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一关于“后新时期文学”

    当初人们起用“新时期文学”这个概念的时候，怀有弃旧图新的兴奋。这个概念的背后有一个明确的含义。即与我们所指称的新时期相对，存在着一个旧的文学时期。一个文学形态发展到了极限原有的一些朝气和新意的基本丧失，五四文学的传统性受到极大损害，文学发展停滞甚至倒退，这就是与新时期相对的那个文学时代的特征。节实上，封闭性、固化状态，和畸形的大一统，已经宣告了一个文学时代的终结。

    新时期文学的涎生，是对旧文学的形态的反动。开放的、充满创造精神的文学，实现了中国作家自五四以来痛苦以求的梦想。多元格局的形成，标志着这个新的文学时代所达到的最为激动人心的高度。中国文学的想象力和创造性在这个十年中发挥到了极致。多种多样的试验和引进，惊心动魄的论争和批判；刊物如林，作者如潮；“主义”盛行，名家辈出创作、理论批评、评介和出版均有长足的发展。这十多年，文学在几乎所有的方面都超过了“文革”结束以前的数十年，取得了自有新文学以来的最好成就。郑伯奇先生早年形容“五四”最初十年的情景，如今重现在我们的面前：“西欧两个世纪所经过了的文学的种种动向，都在中国很匆促地而又很杂乱地出现过来。”新时期文学的十年是当之无愧的可与五四初期十年相比拟的又一个“伟大的十年间”。文学挣脱禁锢之后以有限的自由所创造的业绩堪称现今中国最重大的一件事件。

    所有的高潮都有落潮的时候，弦绷得太紧便要断裂。持续的紧张和跃动必然寻求一个松弛的机会。我们不想在这里探讨为什么新时期文学会选择八十年代的结束宣告它的结束。但文学的阶段性发展事实上是以这一个十年的结束为标志的。新时期文学的“疯长”状态最后导致创新的失控。作家主体意识的过度张扬把创作和批评推向无节制；不能不承认文学的严肃氛围因太多的随意性而受到损害；当然，最重要的是社会变动诱引权力意愿的重新加强，以及一些消极力量对于这种强加的依附，这一切，使文学新时期因面对重大威胁而寻求新的出路。

    九十年代在热情的冷却和激情的丧失中降临。那种冲动地追逐新潮的欲望降到最低点。表面的沉寂为中国作家和批评家提供反思的机会，被黄子平称之为文学这只“创新的狗”终于把无休止狂奔的脚步收了回来，我们终于有可能在痛苦面前检讨过去从而设计明天。

    行政性的预很难从根本上动摇业已取得的独立意识，并由自由心态支配的文学生产和文学流通；而商品经济的威胁则有可能改变文学的现实处境。和“新时期文学”一样，要是我们赞成使用“后新时期文学”这个概念，我们都希望把这一概念界定在向身一一尽管它们的机会和发展从来都受到社会政治环境的影响和制约。

    我们已经注意到，从八十年代后半期歼始，新时期文学内部便有新质产生并开始它的裂变：后新诗潮以反对崇高和幽雅为1标的向着新诗潮的挑战；先锋小说对于传统艺术方式的强刺激；后现代主义思潮对创作的渗透；以及通俗文学对纯文学的大步进逼。更为重要的是，新时期文学发展的事实，已证实它有必要通过身的调节和应变以适应继续前行的需要。仅是外部的条件，更重要的是文学内部的因素，诸如对文学自身的失度和误区的调整，以及对文学增生的新品质和新形态的确认和支持，兴然也有中国近期社会变动施加的压力，驱使新时期文学由“前”向“后”进行转型期的更迭。这种更迭不仅进一步巩固中国“文革”之后文学新旧交替的成果，也确认了八十年代经历巨大挫折之后冷静而沉稳的过渡十年推进，而为业已到临的世纪之交的文学交替提供机会和可能。

    中国后新时期文学处在一个百年的尾声，世纪末的苍茫弥漫无际，中国历史的沉重负担，加深了这一阶段中国文学的悲凉感以及这种情绪的变种或派生物如调侃或闲暇等。社会的政治经济因素，文学自身的调整和发展，再加上历史、文化、民族心理的积淀，这一切的综合所产生的文学追求，使我们对当前文学的历史转型进行概括持有信心。现在我们的工作是给这种转型以适当的指称。不管人们是否赞同“后新时期”这个范畴，但文学的新生命已经诞生，它正在那里焦急地期着我们的确认。

