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童年往事，我总会想起战争这个词。事实上我不可能经历战争，相反整个70年代在我的印象里似乎显得十分安静，有那么一种神秘的气息，我们沐浴在领袖的光辉与思想之中。同所有乡下孩子一样，我被晒得乌黑发亮、油光可鉴，像非洲丛林里的黑人。那时我们不可能有现在孩子们常玩的变形金刚或奥特曼，对付寂寞的乡村生活的方法之一就是想象或谈论一下逝去的战争或未来的核大战。
对军人和英雄的崇拜贯穿我整个童年和少年时代。学校里有时候会请参加过解放战争或抗美援朝战争的退伍军人来为我们作报告。即使台上作报告的人十分矮小、丑陋，或伤残，毫无英武之气，但在我们眼里，他们无一例外地变得高大伟岸，我们会毫不吝啬地给予热烈的掌声。
那时候，我们迷恋于战争电影。《南征北战》、《打击侵略者》、《渡江侦察记》等几部战争影片我们可以说是百看不厌。
最让我着迷的是《回故乡之路》。这是一部越南影片，现在我已记不清具体内容了，我只记得有个小伙子在回故乡的路上遇到一群美国轰炸机，他就钻进废弃的弹壳里面躲避天上掉下来的像雨一样的炸弹。多么多么的大无畏啊！多么多么的乐观！我甚至能想象出弹壳里硝烟的味道了。同时我深深为自己没赶上大时代而悲哀，和平年代总是风平浪静，生活一成不变。
尚武的风气改造了我们的审美，那时我们认为世上最美的事物就是武器。我们都喜欢谈论最新式的军事装备，当然这些装备大都是道听途说，加入了我们的想象和创造。最近的一次战争是中苏珍宝岛战争，因此我们都喜欢谈论这次战争中我军的英勇善战。一个比我们年长的高年级的孩子不知从哪里搞来了苏式武器的图片，他内行地告诉我们，苏式武器比如战机和坦克都用“Ｔ”这个词母开头，他说这个字读“图”。虽然这些武器都是苏联的，但我们还是认为这样的图片是全世界最美的事物。当时，孩子们中间流行自制火药手枪，在黑夜中打一枪，会在天空划出一条火舌。我当然也拥有一把。这把枪是我自己做的。为了找到用来制作手枪的铜管和铁件，我几乎翻遍了离我们村有七公里之远的小城边上的废弃的金属堆。我的手被扎得伤痕累累。
军服成了世上最美的服饰。我的邻居就是军人之家，他们的两个儿子都参军去了。他们家的门框上有两块“卫国光荣”的牌子。兄弟俩非常英俊，浓眉大眼，穿上军服，那简直像是电影里出来的。
他们家的老二回家探亲来了。他的到来让整个村子的姑娘都丢了魂。老二比过去白净了一些，也更和气一些。我是多么羡慕他。那些日子，我远远地跟着他，像他的一条尾巴。我发现他说话有点怪，带着一点广播里的口音。这也让我喜欢。他们家前面有座小山。晚上，我坐在小山的石头上，看着他家的窗子。他们家的两块匾额在月光中闪着黑色光芒。他们家的窗子一直黑着。后来，楼上的灯亮了，我看到那军人坐在灯下，他的手不停地梳理着头部，另一只手伸得老远。我不知道他在干什么。我以为他在练习我军的某个军事动作。后来，我才发现，这家伙的手上是一面镜子，他纯粹是在臭美。不过，这个动作丝毫没有降低他高大的形象。我觉得他是有资格臭美的，因为他穿着军装。他坐在灯下，看上去光芒四射。
我是多么想弄一件军服呀。这个愿望不是我才有，我的同学冯小强也有同样的渴望。有一天，冯小强跑过来对我说，那家伙把军服脱下来洗了，正晾在他家的院子里。我马上明白了他的意思，但我不屑于做这种事，我只同意给他望风。冯小强就爬到他家院子里面，把那件还没干的军服套在自己的身上。他站在那里，那军服把他的脚都遮住了，看上去他像电影里穿着长衫的汉奸。我笑起来，说太丑了太丑了。我一边笑一边假装拍照，嘴上发出咔嚓咔嚓的声音，直到他把军服脱下来，重新晾好。
我盼望有一件合身的军装。这个愿望要等到新年才可能实现。那时，不是随时可以添置新衣服的。那时，买布要布票，布票是定量供应的，置新衣的机会基本上是在过年之前。我们就等着新年快点到来。
新年终于到来了，可那种黄色的布料突然成了紧俏货。村里的供销社很快就脱销了。县城也没有。那些买到布料并做成了军装的孩子骄傲得不得了。有些孩子甚至还没到过年就把新置的军服穿在了身上。他们在军服外面系着一根皮带，皮带上插着自制的火药手枪。那些孩子经常排成一排，在村子里招摇，他们像是村子里的巡逻宪兵。
那些没有买到布料的孩子急得不行。他们缠着父母一定要想办法弄到黄色布料，否则他们宁可不置新衣服。眼看着过年就快到了，父母们开始对孩子们的无理取闹不耐烦了。他们威胁孩子们，真的不给他们添置新衣服了。说是这么说，父母们还是于心不忍的。他们开始想办法。办法总是有的。有一天，那个在城里开火车的名叫德奎的家伙回乡过年来了。每次，他回乡都会带来大包小包的东西，这些东西都是当时的紧缺货，有豆油、红糖或白糖、面粉、火腿等。这次，他好像早就料到了似的，他带来了一大捆米黄色的人造棉布料。他说，这种布现在十分紧缺，他知道孩子们盼着呐。德奎在村里的威信很高，他回到村里，几乎每户人家都要请他喝酒。他整天喝得面红耳赤。他从不喝醉。我当时以为，德奎这么干完全是助人为乐。多年后，父亲告诉我，德奎从城里带来的东西要比商店里贵一点。他也是从中牟利的。父亲说，他这完全是“投机倒把”。
母亲好不容易从德奎那里买到了布料。为此，母亲送给德奎一只鸭子。
我们终于拥有了军服。有了军服，还得有一顶军帽。这时候，我们的审美开始混乱起来，不那么革命了，甚至有点反动。我们觉得解放军的帽子不好看，不够威武。毛主席在延安时期戴的八角帽倒还算不错，但现在我军的帽子太普通了。这真是令人伤脑筋的事情，我们看电影时，都觉得国民党军官的服装比解放军的好看，特别是军帽，我军更是没法比。电影里的国民党军官，虽然长得难看，但那军帽还是让他们添了威武之气。我们都很喜欢打入敌营的我军地下工作者，他们穿上国民党的军服真是英气逼人。那时候，流行一部叫《渡江侦察记》的电影，我军的侦察兵戴着的国民党军帽，那高耸的帽檐，像凌空展翅的机翼，充满威武之美。我们当然不可能弄一顶国民党的帽子。但我们有的是办法。我们从山上搞来一些细竹竿，或者弄一些铁丝，盘圆了，弹在帽子的顶上，于是，那帽子的上檐像随时发射的炮弹一样向外伸展出一个优美的轮廓。如果说，当时有什么时尚的话，头上顶着这样一顶像飞机一样的帽子就是时尚。
在学期快要结束的时候，我们村突然来了一个摄影师。这个摄影师自称是县城文化馆的干部，来乡下采风，体验工农兵火热的生活。他来我们学校时，对着在操场上撒野的我们，咔嚓咔嚓猛拍。我们听说胶卷是很贵的，这家伙在浪费胶卷啊。那时候，拍摄一张照片是极为奢侈的，只有城里有照相馆，照相馆一般在城里的主要大街上，照相馆有一个巨大的玻璃橱窗，橱窗里放置着一些漂亮健康但模仿着样板戏里男女主人公那样飒爽英姿的照片。在阳光灿烂的日子里，这玻璃橱窗反射出强烈而奢华的光芒，让我们目眩神移，让我们目光生疼。现在，我们多么希望这个家伙给我们照一张像那橱窗里的工农兵那样的照片啊。那人在拍摄的时候，我们玩得就有点拘谨，很是放不开。
有一天早上，大概第三节课的时候，老师突然对我们说，那个摄影师要给我们拍一张合照，这节课不上了。我们一片欢呼。老师要我们打扮一下，马上排队。
我们根据我们的审美，打扮自己。最好的打扮就是穿上军服。平常，不是每个人都穿着军服的，那些没穿军装的孩子像烈马一样往家里奔。我们希望戴着军帽拍照，但只是想想而已，那国民党式的军帽在学校里是不能戴的，老师不能容忍这种奇怪的装扮。我们感到遗憾。
那天拍照，冯小强是最后一个到的。我们见到他，都笑成了一团。因为，他穿着他弟弟的军装。那衣服很短甚至连他的肚子也没有盖住，袖子当然也短，露出一大截手臂。见到他这模样，连我们一向严肃的老师都笑了，但那摄影师却一本正经，脸上没有任何表情。他大概对这种事情见多不怪了。
我的同学冯小强一直没有弄到一套军服，他的哥哥和他的弟弟却各自拥有一件。他是家中的老二，老二经常要被人忽视的。他的父亲在城里做工人，但不经常回家，对乡下的家不管不顾的。我们村里的人说，他父亲在城里有姘头。他的母亲因此脾气有些暴躁。他母亲经常坐在自家的门槛上一边哭，一边骂城里的丈夫。或者拿一根棍子追打冯小强。她不打老大，当然也舍不得打老小，她就打冯小强。我们经常看到冯小强像一只被猫追逐的老鼠一样四处逃窜。冯小强是他母亲的出气筒。冯小强当然也想拥有一件军装，但他的母亲是不会满足他的要求的。
我们排成一排，照片很快就拍好了。真是一眨眼之间。摄影师在收拾他的家伙的时候，我们还齐刷刷排着队，一动不动，脸上是那种想笑却笑不出来的僵硬的表情。摄影师黑着脸说你们可以玩去了。我们才知道结束了。我们有点不相信真的被摄入了照片。我们甚至怀疑摄影师在欺骗我们。
那个摄影师给我们拍完照后，离开了村子。奇怪的是，我们很快就遗忘了拍照这件事，好像这件事不存在，好像那个搞摄影的文化馆干部从来没来过我们村。直到有一天，替邮局送信的长脚阿信拿来一只大大的信封，我们才确信我们真的被那人摄入照相了。
这是我们平生拥有的第一张照片。照片里的我们或多或少有点傻，看上去一副哭笑不得的样子。特别是冯小强，因为衣服紧贴着他，看上去身材显得很小，头却很大，他的眉头紧锁着，眼神中有一丝怀疑和不安的神情。这些穿着军装的孩子看上去一点都不英武，有点像溃败的国民党军队，显得无精打采。这同我们想象中的相去甚远。我们深感失望。
一条江流过我们的村庄。这条江叫曹娥江。这是一条充满了历史和故事的河流。在这条江的边上，诞生了一个千古爱情神话《梁山伯与祝英台》；在这条江的中游，有一座着名的山，叫东山，就在我们村的北面，这山上曾隐居过一个叫谢安的人，他给汉语贡献了一个成语叫“东山再起”。曹娥江的上游有一条被李白歌咏过的着名的溪流，叫剡溪。当年王子猷雪夜访戴时，他就是顺着剡溪，乘着小船去的。剡溪的所在地是越剧的故乡。越剧就是通过这条江走向外面的世界的。
但当年，我对这些一无所知。当年，在我眼里，这条江只是我们的一个乐园。
江上的乐子真是很多。每年，夏天到来的时候，我们就急于下江游泳了。那时候，水还很冷，我们脱光衣服，光着屁股跑到水里，然后就大呼小叫起来。但一会儿，就不感到冷了，身子会有一种暖洋洋的感觉，这是冷水刺激的缘故。另一个原因或许是我们在水里剧烈运动。但如果下水的时间过长，身子就会慢慢变冷，冷得牙齿打战，然后，脸色会变青。
游完泳，我们就在岸边光着身子晒太阳。我们村的河道上有一座桥，桥上有宽不到二十厘米的石栏杆，我们经常在这石栏杆上来回走。这是十分危险的动作，要知道，这座桥下面没有水，而是岩石，要是掉下去，就没命了。但为了证明自己是个勇敢的人，大家都愿意冒这个险。
我们这么干当然是瞒着大人的。有一次，我在桥栏上来回走的时候，被我奶奶看见了。我奶奶把我管得很紧，因为我父亲只有我这么一个儿子。那天，我奶奶见我做如此危险的动作，吓得差点晕过去。我奶奶的脾气十分暴躁，她拿着一根足足有十米之长的用来晒衣服的竹竿，二话不说，就向我的头砸来。我奶奶老眼昏花，没砸中我，倒把别的孩子的脑袋砸得起包。我见情势不对，也没穿衣裤，就光着身子跑。一度，我光着屁股在村子奔跑的情形被当做一个笑话流传。我当然不能容忍这样的笑话，为了让他们不再传播这个笑话，我大概至少同五个孩子打过架。
从小在江边长大的孩子，水性都很好。我们可以平躺在水面上，打盹儿。当然不是真的睡着了，真睡着了肯定要沉下去的。这样躺着是可以恢复体力的。因为有了这么一个法宝，我们才有胆量横渡宽阔的江面。
在我们渡江的时候，我们的脑子中有很多电影中的画面，都是炮火连天的战争场面。我们在向对岸游去。疲劳的时候便仰泳，这是一种不太消耗体力的姿势。躺在水面上，仰望天空，天空非常蓝，非常深邃。这是和平时期的天空，战争只在我们的幻想之中。
在我们的想象中，在对岸，有一场战争等着我们。是的，是战争。对岸的沙滩是瓜地。有西瓜、黄瓜，当然还有一个拿着猎枪的看瓜人。我们知道靠近瓜地有多么危险。如果我们胆敢去偷西瓜，那个看瓜的家伙据说真的会开枪的。在我们游泳之前，我们坐在岸边，我们想象着西瓜的红瓤，咽了一肚子的口水。我们在游向对岸时还没有想好要不要去偷西瓜，但当我们看到阳光下闪耀着墨绿色光泽、中间有着一条一条淡黄色的蕾丝花边一样图案的西瓜时，我们决定冒这个险。
