”
“什么叫四则运算？”
“就像，就像，这样说吧，就像你过去讨吃时，大布袋里又放了若干小布袋，分别装着五谷杂粮。这个大布袋就是数学，这五谷杂粮就分别是数学里的加减乘除。你单问人家要一种东西（比如黑豆）那叫单则运算，你什么都要那叫四则运算。”
“哦，四则运算原来就是这样的简单，不是单要黑豆，而是糜麻五谷，见甚要甚。”
“对，就是说在一道题里，有加有减有乘有除，加减乘除混合在了一起，你需要一步一步地把它的结果给算出来。”
“哦，我清楚了，那就是说，比方吃一顿饭，不是单靠一种饭来往饱吃，去了东家吃一口莜面，去了西家再吃一个油糕，去了南家喝一碗稀饭，去了北家吃一颗土豆……一家一家才能把肚子给吃饱。”
“哦，大体上是那么个道理，但还得注意个先后顺序，不能见甚吃甚，甚在前面先去吃甚。”
“哦，我知道了，先吃顺口的，挑选着吃，是吧？”
“那也不是，不是由你来挑选，而是有个固定的先后顺序。加减乘除在一起时，得先算乘除法，再算加减法；有括号的先算括号里的再算括号外的，讲究多哩，慢慢来吧。”
“哎呀，我的弟弟，我这个岁数了，快快来都着急得不行，怎么还能慢慢来？那你告诉我，既然不是见甚吃甚，也不是甚顺口吃甚，那是不是甚贵先吃甚，比方先吃肉的再吃素的，能去家里吃就先到家里吃再到院子里吃？”
“哈哈，真是，一二三四五，先从嘴上数；六七八九十，总离不开一口吃。你怎么一说就说到讨吃上了？”我笑着说他。
他脸红了（第一次见他这样），不好意思地说：“弟弟你别这样，这不是你打的比方吗，我是顺着你那个比方来的。”
看到刘乞子这个表情，我马上意识到自己似乎已经伤了他的自尊，于是很快收敛住，一本正经地给他讲起了数学。
从此，到了他那里，就又多出了一样事情——除了共同喂驴、他给我吃豆腐烩菜、就是我给他讲数学。别的事都顾不上了。
我像小学老师那样，每次讲完，都要留下一大堆的课后作业，等下节课，不，是等下次拉炭过来再作“讲评”。
当然，为了便于理解，我们举的些例子，多数还是和要饭和拉炭有关。
他的悟性极好，有的知识一点就通，有的不点就通了。
只可惜，天生一块念书的料，至今却未碰过学校门。
不过，后来的情况就好了。
那年春天，国家普及七年制义务教育，把机会给了我，也给了他——他把豆腐坊交给了他的母亲和他的一个远方亲戚来共同经营，自己到河曲县的沙泉中学上学去了；我也暂时摆脱了“上层户子”的束缚到五寨县的李家庄中学读书去了。
寒假期间，我们又见面了。我仍然被大队派到河曲县拉炭，他继续回到自己创办的豆腐坊里做生意。
两颗久旱逢甘雨的心灵，再次撞击在了一起——我们把心底积攒下来的故事一股脑儿地讲给对方来听，我们苦思冥想编出各种各样的难题来“难”对方，我们翻腾出各自在学校里曾经测试过的众多考卷来“考”对方。
后来的运气还不算太坏。初中毕业了，又赶上了教育路线回潮，我考上了五寨县的三岔高中，他考上了河曲县的巡镇高中。而且成绩都还不错——他考了个全县的“探花”，我考了个全县的“榜眼”。
两年后，高中毕业，我们又都成了返乡知识青年。
回到村里，他混得很好。那时的价值观念和现在不同，那时是穷革命富变修，越穷越革命。所以，刘乞子便闹对了。虽说贫下中农吃香，但哪个贫下中农能拥有他那样特殊的革命资本，他毕竟亲自讨过八年吃呢，谁可与之争雄？于是，刘乞子便自然成了村上最为可靠的革命事业接班人。他先当了生产队长，又当了民兵连长，又入了共产党，最后当上了村子里的最高领导人——村支书。用当时的话说，他是坐着直升飞机上去的。
而我却不顶。既不是贫下中农，又没有讨过吃要过饭，官至大队团支书就再怎么也上不去了。
又过了两年，刘乞子顺理成章地成为贫下中农的保送对象，上了五寨县的师范学校。
我本以为，这下子脱了鞋也追不上乞子了。可是刘乞子却不那样认为，他从师范里把一包一包的学习资料寄过来，像毛主席教导小学生那样，要我好好学习、天天向上。说机会肯定会垂青于有准备的人。我想，这乞子，也太会哄人了吧。我哪能和你相比哩？一顶“上层户子”的帽子像三座大山那样压在头上，谁还会给我机会？