    世纪之交的文学转型随着八十年代的结束，一一个被称为“新时期”的文学阶段亦随之结束，这已是事实。从七十年代末期开始的文学变革，而经十数年的充满激情和创造性的发展过程，已是一枚丰满的果实，迎到了它的成熟期。从文学的创作、研究和理论批评，以及文学翻译、中外文学交流等等方面看，它所已达到的兖分的程度，为自有新文学历史以来所仅见。更为重要的是，中国这一时期的文学经历了对受到极大破坏的旧有文学传统的修复；冲破文化禁锢之后借鉴西方经验、引进西方观念方法的积极性的发扬；以及长期受到压抑的创作欲的激扬和喷发的一系列合规律的演进之后，自八十年代中后期开始，中国新时期文学通过后新诗潮、先锋文学、新写实小说等诸多现象，显示出文学的时代更迭的条件和可能性。

    前此一个时期文学创作和批评的喧杂和纷乱局面，一方面说明文学觉醒所已达到的自由度，一方面也说明文学已痉具备了广泛实践前提下进行选择和自我调节的可能性。如同地层内部岩浆的燃烧和沸腾，当一切条件都已具备的时候，等待的只是一个爆喷的突然口和触发这种爆喷的时机。中国新时期文学的结束和另一个时期的开端，被确定在向八十年代告别的时刻，这只是偶合。即使中国社会不曾发生什么，文学的转型也会在这个时间的某一时出现。

    当前我们企图把九十年代歼始的文学形态作一种新的概括，被叫做后新时期的这个概念至少包含广两个意思：一是作为开放中国的开放文学，它们同属于文学的新时期；一是作为在八十年代走过了完整阶段的中国文学，这概念确认了文学自身延展、变革的实质，即对它由前一个形态进入后一个形态的转型的一种归纳。对文学思潮或运动进行种概念的归纳，由此提出一种新的范畴，的在于给文学的发展以一个新的符码，便亍人们的辨识，并互期待它对文学的研究起实质性的推动。这概念并不空泛，它是一个文学阶段终结、另一个文学阶段开始的具体信息的传达。

    一个新的文学阶段的开始在九十年代，它无疑将为九十年代文学描画出一个具体明晰的轮廓，怛它的使命不单是对九十年代文学进行某种描述。作为跨世纪的文学现象，这一特定的时代将为这一时期的文学提供特定的品质。它将投射出出于世纪末的中国特有的忧患感和悲凉色彩，并且将具有面对新世纪的充分幻想和僮憬，以及对未来不可尽知的苍茫氛围，总之，世纪之交的机缘将赋予我们的文学以特殊的内涵，新旧世纪的交替往往是造出某种历史性的奇观。历史在这个时刻往往也格外钟情于文学。十九世纪、二十世纪之交，中国文学举步跨出了古典时代，新世纪赐予文学的是一个划世纪之交的文学转型时代的变革。中国新文学是那个世纪摇篮中的新生命。一百年过后，我们有理由期待历史的公正，给我们以与我们的前辈均等的机会种新的选择和可能性。也许进入九十年代之后的文学的沉寂和热情的退潮不是一件坏事，它给原先为创新而疲于奔命的文学以冷静的思考，这种思考将有益于心理、情绪，以至创作思维和方式的调整。

    告别八十年代之后，觉醒的文学将拒绝非文学的行政性骚扰尽管这种意图还无时不在一一但拥有主体意识的文学会进一步为维护自身的权益而拒绝那种意图。需要特别强调的是，不论我们以什么样的名称来概括这阶段的文学，九十年代以后的文学将摆脱充当某种附庸的地位。文学自身的规律将给文学的发展规定可能性，而不是如同以往那样由非文学的力量牵着走。我们始终希望，我们对文学阶段的划分和概括仅仅属于文学自身。

    无法拒绝的隐优八十年代的结束为中国文学带来了一个大震撼。痛苦之后是失语，失语之后缄默。新时期的文学狂欢节的谢幕，宣告激情时代的终结。伴随着九十年代而来的是建立在冷静反思基础上的静悄悄的调整。以往的历次调整都是一种强加，而这次却是自觉的、也是一次良性的调整，没有号召，也不倚赖那种无根的“批判”，甚至也不理睬宣传的喧嚣。

    当然，商业狂潮的袭击干扰了这种平静。但商业性的影响显然被宣传夸大了。我知道严肃的作家和学者仍然坚持在寂寞和清贫的一角，他们“临渊而不羡鱼”。从根本上看，文学的蠢动是反常的。文学之引起轰动，多半是由于文学做了别的什么，而文学的常态则是受到社会中心的冷淡。股市和金融，政治和战争，甚至一个女星的隐私，都可以造成轰动，而文学基本上不能也不为。文学对于整个社会来说，只是一种调节，从久远看是一种滋润，而总与急功近利无缘。因而文学的天命则是自甘寂寞。