我听到自己的心跳声震天动地。四周的一切突然不存在了，我好像落入真空之中。意识也消失了，仿佛做出那一系列动作的人不是我，一切像是脱离了我的控制，然后，我感到一个黑影从眼前飘过——也许就是那个看瓜人，我急忙捧着西瓜，跳到江里。我一只手捧着西瓜，另一只手和两只脚拼命地凫水。我一边游一边担心自己的屁股，我希望那家伙的猎枪不要打中我的屁股。据说那家伙专打孩子的屁股。打屁股不会死人。直到游出一段距离，我们才松一口气。回头张望，发现对岸什么都没有，虚惊一场。那个看瓜人也许在棚子里睡大觉呢。中午知了声声，正是睡午觉的好时候。
西瓜这会儿浮在江中，看上去像一只只水雷。我们都看过《多瑙河三角洲的警报》。那是一部罗马尼亚电影，讲述的是海员扫除水雷的故事。我们假装浮着的西瓜就是水雷，我们做着电影里的动作，不触碰它，而是用掀起的浪推着西瓜。我们这样玩了一会儿，然后就捧起西瓜，游向对岸。在沙滩上，我们开始享用战利品。西瓜虽然很大了，却还不成熟。因为冒险的原因，我们吃得分外的香甜。
曹娥江上面穿梭着许多船只。主要是黄沙船。黄沙船排成一排，前面有一只机动船开足了马力拖着这十多只沙船。机动船和沙船之间有一条足足三十米长的绳索联结着。我们喜欢游到那根绳子边上，用手攥住绳子，于是我们就被机动船带动着往前冲，水流就会冲击到我们的头上，我们有一种像毛主席诗词所写的“浪遏飞舟”的感觉。有时候，我们会爬到沙船上，和那些船工聊一会天，再跳到江水之中。
在我们南方，炎热的日子总是十分漫长。夏季变成了秋季，对岸的西瓜变成了豌豆。但气温依旧很高。我们称这样的日子为“秋老虎”。我们继续干着这种偷鸡摸狗的事情，当然这种事被我们改装成为深入敌后的英雄行为。这样搞来的豌豆我们不能拿到家里去，那等于给大人们一个揍我们的机会。我们没这么傻。我们从家里拿来铝锅，从四周捡来枯死的芦竹，然后把豌豆烧熟。吃起这样的野食来，我们总是格外地津津有味。
开始有了潮水。某一年的假期，我去曹娥江下游的外婆家。我的小舅比我大不了几岁。他在正午时分带着我去沙滩。外婆家离海已经比较近了，所以，海水通过潮水会倒灌到曹娥江里。小舅告诉我，海水会带着梭子蟹来到沙滩上。我们在正午时分耐心地等待着潮水退去。
一会儿潮水就退去了。沙滩上会出现一个一个的水潭。平常，梭子蟹是不多的，运气好的话可以捉到四五只。但有一次出现了奇迹，沙滩的水潭中到处都是梭子蟹，搞得小舅和我都觉得像是在梦中。这些蟹有巴掌那么大，它们的壳刚刚脱换，摸上去非常柔软，因为柔软，这些蟹不像平常那样凶猛，行动也很笨拙，它们几乎在温暖的江水中睡着了。我们可以轻而易举地捉住它们。当时，我们带去两只大的鱼箕，都装了个满。我们好不容易才搬回了家。因为这种蟹要在海水中才能生存，到了岸上马上要死的，所以，我们赶紧烧了吃。柔软的盖下面，蟹膏是多么的黄多么的厚啊。我们把肚子填得圆圆的。太奢侈了。
在田野和河流里，还盛产毛蟹。这种蟹一般钻在很深的洞里面，很难捉到它们。但我的小舅是捉毛蟹的能手。
根据我小舅的经验，捉毛蟹得在中午，烈日当头，四野寂静，鸟鸣与蛙声零零星星，这时毛蟹在河畔浅水处的那些泥洞中打盹。用一根软竹篾片伸进洞去，伸到洞底，轻轻捅几下，然后抽出竹片，一会儿，毛蟹便会爬出洞来，只要动作迅速便可以捉到它。在我小舅的指导下，我成了一个捉毛蟹的高手。
我和鱼没有缘分。那时候，我经常在江中钓鱼。我先把钓钩挂上诱饵，趁着黑夜，放到江中，但第二天早上收钓时，往往一无所获。但我同毛蟹的缘分很好，捉毛蟹从来不会空手而归的。我曾碰到一件神秘的事情。那是一个大雾天的清晨，我起得特别早，来到江边收钓，突然，我看到一只毛蟹飞了起来，它满嘴泡沫，足足飞了十多米，我赶紧跑过去把它捉住。毛蟹会飞我百思不解。后来学了物理，知道有个阿基米德浮力定律，想也许是雾天空气比重大，毛蟹吹的气泡轻便上浮了，于是毛蟹难得有了坐飞机的感觉。
味道最美的毛蟹我们叫它“老铁锈”，凶猛、张扬，壳坚硬异常，有类似铁锈的斑点，蟹钳的毛像森林一样地浓密。这样的毛蟹吃起来香气扑鼻，那膏嫩而肥美，真是回味深长。
有一次，我和冯小强一起去捉毛蟹。我就捉到一只这样的“老铁锈”。拿在手里炫耀，但他木然着脸，好像不以为然的样子。我多么想他能表示一下羡慕啊。过了很久，冯小强才不经意地说，他想看看我的“老铁锈”。我很高兴，把蟹取出来，递给他。冯小强看完后，又放回我的鱼箕中。他的脸上还是没有表情。回到家，我发现我的“老铁锈”自杀了，一只蟹钳插在蟹脐中。我知道是冯小强干的，我非常愤怒。
我和冯小强的战争就是这之后开始的。每天放学，我们俩总是最先走人。他走在前头，我紧跟着他，相距不到两米。他一定感到了我的威胁，他就站在村边的那座小山脚下等我。然后我们就打起来。这家伙的鼻子容易出血，没打多久，他就会血流满脸，但这不会使他屈服，我们两个人都有点玩命，扭打在一起，直到筋疲力尽。我们谁也赢不了谁。力气恢复过来后，我们无心再战，嘴巴当然不能示弱，相互骂骂咧咧，然后回家。因为山脚下都是石子，所以，我们在地上打滚的时候，我们的皮肉都擦出了血痕。汗水一浸泡，皮肤有点儿痛。我们谁也征服不了谁，但谁也不会言败。
这之后，我们几乎每天要打一架，像一对冤家。
班里的孩子都是村里人。放学后，经常在一起玩战争游戏。我和冯小强当然也加入了这个游戏。玩战争游戏得分成两个阵营，我和冯小强不会分在一起。因此，这不但是两个阵营的较量，也是我们两个人之间的战争。我们经常玩的游戏就是打泥仗。这个游戏是这样的：划两块阵地，相互用泥块攻击对方，只要有人冲到对方阵地就算赢得战争。
在那些战争电影中，等待发起总攻的我军将士，他们的头上总是插着树枝做成的掩饰物。想起我们是在战争中，我们当然也得有一顶这样的帽子。我们一般用河边的柳枝编扎。太阳依旧在头顶，我们戴着柳枝编成的掩护帽，感到很清凉，同时因为这个道具，使战争的气息更为浓烈。
我从小有着一意孤行的气质。我很勇敢，往往在对方的炮火最为猛烈的时候，就冲锋陷阵。那些泥块会像冰雹一样砸到我的身上和头上。一般来说，我们都主张用比较软一点的泥块，禁止用石块。但有一次，我的额头被一块坚硬的东西砸中了，血马上流了下来，我的额头上留下一个大大的口子。我当即愣掉了。我站在那里，用怀疑的目光注视着对方的阵地。他们看到我头上的血水都惊呆了。双方都安静下来。我一直瞪着冯小强，目光锐利，我怀疑是冯小强挟私报复。但冯小强没看我一眼。我想，我不会放过冯小强。我一定要查出那个砸我的人是谁。如果是冯小强，我要以牙还牙，用石块砸破他的头。
转眼就到了9月。台风季节来了。同台风一起来的往往是狂风暴雨。暴雨过去后，洪水跟着就来了，曹娥江水就会上涨。这时，这条江会变得十分暴戾。不断会有附近的村庄决堤遭受水灾的消息传来。那些洪水的日子，我们就会坐在高高的大坝上，看江水湍急地向北流去。江面上会漂来一些木头、家具、牲畜还有尸体。如果见到了尸体，村里的人就会把他捞上来，停放在岸边。这时候，我们会感到这世上有某种不祥而怪异的气味。我们觉得这世界因为死亡而变得不真实起来，变得安静起来。
那些日子，我和冯小强之间的战争停息了下来。
关于冯小强，我还想多说几句。长大后，他非常讲义气，有很多小兄弟跟着他。后来，他因为参与团伙盗窃，被抓去坐牢了。但他没供出一个同伴。从牢里出来后，他的朋友把他当成英雄。他成了核心人物。后来，他就去城里发展了。有一次，我回乡，他刚好也在乡下，还特地来看我，非常友好，讲起过去的事，他的脸上露出孩子气的神色。我问他在干什么，他说，瞎混。他抽的是中华烟。我说，你混得不错。他笑笑。
我的邻居，那人家的老二回到了部队。有一阵子，村子里的姑娘们都像没头苍蝇一样，神情迷茫。那个军人走后半年，我们村出了一个桃色新闻：老根家的闺女怀孕了。几乎所有人都认为这是那军人留的种。因为，军人探亲那会儿，他整天和老根家的闺女混在一起。
这件事让我们十分震撼。我们觉得那个军人特别流氓。我们无法接受一个英武高大的军人干出这种“猥琐”的事情。在我们的感觉里，只要是正面人物，是没有这种七情六欲的，电影里的英雄从来就不谈情说爱。当然也不会把姑娘的肚子搞大。那年月，在我们的词典中没有爱情这个词，有的只有阶级斗争。我甚至认为我们的党和国家领导人都是单身汉，稍大一点，当我知道国家领袖也有妻子时，非常震惊，也非常困惑，一时难以接受。
我们感到四周突然出现了一个深不可测的黑洞，原来完整的世界，一下子显得有点支离破碎。这个带着深邃、神秘气息的事件把我们的思想击中了。我们发现，除了战争以外，这世界还有一些隐秘的事情，也一样是激动人心的。我们满怀好奇，开始把目光投向成人。
在父母去田里劳作的时候，我开始在家里翻箱倒柜。父母们似乎总是藏着一些见不得人的东西。有一次，我从家里翻出几本书，那是关于马王堆出土文物的画册，在这些书中还有一本手抄本，是郭沫若写的，郭沫若通过汉墓中出土的一粒西瓜籽推演了一个关于女墓主的惊心动魄的故事。我一口气把这手抄本读完了。我感到时空倒转，空气也同往日不一样了。我像是进入了幽深的历史之中，特别是女墓主的爱情故事，被郭老写得缠绵悱恻，把我看得柔肠寸断。那段日子，我感到我的胸腔中似乎晃荡着一些温暖的水。
温暖的叙事就这样降临到我的生活中。这故事把单调的日子填满了，好像这天地之间因为有了这些故事而变得充满了芬芳的气息。那个手抄本开始在同学之间流传。那些日子，我们的眼睛发亮，觉得一个新的世界已经向我们打开了。
故事自然也改变了我们看待世界的目光。比如，我们投向那些年轻的小伙子和姑娘的目光有了复杂的羡慕的成分。我们感到时间变得分外地漫长，觉得自己似乎已停止了成长。我们恨不得自己快快长大成人。
70年代有限的电力在支撑着城里的工业，乡村老是停电。在煤油灯下那些比我年长的似乎见多识广的小伙子和姑娘们会打情骂俏，偶尔他们会谈论一下他们从书上看来的故事，这些故事大多与战争有关，常常是一些传奇。战争造就了故事无限的可能性，在我听来，这些故事浪漫、温暖。当然，油灯下正在滋长的爱情也让我们感到浪漫和温暖。
一本手抄本出现，另一些手抄本跟着出现了。这世界就是这样，只要某一扇门打开，就会向你展示一个前所未有的幽深世界。不久我们搞到了第二本手抄本《一双绣花鞋》，这本集侦探、爱情、革命、凶杀于一体的手抄本，一样让我如获至宝，读得如痴如醉。
手抄本都是“非法”的，通常的说法是，这是“黄书”。因此，读这些书，我们有一种越轨的快感。我们的传阅完全是秘密的，不会让老师，也不会让家长知道。
我和海胖交上了朋友。海胖是我的同学，他也迷上了手抄本。他经常同我讨论手抄本里面的故事。我建议海胖去自己家里翻箱倒柜一番，说不定有什么惊人的发现。海胖叫我一起去，我想了想，就去了。
海胖家属于深宅大院，给我一种深不可测的感觉。我一直认为这样的人家应该评上地主。他们家阴冷的气息和白屑如潮的墙壁同我想象中的地主庭院相符，更重要的是海胖家还有一位严肃的小脚奶奶，总是在每天午后开始念念有词。大人们说她是在念阿弥陀佛。这是封建迷信啊，可奇怪的是没有一个人找她的麻烦。我对海胖奶奶念出的这种嗡嗡嗡的声音，心怀畏惧。我平时不太去他家玩。
海胖家看上去像是藏着一些封建糟粕，结果，那天一无所获。
一天，海胖终于搞到一本叫《白蛇传》的连环画。我们把头凑在一起，仔细读了这则故事。读完后，我们开始争论究竟是白娘子可爱还是小青可爱。也许我们心里面觉得白娘子还是充满母性的，但我们一致认为小青更可爱一些，因为她性格刚烈，斗争性强，更有革命精神。
那段日子，我们显得有点鬼鬼祟祟。我奶奶火眼金睛，我们的古怪行为很快引起了我奶奶的注意。有一天，她把我和海胖拖进里屋，问我们在搞什么鬼。在她的高压政策下，我们只好把看“黄书”的事和盘托出。但奶奶的反应很快打消了我们的罪恶感。她说，这算不得黄，黄的还有呢。于是奶奶关起门，脸上露出诡秘的神色。
一会儿，她就拿腔捏调，唱了起来。她唱的是梁山伯和祝英台的故事。那时候，我们听的都是刚性的革命歌曲，乍一听这种软绵绵的音调，真有说不出的舒服。我感到四周一下子变得非常安静，好像这世界真的有了什么改变，好像随着那些唱腔，周围开出了花朵，暗香浮动。多年后，我才知道她唱的是越剧。
