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我在《红楼梦考证》的改定稿（《胡适文存》卷三，页一八五——二四九）里，曾根据于《雪桥诗话》、《八旗文经》、《熙朝雅颂集》三部书，考出下列的几件事：

    （1）曹雪芹名霑，不是曹寅的儿子，是曹寅的孙子。（页二一二）

    （2）曹雪芹后来很贫穷，穷的很不像样了。

    （3）他是一个会作诗又会绘画的人。

    （4）他在那贫穷的境遇里，纵酒狂歌，自己排遣那牢骚的心境。（以上页二一五——六）

    （5）从曹雪芹和他的朋友敦诚弟兄的关系上看来，我说“我们可以断定曹雪芹死于乾隆三十年左右（约1765）”。又说“我们可以猜想雪芹……大约生于康熙末叶（约1715—1720）；当他死时，约五十岁左右”。

    我那时在各处搜求敦诚的《四松堂集》，因为我知道《四松堂集》里一定有关于曹雪芹的材料。我虽然承认杨钟羲先生（《雪桥诗话》）确是根据《四松堂集》的，但我总觉的《雪桥诗话》是“转手的证据”，不是“原手的证据”。不料上海、北京两处大索的结果，竟使我大失望。到了今年，我对于《四松堂集》，已是绝望了。有一天，一家书店的伙计跑来说：“《四松堂诗集》找着了！”我非常高兴，但是打开书来一看，原来是一部《四松草堂诗集》，不是《四松堂集》。又一天，陈肖庄先生告诉我说，他在一家书店里看见一部《四松堂集》。我说：“恐怕又是四松草堂罢？”陈先生回去一看，果然又错了。

    今年四月十九日，我从大学回家，看见门房里桌子上摆着一部退了色的蓝布套的书，一张斑剥的旧书笺上题着《四松堂集》四个字！我自己几乎不信我的眼力了，连忙拿来打开一看，原来真是一部《四松堂集》的写本！这部写本确是天地间唯一的孤本。因为这是当日付刻的底本，上有付刻时的校改，删削的记号。最重要的是这本子里有许多不曾收入刻本的诗文。凡是已刻的，题上都印有一个“刻”字的戳子。刻本未收的，题上都帖着一块小红笺。题下注的甲子，都被编书的人用白纸块帖去，也都是不曾刻的。我这时候的高兴，比我前年寻着吴敬梓的《文木山房集》时的高兴，还要加好几倍了！

    卷首有永（也是清宗室里的诗人，有《神清室诗稿》）刘大观、纪昀的序，有敦诚的哥哥敦敏作的小传。全书六册，计诗两册，文两册，《鹪鹩庵笔尘》两册。《雪桥诗话》、《八旗文经》、《熙朝雅颂集》所采的诗文都是从这里面选出来的。我在《考证》里引的那首《寄怀曹雪芹》，原文题下注一“霑”字，又“扬州旧梦久已绝”一句，原本绝字作觉，下帖一笺条，注云，“雪芹曾随其先祖寅织造之任”。《雪桥诗话》说曹雪芹名霑，为栋亭通政孙，即是根据于这两条注的。又此诗中“蓟门落日松亭尊”一句，尊字原本作樽，下注云，“时余在喜峰口”。按敦敏作的小传，乾隆二十二年丁丑（1757），敦诚在喜峰口。此诗是丁丑年作的。又《考证》引的《佩刀质酒歌》虽无年月，但其下第二首题下注“癸未”，大概此诗是乾隆二十七年壬午作的。这两首之外，还有两首未刻的诗：

    （1）赠曹芹圃（注）即雪芹。

    满径蓬蒿老不华，举家食粥酒常赊。衡门僻巷愁今雨，废馆颓楼梦旧家。司业青钱留客醉，步兵白眼向人斜。阿谁买与猪肝食，日望西山餐暮霞。

    这诗使我们知道曹雪芹又号芹圃。前三句写家贫的状况，第四句写盛衰之感（此诗作于乾隆二十六年辛巳）。

    （2）挽曹雪芹（注）甲申。

    四十年华付杳冥，哀旌一片阿谁铭？孤儿渺漠魂应逐（注：前数月，伊子殇，因感伤成疾），新妇飘零目岂瞑？牛鬼遗文悲李贺，鹿车荷锸葬刘伶（适按，此二句又见于《鹪鹩庵笔麈》，杨钟羲先生从《笔麈》里引入《诗话》；杨先生也不曾见此诗全文）。故人惟有青山泪，絮酒生刍上旧坰。