    这是一个接近百年终了的庄严时刻。回想一百年前那一代中国志士仁人，如何用苦难来谱写那个世纪末的悲壮乐章的，我们就没有理由用玩笑和肤浅的态度对待人生和文学。我们希望少一些噱头和脂粉气，多一点严肃精神。眼下闲适太多、调皮和花鸟虫鱼太多，细激太多，少的是沉雄博大感世优时之作。上一个世纪末的忧患消失了，代之以及时行乐的浅薄轻浮。人们！难道金钱和权力把中国所有的良知和正义感都挤压去了？

    在中国，有才能的作家和诗人不是太多，而且，他们要么飘泊和流浪他乡要么隐居避世，一些应当是雄姿英发的盛年才俊，却是从心理上和艺术上充满了“老态”，他们的颓唐甚至让我们这样年龄的人都感到吃惊。

    十年的奋斗，我们争来了一些心理和情感空间自由度，但是我们的不少文学家却在无谓地荒废和抛撒这些比金子还要贵重的自由。我们从那里听到了真正的末世的哀音，听到了在珠光宝气的言词包装之下的庸俗和浅薄。相声是纬粹的语言艺术，它把以北京话为基础的汉语的机智和潜能发挥到了极致，我对相声艺术和相声大师充满了敬意。目下相声的粗鄙化和庸俗化已让人感麦了这一艺术的可怕的沦落，但更可怕的是，它的粗鄙和庸俗风气都在更广泛的范围中蔓延，许多的节主持人、许多的艺术家和作家都染上了这种“相声气”。有一个夜晚，其实是所有的夜晚，你打开电视机，随处可见小市民情趣的废话和无聊的泛滥。还有所谓的戏剧小品，从南到北的几个“幽默大师”的逗乐，喜剧不是喜剧，丑角不是丑角，把中国人的麻木和痴呆再现撙活灵活现，在他们的演出中，鲁迅痛苦的鞭笞变成了兴高采烈的肯定！

    还有在“弘扬民族文化”的招牌下的明确无误的复古空气，从娱乐式的祭孔表演到再建《金瓶梅》中的狮子楼，到丙门庆的家宴菜谱。所谓的“旅游资源”的开发，随地可见的御酒、仿膳、宫廷秘方，使我们周围充满：腐朽颓废的空气。这一切窒息着我们，无情扼杀着世纪末残留的哪怕一点点生机！

    有人批判五四的激进思想，以为中国现今的弊端与那个激进思潮有关。我们可以承认那一代人对于中国文化的激烈态度有片面性但也许其中就蕴含了他们的睿智和投入精神。我想发问：面对这一浪高似一浪的颓废和妥协，我们对于不断制造出来的占董或假古董的肆虐，较之那些浅薄平庸的“全面性”，那充满崇卨精神的愤世疾俗的激烈，不是显得更为可贵吗？

    理想的召唤新时期的文学狂欢已经落潮，多少显得有点放纵的文学正在急速地失去读者的信用。相当文学作品不再关心公众，它们理所当然地也失去公众的关心。中国为数众多的文学家识时务地从急流中拔足下来。他们以随心所欲的编织和制造适当消费的需要，他们忘却记忆并拒绝责任，他们在现实的逃逸既潇洒又机智，既避隐现实的积重，也避隐自身的困顿。文学的一缕游魂，正飘飘忽忽地穿行在艺术与时势之间，装点着世纪末的苍茫时空。

    商潮的涌纪俥人们乐干栌女举宗格干满足侬感的欲望功能，人们因厌弃以往的仆役于意识形态的位置而耻谈使命和责任。对于世俗的迎合使文学（包括艺术）迅速地小市民化，庸俗和浅薄成为时尚。这种时尚使一些人怡然自得而不曾感到羞赧。这倒岜不必惊诧，因为当下是一个众声喧哗的时代，文学曾经为争取自由而蒙难，文学理应享受有限的自由而不必听命于他人的召唤去做不是文学想做的事。这社会人们都在各干各的，义何必苛求于文学？况迀，文学的天性从来就是充分个体的、自由展开的精神劳作。

    但是，当前的问题并不是文学的受到羁约，恰恰相反，正因为文学的过于放任而使文学有了某种匮失。当前的文学不缺乏游戏。也不缺乏轻松和趣味，不缺乏炫奇和刺激，独独缺乏对文学来说是致命的东西，这种缺乏导致人们追问文学到底何用？的确，我们的文学曾被广泛用于政治。文学家们为此所惊吓而宁肯宣告文学“无用”。人们在倒脏水时连同婴儿一起倒掉。