我们总是缠着奶奶唱戏。我们还听了《西厢记》，听了《钗头凤》，直到奶奶翻不出什么花样为止。我慢慢对这种调子熟悉起来。我觉得这种剧种，这种唱腔，确实十分适合儿女情长。奶奶的故事令我们目光恍惚，眼神变得温和起来。童年无知，那时我一直把梁祝故事叫成《两只爱司》，多年后，我才知道正确的叫法应该是《梁祝哀史》。
我觉得儿女情长也是件不错的事。我重新读了一遍《白蛇传》。读的时候，我有一种强烈的愿望，希望同许仙谈情说爱的不是白娘子，而是小青。为什么不能有既有战斗性又具有温柔情怀的女子呢？我还希望许仙最好像革命者洪常青那样坚强。我希望这出爱情故事可以改编成一出革命的浪漫主义故事。
这些故事令我满怀伤感。我开始变得安静起来，不再热衷于战争游戏了。我和海胖经常坐在江边，看对岸公路上的汽车。这些故事改变了这个世界，使世界更为广阔。我开始把目光投向外面的世界。而公路就是一个象征，它一头连着遥远的地方，一头连着我们村庄。我们的目光开始变得遥远起来。
公路上的汽车一直在变化。早几年前，公路上出现的是笨重的苏式卡车。后来，国产的“东风”卡车多了起来。但现在，公路上会突然出现一辆漂亮的日本车。真的很漂亮，小巧，光滑,在阳光下一闪而过，就像昙花一现。虽然这种车非常夺人眼目，但我们还是给它起了一个难听的名字叫“日本矮子车”。
我们听说，我们已经和日本人和好了，据说这些车是日本人送给我们国家的，这些车就是和好的见证。我们也听说美国总统尼克松也来北京讲和了，我们的敌人现在都想成为我们的朋友。这令我们非常困惑。我想起我看过几十遍的《地雷战》、《地道战》，想起电影里那些操着古怪中国话的可恶而倒霉的日本鬼子，竟然有一种做梦的感觉。我突然发现战争似乎是一件十分遥远的事情。遥远得我这一生都够不着，只能是一个巨大的背景。
现在想来，童年时期，我想象里的战争没有邪恶的一面，那是一种诗性的存在，具有精神的特质。我甚至想，那时对战争的怀想一定是全民的精神生活。战争让我们想起延安、革命和共产主义这些词语。
1949年以前，我的家乡也有过几次战争，这在临江那座山上深浅不一的战壕里可以寻见当年的蛛丝马迹。有一段日子，我和我的伙伴们开始拿着锄头铲子去扒战壕，希望发现一颗子弹或一枚炸弹。我想，我们当年的劳作与一个诗人的创造有共同之处：激情与梦想。
我不知道现在的孩子们是怎样看待战争的，我猜现在的小孩大概也会有一个尚武的年龄段的，但一定不会有我们那时的狂热。现在的孩子稍大后，他们便把更多的热情献给那些明星偶像了。我想这是好事情。现在我想我已经知道现实中的战争是怎么回事了。我知道伴随战争这个词周围的不是诗意，而是饥饿、疾病、死亡，是绝望和无家可归的无辜平民。
2003年已经过去了。这一年，我目睹了一场战争。美英两国用世上最先进的装备对伊拉克进行了狂轰滥炸，然后，迅速地占领了伊拉克。我在电视上目睹了死亡，目睹了种种人间悲喜剧，目睹了独裁者萨达姆的铜像被民众推倒。面对这样的战争，我发现我很难“政治正确”，我的情感是无比复杂，不是“支持”或“反对”可以清楚地判定的。很多时候，生命的感觉比理念更为复杂，更为缠绕不清。
这世界从来没有平静过。90年代，善战的南斯拉夫人从电影里走向了现实，他们扛起了武器，展开了种族间的战争。南斯拉夫，我是多么熟悉！70年代末期，南斯拉夫的电影进入我国。我特别迷醉于《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这部炮火连天的影片，斯拉夫女郎深陷而神秘的眼神至今还留在我的记忆里。那时候，我们所看到的少量外国片一般都来自社会主义国家，并且经常是战争片。大概被资本主义包围的南斯拉夫人比较容易受西方惊险片的影响，拍的电影比国产的好看。后来流行一时的《桥》就证明了这一点。那时候，我和我的伙伴们一致的看法是南斯拉夫人特别善战。完全不像我们在电影里看到的游击队员打击侵略者那样是非明了，现实中的战争错综复杂。我们从电视上经常可以看到萨拉热窝。如果不是战争，萨拉热窝这个词会引起我温馨的怀旧之感。战争让这个城市充满了弹痕和尸体。说来奇怪，漫长的战争存留在我脑中的并不是那些签了又撕的和平协议及由政治家们演绎的一个又一个事件，而是那些来自民间的消息。我不会忘记当漫长的冬天到来时，是一家由五个人组成的私人电台伴着萨拉热窝人度过了饥饿、寒冷及美好的圣诞，给苦难中的人们带去心灵的慰藉。还有那部叫《萨拉热窝之恋》的电影，讲述的是一对恋人在萨拉热窝一分为二的日子里相互寻找、相互思念的故事。令人欣慰的是，即使在战争中一样存在爱情及美好的人性。
现在我大概已经变成了一个和平主义者，有时候甚至懒得为生存而争斗。我很清楚，现实的战争如《回故乡之路》中的那个小伙子，是无奈的，更重要的是回精神的故乡，我想那里充满了和平和宁静。但这不是一条平坦之道，同物质世界一样，这也是一场战争，它更为隐秘，不见硝烟，然而惊心动魄。
2004年1月4日
暗自成长
——与电影有关的往事
对世界的最初认识始于20世纪70年代。这种认识充满了错谬。那时候，一个乡村孩子对这个世界的认识来自田头广播、大人的片言只语和没完没了的战争电影。我们从电影里认知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历史。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知识，是从外国电影里知道的，这些电影大都来自社会主义国家，一样充满炮火和硝烟。这些战争电影，是非分明，敌人鬼鬼祟祟，而我军英勇而强大，无往而不胜。我们由此认识了这个世界，知道美帝国主义、日本鬼子、沙俄和德国宪兵。田头广播联结着伟大首都北京，从那里我们感受毛主席挥舞的大手和思想的光芒。我们都知道毛主席的大手一挥，整个中国就生动起来。乡村的天地就这么大，但通过广播和电影，世界的边界得以拓展。如果那时候，要我画一张地图，那么，北京理所当然就在世界的中心，我的村庄则紧靠着北京——实际上我的村庄距北京一千八百公里，而那些国家，就可怜地依附在我国周围。瞧，我这么小就和我们的祖先对世界有相同的认识。由于这些电影，我真诚地认为我们国家是最了不起、最正确、最强大的国家，而那些靠在我们周围的国家都是可怜的弱者，就像毛主席所说的，美帝国主义是纸老虎。我的志向远大，在一个闭塞的乡村怀抱着有朝一日把全世界处在水深火热中的人民解放出来的理想。
然后，政治气候就开始变了。政治当然是相当奇怪的东西，它控制着人们的行为、生活方式，也决定着社会的文化内容和时代趣味。小情小调开始出现在人们的生活中，广播上软绵绵的抒情音乐代替了刚性宏大的战斗歌曲，说明社会的斗争性减弱了。电影的内容也随之改变，银幕上出现了一些柔软的内容。对一个孩子来说，这些电影令人惊艳：柔软的身段，华丽的服饰，缤纷的头饰，迷幻的脸谱，一切显得腐朽而糜烂，帝王将相气度庄严，才子佳人缠绵悱恻。是的，我说的是戏曲电影。它很早就拍好了，一度当成资产阶级或封建糟粕被禁映。我曾经从奶奶那里听过一些曲调和一些故事，当时只是从我们的日常生活出发对戏文的场景做一些想象，但根本无法想象到是这样一种奢华。我看到的戏曲同我们的现实生活没有关系，但却可以击中我们的情感。我们都看过样板戏的，样板戏的服饰是我们时代的装扮，既写实又夸张。但这些戏曲一点也不实际，一招一式，像是空中的舞蹈，显得清丽而寂寞。
世界在一点一点打开。世界有着它光滑的表面，也有它复杂的肌理，现在，幽深神秘的地带向我敞开了，我感到这世界出现了一些原来我浑然不觉的消息，这些消息不是来自北京，也不是来自我自制的版图，而是来自我的内心。
更确切地说，我的内心被某种力量裹挟了。当时，对戏曲的迷恋几乎是乡村的全民运动，无论老幼都参与了这一拨的追逐。乡村电影总是在晒谷场上，我们早早搬了凳子，占据有利位置，看着太阳从头顶偏向西方，然后，太阳又一点一点从西边的山头沉落。等待的时间分外地缓慢，黑夜迟迟不来，就好像这世界只留下白天本身。但夜幕还是会准时降临的，然后银幕上开出艳丽的花朵——那种垂死的封建主义花朵，我觉得那像是天堂降临到人间，银幕上的一切具有非人间的气味，那布景上的一切莫不似想象中的仙境。
乡村电影往往一个晚上要在附近的村庄轮流上映，我们叫做“跑”片。这个村庄放映完后，迅速传给另一个村庄。因此，如果我们村庄是天黑开始放映，那么另一个村庄则要在九点之后，再下家就得在凌晨了。我们为了再看上一遍，往往跟着片子跑，从这个村庄辗转到另一个村庄。虽然刚看过一遍，但我们依旧看得津津有味。有时候，实在太困了，也会在操场边的某个草垛上睡去。醒来的时候，电影已经散场，操场上充满了落寞的气息。然后，就起来奔回自己的村庄。通向家的路充满了诡异的气氛，脚步声在黑夜里带来回声，就好像有人跟随着你。你跑得快，他也跟得快。就好像尾巴上跟随着一个鬼魂。我的心蹿到了嗓子眼，由于惊恐，有时候会哭出声来。直到回到家，才松一口气。
我们迷上了电影《孙悟空三打白骨精》。这是一部绍剧电影。绍剧是一种很特别的戏曲。在鲁迅的《阿Q正传》里，阿Q平时哼唱的“手执钢鞭将你打……”就是绍剧。绍剧高亢、激越，同绍兴的民风颇为相似。绍兴人身上有一种颇为强悍刚烈的东西，绍兴人是颇具革命性和破坏欲的。在“文革”中，绍兴的武斗是比较惨烈的。绍兴是江南的异类。出生在绍兴的鲁迅被称为硬骨头自有其来历。孙悟空唱着绍剧，在银幕上变幻莫测，腾云驾雾，七十二变，一个斤头，十万八千里，火眼金睛，妖魔显形。我多么希望自己就是那个孙行者，那么人生就简单了，所有的愿望顷刻间就可以达成，什么都不在话下。
越剧《红楼梦》把银幕的灿烂推到了极致。那富丽堂皇的亭台楼阁，如水的女性，绚丽的服饰，烟花般的灯火，再加上故事的缠绵，令所有人神魂颠倒。
但是真正的《红楼梦》比电影要复杂得多。有人开始讲述曹雪芹的《红楼梦》。讲述者是一个劳改犯——一位曾经的教师，因为犯过作风问题而锒铛入狱。他从牢里出来后，回乡成为一个农民。在夏日的夜晚，他家的院子里聚满了人，月光照耀着黑压压的人头，他温柔的声音在夜色中缓缓回荡。他讲述的《红楼梦》充满了神话般幽深的气息。我们都知道了前世的姻缘，那个林妹妹原来是绛珠仙草，而那宝哥哥是神瑛侍者，神瑛侍者以甘露浇灌绛珠仙草。林妹妹来到世上是来还“原债”的，她将把上辈子领受的甘露以眼泪的方式还清。林妹妹的眼泪，注定是流不干的了。这个故事从戏曲的热闹，转变成至情的悲剧。人们听得不胜唏嘘。
后来，听众慢慢减少了，那个劳改犯的《红楼梦》虽然没完没了，但听多了我们也就感到无聊了。听众还是有的，慢慢地，只剩几个妇女和姑娘了。后来，这几个女人为这个风流成性的男人争风吃醋起来。在某个黑夜，这个男人被打成了重伤。
绍兴一地，诞生了两个剧种，一个就是前面所说的绍剧，充满了阳刚之气，适合金戈铁马；另一个是越剧，则是阴柔缠绵，适合儿女情长。这是十分奇怪的现象。就像周家，诞生了两个性格绝然不同的人，一个是刚烈的鲁迅，另一个是平和的周作人。
我的村庄就在离绍兴城不远的曹娥江边。我喜欢绍剧，也喜欢越剧。高兴的时候，便会歇斯底里地吼几句绍剧，如果有点儿少年式的小小伤感，那么就哼几句越调。绍兴既有绍剧式的大爱大恨、直来直去的一面，也有越剧式的含而不露、委婉曲折的表情，绍兴的个性是很两极化的。
村庄的女人们大都喜欢越剧。那些年轻姑娘开始寻觅她们心目中的“公子”。她们用麦秸秆编织扇子，在扇子中织上电影里的唱词，送给心上人。乡村的恋爱在戏剧的熏陶下，似乎有那么一点“鸳鸯蝴蝶”的味道了。
那年夏天，我感到身体分外之轻，又觉得体内充满了力量。我们还是像往年一样，刚入夏就跳进曹娥江游泳。往年，在江水中游泳都是赤身裸体的，但这一年，我总是穿着一条短裤。我感到我的身体有了一些令人脸红的变化。
我对戏曲电影也有点腻烦了。那唱腔，曲里拐弯，婉转曲折，没完没了，终究还是磨人耐心的。幸好，这时候，乡村开始放映一些三四十年代的老电影。