    这首诗给我们四个重要之点：

    （1）曹雪芹死在乾隆二十九年甲申（1764）。我在《考证》说他死在乾隆三十年左右，只差了一年。

    （2）曹雪芹死时只有“四十年华”。这自然是个整数，不限定整四十岁。但我们可以断定他的年纪不能在四十五岁以上。假定他死时年四十五岁，他的生时当康熙五十八年（1719）。《考证》里的猜测还不算大错。

    关于这一点，我们应该声明一句。曹寅死于康熙五十一年（1713），下距乾隆甲申，凡五十一年。雪芹必不及见曹寅了。敦诚 “寄怀曹雪芹”的诗注说“雪芹曾随其先祖寅织造之任”，有一点小误。雪芹曾随他的父亲曹在江宁织造任上。曹做织造，是康熙五十四年到雍正六年（1715—28）；雪芹随在任上大约有十年（1719—28）。曹家三代四个织造，只有曹寅最著名。敦诚晚年编集，添入这一条小注，那时距曹寅死时已七十多年了，故敦诚与袁枚有同样的错误。

    （3）曹雪芹的儿子先死了，雪芹感伤成病，不久也死了。据此，雪芹死后，似乎没有后人。

    （4）曹雪芹死后，还有一个“飘零”的“新妇”。这是薛宝钗呢， 还是史湘云呢？那就不容易猜想了。

    《四松堂集》里的重要材料，只是这些。此外还有一些材料，但都不重要。我们从敦敏作的小传里，又可以知道敦诚生于雍正甲寅（1734），死于乾隆戊申（1791），也可以修正我的考证里的推测。

    我在4月19日得着这部《四松堂集》的稿本。隔了两天，蔡孑民先生又送来一部《四松堂集》的刻本，是他托人向晚晴簃诗社里借来的。刻本共五卷：

    卷一，诗一百三十七首。

    卷二，诗一百四十四首。

    卷三，文三十四篇。

    卷四，文十九篇。

    卷五，《鹪鹩庵笔尘》八十一则。

    果然凡底本里题上没有“刻”字的，都没有收入刻本里去。这更可以证明我的底本格外可贵了。蔡先生对于此书的热心，是我很感谢的。最有趣的是蔡先生借得刻本之日，差不多正是我得着底本之日。我寻此书近一年多了，忽然三日之内两个本子一齐到我手里！这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了。

    十一，五，三

    （原载1922年5月7日《努力周报》第1期）

    答蔡孑民先生的商榷

    2

    蔡孑民先生的《石头记索隐第六版自序》是对于我的《红楼梦考证》的一篇“商榷”。他说：

    知其《红楼梦》所寄托之人物，可用三法推求：一，品性相类者。二，轶事有征者。三，姓名相关者。于是以湘云之豪放而推为其年，以惜春之冷僻而推为荪友：用第一法也。以宝玉逢魔魇而推为允礽，以凤姐哭向金陵而推为余国柱：用第二法也。以探春之名与探花有关而推为健庵，以宝琴之名与孔子学琴于师襄之故事有关而推为辟疆：用第三法也。然每举一人，率兼用三法或两法，有可推证，始质言之。其他如元春之疑为徐元文，宝蟾之疑为翁宝林，则以近于孤证，始不列入。自以为审慎之至，与随意附会者不同。近读胡适之先生《红楼梦考证》，列拙著于“附会的红学”之中，谓之“走错了道路”，谓之“大笨伯”，“笨谜”；谓之“很牵强的附会”；我实不敢承认。