    文学创作有一切的理由享用自以为是的自由，但文学显然不应抽去作为文学最具体质的属性。文学的建设最终作用于人的精神。作为物质世界不可缺少的补充、文学营造超越现实的理想的谠界。文学不可捉摸的功效在的灵魂。它可以忽视一切，但不可忽视的是“它始终坚持使人提高和上升”。文学不应认同于浑浑萨逦的人生而降低乃至泯灭自己。文学应当有用，小而言之，是用于世道人心；大而言之，是用于匡正时谬、重铸民魂。

    近百年来中国人为改变自身命运而有悲壮的抗争，中国文学曾经无愧于它。当二十世纪行将结束之际，人们猛然发现了上述的匮缺，触目所见是不尽的华靡和鄙俗。人们惊叹文学的失重，发现了文学与时势的巨天反差。的确，文学有多种多样的功能，文学可以是快餐和软饮料。但文学除了即食即饮之外，更有属于永恒的价值。对比而言，后者更能体现文学的本质。

    一个普希金提高了俄罗斯民族的质量，一个李白使中华民族拥有了千年的骄傲，一个梵高使全世界感受到向日葵愤怒而近于绝望的金色的瀑布，一个以多芬使全人类听到了命运的叩门声！中国的文学，文学的中国！在这百年即将终了的时候，难道不应该为这个世纪和下一个世纪的人们带来一些理想的光辉？人们，你们可以嘲笑一切，但是，切不可嘲笑崇高和神圣、庄严和使命，以及与此相关的折求，切不可嘲笑这一点点可怜巴巴的乌托邦的抚慰。

    这好比是竞技场上的赛事，枪声响起，起跑者姿态矫健。他们举步跨栏，身轻若燕，无所阻挡，观者惊呼！人们望那炬火的明灭，分明是为遥远的灿烂文明所烛照，那炬火经历世纪风霜，愈久而愈为鲜丽。在观众的欢呼声中，一枇先行者已抵达终点这赛场向未沉寂，冠军的争夺虽残酷而无情，总有勇者走上挑战的位置。这乃是一场不流血的友善的战争。现实的战争是一种灭绝，以从肉体到灵魂的伤害和取消对方为目的，而这里的“战争”，却是汲取、濡沫和彼此激励。也许有狂想的诗人宣称他的智慧和天才只来自自身，此话必不可信。文学纵然是创造，但所有的创造者都受惠于积累和承传。

    这就是真正的接力赛。竞赛者你追我赶，互不相让，分分秒秒都在计较。究其内质，则是兼容、互渗、而充盈着博爱精神。这是一番异常感人的追逐。所有的后来者跟随着前人的步履，他们都试图超越前人，而真能实行对前人超越的却为数甚少。但那未必成功的超越精神却成为激勉所有后人的财富。

    文学是心灵的产物，但文学更是时代的产物。每一个时代都以它特有的丰盈铸造那时代的文学之魂。每一个属于那时代的文学创造者都无例外的肩负了传导当代精神的使命，不管他是否愿意或是否自觉意识到这一点。基于此，那些既拥有才智又与时代保持了密切联系的作家，他们有可能成就为激烈争夺后的超越前人的人。

    整部的文学史就是由这些幸运的超越者写成。那些杰出的人物以包容着充实的时代精神的文学个性，跨进这殿堂。这里有既成传统对于未成传统的普泛的滋润，但都不存在简单的重复和高度一致的规范。这里有某种神圣，却不存在偶像。跨越浩淼的时间和空间，所有的参与者都构成了平等而自由的个体的精灵。在澄彻空明的天宇之上，点缀着这些闪闪发光的大大小小的独立星体，它们构成了被指称为历史的文学的辉煌。

    一批先行者到达了终点，另一批接力者又跋涉在中途，而源源不断的后继者正在出发或正等待着出发。所有的人都是雄心勃勃的挑战者，他们的竞争坚定而毫不妥协，他们的竞争同时也不怀敌意。当然，当外力强加而造成文学秩序的混乱时，这种和平的生态便可能丧失。但所有的竞争者的良知，都无例外地谴责这种暴虐。

    本世纪某些时间，中国文学曾经受到为时甚长的来自外界的侵害。所幸这侵害目下已减少到低点。人们从这种良好的形势中依稀窥见了希望。如今创造力旺盛的接力者，较之他们的文学前辈有了更为良好的施展个人才情的机会。竭尽全力为这样的施展提供有益的环境和条件，以期在这场充满善意的竞争中造就更为丰硕的成果，这可以说是中国文学对于时代恩惠的酬答。