我们国家拍出了新的故事片。这些故事片讲述的就是眼前的火热生活。有一部电影讲述了一个公交车班组里的故事，电影的名字忘了，但我现在还清楚记得观后的感受。我觉得银幕上的人物和故事浪漫迷人，充满了乐观和纯真。公交车上的司机和售票员都是年轻人，他们恋爱、欢笑、歌唱，就像那个时代一样充满重新解放的新时期的喜悦。现在看来，这也许是一部糟糕透顶的电影，但当时我却因此对城市生活充满向往。公交车自然成了我想象中的城市的重要表征物。熙熙攘攘的马路，鱼贯而出的乘客，沿马路热气腾腾的小吃，姑娘的裙子，色彩各异的气球，漂亮的发式，高耸的建筑，通过电影进入我的内心。我牢牢地记住了它们。它们叫城市，与我所在的乡村完全不一样，那个在银幕上的世界，光彩夺目，像是一些精致的玩具。它是我的乡村的反面，就像现在乡村是很多人心中的乌托邦，那时候城市是一个乡村少年的乌托邦。
一批早年拍摄的老故事片开始陆续在乡村放映。《舞台姐妹》、《一江春水向东流》、《女跳水队员》、《冰上姐妹》这些电影向我们展示了一个不同于革命的世界，一个充满女性的舒展、柔美的世界，至少这个世界的女性在外表上远比革命女性绚烂。革命女性服饰统一，她们的美掩藏在蓝布衣衫下面。这样的世界同样连接着一些深远的传统，那是一个我们不知道的传统，这个传统我们过去叫它“旧社会”，通过电影，我发现“旧社会”自有其迷人的气味。《一江春水向东流》向我们展示了一个大时代的上海，一个糜烂腐朽的上海，一个金碧辉煌的上海，一个虚无缥缈的上海。十里洋场，华灯凄迷；风华绝代，柔情万种。这是一种时间上的拓展，如同我最初绘制的关于这个世界的版图需要重新调整，对历史的错误认知也必须得到修正。
我喜欢上了上官云珠演的那个角色，她不算是个漂亮的女性，白杨看起来比她美丽端庄得多，但她在电影里比白杨更性感更放浪。她胸部高耸，肌肤裸露，她和男人跳贴面舞，和男人打情骂俏，和男人在床上打滚，场面令人想入非非。
看《一江春水向东流》是仲夏之夜，那天晚上，我躺在自家的阳台上，失眠了。我脑子里全是色情的场景。一个少年对色情的想象资源有限，他还没有见过女性的身体，不知道女人的秘密，他想象中的女性虽然赤身裸体，但形迹模糊，十分可疑。到处都是水，不是白天的水，是昏暗的夜晚的水，暧昧的水，水中女性众多，像莲花，层层开放，而我像鱼儿一样在这些花朵丛中穿行。
这个场景不是凭空而来，而是来自我不多的经验。早些年，知青还在乡村，他们带来的作风令人吃惊，有的很令人不齿。事情同电影还是有点关系。有电影的晚上，是乡村的节日。孩子们在操场上撒野。他们模仿电影里的场景，都喜欢扮演反面角色，因为反面角色可以随心所欲，胡作非为。他们在人群中钻来钻去，是操场上最为活跃的一群。小伙子和姑娘们挤在放映机边，他们看着转动的胶片卷，好像那机器里面隐藏着无穷无尽的秘密，他们脸上没有表情，但实际上内心激情澎湃，那是因为小伙子和姑娘在黑暗中肌肤相触的缘故。对他们来说，银幕下面的现实比电影更令人兴奋。那些投入地看电影的人，在欢笑或哭泣。乡村的妇女们识字不多，但多愁善感，她们真诚地相信电影里的一切。可是，在这样的晚上，出现了一些超越乡村道德的事件：一个男知青约了女知青去水库游泳了，并且据说那女知青一丝不挂。在我们乡下，女人是不能下河游泳的，她们只能在房间的澡盆里洗澡。这个消息最初在大人们中间流传，但没过多久，孩子们也知道了。显然在黑夜水库中游泳的男女的吸引力超过了电影，操场上的孩子们陆续地赶去了。我们趴在高高的水库大坝上，远远地观看那对玩水的男女。他们发出扑通扑通的声音，像两条相濡以沫的大鱼。夜色昏暗，我们无法看清他们，但我们每个人好像都看清他俩白白的身体，像鱼肚一样白而细腻的城里人的身体。那个女知青，有着好皮肤，乡下人的皮肤粗糙、幽暗，女知青的皮肤就显得有些不真实。乡下人夸她像电影里的姑娘。我们在想象里看清了他们的样子，我们在黑暗中神经质地咯咯笑起来，相互做鬼脸，吐舌头，骂他们是流氓。
现在那对令我不齿、令我笑掉大牙的年轻知青，成了我色情想象的来源，并且男主角换成了我。当然，还得有女主角。她是谁呢？她几乎是同时出现在我的想象中，她的那张脸在无数面目模糊的女孩中分外清晰，令我心头暖洋洋的。
她是隔壁班的女孩。她有一张稚气的脸，她的鼻子上经常有细细的汗珠，那年夏季，好像细汗一直在她的鼻子上。但她的身体开始饱满起来，有了曲线。那是让人费解的令人充满好奇的曲线。我无法想象。
那时候，我已是一个初中生。我家前面的那条路是通向学校的必经之路。每天放学，我就快速地回家，站在阳台上，看同学们成群结队地走过。我在人群中寻找她。几乎不用寻找，我就知道她出现了。她在那个拐角出现之前，我就嗅到了她的气息，那气息好像成为天地之间唯一的存在。然后，我看见了她。她低着头，从来不朝我这边看，而我贪婪地看着她，不放过她的任何动作。我发现她的脸红了，好像有些欣喜，她在追打另一个女孩。她的样子令我感到喜悦和宁静。我觉得生命中似乎有一个盼头，等待她的出现是一天中最重要的事情。我站在阳台上，看着她渐渐走远，马路上空无一人，我的心就像马路一样空荡，就好像我的心被她带走了。
她是我同学的堂妹。她家就住在那同学家的隔壁。为了接近她，我开始去同学家玩。在星期天，我背着书包去他家做作业。在乡村，大人们是没有星期天的，他们每天起早贪黑，在田里劳作。白天的乡村，只有老人和孩子，非常安静、自由，我们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我们喜欢黑夜，喜欢黑夜里那种天和地融为一体的神秘感。在白天，我们制造黑夜，我们关起门窗来，点亮油灯或者蜡烛，在昏暗的光线下写作业。我的同学是个沉默寡言的人，有时候可以一天不说话。他的皮肤很白，他们家里人皮肤都白。她当然也很白。我多么希望他和我聊聊她。或者，希望他把她从隔壁叫过来，一起做作业。
有一天，她过来了。她过来时，脸是红的。她来问一道数学题。她先问她的堂哥，他没解出来，又来问我。她就坐在我身边，我激动得发颤，写出来的字歪歪斜斜的。后来我终于解出来了。我讲给她听。这时她站起来，一只手撑在桌子上，另一只手在我解题的纸上移动。我碰到了她的手。她像触电一样缩了回去。我说话结结巴巴。我不知道她有没有理解。她最后拿起纸，笑着对我说：谢谢。然后走了。我说，你同我们一起做吧。她脸上一下子飞满了红晕，摇摇头，说，不了。
我感到既幸福又羞辱。幸福就在我的手上。我的手滑滑的，感觉分外敏锐，好像全身所有的感知都集中到了手上，好像全身只有那只手是有意识的，会思考的，我感到这只手的陌生，好像它并不属于我。总之，它是一个异样的存在，是我身上最有价值的部分，那部分相当于万恶旧中国土地上的革命圣地延安。羞辱的是她没有留下来，那等于是拒绝了我，我于是觉得自己微不足道，像尘埃一样无足轻重。我的心头有一丝尖锐的痛楚。
我和同学的友谊越来越深厚。我们出双入对，时刻黏在一起。我一直和化学老师关系很好。他是外地人，一个单身小伙。他长得很丑，脸上有一小块黑记。他喜欢我们的英语老师。我们的英语老师胖胖的，但非常白。我们的英语老师对男生非常好，对女生横眉冷对。化学老师和英语老师都住在学校里。化学老师喜欢英语老师，但英语老师显然并不喜欢这个追求者。我带同学去化学老师的宿舍。那天化学老师有点冷落我，他一个劲和我的同学聊天。后来，他开始赞扬我的同学的皮肤。他说，真白，像一个女孩。我的同学平时沉默寡言，不善言辞，听了化学老师的话，早已面红耳赤。化学老师突然激动起来，捧住他的头，在他脸上叭地亲了一口。我看到他的脸上留着唾沫的痕迹，恶心得直想吐。
这之后，我的同学经常去化学老师那儿。我被冷落了。也许我也腻烦了和他在一块儿，或感到有什么令我不安的气息，总之，我和他渐行渐远。我的心思都在她身上。和他成为朋友也是因为她的缘故。关于我的这位同学，后来他一直没结婚。多年以后，我见到他，他的皮肤一直那么白嫩，他的眼神十分茫然。
很快就到了冬天。我们穿起了冬装，但由于身体长得太快，去年的冬装太小了，我们因此看起来有点可笑。可那段时光，我是多么爱美啊，为了使衣服看起来不太短，我穿得异常单薄。在寒冷的西北风中，我瘦弱的身体瑟瑟发抖。但一看到她，我就会感到暖和。
白天，公社的礼堂要放电影了。公社的礼堂没有窗帘，阳光从窗外照进来，它的光芒比电影放映机发射出来的光线更强烈。总有使白天变成黑夜的办法。礼堂的窗子上糊上了涂成黑色的报纸。人造的黑夜就出现在礼堂。我已记不清那天放映的是什么电影，为什么公社的礼堂突然放映起电影来。我们没有票子，好不容易才钻进礼堂。在座的都是公社的头面人物。他们的座位后面已挤满了人。就在这时，我看到了她。她被挤在一个角落里，她的周围是几个毛孩子，他们不会感到她的存在，他们的注意力完全在银幕上。可是，当我看到她就在不远处时，电影就消失了。电影变成了一团缤纷绚丽的色彩，声音也显得极不真实。在我的感觉里，别的一切都退到很远的地方，好像影院里唯有她存在，占据了所有的空间。我在慢慢靠近她。不知过了多久，我就和她靠在一起了。温暖的感觉迅速传遍我的身体。但我的表情却像一个傻瓜。公社的礼堂十分破旧，天花板上有几缕光线像箭一样射下来，有一缕照在她的脸上。我知道现在不是黑夜，礼堂外阳光灿烂。这个感觉像梦幻似的。她在转动她的脸，我看到在那缕阳光下，她的脸上有一层婴儿一样的茸毛，金黄金黄的，软软的，我有一种抚摸的冲动。我不能这么干，除非我是流氓。我没看银幕，我长久地看着她。我希望时光就此凝固。
第二天，在学校的一个拐角，她突然塞给我一包东西，然后就跑开了。我预感到这包东西里有我期望的一切。我的心狂跳起来。我把这包东西塞进了自己的衣服里面。北风很大，气象预报说，过几天就要下雪了。我虽然衣着单薄，但这会儿一点也不寒冷，就好像那包东西是一个巨大的热源。事实上，我那时对外界的感知完全消失。我想找一个安静的地方，看一看她给我的是什么东西。这时，上课的铃声响了。我匆忙走进教室，木然坐着。那一节课老师讲了什么我一点也不知道。我感到一切都远离了我，时间过得非常缓慢，就好像我进入了某个真空世界。
包里面是一封信和一条围巾。那是一封充满了革命词汇的信，当然，充满了情感。她在信里叫我哥哥。她勉励我为革命为四化学好本领。读着她的信，令我奇怪的是我并没有太激动，相反，我感到全身发冷，就好像我落在了一个冰窟窿里面。我内心的狂喜早已被恐惧占据。
一条轻飘飘的围巾和一片薄纸把我压垮了。我还没准备好，我不知道如何处理这种事情。我心很虚，好像干了见不得人的坏事。那天放学，我再也没有站在阳台上等待着她走过。我躺在床上。我想象着她路过时的模样。平时，她是不会朝阳台看一眼的，今天呢？她会向阳台顾盼吗？她会为那个没勇气的家伙失望吗？她能明白我身上这千钧重担吗？她不会明白，她比我有勇气。她一定不会想到，我是这么容易被击垮。我的心有一丝隐痛。
我不知如何处置围巾和信。我不可能把围巾围到我的脖子上。我又不知道把它们藏在哪里。我不能让任何人发现这两件东西。这两件东西现在像两枚炸弹一样令我感到危险。我暂时把它们压到床垫下面。
她大约一直在等待着我的回音。但我假装什么都不曾发生过。我开始热衷于和男孩子混在一起，开始远离女生，就好像女生是危险品，必须敬而远之。有时候，我会和她迎面相遇，我会对她微笑，我希望用微笑暗示一些什么，但是她不再理睬我。她不再看我一眼。后来，她提前退学，去城里顶替父亲的工作。再后来，我就把她忘记了。
有一些新的电影被拍了出来，由此诞生了一批电影明星。我在一本叫《中国青年》的杂志的封三上，看到了她们的照片。她们是：刘晓庆、张金玲、陈冲……她们成了我的梦中偶像。我最喜欢在电影《乡恋》中扮演寻找哥哥的陈冲，我弄了一张她的年历，在画片中，她显得稚气、单纯、朴实，但她的胸脯饱满。她们慰藉着一个少年热闹而寂寞的日子。
我考上了一所着名的高中，它离县城有十余里，坐落在一个山岙里，面向一个巨大的湖泊。那里安静，风景优美，是个读书的好地方。我的中篇小说《穿过长长的走廊》里的相关场景，留有这所学校给予我的至深印象。在上个世纪30年代，这里曾聚集着李叔同、叶圣陶、夏丏尊、朱自清、丰子恺等一大批文化名流。至今这所学校里都保留着他们的故居、手迹和字画。它的建筑依旧保留着上个世纪20年代建造时的样子，是中西结合的建筑式样，有着长长的围廊。90年代初期，根据钱钟书先生的《围城》改编的同名电视剧，关于三闾大学的戏就是在我们学校拍摄的。