    关于这一段“方法论”，我只希望指出蔡先生的方法是不适用于《红楼梦》的。有几种小说是可以采用蔡先生的方法的。最明显的是《孽海花》。这本是写时事的书，故书中的人物都可用蔡先生的方法去推求：陈千秋即是田千秋，孙汶即是孙文，庄寿香即是张香涛，祝宝廷即是宝竹坡，潘八瀛即是潘伯寅，姜表字剑云即是江标字剑霞，成煜字伯怡即是盛昱字伯熙。其次，如《儒林外史》，也有可以用蔡先生的方法去推求的。如马纯上之为冯粹中，庄绍光之为程绵庄，大概已无可疑。但这部书里的人物，很有不容易猜的；如向鼎，我曾猜是商盘，但我读完《质园诗集》三十二卷，不曾寻着一毫证据，只好把这个好谜牺牲了。又如杜少卿之为吴敬梓，姓名上全无关系；直到我寻着了《文木山房集》，我才敢相信。此外，金和跋中举出的人，至多不过可供参考，不可过于信任（如金和说吴敬梓诗集未刻，而我竟寻着乾隆初年的刻本）。《儒林外史》本是写实在人物的书，我们尚且不容易考定书中人物，这就可见蔡先生的方法的适用是很有限的了。大多数的小说是决不可适用这个方法的。历史的小说如《三国志》，传奇的小说如《水浒传》，游戏的小说如《西游记》，都是不能用蔡先生的方法来推求书中人物的。《红楼梦》所以不能适用蔡先生的方法，顾颉刚先生曾举出两个重要理由：

    （1）别种小说的影射人物，只是换了他姓名，男还是男，女还是女，所做的职业还是本人的职业。何以一到《红楼梦》就会男变为女，官僚和文人都会变成宅眷？

    （2）别种小说的影射事情，总是保存他们原来的关系。何以一到《红楼梦》，无关系的就会发生关系了？例如蔡先生考定宝玉为允礽，黛玉为朱竹垞，薛宝钗为高士奇，试问允礽和朱竹垞有何恋爱的关系？朱竹垞与高士奇有何吃醋的关系？

    顾先生这话说的最明白，不用我来引申了。蔡先生曾说：“然而安徽第一大文豪（指吴敬梓）且用之，安见汉军第一大文豪必不出此乎？”这个比例（类推）也不适用，正因为《红楼梦》与《儒林外史》不是同一类的书。用“品性，轶事，姓名”三项来推求《红楼梦》里的人物，就像用这个方法来推求《金瓶梅》里西门庆的一妻五妾影射何人：结果必是一种很牵强的附会。

    我对于蔡先生这篇文章，最不敢赞同的是他的第二节。这一节的大旨是：

    惟吾人与文学书，最密切之接触，本不在作者之生平，而在其著作。著作之内容，即胡先生所谓“情节”者，决非无考证之价值。

    蔡先生的意思好像颇轻视那关于“作者之生平”的考证。无论如何，他的意思好像是说，我们可以不管“作者之生平”，而考证“著作之内容”。这是大错的。蔡先生引《托尔斯泰传》中说的“凡其著作无不含自传之性质；各书之主人翁……皆其一己之化身；各书中所叙他人之事，莫不与其己身有直接之关系。”试问作此传的人若不知“作者之生平”，如何能这样考证各书的“情节”呢？蔡先生又引各家关于Faust的猜想，试问他们若不知道Goethe的“生平”，如何能猜想第一部之Gretchen为谁呢？

    我以为作者的生平与时代是考证“著作之内容”的第一步下手工夫。即如《儿女英雄传》一书，用年羹尧的事做背景，又假造了一篇雍正年间的序，一篇乾隆年间的序。我们幸亏知道著者文康是咸丰同治年间的人；不然，书中提及《红楼梦》的故事，又提及《品花宝鉴》（道光中作的）里的徐度香与袁宝珠，岂不都成了灵异的预言了吗？即如旧说《儒林外史》里的匡超人即是汪中。现在我们知道吴敬梓死于乾隆十九年，而汪中生于乾隆九年，我们便可以断定匡超人决不是汪中了。又旧说《儒林外史》里的牛布衣即是朱草衣。现在我们知道朱草衣死在乾隆二十一二年，那时吴敬梓已死了二三年了，而《儒林外史》第二十回已叙述牛布衣之死，可见牛布衣大概另是一人了。

