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上此函系为一意大利客机偏离跑道在艾德威尔德机场坠毁之事，该机三次试图降落均未能遵循仪表指示进入滑道，倘能进入滑道，它是能降落到跑道上去的。
致上此函是因为想到（或许只能算是假设吧），早在驾驶员无法让飞机遵循仪表所显示的运作之前，那个仪表或是那些仪表——显示高度与偏离度的仪表——就已失灵或是老早就失灵了，早就无法操作或是准确度不高了。
写此信时本人感到不胜忧伤。不仅是为了失事中丧生者的遗族心中的伤痛，为了航空公司，为了公众运输公司，它在出售机票时是承诺或者至少是非正式地保证飞行的安全的，我之所以忧伤，也是为了机组成员，为了驾驶员本人。他会因这次事故受到责备，他的记录与对他的看法亦会因此受到影响，可是他与他的不知情的乘客一样，都是受害者，不仅是受害于那些失灵的机械，而且也受害于对器械的神秘的、不容怀疑的、几乎是宗教般的畏惧与敬重。我们的文化一直训练我们要敬畏器械——任何器械，只要它是足够复杂、足够神秘与足够贵重的。
我设想，甚至在第一次遵循仪器滑道失败之后，在第二次之后就更加不成问题了，他的本能——他屁股对座位的感觉，你愿意怎么说都可以——在空中度过那么长时间的丰富经验所造成的本能，肯定会告诉他有什么地方不对头了。他有当过四引擎水上飞机机长的经历，这也许会告诉他毛病出在哪里。可是他不敢接受那个看法并且按照新的情况来行动。（这是建立在这样的一个假设上的：即使第二次失败之后他仍然剩下足够的油可以飞抵他能看清的一个飞机场。）
很可能是在四次企图着陆的某个时刻，非常可能是在那最后那很紧张的几秒钟里，紧接着他就要无可挽回地将飞机——结合着体积、重量与速度的那一大团东西——撞向地面了，他的副驾驶（或是机械师与当时可能在驾驶舱里的任何什么人）或许会对他说：“嗨，咱们干得不对呀。快把襟翼和操纵舵拉起来，让咱们离开这鬼地方吧。”可是机长不敢。他不敢如此狂妄大胆，即使是他自己的生命也濒临灭亡之际。我们这种文化迷信机器、器械、小构造不会有错——认为其能量甚至比古希伯来人心目中的上帝更加巨大，我们的文化信仰是丝毫也不顾及个人的。
他可不敢那样去亵渎神圣。如果他这样做了，那么下一步他做的只能是打开驾驶舱的小门，并且（作为一个罗马人）投身于摆弄某个舱内推进器的那些转动翼板上。我为他，也为那一时刻的牺牲者感到哀伤。我们大家最好都来哀悼，为了被这种文化控制的所有的人，这种文化把任何机械上的优越性置于任何人之上，仅仅因为这一方，因为是机械性的，所以是不会有错的，而另一方呢，因为除了是人此外什么都不是，所以不仅是隶属于失败而且是注定会失败的。
威廉·福克纳
（原载《纽约时报》一九五四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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