    以往，因为苦难的降临我们曾把文学的衰颓委过于那种不幸的笼罩。面对粗暴的指使和强加，我们抵制或反抗环境的施虐。在今日，当文学拥有了有限的自由，我们需要的不再是对于环境的怨尤，更需要的是拷问自身：我们是否随意地抛撤了那血泪凝成的珠宝？

    文学呼唤着严肃精神。若是真正的游戏人生或游戏文学，社会公义将不会宽容。人们理所当然地把敬意献给了辛勤而充满创造精神的超越者。

    这套丛书的策划者和新文化者正是怀着这样的见解从事这一丛书组织编辑工作的。这里集结的将是一批强有力的向着历史和前辈的挑战者，也将是一枇丰富、充实并光大了中国文学传统的接力者。他们贡献于中国新文学的，是他们融汇了时代精神和个人智慧的既有异于前也有异于众的精品。我们如此期待。也许我们的期待有特于证实，但我们的期待是热切的。

    地平线已然展开拥有地平线是一种幸运，这意味着拥有灿烂的日出和辉煌的梦想。但同时也意味着将面临沉重而巨大的承受，以及随之而来的可能是洒满汗水、泪水与血水的艰难困苦的跋涉，甚至还意味着最终的一切可能依然是没有结果的遥遥无期。

    二十世纪的地平线伴随着那轮曾经鲜亮终而昏黄的太阳在世纪末的喧嚣中正悄然隐退。新世纪的地平线已淸晰可见。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已经完成或实现了跨越。近百年的追求与幻灭、希望与焦灼、痛苦与灾难都将化为巨大的历史记忆遗留给下个世纪。

    所以，对于中国文学来说，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出生的作家既是幸运的，又是沉重的。幸运的是，当他们在文坛上崭露头角的时候，新世纪的地平线也正在他们面前展开，他们将在最佳的状态下，在精力、想象力和创造力都是最旺盛的时候进入二十一世纪。同时，在二十世纪中国的发展史上，他们也是幸运的一代。他们的成长经历可以说是自七十年代末社会走向开放和争取现代化这一进程的一个真实而感性的赞聚。他们有较为宽松的环境、开阔的视野，可以自由地汲取全人类丰富肘伟大的精神营荞，这使得他们很旱就具有批界性的眼光。这是难化的历史机缘。怛机缘义从来就与挑战同在，所以说，这一代作家也是沉东的。这沉重不仅在于布满荆棘的追寻道路上的艰难和坎坷，还在〒这一代怍家出发时，他们并非轻松地站立在崭新的地平线上，这个世纪的历史难题和这个社会年来的痛苦与焦灼的历史记忆，作为遗产，梦魇般地使他们无法逃避和摆脱，他们不得不同时向过去和未来宣战；他扪的沉重还在于，面对世纪末异常嘈杂的、几乎是裹挟全球的现代化热潮中，如何确立文学同时也确立作家自身。这对他们当然也是对于所有的中阒作家来说，都将是不能回避而必须勇敢承担的选择。

    当然，并不是说文学必须承受这样的重负，文学有自己的领地。历史也早已证明，任何对文学的苛求和僭越，最终受伤害的都将是文学自身。西年来中国的落伍和孱弱，使几代文人把文学梦和救国梦织在一起，文学悲壮地肩负起了自己无法承担的职责，将自身等同于能够救民于水火之中的一剂灵药。走向极端的结果，是酿造了一株苦果。但是，文学回到自身，回到家园，并不意味着文学只关心自己，只是一种写作和愉悦的轻飘飘的行为。如果文学不能面对我们的历史、民族，乃至整个人类的存在发言，如果文学不能对人类自身灵魂进行最痛苦的追索与拷问，如果文学不能带给我们些许前进的光亮以引导社会人心，那么，文学沦落的口子可能就要真正来临。

    所以，对于这一代怍家来说，一个绕不开的问题是，在地平线已然展开文学大一统的意识形态神话空间被击晬后，当文学日益趋向个人、自由和泛滥时，他们的立场、态度是什么？他们对文学所持的信念又是什么？这将极为深刻地影响到这一代作家的成长。因此，现在来谈他们的出现对当代中国文学的意义还为时尚早。怛他们创作中表现出的独立意识、个性、才能等等都隐隐地显示出了他们不可低估的潜力。他们将是很有希望的一代。

    地平线已然展开，经过跋涉和努力，他们或许将完成一次壮丽的日出。如果那样，那是他们的大幸，也是中国文学的骄傲。

    先锋的使命人们都注意到诗在中国文学发展中的特殊地位和特殊作用。这种作用也汗是由于埒怍为最精微的和发展最充分的文学品类在中闻有其深远的历史积蕴，也许是由于它作为最丰富的精神方式能够细微地把握世界的一切变幻，总之，诗在中国往往统领和引导时代和艺术潮流而起着某种开风气之先的作用。