    因此，我说，要推倒“附会的红学”，我们必须搜求那些可以考定《红楼梦》的著者、时代、版本等等的材料。向来《红楼梦》一书所以容易被人穿凿附会，正因为向来的人都忽略了“作者之生平”一个大问题。因为不知道曹家有那样富贵繁华的环境，故人都疑心贾家是指帝室的家庭，至少也是指明珠一类的宰相之家。因为不深信曹家是八旗的世家，故有人疑心此书是指斥满洲人的。因为不知道曹家盛衰的历史，故人都不信此书为曹雪芹把真事隐去的自叙传。现在曹雪芹的历史和曹家的历史既然有点明白了，我很盼望读《红楼梦》的人都能平心静气的把向来的成见暂时丢开，大家揩揩眼镜来评判我们的证据是否可靠，我们对于证据的解释是否不错。这样的批评，是我所极欢迎的。我曾说过：

    我在这篇文章里，处处想撇开一切先入的成见；处处存一个搜求证据的目的；处处尊重证据，让证据做向导，引我到相当的结论上去。

    此间所谓“证据”，单指那些可以考定作者、时代、版本等等的证据；并不是那些“红学家”随便引来穿凿附会的证据。若离开了作者、时代、版本等项，那么，引《东华录》与引《红礁画桨录》是同样的“不相干”；引许三礼、郭琇与引冒辟疆、王渔洋是同样的“不相干”。若离开了“作者之生平”而别求“性情相近，轶事有征，姓名相关”的证据，那么，古往今来无数万有名的人，那一个不可以化男成女搬进大观园里去？又何止朱竹垞、徐健庵、高士奇、汤斌等几个人呢？况且板儿既可以说是廿四史，青儿既可以说是吃的韭菜，那么，我们又何妨索性说《红楼梦》是一部《草木春秋》或《群芳谱》呢？

    亚里士多德在他的《尼可马铿伦理学》里（部甲，四，一○九九a），曾说：

    讨论这个学说（指柏拉图的“名象论”）使我们感觉一种不愉快，因为主张这个学说的人是我们的朋友。但我们既是爱智慧的人，为维持真理起见，就是不得已把我们自己的主张推翻了，也是应该的。朋友和真理既然都是我们心爱的东西，我们就不得不爱真理过于爱朋友了。

    我把这个态度期望一切人，尤其期望我所最敬爱的蔡先生。

    十一，五，十

    （原载1922年5月14日《努力周报》第2期）

    附录 《石头记索隐》第六版自序

    对于胡适之先生《红楼梦考证》之商榷

    蔡孑民

    余之为此《索隐》也，实为《郎潜二笔》中徐柳泉之说所引起。柳泉谓宝钗影高澹人；妙玉影姜西溟。余观《石头记》中，写宝钗之阴柔，妙玉之孤高，正与高、姜二人之品性相合。而澹人之贿金豆，以金锁影之；其假为落马坠积潴中，则以薛蟠之似泥母猪影之。西溟之热中科第，以妙玉走魔入火影之；其瘐死狱中，以被劫影之。又如以妙字影姜字；以玉字影英字；以雪字影高士字，知其所寄托之人物，可用三法推求：一，品性相类者；二，轶事有征者；三，姓名相关者。于是以湘云之豪放而推为其年；以惜春之冷僻而推为荪友；用第一法也。以宝玉逢魔魇而推为允礽；以凤姐哭向金陵而推为余国柱；用第二法也。以探春之名与探花有关，而推为健庵；以宝琴之名，与孔子学琴于师襄之故事有关而推为辟疆；用第三法也。然每举一人，率兼用三法或两法，有可推证，始质言之。其他如元春之疑为徐元文；宝蟾之疑为翁宝林；则以近于孤证，姑不列入。自以为审慎之至，与随意附会者不同。近读胡适之先生《红楼梦考证》，列拙著于“附会的红学”之中。谓之“走错了道路”；谓之“大笨伯”，“笨谜”；谓之“很牵强的附会”；我实不敢承认。意者我亦不免有“敝帚千金”之俗见。然胡先生之言，实有不能强我以承认者。今贡其疑于左（下）：