我感到这个安静的学校有一种远离尘嚣的气息，多年以后，我想，这种气息更多的其实是一种自我想象，这种想象当然来自这个学校的传统，想想这里曾经接纳过这么多伟大的人物，你就会感到骄傲，好像空气里依旧回荡着当年的气息。一种对我来说朦胧的价值判断开始在我的心里形成：因为景仰这些文化名人而开始景仰文化，并认为文化是这世上最值得为之献身的事物。
就这样，我高中时就成了一个文化至上主义者。每周，学校都会放一场电影。天晴的话在篮球场，天下雨，就在礼堂。在这所中学里，所有的孩子都住校。在上世纪80年代，几乎没有太多的娱乐，生活单调、刻板。那时候，台湾校园歌曲和邓丽君刚刚传入。邓丽君甚至还是非法的，被官方当成靡靡之音。学校广播站放的基本上是台湾校园歌曲。我们就在这些清新而健康的歌曲的陪伴下读书。从早晨起床到晚上熄灯就寝，几乎被淹灭在题海之中。所以，每一次放电影，对我们来说依旧像一个盛大的节日。至少，这天晚上，不用做习题了；至少，这天晚上，我即使不看电影也可以让脑子空下来想些遥远的事情。学校放映电影秩序井然，不像乡村电影那么嘈杂，在星空下，我们盯着银幕，光影在脸上变幻。
黑暗中，万物生长，银幕如梦。我感到自己身体里的声音。有一些暧昧的气息在人群中弥漫。那些和女生坐在一起的男同学挺着腰，他们目不斜视，整个晚上像一个木偶。但我是多么羡慕他们啊。他们一定很累吧？可电影结束后，你会发现他们精神振奋，双眼炯炯，好像有无穷的精力无处发泄。他们会突然搂住某个男生，并把男生抱起来。当我被他们抱住时，我会感到汗毛倒竖。
一天，看电影的时候，有一个同学告诉我一个秘密。他让我看最后一排。我看到生理老师和一个女生坐在一起，他们的脸上没有任何表情，仿佛专注于银幕，但又像是灵魂出窍。那女生我有印象，她是二年级的，长得非常丰满，一头黑发下面是一张可爱的娃娃脸。那人说，每次看电影他俩都坐在一块儿，她还经常去生理老师的宿舍。那天我有一种非常怪异的感觉。一个老师和一个学生的暧昧关系给人一种类似乱伦的感觉，更显深不可测。
班长成了我的朋友。他看上去很内向，笑起来温和，甚至有点儿类似女性的羞涩。他说话不多，但喜欢同我讲个不停。他是一个城里孩子，读过很多书，有很多奇怪的知识。这些知识令我感到震撼。他告诉我关于百慕大的故事，他说那个地方躲藏着一些外星人。他说，飞机和船只通过那个地方，就会失踪。然后在几千公里的海面或天空就会发现那些失事的飞机和船只。
我开始读一些关于这种奇怪的知识的书。他借我一本《众神之车》。这本书有着神奇想象力。照这本书的观点，我们人类是外星人和地球生物交配的结果。这之前，我们从课本上学到的都是达尔文的观点，认为人是由猿进化而来的。伟大导师恩格斯也这么认为。可我也不是没有疑问，猿怎么进化成人类呢？虽然说很漫长，但恐怕也是不容易的吧。再说了，从历史书上，我了解到人类的文明好像一开始就很成熟，远古的人类似乎也都很聪明，什么阴谋诡计都想得出来。像金字塔什么的，造得这么宏大，又完全没有机械设备，智商高得今人都无法想象。
神秘的世界把我吸引了，我对一切都充满了好奇心。是啊，这世上有那么多无法解释的事。比如人死后会变成什么？人有灵魂吗？灵魂不死吗？有没有鬼呢？我自然会和他讨论鬼的事情。他说，他见过鬼，在他老家的井边，人们经常见到一个白衣女人在移动，他说，移动的女鬼没有脚。
学校里放映了一部科幻电影，电影的名字我忘了，内容至今记得。那是一部关于捉鬼的电影，影片试图解释人为什么会遇见鬼。电影中恐怖的影像把我们迷住了。
几乎是他在引领我的兴趣与阅读。有一天，他对我说，他在写诗，他一直在读文学书籍。他同我说起歌德和普希金，还同我说起艾青和朦胧诗。他说，艾青正在批判朦胧诗。
在他的引领下，我开始阅读文学期刊。那是一个文学的新时期，那个时候，大家都是井底之蛙，有一些青蛙，小心地跳到井沿上，看到外面世界的风吹草动，就告诉还在井下的蛙，井底之蛙开始疑惑，不安，兴奋，冲动。那是个诗歌时代，面对这么多令人一惊一乍的东西，我当然也是似懂非懂。“黑夜给我一双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去寻找光明。”我很喜欢这句诗，这句话既简单又繁复，像绕口令，又如一句废话，但我却感到这诗有着无限深意。
那年春天，我们的班长不想睡觉了，他成了歌德。他不但背诵电影《生死恋》中的片段，他还背诵歌德的诗句。“哪个少女不怀春，哪个少男不钟情。”他在宿舍里朗诵，像五四青年一样意气风发。熄灯铃早已响过，他还在宿舍里闹腾，他一直是一个温文尔雅的人，平时说话也不是太多，但现在，他滔滔不绝，一首一首地背诗歌，古诗新诗并举。“红酥手，黄縢酒，满城春色宫墙柳……”后来，他实在背不出新的情诗了，他就开始歌颂祖国。他吼道：“祖国啊，我亲爱的母亲……”
那天，他闹了一夜。当别人闹腾的时候，一般来说我会变得十分冷静，不容易被人带动。我感到班长已不正常了，亢奋得像一个精神病。我很担心，他这样下去，会进入精神病院。我碰到过那种亢奋型的精神病，在我们的村子里，那个光棍，每年春天的时候，都会这样没日没夜地闹事，他不用睡觉，不用吃饭，但力大无穷。他发作的时候，村里的妇女就会像逃避瘟疫一样躲避他。我们都叫这个光棍为花癫。我担心我的班长是不是也得了那种叫花癫的疾病。他的精力真是充沛啊，我觉得他的整个身体在黑暗中发光，像一团燃烧的火。他这样下去会成为一团木炭吗？我几乎已经看到了他的白骨，就好像他是白骨精再生。
第二天，我看到他眼眶深陷，明显消瘦。但他的精神状态依旧很好，神采飞扬，眼神里充满梦幻之光，身上有一种莫名的热力。是的，他像换了一个人，在下课时，他高声说话，他说的全是书面语，文采飞扬。他突然有了文学才华，华丽的词语脱口而出，就好像他的嘴巴成了制造六朝骈文的加工厂。不远处，班上的女生在叽叽喳喳说话，像一群麻雀。他不时看着她们，就好像他说的每一句话都是为了让她们听见。
班主任洞若观火，她马上发现了班长的异样。班主任是个中年女人，班长这样，她肯定很心痛。她一直非常喜欢班长，因为班长是个漂亮的男孩。她希望他各方面全面发展，将来考上名牌大学。她不希望爱情这种东西去扰乱他的心灵。她同他谈了话。班长安静了几天，但几天以后……
几天后，班长失踪了。同时失踪的还有我们班的一个女孩。女孩的成绩非常差，是我们班最差的一个，她想考体育院校，每天都在体育训练。考体院成绩差一点就没有关系了。她不算漂亮，但很丰满，她穿着运动服，走路的时候，胸脯耸动。宽大的运动服使她看起来屁股丰硕。不言自明，班长和这个女孩子在一起。我们班上一下子笼罩着桃色的气氛。
我想起来了，班长是星期天离校的。他走的时候说，他要去城里看电影。当时城里正在放映一部叫《天云山传奇》的电影。但他却一去不回了。班主任着急啊，她开始调查这事。她问我，班长去哪里了。我说不知道，只知道他去看电影了，至于电影看完去哪里，我不得而知。班主任的调查，让我们紧张，就好像班长和那个女孩的离校出走，完全是我们的错。
一个星期之后，班长回到了学校。他看上去疲惫不堪。他的头发凌乱，可双眼有神，他的脸上又挂上了我们熟悉的温和的微笑。我对他有一种异样的感觉，就好像他身上有一种不洁的东西，只要碰到他，就会传染给我。很快班主任把他叫走了。我不知道班主任同他谈了些什么。后来，有人告诉我，班长什么也没对班主任说，只是诡秘地微笑，眼神平和。关于他失踪的七天干了些什么，我们无从知晓。
那个女孩再也没有出现。她为什么不来学校，有两种说法：一说，是班主任考虑到学校的风气，劝她退了学；一说，那个女孩觉得自己肯定考不上大学了，早已不想读书了，就不再来学校。这样，看起来，就好像是班长一个人失踪了一个星期。
班长又成了一个沉稳而内向的学生干部，看起来严谨而克己。学校对他没有任何处分。大概是因为他成绩一直很好，待人又有礼貌，老师们一直对他印象不错。对那失踪的一星期，我们有时候满怀好奇，会问问他，但班长总是讳莫如深。又过了一段日子，我们就把这事忘了。
这年的深秋，学校又爆出一个桃色事件。那个看电影时和生理老师坐在一起的丰满的女生突然在学校消失了。有人告诉我，说那女孩怀孕了，被学校秘密开除了。我不知道这些传言是否属实。如果是真的，是谁使她怀孕的呢？我发现生理老师依旧还在学校里，他是个寂寞的男人，同别的老师不大交往，但学校的女生似乎很喜欢他，经常到他的宿舍去。
我感到一种危险的气息。我觉得在晚上独自幻想的那些瑰丽的场景出现在现实生活中是危险的。那时候没有人告诉我伊甸园里亚当和夏娃的故事，但我本能地意识到，如果一个人受到诱惑，那必定要领受惩罚。
我考上了大学。我的目的地是重庆。我是在杭州登上列车的。列车从上海出发，途经浙江、江西、湖南、贵州，然后抵达重庆。我将在列车上待上三天两夜，五十六个小时。80年代的列车拥挤不堪，因为是中途上车，没有座位，我一直站着。株洲是个中转站，有很多人下车，空出了位子，我才找到座位。那会儿究竟年轻啊，才十八岁，加上第一次出那么远的门，倒是没觉得太累。
我将在重庆待上四年，我终于成了一个城里人。我对城市生活没有任何切身的经验，那些在脑子里杂乱无章的概念都来自电影。
到重庆是晚上。列车停在歌乐山脚下，我抬头仰望，到处都是灯光和闪烁的霓虹灯。我有一种久违的喜悦，好像我回到了圣地延安。我情不自禁地念了一句郭小川的诗句以抒发内心的情感：“几回回梦里回延安……”夜晚的灯光给我一种不同于乡村的气息，诗意的同时又是糜烂的气息。这种感觉大概来自电影《霓虹灯下的哨兵》，霓虹灯这个词一直同资产阶级联系在一起，好像那变幻的背后，存在着腐朽和堕落的可能。
我很快发现，这个城市确实很腐朽很堕落。这座城市的风气远比我想象的要开放，大概因为抗战时这里做过陪都。这里的女孩子都很美，我从来没见过这么多美女，走在街头，你总是能碰到令人眼亮的美人。她们打扮入时，看起来风姿绰约。街头到处都是舞厅，女孩们表现得大胆而放浪，在沙坪坝文化馆的露天舞厅里，男女舞者旁若无人地搂得紧紧的，有的还在跳贴面舞。街头还有相当淫秽的报纸和画片。重庆，让我想起我看过关于“国统区”生活的电影，我觉得它有一点点上海和南京混杂的气味，当然更多的是四川的泼辣劲儿。我来自浙江沿海，在80年代，浙江的风气相当保守，因此，当我看到这一切，相当震惊。
我迅速地学会了跳舞。我中学时体操很好，所以，跳舞对我来说并不困难。当时，每个周末，在学生活动中心都有舞会，我经常光顾。这是接触女人身体的合法的渠道。我第一次握住女孩冒着细汗的小手，第一次抚摸女孩柔软的腰肢，我嗅到了女孩身上的香味。这一切令我浮想联翩。我是个不善言辞的人，我在跳舞的时候，不和女孩套近乎，所以，我尽量把舞跳好。和女孩跳舞，性的意识一直主导着我，但我尽量跳得像交谊舞标榜的那样健康而文明。但在这个学生搞的舞厅里，我的跳法显得相当另类，因为黑暗中我身边的舞者几乎搂在一起，一动不动。有一次，我的舞伴大约累了，或者她对这样的“健康”实在没有兴趣，她靠近了我，然后我的身体就和她的身体触碰到了一起。我有一种窒息感，差点晕厥过去。当天晚上，我失眠了。我的身体里到处都是那个舞伴的痕迹，感受过她乳房的部位一会儿发烫一会儿发冷。
过去只是在电影里，或是在传说中的那种场景，如今成为我生活的一部分。我满怀热情接纳这种生活。我迷上了跳舞。我在功课上下的功夫少之又少，相反，跳舞好像成了我的专业。我的中学时代的生活是多么辛苦多么枯燥啊，而所谓的大学生活是如此轻松。我像是苦尽甘来，充分享受着这种自由自在的生活。
有一部电影风靡了整个中国。这是一部美国电影，叫《霹雳舞》。我看了大约有五遍。我被那种奇怪的舞蹈迷住了。不久，我发现舞厅里有人开始跳起这种舞蹈。这些人学得真是惟妙惟肖。他们的衣着完全是电影里的样子，上衣紧裹，裤子却非常肥大，这样的打扮有一种随意而潇洒的劲儿。没过多久，整个校园就流行这种装扮了。我也学会了这种舞蹈。