    1919年开始的那一场划时代的文学革命是以新诗为先导的。新诗试验的成功带动了整个新文学对于旧文学的战胜。我们从新文学运动文学内涵、艺术方式以及语言革命的深刻演化中，无处不感受到新诗为这一革命所作的贡献。仿佛是天体运动中某一周期性的奇观，新诗的这种贡献在中国文学的另一个转型期再一次出现。本世纪七十年代末，在一次埋葬中世纪式的文学灾难中，当时的非主流诗以纯粹民间方式悄悄地、同时又是强有力的挑战震撼了中国文坛，这便是当时的朦胧诗运动。

    时空迁移，我们将会有可能以更为冷静客观的姿态对七八十年代之交的那一次新诗运动一一更确切地说，它更是一次全面的文学变革的先声作出评论？作为对于文学统制和文学禁锢的先锋性冲击，朦胧诗具有的价值无可置疑。从语言革命的角度看，它实行了一套充满人性精神的全新话语宋替代夸张的沩浪漫话语；从艺术变革的角度看，它开创了以象喻性为主的、非直述且有多层含义的艺术方式来替代僵硬直露的艺术模式；从内涵拓展的角度看，人性和人道精神的张扬和充实替代了非人化的现代迷信。

    这就是中国新文学在新的历史时期一次换血活动的发端。这就是给当时文学界乃至社会以震动的唤醒中国新诗现代精神的新的崛起。围绕着对这一场新的崛起的体认而展开的论争，甚至在历时十余年之后的今日也没有成为过去。这说明这一事件的意义，业已超出诗的范围。它似是一根楔子，打入了权力和准权力构成的非艺术的秩序，从而带来了全局性的松动。自此而后，现代意识逐渐取代非现代意识，人性文学逐渐取代非人性文学，从而纠正文学向着深渊的滑行。

    朦胧诗运动产生在诗歌被极端性逼向绝路之后，在当时，它拥有的反叛旧秩序亦即纠正艺术偏离的意图比建设的意图更为强烈。朦胧诗的出现有它特定时代命运的关切和投入，但最终唤醒的却是属于艺术自身的使命感。魔瓶的开放是一种势不可挡的奔决。解除了精神枷锁和艺术桎梏之后，失去约束的自由心态令人兴奋又令人不安。那种浑沌不清的非纯净状态是习惯了规范的人们所不习惯甚至不乐于看到的，但却为文学艺术的历史事实所证明这是一种常态。与此相反，我们以往习以为常的单一、拘谨、而且经常表现为可怕的千篇一律的创作却是异常的和失态的。

    继新诗潮之后出现的后新诗潮，就其大体运行情势判断，体现了由倾向于现代主义的追求而向着后现代主义倾斜。一些作品明显地采取了后者的价值取向并且留下试验的迹痕。之所以说是“大体运行情势”，是由于中国新诗形态非常复杂，诸多现象的并存杂陈乃是常规，并不存在非彼即此的绝对淘汰。但不论其复杂程度如何，判断中国八十年代后半期开始的诗潮主要体现为后现代的倾斜大体符合事实。这就为我们的研究提出了新命题和新的难度。国内外有关学者认为，后现代作品与一种特殊的思维方式相联系，“它批判陈腐的个性和既定等级制度”。后现代作家经常表现出对无选择性”！一技法的偏爱，他们乐于突出那些不登大雅的事物，而且拒绝相信优雅的形式可能带来的抚慰。后现代作家寻找新的表现手段，其目的不在寻求这些手段可能造出的乐趣，而是为了给予那些非典雅的事物以强烈的意义。许多后现代主义的论者都注意到作为一种特定的文化现象，后现代主义只能产生在资本主义物质文明高度发达以及现代主义文化得到充分发展的地区。中国显然不是这样的地区。但由于中国近十余年来向着世界的开放，由于与西方世界的交通以及信息传达的迅疾，加上中国作家主体意识苏醒所带来的实验自觉，从而使后现代的某些渗透和实践成为可能。

    这样的事实我们又以从后新诗潮数诗人的追求中得到证实。对于表现个性以及等级制度的抗拒；对于贵族倾向的饪定以及对于平民意识的张扬；对于文化的冷漠乃至亵渎；艺木观念中非崇高观念的浸漫；以及无序化导致的杂乱无章，都旨在反对核心化或建立规范的任何意图。我们不难从以十那些怪异的呈现中觉察到先锋试验的萌芽。典雅和华贵止：成为遥远的梦，与此同时，诗更加疏远社会承诺也更为体现个体生命的自由意愿，特别是对于生命体验而向着深邃的内宇宙投以文学探询的热情。后现代诗拒绝传统浪漫主义的宣泄，无动于衷以及对于神圣的满不在乎态度，当然会激发传统道德的反感和抗议，但不经意间却造出了前所未有的陌生天空。即使是丑陋和反讽的诗意，对于从来如此的诗的领地，都是一次崭新的进军和占领。