    （一）胡先生谓“向来研究这部书的人，都走错了道路……不去搜求那些可以考定《红楼梦》的著者、时代、版本等等的材料，却去收罗许多不相干的零碎史事来附会《红楼梦》里的情节”。又云：“我们只须根据可靠的版本与可靠的材料，考定这书的著者究竟是谁；著者的事迹家世；著者的时代；这书曾有何种不同的本子？这些本子的来历如何？这些问题，乃是《红楼梦考证》的正当范围。”案考定著者、时代、版本之材料，固当搜求。从前王静庵先生作《红楼梦评论》，曾云：“作者之姓名（遍考各书，未见曹雪芹何名）与作书之年月，其为读此书者所当知，似更比主人公之姓名为尤要。顾无一人为之考证者，此则大不可解者也。”又云：“苟知美术之大有造于人生，而《红楼梦》自足为我国美术上之唯一大著述，则其作者之姓名，与其著书之年月，固为惟一考证之题目。”今胡先生对于前八十回著作者曹雪芹之家世及生平，与后四十回著作者高兰墅之略历，业于短时期间，搜集多许材料。诚有功于《石头记》，而可以稍释王静庵先生之遗憾矣。惟吾人与文学书，最密切之接触，本不在作者之生平，而在其著作。著作之内容，即胡先生所谓“情节”者，决非无考证之价值。例如我国古代文字中之《楚辞》，其作者为屈原、宋玉、景差等。其时代，在楚怀王、襄王时，即西历纪元前三世纪间。久为昔人所考定。然而“善鸟香草，以配忠贞；恶禽臭物，以比谗佞；灵修美人，以媲于君；虙妃佚女，以譬贤臣；虬龙鸾凤，以托君子；飘风云霓，以为小人”：如王逸所举者，固无非内容也。其在外国文学，如Shakespeare之著作，或谓出Bacon手笔，遂生作者究竟是谁之问题。至于Goethe之Faust，则其所根据的神话与剧本，及其六十年间著作之经过，均为文学史所详载。而其内容，则第一部之Gretchen或谓影Elsassirin Friederike（Bielschowsky之说）；或谓影Frankfurter Gretchen（Kuno Fischer之说）。第二部之Walpurgisnacht一节为地质学理论。Helena一节为文化交通问题。Euphorion为英国诗人Byron之影子。（各家所同。）皆情节上之考证也。又如俄之托尔斯泰，其生平，其著作之次第，皆无甚疑问。近日张邦铭、郑阳和两先生所译Salolea之《托尔斯泰传》，有云：“凡其著作无不含自传之性质。各书之主人翁，如伊尔屯尼夫、鄂仑玲、聂乞鲁多夫、赖文、毕索可夫等，皆其一己之化身。各书中所叙他人之事，莫不与其己身有直接之关系。……《家庭乐》叙其少年时情场中之一事，并表其情爱与婚姻之意见；书中主人翁既求婚后，乃将少年狂放时之恶行，缕书不讳，授所爱以自忏。此事，托尔斯泰于《家庭乐》出版三年后，向索利亚柏斯求婚时，实尝亲自为之。即《战争与和平》一书，亦可作托尔斯泰之家乘观。其中老乐斯脱夫，即托尔斯泰之祖。小乐斯脱夫，即其父。索利亚，即其养母达善娜，尝两次拒其父之婚者。拿特沙乐斯脱夫，即其姨达善娜柏斯。毕索可夫与赖文，皆托尔斯泰用以自状。赖文之兄死，即托尔斯泰兄的米特利之死。《复活》书中聂乞鲁多夫之奇特行动，论者谓依心理未必能有者，其实即的米特利生平留于其弟心中之一记念；的米特利娶一娼，与聂乞鲁多夫同也。”亦情节上之考证也。然则考证情节，岂能概目为附会而拒斥之？