当然，除非是天年变了！
没想到，刘乞子就是刘乞子，他比徐茂斌切实要高明得多。他又一次预见对了。两年以后，就是我在村里当了近四年的整劳力以后，天年说变就变了，中国的上学不再由贫下中农举拳头了。
七七年，在千军万马的拚杀中，我以全县第五名的成绩考上了一所省级学校。
这时的刘乞子，已经从师范学校出来走上了教师岗位。
我念书走的时候，他把我送了一程又一程，总不想回去。让我这个有泪不轻弹的男儿感动得直掉眼泪。
真是一种说不成的缘份。我们俩个本来学的不是一个行当，他学的是教书，我学的是畜牧（用他的话说是喂驴专业），可是在参加工作后很快就又殊途同归了——他也没怎么教书，我纯粹没有去喂驴，他转行去了他们县的县委通讯组，我直接就去了我们县的县委通讯组。不几年，他调到他们县的县委办写材料，我调到我们县的县委办写材料。同时伺候上了县太爷。
本来两条轨道可以长期地并列在一起向前延伸。可是后来是他耍了一次活头，把我们给暂时分开了。八三年机构改革，地委缺下了“写手”，我和他都被人家“物色”上了。那时的写作人才很是“奇缺”，调令下来，两个县均以优厚的条件来挽留我们——他们的县委书记给他承认下了个乡镇书记，我们的县委书记给我承认下了县委办的副主任。只要我们不走，立马就可兑现。我不为所动，如期把手续办回了地委办公室；他则被乡镇书记这个职位深深地吸引住了。
后来，尽管他走了“水路”，我走了“旱道”，但总体上来说，也没有落在他的后面——他当了乡镇书记，我当了机关的科长；他当了县委常委，我当了报社的副总编辑；他当了“县太爷”，我当上了机关的正处；他当了市直某单位的一把手，我当了宣传部的常务副部长。
不管仕途走的怎样，我们俩人的心态都极其平和。他常对我说：“咱们这种出身，老弟（参加工作后，换了一种叫法，他叫我老弟，我叫他老兄），你是个拉炭的，我是个要饭的，能混到现在这个地步，也该乐得偷笑了。”
我跟他开玩笑说：“偷笑？老兄你是该偷笑了，我的心理才不平衡呢，你想想，我这个拉炭的怎就没有闹过你这个要饭的？”
“活该，资历不够怨谁哩？小时候你不能也讨上几年吃？”
这样的逻辑，让我们俩个不禁大笑起来。
一次偶然的机会，守着十来位省市领导，我要敬刘乞子喝酒。刘乞子那天不知怎啦，说啥也不往里喝。情急之下，我就说了句：“看看，人就是不能提拔，刚提了个厅级，拉炭的就攀不上你这个要饭的了。”恰好，这句话让在场的领导们都听到了。领导们出于好奇，非要我们说出事情原委不可。刘乞子揪揪我的衣襟在我耳朵上说：“不敢瞎说，丢人哩。”我反驳：“这丢甚人哩，这是我们的光荣历史。”我不顾他继续揪我的衣襟子，就简明扼要地公布了我俩那段鲜为人知的历史。然后便请求援助：“各位领导请说一句公道话，我这个拉炭的能不能和他这个要饭的喝上一杯？”大家都打帮刘乞子：“喝了哇，喝了哇，人家是个拉炭的，你是个要饭的，论原来的地位又不比你差，怎就能不喝？莫非刚刚提了个厅级，就真的……”
此时的刘乞子仿佛陷入了全面的被动。
可是聪明的人，在处于被动时，总会在瞬间做出反应，化被动为主动、化不利为有利。
面对那么多领导的“围攻，”刘乞子出人意料地端起了面前一个分酒器笑哈哈价说道：“各位领导，我们弟俩的感情切实非同一般，我不是不喝，是嫌他拿的杯子小哩，要喝，就应该来个大的。”
于是，在大家的一片笑声中，我不得不照着乞子那做法，快速端起二两半的分酒器，咣的一声，便豪华了。
天旋转了，地亦旋转了！
醉眼朦胧中，我发现他把我狠狠地瞪了一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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