最初的兴奋很快就过去了。那是80年代，我在我的中篇《一个叫李元的诗人》里是这样描述那个时代的：“80年代，一个诗意沛然的年代，一个混乱的年代，一个激进而冒险的年代！”80年代，门户刚刚开放，西方的思潮一浪一浪地冲击校园，连空气中都飘扬着萨特或尼采的气息。我开始读一些哲学着作。这些现代哲学是很能培养“个人主义”做派的，同时培养的还有人的孤独感和无聊感。存在主义说，他人就是地狱。我就真的把他人当成了地狱。我把自我无限放大，一点也不肯委屈自己，同所有人保持距离和不合作态度。然后，我渐渐感到不对头。我好像失去了热情，对谁都看不惯，以喝酒、打闹、谈女人为标志的哥们义气，在我看来，有一种做作的无聊。我发现，我出现了交往的困难。我同谁都格格不入。除了跳舞时从女性那里得到片刻的慰藉外，我进入了深刻的疑难当中。我的内心甚至有一种无名的紧张和恐惧。
我发现一个消磨孤独的地方，那是我们学校附近的一个小礼堂，那是电影公司的礼堂。在那里，白天和晚上都在放映经典老电影。这些电影很多改编自世界名着：《悲惨世界》、《牛虻》、《简·爱》、《白痴》、《安娜·卡列尼娜》……我曾经阅读过的纸上的世界变成了光影变幻的影像。这些电影同我所阅读的哲学不同，它们不是冰冷的，相反有一种温情和暖意。《悲惨世界》长达三个多小时，这三个多小时足以让我消磨一个漫长的下午。在这三个小时里，我见证了那个叫冉·阿让的人的长长的一生。《悲惨世界》中人性的美好和丑陋相互纠缠，人性的丑陋表现得十分漫画化，但在表现人性美的时候，是如此有力量。冉·阿让的仁慈是如此震撼人心，让我浸润在那种满怀辛酸的美好中。这样的日子，我坐在电影院中，身心的紧张得以放松，我忘记了自己的问题。电影把我带离了这纷繁的令人烦恼的现实。
然后，她就出现了。她是引人注目的，她引人注目不光是因为她高挑白皙，更重要的恐怕是她经常和不同的男生出双入对。她是个活跃的人，善于同异性交往。也许是因为有太多异性朋友，所以，她几乎没有女伴。她和同性似乎玩不到一块儿。
我至今都不知道她为什么喜欢我。总之，她开始光顾我的宿舍。没有人会想到她是来找我的。我也从来不说我和她的关系。同宿舍的男生一下子围着她，和她调笑。我在内心嘲笑这些被力比多胀得恐慌的家伙。
开始的交往在正常的范畴，像所有自以为是的文艺青年一样，我们只不过是谈谈艺术和人生。但渐渐地，我的内心有了盼望，如果她有一段日子没有来找我，我就会感到失落，感到心神不定，就好像生活中少了什么。我感到奇怪，我是不是爱上了她呢？
我带她去看电影。我已经忘记那天放的什么电影，事实上，那天我根本没有心思看电影。电影开始了，光束从我的头顶上方射向远处的银幕，那束光的明暗一直在变幻，就好像那光束是一支万花筒。那万花筒的顶端，变幻出山川河流，男人女人，变幻出战争和爱情，富贵和贫穷，变幻出表情和动作，人内心的秘密。但她的兴趣全然不在电影上。黑暗中，她开始蠢蠢欲动。她先小心翼翼地握住我的手。我没有任何准备，全身紧张、僵硬，手心马上涌出汗水。也许早有准备，不过，这一切真的来临时，依旧十分紧张。然后，她又把我的手引向她的身体……
她的行为完全在我的想象之外。那时候，我是多么纯洁啊。虽然，我夜晚的想象里，欲念直裸，相当形而下，但关于爱情的想象却是非常纯洁。那是80年代，连空气中好像都有精神之光，物质是在其次的，人似乎只要呼吸空气就可以亢奋地活着。关于爱情的想象肯定同这样的社会气氛有关。当然，还来自于电影。那时的电影，相当保守，也就是接个吻、拉个手而已。
但现在，她的行为把我的想象砸得粉碎。她把我引向令我喘不过气来的黑暗的深处。我像落入水中，想沉溺下去，但又怕再也呼吸不到新鲜空气。在公园，在学校的草地，在教学楼的楼道和顶层，她向我渐次展开，我发现她所有的秘密。星空异常明亮清冷，而她异常热烈，发出奇怪的声音……
我从水中钻出，情绪相当复杂。和她约会，我感受到的不是轻松，而是某种危险。虽然我在脑子里有无数关于恋爱的想象，但当恋爱真的到来时，我还不知如何处理，任凭她引导我前行。她在这方面确实卓有经验。她告诉我，她在中学时代开始谈恋爱。在和我好上之前，她刚刚和一个老乡分手。
我告诉她，这同我想象中的恋爱不一样。她问，你想象中的是什么样的？我说，我想象中的恋爱是纯洁的，就是拉拉手，接接吻。她笑了，说你真是个乡下人。我真的希望她像我要求的那样同我恋爱，能保持纯洁，保持精神性，脱离所谓的“低级趣味”。但她根本没把我的这些要求当回事，也许她以为我在对她开玩笑呢。每次约会，她放浪依旧。
这时候，学院里爆出一个桃色事件。一个广东男生和一个福建女生被开除了，原因是他和她在宿舍里当着同学的面做爱。当然，说“当面”也不对，他们还是挂着蚊帐的。白天，别的男生在宿舍里打牌，而那对男女在蚊帐里做爱。他们的床铺在不停地摇晃。同宿舍的人早已习以为常，但有一天，他们的辅导员来到他们宿舍，见那张床在晃动，很奇怪，就撩起帐子看个究竟，结果看到那对宝贝鸾颠凤倒，纠缠在一起。吓得辅导员倒退着差点摔倒。
他们是校园的名人，几乎整个校园都知道这对恋人。他们白天和晚上都黏在一起。在食堂吃饭，他们旁若无人，相互喂食，两人智力降到三岁幼儿的水平。他们成了无聊生活中的喜剧。
对他们的处理通告贴在食堂门口。通告中详述了那对同学的所作所为。他们真是色胆包天啊。他们不但在宿舍同居，竟然还在学校的图书馆亲昵做爱。
我想起高中时代那个丰满的女孩和生理老师的往事。我想，这也许是上天对我的提醒，提醒我一样处在危险之中。我又一次意识到，如果一个人受到诱惑，那必定要领受惩罚。在上世纪80年代的校园，男女越轨依然是禁忌的，突破禁忌是要付出代价的。我能承受这样的代价吗？我意识到我得摆脱这样一种危险。
但我不知道如何行动。每次她见到我，眼神里光彩流泻，热情洋溢，让我无法控制自己。我的内心充满了矛盾，又想逃离，又想沉溺。很多时候，我觉得我实在承受不了这种压力，这种恐惧，我像一个筋疲力尽的泳者，很想就此溺毙。由于恐惧，我很难集中精力学习。很快，代价就出现了，在那一年的期末考试中，我多门功课考得不理想，其中一门没有通过。
接着，暑期就来了。我回到了老家。除了帮父母干一些农活，我还得复习，我得在开学之前补考那门课。回到老家，我的生活马上回到现实之中。由于在田间干活，我迅速被晒得很黑。这样的劳动让那些恋爱的日子变得相当不真实。关于惩戒的主题是这个时候想得最多的问题。我意识到，如果像上个学期那样，那惩戒迟早会降临到我的身上。如果惩戒成真，我根本无法面对父母。从父母的眼神里，我看到了那种令人心酸的期望。
我收到她的来信。她告诉我她的暑假生活。她去甘肃玩了。本来说好这个暑期，她要我陪她一起去的，但因为要补考，我拒绝去。她寄来了一些照片，照片上，她看上去兴高采烈的样子。我觉得照片上的一切离我十分遥远，遥远得同我没有一点儿关系。我突然觉得她的陌生，除了她的身体，我确实不怎么了解她。
我决定不给她回信。我不能再过那样的生活。我不能把自己的未来毁掉。在夜深人静的时候，我还是会有写信的冲动。夜晚人就会脱离现实，我会思念她，思念她的身体，我想把自己的这种思念告诉她。可天一亮，这种想法就像雾一样消散了。一个月以后，她在我的感觉里真的遥远了，好像过去发生的一切只不过是一个梦幻。
开学后，我没去找过她。我怕她来找我，那段日子我基本上不待在宿舍里。同宿舍的人说她来过了。这在我的预料之中。有一次，在游泳回来的路上，碰到了她，她站住问我，有没有收到她的信？我说，收到了。她脸上露出奇怪的笑容，说，我明白了。从此，她再没来过我的宿舍。
就这样同她分手了！我松了一口气。那个沉重的关系，有着危险气息的关系，竟然这么容易地解除了。我突然感到无比轻松。天是多么蓝，多么辽阔，我像是第一次见到天空，有一种安详的感觉。危险已远在天边，与我无关，就好像那所谓的危险从来不曾存在，只不过是我的想象。我又活过来了，我的心情比原来开朗了一些，过去那些曾经时时骚扰我的不安全感和焦虑感竟也消失了，我慢慢恢复了同人交往的能力。我开始尽量融入集体，过起了一种自认为健康的生活。在夜深人静的时候，我会想想她，心情相当复杂，有后悔，也有内疚，但还是觉得自己做得对。同时心里面充满了一种自恋的委屈。
她很快找到了新男友。她偎依在他的身边，看上去相当幸福。我猜，像她这样的人大概是不能缺少异性的，异性之于她像空气那样重要。老实说，见到她和新男友在一起时甜蜜的样子，我很不开心，并且有一种莫名的失败感，就好像提出分手的不是我而是她，好像我是那个被抛弃的人。有时候，我会和他们迎面相见，她会大方地同我微笑，我当然也只好笑笑，我的笑容无比复杂，有一点不以为然，还有一点酸楚吧。
我有一段日子没有光顾电影院了，有一天，我路过电影公司，小礼堂正在放映《牛虻》。我看过这部电影，但我实在无聊，我打算再看一遍。电影院的灯光熄灭了，然后，银幕亮了起来，那一刻就好像小礼堂突然盛开了一枚巨大的花朵。在银幕上，那个充满女性气质的苍白的亚瑟变成了男子气十足的牛虻。牛虻遇见了他深爱过的琼玛，牛虻满怀复杂的心情，折磨琼玛。琼玛一直为误打亚瑟的那记耳光而负疚，以为是自己杀死了亚瑟。当我看到琼玛对牛虻说：“也许从今以后我们永远不能再见面。你没有什么话要对我说了吗？”我突然感到心头一片酸楚，黑暗中，泪水夺眶而出。
那是个解放的年代，也是个保守的年代；那是个激情的年代，也是个惊恐的年代；那是个轻快的年代，也是个沉重的年代。生活还将继续，我在暗自成长。我坐在电影院里，内心柔软，我对自己说，现在我也许已准备好，有足够的经验去面对一个女人了。
2005年5月20日
油菜花开
这个世界最初呈现在我眼里的是它光洁的表面，一种类似阳光般的品质：我看到比阳光更亮的父母，表情各异的男人和女人，阳光下的山峦、河流、树木、庄稼，河里的鱼、蝌蚪、泥鳅，这一切显得秩序分明，非常和谐。但阴影紧跟着出现了，它就在每个事物的背后，呈现着深邃的黑暗，透着另一些消息。每年春天，当那个疯子出现时，我感到周围的阳光一下子暗了下来，这世界顿时出现某种非人间的动荡而混乱的气息。
后来，我注意到那个人的得病和油菜花有关。3月，油菜花愤怒地开放了，村子里的那个光棍就出动了。他把头抬得老高，背着手，踱着方步，像电影里面的将军。他走到哪里，孩子们跟到哪里。这个时候，他是危险的，孩子们和他保持着适当的距离。妇女们——不管老幼——早已闻风而逃，仿佛她们不逃就不能证明她们是女人。他看见她们逃跑，就会高兴起来，好像在他眼里她们逃跑的模样是世上最美的风景。有时候，他会突然转身抓住一个孩子，动作敏捷。他抱住孩子，往天空抛，或亲孩子一下。可怜那个孩子早已吓得魂儿都没了，待被放了，孩子才满怀委屈地号啕大哭。
这只是刚刚开始的情形，几天以后，他越来越亢奋了。他不吃不喝，整夜不睡，在村子里游走。他敲寡妇的门，骂娘，然后叫嚣，他的叫声鬼哭狼嚎。村庄闹得鸡犬不宁，好像日本鬼子又进村了。村里人确认他又犯病了。亲戚决定采取行动，把他抓起来。他虽然没吃什么东西，可力大无穷，几个小伙子都制服不了他。他在他们的围攻下挣扎，叫骂。他激动得口吐白沫，要不是他晕眩过去，他们怎么也制服不了他的。他们把他绑起来，绑的是用来对付四类分子的铁索链。一会儿，他就醒来了，他试图解脱铁索链的束缚。我们远远看着他挣扎，他的力气真是大啊，我们听到铁索链发出咯咯的声音。他的手上脚上都磨出了血。
在没发病的时候，他比谁都有礼貌，见到男人就叫哥，见到妇女就叫姐。他的态度谦卑，有一种讨好人的妩媚的表情，就好像他天生低人一等。村里的妇女都喜欢使唤他，让他做一些杂事。可是，就是这样一个人，突然之间就变得放肆而暴戾，这中间没有任何预兆、任何过渡。
那时候我是一个孩子，我无法理解一个谦卑的男人变成这个样子。他好像什么都不怕了，什么都想攻击，不再叫哥或姐，而是直呼其名，甚至见到村支书也敢勾肩搭背，就好像村支书是他的下属。大人们说，他这是犯了花癫。我似懂非懂。他这样被捆绑着，被关在猪舍里，他不吃不喝，可他好像一点也不困，显得精力充沛，浑身充满了能量。他就这样叫着，有时候学虎叫，有时候学牛叫，有时候学狗叫。当围观的人发出笑声时，他也会天真而腼腆地笑起来。