    （二）胡先生谓拙著《索隐》所阐证之人名，多是“笨谜”，又谓“假使一部《红楼梦》真是一串这么样的笨谜，那就真不值得猜了”。但拙著阐证本事，本兼用三法，具如前述。所谓姓名关系者，仅三法中之一耳；即使不确，亦未能抹杀全书。况胡先生所谥谓笨谜者，正是中国文人习惯，在彼辈方谓如此而后“值得猜”也。《世说新书》称曹娥碑后有“黄绢幼妇外孙赍臼”八字，即以当“绝妙好辞”四字。古绝句“藁砧今何在？山上复有山。何当大刀头，破镜飞上天”。以藁砧为夫，以大刀头为还。《南史》记梁武帝时童谣有“鹿子开城门，城门鹿子开”等句，谓鹿子开者反语为来子哭，后太子果薨。自胡先生观之，非皆笨谜乎？《品花宝鉴》，以侯公石影袁子才，侯与袁为猴与猿之转借，公与子同为代名词，石与才则自“天下才有一石子建独占八斗”之语来。《儿女英雄传》，自言十三妹为玉字之分析，已不易猜；又以纪献唐影年羹尧，纪与年，唐与尧，虽尚简单；而献与羹则自“犬曰羹献”之文来。自胡先生观之，非皆笨谜乎？即如《儒林外史》之庄绍光即程绵庄，马纯上即冯粹中，牛布衣即朱草衣，均为胡先生所承认（见胡先生所著《吴敬梓传》及附录）。然则金和跋所指目，殆皆可信。其中如因范蠡曾号陶朱公，而以范易陶；万字俗作万，而以万代方；亦非“笨谜”乎？然而安徽第一大文豪且用之，安见汉军第一大文豪必不出此乎？

    （三）胡先生谓拙著中刘老老所得之八两及二十两有了下落，而第四十二回王夫人所送之一百两，没有下落；谓之“这种完全任意的去取，实在没有道理”。案《石头记》凡百二十回，而余之《索隐》，不过数十则；有下落者记之，未有者姑阙之，此正余之审慎也。若必欲事事证明而后可，则《石头记》自言著作者有石头、空空道人、孔梅溪、曹雪芹诸人，而胡先生所考证者惟有曹雪芹；《石头记》中有许多大事，而胡先生所考证者惟南巡一事；将亦有“任意去取没有道理”之诮与？

    （四）胡先生以曹雪芹生平，大端既已考定；遂断定《石头记》是“曹雪芹的自叙传”，“是一部将真事隐去的自叙的书”，“曹雪芹即是《红楼梦》开端时那个深自忏悔的我，即是书里甄贾（真假）两个宝玉的底本”。案书中既云真事隐去，并非仅隐去真姓名，则不得以书中所叙之事为真。又使宝玉为作者自身之影子，则何必有甄、贾两个宝玉？（鄙意甄、贾二字，实因古人有正统伪朝之习见而起。贾雨村举正邪两赋而来之人物，有陈后主、唐明皇、宋徽宗等，故吾疑甄宝玉影宏光，贾宝玉影允礽也。）若以赵嬷嬷有甄家接驾四次之说，而曹寅适亦四次接驾，为甄家即曹家之确证，则赵嬷嬷又说贾府只预备接驾一次，明在甄家四次以外，安得谓贾府亦指曹家乎？胡先生以贾政为员外郎，适与员外郎曹相应，谓贾政即影曹。然《石头记》第三十七回，有贾政任学差之说；第七十一回有“贾政回京复命，因是学差，故不敢先到家中”云云，曹固未闻曾放学差也。且使贾府果为曹家影子，而此书又为雪芹自写其家庭之状况，则措词当有分寸。今观第十七回，焦大之谩骂，第六十六回柳湘莲道：“你们东府里，除了那两个石头狮子干净罢了”，似太不留余地。且许三礼奏参徐乾学，有曰：“伊弟拜相之后，与亲家高士奇，更加招摇。以致有去了余秦桧（余国柱），来了徐严嵩，乾学似庞涓，是他大长兄之谣；又有五方宝物归东海，万国金珠贡澹人”之对云云。今观《石头记》第五十五回，有“刚刚倒了一个巡海夜叉，又添了三个镇山太岁”之说。第四回，有“贾不假，白玉为堂金作马；阿房宫，三百里，住不下金陵一个史；东海缺少白玉床，龙王来请金陵王；丰年好大雪，珍珠如土金如铁”之护官符。显然为当时一谣一对之影子，与曹家何涉？故鄙意《石头记》原本，必为康熙朝政治小说，为亲见高、徐、余、姜诸人者所草。后经曹雪芹增删，或亦许插入曹家故事。要未可以全书属之曹家也。

    民国十一年一月三十日

    （收入蔡元培著：《石头记索隐》，1922年商务印书馆第6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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