    尽管艺术史以珍品的积累而获得丰富，但艺术的发展却闪不间断的动态行进而拥有活力。艺术随时世的迁移而不断变革是不可更易的律法。于是我们十分珍惜艺术中异端的贡献。不难想象，要是艺术史和诗史失去了那些在各个时代让人惊骇的奇异的浪花，我们今天看到的艺术之海会是多么乏味和灰暗。对于历史正统的挑战和反叛尽管在当时当世可能为挑战者带来灾难，但公正的历史最终会承认它的合理性，而且积极评价它的贡献。

    先锋是寂寞的，先锋甚至是痛苦的。因为它出现在公众认可和接受之前，而且先锋总是站在传统秩序的对面。但先锋为增进和变革艺术付出的代价将在多学而丰富的历史描写中得到补偿。七十年代结束和八十年代开始时，中国诗界曾为诗艺术的变革吁呼。我们当时可能看到的是以一种富于现代精神的诗来取代那种与此相背离的诗的可能和事实。我们围于当时的识见，允法预料今日诗坛所拥有的无序和空前的“紊乱”。但沙子和珍珠混杂的不纯粹是我们的期待。我们认定纯粹不是艺术发展的说明和条件，况且我们曾在某一时期倍尝人为造出的“纯悴艺术”给予我们的全部苦涩。

    基于上述认识，我们不曾也不想全部肯定诗的先锋性试验，而且我们乐厂认识它所已有和可能有的缺憾。唯有如下一一点是骄定的，即这钱试验不论其为成功或失败都具有积极意义。中国新诗的发展什么时候出现了停滞或倒退，一定是先锋的试验和实践不曾进行或不被允许迸行。那时，艺术的萧条甚至灾难就成为不可避免。

    苍茫时分的随想五四运动爆发那一年，胡适先生写了一篇《谈新诗》，副题是“八年来一件大事”。他把新诗的出现及成功当作是辛亥革命到五四运动的八年间出现的“大事”，给予中国新诗的建立以高度评价。在这篇文章的开头，胡适说：“与其枉费笔墨去谈八年来的无谓政治，倒不如让我来谈谈这些比较有趣味的新诗本世纪七十年代后期到八十年代末大约十年的时间，中国诗歌又有了一次大震动。这次被称为新诗潮的诗歌运动，仿佛是冻土上的一根楔子，松动了中国社会，从那一个缺口透进了现代世界的一线明亮。新诗潮在结束以“假、大、空”为主要标志的伪诗统治，以及在倡导一次新艺术革命方面，称之为。“十年来一件大事”，似乎也无不可。

    中国新诗的发展过程，是不断摆脱古典诗歌的消极影响、不断向着建设独立的现代诗歌推进的过程。内涵上的现代精神和现代意识的充盈，以及表现上的完成现代审美趣味取代古典审美趣味的史性改；告，这是新诗获得独立地位的判断标准从这个意荇新诗潮不仅接续了诗歌诛误浩咙的与五四新诗的大断裂，而且也把新诗现代化大大推进了一步。

    数十年来无休止的新诗论战，都可以追溯到那个潜浮的因由，即所有的对于新诗现代化进程谴责与质疑，都受到中国诗运的复古意识的驱动。新诗在建设自己的现代精神过程中与恋旧情结和返祖倾向的反向拉力，是贯穿历史全过程的悲剧命运。新诗之所以是“新”的诗，就在于它的诞生以及它的完美均以走出古典、参与现代为永不更易的使命因此它的创新、吸收、或承袭都不能离开这一根本点。就是说，新诗注定了必须与现代改造、现代更新枏依存，而且注定了必须充当古典传统的叛逆而不是顺从的角色。

    怛中国诗歌的历史赛实却是，新诗作为中国新的诗歌形态，它先天地无法割断与中国古典诗歌形态的亲缘纽带。尽管从五四发韧之初它就宣称自己是传统的叛逆，却从来未能也未曾与传统一刀两断。新诗此种在古典与现代、传统精神与现代更新之间的两难境遇说明了它历史性的尴尬。于是，当它循着合理的逻辑每向前迈出一步，便有相应的、甚而更为强大的力量从背后倒戈。新诗的进步始终经受着这样的自我折磨。