我因此觉得春天充满了危险。我本能意识到油菜花和疯狂相关。我总觉得他的病是由油菜花带来的，或者说他和油菜花属于同一种类。他发疯了，就像油菜花在这个季节怒放着，他的疯狂如油菜花一样持续、热烈。油菜花，单调的黄色，在太阳下像是在燃烧，有某种疯狂的气息。这种疯狂来自哪里呢？是土地吗？我觉得油菜花、那些发疯的人似乎和土地隐藏着的热情有关。
我们村也有别的花朵。在曹娥江的沙滩上，那里种着一片李树；在东边的一座小山上，那里生长着桃树。每年春天，它们都会一无例外地绽放出花朵。但李花细小，它白色和粉色的花给人一种落寞的气息；桃花虽然灿烂，可花期短促，容易从枝头脱落，像文弱的女人。唯有油菜花，它好像直接和土地相接，它强烈而持久，它好像就是土地直接绽放出来的花朵。
一个月后，油菜花凋零了，它的枝头结出细小的菜籽。那个被捆绑的光棍有一天脸安详起来，并且终于呼呼睡着了。他的亲戚们都知道他的病好了。待他醒来，就没什么好担心的了，他又会变成了一个谦卑的人。
这世界不像表面看上去那样秩序井然，它似乎包含着某种凶险的元素，它随着我们个人感觉的变化而变化，随着我们的主观幻想而展开，有时候冰冷，有时候温暖。当我们的内心扭曲的时候，我们的触角也随之扭曲，世界变成了我们无法把握的天边的流云。世界永远是我们感觉的“诗”篇，是我们伤心的投射，是我们无力的证明。
每年春秋季节，她的家人就要担心她了。担心她突然病发。她的病很温和，不胡来，十分低调。她把自己关在屋里，低声地哭泣。她的哭泣持续漫长，像一条幽暗的河流。我曾看见过她哭泣的脸，脸上全是泪光。在长达几天几夜的哭泣中，我真的认为她的眼泪可以汇成一条大河。那时候，她的泪水比林妹妹还多。但这种温和令所有人心痛，并为她不幸的遭遇而惋叹。
她是我家的亲戚，是一个教师，住在城里。她平时温和而善良，总是一副笑眯眯的样子，从不和人脸红。她保养得不错，收拾得也干净，看上去与常人没有差别，甚至可以说是个美丽的妇人。
关于她的事，母亲经常提起，说起她来，母亲就会长吁短叹，眼圈泛红。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命运向她露出了暴虐的面目。那年秋天，她的儿子下河游泳，突然沉下水去，再也没回来。她一直把儿子看管得很紧的，一般不让儿子去外面玩，就好像她早就知道儿子要离她而去似的。但那天，她不在家，儿子禁不住伙伴们的诱惑，下河游泳了。她儿子不会游泳，所以一直在河边看别的孩子玩水。一切像是命中注定，也不知是什么原因，儿子突然沉到水下，再也没有浮出水面。面对这个变故，她晕厥过去了。
他们在河中间打捞她儿子的尸体。她瘫坐在河边。她没有哭，脸色坚毅，就好像她的一点点悲伤都会使儿子消失的事实成真。人们在河中打捞了几天，没有找到她儿子的尸体。她不甘心，她一定要见到儿子。后来，人们停止了打捞。她却依旧坐在河边。
她终于从河边回来了，她表面上看不出有什么异样，一样去学校上课，操心学生的事。但后来，从城里的亲戚那里传来，她变得有点不对头，她好像没觉得儿子已经死了，只要空下来，她就同儿子对话。她的丈夫经常听到她对着空气表扬儿子乖，或骂儿子不听话，有时候则连带把丈夫也骂了进去。她和丈夫的关系一直不好，丈夫喜欢喝酒，还经常赌博，他们经常吵架。现在她这情形让做丈夫的非常恐惧。后来他们离婚了。
她长相不错，离婚后有很多人给她牵线。不久，她认识了一个男人，并很快同他结婚了。那男的也是一个教师，他三十多岁了，没有结过婚。那男的看上去很文弱，温文尔雅的样子。那男的很体贴她，她也很照顾他。她好像对这婚姻很满意。
然后，好景不长，很突然地，她的新婚丈夫死了，是猝死在课堂上的。后来，她才知道她的男人一直有暗疾，男人的脑子里有一个瘤，压迫着颅腔。她只知道男人经常头痛，痛起来冒豆大的汗珠，不知道他有这么严重的病。她的男人也从未说起。他就这样在瞬间走了。
男人走的时候是冬天。整个冬天，从她脸上看不出她的痛苦。她依旧笑着上课，和同事们说笑。只是那笑中有难以掩饰的落寞。直到第二年的春天，她突然把自己关在屋子里哭泣。这时，她已忘记了自己做教师的职责，忘了这世界还有一批学生需要她。她把所有的事情都放弃了，记得的只是悲伤。她沉浸在自己的哭泣声中，就好像凭着她的哭泣，她可以找回她的儿子和男人。她在哭声中看到了什么呢？她一定感到无力，因无力而沮丧，感到世界正在离她而去，让她无所适从。
也许她进入了一个梦幻世界，在这个梦幻中，这世界变成一个新的港湾，让她可以放松、休憩。面对这个破碎的世界，她需要在某种类似“诗”意的想象中片刻地沉溺和迷失。但愿如此。
每年清明前后，亲戚们都会来乡下扫墓。那是油菜花开得最旺的季节。乡村的田野上，那黄色的花朵让这世上的任何事物都黯然失色。她没有来。我们都知道，这是她生病的季节，她关在自己的房间里哭泣。城里的亲戚看上去神色凝重，心事重重，他们祭拜完就匆忙地走了，就好像他们的心思根本不在扫墓这事上。他们谁也没有提起她，似乎她早已不在这个世上。
春天到了，一个敏感的人开始以其自身令人不安的方式直觉般探索和领悟这个世界的秘密和凶兆。这是艺术赋予疯狂的能力。在艺术作品中，疯狂被当做某种反叛的、自由的、启示性的力量，对这个铁板一块的所谓理性世界作一种孩子式的幽默的解构。艺术家认为疯狂和某个幽深的神秘世界相联，是先知必须具备的一种气质。疯狂在这里拥有至高无上的智慧。在电影《钢琴师》中，那个发疯的音乐家的身上似乎存在某种生命之光，极度美丽，极度灼目。当他在泳池边的钢丝床上蹦跳时，镜头仰视他，他跳得如此之高，好像要跳到那蔚蓝色的天幕中去。
但在现实中，一个疯狂的人，给予我们的可能是恐惧，一种类似潘多拉魔盒打开时的惊惧。
1983年，我在一所着名的中学读书。我不知道我就读的中学有多少人梦想成为一个诗人或作家。可能会不少吧。我就读的中学在二三十年代曾聚集过大批着名的作家和学者，他们在文学史和文化史上留下光辉的一页。偶像是如此近，走在学校里，你甚至还可以感受到他们的气味，就好像他们还穿着长衫或西装走在校园里。况且，80年代，是个文学的时代，那时候，社会上最大的明星是作家。
他看上去很结实，脸形宽大、扁平。他的身上有一种二三十年代文化人的“旧”和“迂”。这种气质让他很容易沉溺于旧时代的气息中。他喜欢上了弘一法师。他在我们学校的校史陈列馆里看过弘一法师的画像，他指着画像说，你们瞧，他如此轻，轻得像一枚随风飘荡的鸿毛。他说，只有得道成仙的人才会这个样子。
他对古老的传统充满了向往。他的趣味和判断因此与众不同。在那个时代，谁还写那种佶屈聱牙的旧体诗呢？但他却深陷其中。他像旧式诗人那样写格律诗，歌咏梅兰菊竹，歌咏江河远山，歌咏寺院禅房，歌咏伤感和落寞。他把自己写的诗词抄在黑板上。他的字迹潦草，学伟大领袖毛主席的狂放。他写完就昂首走人，他不告诉我们这是他写的，但我们都知道他这是叫我们欣赏。他的诗词中充满了冷僻字，我们根本认不全。我们认为他这样子实在酸腐之极，心里有说不出来的嘲笑。实际上，他走后，有很多同学用刻薄的口吻取笑他。
但我们的语文老师却极欣赏他。我们的语文老师是位老先生，一招一式如旧戏中的老生，口中常带成语及古文中的助词感叹词，总之有点儿国学大师的气派。那时候，我已喜欢文学，经常去图书馆看文学期刊。当时，所谓的朦胧诗大行其道，虽然同样看不懂，但同古典诗词比，这种新诗要可爱得多。旧体诗中的意象是多么陈旧，像我们的老师一样充满不合时宜的味道，像出土文物一样充满腐朽的气息。可他就是喜欢腐朽的东西。他看弘一法师的传记。弘一法师几乎不离他的口，对弘一法师崇拜得五体投地。他不学毛体字了，而是学弘一法师那样的童体字。他自称开始吃素，他的理论是诗和吃的东西有关，要诗写得干净，远离人间烟火，就得吃素。但有的同学说他在偷偷吃肉，也有的同学说他家穷，吃不起荤菜，才宣称自己吃素。我们这些俗人总是充满了小人之心。
他看了一本奇怪的书。这本书叙述了弘一法师出家前一段隐秘的往事。弘一法师曾在五台山一个寺院里空腹——不吃任何东西——整整一个星期，这一个星期里，他听到了万籁之声。这本书详细叙述了弘一法师的方法，先慢慢减少摄入量，到后来只喝开水，空腹一星期后再慢慢增加摄入量，恢复正常。弘一法师就是因为有了这个体验后才出家的。他被这本书迷住了。他想试一试。他认为只有听了这声音才能得道，诗艺才会成长。
那阵子，大家都忙于功课。等到我们发现他的怪异，他差不多已经无法自控、不可收拾了。他在宿舍里开始没完没了说话，他说的不是自己的话，自己的声音，而是另外一个人的话，另外一个人的声音。也不只一个人，而是无数个人。也就是说，就好像有一些别的灵魂钻入了他的躯体，他发出在我们听来陌生而怪异的声音。他说话的时候，表情不是他自己的，而是我们从来没见过的另外一个人的。
我们这才知道他在学习弘一法师，他差不多有五天没吃东西了。他在说话的时候，嘴唇是黑的，眼眶也是黑的。他的整个身体很烫，就好像体内在燃烧。总之，他像变了一个人。他说出的难道是他向往的天籁之音吗？天籁之音有那么难听吗？他被送进校医室输液，但他坚决反抗。结果打了镇静剂才安睡。
他恢复了饮食，但他空腹时的幻觉并没消失。他一样能同时说很多人的话，发出奇怪的声音。每个晚上，他自言自语，人物众多，搞得像一台戏一样。他发出的声音，令我们汗毛倒竖。我们都不敢接近他，就好像他联结着另一个世界，一个叫天国或地狱的地方。后来，他被家人带走了。老师说，他的精神分裂了。
几年以后，我在重庆读大学时，我的一个老乡曾向我描述他们班的一个同学因为练气功，结果练得没有智商，一天到晚像一头猪一样嗷嗷叫，结果被退了学。80年代末期，气功开始在社会上流行，大学里有不少练功者，因练功而走火入魔者时有所闻。老乡述说时，我马上想到了中学时代的他，我感到人真的是非常奇怪的东西。当我们所认为的理性规范被打破的时候，生命似乎会流向一个无法控制的方向，直抵黑暗而神秘的处所。
我们的语文老师对他的得病非常惋惜，他一脸沉痛地对我们说：×××同学是一个天才。老师说这句话时，他把头转向窗外。我们的中学在一个湖泊边上，湖泊的四周是田野，那是秋天，田野上稻谷金黄，在阳光下一动不动，就好像它们正在用力吸吮土地里的营养。有时候，会有微风吹过，稻谷会不经意发出沙沙声，那是不是我的同学听到的天籁之声呢？这声音里真的有这个世界的秘密吗？我们觉得，这一次，语文老师说得对极了，我们的同学×××确实是一个天才。
他很瘦，人长得有点丑陋，但他拥有一头醒目的长发。走在校园里，他那头乌黑的长发甚至比女人更飘逸。那时，我已经在读大学了。他比我高两届，同住在三号宿舍。我在三楼，他在二楼。我经常见他怀抱着一把吉他，坐在楼道口弹唱。那是80年代，吉他是校园里最流行的乐器。当时，社会上流行张行的歌，校园里到处都是《一条路》或《迟到》的歌声。他弹唱俱佳。楼道口有很好的共鸣，他的歌声沙哑，加上吉他浑厚的和弦，听上去有一种幽远的沧桑感。他唱侯德健的《归去来兮》让人印象深刻。他唱的歌似乎不太流行。
他是学生乐队中的一员。这支乐队有时候在学生活动中心的舞厅里伴奏。我基本上同他没交往，只是远远看他在楼道口吟唱，我觉得他身上有一种莫名的孤独感。这种孤独感令我感到这个丑陋的男人有一种动人的气质。
因为曾经学过乐器，我对吹管乐器有一种无师自通的悟性。有一天，我在街头买了一支简易单簧管，在宿舍里玩。他循着我弄出的音乐来到我的宿舍。但当他看到我嘴上的家伙这么简陋时，显然很失望。他这么隆重，亲自登门，不合他的心意，我当然也不好意思。可是真家伙多贵啊，我买不起，只能玩简易的。他说，他们的乐队刚好缺单簧管，他听到宿舍楼的单簧管音色，就找来了。他不善言谈，坐了一会儿，就走了。他让我有空同他们一起玩。
市里搞了一个大学生演唱比赛。他去参加了。结果他得了第一名。他一下子成了学校的英雄。得奖后他似乎变了，像换了一个人。原本他沉默寡言，内向而腼腆，但得奖后，他显得意气风发，脸上一扫往日的寂寞。我经常看到他站在宿舍门口滔滔不绝地高谈阔论。脸上兴奋的红晕让他那张粗糙的寂寞的脸变得生动活泼，他的眼里充满了幻觉，就好像他已是一个着名的歌星，灿烂的星途已展现在他的面前。他对围着他的同学说，已有唱片公司找他灌唱片了。他站在那里，当然也会吸引女同学的，她们从楼前走过，目光明亮地看着他。
这之后，他行踪诡秘。他迅速交上了一些社会上的朋友。他和他们日夜混在一起，有时候甚至夜不归宿。同时，他的打扮也越来越怪异。他整天戴着墨镜，墨镜很大，好像恨不得把他丑陋的脸掩盖起来。他身上的衣服装饰性极强，是我们电视上经常看到的歌星们在台上穿的有亮片的那种。后来崔健一下子成了大学生的偶像，他就穿一件破旧的“文革”时期的灰色卡其布中山装，中山装上还有补钉。慢慢地他的光环消失了，同学开始把他当成异类。他和同学相处就不像以前那样融洽了。
幻想和现实总有距离吧。我不知道他在外面出了什么事，大约他在外面混得不顺利吧。他终于回到了宿舍，在白天睡大觉，晚上就拿着吉他在楼道口唱歌。他的歌声已不像早先那样有安静的气息，有点儿混乱，但有一种喷薄而出的灿烂而热烈的东西，就好像整个世界都在歌声中震荡。他的歌声传到我们三楼，让我们浮躁，让我们不想睡觉。有一些人去楼道口骂他：还要不要让人休息。但他不理不睬。
有一天半夜，我们被楼道口砸吉他的声音惊醒。我们跑出宿舍看热闹。他在高叫，他们班的人在劝他，有的把他抱住，让他安静一些。他的脸已扭曲，愤怒地看着同学，好像所有的人都是他的仇人。后来，我们知道这个人得了精神分裂症。
听到这个消息，我感到空气中一下子充满怪异的神秘的气息。他得病休学后，我听乐队的同学说，他一直偷偷地爱着一个女孩，他得奖后才有胆向她表白，但那女孩拒绝了他。他很受伤。我不知道这是不是他得病的原因。但我知道，这些疯狂的人，同他们本能中的激情、爱欲、快感、狂喜有关，他们想改变那个既定的自我，想僭越现实的逻辑，释放生命内在的能量，可结果是落入无边的黑暗。生命是如此脆弱，我又一次体会到生命惊惶失措的时刻。
过了一年，他回到了学校，理了一个短发，他明显比以前胖了，经常傻傻地笑，很和气的样子。他留了一级，和过去他的学弟混在一块。他变得一点都不起眼，我再也没有见他在楼道口抱着吉他唱歌。他变成了另外一个人。
周围都是田野，附近就是农民的村庄。农民在田间种植供城里人消费的蔬菜。春天到了，我看到田野上也有油菜花。这些油菜花不像我家乡的那样无边无际，而只是一小块。但就是这一小块，也让我感到惊心。我看到远处，一些蜜蜂在忙碌地飞来飞去，它们被那一片花海吸引住了。有人告诉我，蜜蜂如果采集花粉太久，就像人多喝了酒，会醉。经常会有蜜蜂从窗口飞进来，它们飞翔的样子，像一架被击中的飞机，歪歪斜斜，失去了目标。我知道它的尾部有尖利的刺，刺在人的身上，会既痛又痒。据说，它刺了人之后，就会死去。
那是1990年，我住在东郊的一套二居室宿舍里。我和他一人一个房间。那幢楼的一个楼道是我们单位的集体宿舍。我原本不和他住在一起，但我们玩得很好，说话投机，我就同别人调换了一下，同他住在一起。
他是个内向的人，他的鹰爪鼻和紧抿的嘴唇有点像约翰·列侬。他的目光里有一种令人心动的单纯和惊恐，就好像他是一只被猎人追逐的鹿。这个敏感的人的手很大，却总在神经质地颤抖。他还有一个奇怪的毛病，就是进入书店，会感到头晕。我笑话他有“晕书”症。他很少在别人那里表达自己，但似乎特别信任我，同我无话不说。冬天的时候，他告诉我，他喜欢上了一个女孩，她是我们的同事。他喜欢她很久了，可他不知道怎么办。
我们的同事是本地人。她看上去很温柔，也很压抑。正因为这份压抑，让人觉得她是一个善良和善解人意的女人。我支持他拿出勇气来，去追她。关于男女之事，至少我在理论上是很有一套的。我也很想让我的理论有付诸实践的机会。在我的策划和鼓动下，他像一个优秀演员一样出演，结果，大获全胜。他们开始出双入对，集体宿舍里的人都知道他们在谈恋爱了。
春天到来的时候，他和女友的关系出了问题。我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他向我抱怨，她并不像外表那样低调，相反对他很苛刻。比如，她要求他在仕途上有所斩获。可我的朋友在这方面一点兴趣也没有。她似乎有着本地女孩都有的成熟和世故。这时候，我也开始恋爱了。我无暇顾及他的感受。但每次我约会回来，他都要和我谈他的事。我感到他似乎把恋爱问题当成了身体问题。他说，他的脖子某个地方好像很僵硬，可能某一根经脉被什么东西堵塞了。有一天，他对我说，他的腰可能也出了问题。还说他病了，可能一辈子不能结婚。我说，你好好的，别胡思乱想了。
一个星期天的早晨，我一觉醒来，发现他坐在我的床头。我吓了一大跳。他的眼神很怪异，好像不认识我，好像我是个陌生人。太阳从窗口照进来，投射到他的脸上，他的脸有一种无助的痛苦。他摇了摇头说，我同你说得太多了，我很怕你。我说，你怎么了？他说，我其实没有病。说完他就走了。
我们住在六楼。站在阳台上，向东望去，我又看到那油菜花。我仿佛看到那个在家乡的田野里狂奔的光棍。我有一种不祥的感觉。我去敲他的门，想知道他究竟碰到什么难题，他和女友的关系究竟怎样了。但他没开门。我知道他在里面，但他不开门。
我的女友经常到我的宿舍来。她来了，我就把房间的门关上。我是怕影响到他。可他开始不理我了。有一天，我女友刚进入我的房间，我就听到他出门了，他把门关得很响，像是充满了愤怒。有一次，我看到他把手狠狠砸在玻璃窗上，玻璃窗马上碎裂，他的手上都是血。我问他怎么啦，他没理睬我。我们的宿舍里开始有了一种危险而恐怖的气息。我们曾经是很好的朋友，但现在即使在屋里碰到，他都不看我一眼。我正在恋爱中，对此也没有想太多。我想，大概是失恋的缘故，同我没有关系。
后来，我才知道他对我充满了愤怒和仇恨。一天晚上，我听到客厅里出现了砸东西的声音。我的女友非常惊恐，问怎么回事。我说，没事，他这段时间心情不太好。我没出去，直到客厅里声音平息。女友没了待下去的心情，她要走了，我送她出门。我看到我放在客厅里的沙发被砍得面目全非，沙发皮被撕破，沙发里面的絮都冒了出来，甚至连木头也裸露了。那把砍沙发的菜刀扔在地上。我这才知道，他的愤怒都是对准我的。
我把女友送走，然后去敲他的门。里面没声音。他房间的灯亮着，我知道他在。门没锁上，我推门进去。他蜷缩在床头，脸色苍白，双眼迷乱，看上去非常无助。他很瘦，骨头很硬，他像一块冰冷的铁。我觉得他的样子好像刚刚被魔鬼劫持，才死里逃生似的。我问，你为什么要这样？他没回答。我说，我得罪你了吗？这时，他突然大叫一声，说：你给我滚！
我一直不知道他究竟出了什么事。我曾问过他曾经的女友，她说，我不知道，你们在一起，你应该比我清楚……
苏珊·桑塔格在《疾病的隐喻》中反对疾病无处不在的隐喻，看待疾病的最真诚的方式——同时也是患者对待疾病的最健康的方式——是尽可能消除或抵制隐喻性思考。但福柯对疯狂却有许多诗性的理解，在福柯那里疯狂成了一种强有力的存在，它对抗着理性，抗拒着道德和秩序。
福柯的疯狂是另一种疯狂，那是强人的疯狂。我见到的这些得病的人，却是如此软弱，芦苇一样易折。这些得病的人，在某种意义上可能是这世上最纯正的人，是一些孩子，他们在这世界庄严的秩序前面迷失了方向。现实是如些坚硬，他们黯然退场，把自己关入一个黑暗的个人天地。
1992年，我换了单位。我被安排坐在他的对面。他身材中等，长相比较标准，脸上有一种硬硬的骨感，可以说相当性感。刚接触时，我觉得他挺冷漠的，眼神骄傲但又有一种混乱的气息。慢慢地，我还是感到他身上一种孩子式的任性。中午休息，同事们喜欢打乒乓球，他技术很差，动作不像他的身材看上去那么协调，而是扭曲的，像正受到什么束缚。但有时候，他很意外地超水平发挥，可以把所有高手都打趴下。当然，他水平低的时候居多，他等个半天，没打几下就下台了。他对规矩是很遵守的，他退下来，把球拍狠狠地砸在球台上面。一次，球拍反弹，飞到一过路女孩身上，女孩大惊失色，好像被什么人强奸了似的，一脸失贞的表情。我们笑着让他去安慰她。他一脸不以为然，很没风度地对她说：“你应该感到高兴，被打了一炮！”我们哄堂大笑，他却一脸认真。那女孩听了，很受伤，哇地哭出声来。
我到这单位时，他几乎没什么事干，整天游手好闲。并不是他不想干，而是另有原因。他也不多说话，坐在那里，双眼有些茫然。我不知他在想些什么。有时候，他会同我谈谈他的父亲。他的父亲曾是三五支队的成员，也算是干过革命，但在“文革”时，被打成反革命，专门给生产队掏粪。他的母亲身体不好，又患了白内障，眼睛几乎失明。他说他读书成绩很好，在当地年年考第一。他的父亲为此非常骄傲。他给我看他发表的论文，是关于桥梁方面的。他在专业上工夫下得还是蛮深的。
慢慢地，我听到了关于他的传言。他是这个单位最早分配来的大学生。那年月，大学生吃香，他来时，单位给他搞了个隆重的欢迎会，可以说是夹道欢迎。这种情形现在是不可能再发生了。他理所当然受到重用。我所在的单位要承接市里的一些公共项目，他成了主力军。但他大约在人际关系上不善经营，对人情世故也缺乏深究，凭着书生的一相情愿，经常和那些承包商闹矛盾。一次因为隐蔽工程不合格，他一连签署了几张停工通知单，惊动了领导。
单位里的人谁都知道建筑承包商有通天的本领，有的甚至连单位的领导都可以置之不理，何况区区一个技术人员？这样几次以后，领导就不信任他了，他慢慢地边缘化，成了一个游手好闲的人。
我到这单位的时候，大学生已数不胜数，不再是稀罕之物。年轻人之间的竞争因此相当激烈。有他这个标本在，许多人都吸取教训，看领导脸色行事。他自然是相当看不惯，经常用不屑的口吻评论他们。他说得相当尖刻、锐利，好像同他们有着深仇大恨。他和单位里的人交往很少，同我还算比较谈得来。他谈论起单位的事情来，那口气简直像上帝一样，他说，他们真是可怜，像蚂蚁一样小。我同他开玩笑，我说，你是不是经常觉得自己像一个巨人，高达云端？他认真地说，你怎么知道？我真是这样，觉得我只要轻轻吹口气，就能把他们吹到天边。有时候他也会显得很无助，不停问我一些奇怪的问题。他的眼神惊恐，好像危险就在前面。我觉得他真的危险，就像一根绷紧的钢丝，随时有断裂的可能。
他的身上充满了各种矛盾的品质，比如，他在日常生活中是个十分自私的人，待人接物有点小气，但在工作上却没有一点私心，从事建筑行业的人大都会有一些灰色收入，但他总是拒绝。又比如他看不起很多人，但同时对他们也不无嫉妒。
单位提拔了一批年轻人到领导岗位。这种时候，往往是单位最动荡的时刻，每个人都各怀心思议论利害得失。他当然不可能被提拔。他因此受到了刺激，他纤弱的神经终于绷裂了。他见谁都笑。那笑容非常骄傲，一副瞧不起人的样子。他开始对我笑，好像我是一只蚂蚁，搞得我不想理他。他的笑没有停止过。他咧着嘴，好像这世界充满了乐子。很多人都被他奇怪的笑搞得很恼火，恨不得给他一耳光。后来，他就开始当面嘲笑领导。他去领导的办公室，坐在那里笑领导。
我知道，他疯了。他进入了他的那个顶天立地的巨人的角色，他在俯视人间，嘲笑一切的可笑之人。我说，得早点通知他的家人——他年迈的父母。但领导认为他只不过是要挟，是装疯卖傻。领导自以为见多识广，对这种事有丰富的经验。也有人认为他可能失恋了，得了花痴，理由是，他也经常对着女同事笑，而以前他因为内向几乎不和女同事说话。
如我所预料，他越来越疯狂，他的眼神越来越凶，他开始有了暴力倾向。有一天，他带了一把刀子到领导办公室，要把领导杀了。领导这才通知他的家人把他送到康宁医院。
我对面的那个位子后来一直空着。同事们来我的办公室，在他的位子上坐下来，会满怀惋惜地说起他。这时候，大家记得的都是他的好，关于他的单纯，他的认真，他的专业水平，他的不徇私情。在大家的口里，他简直成了一个道德完美的人。我明白大家的意思，他是这个日渐凶险的环境的祭品。我有时候会担忧他的未来，据我所知这种病一旦发作，就很难治愈，他这么年轻，今后怎么办呢？还有他年迈的父亲和失明的母亲，他们又如何面对唯一的儿子就这么毁了？后来，我调离了这个单位，再也没有关于他的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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