    新诗潮兴起之时的“朦胧诗”论战，涉及范围很广，但崇洋媚外与数典忘祖的罪名却是明确地指向了这一点。那时的一些创新者似乎不很在意此种关于背离传统的谴责，拖们我行，素，也写出了不少佳作。到了后新诗潮的出现，这种背离的创新达到高潮。

    我们现在也可以完全不理睬那些旧日梦呓的絮叨，然而我们的确处在一个有待清醒抉择的临界点七：一往无前的和随心所欲的创新有点走火入魔；激情发押到了极限便是疲惫和寂寥；诗人的自信心已在减弱，而读者的拒绝却有增无减；加上近一二年批评风向大变，那种反向拉力似乎借他种因素而更显顽强。阵地的陷落，批怦的委顿造成了更大的苦闷。这一切昭示我们：冷静的反醒自身，更为坚定的前行，巩固十年奋争换来的成果使之发扬光大，乃是不容置疑的选择。

    传统无时不使我们就范，它的意愿儿乎没有边际。妥协总味着呑噬，除非我们以放弃现代化的目标为代价，我们半痄也能退。历史已经告诉我们新诗发展途中的苦难，我们显然不准备重历那一切。我们过去好像也不断在谈，我们实上不可能割绝与传统的相接的脐带，况只我们也不想那样做。我们无疑将从中获得养料以使自己成氏，促我们不准备丢失身而成为“新古董”。

    创新者不应该停住脚步，但浮躁与喧嚣显然并不可取。当某冲庸俗的风气正以甜蜜的方式使那些纯情的少男少女风魔，严肃的、高品位的诗歌创造更不应放弃自己的坚持。在这个时候，谈谈使命感之类的话题，似乎不应受到奚落。即使是在以严肃作品取代庸俗作品这样的命题下，我们也应该考虑一下我们对于时代和社会的某种承诺。

    面对世纪的黄昏到了此刻，我们似乎都失去了那神轻松的心境。又一个世纪接近尾声，中围人发觉自己依然落后于世界。一百年前想做的，有许多至今还只是想象。我们想向前紧赶，又有许多的纠缠拖住我们的步履。历史的积重，现实的苦痛，信念的坍塌，价值的迁移，我们难得欢愉。

    中国现代诗的“彺欢节”已经持续了不少的时日，也许还将持续下去。这种狂欢节有复杂的内涵：心灵获得解放以及享受生活的欢乐感、艺术创新意识苏醒之后唤起的激情、标新立异带来的刺激和兴奋等。人类情感需要的多样性和广泛性，使这一切具有不可殽疑的合理性。但旷日持久的“狂欢”也会造成疲惫，特别是生存的困窘向人压迫过来的时候。

    当然，当代新诗经过十余年的苦苦挣扎后已经展开的多元格局，是艺术生态进入良性循环的宦告，它业已被证明符含广泛多样的精神消费的需求。现实和历史不论有多么深广的积郁，人类仍要生存并有权利享受生存的那一份愉快。因而我们吁呼多种多样的诗而反对诗的专横的一体化限定。

    这拽年尽管文学的气候阴阴晴晴，但诗的创作因诗人心态的相对自由而在内容、形式、风格诸方面出现多种层面全面展开的势态，这一点，诗外的千扰再强大也难逆转。但中国诗学受到社会环境的制约很大，由于整个社会氛围的影响，加上行政力量的默许和鼓励，诗创作经常性地弥漫着一种应时媚俗的习尚和充满脂粉气的轻靡风气，这些畸态并不属于我们七述所述的诗的妾富性和多样化追求。它们的任意发展和浸漫终将危害诗的生态平衡。

    多年以来，我们已经有效地对诗和非诗进行了剥离，我们也对诗和现实、特别是现实和政治的关系做了清理。我们一方面认识到诗不应成为非诗或号角一方面也认识到诗与中国的社会环境的不可割离。我们不会鼓励诗重新沦为他物的附庸，我们也不会对诗与中固社会与少国民众的冷漠持赞成的态度。

    基于上述看法，我们对近期中国新诗创作中华靡轻浮倾向感到不安。我们有理由对此作出否定性的评价，而且坚信这种评价不会动摇我们对新诗创作所持的宽容立场。很清楚，此刻正在写作的中圃诗人都面对着一个世纪的日落时节。敏感而具有先锋性的中国现代诗人，都会为这个世纪黄昏的苍凉景象怦然心动，难道我们不应为这个日落保留下一些灵魂颤栗的感受？

    我们期待着减少一些浅俗和轻薄，减少一些青春少女的甜蜜缠绵，而让我们的诗充溢着这个历史转折点七中国人内心的风云雷电。筒括地说，我们呼唤深度和力度，呼唤历史感和传达现实积重的情感折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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